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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博物馆的美好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劳和“绝技”? 2020-05-18 14:53:23

17世纪,欧洲公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出现。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贵族哪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拿破仑又为卢浮宫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而如今的卢浮宫已褪去了“全球珍宝柜”的殖民主义色彩,旨在向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观者提供一流的艺术教育。


漫步在卢浮宫的展厅里,在一件作品前驻足观赏——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在这座巨大的艺术品宫殿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到的工作人员在辛勤工作,默默地为观众获得最好的参观体验做准备。卢浮宫有200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构成了博物馆日常运作必不可少的一环。以展厅和展览布置为例,工作人员们需要修复展品,为展品安装底座或画框,加装标牌,编写展品信息卡,修建和粉刷隔墙。这些事情看似很简单,其实也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绝技”。


经出版方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卢浮宫的幕布之后》的第三章《“卢浮宫星球”》。在下文中,我们得以一窥卢浮宫幕后人员的工作日常,了解一场展览在布展过程中需要经过哪些工序,工作人员要付出怎样的努力,让艺术品完美地融入展厅背景,以最佳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卢浮宫的幕布之后》

[法]贝蕾尼丝·若弗鲁瓦·施内特 著 露西尔·皮凯蒂 绘 赵枫 译

启皓文化/东方出版社 2020年2月

《“卢浮宫星球”》(节选)

文 | 贝蕾尼丝·若弗鲁瓦-施内特 绘 | 露西尔·皮凯蒂 译 | 赵枫


博物馆的工作室:“卢浮宫制造”的手艺

细木工、高级细木工、烫金工、安装工、锁匠、灯光师、金属构件安装工、石匠、底座安装工、镶框工、布景专家、织毯工……没有他们,就无法布置展品,也办不成展览。卢浮宫的艺术工匠都是资深专家,有些人还掌握着行业秘密,很多外国博物馆都渴望得到他们的技能和知识。


与藏品如此亲密的接触也让这些充分参与各部门工作的工匠感到极其自豪。无论是拆卸水晶吊灯或者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名画,组装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还是为一尊古希腊雕塑安装底座,每项工作都是在为作品服务,工匠们充满敬意,又无比精细。


我们参观这些工作室时,遇到的每个人都满怀难以撼动的热情,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他们掌握着先人的秘诀和手艺,是保管员、公众和艺术品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安装”工作室

迪迪埃·布舍龙(Didier Boucheron)正在为卢浮宫录制系列纪录片,在他的陪同下,我们感受到了工作室里沸腾的氛围。这些工匠和技师远离展厅里鼎沸的人声,为了使艺术品以最好的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忙碌着。他们的平静和技艺之高超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首先拜访了“安装”工作室。在负责人让- 路易·雅萨旺(Jean-Louis Jasawant)的领导下,在组织展览或者新增展品时,“安装”工作室负责协调展品的搬运工作。


“我们要负责所有部门的艺术品搬运、处理和悬挂工作。保管员不断向我们提出各种需求,我们经常要进行一些棘手的,甚至是危险的操作。”一大早,工作室的负责人让- 路易·雅萨旺一边以沉稳的语气为我们介绍,一边等待着忙碌的艺术品搬运工作的开始。要知道,卢浮宫是一座古老的建筑,里面有数不清的走道、弯弯曲曲的楼梯通道和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廊。“我们只有四部货梯,另外,光是内部通道(VDI)就有3.8 公里长!”他又补充道。



安装工最忙碌的日子是星期二,这一天是卢浮宫的闭馆日。一辆辆小型电动车在“卢浮宫腹地”的走廊里穿行,活像蜂巢周围嗡嗡飞舞的小蜜蜂。“我们是艺术品搬运的关键一步。卢浮宫会组织各种展览,也经常外借展品。我们必须时刻以冷静的心态面对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举个例子:维米尔(Vermeer)展览的画作悬挂工作就持续了整整三周。我们与政府的管理部门和展览组织干事布莱兹·迪科(Blaise Ducos)协商后,负责接收画作,并对画作悬挂工作进行了规划。当然,最后还是保管员和建筑师说了算。”让- 路易·雅萨旺说道。


3月底,还有一个让“安装”工作室忙碌起来的大项目,这就是黎塞留馆里北方画派作品的悬挂工作。这一次,工作室照样要克服各种困难,应对物质条件的限制和保管员的要求。“悬挂从来不会一下子就成功,比如有些画框都已经变形了。我们在‘粉刷装饰’工作室的同事还要把挂杆重新粉刷成与隔墙相同的颜色。”雅萨旺自豪地告诉我们。


令让- 路易·雅萨旺印象最深刻的,还要属委罗内塞的《加纳的婚礼》在完成修复后重新悬挂展出。考虑到画作的尺寸和重量,那可真是一次技术上的壮举!他回忆说:“我们不得不拓宽通道,才能让油画进入万国大厅。另外,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金属画框,因为原始画框的重量超过了墙体的承重能力。”不过最让他头痛的大概还是当代艺术家,毕竟他们的作品通常十分脆弱,而且有时安装起来工程量巨大。


“我们‘安装’团队的成员都多才多艺,不过每个人的偏好各有不同。有些人喜欢搬运沉重的雕塑,有些人则更愿意搬运画作或者特别脆弱的艺术品。”


——奥雷利安·加博利


“粉刷装饰”工作室

沿着工作室走廊再往前走几步,就是“粉刷装饰”工作室了。在一大堆制作工艺堪称惊人的仿大理石拉毛粉饰中间,埃里克·茹尔内(Éric Journée)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团队丰硕的工作成果。


这绝对是卢浮宫里最富有诗意的工作室之一了。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工匠们跳动着的艺术神经,他们用灵巧的画笔出色地模仿出异域树木的纹路、大理石的纹理和拉毛粉饰易碎的特性。埃里克·茹尔内和他的9位团队成员(还要再加上1名学徒)都接受过专业的培训,深谙伪装和以假乱真之道。面对保管员提出的要求,工作室的成员都十分乐于接受各种技术挑战,比如确保《米洛的维纳斯》的底座与展厅大理石地脚线的颜色保持一致。埃里克·茹尔内高兴地说:“我敢肯定,参观过古希腊展厅的900万人里,没有一个人能猜到雕像的底座是我们精心粉刷过的。”随后这位粉刷装饰师又补充道:“我们能够模仿石头、木材、混凝土和拉毛粉饰,还能完美地模仿出污垢和做旧效果。有时保管员会要求我们掩饰艺术品的支座,有时又会让我们故意把它们露出来。”


“我是‘粉刷装饰’工作室里唯一的女性。这是一份力气活儿。我目前正在处理绘画部的两个展览——维米尔和瓦伦丁·德·布洛涅的画展。安装工作完成后,我们的工作就加速了,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隔墙最后的精加工。”


——玛丽- 埃莱娜·德尔凯鲁(Marie-Hélène Delcayrou),粉刷装饰师



18世纪艺术品展厅的重新布置算是工作室最重大的工作之一了。埃里克·茹尔内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位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勒巴·德·蒙塔日酒店(Hôtel Le Bas de Montargis)“书房”的木构件修复模型。在这项需要精细操作的工程期间,工作室与为工程提供技术支持的室内装饰家雅克·加西亚(Jacques Garcia)进行了一次成果颇丰的对话。


“艺术品装配”工作室

细心、灵巧和专注就是这间工作室的三条金科玉律。在帕斯卡尔·古热(Pascal Goujet)的领导下,工作室的6名成员正在进行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装配约400件展品。这些展品将在9月送往卢浮宫朗斯分馆,在古代音乐展上亮相。


帕斯卡尔·古热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服务于卢浮宫里所有的部门,不过需求最多的还是艺术品部、东方文物部、埃及文物部,以及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和古罗马文物部。”桌子上成排码放着铅制士兵小雕像、成套的希腊- 罗马小陶俑和埃及蓝釉艺术品;橱柜的门虚掩着,里面大概存放着装配结构已经有些老化的埃及神祇贝斯可爱的小雕像……“其实,艺术品的装配方式也有各种不同的流派,有些装配材料如今已经不再使用了。”帕斯卡尔·古热解释道。



这间工作室拥有的技艺同样是全世界博物馆觊觎的对象。“2015年‘色雷斯国王史诗’展览的所有金银制品都是由我们完成装配的,我们处理了总重约30公斤的黄金!保加利亚人对我们的装配工作特别满意,甚至想把这些金银制品都带回各自的博物馆去呢。”帕斯卡尔·古热对我们讲道,语气中带着自豪。无论是东方文物部的滚筒印章、阿波罗廊里那只皇冠上的珠宝饰物,还是伊斯兰艺术部的展品,每次装配都需要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今年的开学季,工作室将会异常繁忙,因为卢浮宫内要同时举办三个大型展览——“弗朗索瓦一世与荷兰艺术”展、“权力的剧场”展和“室外绘画”展,其中,工作室要为第三个展览装配约40张有机玻璃的斜面桌。在有限的时间里,这可算是一次技术上的巨大挑战了。


“我们一般直接就地装配展品,不过手稿是个例外。比如德拉克洛瓦的素描本保存在他的画室里,我们就要前往画室去装配。”


——帕斯卡尔·古热


“装框与包金”工作室

这里的墙上没有画作,只有成排的镀金画框,每个都精美奢华。在随处是画笔和草图的工作室里,伊丽莎白·格罗让(Élisabeth Grosjean)用大大的微笑迎接我们。阳光的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份工作,这是她的事业,知识与技艺的传承也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从她身边学徒的平均年龄来看,她算是后继有人了!


“我在26岁时依靠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设立的工艺职业鼓励协会(Sema)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从此就爱上了这一行,直到现在。”伊丽莎白·格罗让说,她在工作室里为马克斯·杜雅尔丹(Max Dujardin)当助手。在她的注视下,年轻的学徒奥里亚纳(Oriana)正准备去掉一副画框上的铜锈,然后再清除其他污渍,并修复残缺的部分。“很可惜,由于法国大革命和各种各样的战争,法国损失了很多画框,拿破仑甚至亲自下令毁掉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的画框,以建立属于他的风格,也就是画框边缘的凹槽和一排排小蜜蜂。幸运的是,如今人们对画框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画框甚至被视为艺术品。此外,由于技术的失传,画框逐渐具有了经济和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伊丽莎白·格罗让说。


“《蒙娜丽莎》落户万国大厅时,我们为它的画框制作了一个仿品。它只是一个‘代用品’,目的是方便橱窗制造师测量画框投在作品上的阴影面积。这个仿品后来就保存在绘画部了。”


——伊丽莎白·格罗让



这间工作室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细木工场般的机房、木材区,以及装框与包金区。虽然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但工作室的全体成员都秉持着同一个目标:最大程度地保持画框最初的包金,同时改善画框的结构和视觉效果。“画框来到工作室后,我们总是先检查它的接合情况,以免画框给画作或者公众造成危险。”伊丽莎白·格罗让向我们解释道。在她面前,一名学徒正在尝试叶形包金。他的动作十分精准,这一刻的感觉也非常神奇,一片片金叶子看上去如同风中的羽毛般轻盈。精美的工具同样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用一块杨木板制成的镀金垫、“濡湿”用笔、刀具,以及用来将叶子按压在画框上、同时排出水汽和气泡的“按压器”。“能够继承这些制造于20世纪初的工具,我感到非常幸运。在这一行里,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还包括有助于保持‘姿势’的工具。”伊丽莎白·格罗让站在学徒面前,动情地说道。无论是胶水的配制,还是涂料的细微差别,这间工作室总能给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我们的工作是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还有我们与时间保持的这种关系—一种经得起现代节奏考验的关系,别忘了把这一点写上。在这里,一切都源于热爱和传承。”


“工作室里有橡木、椴木、榉木、白塞木等等。里夏尔·佩杜奇为素描画的装框制定了一个非常严密、能够确保作品安全的流程。这位设计师选用欧洲甜樱桃木来制作画框,这也是他制作家具时所偏爱的一个木种。”


——伊丽莎白·格罗让

思考、想象与误会:托尔斯泰是如何阅读和理解中国的? 2020-05-12 12:46:58

借《托尔斯泰读书随笔》再版之机,我谈谈托尔斯泰有关中国的阅读和理解。


托尔斯泰活了82岁,除了当过几年兵,读书写作是他一生的职业,甚至服役期间也从未间断过。托尔斯泰的全集有90卷之多,而他读过的书则无计其数。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有两万多册藏书,涉及30多种文字,足以媲美一座小型图书馆。托尔斯泰在世的时候,这些藏书中并没有中文书,但有一些中国古籍的西方语种译本,如《道德经》、《大学》、《中庸》,以及介绍中国的书,如法国驻华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国》的俄译本,英国人詹姆斯·勒格的《中国古典作家》三卷本、米多乌斯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及其起义》,等等。还有中国人送给托尔斯泰的书,如中国留学生张庆桐送的他和俄国人一起翻译成俄文的梁启超的《李鸿章》一书,有辜鸿铭寄来的英文著作《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和《尊王篇》。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志耕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20-04

我们在《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收入了他1891年,也就是他63岁时开列的一个书单,在这个书单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强烈;朱利安的《老子》的法文译本——印象强烈。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典籍不仅是阅读,而且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除了撰写文章,如《孔子的著作》《老子的学说》《中国贤哲》等,还亲自从德文和法文翻译《道德经》,编辑出版了《托尔斯泰选译中国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编或推荐出版了《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等。


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托尔斯泰本人是一个对所谓现代文明极为反感的人,而对他所了解的中国农耕文明十分推崇。在托尔斯泰生活的19世纪,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1851年英国举办“水晶宫”博览会,成为当时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在俄国也有人对此表示十分羡慕,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以颂歌般的语调描写了他曾在伦敦亲眼看到的辉煌景象。但在托尔斯泰看来,现代科技带给人的是桎梏和愚昧,而不是文明。他在本书收入的《阅读圈》(节选)中就谈到,那些“对化学周期表、视差和镭的性能一无所知”,而却“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并且不以此为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因此,他主张中国人应当继续过以前那种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儒释道的教义,克己、忍让,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托尔斯泰还读了一些介绍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书,在给庄园附近的农民孩子编写的读本中收进了一篇童话故事《中国皇后西陵氏》,就是讲嫘祖创立种桑养蚕之法的故事。说西陵氏发现蚕会吐丝织茧,她就把蚕茧解开,纺成蚕丝,再用织成丝巾。她又观察到蚕生活在桑树上,便采集桑叶喂蚕,从而普及开来。“自那以后五千年过去了,中国人至今还记得西陵皇后,并且设节日纪念她。”这个故事虽然短小,但却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向往,原始、自然、聪明、勤劳、自力更生。他在没有写完的文章《孔子的著作》中谈到,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勤劳,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先师孔丘”的学说之上的。


托尔斯泰的秘书在其日记中记载,曾经有一位挪威记者来探访托尔斯泰,谈起挪威的法律精神和警察制度,并夸赞他们的警察克尽职守。托尔斯泰最后竟然回答说:“您总是自吹自擂,可是在上海,那里的居民大概比你们全国的人口还多,可城里中国人生活的那部分城区根本没有警察,也生活得很好。”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当时的上海租界那部分是要靠警察来维护治安的,而本地居民所在的城区却根本不需要,原因是,中国人一方面保留了由农业社会传下来的谦恭中庸的美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教育是伦理教育,而这正是其他国家所缺少的。在他所讲到的中国思想中,充满了自我完善与爱的内容。如他在《阅读圈》中摘引的中国哲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善人我将努力模仿,看着恶人则努力纠正自己。”“看到一个圣人时,就要想一想自己,考虑自己是否也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看到一个浪荡子,就要想一想,自己身上是否有他那样的恶习。”这些话显然是他根据孔子的话改编的,把孔子的短句改编成附加上托尔斯泰本人忏悔和博爱的观念,从而确立一个他借助于中国思想而建构的理想生活准则。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志耕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20-04

托尔斯泰对中国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的“无为”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他在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人惊叹。这与老子完全一样——遵从自然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它使我受益匪浅。”无论西方文化也好,俄国文化也好,最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西方充满冒险精神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斯宾格勒语)不必说,俄国文化的“突变逻辑”(洛特曼语)更是使这个以东正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在历史上充满了种种极端行为。托尔斯泰向往的是平和、纯朴的天然生活状态,所以他在从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像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那样,回归田园。然而托尔斯泰骨子里还是个内心充满激情的俄国人,一切时事,尤其是那些违背了他本人的精神主张的现象和行为,无论对象是教会还是沙皇,他都要撰文发声,这也是导致他1901年被俄国的至圣宗教院开除教籍的原因。所以,我们还要看到,托尔斯泰总的来说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接近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的。


比如他对老子“无为”学说的理解。老子的无为说首先是一种形而上学,讲人与天道的关系,指的是人应当顺应天道,无为而治,“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形而下的层面上,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君王应当无为,给百姓自由,国家自然而治;再是百姓应当无为,不为世俗利益而争斗。这些思想恰恰契合了托尔斯泰本人的否定国家权力、主张人的自我节制的主张。因此,托尔斯泰是从逆向的角度来理解无为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老子的“无为”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思想,也是一种最高的德行,无为就避免了恶的发生。一切恶都来自“为”,当代的奴隶制就是因为你要治理国家,当代的野蛮就是因为你要教育,反而出现了“教会的谎言和迷信的宣道”。所以,最终,托尔斯泰把“无为”与基督教观念中的否弃罪孽和禁欲主义联系了起来,他在《生活之路》中甚至专门设一节讲“无为”,并称无为就是要与无节制行为进行斗争。


此外,托尔斯泰对“无为”的理解还涉及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这就是他阅读中国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反对暴力。老子是劝君王“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托尔斯泰是否定政权的暴力行为。当他在对西方的发展表示失望的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则寄予了厚望,因为中国有他所推崇的非暴力思想根源。他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孔子是对的。不是政权的力量,而是信念-艺术-教堂的力量,是生活礼仪、娱乐、相应的道德,才容易使人顺服。”他在本书收录的1905年给张庆桐的信中说:“中国人民的功绩就在于,它表明,人民的英雄气概并不在于暴力与残杀,而在于忍耐到底,面对一切挑衅、侮辱与苦难,保持隐忍的精神,远离恶,宁可忍受暴力也不去施加暴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把中国在与列强对抗中的失败看作了一种隐忍和功绩,同时对日俄战争双方的杀戮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托尔斯泰在信中称中国的“保守性”比基督徒们所处的“仇恨、挑衅和争战不休的境况”要好上一千倍,他担心的是中国会走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如他说的,中国人民“应当创造的不是信仰、言论、代表制度等形形色色的自由,而是真正的有意义的自由,这就是,人们的生活无须依靠政府,除了至高无尚的道德法则,不对任何人表示服从”。


其实,托尔斯泰最担心的是中国会在当时恶劣的世界局势下走上暴力的道路而背离传统,所以他在辜鸿铭送给他书之后,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发表,其中写道:


“我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中国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武装起来,能够用武力驱除一切欧洲强盗(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坚忍不拔、勤劳,而主要是人口众多,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那么这就可怕了。这不是像西欧最粗野和愚昧的一个代表——德国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可怕,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可怕:中国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当然,历史并没有按照托尔斯泰的设想发展。在今天看来,他的理想更像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在他阅读的古代中国的身上曾经发生过。而今天的世界波诡云谲,相信托尔斯泰如果能活到现在,也许会对中国有一番新的阅读理解。

普利策得主怀特黑德:《地下铁道》是奥巴马时代的小说,《尼克男孩》是特朗普治下的小说 2020-05-09 08:32:54

2019年夏天,科尔·怀特黑德坐在曼哈顿中城区,回顾他的新书《尼克男孩》(The Nickel Boys)的诞生过程。“当时是2014年,”他回忆道,“那是一个难熬的夏天,发生了种族斗争和警察暴行。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弗格森地区被白人警察枪杀。在纽约市史丹顿岛出售走私香烟的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因被一名警察‘锁喉’而窒息身亡。但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没有人为此受处分或入狱。后来,我知道了多齐尔学校的事。”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The Arthur G Dozier school)前称为佛罗里达男子学校,在1900年到2011年期间运营,是一所管教所,专门教育被认为有违法倾向的青少年。在其存续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因教员挥舞着鞭子殴打和体罚学生而声名狼藉。很多学生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埋葬在没有墓碑的坟墓之下。直到60年代后半段,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才被分在不同的宿舍。在曾经被拘禁于这所学校的学生(称之为White House Boys,白宫男孩)和报告选举活动的媒体《坦帕湾时报》记者本·蒙哥马利(Ben Montgomery)的努力下,这段黑暗的历史才浮出水面。


“我对自己居然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而感到震惊,也对该事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感到震惊,”怀特黑德说,“然后,我突然领悟到:我们身边发生着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却一无所知,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只是其中两个例子而已。多齐尔只是管教学校中的一所,还有更多这样的机构。悲哀的是,事实上无人在意此事。在几十年后,孩子的事浮出水面,依然没有人在意,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他们的尸首被挖了出来,但也只是上了一天的新闻。”


今年是怀特黑德处女作《直觉主义者》(Intuitionist,1999年)出版的第20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一直是一个风格多变、相当难以琢磨的作家。他的小说尖刻而风趣,通常涉及人类学视角,且在各种体裁上挥洒自如(犯罪、讽刺和2011年的僵尸恐怖小说《第一区》等),而他的非虚构作品包括讲述9·11事件后曼哈顿的《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以及2014年关于世界扑克大赛的《高尚的骗局》(The Noble Hustle)。


佛罗里达州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旧址上的墓地 图片来源:Michael Spooneybarger

他曾经受到约翰·厄普代克的称赞,并在2002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真正让他扬名的却是2016年的《地下铁道》。这部小说糅杂了历史和推想,想象了一个存在于19世纪的交通系统,这个系统能够让非裔美国人逃离被奴役的命运。小说受到了巴拉克·奥巴马和奥普拉·温弗瑞的赞赏,售出了100多万册,并为他捧回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目前,曾经凭借电影《月光男孩》获得奥斯克最佳导演的巴里·杰金斯(Barry Jenkins)正在改编这部作品。


生于1969年的怀特黑德并不总是醉心于纯文学小说。在少年时期,他更喜欢玩电子游戏,“在屋子里荡来荡去,读漫威漫画和斯蒂芬·金的小说,还看约翰·卡朋特的电影。我曾经以为,编造关于机器人和末世场景的故事是一份很炫酷的职业。《迷离境界》看起来是非常炫酷的剧集,我还想着去该剧组工作。我当时想写恐怖小说、关于狼人的小说和类似《撒冷镇》(注:斯蒂芬·金小说)那样被吸血鬼占领的城镇。”


和许多描写美国黑人历史的小说一样,《尼克男孩》是一个恐怖故事,有着怪诞和哥特式的风格。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讲述了理想主义年轻人埃尔伍德·柯蒂斯的故事。他在祖母的严加管教之下刻苦学习,想要考上当地的大学,但由于犯了一个无心的过错,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他被送到“尼克学院”,在那里,他极力抵制对他的虐待,还跟愤世习俗的同伴特纳密谋逃跑计划。


《尼克男孩》

怀特黑德认为:“你可以将这个故事与在天主教孤儿院或原住民营地发生的故事相提并论。任何地方,只要有腐败、心怀不轨的权威人物能够将他们的意志施加于无辜和弱势的群体身上,那么就会出现种植园(注:暗指黑奴解放以前的美国种植园奴隶制)那样的学校。”他认为,以上的比喻现在会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奴役,这就说明了问题。“面对已形成风气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以及白人执法者对黑人的态度,可以说1850年发生的事到现在为止还在发生着。”


“我在《地下铁道》中写到了逃奴巡逻队,他们的工作是阻碍所有的黑人,检查他们的证件,无论他们是自由身还是奴隶。这跟现在警方的‘拦截盘查’行为无异。‘出示你的身份证!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专门针对黑人的流动性执法。”


在《尼克男孩》中,埃尔伍德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丁·路德·金的鼓舞,这最初来自他收到的圣诞礼物——灌录了马丁·路德·金演讲的一张黑胶唱片。“我希望埃尔伍德能够受到民权运动激励。听到这个演讲,你会对这个出人意料的人物感到震惊。或许是我们出于需要而创造了这个人?如此能言善辩、明察善断、有远见卓识的人,又如何能够在做了这样的事后在这样糟糕的国家幸存呢?他们必然会把他杀死。所有民权运动抗议者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水管、球棒和撬棍,但他们还是挺身而出,游行示威。这不可能,但却是事实。”


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演讲

也许是因为他对漫画的兴趣(乔纳森·勒瑟姆和朱诺·迪亚斯等作家也有这样的爱好)、充满活力的行文(受到了詹姆斯·伍德广为人知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他住在布鲁克林(几乎所有其他纽约作家也是如此),怀特黑德经常被人视为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怀特黑德的小说《萨格港》(Sag Harbor,2009年)讲述了一个酷爱史密斯乐团的黑人孩子在长岛度过美好而漫长的夏天的故事。评论家图雷(Touré )发表了一篇书评,他将怀特黑德归类为“后黑人艺术”(postblack)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余的重要人物还包括歌手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Questlove、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黑人性(blackness)’,而不必畏惧会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或需要隐瞒身份”。


“我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贴标签,”怀特黑德解释说,“我第一本书讲的是电梯检修人员,是一个关于种族和城市的故事,不过是以电梯为载体。我总是想要尝试从不同寻常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写僵尸小说时,我并没有问自己应不应该写一本关于僵尸的小说。我喜欢僵尸,所以我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写《地下铁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我反而认为小说有着一些虚构的元素。


“话虽如此,就在《地下铁道》之前,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写一部关于新媒体文化的小说,内容关于分崩离析的新闻模式以及互联网。后来我想:也许一位愤怒的27岁作家能够在这方面写出比我更好的作品?我是一个四十多岁、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要还房贷,还要养儿育女,”他大笑起来,“我觉得,我向当代社会开火的势头现在已经减弱了一点。”


如怀特黑德所言,关于追求解放的《地下铁道》是在“更为幸福的奥巴马时代”写成的,而他将《尼克男孩》描述为“特朗普治下的小说”,这是什么意思?“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政权交替让人猝不及防。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新闻迷,2017年秋天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对穆斯林(旅游)禁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解雇、仇恨犯罪行为增加这些事件感到恐惧。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我认为,对美国人抱有希望的那个我正在向更好的……”他停了下来,“当然,现实是,我们的孩子被种族歧视的警察射杀。我们的孩子被关在边境的集中营里。”你又怎么会抱有希望呢?“没错!”他大笑起来,然后耸耸肩,“我也有孩子。所以我得抱有希望。”


怀特黑德的作品还被编入了保罗·比第的《扯淡:美国黑人的幽默自选集》(Hokum: An Anthology of African-American Humor)一书中,于2006年出版。他的作品既快乐又伤感,“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悲剧和乐趣,”他宣称,“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看着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和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的节目长大的。他们两人总是在极度悲伤和十足的喜剧之间摇摆。他们扮着鬼脸,但同时也触及了一些真实的本质,即我们在地球上以这副身体作为人而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引用了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作品《看不见的人》,特别是其中一个以拳击馆为背景的场景:一位赤裸的金发女郎,她的腹部刻着美国国旗纹身,引得周围的顾客垂涎欲滴并引发了混乱,这是“有趣与糟糕”结合的最佳写照。贝克特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也如此,对人性的弱点会意地眨眨眼。《高尚的骗局》和《萨格港》涉猎的范围更广,但《尼克男孩》充满了黑色幽默:年轻的男孩在不断努力抵抗管理者,不管结果是什么。


作为一个在曼哈顿长大的孩子,怀特黑德曾经名叫阿奇(Arch),他后来的中间名改为奇普(Chipp),后来又改叫科尔森。名字的更改对应着他对规则和不断改变写作题材的喜好,其根源也许出自他的青春期。“我姐姐现在是一名护士,但她很喜欢音乐。我经过她房间的时候,会听到她播放Gang of Four乐队和Grandmaster Flash的歌曲。不同流派之间相得益彰的碰撞——雷鬼音乐、dub、朋克和嘻哈——全都在1978到1984期间大放异彩。在薄荷厅(Peppermint Lounge,曼哈顿夜店),有一层楼专门放电子嘻哈音乐,楼下则放Cramps乐队的蓝调音乐,还有一层楼放麦当娜的歌。如果在这五层高的夜店上下走一圈,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亚文化在相互交融。”


“听到阿非利加·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的歌曲《Planet Rock》时,我从中找到了Kraftwerk乐团《Trans-Europe Express》专辑乐曲的影子。当时,从其他流派采样或借鉴看起来是稀松平常的事。所以,你可以一边喜欢dub和朋克音乐,一边听T Rex乐队的音乐。同理,你可以既写僵尸小说,又写历史小说;既写现实主义小说,又写科幻小说。”


“王子”普林斯·罗杰·尼尔森 图片来源:Chris O’Meara

怀特黑德一直痴迷于那个时期的音乐。他会激动地讨论包豪斯的《Bela Lugosi's Dead》(“这首歌总能戳中我笑点,太无厘头了,总共快8分钟长了……”),他还自己编了一个播放列表,里面有超过2000首歌。他特别钟爱“变形人”,比如大卫·鲍伊 和Prince。“直到80年代中期,鲍伊每张专辑都会换个形象:将一样东西利用到极致,然后在下一次尝试新事物。这似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汲取的经验。对那些告诉你作为艺术家或黑人艺术家应该怎么做的传统,Prince总是不屑一顾。 我则满怀希望地吸收了这点,并利用电梯来探讨种族——还写出了《纽约巨像》这样与种族完全无关的书。”


怀特黑德提到80年代的纽约中心区时充满了喜爱之情——“对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可以喝酒的年龄还未规定为21岁,”他也喋喋不休地说起了《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这是记者约翰·威尔克(John Wilcock)在1955年与人联合创办的一份反传统文化周刊,怀特黑德在90年代曾为该周刊撰写散文和电视评论。他认为,“现在的流行文化评论随处可见,而且侧重于身份认同和对制度的批判,是《乡村之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曾是一个作家圈中的一分子——其中还包括格雷·格泰特(Greg Tate)、詹姆斯·霍伯曼(Hoberman)、希尔顿·艾尔(Hilton Als)、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他们都深谙理论,厌倦对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加以区分,读他们的文章跟读他们的想法一样让人愉悦。“这些作家有着跨学科的知识,总能给人带来启发。大家那时都囊中羞涩,都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大家一起玩乐约会。那种组织内的指导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但我不确定这种形式在今天是否还能奏效,现在大家都在家写作了,或者在网上写点什么东西,以求获得关注。”


《地下铁道》的成功意味着怀特黑德再也不必担心是否能受到关注。本月初,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该杂志给予了他美国出版界的最高赞誉:“美国叙事大师。”他的女儿如今14岁,却不那么容易被打动。“我跟她说《地下铁道》是排名第一的畅销书。她只是‘嗯’了一声。我说,奥普拉也喜欢这本书,她又嗯了一声。然后我说,我明天要接受BuzzFeed(美国新媒体,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采访。‘被BuzzFeed采访?!’这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事。”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碰到了Sonic Youth乐队的金·戈登(Kim Gordon)和瑟斯顿·摩尔(Thurston Moore),他在青少年时期十分痴迷于这支乐队的唱片。“我介绍自己的时候非常紧张,‘嗨,瑟斯顿。’谁知道他说,‘我们爱极了《约翰·亨利日》(John Henry Days,怀特黑德的小说)!我们在观光巴士读这本书。我们会在书中做标记,大声读上面的句子。’这番话让我十分激动!”


怀特黑德再也不用每年抽出部分时间教授创意写作的课程了。他用这些时间游览不同的国家,去见新的出版商。他承认,“我是在火车、飞机和酒店房间里完成《尼克男孩》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没办法完成。”他受到邀请前往佛罗里达发表关于多齐尔学校男孩的讲话,但他目前拒绝了该邀请。“我依旧感到愤怒、悲痛。他们的尸首被挖掘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这不是属于我的故事,而是他们的故事。我不想冒犯这点。”


他的下一部作品是背景为60年代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区的犯罪小说,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但根据他的作品出版安排,这部作品要暂时搁置了。最近,他翻阅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约翰·亨利日》),不禁感慨道:“这本书好长。这本书好厚。我现在也许再也写不出这么厚的书了。”随着短篇小说越来越受吸引人,他还在研究中篇小说,其中包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他永远不会对他在国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感到不满。如果说这些经历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他得以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我对于《地下铁道》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感到意外。在波兰,有人跟我说:‘废奴主义者藏匿同伴并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种行为让我们联想到波兰人对纳粹党的抵抗。’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就像皇室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变化一样,这是全球性的故事,不仅仅是美国的故事。但我不怎么考虑受众,我之所以会写60年代两个黑人男孩的故事,不过是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对他们漠不关心。”

孤坐黑暗中:英国一系列知名作家艺术家加入“黑暗栖居”项目 2020-05-08 13:11:29

从福里奥文学奖获奖诗人雷蒙德·安特罗伯斯(Raymond Antrobus),到布克文学奖获奖小说家伯纳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一群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们正在尝试通过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寻找灵感源泉:将自己数小时关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


“黑暗栖居”是艺术家、作家萨姆·温斯顿(Sam Winston)的主意,也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A Delicate Sight的一部分。温斯顿邀请了埃瓦里斯托、安特罗伯斯以及唐·佩特森(Don Paterson)、马克斯·波特(Max Porter)参与实验,让大家在依靠集中精力、社会身份、个人想象、感知衰退和休憩的刺激下书写文字之前,先花上数小时待在黑暗之中。这一项目于英国当地时间5月6日在线上开启,英国电影学院奖得主、纪录片制作人安娜·普莱斯(Anna Price)为其开展访谈和拍摄工作。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在英国国家写作中心和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同时还将出版一本书作。


几年前,温斯顿开始对“心灵如何创作它无法看见的图像”感兴趣,随后在2015年首度尝试在失明状态下进行绘画。这些年来,他在黑暗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光是去年,他就有整整一个月完全在黑暗中生活和艺术创作。


“起初我一直在寻找远离电子屏幕展开工作的方法,在我看来,这其中最极端的一种就是闭上我的双眼,”温斯顿说,“除了感觉有一点愚蠢之外,一旦你安顿下来,沉浸其中,就会发现自己的感知能力远比想象之中更为强大,你会发现自己的经历体验变得更加敏感和敏锐。”


在栖居黑暗的672个小时里,温斯顿创作了三幅大型画作,并在工作期间进行了录音。重回光明之后,他尝试对这些黑暗中凭借想象完成的画作进行再创作。所有版本的绘画作品都会在今年的展览中公开陈列。


在他看来,为其他作家提供这样“滋补效果绝佳”且极具创造性的体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特权。“我无比享受和作家们说这些话,我能委托你什么事都不做吗?完全停下来,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平静放松,不要给自己预设行程表,就只是静静地看会发生些什么。从我个人经历来看,绝对会有各种新点子争先恐后地涌入脑海。”


畅销书《悲伤长了翅膀》作者波特表示,自己一开始“在和房间哼唱着、交谈着,仿佛害怕自己对它有所冒犯”,但很快便发现“能抛掉所有认为自己一事无成的预设观点”。


“我的家庭生活繁忙又吵闹,所以这段时间对我而言,是彻彻底底的安静,”他说,“可能是我整个成人生活当中唯一一次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旅行,没有育儿,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围绕任何一个主题去思考。仅仅只是在房间里待着。”


安特罗伯斯凭借《坚毅》(The Perseverance)赢得福里奥文学奖,这是一本关于探索失聪体验的诗集。他表示,自己在黑暗中度过的五个小时里经历了一系列的情绪变化。“首先这种体验给人以心灵震撼。我找回了很多童年记忆,包括离开姐姐独自在我的小床上睡觉的第一夜(过去,作为孩子的我们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但在她10岁、我6岁的时候,她有了自己的卧室),想起了漆黑夜幕里自己想念姐姐的心情。”


这位诗人还发现,当他喝蛋白质奶昔的时候,味觉在黑暗中前所未有地灵敏,“这味道让我强烈渴望吃点饱满丰盛的东西……比如鹰嘴豆泥和面包。”


波特表示,他所写的内容探索了“身处黑暗里和光明的两类人之间的分离”,并补充说,陷入黑暗时,“奇怪、困惑的感受”和当前新冠病毒封锁隔离时期的感受很是相似。


这场爆发让人同样产生了“看事情难以置信得清楚的感觉”,他解释说,“(让人)面对系统体制、规模、声音、自我与世界、家庭、时间之间的联系,有了堪称古怪的清楚认知,同时伴随着一种困境般的、壮观的空洞和虚无。”


对于温斯顿来说,“黑暗栖居”项目和人类当前处境有着相似之处。“希望这会成为一个引人聆听的好机会,”他说,“对眼下我们并非必需的一些习惯进行重新估量。和黑暗体验一样,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停下来,仔细想想自己最在乎的究竟是什么。”


A Delicate Sight的项目名称,取意在于眼睛从黑暗中重回光明后对光的感知能力得到强化。该项目现在邀请社会大众踊跃尝试、体验黑暗。正如温斯顿所言,“我们总是从书本、文学或者音乐当中寻找想象……为何不从自己内心着手呢?”

如果你需要散心,为什么不在电子游戏里逛逛呢? 2020-04-27 12:52:34


《失落余烬》中的场景,玩家是死后世界的一部分


新冠疫情让我们大家都被迫呆在室内。春天带来了好天气和更长的白天,而我们很多人都连出门进行简单的户外漫步都做不到。幸运的是,有些电子游戏提供了美丽的风景,让你可以在(虚拟的)自然中迷失自我。像电影和媒体教授阿伦达·章(Alenda Chang)在她的书《玩转自然》(Playing Nature)中所说,“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花在游戏环境中的时间,远远多于花在荒野地区的时间。”无论有没有这场公共健康危机。


为了舒适而重玩最受欢迎的游戏是现在的一种趋势,一些人正在重温一些开放世界冒险游戏,比如《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地平线:零之曙光》,甚至还有把枪收起来的《孤岛惊魂5》。但这些轰动一时的动作游戏往往以敌人众多为特色,如果你想要的只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安静漫步,就没那么理想了。


幸运的是,有一种游戏类型叫做“行走模拟器”,目标只是在一个未知的空间里漫步。许多最著名的行走模拟器都是在密闭的室内空间进行的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试试《消失的家》《斯坦利寓言》和《伊迪丝·芬奇的遗迹》),但也有很多地方提供了广阔的自然景观供你探索(《观火者》《智慧之火》和《万众狂欢》都是很好的例子,也是值得漫步的美妙世界)。以下是近期发行的一些舒适的虚拟散步游戏,都很适合初次接触这类游戏的玩家。


《短途旅行》


在游戏中,你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想去海边的村子探望梅阿姨。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你徒步上山,试图找到信号。按照自己的节奏,你可以和邻居聊天,收集闪亮的东西,还可以徒步、游泳、飞上鹰峰。《短途旅行》内的远足小径,可以让你摆脱被关在屋里的束缚,实在是一次完美的户外逃亡之旅。


《东方之茵》


《东方之茵》里,斑驳的空气闪闪发光,召唤你进入洋溢着舒适欢呼的村庄。你是一位旅行画家,你的任务散落在岛上的各个角落:风车覆盖的悬崖、乘坐气球到达的白雪覆盖的山顶、通向海滩的古老森林小径。这里有金色的光线,每天一次的超自然美丽日食,还有由善良的拟人化生物指派的低难度任务。对于任何梦想去遥远的土地喝茶、追求创造激情的人来说,玩《东方之茵》就像是最可爱的喘息之地。


《失落余烬》


你是一个迷失的灵魂,栖息在一个又一个动物的身体里,在这些居民消失后,你穿越到了后人类的世界。你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时当你遇到家人和朋友的影子时,过去的点点滴滴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在故事逐渐成型的同时,最有趣的是在壮丽的景色中喘息,从雄伟的狼到飞鱼,再到可爱的圆圆的袋熊,每种动物的能力都向你展示了探索繁华生态圈的新方法。


《漫长等待》


这款新的闲置/冒险游戏的基调是黑暗的,但凄美的概念和温馨的玩法让它值得一探究竟。远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国王,他计划在地下沉睡400天——真正的时间。不管你玩不玩,这400天都会过去。国王的请求,只是要求你“等待,永远不要离开这处洞穴”。有了这句话,你这个精灵般的角色Shade开始了孤独的守夜,在庞大的地下网络中跋涉,寻找小宝藏。时间成为一道风景,等待你的探索,因为实际时间必须经过几天和几周的时间,才能继续一些游览。随着时间的流逝,Shade开始像你的朋友一样,小脚步声在你的电脑背景窗口里淅淅沥沥地走来走去。你真的可以用这样一个朋友来打发时间,谁不想呢?


《瓦尔登湖》


走进树林,在这部改编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杰作中玩耍吧。你可以完成基本的任务:观察各种植物和动物,写关于孤独的日记和许多其他平和的活动。但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壮丽的瓦尔登湖周围漫步,从游戏中的超验主义概念中找到灵感。

当艺术家被隔离,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 2020-04-26 08:42:13


浴室水槽里的现实主义,图为经班克西装饰过的浴室 图片来源:Banksy/PA


当街道被封锁,街头艺术家会做些什么?除了在自己的浴室里搞事情,班克西或许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了。他发布了一组照片,内容是他那经过老鼠图案装饰的浴室。这件作品用视觉陷阱的手法创作,展现了一派老鼠肆虐的场面:有老鼠悬垂在厕纸架下,有老鼠在镜框上试图保持平衡,有老鼠站在溅有橘棕色污水的马桶上。


对于这些被与瘟疫联系在一起的野兽来说,冠状病毒意味着一场狂欢。它们正在庆贺人类的衰落。或许,班克西从这个日常事务都已被叫停的世界里看到了混乱的可能。


与世隔绝的生活是否会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大卫·霍克尼发布了描绘自然复苏的画作,翠西·艾敏通过日记表达了恐惧情绪,班克西则揭示了在家久待的荒诞一面。上述种种,都是对于这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的反应,要给它们打上同一个标签,那就是孤立主义——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新的危机。不过,艺术家并非没有经历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作品证实了一点:与世隔绝的生活能让富有创造力的大脑迸出火花。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就曾因疾病被隔离,当时的意大利城市在抗击瘟疫过程中尝试过社交隔离。1510年,威尼斯画家乔尔乔内死在当地被用于隔离的Lazaretto Nuovo岛上。根据为他作传的乔尔乔·瓦萨里 称,乔尔乔内选择与他那被感染的爱人一同进行隔离,最终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这座充满了被社会抛弃、行将就木的人的岛上,他创作出了他最有名的杰作《沉睡的维纳斯》 。在乔尔乔内和他的爱人患病并被隔离期间,他为她创作了最后一幅作品。她不止是在沉睡,她即将死去,甚至可能已经死去。她就那么躺着,与此同时,乔尔乔内记录下了自己的爱。当然,他没有描绘出因病肿大的淋巴腺。


让伟大的艺术家被隔离的疾病,常常是精神上的,而非身体上的。理查德·达德(Richard Dadd)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恶魔而将其谋杀,为此,他的大半辈子都在精神病院中度过。尽管他从未痊愈,他的医生还是鼓励他进行艺术创作。他不仅为看护者创作了奇特动人的作品,还描绘了细节极其丰富的仙界生活。对于他而言,一头钻进充满细微事物的世界便是一种自由。


描绘濒死状态的创作。乔尔乔内的《沉睡的维纳斯》 图片来源:Archivart/Alamy Stock Photo

在切下自己的耳垂后,梵高接受了隔离,他被阿尔勒人认为是“疯子”。他被关押在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致力于创作。他把目光放在了精神病院的花园、那里的黄色长廊以及孤独的病人上。他透过精神病院的窗户向外看去,画出了具有迷幻色彩的壮丽宇宙——《星月夜》。在离开精神病院三个月后,梵高自杀了。或许,他继续待在那里会更好。


梵高给予了20世纪非主流艺术以灵感,这种艺术推崇精神病院病人创作的作品。该艺术的拥趸让·杜布菲推崇瑞士精神病患者阿洛伊丝·高尔巴 (Aloïse Corbaz)的作品,她的作品中那橙色和蓝色交织的幻境有一丝《星月夜》的味道。


还有一些艺术家选择将他们的自由意志进行自我隔离。因为受够了纽约艺术界的喧嚣,抽象画家艾格尼丝·马丁于1967年选择去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她搬进了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自建的一系列黏土制房屋。她的作品里,大片的留白中只有虚无缥缈的网格状标记。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正是指向她在野外隐居处找到的祥和与宁静的丰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在模仿那些以修女身份隐居的女性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普拉迪莉娅·内利(Plautilla Nelli)的一生在锡耶纳的修女院中度过,但她却声名远播。


梵高的《星月夜》 图片来源:Alamy Stock Photo

艺术本身在社交与孤立之间被撕裂。艺术的全部就是与他人沟通,但最上等的艺术却是内省的。班克西的艺术除去社会性一无所有,但连他也被迫进行了属于他的自省:“老鼠!老鼠!我看到了老鼠!”不过,他又一次选择匿名。所以,或许他是一个内心羞怯之人。


寻找冠状病毒的光明一面的过程,就好像一出悲喜剧。隔离似乎释放出了现代艺术内部的隐士。远离各种展览的喧嚣人群的艺术家,如今正在重新探索创作的源泉——孤独。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新冠疫情将改变我们的死亡观吗?恰好相反 2020-04-24 12:59:52

2020年3月17日,一名礼拜者坐在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里 图片来源:Tolga Akmen/AFP via Getty Images


现代世界为人类可以战胜死亡的信念所形塑,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态度。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范。一直到现代晚期,多数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视死亡为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也视其为人一生意义的主要来源。关乎人类生存的许多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你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唯有此时,你才学到生命的真实奥秘;唯有此时,你才获得了永恒的拯救,或蒙受恒久的诅咒。在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里——也就没有天堂、地狱或轮回——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类的宗教将毫无意义。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都致力于赋予死亡以意义,而无意胜过它。


《吉加美士史诗》、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圣经、《古兰经》《吠陀经》以及其它各种数不清的圣书和寓言,无不耐心地向沮丧的人类解释,称我们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亲,我们最好怀着谦卑和感恩之心来领受这一规定。或许某一天,神会以某种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态废黜死亡,如基督的再临。但谋划这等大灾变,显然超出了仅有血肉之躯的人类的能力范围。


此后科学革命来临。在科学家看来,死亡不是什么神圣意旨——它完全是个技术问题。人类死亡不是因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为某些技术性故障——心脏停止泵血、癌症毁掉了肝脏、病毒在肺部复制……为这些技术问题负责的又是什么?其它的技术问题。心脏之所以停止泵血,是因为心肌供氧不足;癌细胞之所以在肝里扩散,是因为某些随机的基因突变;病毒之所以进到我的肺部,是因为公交车上有人打喷嚏。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成分。


2010年5月,来自都柏林的乔·科尔曼在梅奥郡的诺克神殿讲道,他当时宣称异象即将发生,并把它和基督第二次降世联系起来 图片来源:Julien Behal/PA

此外,科学相信,每个技术性问题都有对应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我们不需要等待基督再临来克服死亡,靠一群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就行了。传统上死亡是身着黑袍的牧师与神学家的专利,如今负责的则是穿白大褂的普通人。如果心律不齐,我们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个新的心脏;如果癌细胞肆虐,我们可以靠放疗化疗将之杀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扩散,我们可以用某些新药来予以抑制。


确实,眼下我们还无法解决一切技术问题,但我们正在努力。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不再为死亡的意义而殚精竭虑,他们忙于延长生命。他们正在研究导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学、生理学和基因系统,以及开发新药和革命性治疗手段。


在延长生命的斗争中,人类取得了重大成功。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预期实现了从不足40岁到72岁的飞跃,在某些发达国家更超过80岁。儿童在逃离死神之手方面尤其成功。直到20世纪,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儿童会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儿童疾病对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饭。在17世纪的英格兰,每千名新生儿中约有150人活不过一岁,能活到15岁的仅有700人。如今,英国宝宝每千人里活不过一岁的只有5人,能顺利庆祝15岁生日的有993人。全世界来看,儿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类捍卫和延长生命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变。传统宗教认为来生是意义的主要来源,18世纪以降的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来生则全无兴趣。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死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或西蒙尼·波伏娃的著作里寻求答案,可能不得要领。


在现代意识形态里,仍赋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更具诗意与决绝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诺,为国捐躯的人将永远活在集体记忆中。但这个承诺过于含混,许多民族主义者都难以厘清其内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记忆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们有没有记住你?伍迪·艾伦曾被人问起,他是否愿意永远活在影迷心中,艾伦答道:“我宁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甚至于许多传统宗教都改变了重点——它们不再突出来生上天堂之类的元素,转而强调它们在此生能为你做些什么。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会改变人类对待死亡的态度?大概不会。情况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会让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命而加倍用功。对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应并非听天由命,而是某种愤怒与希望的混合体。


当流行病在诸如中世纪欧洲这样的前现代社会爆发,人们当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并且会为爱人之死倍感沮丧,但当时主流的文化反应是听天由命。心理学家可能会称其为“习得性无助”。人们告诉自己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对人类诸原罪的神圣报复。“上帝知道一切。我们这些恶人是罪有应得。你将会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忧愁,好人自会在天堂里有好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医问药上。这场疾病乃是上帝降罚于我们,那些认为人类可以凭自身才能战胜流行病的人,不过又在自己的诸多罪状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宵小之辈岂能阻挠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们的态度处于另一个极端。每当有灾祸夺走许多人的性命——火车事故、高楼火灾甚至于飓风——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可防范的人类失误,而非神圣的惩罚或无可逃避的自然灾害。如果火车公司没有削减安全预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规范,如果政府投放救灾物资的速度能更快一点,那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纪,大规模死亡自动成为了法律诉讼和调查的理由。


2015年3月,飓风“帕姆”过境后的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图片来源:Dave Hunt/Getty Images

我们对待瘟疫的态度亦复如是。尽管有一些宗教布道者会把艾滋病视作上帝对同性恋人群的惩罚,现代社会仍然宽大处理,只把它当疯言疯语。如今,我们一般认为,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近来各种流行病的传播源于一连串系统性失败。我们假定人类有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遏制这类瘟疫,如果传染病失控了,那是因为人类无能,而不是神的愤怒。新冠疫情也概莫能外。这场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但谴责游戏却已然展开。各国开始相互指责,有竞争关系的政客之间也相互敷衍塞责——责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险已被拉开的手雷。


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我们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让灾难变得合理的牧师,我们的英雄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我们的超级英雄则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侠和神奇女侠终将打败坏人并拯救世界,我们也十分确信只消几个月或者一年,实验室里的人们将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疗手段甚至于疫苗。届时我们就能向可恶的新冠病毒证明谁才是这颗星球上的头等生物!从白宫到华尔街再到意大利的阳台,每个人嘴边都挂着同一个问题:“疫苗什么时候就绪?”这是一个早晚问题,而非有无问题。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结束,人类吸取的最主要教训会是什么呢?最有可能的一点,应当是我们需要在保护人类生命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我们需要更多的医院、医生和护士。我们需要准备更多的呼吸机、防护用具和试剂盒。我们需要在未知病原体的研究和新型疗法的开发上投入更多资金。我们不应再被打个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教训走偏了,危机应当教会我们谦卑,我们不应对自己对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过自信。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还没走出中世纪思维,他们一方面宣扬谦卑,另一方面却百分百坚信自己已经知道一切正确答案。某些固执的人难以自圆其说——某牧师负责唐纳德·特朗普内阁每周的读经活动,他主张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惩罚同性恋者。但大部分传统的卫道士如今还是更加信任科学而非经典。


天主教会指示信徒远离教堂。以色列关闭了各大犹太教堂。伊朗规劝人们不要前往清真寺。三教九流都暂停了公共仪式。这一切都是因为科学家在计算后建议关闭这些神圣的场所。


当然,不是任何警告我们人类已陷入自负的人都梦想回到中世纪。甚至于科学家也会同意,我们应当抱持更加现实的预期,不要盲目相信医生可以帮我们挡下一切威胁生命的祸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个人仍需面对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许再过一至两个世纪,科学就能无限延长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无法实现。除开少数亿万富翁的宝宝,我们所有人如今仍会在某天死去,仍会失去挚爱之人。我们必须承认人生苦短。


2020年3月的某个周五,德黑兰南部莎赫-锐-拉伊地区的某座清真寺已人去楼空 图片来源:Photograph: Ebrahim Noroozi/AP

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将宗教用作一种防范机制,相信自己将在来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不时会视科学为另一种防范机制,相信医生永远会拯救他们,自己永远能安居于住所。对此我们需要维持一种均衡。我们既要相信科学应对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负起直面个体必死性及人生无常性的重担。


眼下的危机可能确实会让许多个体对人类生命及成就的短暂本质有更强的意识。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明,却更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它体认到脆弱性之后的反应,将是构筑更坚实的防线。我不觉得眼下的危机结束后哲学院系的预算能有什么显著提升,但我敢说医学院和健保体系的预算肯定会大涨一波。


这可能就是人之为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擅长哲学,那不是它们的领域。政府的重点理应是构筑更优越的健保体系,推动哲学思考则取决于个体。医生无法替我们洞悉存在的奥秘,但他们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对付这些难题。如何利用好这部分时间,最终取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