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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推三大主题文创 “宫囍·龙凤呈祥”艺术展6月亮相 2019-04-30 09:42:20

光绪皇后大婚特别制作的“龙凤同合袍”“龙凤同合袍” 

  要走出博物馆文创的‘同质化’倾向,就要主动进入主题文创”,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29日在北京的“吉服嘉礼祥乐天工——宫囍·龙凤呈祥”非遗传承与发展论坛上如是说。

  故宫博物院此前宣布启动“故宫中国节”“宫囍·龙凤呈祥”“金榜题名”三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宫囍·龙凤呈祥”作为其中的重要板块,以系列化IP文创产品展示故宫特色,从不同视角传播故宫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亚介绍,故宫文创开发经历了自发的文物研发、自觉的文创研发到现在的主题文创三个阶段。“现在很多博物馆的文创往往都是钥匙扣、鼠标垫之类,只是图案样式不同而已,存在很大的同质化倾向”,他说,要走出“同质化”,就必须进入主题文创的研发阶段,就必须要以公众需求为引导,与百姓生活相结合。而“故宫中国节”“宫囍·龙凤呈祥”“金榜题名”项目即为故宫博物院在主题文创方面的探索。

  蒙古汗廷非遗音乐的表演

  故宫专家苑洪琪则解说了“龙凤同合袍”中的吉祥蕴意。所谓龙凤同合纹,是将龙凤纹合二为一,寓意龙凤呈祥、比翼双飞,以表龙凤相配、吉祥幸福和生活美满的美好寓意。她以光绪皇后大婚特别制作的“龙凤同合袍”为例,此袍在大红色江绸质地上,于两肩、前后胸和前后下摆处彩绣八团金龙凤同合纹,列十二章纹样。并运用多种针法,绣海水江崖、仙鹤、五彩祥云以及金万字、红蝙蝠、五谷丰登等吉祥纹样,寓意夫妻和谐、幸福长寿。领袖边上以石青色绸为地,用五彩金线绣制龙凤双喜纹,间饰福禄寿与万字曲水纹等纹饰。整体构图丰富细致,绣工惊喜,花纹富丽华美,设色饱满艳丽。

  清史专家阎崇年对故宫将以前仅限于“御用”的龙凤呈祥的服饰、纹样、用品等,以文创形式化为“民用”之举表示了赞赏,他认为将文物、非遗综合到一起,在生活中“活用”,毫无疑问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阎宏斌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脉和精髓。保护和传承非遗是自觉,更是责任。故宫博物院在促进非遗传承、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生活中,一直在努力探索,愿与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非遗传承与发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经久绽放。

  论坛间隙,现场还有蒙古汗廷非遗音乐的表演。

  记者了解到,设计师黄薇为“宫囍·龙凤呈祥”项目设计制作了66套具有故宫元素的婚礼吉服,对应的吴罗、潮绣、缂丝等非遗技艺达40项;艺术家刘恒甫通过创作56个民族婚俗微雕,展现不同民族风俗风貌和精神文化厚度,为人们认识各民族婚俗特色开辟了新窗口。

  据悉,此次论坛的举办正式拉开“宫囍·龙凤呈祥”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的序幕,该主题互动艺术展将于6月在故宫与观众见面。

在合作科研时代,诺贝尔奖应该向奥斯卡奖学习什么? 2019-04-29 09:15:00

想象一下,如果传奇的美国游泳队——迈克尔·菲尔普斯、瑞安·洛赫特、康诺·德维尔和汤利·哈斯——在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一骑绝尘,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拔得头筹,但得到奖牌的却只有哈斯、洛赫特和德维尔,菲尔普斯连块银牌都讨不到。你想必会高喊“这不公平!”你这么做的确没错。


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还不太了解如今的合作性科研,其评奖模式依旧聚焦于一枝独秀的天才,至多也就是两人或三人组。年复一年,他们都在做出武断且常常是相当残酷的评估,把一些本该获得奖牌的物理学家晾在一旁不管,即便极少数独揽诺贝尔奖的当代实验家的成功应归于许多合作者——尤其是在粒子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海量的数据集及庞大的分析团队必不可少,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凭一己之力站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


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弗朗索瓦·恩格勒特(François Englert),以表彰他们对所谓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理论预测,那次颁奖相当典型地体现出了选择性颁奖的四大弊病。


第一,原有来自若干支团队的8名科学家,每个人都对这一理论做出了独立的贡献,称希格斯机制(Higgs mechanism)为集体研究成果是完全适当的,但最终得奖的却只有其中2人(尽管委员会允许得主以3人一组的形式受奖)。希格斯自己称该机制为“ABEGHHK’tH机制”,各字母分别代表菲利普·安德森、罗伯特·布鲁特、恩格勒特、杰拉德·古拉尼克、卡尔·理查德·哈根、希格斯、汤姆·基伯和杰拉德特·霍夫特。到2013年,除布鲁特之外的所有团队成员皆在世。


第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项目中共同推动了这项发现的6200名实验参与者也没有得奖的份。如果委员会可以把受奖者扩充为4人一组,那至少对撞机部分ATLAS和CMS这两项实验的两位负责人还有机会分享奖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的诺奖只颁给了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实验的策划及参与者,该设施用以探测宇宙引力波——正如我们所知,任何巨大物体的运动都会在时空中产生波纹。当然,最早对引力波之存在做出预测的理论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在6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我虽然认为诺奖应当可以在科学家死后追授,但2017年的奖若颁给爱因斯坦就有些离谱了。


第三,希格斯和恩格勒特的获奖排除了其他所有与希格斯玻色子相关的人——不管是实验者还是理论家——的获奖可能。即便在功劳一清二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们也还是认为诺奖委员会犯了一个疏漏,即每一发现或发明永远都只能得一次奖。此说也相当于隐然地批评了早期的诺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倾向于坚持一个人一般只能获颁一次诺奖。(只有约翰·巴迪恩得过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此一来,鉴于霍夫特1999年已经得过一次奖(理由是“阐明了电弱相互作用的量子结构”),委员会便把2013年的奖颁给了两个首度受奖的得主,而霍夫特的重要贡献则没有得到考虑。如果诺奖真的要按功绩来分配,那一个科学家有多少次达到获奖标准的发现,就该得多少次诺奖。根据这个标准,爱因斯坦可能起码能得7次诺奖,只有如此才能恰当地凸显他在物理学家行列中的崇高声誉。


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特

事实上,只能“得一次”诺奖并没有那么可怕,哪怕是共享呢。就算诺奖是颁给群体的,身为得主的殊荣也谈不上会大打折扣。诺奖得主的派系归属是不相关的,除非涉及到奖金方面(单个得主至少可以得到奖金总数的四分之一)。每位获奖者均可得到一枚18K的金奖章。从技术上讲,共同发现了早期宇宙的遗存物——即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都可以分得奖金的四分之一;另一半则颁给了一项与此完全不相关的工作,作为俄国物理学家彼得·里奥尼多维奇·卡皮萨(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的终身成就奖,旨在褒扬其“在低温物理学领域的奠基性发明和发现”。平心而论,鉴于名声相当重要,并且我深信这一点,一个肚子里稍有墨水的门外汉可能都是知道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但他肯定没听说过卡皮萨,虽然卡皮萨1978年所得的诺奖奖金足足有前述二人的两倍。但总归没人会说:“嗨,彭齐亚斯这家伙只不过得了四分之一个诺奖而已!”


诺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自己就是个发明家,早就习惯于申请专利来确保自身权益。当他在19世纪末立下遗嘱的时候,科研仍以科学家单打独斗为主——如果还不是纯粹的孤军奋战的话——最多再加上几个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们那样有大批学生充当“力量倍增器”)。如果诺奖存在于更早的时代,那么伽利略就会在1611年得奖,也就是他公开自己于不经意间以望远镜取得的一系列发现后的那一年——而且不会有人跟他分这个奖。不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在伽利略的望远镜之外并没有别的发明可以起到让物理学、哲学乃至于神学脱胎换骨的作用,原子击碎器、X光乃至于用以点亮灯塔及航标的自动调节器和气体蓄积器都不能与之比肩。在几个星期之内,望远镜的一系列发现便毫无疑问地将人类推离了宇宙的正中央。哥白尼提出的原理为伽利略所证实,但1611年时他已去世良久,也就没有“获奖资格”了。一般认为的望远镜发明者汉斯·利伯谢(Hans Lippershey)并没有真的用它来观察天象,且他设计的望远镜倍数还不够,不足以揭示出金星以及木星诸卫星的位相,它们最终为哥白尼的假设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


瑞典皇家科学院不久之后便不再坚持对诺贝尔的遗嘱作严格的字面诠释了。1902年,也就是诺奖诞生的第二年,亨得里克·安东·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和皮特·塞曼(Pieter Zeeman)共同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以肯定二人以其研究深入揭示磁力对辐射现象之影响这一杰出贡献。”奖并不是颁给某一项发现或发明的(二人的“贡献”当然也不是一年前才有的)。紧随其后,亨利·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和居里夫妇亦以其在镭射方面的工作获颁诺奖。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有19名得主都是个人。比较而言,如今的个人得主实在是少之又少。上一名个人得主是1992年的乔治·夏帕克(Georges Charpak)。


与此同时,多个理论家同时发现某个理论仍是少见的。因为理论探索从本质上讲属于意外收获,这种东西是没有可复制性的,三道闪电同时击中一个地方堪称奇事。如今,如果你是个天文观测者或者实验物理学家,以个人身份荣获诺奖的难度只大不小。


玛丽·居里

但事有例外。以往的年头里科研的合作性质还没有这么强。头30次诺贝尔物理学奖里有20次都由发明家或实验者折桂,而不是理论家。起因很让人难堪,但好在之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1900年代早期的欧洲知识界还不无揶揄地认为,理论探究对物理学而言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根本不配列入诺奖考量范围。负责提名的物理学家们——有些人自己就是诺奖得主——视诸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这类纯粹的理论探究为“犹太人的物理学”,而真正的物理学家只做实验物理学。


从单个得主向多个得主的演变与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近乎井喷式的增长相伴相生——它提供了若干衡量科学、技术和发明的指标。科学史家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Derek de Solla Price)认为,“曲棍球杆”(hockey stick,即先期平直、随后于某处突然上扬或下跌的曲线形态——译注)发展曲线的转折点在二战时期,彼时许多物理学家团队都“处于闭关修炼和交互切磋的状态。我们预先给了他们一些需要紧急会诊的课题,如核物理以及雷达等”。不管从哪个指标看,单打独斗的研究者形象都愈发变得边缘化,沦为了过去的活化石。


过度竞争使诺奖不符合科学的长远利益


普莱斯1963年时曾经称此为“大科学”(Big Science)时代的开端,所有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都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整个领域仅有100名研究者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单单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就已经是以往的10倍。仅用区区一个世纪,我们就从皇家学会跨越到了大型强子对撞机。


如今,这种局面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纵然团队的大小仍有一定变数,但大型望远镜和海量的资金已经是许多目标高远的大课题的标配。生物学家、哲学家哈布·茨瓦特(Hub Zwart)认为,大科学的棘轮式(ratchet-like,经济学术语,指消费上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里引申为大科学之不可逆——译注)发展不仅体现在“特定领域从事工作和和协作的研究者的确切数目上,现今的研究也愈发依赖于许多规模宏大、昂贵且复杂的技术”,比如前述的天文台或对撞机。


有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关方,围绕诺奖的竞逐变得白热化,也就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当然,竞争并非一概对科学有害,健康的竞争也是存在的。它让新发现具有了可信度(credibility):某一支研究团队发现的迹象在得到确证之前并没有太大意义,当有多支团队都得出同一结果时,科学才算是真正有根有据。众团队必须排除错误,使其发现具备足够的效度。


然而,过度竞争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抢先发表的冲动(它有时能得到克制,有时就不行)、残酷的赢家通吃型对抗,都会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夺为数不多且屡遭削减的联邦资助来源。新的科研课题、尤其是需要大型望远镜或粒子加速器的实验性课题则让竞争形势更趋恶化。曾高调批评现有资助环境的诺奖得主绍尔·佩尔穆特(Saul Perlmutter)认为,资助机构也要为眼下科研竞争中的不正之风负部分责任。他的团队“超新星宇宙学计划”(Supernova Cosmology Project)与竞争对手“高阻态超新星队”(High-ZSupernova Team),在测量宇宙膨胀速度如何历时性减慢这一课题上孜孜不倦地较劲。“他们和我们比拼谁能更快算出结果,”佩尔穆特说,“地球上所有超新星研究者里面可能有90%以上的人都与双方课题中的至少一个有牵连。这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我们彼此之间对进度完全保密。经常是他们刚用完某一部望远镜我们就赶到那里开工了。”


绍尔·佩尔穆特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两支团队各自都独立地得出了宇宙膨胀速度根本就没有减慢的结论。它的膨胀速率相反还在增快。他们发现了暗能量的证据,这是一种神秘的反重力形式——也是一种新版本的膨胀。虽然两支团队是直接竞争关系,但双方的成员都得到了诺奖。


在一项针对诺奖得主发表动态的研究里,科学史家哈芮·扎克曼(Harriet Zuckerman)发现,与对应样本里的非得主科学家相比,诺奖得主的合作者数量更多。但她注意到,鉴于如今的规则迫使委员会对日益增多的合作科研者视而不见,诺奖不能颁给超过三个人的规定经常在事后令合作分崩离析。显而易见,这不符合科学的长远利益。


我倾向于认为,科学家们应该向我所处的观测宇宙学领域的创始人们学习一下。彭齐亚斯邀请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e)做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那篇诺奖论文的第三作者,迪克拒绝了,这一决定极可能令他无缘分享1978年的诺奖。不过,迪克尽管与这一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失之交臂,但他的团队(在普林斯顿大学)加入了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工作(在私立的贝尔实验室)并构建起了一种公私伙伴关系,借此令大爆炸理论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度。


诺奖可以向奥斯卡学习些什么?


近年来,一家在所属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机构对其最高奖项的颁发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200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是的,科学)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被提名者数目从5人提升到了10人,加大了对贡献的认可力度。


诺奖和奥斯卡奖都是根据功绩来颁发的,由同行评审决定并有表面上的平等性,与商业上是否成功毫不相关。两大颁奖典礼也都是在辉煌而应景的大厅里进行电视直播,来宾亦盛装出席。获奖者将会得到由瑞典或好莱坞官方颁授的金质奖品。虽然好莱坞并不会像诺奖那样规定得主必须“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奖项总归也有人道主义色彩,且坚定地——且不说这有些自我美化的味道——传达出了文艺界可以正面地影响社会这层意思。


当20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式公开时,物理学家吉姆·艾尔-加利利(Jim Al-Khalili)就这一奖项的现代化提出了若干项建议,汇集成一份意见稿交给了《卫报》。他的以下主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绝大部分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前都需要花费许多年来达成他们的突破,且他们获奖时也很可能早就放弃得到这一终极荣誉的企图了——说到底,诺奖不是奥斯卡奖,后者的参与者起码还可以知道他或者她是否在被提名的行列当中……对全世界科学共同体的其他部分而言,这也恰好是个契机,希望这些来自其自身的特定研究领域的得主,可以让同行们有更多机会沾一沾光,以及得到可观的研究资助。

加利利的评论让我不禁好奇:如果诺奖委员会每年都公开被提名者的名单将会怎样?目前,被提名者(及提名人)的名单有50年的保密期限。为什么这些离诺奖仅有咫尺之遥的名字就好像是在沃伦委员会的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调查报告上似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就提名保密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未获奖的被提名者因此而太过沮丧。这个论证没什么说服力。尽管只是句场面话,但奥斯卡奖的落选者们还是会表示:“获得提名就已经是莫大荣誉了!”公布被提名者名单对相应的领域一样是有好处的。艾尔-加利利指出,如此一来,这些领域里的科学家们将会有更大的名气,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资助,就像获奖者的领域一般。这么做也是对提名人的一种尊重,表明其选择乃是得到了慎重考虑的。我以前也做过提名人,这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如果你提名的人最后没能得奖,那你下次可能就不会浪费机会去提名同一个人了(当然,前提是你没有专门写一本书来批判诺奖的流程,这样才能保住人家下次请你做评委的机会)。


你可以提出异议说,要是公开了所有被提名者,那得主本身的光辉就被掩盖了,这样会把注意力引到别人而非得主身上。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会发生,对奥斯卡奖来说也是如此。诺奖得主将永远被恰当地承认为黑带五段级别(跆拳道段位,相当于大师级,具有担任教练、裁判和开设道馆之资格——译注)的知识分子。此外,鉴于他们业已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荣誉,在这之后赢取更多的奖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他们或许还巴不得避开聚光灯一阵子:得主所要承担的巨大的时间负担想来恶名昭彰,T·S·艾略特对此评论道:“诺奖是通往一个人葬礼的门票。人们在得奖之后就做不了任何事了。”


考虑到科学家一般都淡泊名利,我们不妨向艺术界学习一下。好莱坞的膨胀不是宇宙学意义上的,而是关涉到认可。2004年时,《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谁是那个食品设计师?电影里的漫长鸣谢》(Who Was That Food Stylist? Film Credits Roll On)的评论文章称,主流的好莱坞大片播完鸣谢名单得花上10分钟——要知道,宇宙里生出所有氢核才只用了3分钟而已。


与现代科学类似,现代好莱坞的合作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的表1展示了演职员表里的列名人数变化(包括导演、明星主演、牧鸟人和花卉布置人,也有负责电脑生成影像的庞大团队),表单均出自1927年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设立以来的获奖电影。表2则展示了1901年诺奖创立以来凭借论文发现获奖且得以列名的合作者。两张表格都呈现出明显的“曲棍球杆”形态:第一届诺奖仅授予威廉·伦琴(一人),而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的ATLAS和CMS实验的合作作者总共有6225人,首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授予了《翼》这部电影的23名演职员,而2014年获得此奖的《为奴十二年》则有353个贡献者名列其中。


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之演职员数目自该奖设立以来的变化,依对数尺度绘制。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实验合作者数目变化,依对数尺度绘制。其中有4个数字尤其突出:1984年发现W玻色子和Z玻色子的385名作者,2013年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两篇论文的6225名作者,2015年发现中微子震荡的342名论文作者,2016年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到引力波的1004名作者。空白年份代表当年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或者奖项来自理论发现。资料来源:Nobel Prize website and INSPIRE-HEP database/Shaffer Grubb

好莱坞在列名表功和颁奖上都胜过斯德哥尔摩一筹,每个当年最佳摄影奖的参与者都可分享一部分功绩。而制片人——也就是好莱坞版本的首席研究员——也会因其推动了获奖影片的诞生而获得奥斯卡奖。而诺奖被人为规定了一个最高3人的得主数目限制,这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竞争,科学界已经受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了。


为什么就不能有8个得主以前文所提及的ABEGHHK’tH机制而获奖?对参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实验的1000人能不能也这么操作?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克劳馥(Elisabeth Crawford)早已指出,诺贝尔基金会的规章原本并不禁止将物理学奖授予整个团队:“由两人或更多人合作完成工作,且该工作具备获奖资格的,可以集体颁发奖项。”


有人抱怨说,如果牵涉其中的每个科学家都能沾物理学奖的光,那这个奖就会贬值,且会削弱课题发起者理应获得的关注度。然而,把诺奖颁给团队并不会弱化它的杰出性,诺贝尔和平奖就可以授予群体、个人或者二者兼授(而这也是事实,譬如2007年的和平奖便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曾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分享)。


合作对实验科学来说具有核心意义,扩大认可的范围将会鼓励青年人,令他们敢于在自己所追求的理念和课题上承担更大的风险。对我个人来说,自己工作最富有收益的地方在于,我可以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同工作,他们来自乌干达、乌克兰、泰国和德克萨斯州,来自包括南极洲在内的每一片大陆。是时候让诺奖反映现代物理学的真正现实了:最优秀的科学也是合作性最强的科学。

斯皮尔伯格摇旗呐喊未凑效,Netflix明年依然能参与奥斯卡 2019-04-28 10:11:37

在当下所有一线知名导演中,斯皮尔伯格与诺兰大概是站在反对流媒体最前线的两位,而前者又是其中最热衷于向流媒体“开火”之人,尤其是在今年Netflix凭借《罗马》在奥斯卡上收获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等三项大奖之后,斯皮尔伯格更是直言不讳的表示Netflix只应该在艾美奖中进行竞争。


“斯皮尔伯格认为流媒体和影院之间存在不同,”当时安柏林娱乐公司发言人说,“他很希望奥斯卡组委会会议中,其他人也能支持他的看法。”


在斯皮尔伯格声讨Netflix与奥斯卡的规则不久,奥斯卡官方便回应称:“各部门正在讨论奖项的相关规定。在今年四月会议上,组委会也会考虑相关的问题。”而就在4月24日奥斯卡学院的理事会结束后,学院投票决定不改变电影获得奥斯卡奖的规则,即只要求一部电影必须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只放映七天就能获得参与资格。这也意味着斯皮尔伯格反对流媒体参与奥斯卡的行动并未得到绝大多数理事会成员的支持,明年的奥斯卡Netflix和Amazon仍然有机会去角逐小金人。


这场老派电影人与流媒体的战争中,最主要的争议自然是Netflix热衷于线上发行的放映策略,这导致其冲奥作品不会如传统制片厂一样有着长时间的公映窗口期,虽然奥斯卡其实并未像戛纳一般强硬的要求最佳影片的候选者必须符合公映窗口期,但去年《罗马》其实在125家独立院线公映了三周,不过还是有一些传统电影人认为Netflix这种不重视影院放映的公司不应该与传统制片厂站在同一竞技场上。


而根据IndieWire早前的报道表示,各大制片厂同样对Netflix能够在奥斯卡斩获大奖有所不满,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在于:


一是Netflix过于财大气粗,一位奥斯卡分析师预估《罗马》在奥斯卡公关上花了大约5000万美元,而《绿皮书》只花了500万。而《纽约时报》称《罗马》的公关开销为2500万,Netflix则坚持称颁奖季的开销已经包括在了他们整个市场营销的预算中。


《罗马》的豪华营销让其他外语片发行商感到崩溃。索尼经典影业联合总裁迈克尔·巴克说,公司的财政情况让他们不得不让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无主之作》和《迦百农》在新年假期后公映,这意味着很多奥斯卡投票成员没机会看到这些电影。


另外Netflix的发行策略依旧是最被人诟病的地方,《罗马》仅小范围在几家影院开画,上映了三周。并且Netflix拒绝透露票房,他们也不会遵守电影必须在影院公映90天后才能出版数字版或进行线上播放的规则,一旦上线,全球190个国家的观众都可以随时看到Netflix的电影。


传统制片厂与电影人始终认为Netflix等流媒体对于影院放映不够尊重,这同样也亵渎了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的电影。这种观点在电影发源地法国具有广阔的市场,这也直接导致了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戛纳与Netflix的针锋相对。对于后者戛纳其实已经有所让步,仅仅是要求他们参与竞赛单元的作品必须在法国上映后才能在线上公映,但即便如此Netflix也无法接受,因此在去年戛纳错失《罗马》之后,今年的戛纳竞赛单元依然不会出现任何Netflix的作品,并且这一情况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在戛纳与Netflix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时,威尼斯电影节与柏林电影节却更为开放,尽管当地的院线同样出现的抵制的声音,但无论如何,Netflix作品的加入都让这两大电影节有了更多关注度与竞争力。


至于奥斯卡,作为一场年度大秀,能尽可能涵盖最多的群体自然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在今年一月,Netflix正式宣布加入美国电影协会(MPAA),这其实也代表着作为流媒体领军者,Netflix正在逐渐成为美国主流电影界的一员,虽然如斯皮尔伯格、诺兰等导演依然在声讨其对电影艺术性的伤害,但从整个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大导演与明星都开始与Netflix合作。《罗马》与阿方索·卡隆自不必说,这位二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墨西哥导演毫不吝啬对Netflix作为制片厂的赞誉。


而就在今年下半年Netflix还将带来马丁·斯科塞斯的新片《爱尔兰人》,Netflix为这位比肩斯皮尔伯格的老导演的新作投入了超过了1.5亿美元,因为与戛纳的紧张关系,让这部电影直接将目光瞄准了明年的奥斯卡,目前来看Netflix很有可能会让《爱尔兰人》复制《罗马》的发行策略,在全球同步线上发行然后在美国本土的独立院线小规模公映一段时间。同时从今年一季度财报开始,Netflix已经逐渐对外公布平台上一些热门内容的收视数据,并表示今后这种数据发布将会成为常态。


流媒体与传统影院之间的战争在一段时间将会持续上演,但已经有数据证明两者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去年全球电影票销售到达创纪录的410亿美元,其中北美就占据了其中近120亿美元,与此同时Netflix在内容制作上花费了近百亿美元并上线了超过90部电影。至于有关艺术性的讨论显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当流媒体作为一种融合媒介开始制作原创内容的时间还不到十年。


奥斯卡的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主席约翰·贝利也提到明年学院将会继续重新讨论相关规则:“我们计划进一步研究行业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并继续与我们的成员讨论这些问题。”

让《权游》有个幸福快乐的大结局?不了谢谢 2019-04-26 09:51:44

HBO出品的剧集《权力的游戏》的最后一季开播了,我猜大多数剧迷内心都希望维斯特洛大陆上尚存的角色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很大程度上也跟大家有着同样的愿望。但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这个角落里的我热衷于研究娱乐作品的政治效应——却期望这部剧的最后一季跟前五季同样残酷且毫无公理正义可言。我的内心想让异鬼占领北境,杀掉琼恩·雪诺和丹妮莉丝,或者在大家与死亡军团决战后,让瑟曦背叛并铲除他们所有人,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反对她坐上铁王座了。


我最近带着一些学生一起做了一项以《权力的游戏》为主题的研究,这项研究改变了我对“不幸结局”的看法,研究揭示,也许电视剧和电影需要更多并不幸福的结局。


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人们都喜欢让故事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大结局。因此,许多故事为了取悦大多数的观众——无论是书、电影还是电视节目——都会选择让主人公得到一个“好人有好报”的经典结局。


但这些幸福快乐的结局会产生一系列政治后果——至少从某位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来看是这样。


在一项2007年的研究中,传播心理学家马库斯·阿佩尔(Markus Appel)指出,人们看的虚构故事越多,就会越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里面。


这种信念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当你相信你所在的世界公平公正时,你会顺理成章地认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是真理。


这种世界观会对某些政策的支持率产生影响。举个例子,如果你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那么你大概率会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本该如此。所以,可以想见,这种世界观会导致人们对扶贫计划和平权行动的支持率更低。此外,它还会使人们对贫困人群产生负面看法,甚至引导人们支持独裁主义。


好人就一定有好报吗? 图片来源:HBO

这种对公平世界的信念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理反应:当人们看到有人受到虐待和侵犯,或者有人因为经济危机和战乱而挣扎时,自己也会感到痛苦,这便触发了这种心理反应。与其强迫自己直面这些因受害者而产生的复杂情感,还是躲在这种世界观所铸的“盾牌”后面轻松自在——既然这些人“罪有应得”,那么我们又何必向他们投入感情和资源呢?


《权力的游戏》能影响你的世界观吗?


2011年首播时,《权力的游戏》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这部剧不仅没有让主要角色落入“好人有好报”的俗套结局,相反,它直接让剧情往这种世界观的反方向越跑越远,持续不断地让观众直面残酷粗暴的不公世界。


剧中包括如下情节:暴虐成性的少年王下令将主要角色斩首;婚礼上手无寸铁的宾客惨遭屠戮;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片段;以及少女被迫成婚,后来遭到强奸和侵犯的悲惨遭遇。这部剧让观众明白,千万不要过度依恋剧中的某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十有八九会蒙受残酷和不公的命运,甚至遭遇突如其来的死亡结局。


我不禁好奇:既然马库斯·阿佩尔研究发现,有着幸福快乐大结局的虚构作品会导致人们产生所谓“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那么《权力的游戏》里面诸多的与公平公正背道而驰的剧情是否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减少观众对这种世界观的笃信呢?


被哥哥“卖”给卓戈卡奥的丹妮莉丝 图片来源:HBO

于是,为了评估《权力的游戏》是否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的学生和我开始设计测试的方式。我们用两个学期做了一次调查和一个实验,接着,我趁热打铁,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了参与调查和实验的志愿者。我把这些志愿者随机分成了三个小组,让第一组观看六集《权力的游戏》,第二组观看六集《真爱如血》——这部剧描绘了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第三组则直接填写调查问卷。在第二次实验中,我把一个大班级里的学生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观看五集《权力的游戏》,另一组观看电影《霍比特人3:五军之战》。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观看《权力的游戏》的被测试者相对来说不太买“公正世界信念”的账,而且就算当我们把他们本人的其他特质也考虑在内时,这条结论也依然成立。


换言之,相比起观看或阅读其他的虚构作品,观看《权力的游戏》会带给观众一种更加接近于看新闻的感受。


我希望《权力的游戏》能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因为不幸的结局更加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很让人痛心,可的确是事实。我知道人们偶尔需要逃离这个丑陋的真实世界,逃往拥有美好结局的虚幻世界寻找安慰。但在当今这个已经被娱乐统治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必须不时受一受打击,才能提醒自己,并非所有事情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便是我在前五季《权力的游戏》中看到的可贵之处——因此我希望这部剧有个糟糕的大结局。

文学圈的“体裁歧视”:为什么正经作家就是看不上科幻作品? 2019-04-25 09:03:53

伊恩·麦克尤恩最新出版的小说《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暂译)是一部以科技——更具体地说是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虚构作品。作品的故事背景设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艾伦·图灵没有了结自己的生命,而且发明了因特网;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没有被刺杀;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岛战争则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卸任后才爆发。这本小说描写了许多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背景设定给了麦克尤恩充分的创作空间去探索一系列可能成真的假设:假如机器人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思维模式将会怎么样,或者说,假如人类无法凭借自己的智慧分辨人类自己和人工智能将会如何?


但《像我这样的机器》并不是一部科幻小说,至少其作者是这么说的。“小说家可以跟随开启的心理空间去探索未来,”麦克尤恩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谈道,“我指的不是穿着反重力靴,以十倍于光速的速度实现时空穿越,而是指大家可以通过真正关注我们人类遇到的困境去设想未来。”很多读者注意到,麦克尤恩在文学小说和科幻小说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而且坚定地把自己归为更加“体面”的那一边,这实在是显得有点儿“体裁歧视”。


表面上看,麦克尤恩表示自己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并暗指科幻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无法把他的主题有趣地呈现出来,这实在荒谬可笑:平行宇宙和非人类意识本就是公认的属于科幻小说的主题,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和《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代表性的科幻作品就探索过这些主题。但每种体裁都有特定的分类标准,科幻小说——它自成一派,且通常有着特定的风格和内容——不幸被广大文学作家视作不太体面的“另类体裁”,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和才华完全无法通过这种文学类型呈现出来。


这种看法早而有之。1968年,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接受BBC的采访时一本正经地说:“我讨厌科幻小说,讨厌里面的姑娘和呆瓜,也讨厌其中设置的悬念。”当时他正在创作《爱达或爱欲》,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名叫“反地界”(Demonia)的平行地球上的庞杂乱伦故事。书出版时,评论家都格外小心翼翼地把《爱达或爱欲》和“垃圾太空歌剧(注:太空歌剧指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的科幻文学)”划清界限,尽管两者表面上非常相似。但话说回来,科幻小说的确不是一种体面的文学体裁。最早的科幻小说俗艳而廉价,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总与其不太光彩的地位相伴相随。


《科幻小说:文学史》(Science Fiction: A Literary History)编辑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认为,文学圈对科幻小说的嗤之以鼻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纪哥特浪潮兴起的时期。嫉妒心理是导致科幻小说名声不佳的因素之一,他说:“像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8世纪英国哥特式小说女作家)这样的作家在当时销量成千上万,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正经文学作家都说那些作品糟糕透顶,废话连篇,因为他们为自己没有赚到那么多钱而心烦。”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以哥特的视角解读了当时与“电疗法”有关的尖端医学理论,并作出了子宫之外也能创造新生命的大胆设定,这部作品奠定了科幻小说的标准和模板,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廉价杂志为科幻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下了定义。这种用最便宜的纸张印刷的廉价杂志在当时非常畅销,每期杂志通常会分成好几个板块,其中包括“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情色小说”“惊悚小说”以及我们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杂志《神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曾刊登过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约翰·温德姆等科幻小说家的作品,此外,杂志也登过像HP·洛夫克拉夫特和埃德加·爱伦·坡等作家的大作,但他们的作品现在大多已经被归入惊悚小说或者奇幻文学类别了。



嫉妒心理是导致科幻小说名声不佳的因素之一

20世纪中叶,廉价小说市场走向低迷,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清晰界线也在某种程度上随之淡化了。一同淡化的还包括扣在科幻小说头上的污名。2017年,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凭借作品《地下铁道》获得了英国科幻小说最高奖项“亚瑟·C·克拉克奖”和普利策奖,这本书把一种蒸汽朋克式的幻想完美融入了一个平行时空里的奴隶制美国。同年,内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权力》荣获百利女性小说奖,在这部小说中,所有女性突然进化出了发电的特殊能力,并开始电击男性。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即将出版的作品《弗兰啃斯坦》(Frankissstein)将重新探索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涉及的元素:性玩偶、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


对很多作家而言,作品的体裁定位是营销团队需要去操心的问题,他们自己反而不会太为之纠结。有些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科幻小说的作家已经开始让步,《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她的未来小说《羚羊与秧鸡》出版,书里涉及了基因操控和气候变化等元素,但当时她坚称这是一本推想小说,而不是科幻小说,因为书里没有“怪物和太空飞船”;但最近,当提到《使女的故事》时,她已开始称其为科幻小说了。如此一来,麦克尤恩似乎显得格外固执,据不妥协——虽然文学体裁之间的界线正在崩塌,但有证据证明读者仍然十分看重传统的体裁范式,且如果作者没有遵守其作品体裁的写作风格和模式,就会受到惩罚。


一项2017年的研究发现,当一个文本包含“气闸(airlock)”和“反重力(antigravity)”这样的词语时,读者更难与其中的角色产生共鸣。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她1976年的论文《科幻小说和布朗夫人》(Science Fiction and Mrs Brown)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勒古恩想知道,如果一本小说的本质是其中的人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普通女人“布朗夫人”身上),那么科幻小说作家还有完成作品的可能吗?“我们有希望抓住布朗夫人吗,还是我们只能永远困在飞驰在银河系的巨大而闪烁的宇宙飞船里了?”她问。又或者真正的问题在于,令人信服的小说心理学已经永久性地破坏了科幻小说的世界建构吗?“有没有可能从某些角度来看,布朗夫人对宇宙飞船来说太大了?会不会由于她过于丰满——所以当她踏入飞船时,飞船便不知怎地立刻缩小成了一个闪亮的锡制小模型呢?”在廉价小说时代,杂志的刊头是建立品牌的关键,而作家则可以通过改名换姓来创作不同体裁的作品。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他们的品牌就是他们的大名。如果你成名时贴着“科幻小说作家”的标签,那么此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都会与这个头衔相捆绑(这个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法——使用笔名:英国小说家伊恩·班克斯在出版以太空为背景的作品时,会在自己的名字中间加上“M”作为标记)。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图片来源:Hulu

米歇尔·法柏是一位对现实主义文学和科幻小说均有涉猎的作家,他注意到,读者会因为某本书的内容不符合自己对该体裁的设想而产生情绪波动:“我老是听到别人说,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喜欢《异境之书》(The Book of Strange NewThings)或者《皮囊之下》,甚至为之动容,因为他们‘本不喜欢科幻小说’或者‘平常不读这种类型的书’。”科幻小说依然保持着比较幼稚的人物设定——“身穿银黑相间制服的英勇舰长……疯狂的科学家和他们待嫁闺中的女儿,”用勒古恩的话说——这些内容会让读者认为欣赏这类作品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对付这种羞耻感的方式之一便是告诉自己,如果喜欢这本书,那么它便不可能是科幻小说这种低级作品。“最近BBC广播四台的《打开书》(Open Book)节目讨论了《皮囊之下》,节目中的三位推荐者都坚定地表示它并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因为它的文笔优美、人物形象丰满而且有着深刻的主题,”法柏回忆道,“从一方面说,我很欣慰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欣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这种文学体裁的不尊重几乎已经约定俗成,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科幻小说作家都感觉自己快被逼疯了。”


但如果科幻小说变得更加受人尊重,它的质量会有所提升吗?这个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美国作家乔安娜·露丝在学生时期曾被教导,女性缺乏进行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视角(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是教她的老师之一)。类型小说让她重新走上了写作这条路:“我的生活显然与大文学(Great Literature)毫无关系,因此我深信自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经历,”她在1983年写道,“我有意决定要写一些别人也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写了伪装成幻想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科幻小说。”



贝拉·卢戈西和洛娜·马赛在《科学怪人大战狼人》中,这部电影取材于玛丽·雪莱的作品。图片来源:Allstar/UNIVERSAL

你同样可以在阿拉斯岱尔·格雷1981年的小说《拉纳克》(Lanark)等作品中看到科幻小说的“局外人”身份所具有的吸引力。这本书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讲述了一个主要人物(出场时名叫“拉纳克”,但也有人叫他“索乌”)的故事,书中包括两个科幻小说/奇幻文学的章节,这两个章节的中间则夹着背景设在格拉斯哥的现实主义文章。格雷笔下“伪装成幻想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投机性的,不如说是讽刺性的,他的作品映射了阶级森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弱肉强食和颓丧萎靡。书中的现实主义章节里,当有人把一本科幻杂志拿给孩子索乌看时,他表现得很抗拒:“我不太喜欢科幻小说。它们太悲观了。”从格雷的视角看,科幻小说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它最为忠实地描绘了令人不适的现实,而狭义上的文学小说往往会规避这些东西。


但科幻小说可以让自己跳出“乏味惨淡”的圈子,也可以撕掉“不体面”的标签。贝基·查博勒创作的《旅行者》(Wayfarers)三部曲把一场盛大的冒险与对人工智能和身体改造等概念的好奇心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她心中,科幻小说是骄傲和快乐的源泉。“我只想站在我的演讲台上说:‘我创作科幻小说,爱咋咋地!’”她说。但同时,“你也会担心自己的作品不会被认真对待。你会担心别人让你坐到科幻小说的那一桌去,导致你无法与其他人交流。”


这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令人沮丧”,她说,“你可不希望自己只能给唱诗班布道。科幻小说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通过另一种方式看世界,你接触的人越多,它的效果才会越好。”而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虽然有可能会成为一种阻碍,但它也是引导人们选择文化作品的必要手段,法柏提到:“涡轮资本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过多的消遣选择,多得让人伤神,标签则可以方便大家做出选择。”


科幻小说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工具。在《布朗夫人》论文中,勒古恩总结道,科幻小说可以被用于探索文学。“什么是最好的科幻小说,”她写道,最好的科幻小说莫过于伍尔芙想要发掘的那种“新型工具”,“它是一种疯狂的、千变万化的左旋活动扳手,可以用在工匠需要的任何地方。”如果麦克尤恩等作家不承认他们手中的活动扳手,那也许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它的真正力量。

今日头条的教育试错 2019-04-23 08:59:52

李蓓最近颇感心慌,即便自己目前仍是公司大面积裁员的幸存者之一。


李蓓在gogokid销售部门就职,而该部门正是此次裁员的重灾区。她没想到背靠今日头条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没能消除自己在裁员潮中的不安全感。


gogokid系今日头条母公司字节跳动旗下教育类产品,于2018年5月正式推出,定位在线少儿英语产品,对标VIPKID,采用纯北美外教,在线1对1直播教学。


甫一成立,gogokid就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品牌宣传,并请来了章子怡代言,势头迅猛。彼时在巴士、楼宇、地铁、综艺节目等场景,都能看到gogokid的广告。


李蓓也是看到这些宣传广告,才去体验了gogokid的产品。她觉得教材做得很用心,似乎做足了布局教育的准备,加之今日头条的品牌背书,她最终选择从51Talk跳槽到gogokid。


然而,2019年4月7日,有用户在脉脉上爆料称,gogokid在裁员,裁员比例在70%~80%,少说也有50%,销售要从700~800人砍到200人的规模,大家都岌岌可危。


此外,字节跳动旗下另一个教育类产品aiKID,如今也已停止运营4个月。


对此,《中国企业家》记者向gogokid求证,对方回应称:“目前gogokid正处于绩效季,工作和人员的优化调整属于正常范围内,网上提到的销售团队大比例裁员消息并不属实。目前gogokid内部业务运作一切正常,团队业绩保持稳定增长,且一直专注于课程产品打磨和体系化效率的提升。”


李蓓虽然不知道裁员的确切人数,但她向《中国企业家》证实了大面积裁员的消息,与此同时她也越发担心自己和公司的未来。


随着2018年8月国家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不超过3个月”规定的实施,李蓓真实地感受到了线上销售工作的困难,“没法儿再卖一年的大套餐了,相比以前现在客单价很低”,而这也直接影响到她的销售业绩和公司的现金流。


但李蓓更大的担心在于,眼下字节跳动正寻求上市,如果gogokid一直烧钱亏损的话,对于公司来说这就属于不良资产,肯定会被砍掉;况且gogokid可能仅仅是字节跳动内部的一个小项目,关停与否随时看大佬心情。


裁员之外,gogokid为了降本增利也于近日开始对课程服务进行提价,课程套餐涨幅从780~1614元不等。然而,一部分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初正是因为相较于VIPKID价格更便宜,他们才选择了gogokid。


与此同时,字节跳动在教育方面也在寻求新的突破点。


3月26日,据36氪报道,字节跳动正秘密孵化K12网校业务,计划暑期正式上线,部分教研、产品核心负责人来自学而思网校和猿辅导。


一位熟知内情的学而思网校内部员工向《中国企业家》证实了此事,并称目前针对K12业务,字节跳动已组建了500人的团队,专注做1对多直播大班课。


从gogokid推出时的踌躇满志高举高打到如今的大幅裁员调整,字节跳动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似乎并不顺利,背靠大流量高速度冲入教育这一慢行业也似乎并未收获预期的效果。不过,就目前频频出手情况来看,它对这一领域仍颇具热情,仍在不断试错中找寻更适合自己的教育定位。


发现教育机遇

创始人背景和做事逻辑往往是衡量人与事匹配程度的重要指标,而这也往往决定了事件成功的概率。


然而,蹊跷的是,gogokid虽然对外做了大规模的品牌推广,并请来当红明星代言,但是项目内部的负责人却从始至终都未出现于大众视野,甚至连李蓓等内部员工也并不知道项目的牵头人具体是谁,更不知道其职业背景和团队基因。在公司裁员之前,李蓓甚至都没太关注到这些细节。




此外,gogokid的办公场地也不在字节跳动总部,而是在十里堡盒马鲜生附近,并在常营、管庄一带经历过数次搬迁。

在外界看来,字节跳动与教育最早的交集发生在2017年12月。当时今日头条举办了一次教育峰会,在会议压轴环节,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与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共同探讨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未来。


张一鸣与俞敏洪达成的共识是,技术能解决很多重复性工作,可将学习者、教师从冗繁中解脱,但就教育本身而言,教师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科技公司跟教育机构的合作是必然趋势,这样才是实现技术和数据的最优化结合。


时任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在此次大会上透露,2017年今日头条上教育类文章阅读总量已超过107亿,悟空问答上的教育类问答阅读总量已超过190亿。


而今日头条营销中心总经理陈都烨则表示,2017年今日头条教育类商业合作客户量较2016年增加了263%,广告消耗量增加了260%。当时,头条学院还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合作,在悟空问答平台上开展“百日百答”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恰好也是VIPKID、哒哒英语等在线教育企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借助资本和互联网的快速崛起或许让字节跳动看到了机会:一方面,少儿英语的赛道价值特别大,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北美外教在线教学这一模式在被VIPKID实践之后,很容易标准化。


从2018年年初开始,字节跳动在教育领域就动作频频:推出内容付费平台好好学习,对标喜马拉雅;推出gogokid,对标VIPKID;推出AI伪直播教学平台aiKID,拓展下沉市场;被传收购学霸君B端业务并参与投资一起作业,涉足K12领域;投资公立学校信息服务商晓羊教育和美国互联网创新大学Miverva;收购锤子科技部分硬件专利权,用于教育领域硬件开发。


在中文在线文化教育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总监沈圣易看来,字节跳动入局教育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在线教育企业的通病就是线上流量获取昂贵,今日头条既然有巨大的流量优势,何不自己来尝试着做教育?他们肯定看到了这里边的可能性。”


此外,字节跳动在过去7年多的产品研发中,总结出了一套核心的技术研发能力、产品运营方法和精准的用户数据沉淀,在此基础上可以不断向各个领域复制、扩张。


困境已经显现

相较宣传攻势,gogokid在实际业务表现上难言理想。


2019年以来,受宏观环境的影响,网易教育、沪江教育等多家业内机构先后进行了战略结构优化调整,gogokid作为一家中途入场且扩张迅猛的教育企业也未能幸免,不得已进行裁员优化。


其实,很多教育行业的相关从业者,从一开始就对gogokid持质疑的态度,尤其是gogokid与VIPKID、哒哒英语等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在已经形成的市场格局面前,利用同质化的产品去打动消费者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沈圣易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在gogokid推出的次日,新东方在线COO潘欣便在其公众号“独立思考”中表达了对gogokid与其他产品高度同质化的失望:“gogokid的出现无非就是这个市场里多了一个玩家而已,如果做不好,对大家都没毛影响;如果做得好,那也只对头部的一两个玩家有影响。反正,做得好不好,跟你的生死都没啥关系。”


在教育从业者们的普遍想象中,今日头条做出的教育产品本该更具差异化和颠覆性。如果仅是在产品同质化的前提下竞争,gogokid最大的优势无非就是今日头条母体的流量供给和技术支持。


然而,教育行业有其自身的规律,互联网教育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回归教育本质。


gogokid固然在流量获取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获客仅仅是教育的一个环节。教研水平、用户体验、产品运营等环节对于教育企业更是重中之重。在获客的基础上,教育产品更应该把用户留住,使其成为付费用户,甚至用户愿意自发地介绍给其他人,形成口碑传播。


此外,今日头条的流量虽然巨大,但是不一定和在线少儿业务的目标用户相匹配,有效转化率不一定很高,这也是今日头条做教育尝试另一个被大家广泛质疑的点。李蓓告诉《中国企业家》,在销售课程的过程中,gogokid的用户基数还是很小,品牌认知度也不高。


在多鲸资本创始人姚玉飞看来,gogokid之所以进行调整优化,归根结底还是互联网公司对于在线教育产品的认知存在问题。


“单一渠道的流量变现,其成本结构依然不合理。即便gogokid做了大量的市场投放,也依然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流量转用户购买服务的预期跟执行肯定存在一定的市场落差。”姚玉飞称,过往包括BAT在内的很多互联网巨头,都曾尝试过用流量思维做教育,但是统统事与愿违,教育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放眼当下整个在线少儿1对1市场,形势都不算乐观,从VIPKID、51Talk等公司财报数据便可看出,这一模式最大的痛点是“规模不经济”,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亏损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包括VIPKID在内的各大教育企业也纷纷开始尝试1对多小班课教学模式。


未来想象空间巨大

无论如何,字节跳动从教育营销到产品研发再到收购投资,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探索。


2019年年初,头条系产品对教育内容以及以知识传播为导向的KOL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西瓜视频推出了知识类答题节目《考不好,没关系》,并签下李永乐老师等教育类大V。


2019年1月,字节跳动旗下营销服务品牌“巨量引擎”推出《教育行业营销白皮书》。该白皮书基于字节跳动全线产品的平台数据,列出了其对教育行业的3个洞察:第一,中国教育市场规模不断增长,教育投资趋于理性;第二,在线教育爆发性增长,区域市场下沉趋势明显;第三,早幼教、中小学一对一、成人自考赛道等成为行业新增长点。


此外,该白皮书透露,今日头条教育兴趣用户数已经突破2700万,2018年教育内容阅读量增长40亿+。目前轻轻家教、尚德机构、英语流利说、新东方烹饪学校、星火教育等培训教育机构均在字节跳动旗下产品(如抖音、今日头条、飞鱼CRM等)中进行了广告投放。


姚玉飞告诉《中国企业家》,字节跳动这一系列动作是其在教育领域逐步落子布局的结果,他们看到了教育类客户稳定长效的广告投放诉求;如果基于自己的算法和feed流产品,把这些用户转化为自己产品和服务的付费用户,将是非常好的路径。


确实,在以往的互联网发展浪潮中,互联网巨头在实现一定的流量积累之后,往往都会拓展到某些服务领域,比如电商和教育,BAT均有过尝试。而教育相比电商涉及到物流、供应链等较重的环节,属于内容型产品,还更轻便,与今日头条基于内容和信息流的基因也更接近。


此外,在头条系所有产品的营收结构中,广告业务是其重中之重,在寻求上市之际,字节跳动需要更多元的商业模式和更具说服力的故事,而教育内容变现或许是其中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流量的顺利转化和规模化变现。


虽然gogokid并未发挥今日头条的优势,但是姚玉飞认为,对于今日头条来说,不管是大V课还是内容付费,尤其像K12领域的录播课和AI直播等课程,还是非常有杀伤力,广大下沉群体的用户家长会为有一定服务能力,且相对便宜的课程直接买单的。“如果有海量用户的话,规模化变现也是有相当大想象空间的。”



事实上,在K12阶段的1对多大班课领域,网易有道已经是典型的案例。转战K12大班直播课赛道,一方面,覆盖人群更加广泛;另一方面,1对多更容易规模化盈利。


姚玉飞认为,对于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如果利用自己的流量跟内容机构合作,通过互相参股的方式,让团队持有一定的股份,自主发展,只要找到好的团队就存在做好的可能。


字节跳动手握一把还不错的牌,未来的关键是,它将如何调兵遣将。

从甘道夫到雪诺:为何现代文学对古剑如此迷恋? 2019-04-22 09:01:16

亚瑟王的神剑,比尔博的刺针,艾丽娅・史塔克的“缝衣针”——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剑如同它们的主人一般很有标志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古兵器已然惨遭淘汰的现代世界里,宝剑依旧能够让人敬畏呢?


约瑟夫・坎贝尔的专著《千面英雄》自1949年出版以来,将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英雄置于研究者的聚光灯下,探索了不同“英雄之旅”的共同模式和特征。尽管多数研究都围绕着英雄本身展开,但他们挥舞的传奇之剑也同样在读者们心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艾丽娅・史塔克的缝衣针短而有力,是琼恩・雪诺赠予她的礼物

《冰与火之歌》是这代人最爱的史诗奇幻小说,也许由其改编的剧集《权力的游戏》更为人熟知。通过这部奇幻巨著,我们看到作者乔治・RR・马丁仍然热切地在文学中高举着剑刃传奇的火炬。从奈德・史塔克的巨剑“寒冰”到预言中的燃烧之剑“光明使者”,马丁为粉丝带来了一场剑刃的盛宴。随着最终季隆重登场,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些让人瞩目的宝剑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聪明的权迷已经发现,尽管全剧出现的剑不胜枚举,其中只有少数值得赐予名字。用瓦雷利亚钢(Valyrian Steel)打造的剑——比如琼恩・雪诺的“长爪”、 塔斯的布蕾妮的“守誓剑”和山姆威尔・塔利的“碎心”——因锻造精密、剑刃锋利和象征着持有者的身份而在剧中备受瞩目。尽管看起来有点多余,剧组还是在每次兵器易主的时候都做了详细说明。有的被熔化并重铸,有的失窃,有的为表忠心而被献出。由于瓦雷利亚钢是少数能够用来杀死异鬼的武器材质,随着最终季里不死的异鬼大军最终突破绝境长城,开启针对维斯特洛人的邪恶之战,密切关注谁拥有瓦雷利亚钢锻造而成的兵器,更有了一丝庄严的味道。


有关如何锻造维特利亚钢的秘法已经失传

锻造更多瓦雷利亚钢剑貌似是个明智的做法,但遗憾的是,锻造方法在瓦雷利亚的末日浩劫后遗失。这次神秘的末日事件不由地让人想起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虽然马丁常因无视史诗题材常用的修辞而备受称赞,但瓦雷利亚钢的秘密失传,又何尝不是把我们拉回到经久不衰的古老神话中?


对远古时代的迷恋,认为逝去时代的遗留之物优于现世之作,一直以来都是史诗文学中的常见主题。在《指环王》系列中,托尔金就说得很清楚,所有上好宝剑——“纳西尔圣剑”“刺针”和“敌击剑格莱瑞”——均是第一纪元的精灵锻造而成,距离故事主要情节发生的时间有几千年之久。


甘道夫的敌击剑是第一纪元的精灵所造,《指环王》是对古剑着墨不少的文学作品之一

这个倾向并非始自托尔金。向上追溯至最早以英语记载的传说之一《贝奥武夫》,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传统了。在与妖怪格伦德尔母亲的战斗达到高潮时,贝奥武夫发现,要打败藏身的女妖,只能用墙上的上古之剑砍她。后来人们对剑柄进行研究,才发现这把剑源于多年以前被肆虐的洪水摧毁的“巨人”一族。


为何史诗文学如此钟情于古物?人们难道不希望铸剑技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推陈出新吗?为何如此多的史诗文学将古物描述为远远优于现代制作之物?答案也许就在盎格鲁-萨克逊的历史中。


宝剑与身份


罗马没落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发现周围有很多罗马帝国遗留的荣耀之物。在古英语著作中,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作家常将这些不可思议的遗留物称之为“euldenta geweorc”,即“巨人旧作”的意思。


古剑的优越性反映了人们的一个看法,即古代世界是一个魔法的世界,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衰落,而这些遗物是随时间而消失的神话世界存在的证明。维斯特洛人对瓦雷利亚遗物的重视,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瞻仰古罗马遗物的立场并无二致。


宝剑与身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宝剑得以流传不仅仅是因为神秘的传统。与长矛和斧头这样粗糙的兵器相比,剑通常要由技巧更高超的铁匠锻造,这意味着宝剑的制作是为了持久耐用。除了制作成本更高之外,一个人要想驾驭宝剑,还需要进行大量训练,剑这种兵器常为军职更高或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所用。


因此,宝剑与身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世界也是如此:亚瑟王能够从石头中拔出神剑,印证了他是真正的不列颠之王;哈利波特和纳威·隆巴顿从分院帽中拔出了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格兰芬多”。这些宝剑仿佛有意志,可以选择能够代表并值得拥有宝剑的人。


纳威·隆巴顿在霍格华兹的大战中拔出宝剑,表明他是“真正的格兰芬多”

关于剑刃


“光明使者”是《权力的游戏》中最神秘莫测、最难以捉摸的神剑。在最终季,“光明使者”应该会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现身,则意味着它遇到了预言中的英雄,即“预言中的王子”——就跟石中剑能够认出亚瑟王一样。虽然这把剑在原著和此前的剧集中都还未曾出现,但我们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据红发女祭司梅丽珊卓所述,维斯特洛真正的英雄将会从火中抽出一把燃烧的剑,这把剑就是“光明使者”。


“光明使者”是一把火之剑,这一点有着更深层次的暗示。燃烧之剑在如圣经一般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出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守护伊甸园的是一位挥舞着燃烧之剑的天使。自此,燃烧之剑多次在神话中出现,与“光明使者”最相似的,或许是威尔士中世纪传说中的 “白柄剑”(Dyrnwyn),传说如果由真正的主人将它拔出,这把剑就会通体燃烧。如果“光明使者”要照这个套路走,也许这把剑已经在剧中露过脸,只是还没遇到真正的主人(因此还没露出火焰剑的真身)。


在这种情况下,火焰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意味着得到了某种神力。驾驭神剑的勇士往往能够得到某个神明的庇佑,“光明使者”也不意外,可想而知,真正的拥有者必定是光之王拉赫洛选定的人。


乔治・RR・马丁为粉丝带来了一场剑刃的盛宴

无论是与身份紧密相关,还是对逝去时代的缅怀,抑或是神明的代表,宝剑已然成为了人类重视的一则符号。尽管剑在现代世界中的用处不大,我们依旧喜欢在遥远国度手执宝剑、砍杀野兽的勇士的传说。不仅如此,像《权力的游戏》这样的现代作品所描绘的与宝剑有关的故事也让我们着迷,不亚于几千年前出现的神话传说。约瑟夫·坎贝尔认为,英雄只有一个,只是面貌千差万别;也许宝剑也只有一把,只是剑柄各不相同罢了——这把宝剑注定让我们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地、一次又一次地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