希拉里·曼特尔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 The Guardian

希拉里·曼特尔的“都铎三部曲”终篇《镜与光》将于近日出版出版，这部作品已入围2020年度女性小说奖长名单。

今年，许多重磅女性作家将角逐价值3万英镑的女性小说奖，该奖项旨在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原创和广受欢迎的女性英语作家”。 希拉里·曼特尔的三部曲讲述了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一生，前两部曾两度获得布克奖，而这一次，曼特尔的竞争对手还包括另外两位布克奖得主: 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的《女演员》讲述了一名女儿探索名人母亲精神崩溃背后真相的故事，而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的《女孩、女人和其他》是一部对黑人女性性格深入探索的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书《遗嘱》则是入围名单的一大疏漏，这本书去年与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和其他》一同获得了布克奖。

“今年的入围名单很特别，” 组委会评委、《火车上的女孩》的作者宝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表示，“这么多重量级作家让今年的奖项非比寻常。”

霍金斯称赞曼特尔的《镜与光》是一部非凡的作品。“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几百年前的故事，但却让你觉得就发生在身边。她对语言的运用是如此美妙，让人感觉优雅而现代，这就是人们说话的方式。每个人都能从书中看到特别的东西。”

本次入围的作品还包括前女性小说奖得主安·帕切特（Ann Patchett）的小说《荷兰家庭》（The Dutch House），小说讲述了两兄妹童年被继母赶出家门的故事；美国作家杰奎琳·伍德森（Jacqueline Woodson）在《骨上红》（Red at the Bone）探索了青少年怀孕对家庭的影响；爱尔兰小说家埃德纳·奥布莱恩（Edna O'Brien）的《女孩》（Girl）讲述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绑架女孩的故事；珍妮·奥菲尔（Jenny Offill）广受好评的小说《天气》（The Weather）探讨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焦虑；还有玛吉·奥法瑞尔（Maggie O’Farrell）备受期待的《哈姆奈特》（Hamnet），这本书设想了莎士比亚家族的生活，以及他11岁儿子的死亡。霍金斯称这部直到本月末才出版的小说“非常感人……奥法瑞尔把他们的生活想象得十分美好”。

本次入围女性小说奖的新面孔包括坎迪丝·卡蒂-威廉斯（Candice Carty-Williams），她的处女作畅销书《女王》（Queenie）讲述了一位年轻黑人女性在伦敦为工作和交际而苦苦挣扎的故事；蒂帕·安娜帕拉（Deepa Anappara）在她的处女作《边界的精灵》（Djinn Patrol on the Purple Line）中，讲述了在一个不知名的印度城市里，一个9岁的小女孩调查儿童神秘消失事件的故事；克莱尔·隆巴多（Claire Lombardo）的小说《最有趣的事》（The Most Fun We Ever Have）讲述了四个成年姐妹在特殊家庭中的故事；而塔菲·布罗德塞尔-阿克纳（Taffy Brodesser-Akner）则在她的第一部小说《麻烦重重》（Fleishman Is in Trouble）中，讲述了一个男人的妻子在分居后神秘失踪的故事。

同样入围的还有纳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的《千船万舰》（A Thousand Ships），该书从女性的角度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安吉·克鲁兹（Angie Cruz）的《多米尼加》（Dominicana）讲述了一个搬到纽约居住的多米尼加女孩的故事；卢安·戈尔迪（Luan Goldie）的处女作《南丁格尔角》（Nightingale Point）讲述了伦敦一座塔楼里的居民被大火吞噬的故事；还有新加坡作家李晶晶（Jing-Jing Lee，音译）的处女作《我们如何消逝》（How We Disappeared），小说讲述了一位老奶奶回顾1942年在日本军队做慰安妇的故事。

今年的评委会由玛莎·莱恩·福克斯（Martha Lane Fox）担任主席，评委们从152本小说中选出了这16本入围作品。霍金斯说，许多小说都以身份和移民作为主题，“很多书都有一定程度的焦虑，这可能与当今世界的现状有关——气候焦虑和政治焦虑。”

女性小说奖最初是为不被布克奖等奖项认可的女性作家设立的，今年是该奖项设立25周年。女性小说奖短名单将于4月22日公布，获奖者将于6月3日收到3万英镑的奖金。

附：2020女性小说奖长名单

《边界的精灵》，蒂帕·安娜帕拉 著

《麻烦重重》，塔菲·布罗德塞尔-阿克纳 著

《女王》，坎迪丝·卡蒂-威廉斯 著

《多米尼加》，安吉·克鲁兹 著

《女演员》，安妮·恩莱特 著

《女孩、女人和其他人》，伯纳德·埃瓦里斯托 著

《南丁格尔角》，卢安·戈尔迪 著

《千船万舰》，纳塔利·海恩斯 著

《我们如何消逝》，李菁菁 著

《最有趣的事》，克莱尔·隆巴多 著

《镜与光》，希拉里·曼特尔 著

《女孩》，埃德纳·奥布莱恩 著

《哈姆奈特》，玛吉·奥法瑞尔 著

《天气》，珍妮·奥菲尔 著

《荷兰家庭》，安·帕切特 著

《骨上红》，杰奎琳·伍德森 著

神奇地保留着英国气息……马克·内维尔作品《游行》。图片来源：Mark Neville

“我们还无法预测摄影艺术的极限，”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于1928年写道，摄影在当时还是一项新技术，没人能预估它未来的发展。本雅明若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会如何理解当代摄影师的各种创新尝试，又会怎么看待他们揭示摄影界限的操作呢（尽管这种揭示并不一定出自他们的本意）？今年在伦敦摄影师博物馆举办的德意志摄影奖（Deutsche Börse Photography Prize）作品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作品展的理念、追求和创意过程都引人注目，但说来也奇怪，它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

展览上，最有冲击力的是一幅被历史的碎片填满的作品。比利时摄影师安东·库斯特（Anton Kusters）的《蓝天计划》（The Blue Skies Project）是一项对静寂的研究：它是一幅由1078张拍立得相片组成的网格作品，不同的小照片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它们看起来平庸无奇，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几年来，库斯特跑遍了欧洲所有已知的二战集中营，在每个地方对着天空拍了一小块蓝天。每张拍立得相片上都印有一串数字，代表着拍摄地点集中营的GPS坐标以及在该地死去的人数。

被历史的碎片所萦绕……这些网格作品呈现了集中营的蓝天 图片来源：Anton Kusters

我之前曾用“非常引人深思”来评价这个作品，但现在却不那么笃定了。这种排列的艺术形式、几近相同的小相片、微弱的光线以及由音乐家鲁本·萨玛马（Ruben Samama）专门为其打造的音景氛围固然有让人平静的效果，但这些元素与“好作品”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这份煞费苦心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纪念活动。这个音景也是如此，这条音轨的长度与集中营盛行的年岁相当，其中你听到的每一声隐秘的“哔”声都代表一个生命的逝去。那些拍立得相片虽然富有沉静和转瞬即逝的特质，但它们让我对本雅明提到的摄影技术没有极限的观点产生了疑虑。乌尔里希·贝尔（Ulrich Baer）在介绍文字中写道，这个作品是“不曾为人所知的档案”。也许是吧，但正因为如此，它们给人的感觉似乎毫无重量，而且它们产生的冲击力也莫名地减弱了。这或许跟展馆的环境有关。这个作品先前在庄严肃穆的菲茨罗维亚教堂展出；而现在它被转移到了一家传统博物馆，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一同展览，难以想象它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削弱了多少。

穆罕默德·布洛伊萨（Mohamed Bourouissa）是一名激进艺术家，他的作品立足当下，十分锐利。他遭遇的难题很现实：由于场馆空间有限，展出时，他的作品在四个入围作品中是最吃亏的。

布洛伊萨的提名作品《自由贸易》（Free Trade）是一项庞大的多媒体制作，它是去年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当时它占据了“不二价”超市的整个顶层，作者在作品中加入了监控摄像机、3D雕塑、被盗手机的摄影片段、拍到商店扒手的模糊监控录像等内容，这些元素的冲击力排山倒海，它们具象化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并让人们意识到它对巴黎市郊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产生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正变得更加疏离。而在这个相对并不大的展馆中，作品被压缩，失去了一部分自由气息，使得其本身自带的那种让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大大减弱。

博物馆馆长安娜·丹内曼（Anna Dannemann）为重新安置这个庞大作品花了很多心思——访客在参观过程中可以通过一款应用程序来观看光彩奇异的《失业大军》（Army of the Unemployed）——但逐渐减少的访问量说明访客只能感受到其强大冲击力的冰山一角。

当代的共鸣……穆罕默德·布洛伊萨的作品《共和国》（2006年创作） 图片来源：Mohamed Bourouissa, Kamel Mennour, Paris & London and Blum & Poe, Los Angeles

剩下的两名入围摄影师的作品虽然风格上迥然不同，但它们似乎与这个小博物馆的氛围更加契合。马克·内维尔（Mark Neville）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欧的那一天开始为法国布列塔尼甘冈地区的居民拍摄人像特写。这个地区与英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三至六世纪的多次人口流动。内维尔的照片显示，这个地方和当地居民依然神奇地保留着一丝英国气息：比如当地猎人身穿的传统天鹅绒马甲，以及把大规模食品生产工人与乡村贵族分隔开的，已被写进法条的等级制度。

内维尔与当地群体的接触可以说是一种经年累月的创造性合作，他这项事业的复杂程度在展览的小册子里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当中写道，当地人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讲述他们的工作，以及分析他们对地方主义的看法的。潜台词是，单凭这些照片无法传达这个地区和居民的复杂背景。

重现模拟实验……克莱尔·斯特兰德作品《噪声离散信道》中的《信息源》（2017-2018创作） 图片来源：Clare Strand

克莱尔·斯特兰德（Clare Strand）因其对摄影艺术界限的略微鲁莽的探索而成名。她的作品《噪声离散信道》（The Discrete Channel with Noise）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电报传输图像的情形。她用自己图片库中的黑白照片以及智能手机技术重现了模拟电报实验。她的丈夫首先为每张照片附上一幅填满数字的网格，每个数字代表的是黑与白之间的一种灰色色调。接着，他再通过电话把这些编码信息从英国传输给身在巴黎的妻子。然后克莱尔会在这些数字信息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张大幅图画。

斯特兰德夫妻的原始照片的网格和数字由铅笔标记，它们陈列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而跟这些照片一一对应的、与乐高积木类似的大幅黑白画则在其相邻的两面墙展出。“伤痕累累”的画笔和已结壳的颜料桶在橱窗内排成长队，它们是这个作品纯手工制作的证据。在这个被算法统治的信息时代，“双刃剑”式的信息技术文化常会带给我们些许焦虑，克莱尔·斯特兰德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既神奇地紧贴了潮流，又略显疯狂的对这个时代的回应。本雅明大概也会理解吧。

不久前我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一名达尔文左派：政治、演化以及合作》（A Darwinian Left: Politics, Evolution and Cooperation），作者是著名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这一天，我在附近的酒吧读完了这本书，这时候身边一个女人靠过来问我，“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能问一下达尔文左派是什么吗？”

好问题，那么达尔文左派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人性具有可变性，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悖。达尔文认为，人性是几百万年来生物演化的终端产品。但诸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和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这些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拥趸则大多曲解了达尔文的理论。他们用“适者生存”来堂而皇之地无视工业时代巨大的经济差距。另一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则通过自己在西伯利亚的自然研究，在他的著作《互助论》（Mutual Aid）中主张互助和冲突一样，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保存和进化的特征和要素。

辛格对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点发现称赞连连，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照他的说法，个体为了更大群体的利益，会表现出利他性。在辛格看来，这种观点是与正统的达尔文演化论相悖的。

《一名达尔文左派》

辛格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天性中，什么样的品质是固有的，又有什么特质是随社会环境变化的？他引用了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的 “基本原则”：永远不要让一个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1968年他以论文《公地的悲剧》呼吁公众对于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在文中，哈丁表示，如果一种共有资源不能集中管理的话，最终会因为过度使用而枯竭，最好的例子就是水资源。由此可见，辛格很显然还不知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散落在全世界的政治学家已经进行了充分翔实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本地基层社区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与信任，能比中央系统更有效地改善资源管理制度，防止共有资源的衰竭。建立如此信任的关键是面对面接触，而面对面交流的前提又是拥有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政治体系。

那么辛格最终有没有给“达尔文左派”开出一剂药方呢？他认为，达尔文左派“不应否认人性的存在”，“也不该固执地认为，人性本善或是天生邪恶。他希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会互相竞争，从而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权力，或者为自己或亲属谋取利益。”辛格进一步表示，亲缘选择（即一个人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基因遗产而牺牲自己或近亲）的说法刷新了以往人们对信条“个体的绝对自私，从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认识。

辛格的这本书出版于1999年，11年后，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联手两名数学生物家，发表了一篇文章，立马一鸣惊人。三位作者在文中将亲缘选择的理论放在昆虫群落组织形式（这也是威尔逊投入毕生精力的研究领域）的条件中，坚定驳斥了他的说法。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双重筛选”理论，他认为，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都在发挥着作用。

群体选择的这个理论具有革命性，一旦提出，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让人不禁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过去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呢？在这个语境下，自私与利他主义都是人类天性，二者对个体的影响都是持久而强有力的。达尔文思想在此发生了新的转向，但这和左派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有两大主流政治传统，一是自由主义，提倡个体的自由；另一派是“公民共和主义”，尊崇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所倡导的“公共自由”，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集体的政治生活。

这两个哲学流派严丝合缝地贴合了威尔逊扩大化的达尔文主义，同时相辅相成，共同将其哲学元素注入了二十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思潮中。左派改革这一标志性运动在大企业资本主义高企的年代，将提升“积极权利”（比如说提高工资水平）的合理诉求与共和派增强社会经济的公有部门的行动相结合。丹·考夫曼在《威斯康辛州的落幕：保守主义攻破进步主义堡垒》（The Fall of Wisconsin: The Conservative Conquest of a Progressive Bastion）中引用了生物保护学者科特·迈因对美国传奇人物、新保护活动的“先知”奥尔多·利奥波德生平经历的书写。在这场运动中，利奥波德与本地地主并肩携手，改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浣熊谷，恢复土地肥力。“由此可以洞见威斯康星的政治文化，”迈因写道，“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威斯康星州，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利用这种张力，延绵好几代人。”

这种张力的蝴蝶效应早已蔓出浣熊谷，也不再只是如今四面楚歌的进步主义传统的独有遗产。实际上，这种紧张的动态局面已经成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左派的一门必修课，从而探寻一种全新的群体选择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兼容自由主义与共和思想。

水里的什么东西正呼唤着伊弗雷姆。他循着叫声前去，一直到眼睛和鼻子浸没在咸咸的海水里。在黑暗中，他看见了她：她的鱼尾在激流中摆动着前进，她的皮肤是一种久不见阳光的珍珠白，她的头发乌黑而茂密。正当她快游到他面前时，他从梦中醒了过来——也许称之为“噩梦”会更为贴切。

这一幕出现在罗伯特·艾格斯执导的哥特式惊悚电影《灯塔》的开头。电影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的美国缅因州，故事中，第一次担任灯塔看守人的伊弗雷姆·温斯洛（罗伯特·帕丁森饰）来到大西洋一座暴风侵袭的小岛上，协助另一位经验丰富的灯塔看守人托马斯·华克（威廉·达福饰）开始了为期四周的看守工作。伊弗雷姆在岛上的每一天都在倾倒便壶、往本就是白色的砖上涂白漆、吃变质的食物，以及放屁的枯燥无聊中度过，他很快就从客气冷淡变得暴躁易怒。这些无人领情的家务劳动让他变得愈发不堪重负，终于，他到了爆发点。他从此开始投入对美人鱼的臆想之中。

《灯塔》剧照 图片来源：Eric Chakeen/The Guardian

早在上帝取下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之前，美人鱼就已在民间传说中有了一席之地。人们所知现存最老的美人鱼传说之一，便是亚述国女性神祗阿塔伽提斯（Atargatis）的故事：她对一位牧羊人的神圣之爱过于浓烈，导致他的肉身凋零干枯。阿塔伽提斯发现他的尸体后几近疯狂，她让自己沉于湖底，再次出现时，已是半人半鱼之身。自阿塔伽提斯的“重生”，美人鱼便成了悲剧的预言者，传说她们会诅咒轮船在海上遭遇暴风雨，还会亲手把男人拖到深深的水底。

美人鱼代表着不祥之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男性一直以来都畏惧美人鱼的自主与独立。她们居住的海底没有规矩，没有围裙，没有脏碗，也没有蒙尘的窗子和待换的尿布。海洋里的女性生活在一个平滑而转瞬即逝、超脱于家务劳动之外的世界。在丁尼生的诗作《美人鱼》中，美人鱼用她的歌声诱男人落入大海，从而获取能量，她唱道，“船上的水手们……从空虚的大海中探身出来/因为爱上了我而低头俯视。”男人想要占有美人鱼，但结果往往只会让自己送命。当你抓住她，她便会把你拖向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你的肺将被水灌注，无法呼吸。

出于对她们力量的畏惧，部分男性创作了新的美人鱼传说，让她们的形象变得温顺驯服。这些故事中的美人鱼不会说话，像孩童一样天真，她们遭人类引诱踏上陆地，与强大的男性坠入爱河：这类男性角色通常是船长或者部落首领。在1914年的电影《洛水神仙》中，为了替因误入渔网不幸去世的妹妹报仇，一位美人鱼公主化身人形。影片结尾，公主爱上了那位该对妹妹之死负责的男子。在1989年的迪士尼电影《小美人鱼》里，爱丽儿为了跟王子在一起，献出了自己美丽的嗓音。在安徒生的原版童话《海的女儿》中，爱丽儿用自己的舌头换了人类的双腿，邪恶的巫婆与她约定，她必须让王子爱上自己，才能一直生活在干燥的陆地上。王子娶了别的姑娘，巫婆给了爱丽儿最后一个机会：她可以用匕首刺进王子的胸膛，换回原来的鱼尾巴。爱丽儿拒绝了，她甘愿化为海上的泡沫。

《小美人鱼》剧照 图片来源：Photos 12/Alamy/Alamy

《灯塔》里的美人鱼就没那么温良了。伊弗雷姆看到被冲上海边参差不齐的岩石上的美人鱼，她看上去很冷，奄奄一息。他跑过去救她，把海草从她口中弄出来，眼底满是担忧。美人鱼苏醒后，发出了一声夹杂着笑声的尖叫。伊弗雷姆从岩石边跑开，但那海妖尖利刺耳的叫声如同带刺的铁丝网一般在他耳膜中回荡。

《灯塔》中那个嘲笑伊弗雷姆，在他梦中作妖，循环往复地呼唤他的美人鱼是他未得到满足的性欲产生的心魔。在影片开头的一幕，伊弗雷姆在他床垫上被削穿的一个洞里发现了一个粗制的美人鱼小雕像。他用大拇指磨着她尾巴上的鱼鳞，小心的把她放入了离他心脏最近的口袋（可以想见，伊弗雷姆的前一任灯塔看守人把这个美人鱼专门放在床垫里以妥善保管。看来许多男性都为欲望所困。）。

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跟伊弗雷姆一样，饱受禁欲的折磨，但普鲁弗洛克的命运更为悲剧：他与女人之间并没有辽阔的大海相隔，他之所以克制自己，是出于一种自我菲薄的情绪。在这首诗的末尾，普鲁弗洛克恸哭着自己的微不足道，他觉得就连美人鱼都不屑于引诱并杀死他：“我听见美人鱼彼此对唱/我想她们并不会为我而歌。”

男性害怕被拒绝，美人鱼则是男性这种恐惧的具象化写照：她们乐于卖弄风情，却怎么也追不上。美人鱼的原型是女性，但究竟是美人鱼真的在说“跟我走”，还是男性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听到了这些话呢？非自愿独身者在夜晚也会梦到美人鱼吗？让他们心神不宁的是她们怪异的阴道还是翠绿的鱼鳞呢？

男性害怕美人鱼，他们害怕不受他们掌控的女性。作家和电影人曾尝试淡化美人鱼的可怕形象，在他们笔下的故事中，美人鱼只会全心全意地爱着她们的情郎。但最初那条可怕的美人鱼总会回来，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尖叫。

2015年6月，在弗吉尼亚州外斯的露天停车场里过夜的家庭，他们在等候翌日开设的免费门诊 图片来源：Pete Marovich/Bloomberg

1962年，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发表了揭露贫困的论著《另一个美国》，该书在当时具有突破性意义，令这个国家意识到贫困之灾。六十年后，丰裕中的贫困这一悖论仍旧存在。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构成了杰夫·莫德里克（Jeff Madrick）《隐形美国人》（Invisible Americans）一书的出发点。

与哈林顿类似，莫德里克的目标也是揭示贫困的状况、成因及代价，童年贫困（childhood poverty）是其重点。他的预设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真正理解了童年贫困的惨痛代价，那我们必将果断采取纾困措施。

莫德里克指出，美国的童年贫困及剥夺率在富有的OECD国家里乃是最高的。何以至此？存在多种可能的起因，但诸多因素里有一个集合是特别有影响力的，那就是美国人普遍认为贫穷者不配得到援助。

这一信念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说法是穷人不努力工作以及/或者在生活中决策多有不当。另一种说法是穷人受累于一种“贫困文化”，单亲家庭和犯罪是其主要特点。再有一类想象则认为穷人当中的多数为非白人且享受不到福利。综上可见，贫困人群被贴上了不配得到同情或援助的标签。他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而也必须接受其结果。

莫德里克援引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证明了以上所有说法的谬误性。此外，他还刻画了童年贫困引致的一系列人文和社会后果。例如，他提到了一项我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的麦克尔·麦克拉夫林（Michael McLaughlin）合作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童年贫困为美国带来的医疗和刑事司法成本每年约1万亿美元，同时还会降低经济上的生产力。

《隐形美国人》

莫德里克还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结构性的失误，而非个人的不慎。这些失误包括：薪酬体面的工作少，廉价的婴幼儿护理及健保服务奇缺，支离破碎的社会安全网，等等。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过多集中于谁是输家，但却没有留意为什么游戏本身会产生这样的输家。

那答案是什么？莫德里克认为，对于减轻童年贫困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为所有儿童提供一份现金补贴。这个想法与全民基本收入（UBI）类似，进步派圈子里对此已多有讨论。要确保每个小孩都有一份收入，其父母每月可以领取300至400美元。莫德里克主张，借助于这种转移支付，儿童贫困率将有望下降一半。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都采纳了类似的政策，有效地降低了贫困率。

归结起来，《隐形美国人》总结和提炼了有关美国国内儿童贫困态势的最新研究。这是一声嘹亮的集结号，呼吁人们关注美国这片土地上不义的阴暗面。莫德里克的书还有若干其它亮点，如可读性强、改革建议切实可行等。

但我还有一个存疑的地方：如果事实证据和论证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又当如何？这本书的方法（它也是我在职业生涯里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是基于目前最好的研究，提出论叙精严的证明。许多政策分析者也强烈建议我们应当运用这样的方法。

然而，有关贫困的迷思和谬论也可能为很多人带来好处，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从里根、克林顿再到特朗普，围绕“白吃福利的人（welfare freeloader）”而产生的种种迷思经久不衰，被这些人用来为自己的事业谋利。类似地，一些南方政客也经常操控种族议题，分化贫穷的黑人与白人，使他们看不到彼此共同的经济利益。

此类迷思还有为那些不算贫穷的人开脱责任之嫌。“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努力挣来的税金交给那些不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是其常见的回应。特朗普两年前在蒙大拿州圣查尔斯的一场集会上称，“但福利改革——我亲眼目睹并且与人们交流过。我懂得那些有三份工作的人，他们的隔壁就是那些完全不工作的人。完全不工作以及毫无工作意愿的人得到的钱反而比那些拼了命工作的人要多。以后不会有这种事了。一定不会有了。”与会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单单论证无论工作与否每月皆向穷人家小孩和父母提供津贴的益处，恐怕难以改变这类态度。

但正如我们过去十年所见，我们对经济不平等的认识和回应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贫困归根结底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全国的草根群体已经组织起来，并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革让如此多的美国人无权无勇——无分其与否贫穷——的一系列环境。以《隐形美国人》一书为出发点将大大有益于他们的事业。

2020年2月9日第92届学院奖颁奖现场，马克·若法罗（左二）与杰夫·莱切特、茱莉亚·莱切特和史蒂芬·博格纳在一起，他们凭借《美国工厂》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图片来源：Rachel Luna / Gett

在不久前的“独立电影精神奖”颁奖礼上，茱莉亚·莱切特（Julia Reichert）为《美国工厂》获最佳纪录片致领奖辞时，她提到了“收入不平等”。《美国工厂》是奥巴马夫妇旗下“高地制片”影业的首部作品，该片讲述了中国资本家重启俄亥俄州的一家关停工厂，并雇佣了上千名美国工人的故事。

在位于圣莫尼卡海滩的媒体驻地举行的颁奖新闻发布会期间，我（指本文作者Ed Rampell）采访了莱切特，她此前已凭借1976年的《工会女仆》以及1983年的《看见红色》两部纪录片而获得奥斯卡提名：“你认为社会主义会是收入不平等的答案吗？”莱切特问道有多少人看过她那部讲述美国共产党党员的《看见红色》，当得知我似乎是在场媒体人中唯一看过的人时，她笑了起来。

莱切特与《美国工厂》的另一位导演史蒂芬·博格纳（Steven Bognar）站在一起，她告诉我，“往前追溯得很远，甚至还在伯尼·桑德斯之前，我回溯到六十年代——我已经老了。我觉得社会主义会是美国的答案吗？所有人应该……共享财富。我们应该给富人课以重税。医保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这更像一种我愿意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东西。我一直在探讨的就是这个。但是再没有人就此对我发问了。”她沉默了。

“你知道，这很搞笑，那些我们从前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相信的东西，比如我们曾经讨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工人权力’，自从里根时代之后，就没有人再提起了。而现在，我们开始再次讨论这些话题，这是好事。”她继续说道。

莱切特曾经是“新美国运动（New American Movement）”的一员，这是1983年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两家团体之一。

奥斯卡颁奖典礼当天，曾三次获得提名的莱切特终于有机会为赢得最佳纪录片奖的《美国工厂》致领奖辞。在致辞的电视直播中，她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近来，工人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而当‘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时，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转。”

在纪录片中，中国千万富豪曹德旺在俄亥俄州拿到了一家2008年关停的前通用汽车厂房，以福耀玻璃美国分部的身份再次启用。

曹德旺在宣传这项投资的同时，聘用了2000名美国员工。但当这家公司挣扎着实现盈利时，工作环境却在加紧的工期中恶化，而工人待遇却少得可怜，因此催生了一起大规模的组建工会行动。

在雇佣了反工会咨询机构，并做出关停厂房的威胁后，这次行动被公司高层成功挫败。

莱切特的下一部影片同样与史蒂芬·博格纳联合执导，名为《朝九晚五：一场运动的故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波士顿办公室女职员组织起来的故事。该片将于5月上映。

卡罗尔·希尔兹：“我对书写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 摄影：Christopher Morris/Corbis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已故加拿大女作家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曾表示，“我希望通过写作，把女性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呈现出来。”日前，北美文学界以她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全新的重要文学奖项：卡罗尔·希尔兹小说奖（Carol Shields prize for fiction）。该奖项奖金为15万加元，将成为北美地区与英国“女性文学奖”（UK's Women's prize）具有同等地位的奖项，用以褒奖女性作家和非二元性别作家的“优秀小说创作”。

卡罗尔·希尔兹小说奖将于2022年开始颁发，将是北美地区第一个女性小说创作的年度奖项，该奖项的倡议人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詹妮弗·伊根和斯科特·特罗等知名作家。该奖项创办机构称，此奖旨在“将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置于大众的聚光灯下”，并且“认可、赞美和推广由加拿大和美国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

“这一奖项设置的大额奖金是对女性作家写作才华的充分肯定，”该奖项的发起人之一、加拿大女作家苏珊·斯旺（Susan Swan）对CNN的记者说。

该机构还表示，此奖以女作家希尔兹命名，是因为这位出生于美国、居住在加拿大而且曾获普利策奖的女作家“一直致力于让女性作家的声音和生活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希尔兹曾说，“作为一名选择了以写作为生的女性，我对书写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女性的救赎方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与其他从事写作的女性作家同行，而且彼此互为榜样。”

斯旺在接受CNN采访时说，“希尔兹创作的小说被持传统观念的男性评论家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作品，因为她的小说大多以家庭为故事场景，而且讲述的也多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该奖项对所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女性作家及非二元性别作家开放。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称，角逐该奖项的作品必须在美国或加拿大出版，包括西班牙语和法语的译本。参奖作家必须为加拿大或美国公民，或是在这两个国家居住5年以上。

阿特伍德说，这一全新奖项将“有助于平衡北美优秀小说奖获奖者的性别比例”。“目前总的来说，优秀小说获奖者中女性作家占三分之一，而男性作家占了三分之二。”1991年，布克奖获奖入围名单揭晓，名单中完全没有女性作家，此后英国设立了“女性文学奖”。自1969年以来，共有31名男性和16名女性获得过布克奖。

“英国有一个为女性作家专门设立的奖项，加拿大也曾经有过一个。我相信读者应该会欢迎设立这一新奖项的提议，”阿特伍德说。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作家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o）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一奖项的设立已是“姗姗来迟”。“不无遗憾的是，在21世纪我们还需要用卡罗尔·希尔兹小说奖来解决文学奖项中明显的性别失衡问题，但事实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