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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隆国际—俄罗斯油画名家作品展在京开幕 2019-05-14 09:34:33

文化+金融 文化+科技 跨界发展助“文化深圳”蜕变 2019-05-13 09:11:32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


第十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市民在陈楠作品《甲骨文·图腾》前驻足观赏拍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已从一个边陲渔村,成长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凭借着高新科技方面的强劲发力,深圳还获得了“科技之城”“创新之都”“创客之城”的美誉。与这些硬实力相匹配的是深圳日渐进步的文化软实力。为甩掉以往“文化沙漠”的帽子,深圳在政策扶持、市场培育、硬件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苦下功夫,朝着世界文化之都的方向不断迈进。“设计之都”“钢琴之城”“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些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成为“文化深圳”的最好注解。“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深圳亦在探索不一样的文化发展路径。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作为“文化枢纽”,深圳的文化地位愈发显现。如何辐射湾区、影响全国乃至走向世界,“文化深圳”正如“经济深圳”一样,正在不断刷新观念与认知。


  现状 推出城市文化菜单 深圳文化快速裂变


  新春关爱行动、WTA深圳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深圳国际魔术节、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刚刚过去的四个月里,深圳市民就享受了12项文化大餐,而这都是“2019深圳城市文化餐单”中的精品菜系。5月,深圳还将迎来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国际乒联设计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以及中国·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等三道大菜,可谓“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


  记者了解到,“城市文化菜单”是《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的特色创新内容,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年推出。今年的文化菜单共有34个项目,涵盖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科技创新、体育休闲等多个类别。相比以往,菜品质量更具“中国风格”“深圳味道”,菜式更有“世界色彩”“国际范儿”。


  一方面,突出“深圳特色”,做到有传承,持续举办市民参与度高、反响热烈的项目,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深圳国际马拉松、读书月、创意十二月等;另一方面,服务国家战略,做到有创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不断提升“菜单”在大湾区的文化影响力和凝聚力,如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澳创意周等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菜单中大部分活动都有国际权威和国家级专业机构主办或授权支持,不少活动代表了国内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准。例如:WTA年终总决赛是世界女子网球领域的顶级赛事;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是国内规格最高、最权威的国家级创意设计展览,引领中国设计创新发展趋势;深圳设计周暨深圳环球设计大奖瞄准国际顶级创意设计活动定位,致力于打造成为“设计界的奥斯卡”;高交会则是“中国科技第一展”,体现了创新科技的最高水平;即将开幕的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经过14年的成长与淬炼,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第一展”,是中国文化产品输出变现的“桥头堡”。


  深圳文化的快速“裂变”,让深圳著名文化学者胡野秋感触颇深。在他看来,深圳已从一个文化存量较少的城市,变成了文化存量大辐增加,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品牌建设、文化产业发展都靠前的城市,深圳已经成为了国内的一线文化城市,对现代文化的判断、引领都有着标志性作用。


  探因 经济支撑科技助力 文化“超常规”发展


  深圳是如何从“文化沙漠”成长为“文化名城”的?胡野秋分析,深圳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聚合而成。首先,深圳有内在的文化需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之地的深圳被定位为“经济特区”,早期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并到达一定的高度。但决定一个城市高度的最终是文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拼最终也靠文化。


  与此同时,深圳丰硕的经济改革成果,则为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支撑。“经济是挣钱的,文化是花钱的。以往都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深圳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典型城市。”胡野秋认为,文化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深圳每年用于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项资金很多,而深圳活跃的市场经济,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丰富的民间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把文化的各种要素、文化资本有效地朝着价值洼地配合,“文化+金融”也让文化价值得到更好地流通。


  “深圳的文化发展道路是超常规的,这还与深圳的高新科技发展密不可分。”胡野秋说,文化的发展道路按常理说是非常缓慢且需要历史积淀的,但深圳的“文化+科技”道路不同于其他城市。深圳有很多全国著名的高科技领头公司,如腾讯、华为、中兴等,发达的IT技术让深圳的文化体现出信息化特征,微信就是很重要的社交文化工具;科技也让深圳的文化有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体现形式,每年的文博会、高交会可见一斑。


  此外,“闯深圳”的很多人都是精英,普遍学历水平高。在胡野秋看来,这是深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内在原因之一。深圳市政府对于文化方面的规划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密码。从宏观的文化规划到文化创意发展2020,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振兴规划,政府的政策引导与保障起到一个导向作用。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尹昌龙是深圳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之一。在他看来,深圳文化从一开始就努力寻求跨界,积极与高新科技、金融、创意等有效融合,极大拓宽了文化的原有边界,使文化在跨界发展中爆发巨大的创造力,使得文化在向全社会扩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当今的文化扩张时代,深圳在这一方面的做法给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建议 促进多种文化共融 让文化成生活方式


  尹昌龙认为,如果把世界文化之都作为深圳未来的目标,深圳应该做的就是创新和包容,让文化的边界拓展得更宽,让文化的作用发挥得更大,让文化直接影响到生产和生活,使文化真正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深圳必须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新,只有这样才会使深圳文化更具有吸引力,才能使文化在各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带动力和示范作用。


  胡野秋则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下看,深圳可以借鉴香港书展、香港艺术节的经验,在深圳举办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世界目光。同时,文化进基层,让文化成为全民日常的生活方式,让深圳的文化建设得到质的提升。


  另外,作为文化枢纽,深圳未来也要进一步促进多种文化元素的共生共融,让文化流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其成为世界性的发达城市群,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文化引领作用。

【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犹太人聚居区的“流亡图书馆” 2019-05-09 09:14:56

 

作者位于威尼斯雅典耀的图书展厅

清晨的诺沃宁静祥和,我喝着咖啡,手里的杏仁面包还冒着热气。不远处,喷泉的水声依稀可辨,孩子们正三三两两走在上学的路上,运河对面的房屋也拉起了百叶窗,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朝阳。


这里的广场景致十分特别,没有宏伟的教堂和公共建筑,也没有漂亮的广场阶梯,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局促。小小的犹太会堂墙上装有五扇拱窗,简朴的圆顶天窗略显破败,墙面刻有希伯来语的忏悔诗,出自《诗篇》第32章:“恶人必多受苦楚,惟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一块石碑高挂在墙上,以纪念犹太难民惨遭驱逐的历史。这里,就是威尼斯著名的犹太人聚居区。


2019威尼斯双年展即将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家和艺术家将齐聚于此,威尼斯也将成为画廊和派对的海洋。然而,作为此次展览的受邀嘉宾之一,我却时常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


从空中俯瞰诺沃犹太人聚居区 图片来源:De Agostini/Getty Images

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人类历史记忆展开,试图将那些关于流亡与失去的故事和当下结合,为世人提供更为深刻的思考。我曾在柏林和维也纳进行过类似的创作,但威尼斯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不知不觉中便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尽管诺沃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十分复杂,但一些基本事实却无庸置疑:1516年当局要求所有犹太居民搬到位于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的圣吉罗拉莫(San Girolamo),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犹太人的行动自由,大门会在夜间被封锁,直到圣马可的钟声响起才能打开。不仅如此,政府还建起了高墙,派遣船只在附近的运河上进行巡逻。另外,这一区域安保人员(信仰基督教)的报酬也必须由犹太人支付。自那之后,所有移居威尼斯的犹太人都被要求住在这里,而原本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家庭则必须离开,种族和阶级歧视在这里成为了常态,新来的犹太家庭甚至需要支付的更高的租金才能度日。隔离区的存在,在犹太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似乎这样一来,威尼斯居民便不必担心会被外族“污染”,而犹太人也终于能够远离种族清洗带来的恐惧。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该地区的争论从未停止,“强制隔离、宵禁、封锁和禁令”等一系列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概念使得社会无法对其视而不见。随着犹太人口不断增长,房屋建造越来越密集,许多新建筑天花板高度不足,导致房屋结构不合理,并且质量十分堪忧,人们就这样被迫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这里位于城市边缘,从威尼斯鸟瞰图上看,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甚至它的名字也充满了争议——“getto”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本义是指铜币铸造厂丢弃矿渣的地方。一个冶炼金属的地方,渐渐成为了改造和交换的代名词。这地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隐喻,它处在世界边缘,代表着人类面对历史时深深的绝望和无力。


作者在威尼斯 图片来源:Fulvio Orsenigo

坐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席卷这片土地的那些语言和文化:行话俚语层出不穷,来自德国、波斯、奥斯曼、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犹太方言在这里交织,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服装、食物和音乐。这里是多元文化的代表,也是人类求同存异的试验场,学习和辩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通过诗歌、音乐、礼拜和训诂相互交流,只有希伯来语是大家身上唯一的共同点。17世纪伟大的拉比利昂·达·摩德纳(Rabbi Leon da Modena)曾在自传中写道,在他一生中,从教师到法官,从碑文撰写到印刷业,从翻译再到婚庆,一共从事过多达26种职业。


这里的一切都是复杂多元的,历史不断延伸,语言相互重叠,而这也是我此次创作的核心所在。身处其中的我思绪万千,《诗篇》作为一部流亡者之歌,对圣城耶路撒冷的颂美让人感动。它对孤独和群体的理解,对愤怒、绝望以及悲叹和喜悦等情绪的把控令人赞叹,这也是为什么《诗篇》称得上是亚伯拉罕三教经籍基石的原因。


此次展览名为“赞歌”,将于诺沃隔离区犹太博物馆举行,按照犹太法典(Talmudic)的传统,一切都是关于向上的旅程,而祈祷的地方应当位于高处,甚至“凌驾于城市之上”,因此该展览也被安排在了博物馆的顶层。这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展览,许多展品就放置在人们头顶的台阶上,或是会堂的门前,以供来访的游客驻足观赏。展厅名为“Tehillim”(希伯来语中“赞歌”的意思),由11个玻璃橱窗组成,其中放置着薄层镀金瓷器和一块半透明的白色大理石,旨在展现不同材料之间的呼应。整个展厅的设计风格简约大气,能够更好地捕捉教堂内部暗金色的反射光线。

“赞歌”展览柜上的瓷器和大理石 图片来源:Mike Bruce/Edmund de Waal

展厅高处是我精心为17世纪诗人萨拉·科皮亚·苏拉姆(Sarra Copia Sullam)制作的展台,这位犹太作家当年正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寻到了自己一生的热爱。不久前,米娜·亚历山大(Meena Alexander)、丽塔·达夫(Rita Dove)和埃丝特·斯格尔(Esther Schor)三位杰出的诗人才刚刚对苏拉姆的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赏析,成功使其回归大众视野。在苏拉姆专属的展台上,同样放置着精致的瓷器,在其边缘和金箔上写有《诗篇》第137篇——《巴比伦河畔》的内容。


在这房间之上,是犹太人在住棚节(Sukkot)期间使用的苏克棚,它是为纪念犹太祖先出走埃及在沙漠漂泊40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在节日期间,人们便住进临时搭建的小屋中,里面的金属支架则会用水果和树叶来进行装饰。这里地势高耸,承载着一整个城市的记忆。此外,我还特别为瓷制器皿预留了展台,并用倾斜的金箔为它们搭建出塔状的庇护所。里尔克(Rilke)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生活在威尼斯贫民窟的老人对高度的渴望,“最终,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如此之高,只要站在公寓屋顶,脑袋就能伸进另一个区县。老人不停和入境官员说着话,似乎陷入了诗篇般的狂喜。”


苏克棚 图片来源:Jewish Museum of Venice

不仅如此,我还搭建了一间图书馆。在双年展期间,它将被安置在美丽的雅典耀(Ateneo Veneto)科学艺术中心,这是一座始建于16世纪的建筑,与芬尼斯歌剧院相邻。此外,一楼的Aula Magna房间也将成为我的展厅之一。


在威尼斯工作期间,我渐渐意识到翻译对于整个项目创作的重要性。诺沃贫民区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语言和文化,这本身就是威尼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印刷业中心的表现。1520年至1523年,来自安特卫普的基督印刷学家丹尼尔·邦伯格(Daniel Bomberg)在这座城市创作了《巴比伦塔木德》(Bablyonian Talmud)的伟大版本,他与犹太学者和抄写人员合作,成功将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评论文本放在了同一页面中。从阿勒波到法兰克福,许多犹太社区都订购了这些制作精美的书籍。


作为一座以“流亡”为主题的图书馆,里面共有2000本书是由那些被迫离开故乡的人们所作。我所要打造的,是一册宏大的历史画卷,从奥维德(Ovid)到塔西佗(Tacitus),从但丁(Dante)到雨果(Hugo);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从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到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再到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从中国作家艾青到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再到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el Kadare),这些文坛巨匠曾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近几十年来,从黎巴嫩和叙利亚同样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家,与此同时,“流亡文学”在伊朗、巴勒斯坦、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发展也日渐走向了成熟。


图书馆的外墙放置着瓷器装饰,并以液体的形式涂着金箔,我在上面列出了许多早已不复存在的图书馆,从尼尼微到亚历山大港,从廷巴克图到阿勒波再到摩苏尔,它们也曾为人类发展贡献过力量。图书馆内部有四个新的玻璃橱窗,结构设计与邦伯格的犹太法典遥相呼应。


这座图书馆将于5月初向读者开放,届时共有多达32种语言的图书可供读者借阅。此外,我们计划举行多场主题多样的读书讨论会,包括文学、历史、翻译、儿童读物以及音乐和舞蹈作品,旨在颂扬语言的多样性和离散性。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接纳不同的思想、自我定义以及再定义。正如著名作家安德烈·艾西蒙(André Aciman,曾因犹太身份遭埃及政府驱逐出境)所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来自某个特定的地方:“我们都一样,终究只是个异乡人。”

“互联网+中华文明”最新优秀成果亮相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2019-05-08 09:38:17

5月5日至5月9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福建省文物局承办的“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亮相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福州峰会成果展览会。


  本次展览汇聚了“互联网+中华文明”的优秀项目与最新成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交互展陈等技术,动静结合、虚实相宜,多方位展示了国家博物馆“数字虎蓥”、故宫博物院“绘真·妙笔千山”、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金沙遗址博物馆“再现金沙”、山西博物院精美雕刻艺术、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的VR “畅游遗址”等20余家文博单位的数字项目。


  融合灿烂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在整个展厅分外引人注目,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约200平米的展区内人头攒动。观众或驻足欣赏,或参与体验,或互动交流……展馆正中上海博物馆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项目以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主体,把人物相关的时、地、人、事通过动态的行旅、郊游方式等融合展示,极富创意又具内涵的展示方式深受称赞,苏州博物馆通过提取山水画、书斋家具中的元素研发的参与式创意作画、家具拼装等体验项目吸引观众争相体验。特别吸引眼球的还有展览现场配备的智能机器人,通过语音、视觉、动作、环境等多种感官进行人机交互沟通,为参观的访客提供人性化的引领、咨询、讲解等服务,吸引无数“粉丝”。


  本次“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不仅带给观众一场深度的文化与科技的交融盛宴,也充分展示出“文物+科技”的勃勃生机。据悉,国家文物局还将持续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持续促进文物+科技、文物+旅游、文物+教育、文物+创意的深度融合,让文物“活起来”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据了解,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是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组成部分,本届展览会围绕“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的主题,集中展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生态领域的创新成果。展区核心面积5.6万平米,吸引了来自国内外421家单位前来参展,规划了综合、数字福建、数字政府、主宾省、数字经济、智慧社会、数字生活等七大展区。相较于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展览会4万平方米、四个展区、两个成果发布区,实现了规模、质量上的整体提升。

“普通话”与方言的历史博弈:现代中国的语言政治学 2019-05-07 10:01:53

普通话,作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如空气般使人习以为常。然而,面对地缘极为复杂的中国,民众习得多年的普通话似乎在近年来又不断遭遇挑战,类似的新闻报道有:


2010年7月,一份来自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引发了民间“粤语保卫战”的呼声。本地居民一度担忧,这是官方取消粤语的一记重要讯号。论战使得广州市政府发言人不得不立刻出来辟谣,指出“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岭南地区影响最广的方言,广州于法于规于情于理,都不会搞所谓‘推普废粤’,广大市民和热心人士可以完全放心”;但同时发言人也称,“推广普通话与保留、保护粤语并不矛盾”。


尽管这绝不等于长达半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失败,但方言区民众本能的焦虑和官方回应的逻辑却足以反映语言文化冲突背后的政治。历史学者王东杰教授的新著《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即回答了这一持续存在的关键议题:这种“语言政治”,发轫于晚清民国的“国语运动”,乃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衍生品,亦是形塑“现代中国”的关键元素。


为什么汉字险遭淘汰


首先,言说和书写一直以来都是语言的两个面向。在此意义上,汉语和汉字,就成为中文世界的两层表达。20世纪初,汉语和汉字遭遇空前的割裂,以清末“切音字运动”为代表的汉字改革,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甲午战败后,汉字复杂的书写越来越被视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因之一。比起拉丁字母便捷、高效的书写和字音统一的语言逻辑,汉字很难快速地在多数民众间普及,使中国的识字率极低,这被救亡心切的知识分子看作是阻碍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包袱。而“切音字”,原本是用最简单形式的方块汉字,来识读大部分复杂的汉字;后来,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为了学习汉语,也会用拉丁化的拼音表达汉字的音。凡此种种,统称为“切音字”。这种识读汉字的尝试,成为改革汉字的开端。


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学或语言史研究,本书的视角涵盖了语言学家和知识分子之外的政府决策者和中下层的一般受众。这就使20世纪初知识分子见诸报刊上的争论有了情景意义:以更便捷的汉字提高民众的读写能力,是实现中国富强的路径,才是汉字改革的驱动力,而并非我们以后人眼光所理解的知识界盲目学习西方那般简单。


本书认为,“切音字运动”为汉字改革奠定了基调,即语言远远比文字重要。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言说的能力,有书写能力的却很少。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定海神针”,先于文字形成;相反,文字只是用来摹写语言的,因此应当是“文”随“言”走。这也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背后共同的逻辑。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自明清以降都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文字却发生了“灵魂深处的革命”,新的句法、文法、词汇、句式都被创造和普及,并抹掉了以往的传统书写体系。当然,这多少会反作用于口语。但汉字自身的遭遇,显然是汉语所不能比拟的。


时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汉字改革的观点也愈发激进。“废汉字以救汉语”,成为当时声量极强的一种观点,甚至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原本,更为激进的一说是,将中国的汉语和汉字一并废除,全盘改用世界语(Esperanto),即一种以拉丁子母书写的国际通用辅助语言。钱玄同即是此论点的拥护者。不过,这很快被其他人修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皆认为,二者皆废似乎不切实际,稳妥的办法应该是“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即便如此,当时的知识界都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出对汉字的鄙夷,痛改前非之心跃然纸上。语言和文字都变成了价值判断的一环,被放在是非曲直、好坏高低的审判席上反复检验。它宣示着,现代中国的语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


贯穿20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主轴的,无不指向“救亡”。知识分子们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如何救中国”,“如何要中国好”。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而“启蒙”何尝不是为“救亡”服务?废除汉字乃至文言并废的激进主张,表面来看是“全盘西化”的附庸,但“西化”背后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民族主义情愫和救亡的焦虑。


当然,文言并废的主张并未引起过大的波澜,没过多久,学者们又重新拥抱汉语,认为汉语发音语法并无问题,反而是世界语言序列中最先进的,有问题的仅仅是书写复杂的文字。作者认为,这既是救亡焦虑引发的模仿西方之心切,也是国人民族情感驱使下追求平等世界政治秩序、展现抵抗和独立姿态的“语言民族主义”。


走向“标准化”


与文字改革并行的,是语言的“标准化”问题,20世纪初的“标准语”,即我们今日所说“普通话”的源流所在。作者将此分割为两个问题:首先,哪个地方的语言可以成为“标准语”,以及谁有权力制定标准?其次是如何界定方言和对待方言,以及语法与官话完全不同的吴语和粤语是否应该被归入方言?


我们今日都十分清楚语言隔阂对于沟通的障碍,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和政治的关联。我们试举一例,广东人孙中山以广州为革命中心并发展壮大,浙江人蒋介石则以江浙为统治中心区。这样的结果并非仅仅是军事因素。民国时代,利用同乡网络是政治活动的关键,同乡的语言一致性决定了公众活动的便利,筹款、交易、合作都变得零门槛。彼时的报纸不断有记载称,孙中山在北方讲演时,因一口广东话导致很少有民众能听懂。然而,北美广东华侨、广东地方团体对孙中山的支持却无需其再多费口舌。事实也证明,孙中山身边最重要的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亦都是广东籍。当然,这只是语言与政治关系的冰山一角。汉语标准化,还有更重要的考量,乃是国家控制地方、统一地方的政治需求。


《声入心通》

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所谓“方言”,即地方语言,自然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我们从未听说过“中央语言”,但的确有“方言”就有“标准语”。背后的认知是,汉语应当有单一的、代表性的、通用的语言,包括语法和发音方式。在民国,这种语言就是“国语”。“国语”作为一套标准,既区别于“外语”,又凌驾于“方言”。


民国初年对方言的认知,经历了一段归纳的过程。最早在五族共和的话语下,满蒙回藏疆等少数民族语言即被认为是“方言”,后来,有学者也提出汉语体系下的“潮州话”、“广州语”也是方言。对“方言”的内涵外延,也逐步清晰。由此,确定和推广“国语”,就成为当务之急。


1919年,负责确定国语读音的统一会公布了首个国音标准,选择标准是“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但实际还是以北京音为主。在当时就引发了“南北之争”。但最终,“京音派”还是获得了胜利。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明确国音应当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并一致通过改为以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当然,论争并未休止。而在此过程中值得观察的是,南方的江浙地区远远比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力量要强,这背后皆是团体白手套下政治力的角逐。


不过,作者也注意到,即使在看似万事皆备的状态下,所谓“国语运动”仍然是打折扣的。地方尤其是乡下,对于本地方言的天然引力,以及对国语标准的质疑,形成对国语运动推广的挑战。但作者亦承认,国语运动的背后,是民族国家整套意识形态的下移,它奠定了现代中国人思考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使得方言所代表的多元文化之丰富性大大受限。“国语”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概念,它将自己的地位置于建构的“方言”地位之上,意在宣示中央的统治权力。


需要提到的是,1949年后,“国语”的提法在中国大陆被废除,意在表明对国民政府治下的“国语”和“国家”的否定。但1950年代新确定的“普通话”,与国语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是政权施行地方管制的权力象征,而1950年代,推广普通话作为政治运动如暴风骤雨般涌来,比起民国的“折扣国语”,显然更加成功。


华人世界的语言之争与地缘政治


普通话代替国语,还有另外的政治逻辑。在国家层面,原有的“国语”被称作“汉语”,是共和国初年遵循苏联模式、倡导民族平等自治的衍生品。汉语相对国语更具狭义色彩,他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特定民族使用的语言,与满语、藏语、维吾尔语平等共存。在此意义下,制定属于汉语的“普通话”即显得顺理成章。


相比较共和国初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宽容,汉语方言则没那么幸运了。 “推广普通话运动”,深入到全国各非少数民族省份,在语言差异最大的广东,更成为典型案例。在政治运动的高潮年代,广州城内高喊口号的本土居民,无不操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老广州的公园里找到他们的余音。


时至今日,普通话又被赋予了更深刻内涵。不仅少数民族地区须要学习推广普通话,香港澳门也在主权回归后全面推行了普通话教育。语言问题,又再次牵动着华人世界的版图。语言在今日,又成为华人世界地缘政治的角力场。


我们如果从书中的脉络寻找资源,或许可以认为,这是20世纪国语运动推广“打折扣”的后遗症。另一方面,在普通话占据合法性基础的中国大陆内部,广东等地地方方言保护的兴起,也成为一支与国家语言一元化相对的力量。吊诡的是,地方政府乐于将方言文化的光大作为政绩之一加以推动。然而,这表面吊诡的背后逻辑却并不矛盾,因为政府所希望的,是在“普通话”愈发日常化后,方言能够像文化遗产一样成为被展示的固态样板,存在于报站、戏曲、小吃等客体的博物馆中,而非继续在下一代的教育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它始终未能解决,以方言为根的在地居民在20世纪国语运动、推普运动近百余年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焦虑。可以预见的是,如文章开篇所言的“保卫方言”事件,未来仍有重演的可能。

辛波斯卡:为了一小块干净的天空,我们战斗 2019-05-06 09:10:49

作为文学史上少数荣获诺贝尔奖的女诗人之一,辛波斯卡很容易被人们冠以“天才”的美誉,但多数读者不知道的是,这位被奉为“诗界莫扎特”的诗人在创作初期也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波兰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

作为文学史上少数荣获诺贝尔奖的女诗人之一,辛波斯卡很容易被人们冠以“天才”的美誉,但多数读者不知道的是,这位被奉为“诗界莫扎特”的诗人在创作初期也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1945年,刚刚走出二战的波兰人正沉浸在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潮中,反思战争、歌颂国家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书写的统一命题。正是在这一年,还在读大学的辛波斯卡于《波兰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诗作《我在寻找字》,抒发了她对这个动荡时代的思考。此后的几年间,辛波斯卡陆续写下数十篇诗作,无不关于生命、战争与社会的变革。然而,这些符合政治诉求的作品却在随后遭到了诗人的否定。在后期流传于市面上的各种诗集选本中,这一时期的作品只有零星几首曾经获选,尤其是在1957年诗集《呼唤雪人》问世后,辛波斯卡彻底将创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上。显然,随着阅历的增加,诗人也在有意摆脱“集体创作”的束缚,渴望以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


阅读辛波斯卡早期的创作,人们不难看到其中大量与国家意象相关的元素(旗帜、军人、国歌等)以及字句间营造出的悲壮、崇高、爱国的气氛。大多评论家认为,这类写作虽在当时显得十分热血、符合时代精神,但是在今天看来却有故作姿态、流于表面之嫌。而辛波斯卡本人在晚年回顾自我的成长时,也在《青少女》一诗中承认了过去的“偏激”:


我们真的差很多,

想的和说的,完全是不同的事。

她知道的很少——

但固执己见。

我知道的比她多——

却充满犹疑。

但是,这些早期的诗作真的如此不堪吗?除了时代背景因素外,它们与诗人的成熟之作相比有哪些不同?诗人究竟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无疑,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诗作本身来解答。有幸的是,在辛波斯卡逝世后,这些处女诗作经其生前秘书和友人的整理再度出版,并于日前引入中文版《黑色的歌》。书中收录了辛波斯卡自1944年至1948年创作的二十余首诗篇,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中选取部分内容,以呈现诗人在青年时代的所思所想。尽管与晚期作品的开阔与凝练相比,这一时期的诗作在主题上有着较大的局限性,文辞上也略显稚嫩,但却是理解辛波斯卡成为一名优秀诗人的重要开端。



《黑色的歌》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林蔚昀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01

为了更多东西


为了更多的东西,

不只是辽阔的疆界,

猎猎作响的旗帜,

——为了她军人般骄傲的胜利。


为了更多的东西,

不只是国歌的还击,

命运的意义,

——为了她比轻蔑更迅速的复仇。

为了一小块干净的天空

我们战斗。



和平


内心愉快的警报比官方的声明早来一步。

比光线更快的是消息,

比消息更快的是信仰。


人们的吼叫、歌唱、致辞

都不足以描述、形容这一切,

除了一个字——终于。

一直盲目到此刻的城市之夜

往天空投射信号——

透过通往星辰的道路。

窗户上服丧的象征被拿下来了,

成群结队、脚步划一的行人

会踩着这些象征往前走。


其他人会跑到家门前,

和所有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

仓促地握手,

交换那亘古的真理——


人类给世界带来的

是和平——不是剑。



生命线


辘辘的马车声。

煤炭。

早晨才刚来到。

煤灰在路上留下轨迹。


老女人,你必须灵活点,

弯腰捡拾那一小块黑色的煤。


我寻找,这一切是如何在我手上展开:

宽广的世界,未来的日子,快乐。


我手上的生命线——

或许是一个弯腰鞠躬的背。

我的罪过:埋伏等待马车到来。

巫婆。

脸色发青。

在寒冬中。



高山


云和岩石。

预感和触摸。


在这里让心瘦下来比较容易,

让光线优先通过。


石头臣服于深渊,

就像每一个不留神的孤寂。


溪流有巨石的湍急。

天空在森林间回响。


再往下面一点有星期三,

ABC和面包。



关于追人的人与被追的人


时间是石头做的

所以活着——就得变成石头。

土地被冠上陌生的名字。

天空由陌生的呼吸支撑。

街上的窗户——石头眼珠——

日夜黯淡无光。

街道——花岗岩峡谷——

因为坚硬的脚步声而震动。

那些被嵌在紧密队伍之中的人

走着——而他们白色的瞳孔

已经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死去。


他们测量——而他们白色的瞳孔

死去了,这样才能量得更精准。

我们不预期这里会出现一项条文

关于活人身上活生生的瞳孔。


一个把脸埋藏在大衣领子里的

兄弟,把死亡的重担背在背上。

他很快就摸透了大门的黑暗,

以及蜿蜒楼梯慈悲的寂静。

他住在那里,保持警醒:一小块室内,

一小段扶手,墙壁的呼吸。


有时候在残破的窗玻璃旁,

他会数自己还剩下多少弹药。

有时候:他会用一道光线,

把自己的心包围,仿佛那是前线。

承载着空洞熔渣重量的,

没有熄灭的火星燃烧着我。

时间是石头做的

但是城市在火焰上。



黑色的歌


拉长音调的萨克斯风手,

发出笑声的萨克斯风手

有自己一套世界的系统,

不需要话语。

未来——有谁会知道。

过去是确定的——但有谁知道呢。

眯起想法,

演奏黑色的歌。


人们紧挨着脸跳舞。跳舞。

突然有人倒下。

他的头撞上地板,打在节拍上。

人们按照节奏避开他。

他没有看到头顶上那些膝盖。

他的眼皮闪着苍白的光,

抽离了喧嚣的高压和充满诡异色彩的夜晚。


别太悲情。那人还活着。也许他喝多了,

而太阳穴上的血迹只是口红?

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事。

这是一个平凡普通躺在地上的人。

他自己跌倒也会自己站起来,

既然他已经活过了这场战争。

人们在甜蜜的拥挤中跳舞,

风扇混合了炎热和冰凉的能量,

萨克斯风往粉红色的灯发出狗一样的鸣叫。

读屏时代:如何摆脱“浅阅读”之困 享受阅读之美? 2019-05-05 09:07:1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滋养浩然之气。古时,一些喜爱阅读的人会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捧卷而读;现在,一些喜爱阅读的人则会用手机或Kindle阅读电子书……从木牍、竹简、缣帛、纸张到数字化载体,穿越几千年,不断翻新的是介质,绵延不息的是阅读。


  如今,数字阅读正在悄然走红,借助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设备,“万卷书”触手可及。据统计,2018年全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4.3亿人,人均数字阅读量已达12.4本,人均单次的阅读时长达到71.3分钟。未来数字阅读会有怎样的前景?身处“读屏时代”的我们,应如何摆脱“浅阅读”之困,享受阅读之美?


  1.“一屏万卷”——


  数字阅读蔚然成风


  【案例】


  近日,家住上海的顾晓玲开始了《人类简史》的阅读之旅。不过,她没有购买纸质书,而是在“微信阅读”APP上看电子版。“我喜欢电子书,读起来方便,而且种类也比较丰富。以前经常在Kindle上读,现在习惯用手机阅读了,平时等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都可以看书。”她说。


  “80后”周勇从小到大一直有着阅读的习惯。“上学的时候,看纸质书比较多,现在开始喜欢数字阅读了。”周勇告诉记者,从他的住处到单位,路上耗时接近1个小时,用手机看电子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一些读书类APP上,他还可以知道其他书友在读的书目,并交流阅读心得。


  如今,很多人像周勇一样,成了数字阅读的忠实粉丝。而数字阅读也不负众望,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阅读体验。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会看到画册里原本是平面的图像变为立体模型;“3D电子课本”除了可以阅读外,还具有互动功能;一家听书企业生产的卡通玩具,可以讲述《西游记》里的故事……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一大批数字阅读的新产品、新服务让人大开眼界。


  无疑,数字阅读的发展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当前我国数字阅读的发展态势如何?


  先来看一组数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0.8%,较2017年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6.2%,较2017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从中不难发现,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


  另外,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从2016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的年度同比增幅分别为12.3%、13.4%和14.4%,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时间段上看,与2017年相比,数字阅读的“早读”读者快速增长,在上午7至9点的“早高峰”时段进行数字阅读的读者占总数的比例从10%左右跃升到了近43%;午间阅读的读者占比也翻了一番多。


  有人说,阅读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数字阅读的蓬勃发展为更多人迈过这道门槛提供了机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数字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推动了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我们已经身处‘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表示,数字阅读作为全媒体时代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应运而生到蓬勃发展、蔚然成风,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阅读体验和精神文化生活。


  2.技术赋能——


  产业发展前景向好


  【现状】


  20多年前,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飞速发展,作品数量和读者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持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择天记》《花千骨》《鬼吹灯》《锦衣夜行》《全职高手》等多部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出现在老百姓的手机、电脑屏幕上,还走出国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读者。


  “我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和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说。


  在政策持续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网络文学创作开始出现积极趋向,创作主题涵盖改革历程、社会热点、生活变迁、文化传承、职业生涯、个人奋斗等多个方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网络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稳步增长的一个缩影。《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愿意付费阅读的读者占比也从2016年的60.3%增加到66.4%,其中有68.7%的付费用户愿意付费区间在20元以上。


  “但实际上,读者只要买到了一本满意的电子书,他的实际付费就会明显高于20元的付费意愿,人均实际付费在33元到41元之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君说。


  专家分析,用户付费意愿的提升,意味着我国数字阅读产业的前景会继续向好。未来,我国数字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全民阅读、新兴出版、媒体融合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数字阅读产业将会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机遇,为数字阅读产业注入新活力。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认为,图文、音频、视频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使阅读变得更立体,数字阅读行业将会更好地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未来,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会得到极大拓展。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5G商用步伐的加快,以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屏、多端的万物互联将会让“屏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数字阅读的服务和体验会进一步提升,各类用户规模将持续攀升,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推动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3.“深”“浅”之争——


  优质内容才是追求


  【故事】


  这几天,网友“月明”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书卷多情似故人。虽然在手机上读过很多短文,但感觉什么也没有沉淀下来,转眼就忘记了,果然还是对深度阅读有种特别的情结。想去寻找一些慢读物,像喝茶一样,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坐下来慢慢品读,顺便回味一番生活的甘苦。


  在北京一家科技型企业上班的王珊珊告诉记者,她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手机看电子书或听书,有的人一周的阅读时长多达几十个小时。“虽然我也喜欢数字阅读,但总觉得太浅、太碎片化,有时甚至会有一种空虚感,而且如果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看,眼睛也会很疲劳。”她说。


  像王珊珊一样,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困惑。专家认为,数字阅读在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会出现碎片化、实用化、娱乐化的倾向,让人趋向“读图”“读视频”,迈进一个“浅阅读”时代。在手机面前,阅读容易被简化成“刷”,长此以往,阅读的初衷和乐趣也会渐行渐远。


  有调查也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虽然数字技术会促进碎片化阅读的发展,但阅读的“深”与“浅”更多还是取决于阅读的内容。身处“读屏时代”,很多人依然在坚持着深度阅读,即使是阅读电子书,也会对一些经典作品更加偏爱。阅读介质会变,但无论是看纸质书,还是进行数字阅读,丰富多样的优质内容始终是人们的追求。


  那么,如何摆脱“浅阅读”之困?专家建议,一方面,数字阅读相关企业要补齐优质供给的短板,努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数字阅读产品,让用户拥有更多深度阅读的机会和选择;另一方面,用户要结合自身需求和兴趣,注重“深”“浅”搭配,不宜有所偏废,并擦亮眼睛,自觉抵制低俗、劣质内容。


  “高质量的数字阅读有赖于优质出版内容和先进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新技术新媒体部副部长林峰说,要用自身的优质内容衍生出更多的优秀产品,以吸引更多用户。


  冯士新指出,我们要深入研究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不断探索数字阅读发展新路径,不断推动数字阅读产业提质增效。要强化效果导向,把握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的传播方式,加强对数字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应用,构建社交化传播、精准化推送的体系,有效满足全媒体时代用户的需求。研究完善促进全民阅读的数字阅读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数字阅读条件,推动优质阅读内容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有效提升数字阅读的公共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