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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向左转:寻找公民进化之道

发布日期:2020-02-27

不久前我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一名达尔文左派:政治、演化以及合作》(A Darwinian Left: Politics, Evolution and Cooperation),作者是著名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这一天,我在附近的酒吧读完了这本书,这时候身边一个女人靠过来问我,“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能问一下达尔文左派是什么吗?”


好问题,那么达尔文左派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人性具有可变性,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悖。达尔文认为,人性是几百万年来生物演化的终端产品。但诸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和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这些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拥趸则大多曲解了达尔文的理论。他们用“适者生存”来堂而皇之地无视工业时代巨大的经济差距。另一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则通过自己在西伯利亚的自然研究,在他的著作《互助论》(Mutual Aid)中主张互助和冲突一样,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保存和进化的特征和要素。


辛格对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点发现称赞连连,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照他的说法,个体为了更大群体的利益,会表现出利他性。在辛格看来,这种观点是与正统的达尔文演化论相悖的。


《一名达尔文左派》

辛格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天性中,什么样的品质是固有的,又有什么特质是随社会环境变化的?他引用了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的 “基本原则”:永远不要让一个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1968年他以论文《公地的悲剧》呼吁公众对于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在文中,哈丁表示,如果一种共有资源不能集中管理的话,最终会因为过度使用而枯竭,最好的例子就是水资源。由此可见,辛格很显然还不知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散落在全世界的政治学家已经进行了充分翔实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本地基层社区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与信任,能比中央系统更有效地改善资源管理制度,防止共有资源的衰竭。建立如此信任的关键是面对面接触,而面对面交流的前提又是拥有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政治体系。


那么辛格最终有没有给“达尔文左派”开出一剂药方呢?他认为,达尔文左派“不应否认人性的存在”,“也不该固执地认为,人性本善或是天生邪恶。他希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会互相竞争,从而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权力,或者为自己或亲属谋取利益。”辛格进一步表示,亲缘选择(即一个人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基因遗产而牺牲自己或近亲)的说法刷新了以往人们对信条“个体的绝对自私,从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认识。


辛格的这本书出版于1999年,11年后,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联手两名数学生物家,发表了一篇文章,立马一鸣惊人。三位作者在文中将亲缘选择的理论放在昆虫群落组织形式(这也是威尔逊投入毕生精力的研究领域)的条件中,坚定驳斥了他的说法。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双重筛选”理论,他认为,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都在发挥着作用。


群体选择的这个理论具有革命性,一旦提出,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让人不禁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过去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呢?在这个语境下,自私与利他主义都是人类天性,二者对个体的影响都是持久而强有力的。达尔文思想在此发生了新的转向,但这和左派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有两大主流政治传统,一是自由主义,提倡个体的自由;另一派是“公民共和主义”,尊崇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所倡导的“公共自由”,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集体的政治生活。


这两个哲学流派严丝合缝地贴合了威尔逊扩大化的达尔文主义,同时相辅相成,共同将其哲学元素注入了二十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思潮中。左派改革这一标志性运动在大企业资本主义高企的年代,将提升“积极权利”(比如说提高工资水平)的合理诉求与共和派增强社会经济的公有部门的行动相结合。丹·考夫曼在《威斯康辛州的落幕:保守主义攻破进步主义堡垒》(The Fall of Wisconsin: The Conservative Conquest of a Progressive Bastion)中引用了生物保护学者科特·迈因对美国传奇人物、新保护活动的“先知”奥尔多·利奥波德生平经历的书写。在这场运动中,利奥波德与本地地主并肩携手,改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浣熊谷,恢复土地肥力。“由此可以洞见威斯康星的政治文化,”迈因写道,“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威斯康星州,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利用这种张力,延绵好几代人。”


这种张力的蝴蝶效应早已蔓出浣熊谷,也不再只是如今四面楚歌的进步主义传统的独有遗产。实际上,这种紧张的动态局面已经成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左派的一门必修课,从而探寻一种全新的群体选择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兼容自由主义与共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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