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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背后的苦恼者:文字太廉价吗?做书不体面吗? 2019-06-21 11:03:25

豆瓣有一个话题叫做“文字编辑工作的日常”,话题的描述是“审稿、改稿、校对……你也在从事有关文字编辑的职业吗?”。在这个话题下面,有编辑写出了令人垂头丧气的回答,“两年编辑经验,最大的感受是文学性的丧失,文字很廉价。”“作者永远瞧不起动他们作品的编辑,而编辑永远会更钟爱一字不动的作品。”也有编辑汇总了那些常常被作者忽视的、他们只得一再修改、改到恼火的语法问题:“得的地”老是用不对,“了”字太多余等等。当然,该话题下也有一些颇具职业自豪感的回复,比如有人说编辑做久了形成文字洁癖,可以迅速分辨错别字,这可谓编辑工作所带来的积极结果。


豆瓣话题“文字编辑工作的日常”

除了文字编辑之外,也有一些文字周边工作者在这里输出了他们的苦闷——他们不编辑书,但需要做广告文案或新媒体运营,同时面对来自甲方和用户的双向的压力。截至目前,这个话题的浏览人数已有三十几万。另一个相关话题“我的对象是编辑”热度则更高,浏览人数过百万。豆瓣也由此被戏称为“含编量”很高的社交网站。


在百花齐放的话题之外,豆瓣还有一个叫作“重版出不来”的树洞号,接受出版社编辑的匿名吐槽投稿。这些投稿中有针对编辑具体工作环节的吐槽,比如编校问题、营销方法、版面和封面设计的问题,以及和作者和译者的对接;也有对于编辑乃至出版行业的自嘲和哀叹,比如吐槽编辑工作没有前途、工资堪忧,工作性质还是“为人做嫁衣”,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做编辑可能相当幻灭,“没想到这么体面的书,是用这么不体面的方式做出来的”——这些内容几乎可以看成对新编辑和准编辑的劝退宣言。


编辑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人人都能对“小编”呼来唤去的今天,在新媒体编辑成为不少大学生入门职业选择的当代,编辑还值得做吗?下面这几本书从不同角度道出了编辑的苦闷与彷徨。


大落差:文学的梦想与商业的现实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远子小说《业余》的开场相当灰暗。小说主角是一个文学网站的编辑,他每一天必须对付大量的文字垃圾,以至于产生了文字超载疲劳。一开始,他还能靠着夜里读世界名著来洗眼睛,后来只好转向综艺娱乐节目,在哈哈大笑之后又心生悔恨。他的抱怨主要来自工作没尊严、工作内容没兴趣,以及行业生态糟糕。编辑跟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有作者甚至直接唤他“小编”。对于这种将自谦用语当成正式职业称呼的缺乏礼貌的行为,他很不满,也曾直接跟某位作者争辩:“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叫贱内,管他的儿子叫犬子。”比起与作者周旋更折磨人、更让他痛苦的,是那些毫无质量的内容。他将那些生产“垃圾文字”的作者称为“从不随手扔垃圾的人”;更叫人气愤的是,不少读者对这些垃圾内容照单全收,他想,因为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这些文字可能很合口味。


《白日漫游》

远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4月

小说《业余》主角的抱怨,当然与其生存境况有关——他不得不依靠着这份他诅咒的文字工作活下去——另一方面,也或许是因为他起先对这份工作是心存期待的,他期望能够发现真正的好作者、编出真正的好书。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有编辑做出了“珀金斯已死”(指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呼喊。在《编辑人的世界》收录的一篇文章中,编辑杰拉德·霍华德(Gerald Howard)写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文科毕业生从高等学府中蜂拥而出,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份我这样的工作——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社担任大众图书出版人。”他很理解这份渴望,因为他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曾对自己的编辑工作抱有幻想——公司将付给他一份优厚的薪水,供他阅读手稿并提出出版方案;这些手稿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凝聚了当代思想和言论的精华,他的工作就是从中筛选出可以出版的作品,将之变成图书,进入市场,最终到达读者手中,身为文化浪潮的推动者;他将在各个领域海阔天空地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他的同事也一定是“快乐、能干而且敬业的文化人”。


《编辑人的世界》

[美]杰拉尔德·格罗斯 主编  齐若兰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19年6月

当然,在杰拉德进入到真正的编辑世界中,这些美好幻想即刻破灭了。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出版社是商业化运营的,编书的过程也并非“纯洁无瑕”。第一次参加编辑会议时,他提出美国作家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值得被出版成书,这本书甚至可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而他的同事面露鄙夷地说:“哇,这下可以多卖很多本了!”这仅仅是他刚入行时遭遇的一盆冷水。


编辑行业做久了,出版界内部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商业内幕也渐渐呈现在杰拉德眼前,资金、促销、策略和商业意识都是编辑的工作。有时他满心渴望出一本书,却因付不起版税而被拒之门外;有时他看见某位文学名家禁不起版税的诱惑,抛弃了合作已久的出版社;有时他觉得出版和文学毫无关系,整个行业讲究的不过是权力和金钱而已。


这些看似“极端”的见解,似乎与远子小说中的那位主角相当一致,但不同于后者——那个仍执着于文学标准的主角(他想要脱离糟糕的作者和工作,成为真正的作家),杰拉德说自己通常会迅速调整心情,因为对编辑而言,需要调整心态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美国出版业的大环境变动太大,“出版商更换合作伙伴几乎像方块舞中交换舞伴一样频繁……带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杰拉德写道,“编辑行业中几个宝贵的基本要素——时间、安全感、忠诚度,对文学、知识以及财物价值的共识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人有安全感。


小编辑:谋生的方式与写作的心愿


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和社长的老出版人孙颙最近推出了小说《风眼》,讲述了80年代上海某出版社里的故事。小说里的一个故事是,出版社即将出版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专题图书,这套图书可能会填补国内出版市场的空白、引发读者热议,但也可能引发难以估计的风险。究竟该怎么办?出版社诸位编辑陷入了两难境地。比起揭露出版内幕,这个故事更为有趣地展现出了出版编辑们的定位与互动关系。


主角之一是社里一位专精于学术的编辑,博士毕业,但因为他出版的书普遍偏向学术,“能卖上三千本算不错了,”所以他常常被人看作迂腐的、小家子气的、前途不佳的;而另一位主角编辑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善于自我兜售,对市场有敏锐的认知,长于疏通上下关系,还是某将军的乘龙快婿,被看成是出版界的明日之星。在小说中,这两位擅长不同方向的编辑经常作为对比竞争的对象出现,更有戏剧性的是,他们俩的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情感上——二人都对社里一位女编辑怀有爱意,而女编辑对后者的情有独钟也宣告了后者各方面的成功。虽然后来故事的进展也揭示出了这种成功的虚伪与局限性,但这种出版社内部“学术与市场”相互对立的设定仍然是有趣的。尤其是女编辑在二者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对这两人的前途掂量,仿佛也象征着这两股势力的此消彼长。


《风眼》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在远子的小说里,编辑部的内部对立也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一般体现为他笔下的主角与同事和老板的文学见解无法兼容。 在小说《关内》中,主角从看不到希望的北京离开、南下深圳寻找出路,他进入了一家主做诗歌应用的公司。其实,在面试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这种致命的文学与商业的分歧——公司老板相信诗歌的潜力,但其信念并非建立在对诗歌的热爱之上,而是相信诗歌仍有未尽的商业潜力可供开采,诗歌可以装点生活,诗歌日历、诗歌闹钟、诗歌窗帘都将大有市场。在公司的会议上,他又一次发现了自己与同事的不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像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者一样备好了答案,背诵出那些确定无疑的定义、标签和分类。”他忍耐着漫长的会议,到最后只能强行打断他们,又萌生出了辞职的念头。


在小说《朽坏》中,主人公又一次发出了对出版行业的哀鸣,公司既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更不愿意承受政策风险,他的同事以励志类畅销书为出版目标,而他的选题通过率越来越低。从这里辞职后,他又迅速进入了另一家图书公司,然而,在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市场,与前东家并无任何不同。


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的问题症结所在——“工作使他心烦,文学令他心累,要命的是,现在这两者还紧紧绑在了一起。”为了生存,他必须将文学当做生存的工具,然而一旦文学成了工具,这工具中就再无文学的成分,这其实也是远子在不少小说中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在《业余》这篇小说中,主角也经历了辞职——写作——回来工作——又想辞职的循环,正是文学的理想让他在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中充满挫败、躁动不安,但生存又是无法依靠写作几篇小说来维持的,他始终陷于此地。小说《下山》也有着相似的底色,主角和朋友都认识到了工作的毫无意义消磨生命,然而辞职后他们又陷入了更大的空虚,还是什么都写不出来,他们彼此交谈“像两个癌症患者在互诉病情”。


在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市场,与前东家并无任何不同

主角已经明白,他们虽然拥有言谈的自由,却无法摆脱实际的困境,“毕业之后,我一度十分厌恶这种毫无用武之地的讨论。在生存压力的映衬下,它更像是一场滑稽表演。”他们别无办法,朋友最后还是考虑进出版社当编辑,他的职业逻辑仍然是文学式的:即使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此生发现几位在自己水平之上的作家,专门为他们出书,也是值得的。


去出版社做编辑,似乎成为了曲线救国、达成文学梦想的方式,然而这个建立于梦幻之上的逻辑,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就像《风眼》以及《编辑人的世界》里所写的那样——决定一本书命运的,除却它本身的文学或学术价值,还有许多其他不可抗的因素。而在主角看来,他的朋友想要去出版社做编辑,是因为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生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所以,做一位出版编辑,究竟是要为了文学毫不让步,还是为了生存可以部分地牺牲文学,这恐怕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单项选择题。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仅是当代文学青年独有的困境,对于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访谈的那些大文豪与名作家来说,谋生路与致富经也各有各的曲折与心酸。

《三体》将拍电视剧上热搜 科幻文学热真的来了吗? 2019-06-20 09:58:19

自几年前获得雨果奖后,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就变成了一个热门IP,各种改编接踵而至。今天,《三体》将拍成电视剧的消息登上热搜,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这种热度在出版圈同样明显。有业内人士透露,《三体》系列不只销量一路走高,还两次登上某畅销书榜单前三,因此提高了其他科幻文学作品的受关注程度。


“科幻文学热”,真的来了吗?


小说《三体》,热闹的IP


迄今为止,距离获“雨果奖”已经过去了大约四年时间,但《三体》的热度仍居高不下。


今年2月份、4月份,《三体》系列作品两次包揽开卷虚构类畅销书榜单前三名;该榜单5月份最新数据显示,它仍然牢牢占据着前五名的三个席位。


《三体》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大IP,其相关改编总能引发关注,从舞台剧到影视剧都是如此。甚至作为小说的《三体》本身,也在“衍生”出其他出版物。


比如,前不久有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三体艺术插画集》。书里收录了111张插画,原小说中的三体游戏、阶梯计划、末日之战、智子、星环城、降维打击等等,几乎全部通过平面视觉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呈现。


“这本集子可以看做是《三体》IP的衍生品,近年来的‘三体热’和科幻热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科幻作品多年沉寂后必将迎来的激烈反弹。”《三体艺术插画集》责编认为,由此开端,会出现一个更繁荣更多元的科幻时代。


科幻文学:从“小众”走进大众视野


确实,这几年在图书市场,其他科幻文学作品也比较受书商们的青睐。


一名出版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科幻文学作品的出版一直有,但都不温不火,品类也不是很多;从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后,能感觉到此类图书的出版数量确实在慢慢增加。


“再加上《流浪地球》热映,一下子提高了科幻文学的受关注程度,读者阅读的意愿提高了,出版方自然乐得蹭个热度,满足这种需求。”该业内人士分析道。


此前,据《新民晚报》报道,相比十余年前《银河帝国》单本只有2000册的销量,近年来科幻领域不时出现十万级以上的超级畅销书。许多最新的科幻作品已经能够做到及时引进,与国外几乎同步出版。


原本“小众”的科幻文学,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渐渐走进大众视野。


“科幻文学热”,来了吗?


但要说“科幻文学热”来了,这个看法靠谱吗?


“电影《流浪地球》火爆对科幻文学有带动作用。”在提到最近科幻文学的热度时,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表示,电影是大众的,当电影取得突破时一定会反哺科幻文学,带动后者再上巅峰。


“现在大家对科幻文学的关注度确实有所提升,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在科幻作家陈楸帆眼中,要说科幻文学热来了,其实未必:无论是资本投入还是作品出版,受关注的还是拿下过大奖的作家,更多年轻作家们的出版渠道并没有因此增多。


在《三体艺术插画集》序言中,刘慈欣写下这样一句话:“很高兴这次有许多了不起的画家加入画集创作,我希望《三体》这部小说能够成为一条长路的起点。”


或许,这句话也适用于科幻文学的发展。王晋康分析,中国科幻文学已经有了自立于世界科幻文学之林的实力,遗憾的是作家数量少,作品数量也不足,尤其是像《三体》这样经典性的长篇太少,“仍有待努力”。

好莱坞与东方主义:不断重塑的阿拉丁意味着什么? 2019-06-19 09:07:26

在真人版《阿拉丁》中,梅纳·玛索德饰演阿拉丁,威尔·史密斯饰演神灯精灵。图片来源:Daniel Smith/Walt Disney Pictures

1992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阿拉丁》广受好评,深受观众喜爱,但其仍难逃刻板印象的桎梏。《阿拉丁》真人版电影于今年5月24日上映,为避免重蹈动画版本深陷刻板印象的覆辙,迪士尼向一个由来自中东、南亚等地的穆斯林学者、活跃人士和创意工作者组成的社区咨询委员会寻求建议。因长期在美国媒体上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群体发声,我受邀成为小组的一员。


迪士尼这样的大型电影公司希望倾听更多群体的声音,意味着好莱坞更为重视文化多样性。好莱坞长期以来对中东人存在刻板印象,且不乏抹黑之举。《阿拉丁》真人版电影在纠正该方面的表现上可圈可点,尽管如此,该电影仍有不少不足之处。


魔法精灵和好色酋长


1978年,文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在其开创性著作《东方学》一书中指出,历史上西方文化一直对中东抱有刻板印象,是为了证明对中东实施控制是正当的。


1921年电影《沙漠情酋》的电影海报。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东方主义在好莱坞有着悠久的历史。《沙漠情酋》和《天方夜谭》(1942年)等早期好莱坞电影将中东描绘成一片广袤的梦幻乐土——在这片魔法沙漠上,触目皆为精灵、飞毯,富人与“哈来姆”们(harem,即旧时中东文明中富人的女眷)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此类描述难说客观公允,但至少无伤大雅,它们一定程度上无视了中东文化内部的细分差异,同时笼统地将该区域描绘为落后的、亟待西方文明解放的地区。


好景不长,中东地区爆发系列冲突和战争,1967年阿以战争、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伊朗人质危机、海湾战争接踵而至。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在美国媒体笔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和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正如媒体学者杰克·G·沙欣(Jack G. Shaheen)所观察到的,过去50年间,数百部好莱坞电影将伊斯兰教与圣战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穆斯林要么是“敌对的异域入侵者”,要么是“好色、油腻、狂热推广核武器的酋长”。


令人别扭的动画版《阿拉丁》


在此背景下,东方主义出现在1992年出品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中便在意料之中。


首先是电影片头曲《阿拉伯之夜》中使用了这样的歌词描述这片土地:“他们会割掉你的耳朵,只是因为不喜欢你的面孔。”并宣称,“多么残暴,但嘿,这就是我的家乡!”此歌歌词遭到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的抗议,迪士尼随后在家庭录像带版本中删掉了有关割耳朵的歌词,但仍留下“残暴”一词。


其次是人物的外在表现方式。很多人注意到,阿拉伯坏人一般形貌丑陋,操一口外国口音。而诸如阿拉丁和茉莉公主等阿拉伯好人则长得像欧洲人,说话带有美国白人口音。


在动画片《阿拉丁》中,善良的阿拉伯人带有白种人特征,而坏人则操着外国口音。图片来源:Disney

此外,这部电影还延续了西方模糊中东文化内部差异的传统。例如,茉莉公主来自阿格拉巴(原为巴格达,后受1991年海湾战争影响而虚构),养了一头宠物老虎名为“乐雅”(Rajah),但“乐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印度名字。


曲折的进展之路


“9·11”事件之后,许多电影老调重弹,将中东与恐怖主义等同。不过令人惊讶的是,部分电影中同样出现了一些正面的中东人和穆斯林形象。


2012年,我出版了《媒体中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9·11”之后的种族和表现》(Arabs and Muslims in the Media: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after 9/11)一书。在书中,我详细阐述了编剧和制片人在“9·11”事件后采取何种方法抵消刻板印象。


最常见的方法是向观众展示一位热爱美国的中东裔美国人或美国穆斯林,以抵消涉及恐怖分子的描画。例如,在电视剧《国土安全》中,伊朗裔美国穆斯林法拉·舍拉齐(Fara Sherazi)是一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在剧中她遭一名穆斯林恐怖分子杀害身亡,以表现“善良”的美国穆斯林愿为美国赴死。但这类方法并未改变中东人和穆斯林一般会被描绘成对西方的威胁这一事实。在媒体中,绝大多数中东人和穆斯林以恐怖分子的形象出现,加入一个“好”的相关角色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


另一种常见方法则是,回归以往的东方主义,仅将中东表现为充满异国情调和浪漫主义之地。也许编剧和制片人认为,与将中东与恐怖主义挂钩相比,异域风情无论如何还是略胜一筹。


比如,2004年的电影《沙漠骑兵》讲述了1891年一位美国牛仔前往阿拉伯沙漠参加赛马竞技的故事,东方主义在影片中表现得极为典型。片中富裕酋长有一位邪恶、权欲熏心的侄子,酋长女儿陷于其手上,正是这位美国牛仔将酋长之女解救出来。


又如,2017年的电影《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描绘了维多利亚女王和其印度穆斯林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之间的友情,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友谊几无可能。该电影确实对19世纪英国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也对阿卜杜勒进行了幼稚化和异域化处理。


暂撇下编剧和制片人的努力不提,某些很显眼的问题仍然存在。2010年影片《波斯王子:时之刃》由杰克·吉伦哈尔担纲主演;2014年影片《法老与众神》中的埃及角色则由克里斯蒂安·贝尔和乔尔·埃哲顿饰演。


为何此类角色要由白人演员扮演?当大众提出质疑时,制片人雷德利·斯科特曾发表过一番臭名昭著的言论,他公然表示“无法接受要在介绍影片时说男主是来自哪个地方的穆罕默德·某某。我也不打算为这样的片子拉赞助”。


新版《阿拉丁》是否作出改进?


或许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迪士尼高管试着向我们这些文化顾问寻求建议。真人版《阿拉丁》确实获得不少显著进步。


片中的阿拉丁由埃及裔加拿大演员梅纳·玛索德饰演。鉴于带有中东血统的演员很少担纲主演,选玛索德作为主角可谓重要之举。片子中同样出现了不少画着深色妆容以贴近中东人肤色的白人临时演员,但无论如何迪士尼选择了带有中东血统的演员饰演大部分主要角色。


茉莉公主一角由印度裔英国女演员娜奥米·斯科特饰演则饱受争议。据悉,许多观众希望此角色由来自阿拉伯或中东的女演员来扮演。此外,他们不确定选用印度裔演员是否会强化西方观众认为“东方”文化内部差异可任意互换的想法。不过,影片中确实提及了茉莉公主的母亲来自另一个国家。


真人版《阿拉丁》剧照

2019年版《阿拉丁》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延续了回归充满魔法色彩的东方主义的趋势,似乎可对当地的恐怖主义形象作出显著改善。但事实上,旧调重弹地用异国情调替代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什么勇敢之举。公平地说,《阿拉丁》与《沙漠骑兵》等其他顺应这一趋势的东方主义电影存在区别,至少它不是一部围绕白人主角的经历展开的电影。


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影片中,“好人”均带有美国口音,而那些带有非美国口音的角色,尽管并非全部,也大多是“坏人”。当代观众将会和1992年甚至1922年的观众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要在过于笼统的“东方”之内,找出独特的中东文化。毕竟,肚皮舞和宝莱坞舞蹈、不同的穆斯林头巾turban和keffiyeh、伊朗口音和阿拉伯口音都在影片中交替出现。


正如在涉恐故事中加入正面中东人的形象不能起多大作用一样,在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故事中加入正面元素同样也难起甚积极影响。欲达多样化之效,需超越陈腐意象,对故事类型作出扩充。


当然,《阿拉丁》作为一个奇幻故事,关于其表象准确性的质疑似乎有些夸张。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梅纳·玛索德、娜奥米·斯科特和威尔·史密斯均在其中贡献精湛表演。但是在过去百年间,好莱坞已经拍摄了900多部相关电影,加深了公众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这些密锣紧鼓上映的片子还对大众看法和政策造成了影响。


如果电影市场上有900部电影中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和穆斯林不以恐怖分子形象出现,这些影片也没有遵循东方主义的老套路,那么我们可以说,像《阿拉丁》这样的电影便“只是娱乐”。而在那之前,我们仍需借神灯精灵之力,从更为细微和多样的角度展示东方文化。

高校开设电竞专业 记者打探要学些啥 2019-06-18 09:34:14

今年高考已经结束,本月底考生们将进行志愿填报。今年4月,国家人社部发布公告,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列入新职业,这一认定让火爆的电竞行业及电竞教育再次升温,也让喜欢电竞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多了一份选择。


日前,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宣布联合昭信火拳教育,开设电竞专业(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并从7月起择优录取高考学生。


那么,通过3年系统学习,可以拿到大专文凭的电竞专业,在高校里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是大家想象中的打打游戏就能毕业吗?重庆晚报记者前往位于江津区的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场宣讲课报名听课人数超了一倍


为了做好电竞专业教学,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在校内专门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电竞教育中心。在电竞教育中心的教室里,不仅和大学电脑教室一样,有密密麻麻的电脑,还有为电竞专业准备的直播间、导播室和解说台。在正面一块白板的上方,印有“学无止竞、竞享热爱”的系训。


为了让在校师生对即将开设的电竞专业有个初步认识,记者采访当天下午,林康、唐黎、杨凌亚等专业课老师现场讲授了电竞宣讲课——240多名对电竞有兴趣的大学生,分成几批轮流进入电竞教育中心体验电竞专业课。


在电竞教育中心门口,记者遇到了站在窗边察看教学情况的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段泰崃。听着教室内传出的阵阵笑声和授课老师有趣的讲述,他不住地点头,显然对于教学效果非常满意。


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这场宣讲课以体验为主,但学生们报名很踊跃,人数超过500名,“为了避免学生们等候时间过长,我们最后不得不控制了人数。”


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


电竞专业课究竟讲些什么内容?记者采访当天也重返教室当了一回学生。西南大学教授林康率先进行了“什么是电子竞技”的专题讲座。


林教授通过一连串电子竞技的重要年份,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中国电子竞技的发展简史:


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


2007年,亚洲室内运动会引入电子竞技为正式比赛项目;


2016年9月1日,教育部增补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2017年10月28日,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六届峰会,认定电子竞技是一项“运动”;


2018年8月26日,雅加达亚运会上,电子竞技成为表演项目;


2019年4月,国家人社部发布公示,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成为新职业。


为了让学生们对电子竞技有更直观的感受,林教授还播放了央视为雅加达亚运会制作的纪录片《电子竞技在中国》,让即使不懂电竞的大学生,也能感受到电竞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月薪8000元招不到合格运营人员


昭信火拳运营总监唐黎结合多年电竞赛事运营的经验,对电竞进行了个性化解读:“我认为电竞是一项需要一群人玩,有明确的分工配合,同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撑,影响广泛的运动。”


随后,唐黎介绍了电竞产业的现状:“这个新兴产业究竟有多大呢?根据第三方机构统计,2015年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就达到了306亿元,2016年411亿元,2017年655亿元,2018年863亿元,电竞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还有哪个行业能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


在电竞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因为没有成型的培养体系,所以人才缺口非常大,唐黎透露:“目前电竞人才缺口26万人,预计到2020年缺口达到57万人。人才紧缺的方向主要是赛事运营、电竞产业公司、赛事解说、直播平台、电竞实体场馆和职业俱乐部。以我们公司为例,我现在开8000元/月的薪水,在重庆也招不到一个合格的赛事运营人员,只能从北上广去引进。”


5G普及后电竞会迎来更大发展


两节电竞专业课让记者对电子竞技有了更直观的认识。随后,记者对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段泰崃进行了专访。


他首先表示,电竞专业能够创立来之不易:“为了设立这个专业,我们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申报准备,学校投入了场地、师资等相关资源。我们有体育、医学等相关教学经验,加上昭信火拳提供的电竞专业支撑,相信这个新专业能一炮打响。”


按照计划,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将在今年7月开始招生。电竞专业对学生有什么要求?段泰崃也进行了介绍:“首先是必须上大专线,这个是硬性要求。我们将从填报了我们学校、且上了大专分数线的考生中,择优录取第一批电竞专业大学生。因为第一期是试水,所以录取人数在200人左右。”


为什么该校要打造电竞专业?段泰崃表示,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现在工科专业面临转型,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游戏等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游戏在发展成电子竞技之后,无论是发达的北上广,还是边远的西藏、新疆,都有电竞人群。未来5G网络普及之后,电竞产业肯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二是现在的大学生喜欢游戏,有专业培养的基础。三是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娱乐也要提档升级,电竞可以为文化娱乐服务,未来肯定潜力巨大。”


要学习语文、外语和高数


除了高考分数线的要求之外,电竞专业也绝不是学渣能够轻松混毕业的。


段泰崃对电竞专业的课程作了介绍:“我们电竞专业的大学生,将在3年时间里学习34门课程,考试合格后,将颁发国家教育部认可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大专文凭。34门课程中,有16门是通识课程,包括毛概、体育、外语、语文、计算机、高数等;还有18门是专业课程,包括电竞心理学、电竞产业分析与管理、电竞行业生态、体育竞技运筹学、电竞赛事运营与策划、电竞俱乐部管理与运营等。”


电竞专业不仅要学外语,还要学高数,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对此,段泰崃进行了解释:“电子竞技赛事是国际化的,不懂外语根本无法对外交流,所以外语是必修课程。至于高数,则是学校专门设置的,通过学习高数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电竞的专业课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过了教委及相关部门审核之后,今年9月在该校开课的电竞专业学费也已敲定,段泰崃表示:“电竞专业学费和学校大部分专业差不多,一年11800元。希望报考电竞专业的考生们,能在未来3年学到电子竞技运动和管理的专业知识,毕业后学以致用,成为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等电子竞技相关专业人士。”

以处女作拿下全世界最值钱文学奖是什么感觉? 2019-06-17 08:57:53

艾米莉·拉斯科维奇

接到获奖电话时,艾米莉·拉斯科维奇(Emily Ruskovich)正坐在她位于爱达荷州博伊西的后花园里,和一岁的女儿一起在草地上玩耍。这通电话告诉她,她赢得了全世界最值钱的小说奖:价值10万欧元(约78万人民币)的国际都柏林文学奖。这位第一次出版小说的33岁作家一直认为这是个误会,或者是她产生了幻觉。


“我一开始在电话中沉默,之后非常高兴地回答了对方,但依旧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拉斯科维奇说,“我真的不相信它发生了。这只是我和宝宝在草丛中共度的一个安静的小时刻,但我的生活天翻地覆。”


拉斯科维奇凭借她的处女作《爱达荷》(Idaho)赢得了该奖项,此前的获奖者有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去年的获奖者是爱尔兰小说家麦克·麦科马克(Mike McCormack)。世界各地的公共图书馆会提名他们最喜欢的小说,形成一个很长候选名单(今年有141本书)。仅有一个图书馆推荐了《爱达荷》,这个图书馆是比利时布鲁日地区的一个分馆。


《爱达荷》的背景设置在拉斯科维奇从小长大的山区,讲述了一个母亲在家庭集体伐木时,用斧头砍死小女儿的故事。评委们说这本书不是惊悚小说,而是“逐渐揭开了难以言说的心理深渊”。


他们说:“(杀人的)行为是毫无争议的,但这背后的残酷与邪恶直到最后都充满矛盾和神秘感。”他们宣布《爱达荷》从候选榜单中脱颖而出。这个榜单还包括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布克奖作品《林肯在中阴界》。“在《爱达荷》中,同理心和爱情的身畔就是残忍和犯罪。个人的内疚、创伤和痛苦逐渐膨胀,直到最后抵达了宽恕,以及在一知半解中继续生活的能力。最终,《爱达荷》演变成了一部关于音乐、诗歌、文学和艺术的救赎之作,它还有巨大的衍生潜力。”


《爱达荷》

拉斯科维奇说,这部小说讲述的核心罪行源于她与父母砍柴时的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她和父母来到一片清净的地方,“一切都很美,蚱蜢在鸣叫,乌鸦在圆木上晒太阳,”她立刻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悲伤感,好像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记忆的载体,而我刚刚踏入这片记忆之中”。她说:“我只知道那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前我也能接收到寄居不同地方里的感受,但这回明显不同。我的父母说,我在那一整天都陷入了轻微的神游状态,有明显的异常。我不能立刻将这个故事从身体系统中开掘出来,因此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就是不断发现我在彼时彼地究竟有何想象。”


拉斯科维奇在爱达荷走廊的糊涂山(Hoodoo,原词还有“灾厄之地”的含义)长大,她和家人一起在帐篷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她在书中描绘的那样,那里“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学生每天早上要花一小时开车上高中。“我的家乡是独一无二的,它非常美丽。但我觉得爱达荷州还是有很多险恶的角落,包括我长大的地方,”拉斯科维奇说,“这里为成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整个过程生动又激烈。但在充满爱的家庭周围,还暗藏着一些毒箭、偏僻的角落和危险的人。好人也很多,但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次抢劫。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成长之地。”


她说,赢得国际都柏林奖,意味着她可以“更加积极地回归写作”。她和她的丈夫最近从爱达荷市的“鬼城”搬到博伊西,在那里她一边写小说,一边教创意写作。


“能获奖真是令人震惊!我不敢相信只凭一本小说就可以获得这么大额的奖金。我不知道我会用它做什么,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出真正有益于写作的选择,”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让世界知道我写了一本书,还收获了一批读者。”

普鲁斯特与纪德:把生命的诗情融为一瞬间 2019-06-14 11:02:20

1891年,两位20世纪法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初次见面,两人的第二次当面交谈则一直推迟到了1916年。从1891年的初识到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三十年里两位文学大家至多有过零星几次会面和寥寥二十余封通信,收录于今年春天刚刚出版的中译本《追忆往还录》中。



这一切都是从普鲁斯特为《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苦苦寻求出版商开始的。


1913年10月,普鲁斯特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请求会面,并将取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几本手稿交给他希望可以在新法兰西评论社付梓。书稿随即来到了编委会的关键人物纪德手中。纪德勉强忍过了开头10页对一场辗转反侧的失眠的记录,又信手翻到第62页,读到对一杯茶连绵不绝的描述段落,觉得这本书实在太无聊,礼貌地退了稿。


收到退稿的普鲁斯特转向格拉塞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贝纳尔·格拉塞最早启用了由作者负担一部分出版费用的自费出版制度。《在斯万家那边》正是以作者自负盈亏的方式出版的,格拉塞直到签完合同甚至没有读过这部厚厚的书稿。年末,这部鸿篇巨制的第一册问世,一切忽然有了转机,纪德也在同僚的敦促下重读此书,承认当初的判断过于草率。1914年1月,纪德代表新法兰西评论社编委会给普鲁斯特去信致歉:“拒绝这部作品是新法兰西评论社最严重的错误——(我深感羞愧因为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生中最刺痛我、令我感到遗憾后悔的事之一。”两人的通信“往还”正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阅读普鲁斯特1914年写给纪德的数封信,恍若发现了从《追忆似水年华》里遗失的句子一般令人欢喜。在收到纪德写来的那封留名出版史的致歉信之后,他的激动跃然纸上:“小的快乐,被记忆从尘封往事里随机抓取而来……如同在特定天气,特定时刻吃了一串葡萄。我记得很清楚:被您读到的快乐。我跟自己讲:我的作品若在新法兰西评论社出版,他很可能会读到。我记得就是那串新鲜的葡萄让我抱有希望,希望战胜始终没人回应电话的烦恼,诸如此类。”


这封回信里,普鲁斯特的语调浸透出小心翼翼的欣喜,词语之下隐隐流动着一种疲惫不堪的迟疑。这位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在当时当刻对自己的才华与独特性却是无限质疑的。早在1907年他公开宣称自己要致力于写作的时候,在巴黎小文化圈乃至更广阔的读者眼中,普鲁斯特不过是个在报纸上事无巨细地描写日常风俗见闻或者做些还算不错的调侃式仿作的作者。他确实热衷且善于复制当时那些在法国已经名噪一时的作家,在他看来,有意识的仿作是为了在此之后“重新拥有独特性”。然而,摸索独特性的历程却格外曲折,其间屡屡陷入困境,如作家自己所言:“我发现我处在困境中:极想说出之事不能尽其所有一举说出,或者,由于缺乏那种极想说出之事,再加感受力减退,这也就是才能的崩溃”。



29岁那年,普鲁斯特开始写作后来在他逝世后32年结集成《驳圣伯夫》出版的文章。在这些以某天上午与母亲的谈话作为阐述模式的记忆碎片里(这部书最初的名字恰是《一天上午的回忆》),普鲁斯特清空了脑海中既有的对文学的知识积累,转而采用更加直白的方式顺应自己的感官(“智力所提供的真相似乎并不真实”,他想。)当飘雪的冬日,一块浸过茶水的面包把多年以前乡下夏天清晨带回他的眼前,连同其间的幸福时刻一道连绵复现,他意识到,生命里每一个逝去的小时,都在当时当刻寄存隐藏在了某个物质对象里,香气、声音、一道光……时间能否失而复得,全取决于能否有足够的运气发现和重遇那个物质对象。就这样,他混乱而迟疑的写作世界逐渐有了形状,找到一种可行的文字铺陈形式可以承载他对重建过去的执迷。而《驳圣伯夫》里的碎片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生长成为七卷本的沉默巨兽。


1914年冬去春来的几个月里,普鲁斯特与纪德频繁通了十几封信,前者甚至在某个没有记录下日期的春日寄去了一束拉舒姆花店的玫瑰,附上的信笺只有短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您还一直那么悲伤吗?”那段时间过去之后,一切又像突然的开始一样戛然而止。下一封信的日期兀地跳至1918年11月,相隔一整个世界大战,欧洲面目全非,现代人的焦虑彻底降临,而信中的普鲁斯特却好像一点没有改变,似乎还愈加寡淡起来:“诚然,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精神上也好,现实中也罢,我已习惯于什么都不爱。而我和您的友谊却牢不可破。”


纪德与普鲁斯特之间的关系可谓充满悖论。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文学圈小虽小,这两位却仿佛活在截然不同的星球。纪德自述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普鲁斯特被公认为“全巴黎最难懂的人”;纪德喜好出游,常年不在巴黎,普鲁斯特常年饱受疾病折磨生命最后十几年几乎足不出户。同样的历史时期和个人状况让他们有过许多雷同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写作品中异远大于同,两人与周遭世界所维持的关系、表达大大小小观点的方式都极为迥异,但是这样的不同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相互的仰慕与深刻理解。



从现存的书信里,我们读到的更多是普鲁斯特对纪德及其作品(尤其是《梵蒂冈地窖》)的执迷,纪德的回应似乎寥寥,然而《追忆往还录》书末收录的两篇纪德关于普鲁斯特的书写如同隔空对白弥补了这一遗憾,令人猛然发觉静水深流一般的理解。在1921年春天写给安日尔的信中,纪德点出阅读普鲁斯特就如同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世界从此变得不同,这会使人对生命的感知变得充盈丰富起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荏苒反复验证了纪德的判断,出版已逾百年,普鲁斯特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来自他专注的目光,几乎是引领着人们去重新审视世间万物,聚焦一个又一个瞬间,将记忆的脉络和情感的丝缕一道一道拨开,细节突然被放大,纷繁的感觉蜂拥而至。《追忆似水年华》洋洋洒洒3000页,超过2000个人物,囊括万千又全无一物,最终全部浓缩于过去时与现在时的边界线上、普鲁斯特一个人的眼眸当中。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他眼中无限延伸,相互交错,照满阳光的墙头上闪光的枝叶就可以是一个年代。这个闻不得诸如山楂树、丁香树之类草木香气的经年哮喘患者却痴迷于此,甚至常年闭门的他偶尔外出,是去看他想在书中复苏的树。他始终保持着对风景的爱慕,相信“在一片风景的深处,总有某一种存在的魅力在那里闪动”。


在纪德眼中,《追忆似水年华》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无动机性”:无用且不寻求任何证明,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用“极度的慢条斯理”营造无边的迟缓,“似乎书的每一页自身都呈现出完美的自足性”,而这种沉静的叙事状态为读者带来了“持续的满足感”。神奇的是,这样的作品却问世于“一个事件处处战胜观念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我们只关注有用的、实用的东西。突然,普鲁斯特的作品横空出世,它毫无用处,毫无动机,却让我们觉得比那众多的以实用为唯一目标的作品更有益,更有大帮助”。而让作品的“无动机性”显得更加动人的是作者创作它时强大的内驱力。《追忆似水年华》的半自传性质难免让人混淆其中的讲述者与作者本人,以至于将普鲁斯特与徜徉随性意识流画上等号。很长一段时间,连许多法国的批评家也落入这个圈套,直到他的大量遗稿被发现(他留下的装有提纲和草稿片段的笔记本有六十二册之多)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一生其实只在写一部书的作家是用怎样非同一般的专注力不停辛勤工作。他从未偏离早在写作《驳圣伯夫》时代立下的誓愿:我愿意遵从圣约翰福音书中的训诫:“趁你身上有光,务需努力勤修。”


在位于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寓所里,普鲁斯特过了十几年黑白颠倒的生活,百叶窗永远是紧闭的,案头上一盏孤灯,上百个小说人物、上千个想法敦促着他为它们赋予生命。某种程度上说,孱弱多病的身体状态成就了这部文学大作,迫使他从流动的盛宴中早早离席,巴黎熙熙攘攘的社交厅堂弥散着世纪之初潜在危机爆发之前最后的虚空,而他早已懂得,严肃的文学工作是要在孤独状态下完成的,要达到一个高度,必须做出必要的、享乐上的牺牲。



1922年的新年晚宴上,普鲁斯特最后一次现身巴黎社交圈,身上还穿着1908年时风靡的衣饰。肺炎折磨下的他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他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闻讯前来的朋友第一次见到那间永远沉浸在黑暗里的房间所有灯都亮着。壁炉上是《追忆似水年华》最后的手稿,前一夜才由忠实的女仆塞莱斯特替他记录完毕。《追忆往还录》的最末篇是普鲁斯特过世后纪德重读《欢乐与时日》写下的文字。文中纪德特别提请读者留意这部普鲁斯特最早期作品的卷首语里有一段预言性的话:“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迫使他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日里,我也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唯有从方舟上才能如此看清世界”。最终,普鲁斯特不仅看清了世界,更如本雅明所言,不可思议地让整个世界跟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一起衰老,又把这个生命过程浓缩为一瞬间。


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光:奥尔罕·帕慕克的摄影作品集《阳台》 2019-06-13 09:47:31

奥尔罕·帕慕克的摄影作品全都拍摄于那些特殊而且反复出现的时刻。这些照片不仅捕捉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具有标志性的地理位置­——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海口金角湾一带时刻变幻的微妙景色,还记录了作家被美妙风景吸引而放下手头的写作离开书桌的时刻。这些照片都拍摄于他对自己的写作感觉不满意的时期(也许那时作家正处于创作的瓶颈期),照片里拍摄的景象与作家的小说创作存在着一些隐约的潜在联系。这些照片记录和描绘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光影变幻的全景概况以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遗迹,同时这些被制作成系列主题的照片也表达了作家富有创造性的拍摄以及存在于内心的挫折感。帕慕克的摄影作品集《阳台》(Balkon,土耳其语,意为阳台——译注)仿佛一部诞生于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戏剧作品,一共收集了568张从帕慕克工作室的“阳台”上拍摄的彩色照片。


这些照片究竟向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照片拍摄于2012年和2013年的冬天,当时帕慕克因为写作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而处于一种抑郁和挣扎的状态。也许捕捉博斯普鲁斯海峡富于变化的光线,以及光影中呈现的伊斯坦布尔的地理和建筑特色能够让人获得一种慰藉。毕竟,拥有这个美丽壮阔海湾的城市正是帕慕克所有小说的背景舞台。这本摄影集基本上按照每页排放2至8张照片的格局来制作,在描绘不同景色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能够令观者沉浸于其中的情感氛围,帕慕克拍摄的景色包括:16世纪的辛罕吉尔清真寺(Cihangir Mosque)白雪覆盖的圆顶;历史悠久的托普卡皮宫殿(Topkapi Palace)上空的三角形幻影之光;落在公主岛(PrincessIslands)附近的片片白色光影;博斯普鲁斯海峡水面上被阳光照亮的涟漪;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时仿佛印象派油画的景象——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摄影作品与伊斯坦布尔城内的10座宣礼塔(minaret,清真寺常有的建筑——译注)一起,向世人传播着奥斯曼帝国的悠久历史。那些仿佛来自耶稣现身和上帝启示的微妙转化的光线常常穿透云层照射下来,这些变化都被帕慕克有效地捕捉到,并呈现在他的系列作品之中。在进行摄影创作的那段时期,帕慕克暂时停止了他的小说写作。


摄影:奥尔罕·帕慕克

由史泰德(Steidl,位于德国哥廷根的全球顶级摄影图书制作出版公司——译注)公司制作的这部摄影作品集,其小开本格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些照片的视觉效果,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放大这些照片的尺寸:来自一艘夜间停泊的渡船的灯光在水面上形成了一个光环,似乎使渡船得到了提升和神化;远处的一艘白色小船,寒冷冬日的微光依附其上,仿佛一直在等待得到救赎;题为《后窗》(rear window)的照片拍摄了几个女人围坐在一张桌前的情景(这是帕慕克唯一的一张有人物的摄影作品);黑色的鸟降落在生了绿色铜锈的清真寺圆顶新月形装饰物之上;一艘渔船的剪影倒映在泛着银色和蓝色涟漪的水面上。看着帕慕克的摄影作品,你可能会被说服,伊斯坦布尔蕴涵的一种永恒的精神似乎统治着一个理想形式的世界。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记录了城市不同景象的摄影作品混合着各种精妙和粗糙:简洁干脆与复杂详尽,抽象与冥想,水粉画一般色彩饱满与富于具象和造型。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影像都在显示叠加于现代土耳其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过往。


照相机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社会中都是一种标志性物品,摄影被当作一种工具,既被用来清楚地表达国家权力,也被用于记录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被用于记录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从1890年代提供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用于展出的1819张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的摄影集(其中包括51张大幅照片)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感到焦虑,并且试图将其看作一个国家权力完成的项目。那个摄影集中包括一些建筑物、纪念碑、城市全景和市区景观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在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拍摄的。那些照片并不体现明确的美学考量,而只是一些官僚政治之下的记录性文件。如何调和现代社会与伊斯兰帝国的历史遗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应对并未被人们承认的面对失败和损失时产生的焦虑,都是巨大的挑战。帕慕克将阿卜杜勒哈米德时代的摄影集与自己母亲的家庭相册进行了类比,他对摄影作品所具有的表达情感的作用做出了评论:


我喜欢这些(哈米甸人,Hamidian)的照片,画面中没有人物形象,一切看起来都比实际情景更整洁,更干净,也更现代——就像我母亲的相册一样。在这些年代久远、陌生奇异的照片中,无论是摄影师还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都在无意中记录下了当时的一系列情感。我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这一点。

摄影:奥尔罕·帕慕克

他希望表达的是,这些通过摄影保存下来的影像中蕴含着情感意义,也具有档案一般的纪实作用。


帕慕克10岁时得到了他的第一部相机。在基马尔主义者(Kemalist)当权时期的土耳其,照相机和摄影活动成为了参与现代世俗生活的首要方式。帕慕克说:“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那种现代化程度。所以,当我们在镜头前摆造型的时候,我们总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成功和更现代。”帕慕克将这种装模做样和着重表现功能的家庭相册与伟大的亚美尼亚-土耳其摄影师阿拉·古勒(AraGüler)的作品进行了对比,他说:“直到1950年代摄影师阿拉·古勒开始拍摄伊斯坦布尔人们的日常生活(他拍摄的这座城市在20世纪时的照片至今依然无人能及),其他任何摄影作品中还极少出现平常人的生活场景。”


去年去世的摄影大师古勒建立了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张底片的档案库。在自传体随笔《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收录进了古勒拍摄的200张照片。在最近再版的这本书中,帕慕克又增加了超过200张古勒拍摄的伊斯坦布尔的照片。除了让读者了解到摄影这门技艺在帕慕克的审美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摄影作品集《阳台》还揭示了阿拉·古勒在20世纪中期拍摄的伊斯坦布尔的黑白影像对帕慕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很多方面,是帕慕克提出的“呼愁”(hüzün)概念的视觉来源,“呼愁”即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及其居民所拥有的独特忧郁气质。


在帕慕克创作的小说世界里,这种双关意义俯拾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摄影作品集《阳台》里呈现的双关意义就是摄影师阿拉·古勒对他的影响。作品集里的许多照片令人联想起“古勒取景”的方式,包括那些怀着某种敬意拍摄的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梦幻瞬间、岸边的渡轮和苍茫的天际线。最近,帕慕克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讣告,哀悼这位好友兼文化偶像的离世,古勒拍摄的电影《伊斯坦布尔之眼》将让世人永远怀念他。在讣告中,帕慕克写道:


阿拉·古勒镜头下的伊斯坦布尔就是我的伊斯坦布尔……阿拉·古勒在城市风景和城市的个人之间绘出了情感的关联,这一点正是他的摄影作品最关键和最显著的特点……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65年的人来说……这座城市的风景最终成为了我们情感生活的一种索引。

摄影:奥尔罕·帕慕克

一天中的任何时段,帕慕克都拍摄过照片。他的照片揭示了伊斯坦布尔人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伊斯坦布尔人总是被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吸引,他们总是会不分日夜地以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凝视着这个海峡。在《黑书》的一章中,帕慕克写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涸暴露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从十字军战士写到黑手党。这种跳跃式的想象力的意义在于,作家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看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后来变成了一面魔镜,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是一种东西方大陆之间的文化意义。摄影集《阳台》以一段铭文开头,这段铭文是在《黑书》里被称作不朽的记者Celâl Salik的作品,节选自正好发表于1971年帕慕克生日当天(当时他满19岁)的一篇专栏文章。这段文字写道:“这一张张照片不只是一个个凝固的瞬间,它们同样也记录了过去和未来。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在培育未来的希望。”帕慕克将摄影作品与自己的一部书写伊斯坦布尔的小说以及书中一位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联系起来(这个角色使作家在土耳其变得非常出名),他在提醒读者:这些摄影作品与他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具有互文性的关联。至于图像和文字的交织出现,摄影作品集《阳台》中收录了许多包含有海鸥和渡轮的照片,这些照片令人联想起他在非虚构类作品《别样的色彩》中所写的“雨中的海鸥”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忠实的读者还会注意到另一个现象:19这个数字在帕慕克的作品中非常特别和重要。摄影集《阳台》中收录的照片一共有568张,将这三个数字相加正好得到19(5加6加8),这是一个在帕慕克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的数字。19是用阿拉伯字母代替数字的书写系统abjad(或字母的数值之和)中的阿拉伯语单词wahid(土耳其语中的vahit),在神秘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传统中,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完整合一”(oneness)。在这里,这些照片象征着作者、城市和文学文本的统一。这些照片都是从清真寺的宣礼塔的高度拍摄的,这个高度也确定了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描述的伊斯兰细密画中的神圣视角。


制作成大型展览尺寸的照片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的雅皮·克悦迪艺术画廊(Yapı Kredi Art Gallery)展出(自2019年2月至4月27日),这个展览有可能前往美国进行巡回展出。另外还有一些作家近期也举办了摄影展或出版了摄影书籍,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美国新锐作家泰茹·科尔(Teju Cole)的《盲点》(Blind Spot)。这类摄影作品有时将图像和文字混合在一起,有时则着重记录旅行途中的经历。精通文学技艺的作家常常被摄影所具有的档案记录功能所吸引。WG·西博尔德(W.G.Sebald)对无标题摄影的运用令观者产生了一种文献记录和逼真的档案纪实的感觉。JM·库切早期拍摄的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情况的照片,尤其是作家青少年时期为自己拍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为读者展示了一些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描绘的场景。与此类似的还有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她拍摄的快照呈现了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的生活状况,其中一幅照片中,两名黑人小女孩抱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白人模样的布娃娃,颇有种族主义色彩。还有帕慕克在他的小说《黑书》里曾三次引用其名句的刘易斯·卡罗尔,曾经为爱丽丝的原型、他的邻居里德尔家的女孩拍照,留下了爱丽丝的照片以及最近发现的爱丽丝的姐姐洛琳娜的裸照。


在摄影集《阳台》中,帕慕克在依靠摄影作品提供历史和文学背景的同时也展示了摄影所具有的档案和记录的特征。摄影成为了写作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帕慕克在按下快门按钮将时间停顿下来的同时所做的一种隐藏性的动作。形形色色的照片构成了滋养写作的底片空间。当我们看到这些显示了伊斯坦布尔文化地理特征的、精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光摄影作品时,我们不仅感受到缪斯这个词所具有的多重含义,我们还理解了图像与文本原来可以共存,正如帕慕克的现代文学中体现出的鲜活的二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