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止到1月22日24时，全国共确诊57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正在进一步发展。1月23日，腾讯上线“发热门诊地图”，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寻找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和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以方便用户及时就诊咨询。

目前在微信中可以通过三个入口找到发热门诊地图。一是通过微信支付页中腾讯服务的“医疗健康”入口，二是“腾讯健康”小程序，三是在微信“搜一搜”中搜索“发热门诊”关键词。

微信“搜一搜”中的相关入口

据了解，这份发热门诊地图是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下上线的，收录了广州125家发热门诊，其中包括8家定点收治医院。

广州市发热门诊信息地图 图片来源：腾讯医疗健康

包括广州市在内，地图目前收录14个城市的定点收治医院和发热门诊信息，其余分别为武汉61家、深圳49家、北京89家、上海115家、南京55家、昆明16家、成都191家、宁波46家、内江23家、宜宾26家、随州11家、青岛33家、苏州78家。目前地图信息还在更新当中。

除微信外，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APP平台都已上线“肺炎防治”频道。平安好医生、丁香园等互联网医疗平台也已上线疫情地图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咨询等服务。

在马萨·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的第二部小说《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中，她重构了关于意大利入侵欧洲的想象，从多个角度讲述了对赢得战争发挥了核心作用的埃塞俄比亚妇女的经历，以及意大利士兵和被流放的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经历。蒙吉斯特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出生，家人在她孩童时期就逃离了埃塞俄比亚革命——她在小说处女作《狮目之下》（Beneath the Lion's Gaze）中曾讲述这段历史。她如今住在纽约，在桑给巴尔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的第一部小说清晰地描绘了个人的历史，这部新作和你的个人经历并不相关吗？

马萨·蒙吉斯特：直到我开始为这本书做调查，在埃塞俄比亚参观了一些战役发生的地点，才听到我母亲在不经意间提起外祖母在前线战斗的故事。

我和母亲一起进行了多次研究旅行，我多次强调需要“寻找女人”，经常感觉到自己在黑暗中试图捕捉到这些消失在空气之中的女人，我的曾祖母就是其中一例。记得当时我转身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这件事？”因为我在曾祖母去世前见过她。母亲看着我说，“你从来没问过。” 我想，“天啊，这就是问题所在。”

战争的语言是男性化的，我们自动根据男性的行为来定位历史，正如我忽视我曾祖母的过往一样。

你想过写一篇关于这场殖民战争中女战士的真实报道吗?

马萨·蒙吉斯特：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研究那些历史学家可能无法告诉我们的真相，因为他们非常依赖数据和确凿的证据。作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女人，我就可以怀疑存在更多案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写作。

你学意大利语是为了研究这本书。这是否让你更理解法西斯士兵的经历呢?

马萨·蒙吉斯特：在写第一本书时，我四处旅行，并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我知道1935年战争的许多步兵来自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而将军来自北方。那些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他们的血洒在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上。

在卡拉布里亚小镇的一个小书店里，在进行到问答环节时，一个男人站起来说，“我想和你谈谈1935年的事。”整个房间都紧张起来。

意大利并没有谈论过这段历史，意大利人仍然很难理解他们在东非的所作所为。有几个人嘟囔着要他坐下，但他显然受到了触动并且情绪激动。他告诉我，他父亲在战争期间是一名飞行员。他说，“我的父亲毒害了你们的人民，我该如何请求你的原谅？”说完便开始哭泣。

就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天哪，这段历史还没有结束，这场感觉上已经远离我们的战争，其实依然在我们身边。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修复我们之间的鸿沟?”

《影子国王》

小说中的一段情节是对其中一个角色所拍照片的描述……

马萨·蒙吉斯特：我对照片里可见和不可见之间的中间地带很感兴趣。当我们看到一张埃塞俄比亚囚犯的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是囚犯，还是拍下这张照片的意大利摄影师？这张照片不是对埃塞俄比亚的陈述，而是关于意大利的殖民力量，关于男子气概，关于残忍的陈述。它反映的是摄影师和意大利人所塑造的框架，这是一种暴力和权力的语言。我想把这些照片想象成某种移动的、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已经迎来一个非常视觉化的社会，有了Instagram和社交媒体——我们能拍多少照片？我们甚至都忘了怎么去“观看（look）”。Instagram上的每一张照片都将意义和复杂性平面化了，它们所展现的故事过于简单，和真正的生活并不相符。

你的枕边书是哪些呢?

马萨·蒙吉斯特：《天体》（Celestial Bodies，约哈·阿尔·哈蒂 著）以及《斩首之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等一下，让我到床边看看还有什么……还有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著作——《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马萨·蒙吉斯特：达萨·德恩迪克（Daša Drndić）的《里雅斯特》（Trieste）。天啊，我很喜欢那本书。

你怎样整理你的书?

马萨·蒙吉斯特：我重新安排所有书，将小说和非虚构区分开来，非虚构区中有诗歌和我写的关于艺术和摄影的书。我没有把它们按字母顺序排好，学术方面的书被放在其他地方。所以我有很多书架，它们是按类型排列的，我相信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你最近读了什么经典小说?

马萨·蒙吉斯特：我能告诉你我正想读什么吗？去年我打算重读《白鲸》这本书，但因为一直修改我的书而没有时间，祝我好运吧。

你小时候是个怎样的读者呢?

马萨·蒙吉斯特：如果追溯到非常早的童年，我只记得第一次读谢尔·希尔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爱心树》时的感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多么深刻和感人的书——尤其是它对慷慨、意识和同理心的表达方式。然后我开始看古希腊经典，比如荷马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读《伊利亚特》的那一天是多么激动人心。

后来有一位高中老师给我介绍了文学，这拓宽了我的视野。我们仍然保持联系，如果没有她，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写作方式。

理查德·莱亚德：“总的来说，我很幸运。”

许多人认为幸福稍纵即逝，那么你认为幸福依然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现实状态吗?

理查·莱亚德：我认为幸福是人们最关心的的东西。许多人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快乐，自己的婚姻是否美满，自己的孩子是否幸福。这并不是幸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衡量的标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想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便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你在书中写到了你的父亲——英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约翰·莱亚德 （John Layard）——在遇到你母亲之前企图自杀的事情。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晓的？

莱亚德：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父亲头上有子弹留下的凹痕，但这并不是我关注人们为何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让我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病人，以及我父亲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这才是我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某种焦虑心理。

是什么让你把兴趣从心理学转向了经济学？

莱亚德：我确实考虑过做一名心理医生，但最后还是成了一名教师。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夜校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便成为了罗宾斯报告（英国政府在1960年代委任高等教育委员会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前景所进行的发展规划，大幅度扩展了英国的高等教育——译注）的研究员。研究期间，我震惊于说服政府为什么应该花更多钱在一个项目而不是别的项目上时的困难之巨大。为了更好地分析成本效益，我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以为政府开支的优先级选择建立一个合理的基础。

你认为幸福应该是一个关键指标，就像GDP一样，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既然幸福是一种主观品质，那么应该如何衡量幸福呢?

莱亚德：正因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所以才很重要。幸福是我们思考个人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是人们主观感受最深层次的现实。幸福不是我们通过想象可以估算的，而是人们最真实的生活体验。衡量幸福的标准一般来说是问卷调查：总的来说，如果给你的生活打分，0到10分，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你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

相信过去更美好似乎是人们的天性。但与过去相比，总的来说英国人们现在是更幸福了，还是更不幸福了？

莱亚德：许多调查研究显示，当今可能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之一。在美国，调查时间最长，可以发现近年来幸福指数基本持平。从全球范围来看，幸福指数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当然个别国家有例外，英国总体也是略有上升。有些人的生活艰难，但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我不认为如今是一个糟糕的时期。

我们倾向于把经济水平作为衡量幸福生活的关键指标，但富裕或贫穷对幸福的影响有多大呢?

莱亚德：在我们社会中，只有不到2%的巨大幸福差异可以用收入差异来解释的。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心理健康，当然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人际关系——比如在家庭中是否有伴侣，与伴侣的生活是否幸福。同样重要的还有工作质量，比如是否有工作，是否与同事和谐相处。最后还有社区，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友善和睦的社区也是影响幸福的关键。

《不幸福的经济学》

[英]理查·莱亚德 著 陈佳伶 译

你谈到了提升他人幸福的重要性。但意外后果定律（指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做法却会带来一些意外的后果）告诉我们，善意也可能酿成恶果。

莱亚德：你说得很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那些重要的事情。例如，以教育为例，决定学生是否能够成为幸福大人的关键，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他们在学校是否接受到了快乐的教育。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减轻学生的负担，相信会有很大不同。

你认为幸福社会的目标必须明确，而不应该成为其他东西的陪衬。为什么这么说呢?

莱亚德：因为幸福的概念很容易被转移到更好衡量的东西上。比如收入是可以衡量的，所以收入已经成为国家和GDP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这是政治家们的头等大事——处理经济问题——但我们知道，人们在选举中的投票，并不像对生活的满意度那样容易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你提到移民是造成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能保持移民趋势的同时，变得更加幸福吗?

莱亚德：总的来说，移民最终都成为了当地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零移民是一个荒谬的想法。所以，如果有人想移民，我们理应欢迎他们。但如果移民的速度太快，就会造成冲突，因此我们又必须控制移民。想要社会和谐，必须平衡移民问题。

你还提到了不幸福水平与民粹主义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莱亚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对欧洲选举投票的研究，以及对美国特朗普选举投票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普遍观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投票给当前执政的政府或政党。这种观点比经济本身更能解释选举结果的变化。所以人们的投票更多地反映了他们享受生活的非经济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政府的福利政策也是基于自身利益。如果一个人想再次当选，他应该关注的就应该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人民的切身利益。

那么不幸福水平与民粹主义之间具体的关系是什么?

莱亚德：总的来说，不幸福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不过，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希腊，不幸福人数并没有增加。在美国，不幸福人数的比例有所上升。所以欧洲的民粹主义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有三个因素：第一，长期趋势是人们的顺从程度降低；第二，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处理措施的不当，让精英阶层名誉扫地；第三，我认为移民政策也有问题——很多人认为当前政策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但我认为这种民粹主义突然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社交媒体。当面对面交谈时，人们往往会控制自己的言行。但社交媒体的交流方式让许多人不再受到常规礼仪的约束，人们面对挫折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更加狂野。总而言之，不满情绪并没有大幅增加，但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许多人觉得自己有权不尊重精英，也觉得自己有权在社交媒体上和投票中这么做。

你认为英国是否应该效仿新西兰的做法，正式把福利政策作为国家目标?

莱亚德：当然应该。英国的新政府如果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目标的优先级，我们便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最近，新西兰、苏格兰和冰岛这三个女性领导人领导的国家都将提升人民幸福感作为国家目标。如今，鲍里斯·约翰逊有机会成为首位将福利政策作为国家目标的男性首相。如果英国能引领世界，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幸福时刻都在变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个潜在的趋势。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认为幸福变化很大，还是大致保持一致?

莱亚德：当然，幸福每天、每月都有波动。总的来说，我很幸运，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写关于幸福的文章，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一方面，我更能意识到别人的感受，另一方面，我也能更好地让自己远离每个人时不时都会产生的消极想法和感受。

明尼阿波利斯的新体育场本不应夺去数百只鸟的生命。动工前，经市议会投票一致同意，体育场建筑外层将使用带有一层薄膜的特殊玻璃，此举是为了让鸟类能看到玻璃，避开建筑。但鸟儿们注定有此一劫。体育场经理拒绝使用市议会推荐的材料，声称它会破坏建筑平整光亮与充满未来感的造型。这个体育场的一角长长地延伸出来，仿佛一块玻璃岩石。2017年至2018年间，近300只鸟撞上这座建筑，尸体从天而坠，被志愿者发现时往往已经腐烂。

合计下来，美国的玻璃建筑每年会导致10亿只鸟死亡。当三分之二的北美鸟类因气候变化而濒临灭绝时，毫不夸张地说，玻璃建筑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但是，覆盖着光滑玻璃墙的建筑陆续拔地而起，不是因为它们造价更低，也不是因为它们更具建筑美，而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现代的奢华。

1851年，设计师打造出“水晶宫”，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展示工业革命的奇迹。自那以来，玻璃建筑一直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到了20世纪中叶，密斯·凡·德·罗设计出曼哈顿中城的西格拉姆大厦，这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塔开始与常乘飞机旅行的富豪一族所喜好的奢华齐名。在这些建筑中，不少外表欠佳：哈德逊园区的摩天大楼和迪拜闪闪发光的玻璃塔看起来有点像情趣玩具；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的“壹城中心”（One City Center）使其他建筑相形见绌，它就像一块平淡无奇、清晰可见的伤疤，时刻提醒当地居民这座城市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进程。当然，纽约和芝加哥都有特朗普大厦，它们华而不实，浑身闪耀着“金钱买不来品味”的古老格言。当我们必须直面日渐迫近的气候变化时，这些玻璃幕墙的企业大楼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寓大楼提醒我们，企业和富人是全球变暖最大的罪魁祸首。

哈德逊园区（左）和迪拜（右）：即使那些“最环保”的玻璃摩天大楼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环境影响 图片来源：GaryHershorn/Getty/RustamAzmi

此外，玻璃摩天大楼身上还带着一点迷惑性的谎言。尽管这些建筑外观光滑、轻盈，但本质上它们仍然是混凝土建造的——一种灰尘带毒、用水量巨大的碳密集型物质。据《卫报》报道，如果水泥行业自成一个国家，它将是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即使暂且忽略水泥带来的污染，这些楼宇的建筑过程也是一场环境灾难。施工中使用的材料要由油料卡车从数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而此前还需经油耗极大的油轮运输。一旦完工，这些建筑就像高耸的温室，当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时，为了保持室内凉快，空调费会高得令人咋舌。即使无数建筑获得了证明其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LEED），它们仍然可能是能源消耗大户。美国银行大厦被誉为纽约“最环保”的摩天大楼，还获得了LEED评出的最高分，但它需要大量电力来保持交易大厅的照明，并保证服务器和机房一直运转到深夜。换言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名在这些建筑中工作的银行家可能会和一个住在郊区的人一样难辞其咎，后者的巨无霸豪宅里满是闲置空间和大得可以容纳四辆车的车库。

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建筑师和开发商，以及主持LEED的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处理方法。我们现在对气候状况的了解，比1993年制定这些标准时和2009年最后一次全面修订时都要多。我们只有12年的时间来防止这场关乎人类存亡的气候危机爆发——刚好足够平息关乎这种奢华的伦理和美学问题，以免有人忿忿不平。

1月7日，第五届马云乡村教师颁奖典礼在三亚举行。马云在现场表示：“中国有20万乡村校长，至少能影响6000万孩子的未来，102年前，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今天我们想呼吁‘帮帮校长’！”

马云公益基金会先后启动“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和“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每年寻找100位优秀乡村教师和20位优秀的“乡村教育家”，分别持续三年给予每人共10万元的现金资助和每人50万元的支持。截至目前，马云公益基金会给教育领域捐了1.47亿元。

“我认为今天的教育，校长是关键，国家的未来是要看孩子，孩子的未来要看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在于中小学校，中小学的关键在于校长。”马云说。

一个校长的一天到底有多忙？完全不亚于一个CEO。来自全国的60多个乡村学校校长和城市名校长纷纷谈起了自己的日常：不仅要给学生上课，还要懂管理，懂财务，懂心理，懂营养……但中国从来没有一所校长学校教人当校长。

海南乡村校长包瑞在现场谈起自己做校长的困难，感觉自己似乎每一天都在处理学校大量的账务，“就是签字，签不完的字”，感觉“比马云还忙”。青海乡村校长班玛多杰经常要在高原上骑马家访，早上6点半出发，4、5个小时才到牧民家，凌晨2点左右才能返回学校。

马云用自己的创业打比方，认为校长不一定是劳模，因为这远远不够，而是一个学校的CEO、企业家，校长的领导力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校长不仅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更要对老师负责，让老师看到前途和希望。

“一线乡村校长的智慧对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一个校长不行，这个学校难以有好的发展，这是我们要关心的。”

马云的建议是，要当好一个校长，就要看到其他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并且把问题解决掉。他同时讲到运营学校的重要性，何为“运”？就是机制，激发人不断往前。“营”就是运营好资源，有规划、有思路、有方法，那么一个好的学校就像好企业一样，一定有活力、有干劲、有成长。

除了领导力，马云还认为校长应该要具备未来观、全球观、全局观，要看到未来二十年、三十年，还要有全球的眼光，全局的眼光，“不是去灌输多少知识到学生的脑袋，而是让孩子充满好奇、充满想象力，不会害怕未来。”

马云在重回课堂上表示，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对知识更有兴趣。每个人小时候都充满好奇心的，很奇怪很多人大学毕业后都讨厌学习。我离开大学后最高兴的是不用考试了，对追求知识厌恶至极，这是最大的悲哀。马云表示，如果教育能够让八九十岁的老人依然像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好奇，这就是真正教育的意义。

同时，马云在“重回课堂”上对网上热议的裁员问题做出了回应。

对于裁员行为，各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阿里巴巴对裁员的解释是“要向社会输出至少1000名10年以上的阿里人”。近日，马云在乡村教育发展年会系列活动“重回课堂”上又对该说法进行了回应。

马云表示，在阿里的员工能熬到三年非常难，熬到十年的员工在阿里是宝贝，进阿里巴巴的时候25岁，35岁的时候这帮人已经很了不起了，把他们送出去是因为这批人经过阿里的严格训练，对数字经济、执行力、管理文化理解，超越了很多其他公司。马云直言，这批人已经不是太关注自己的生存。

在二十年前的1999年，一本有关“野外游泳”的书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畅销书。这本名为《水上日志：游泳穿越英国的旅程》（Waterlog: A Swimmer's Journey Through Britain）的书结合了传统的探索性叙述和关于自然世界的新写作方式，这是作者罗杰·迪肯（Roger Deakin）对游泳和大自然一生热爱的产物。

《水上日志》推动野外游泳这一小众兴趣转变为了一波全国性的运动热潮，也催生了后来被称为“新自然主义写作”（New Nature Writing）的运动。

新的（相对于旧的）自然主义写作较难定义，书中内容通常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推崇文化历史学家乔·莫兰（Joe Moran）所说的“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日常联系”。

如今20年过去了，每家书店都在显著位置展示着最新出版的书籍，今年的包括罗伯特·麦克法伦所著《幽暗的土地：一场深远的时间旅行》（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布里吉·斯特劳布里奇·霍华德所著《与蜜蜂共舞：回归自然的旅程》（Dancing with Bees: A Journey Back to Nature），以及我自己的拙作《圣诞节的十二只鸟》（The Twelve Birds of Christmas）。

尽管目前新自然写作在出版界获得了成功，但在表面的光环之下仍有一些争议。自然写作的作家们似乎不是探讨关于性别、种族和政治话题的最佳人选，但这些争议在根本上仍是存在的。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所有作者都渴望的那样——希望读者真正与大自然产生互动，所以读者需要与写作的主题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建立联系。

英国作家海伦·麦克唐纳与她的获奖传记作品《鹰》 图片来源：Justin Tallis/AFP/Getty Images

反复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写作类型是否已被白人中年男性过多地掌控，以致其他声音被泯灭了？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撰写的许多书籍都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销量，其中包括海伦·麦克唐纳悲伤动人的回忆录《鹰》，以及艾米·利普特洛的《逃离之地》，后者讲述大自然的救赎力量如何帮助她戒除了物质成瘾。该两部作品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即使性别平等正在进步，大多数自然写作者仍来自一个小圈子——除去少数例外，他们的主要特征仍是：中产阶级、中年、白人。

如果你浏览YouTube视频网站或查看社交媒体，很快会发现，很多年轻作家正在创作有关大自然的内容，但大多都是发布在博客和视频中。一个可喜的转机在于，社交媒体目前成为了通往图书出版的一种渠道。独立出版商Little Toller刚刚邀请了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15岁孩子达拉·麦克阿纳蒂（Dara McAnulty）撰写他的第一本书：《一位自然主义者的日记》（Diary of a Naturalist）。根据达拉的博客（该博客得到了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自然主义活跃人士Chris Packham的赞誉）记录，该书将记载患有自闭症倾向的达拉体验大自然世界的独特方式。

与此同时，现年17岁的英籍孟加拉裔自然主义者麦耶-罗斯·克雷格（Mya-Rose Craig，昵称“鸟女郎”）正在努力改善“可见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y ethnic，指可通过肤色判断的少数族群或个人）作家声音被淹没的问题。

麦耶-罗斯指出，这类作家试图打入出版行业时障碍重重：“主流出版商应当允许 ‘可见少数族裔’ 的自然写作作家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诚实写作，但人们通常期望他们的写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遵从已有的自然写作规范。”

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声音来自扎基卡·麦肯齐（Zakiya Mackenzie），她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年轻女性，在牙买加长大。今年早些时候，她成为英格兰林业协会（Forestry England）的首批两位常驻作家之一。与此同时，《柳草评论》（The Willowherb Review，该杂志以这种特别顽强的野草命名）目前为少数族裔新秀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展示的平台，包括在第一期中展示了前文提到的克雷格。

无论是在性别、年龄、种族还是阶级方面，自然写作的多样性都是一个令人振奋且必不可少的趋势。不过，所有作家，无论其背景如何，现在都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环境危机。

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摄于2012年 图片来源：Andy Hall/The Observer

2015年，自然写作中的两大重要作家——马克·科克（Mark Cocker）和麦克法伦——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展开了激辩。二人争论的焦点是，作家是否有责任涉及令人十分不安的环境现状，或者说，将自然写作的背景定位为个体的、私人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可接受的吗？

英国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最近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指出有关自然世界的诗歌需要直面气候变化问题。他说：“除非放在大的自然环境中，否则你现在没法儿写作关于自然世界的诗。”

在我看来，关于自然世界的写作可以采用截然不同但又同样有效的方式。罗伯特·麦克法伦和杰基·莫里斯（Jackie Morris）共著的《失去的语言》（The Lost Words）是一本震撼的书，它通过诗歌和大面积的绘画来赞美大自然的语言。但另一方面，2019年度我最喜欢的书是本尼迪克·麦克唐纳的《寻回原生态英国和濒临绝种的生物》（Rebirding: Rewilding Britain and Its Birds）：一部清晰而详尽的著作，关于如何寻回英国失去的野生动植物，同时使乡村经济回归。这两本书前者由一位成熟作家和一位知名艺术家共同完成，后者则由一位年轻的后起之秀创作——可以并且应当是能够共存的，如此才能保证“新自然写作”的包容和多样性。

在《水上日志》出现时，长期以来主导着非虚构类作品的传统旅行写作正在走向衰落，因为读者不再需要作者高高在上地带领他们领略某处，他们自己就可以去参观和亲身体验。同样，“新自然写作”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挑战，才不至变得对读者而言无关紧要。

但在迎接挑战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记住一件事：在一个日益分化和不宽容的世界中，真正的斗争并不在我们之间，而是要反抗那些追求特权、财富和权力的人，他们试图摧毁我们如此珍视的一切。

特纳奖来了……图片来自电影《Otolith II》，2007年 图片来源：Otolith Group

2019年12月，入围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了一支四人团体，并以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人胜出）的形式获胜。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争议，社交媒体上人们感到惊愕，而《卫报》的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塞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沃尔德玛·詹努什扎克则在BBC广播四台上争执起来。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和泰·沙尼这四位艺术家说，他们“以共同性、多样性和团结性的名义”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这一举动呈现明显的政治色彩，艺术家平分了（而不是一位获胜者独自获得）4万英镑奖金，并公开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要求“保守党下台”。

《共同艺术：创意合作的艺术家们》一书的作者艾伦·玛拉·德·瓦赫特说，“从历史上看，集体总是与左翼观点联系在一起。这四位艺术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付出了行动，他们做出了牺牲。他们的举动有达达主义的姿态，暴露出艺术中的价值体系是多么荒诞。”

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泰·沙尼和劳伦斯·阿布·哈姆丹 图片来源：Sarah Lee/The Guardian

尽管特纳奖从未在这种情况下奖励任何团体，但此前确曾有过组合获得该奖项或获得提名的情况。在简·霍尔的Assemble工作室中，一群艺术家在2010年聚集在一起，并于2015年获奖。她说，合作通常是出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我们陷入了衰退。合作是试图重新认识权力关系，意识到在某个时刻，传统规则已不再适用，因此尝试不同的东西不会带来任何损失。”

在2010年被提名特纳奖的Otolith团体成员安贾利卡·萨加尔说，她与合作伙伴科德沃·伊顺合作的决定也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团体的营销策略的反击，也是对酷不列颠尼亚运动中名人崇拜的反击。它试图跨越国界，在电影团体之间建立联盟，并将跨国界的政治思想联结起来。”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个将合作变成政治宣言的艺术家团体。1960年代激浪派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日裔美籍艺术家小野洋子和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无政府主义活动来弱化其个人身份。Ray Gun Spex是1972年由观念艺术大师阿伦·卡普洛组织的一次“偶发”艺术，其主题是吉姆·戴恩和克莱斯·欧登伯格的建筑“环境”，并有卡普洛和美国艺术家艾尔·汉森一类人在这些环境中表演。当英雄式的孤独艺术家（几乎总是白人、男性且挥舞着画笔）以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洛克男子气概的作品为代表、并被艺术品市场所崇拜时，激浪派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德·瓦赫特说：“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体化的‘天才’艺术家成为了一种品牌，而人们对团体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即使只是协作运营，也是危险的，因为集体化被视为一种‘苏联化’的事物，艺术家会承担被冠以‘红色’的风险。”

“传统的规则不再适用……” 建筑团体Assemble于2015年的合影 图片来源：Sophia Evans/The Observer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就因被主流艺术界所忽略的身份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独立创作作品，但例如AfriCOBRA就是由一群非裔美国艺术家于1968年在芝加哥成立，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群族、非洲族谱”发展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被证明充满了合作模式，包括来自“地下室工作室”（Basement Workshop）和Epox的亚裔美国艺术家团体，以自己动手的方式运营作品展。在1971年，前者在“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的主题下，组织了首届唐人街街头市集，探讨了针灸和性病检测。

Epoxy的作品更为传统，但仍然颇具政治色彩，他们制作了壁画、施乐艺术（Xerox art），并于1987年制作了壁挂作品《三十六计》（36 Tactics），其中展出了一些世界领导人的照片（及当时的历史事件），旁边印有《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概述。由加拿大艺术家菲利克斯·帕兹、豪尔赫·宗塔尔和AA·布朗森创立的“一般观念”团体（General Idea）1987年创立于多伦多和纽约，，直到1994年帕兹和宗塔尔因艾滋相关疾病死亡，他们的作品集中于探讨艾滋流行病。1991年，他们创作了“一年的齐多夫定/一天的齐多夫定”（One Year of AZT/One Day of AZT），那是一个房间大小的装置，展出了一年可能吃掉的齐多夫定（AZT）药丸模型，其中包括五个棺材大小的药丸模型。

这种姿态在“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应。1984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国际绘画和雕塑展览之际，一些匿名的女性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这一团体。在该团体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女性参加了那场展览。该小组成员目前仍然在一起工作，但以大猩猩的面具遮盖自己的脸，并以诸如弗里达·卡罗、安娜·曼帝耶塔等已故女艺术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

抗议……“游击队女孩”中的维奥莱特·勒杜克和格特鲁德·斯坦 图片来源：Matt Carr/Getty Images

11月，在一场具有挑衅意味的活动中，该团体在最近重新开放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外的电话亭上，安装了一则广告，要求博物馆“立即将莱昂·布莱克和格伦·杜宾从董事会中除名，用黑色布帘遮盖布莱克和杜宾的展览馆，并在墙上贴上标签解释原因”。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布莱克和该机构的理事之一杜宾，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业务关系，后者于2008年因性犯罪而被定罪。

图为绷带乐队（Bandaged Orchestra）1965年在纽约卡内基大厅内举行的一场激浪派活动 图片来源：Truman Moore/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被选为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卡塞尔文献展是五年一度的德国艺术盛事。Ruangrupa不仅是第一个策划该展览的亚洲团体，也是2022年艺术展的首个团体策展人。“我相信，他们将以和以往策展人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舍说，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文化同理心——他们较少陷入目前仍然主导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自大陷阱。”

Ruangrupa于2000年成立，是在印度尼西亚独裁结束的两年之后，当时该国的艺术基础设施很匮乏。除艺术创作外，他们还组织讨论小组、举办工作坊和制作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区建立了一所非传统类美术学校。居住在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其艺术创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策展了上海双年展，目前正在为明年的横滨三年展做准备。该组织的莫妮卡·纳鲁拉说，尽管一些双年展和博物馆已逐渐接受团体作品，但艺术市场在这方面的速度却是滞后的。

“在金钱游戏中，关于‘艺术家’的想法仍然是很传统的一种——一个孤独的人在阁楼上咳血。我们刚开始展览我们的作品时，会被问到：‘你们如何能集体从事艺术创作？’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艺术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在英国五个最大的美术馆展出作品的385位艺术家中，只有六个是艺术家团体或组合。画廊主人、前艺术博览会负责人尼鲁·拉特南表示，尽管对于画廊而言，团体为参加和举办展览的全球飞行成本的增加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收藏家不感兴趣的并非团体的工作方式，而是作品的性质。“团体艺术家使部分商业艺术界感到紧张不安。它们通常是出于社会或政治原因、或是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姿态形成，这意味着它们的作品在销售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然而，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哈认为，团体作品仍有市场。萨斯特拉维贾哈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表了三个艺术团体：DIS、山寨双年展和GCC。他说，所有这些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萨加尔认为，团体创作应保留其乌托邦式的目标，而它仍可以对主流的权力结构形成制衡。“集体性是左翼的核心。集体包含共同的力量，并对右翼主义形成制衡，因为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并产生出可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复杂思维方法。”

纳鲁拉有着相似观点，认为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促使Raqs媒体小组在1992年形成，它至今仍在推动着他们。“合作是出于对政治和生活的某种（共同）态度。从本质上讲，我们相信集体行动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