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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庆民:为文化产业和科创企业提供资本支撑 2019-05-31 09:05:37

5月30日,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举行,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称:“合力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安全无小事,金融监管安全的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志,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照看得清、可穿透、管得住的要求,加强风险的分析研判,利用资本市场的自反馈性,有序实现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谈及目前正在推进的科创板,阎庆民表示,截止到今年4月底,北京科创板的辅导备案企业居全国首位,上市公司龙头的高精尖产业链完整,170家准备上市公司中,有51%以上都是来自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

 

  “下一步我们还要支持产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为文化产业和科创企业提供资本的支撑。”阎庆民进一步表示。

  阎庆民指出,北京市委、市政府正按照“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积极完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金融业已经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了第一支柱产业。

  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丰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工具;二是优化证券金融服务结构体系,拓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渠道;三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平台;四是凝聚各方面的合力,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的新生态。

  “2018年,全国在上市公司的市值、融资规模、并购重组在全球都是居前列的,北京的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主板的北京板块和创业板的中关村板块。近三年的IPO和公司债等融资已经达到了近3万亿,这在全国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直接融资已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阎庆民称,下一步还是要继续充分发挥好资本市场的功能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升级等方面创新投融资一体化和综合性金融服务,在副中心的建设、冬奥会等首都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设计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精准、高效地支持北京首都发展。

  在优化证券金融服务结构体系方面,阎庆民也列举了数据,他指出,北京地区的证券金融服务机构的数量和合资公司的占比位居全国前三,从事证券期货业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的数量和执业人员居全国一半以上,业务占比达到70%。在北京注册和展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员数量占全行业的1/4,管理基金的规模占全行业的1/3,这都是北京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我们将进一步引导行业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专注主业经营,提升运营效率,扩大金融的有效供给,助力首都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近两年,促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也成为行业的发展趋势。阎庆民在演讲中也提及这一点,他指出,除了核准瑞银证券作为全国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之外,推进大和证券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在京新设投资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金融机构“走出去”,逐步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阎庆民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好科技创新,科创板对科技型创新企业的支撑功能;二是统筹推进新三板市场改革;三是协调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

  加强监管系统、掌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也是阎庆民在演讲中提及的重要内容,他表示,合力防范金融风险,首都金融安全无小事,金融监管安全的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志,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照看得清、可穿透、管得住的要求,加强风险的分析研判,利用资本市场的自反馈性,有序实现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卢浮宫”:藏身于世界尽头的艺术珍宝 2019-05-30 09:39:46

“一切都给人一种荒废的感觉”:乌兹别克斯坦努库斯的萨维茨基博物馆。图片来源:Thomas Lehne/lotuseaters/Alamy Stock Photo

我坐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文化部的一张大桌前,官员们正在解释某种听来像是绝佳机遇的东西。目前该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紧急征召博物馆的管理人才,以负责一宗规模为世界第二大的俄罗斯先锋艺术藏品。我心里想,这是多么棒的工作啊——把一家博物馆做大做强,让它一跃成为中亚的卢浮宫。


但这份梦幻般的工作可能并没有那么理想。第二天,我一大清早就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北部的努库斯(Nukus),“一整馆的被封杀艺术品”就位于此地。途中,我在睡眼惺忪之间注意到,导览手册里基本没有对这座“毫无吸引力的城市”的具体描述。看起来,人们冒险去到那里的唯一理由,就是寻求某种“灾难旅行”。世界第四大内海咸海因苏联的灌溉系统和倾倒在此的化学废物,已经几近干涸。所有的鱼都死了。废弃的船只搁浅在一滴水也没有、犹如月球表面的海床上,构成一幅相当扎眼的景观。有毒的沙尘吹拂着这片区域——该地的婴儿死亡率和癌症发病率都相当高。



从俄罗斯偷运出来的《建构性构成》(Constructive composition),由乔治·叶切伊斯托夫创作于1919年 图片来源: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但我毕竟是受文化部的邀请为了艺术而来的。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扩大开放,放宽了签证限制,吸引游客来到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城市旅行。努库斯艺术博物馆和我去过的那些荒凉之地并无二致,但它仍是该国最能吸引观光客的目的地之一,这要拜萨维茨基的藏品所赐,它之所以能存在,正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伊戈·萨维茨基(Igor Savitsky)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俄罗斯家庭,曾做过电工,于1950年前后来到此地从事考古发掘并开始收集当地的手工艺品、纺织品和珠宝。由于这里离莫斯科(以及另一个权力中心塔什干)很远,他得以积聚起大量饱受非议的先锋艺术藏品。他逐步于1966年建立起一家博物馆。天高皇帝远的处境使他可以展出和购入一些被封禁的画作——当局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些什么。不过,虽然藏品很优秀——沃尔科夫、库尔津和李森科的作品都在其中——我们仍然很难想象这种地方可以和全球各大博物馆相提并论。当你走过坑坑洼洼的泥路,去到博物馆所在的那处荒凉的广场时,一切都给人一种荒废、半死不活的感觉。



电工出身的艺术品收藏家:1950年代的伊戈·萨维茨基  图片来源:Chip Hires/Gamma-Rapho/Getty Images

进入博物馆大门,我走到做工考究的楼梯前,迎接我的是引人入胜的导览。放眼望去都是艺术品——有些是堆在墙边的,因为楼顶会漏雨。你当即就会明白自己所见的分量,堪称激动人心。


萨维茨基为了这些藏品冒险无数。这些藏品包括193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和乌兹别克艺术家的画作,彼时,一切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的作品都被封禁了。同时期的其它任何风格——方兴未艾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甚至于印象派都被视为是有问题的。形式主义则是要受罚的。且惩罚极其严重。萨维茨基意识到他可以拯救这些作品。他会花上三天时间坐火车去莫斯科,与艺术家的家人交好;他们会把藏在阁楼里的作品拿给他。他就此以“寡妇之友”而闻名。兼具投机者和收藏者心态的萨维茨基最终攒下了这些藏品,其中公开展出的只有很小一部分。



灾难旅行:干涸的咸海上的废弃船只  图片来源:Vyacheslav Oseledko/AFP/Getty Images

深入这处对国际艺术商而言价值连城的宝藏,同时目睹当地的衰颓破败状况,是非常独特的体验。这座小城除了博物馆以外就没什么地方可去:没有餐厅,只有一些简陋的小旅馆。最成功的博物馆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是完全缺位的。我是不是在用西方眼光指点一座博物馆所应有的样子?可能是这样,但艺术品本身就牵涉到萨维茨基对这种文化的殖民式凝视。比如尼古拉耶夫创作的一幅漂亮的、风格酷似高更的画的内容就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当地男孩为他跳舞。这名画家曾因为性取向被捕,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东方主义之间的张力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堕落的”艺术品里有一些是政治立场鲜明、风格也令人赞叹的。海量的藏品中还有不少出自女性和犹太艺术家的手笔。坦白说,这座异议人士和地方文化的大宝库所需要的远不只是一名新的负责人。它需要一名修复者。它的愿望清单上有诸如杀虫剂和传真机这些基本用品。目前的负责人古尔巴哈·伊岑塔伊娃(Gulbahar Izentaeva)给我们泡上茶,对自己的工作被如此广而告之表示很惊奇。塔什干和博物馆——它位于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关系往好了说也是有些紧张的。


前任负责人因为被控偷窃而离职,但仍在指定下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名单里。博物馆要走上正轨也是难上加难。


我怀疑这些藏品尤其是当中的某些画作究竟还能不能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展出。“把博物馆搬到塔什干,抓紧搬过去就行了!”有人这么说,并且我知道这么说的原因。



《房屋》(Maisons),吕波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创作于1916年 图片来源:Chip Hire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不过,当我们驱车穿过沙漠,从努库斯去到美丽的希瓦(Khiva),路过四周仍有城墙的市区,停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沙漠城堡旁,一下子就明白了萨维茨基为何被吸引到这里来。令我惊叹的不仅是那些伟大的画家,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品和陶瓷器。女性会制作名为“苏赞尼斯”(suzanis)的挂毯,这也是她们嫁妆的一部分,上面充满了各种繁衍的象征:茂盛的石榴、鸟类、号角等,她们的隐秘欲望都被编织在里面了。萨维茨基所收集的也是这些。


虽然每个人都说乌兹别克斯坦还有许多其它值得大加赞叹的地方,但我仍对努库斯情有独钟。博物馆的不走寻常路让它完全远离了大部分博物馆常见的“从礼品店出门”这一体验。这些乃是艺术家为之而死的艺术作品,为一个满怀拯救它们的激情的人所收藏。他相信有朝一日这些艺术家将会重获承认。


在诸如阿布扎比、拉斯维加斯这类将文化资本简单地等同于多花钱的地方, 这家独一无二的博物馆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它的道路迥异于前两者。我相信,不久就会有人承担起吸引人们去到那里的工作。

霓虹:20世纪的符号 2019-05-29 08:58:07

1898年夏天,苏格兰化学家威廉·拉姆齐爵士(Sir William Ramsay)拿出了一项新发明,它将为巴黎、拉斯维加斯大道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夜晚带来永恒的闪耀。以氩气的沸点为参考,拉姆齐和他的同事莫里斯·W.特拉弗斯(Morris W. Travers)分离出了三种更稀有的气体,并给它们取了令人回味的希腊语名字:氖(neon)、氪(krypton)和氙(xenon)。如此一来,科学家就为这三种气体中最著名的那种贴上了历久弥新的文化标签——霓虹/氖(neon),从希腊语翻译过来是“新”的意思。这一发现为法国工程师乔治·克劳德(Georges Claude)制作新形式照明奠定了基础。十年后,克劳德设计出了可以捕获氖气的玻璃管,往管中通电,就可以产生持续照明超过1000小时的光。


在2012年由迈克尔·韦尔斯(Michael Wells)翻译成英文的《L'étre et le Néon》一书中,哲学家路易斯·德·米兰达(Luis De Miranda)将霓虹灯的历史书写成人造物和隐喻的交织。该书的英语书名是《存在和霓虹》(Being and Neonness),告诉我们它不是一部典型的物质史。书中没有图片,就连德·米兰达自己在巴黎发现的霓虹灯熟食标志的例子也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的,充斥着大写字符和破折号的文字勾画出标志的边界,正如人们可能会在推特上尝试的那样。迈阿密海滩的修复艺术装饰酒店和加州保龄球馆的粉丝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光鲜的历史图像而感到失望。尽管如此,德·米兰达还是说服我们相信霓虹灯是20世纪宏伟现代野心的象征。


德·米兰达在书的引言部分唯美地介绍了霓虹灯在20世纪的标志性地位:“当我们听到霓虹这个词时,这样一幅图画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光、颜色、符号和玻璃的组合。这幅图画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它自带一种氛围。它讲述了......城市的本质,20世纪夜晚的诗歌。”当霓虹灯在欧洲首次亮相时,它们带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感。后来由于塑料在荧光灯制作中的广泛使用,它们坚硬的躯壳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变得过时。今天的霓虹灯大多使用全新的数字广告牌技术,但它们仍然充满魅力和熟悉的味道:标志必须手工制作,因为没有经济有效的方法来大规模生产它们。



法国电影《Panic》于1947年11月26日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里亚托剧院大楼上做广告 图片来源:AP Photo / Matty Zimmerman

在1910年代,霓虹灯开始被用于巴黎大都会的照明,这恰好与第一波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相重合。德·米兰达对一个世纪以前在法国首都出现的创造回顾让人忍不住兴奋地思考:毕加索的立体艺术、可可·香奈儿激进解构的时尚、格特路德·斯坦的意识流诗歌,以及克劳德·德彪西那蔑视流派的音乐——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欧洲和世界文化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股艺术风潮中,乔治·克劳德(Georges Claude)于1910年12月在巴黎车展上首次展示了他的霓虹灯,这些贴在建筑物外墙上的40英尺管子吸引着游客的注意,灯光发出橙红色,因为霓虹本身会产生这种颜色。霓虹灯照明是一个笼统的术语,它描述了气体或化学物质在玻璃管中通电后发光的技术。例如,霓虹灯制造商用二氧化碳制造白色,用汞制造蓝色。克劳德当时承认,霓虹灯不能为标准灯泡带来理想的颜色,并坚称它不会对白炽灯泡造成商业威胁。


德·米兰达指出,霓虹灯装置无法成为室内照明的特征让它非常适合用于室外标志。第一个霓虹灯标志在1912年点亮,那是巴黎蒙马特大道上一家理发店的广告牌,这个创意最终被电影院和夜总会采用。虽然克劳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垄断了霓虹灯照明,但商业机密的泄露和一系列专利的到期打破了对技术快速扩散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霓虹灯的持续闪烁和鲜艳的色彩将普通建筑的表面变成7/24小时广告牌,为大小企业营造出永不打烊的感觉。美国的第一盏霓虹灯在洛杉矶首次点亮,帕卡德汽车公司使用了两个巨大的蓝橙色帕卡德(PACKARD)标志,导致驾驶员注意力分散,车流停止。在1933年芝加哥的世纪进步博览会和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灯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纽约博览会上,一个巨大的“FUTURAMA”霓虹灯点亮了通往通用汽车展区的道路,这场展览预示着“未来世界”(The World of Tomorrow)即将到来。


德·米兰达指出,企业并不是唯一一个使用霓虹灯进行有效信息传递的主体。到20世纪中叶,照明被用于更多的政治目的。“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人部署了大量‘霓虹化’任务来模仿资本主义大都市,”德·米兰达写道,“因为波兰首都(华沙)的消费品商店很少见,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点亮了公共建筑的外墙。”换句话说,与对海报或标语的单独使用这样更明显的宣传方式相反,霓虹灯照明的大规模引入,让共产主义城市的公民得以享受和西方大城市一样的夜间魅力。


随着更便宜、劳动强度更低的替代品出现,霓虹灯开始逐渐被淘汰。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产生了一种景观,在这种景观中,破旧的、闪烁的、也许是主人没钱修理和更换的霓虹灯,看起来像是衰落的象征。这些标志曾经是复杂而新颖的,现在看起来过时甚至肮脏。


德·米兰达通过将20世纪微缩为“霓虹世纪”来理解这种演变,他将霓虹灯的物理形式拆解为电气化的气体和充当容器的玻璃胶囊——暗示着它们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瓶中信。“从那以后,(霓虹灯)见证了创造我们生活世界的所有变革,”德·米兰达写道,“今天,它们有时保持着一种混合状态,这种状态介于垃圾场和博物馆之间,就像欧洲城市的首都那样。”



2016年,北肯塔基大学的学生马丁·沃特曼(Martin Wartman)为美国标志博物馆制作霓虹灯  图片来源:John Minchillo / AP

霓虹的复杂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它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恰好是一些当代艺术家开始在雕塑中使用灯光的时刻。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1968年的作品《把我的名字写在月球表面》(My Name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调侃了太空竞赛——这是20世纪技术创新的另一个象征,现在看来也已经过时。这件作品使用蓝色的“霓虹”字母(实际上是水银),用小写草书拼出“布鲁斯”这个名字,每个字符都重复几次,好像是为了传达一个人在外太空发出的缓慢语音。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制作了类似霓虹情人节糖果的雕塑:它们被解读为艳丽又多情的甜点标志,以粉红色心形为框架,周围是蓝色的文字碎片。借鉴了霓虹灯的怀旧风格,这尊雕塑充斥着老式的电影对话,其中包括诸如“你爱我就像爱一颗遥远的星星”和“亲吻是美丽的”等话语。


在画廊中展示的霓虹灯印证了德·米兰达的观点,即霓虹灯技术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时间胶囊。在博物馆中,霓虹灯艺术和设计作品与堪称它们老前辈的物品摆在一起——对因“未来世界”广告而声名大噪的霓虹来说,这是多么带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啊。然而在今天,霓虹灯也经历了一种工艺复兴。它不能大规模生产,必须手工制造。酒吧和餐馆雇用曼哈顿的“让霓虹现身”(Let There Be Neon)等公司,或洛杉矶的霓虹灯艺术家丽莎·舒尔特(Lisa Schulte)来定制标志和艺术品。霓虹灯的故事甚至在博物馆内部(比如加州霓虹艺术博物馆和拉斯维加斯霓虹博物馆等)不断延续。如果它仍然是今天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要工作媒介,那么“霓虹灯”不必再被困在过去。它也可能会捕捉到来自未来的神秘光芒——就像一个世纪前那样。

法国文学如何影塑造法兰西民族? 2019-05-28 09:14:27

法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文学化的国家。法国之外,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几乎都可以被一个、或者几个名字所概括,他们的作品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丰碑和典范,他们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甚至这种语言所孕育的文学的象征: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马克吐温或者海明威之于美国。但法国没有一个典范式的作家,也没有一本足以代表法国文学的作品。法国拥有的是若干个作家群和整整一个文学谱系。


全世界的人都通过文学认识法国,而法国人也通过文学认识他们自己。只有认同法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化的伟大的人,才会认为巴黎圣母院失火是全人类共同的损失;也只有曾经被雨果打动过的读者们,才会被法国总统的呼吁所打动,真的掏出钱来重建雨果和浪漫派使之不朽的巴黎圣母院。


相比陈述事实,解释总是显得更有魅力。尤其是当你要用客观的因素去解释一个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事实时就更是如此。本雅明的《试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就是一个伟大的典范:用一种旁征博引的方式,用一系列客观事实去讨论波德莱尔诗歌里那些抽象得暧昧不明的主题。同时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再现了波德莱尔作为一个“闲逛者”所看的那个世界。《文学法兰西》的作者所追求的和本雅明一样,就是用客观的因素去解释“法国文学”和“文学化的法兰西”这一对客观上虚无缥缈的文化现象。在本书中,作者克拉克始终没有被这个领域里无穷无尽而且往往乐趣无穷的枝蔓所吸引,而是清晰明确地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法国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君主和贵族的色彩。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德意志各邦的君主愿意为文学和艺术花钱,却往往力不从心;英国的君主虽然有钱,但要么非常吝啬,要么就信奉新教,视文学和艺术为堕落,伊丽莎白一世就公开表示不会为颂扬自己的作品付一分钱;只有法国君主既有心扶持艺术、又有足够的力量,同时还有这样做的客观需要。


这个时期的法国国王们趁着德意志的涣散,对内扫荡贵族势力,对外把英国国王从法国领地上赶出去,从而让法国渐渐崛起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了压制那些新近并入王国的领土上的地方势力,法国国王奖励艺术,尤其是能够直接为王室服务的——以巴黎和宫廷的语言创作、并且可以在整个王国和欧洲传播的文学。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一时期的法国,还会发现虽然此时的法国号称欧洲第一强国,但事实上与法国崛起相伴的,是欧洲其他所有强国联合起来对法国的包围和压制。从1648年法国主导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15年法国最终在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里功败垂成,签署《维也纳和约》,一百多年间法国空有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实力与威势,领土扩张却微乎其微。相比法国,1683年奥地利在维也纳城下战胜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和巴尔干成功扩张。而18世纪末,俄、普、奥三国更是联手,把曾经的欧洲强国波兰从地图上抹掉了。



《文学法兰西》

(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 / 著  施清婧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2月

法国这种骄傲而孤立的处境,在法国国王看来正是波旁王朝崇高而仁慈的体现。强大的法国之所以无所作为,是因为法国的崇高。因为法国崇高,所以法国不会趁火打劫或者欺负弱小,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既是波旁王朝给自己的尴尬处境提供的解释,也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给他所创立的法兰西学院的使命。


法兰西学院必须追求法国文学的崇高。因为法国文学是法国语言的旗帜,文学的崇高可以证明法语的崇高,而法语又是巴黎和宫廷的语言,证明法语的崇高,也就证明了宫廷、贵族和法国君主的崇高。通过文学的创造,让在国际角逐中渐趋落寞的法国获得应有的地位。这种来自宫廷和贵族的理想,奠定了法国文学的基调。当大革命让王朝崩溃、贵族离散之后,共和国的“革命者”却继承了宫廷和贵族沙龙所追求的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法语所孕育的文学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重要的一面则因为新生的共和国必须在王朝之外,塑造属于法国本身的合法性和认同感。


而在当时的法国,有一半以上的国民甚至根本不讲法语,共和国必须在整个法国推广法语。如果说法国国王是用法语去征服欧洲的宫廷和贵族,让他们承认法国的文化和法国的枪炮一样强大;法兰西共和国则需要用波旁王朝和法兰西学院塑造的法语去征服法国人。法语要在整个法国证明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像旧制度下一样继续创造出足够伟大和崇高的作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共和国才能证明自己让法国人讲法语这一政策的正当性;通过雨果、左拉、法郎士和阿尔方斯·都德这样的人和他们的作品,才能证明共和国是因为法语本身的崇高和优越而推广法语的。这种推广政策的里程碑就是《最后一课》,韩迈尔先生最后在黑板上写给课堂里那些平时讲德语的学生们两个法语词,他写的是“法兰西万岁!”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文学正如本书所说,是一个持续几个世纪,被连续几代、十几代法国君主和贵族、政治家和文化精英所共同塑造的梦想。当英国人认为英语本身不用学时,当利希滕贝格抱怨整个德意志连一句通用的脏话都没有时,法语已经成为法国理想的载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法兰西国家的化身。



法语不单单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一点曾经是绝大部分用法语创作的文人的共识。君主和贵族与文化精英一起塑造了最初的法语,当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式微的贵族和崛起的平民精英一起进一步塑造了法语。法语承载着比其他语言更多的理想,足以让来自下层阶级的作家完全抛弃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学着用文人作家的腔调去写作。法国曾经长期没有真正的“下层阶级文学”,因为即使是表现下层阶级生活的作品,终究还是文化精英写的。同样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加缪,来自魁北克的法语作家,甚至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最终还会用“纯正的法语”——也就是“巴黎的法语”——写作。作为文学语言的法语,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经过拣选、服务于君主和宫廷才智之士的语言。莫里哀曾经骄傲的宣布“法国人天生就是廷臣”,也就是说一个讲法语的人天生就应该混迹于宫廷,这句话激怒了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淳朴日内瓦公民卢梭。


但岁月流转,法语的贵族色彩最终随着王朝的崩溃和贵族的式微而渐渐消退。但法语对现实低头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作家。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复辟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浪漫主义作家中大部分都有贵族血统,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册封的贵族,拉马丁、缪塞和维尼是旧贵族。大仲马和乔治桑虽然是不合法的贵族血统,但也有贵族血统,剩下的巴尔扎克和梅里美也来自体面家庭。而时间向后推移半个世纪,到世纪之交也就是第三共和国和美好年代的巴黎,一对像龚古尔兄弟这样出身贵族的作家,在巴黎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作家身上的贵族色彩在消退,但他们却依然捍卫“纯正的法语”。莫泊桑认为法语“是一条纯净的河流”,每一代人都试图改造它,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留下痕迹,因为法语是“清晰、有逻辑和严谨的,它不会被削弱、模糊或者孵化。”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出身下层阶级的作家,到美好年代的巴黎也只能用凡尔赛腔的巴黎法语写作。作家可以随着时代演变、但法语不会,至少莫泊桑理想中的法语不会。



作为王朝留给法国文学最大遗产的法兰西学院,也不会向时代低头。即使王朝变成帝国,帝国又变成共和国,法兰西学院还是法兰西学院。它不会轻易接受任何改变,即使到今天,每一位院士的当选都要经过共和国总统的批准,这是法国文学里宫廷色彩最浓厚的一环。这个学院拒绝了莫里哀一辈子,因为巴尔扎克不肯老老实实的找一个职位,所以也拒绝了巴尔扎克一辈子。旧王朝不喜欢职业作家和流行作家,也不喜欢小说。法兰西学院到1862年,才以接纳小说家为院士的方式原谅了小说这种面向大众的文体。


但其实法国的作家自己也不喜欢市场化,更不喜欢流行作家这个名号。文学在法国人眼中,应该是贵族和文人业余消遣的产物。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法国人看来是不体面的,他的作品也不可能是诚实的。巴尔扎克靠写作几乎成了百万富翁,但他绝不承认自己是流行作家,他觉得欧仁苏才是流行作家。法国文学长期仰仗旧王朝,所以虽然法国的出版业历史更长,但法国文学的市场化却比英国晚得多。因为英国君主的吝啬,英国作家只能依靠出版市场生活。而英国市民阶级的崛起与作家的不懈耕耘,真的培养出了一个足以供养英国作家的出版市场,像蒲伯那样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在法国文人眼中不仅是难以想象的、更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也颁布了版权法,开始了法国出版业的爆发性增长,但法国人依然不喜欢市场化的作家,作家自己就更不喜欢市场化。当法兰西学院因为戈蒂耶曾经长期依靠给报纸撰稿生活而拒绝他的时候,作为法兰西学院仇家和对头的龚古尔兄弟,在自己的遗嘱里要求把他们的遗产作为龚古尔奖颁发给文学新人,以此让法国作家能够尽可能的摆脱市场的折磨,而保持创作的自由。


法国文学诞生在宫廷和贵族沙龙里,而不是出版社和报社里。即使王朝不复存在,红衣主教创立的法兰西学院依旧保持了学院被王朝所赋予的使命;王朝时代的贵族沙龙衰退,但文学的聚会、定期讨论会和私人聚会接替了贵族沙龙的使命。而无论是学院还是文人聚会都坚定的抗拒市场化,贵族的偏见依然影响着文学的传统。


同样有趣的是,当王朝塑造的文学理想被共和国所接替时,经过一个多世纪持之以恒的努力,法国人民最终也接受了王朝所留下的文学理想。法国被法国文学所影响和塑造了,法国成为一个最艺术化的国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它被看作是浪漫的艺术之国。而在这个国家里,随着教育的普及、下层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接受了那个几经流转的王朝的文学理想。在法国人眼中,作家拥有天然的优越地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自己天然的比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崇高,甚至把后者看作是自己的“贴身男仆”,法国公众也接受了他们的偏见。


在19世纪末,当法国社会被德雷福斯事件所撕裂时,整个法国都围绕着这起政治事件的重审问题而分裂成两个阵营,甚至夫妻都会因为德雷福斯到底是不是德国间谍而去离婚,无数的法国作家、诗人、记者都纷纷写文章、发表或者签署宣言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的呼声赢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和反对者的谩骂,却从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发言权。但当居里夫人和其他法国科学家也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支持德雷福斯时,人们除了反对他们的观点之外,更多的是质疑她和她的科学家同行们有什么资格对政治问题指手画脚。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法国公众已经习惯于在听完政治家的声音之后,也听一听文人的呼声。但当科学家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公众却被激怒了。



法国文学是一个王朝刻意营造的梦幻,共和国却为了实际的目的接纳了它,并且赋予它重塑法国社会的使命。这个过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文学真的在法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让法国人在现实生活里接受了一部分旧王朝的幻想。原本出于对市场化的抗拒和厌恶而设立的龚古尔奖,今天成了最能拉动图书销售的奖项。这个看起来有点讽刺的事实,却最好的证明了那个来自王朝的文学梦想,最终是如何改造了法国人的心灵,塑造了《文学法兰西》。

央视专访任正非:华为不会死亡,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2019-05-27 08:57:40

日前,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在外界普遍关心华为发展之时,任正非却用大篇幅谈到基础教育问题。


任正非认为,华为现在正是最佳的状态,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因为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的,如果人们没有受过大专或者大学以上的教育,英文和计算机也都不好,可能连做工人的机会都不存在。


具体采访内容如下:


主持人:当外界都在担忧华为如此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您反而有点超然事外,要谈教育,教育还是您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


任正非:第一点,我们从来就没觉得我们会死亡。我们已经做了两万枚金牌奖章,上面的题词是“不死的华为”。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为什么把死看得那么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梳理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去掉,哪些问题加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产品美国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完全靠自己,不靠美国。


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因为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的,因为你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20秒钟一部手机从无到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未来我们几百条上千条的生产线完全是自动化的。所以我们的人的文化素质不够,至少你没受过大专或者大学以上的教育,你的英文也不好,计算机也不好,做工人的机会都不存在。


从我们公司的缩影就要看到国家放大来看这个国家,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国家是没有竞争力的。


任正非: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比如硬件、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境的硬设施。硬设施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些软的土壤,任何庄稼不能生长。为什么别人不会提这个问题,我会提这个问题,我们真正在科学技术上是领导这个世界的,我能看见我们科学家的工作状态,我只要一出国,到了任何一个研究所,每个科学家都争着上来讲他的方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东西产生的结果,比如他演示系统方程给我看,说这个将来毫米波可能会给人类提高一百倍的带宽,但是只增加两倍的钱,就是你多出两分钱,你就可以获得一百倍的带宽,所以穷人都能消费起了。


这些基础的科学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这个地方竞争。因此我认为,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主持人:您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您企业再大,也就是一家企业,您能为改变这个社会问题做些什么?


任正非:我能看到科学家真实的研究,能达到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的难度我知道,我认为要从最基础抓起,要尊师重教,能真正这样子,将来这个国家二三十年、三五十年有希望。这个二三十年,人类一定爆发一场巨大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恐怖性人人都看到了,特别是美国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清楚,他们才能打你这个出头鸟。他们没想到我们早就准备消灭不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以为架起几门炮就吓唬一个国家的时代还是那个时代,可能误判了,对吧。以为抓起我们国家一个人就摧毁了我们的意志,这个也误判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其实从今天抓起,如果我们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好多都是博士硕士了,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去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


主持人:任总,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就以人才为例,他会影响到华为公司未来若干年的发展?


任正非:不会。


主持人:您有充分的人才储备吧?


任正非:对。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国网罗最优秀的人才,比如英国建芯片工厂,我们从德国招博士过去,因为德国博士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在新西伯利亚大学里面把世界计算机竞赛的冠军,用五六倍的工资招进来,我们在俄罗斯提高了工资待遇,俄罗斯很多博士科学家就争着到我们这来工作。


主持人: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操一份也许在别人看来是闲心的心?


任正非:爱国,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要再让人欺负了。


主持人:当很多人知道我来采访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难的时候?


任正非:不会,在我们没有受到美国打压的时候,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惰怠,大家的口袋都有钱了,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是危险状态了。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了。


主持人:这一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担不担心她未来怎么样?


任正非:不担心。因为现在我女儿本身也很乐观,她自己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准备读一个“狱中博士”出来,在监狱里面完成这个博士学历出来,她也没有闲着,每天忙得很,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妈接电话或者她老公接电话说忙得很。我说忙得很,赶快过来接个电话,她说很忙的,充实得很。


主持人:她现在在哪里?


任正非:在温哥华,软禁状态。她是软禁不是监禁,四周都有警察包围着的,但是生活还是自由的。


主持人:如果她这种情况持续很长的话?


任正非:关键美国和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你要通过证据来证明她有没有罪。我们完全站在理上,世界都轰动了,加拿大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的主要标题就写着,孟晚舟事件是典型的国家违法事件。就像我们人民日报大标题写的是这个事件,你想一想我们不在理上,人家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主持人:海思在近段时间以来,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几乎像一个英雄一样。


任正非:它本来就是一个英雄,你想他们奖牌拿了多少,这个职级有多高,各方面的收入有多少,我就问过他们,他们说默默无闻。我说钱少了吗?不少。那就行了吗?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用钱这个标准来问?


任正非:开玩笑,他们也想去张扬一下,不允许,他们那个手机研发的人也跑到台上去演讲,我们就批评,老老实实回到科研室去,不要去社会上讲,让他们搞销售的去讲,你那个搞研发的不要去讲。


主持人:为什么?


任正非:踏踏实实干活,活没干好,张扬有什么结果。


主持人:对他们来说什么叫干好了?


任正非:产品。


主持人:如果他们始终憋着,能证明他们是干好还是没干好?


任正非:他们怎么会憋着?回去老婆老表扬他,他老婆一天出去买好几个包,回来就说你看这包好不好看?不就是表扬他了吗?他不挣那么多钱老婆拿什么去买包?


主持人:外界不知道?


任正非:为什么要外界知道呢?我觉得不需要外界知道。其实到国家领奖的人不是真发明人,不会让真的发明人去领奖,傻乎乎把他照片贴到网上,你看网上其实何庭波的照片都是假的。我最近经常看到,少量的时候她的照片是真的,多数时候不是她。


主持人:别人管它叫备胎,他们自己也管自己叫备胎,您管他们叫什么?


任正非:没有叫他们备胎过,跟我们市场系统、研发系统同等重要的部门,他们就是正常拿工资、拿奖金,人人都一样戴大红花。你看,我们给员工发的奖牌。


主持人:真漂亮,这是给哪位员工发的?


任正非:谁评上给谁。


主持人:评的是什么奖?


任正非:明日之星每年是20%,20%大概是4万人左右。我们的奖牌都是很厉害的,都是全世界的造币厂在为我们公司造奖牌。


主持人:今天上午您也说他们了,一直就是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


任正非:憋不住了。


主持人:最后憋不住了,终于轮到他们昂起首来了。这是好事吗?


任正非:现在不能说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事,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决定了。就不要去收回。


主持人:就在当年2004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中美关系一切正常,而且国际供应链一切正常,为什么您会预想,假如这个世界不正常怎么办?


任正非:跟这个东西我这么讲,我们曾经是准备用一百亿美金把这个公司卖给一个美国公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再发展下去就和美国要碰撞,一定要去碰撞。因为卖给人家的时候,合同也签订了,所有手续办完了,那么我们穿上花衣服,就在海滩上跑步,比赛跑步,比赛打乒乓球,但是这个星期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发生变化,新董事长否决了这项收购。那么好,我们回来再讨论,我们还再卖不卖,少壮派是激进派,坚决不再卖了,那不再卖我们就说十年以后我们就和美国在山头上遭遇,遭遇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输家,我们拼不过他们刺刀,他们爬南坡的时候是带着牛肉、罐头、咖啡在爬坡,我们这边背着干粮爬坡,可能爬到山上我们还不如人家。好,那我们就要有思想准备,那思想准备我们就准备,备胎计划出来了。


当然今天有人也说5G将来会不会分裂成两种标准,西方一种标准、东方一种标准,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人类好不容易统一了一个标准,为共同的全球云社会服务,这样两种标准就是两朵云,这个东西将来是很难交融,对吧?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今天把我们从北坡往下打,我们顺着雪往下滑一点,再起来爬坡。但是总有一天,两军会爬到山顶。这时我们决不会和美国人拼刺刀,我们会去拥抱,我们欢呼,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胜利大会师,多种标准胜利会师,我们理想是为人类服务,又不是为了赚钱,又不是为了消灭别人,大家共同能实现为人类服务不更好吗?


不是有人提过吗?既然有备胎你为什么早不用呢?我们就是为了西方公司的利益,我们不让西方的利益被挤榨了,朋友就变多了。你看我压制住公司不要做8K电视机,日本、韩国所有的电视机用的是我们的芯片,用的是我们的系统。


主持人:可能很多人就不大能理解刚才您说的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放着这个钱不挣,要让别人去挣,这是什么样的考虑?


任正非:我们已经够多了,要不要讲讲把他们常务董事会去年利润太多的检查拿来给你看看,我还没批示。


主持人:这太炫富了吧?


任正非:不是,战略投入不够,我们战略投入不够,我们战略投入够一点,那我们今天的困难就少一点。


主持人:您这里面没有炫富的意思?


任正非:没有。


主持人:没听出来?


任正非:没有。


主持人:那您怎么说钱多了的事?


任正非:就像你家的土地,牛粪、猪粪撒在地里面一样的,土壤肥力好了是你们家过几年庄稼就可以多收,我们现在讲要加大战略投入就是这个原则。


主持人:我们就按照一切惯常的发展,而没有出现中间的这种意外的话,在您的构想中海思它的存在应当是一种什么情况?


任正非:现在海思有大量的基础理论,这个基础理论也是战略研究院在外面撒胡椒面形成的,它没有基础理论它咋能走到这个程度。


主持人:是不是它们永远不启用才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状态?


任正非:一直也在用,没有说不用,只是说现在可能就是他们挺身而出,主要以他们供应为主体。如果说正式断了以后,如果是美国继续恢复供应,他们还是继续少量生产。


主持人:您觉得还能有这天吗?


任正非:也许,也许。美国走走,发现走错了,它就自己纠正了。


主持人:您曾经第一句话就说要感谢美国。


任正非:对。


主持人:因为是他们教给我们怎么走路,怎么能够成长,今天让您,让华为公司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复杂里面有不公的也恰恰是这个国家。


任正非:从来都是学生超过老师,这不是很正常的?学生超过老师,老师不高兴,打一棒,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是一对父子发明的,叫伯努利,伯努利这个父亲嫉妒自己儿子在空气动力学上超过他,残酷地迫害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的学生,美国是我们的老师,看到学生超过它,不舒服也是存在的,没关系。写论文的时候加一个名字,把它放在前面就行了,我放在后面不就完了吗?


主持人:您准备怎么去面对未来也许会长期存在的这个中美贸易冲突?


任正非:这本来就是可能长期,我们准备打持久战的,我们没有准备打短期突击战,我们持久战也打,我们以后也可能强大,我们渡过这个磨合阶段,产品切换磨合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可能更强大了。


主持人:您反对的是那种盲目的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创新?


任正非:坚决反对,我就是最典型的,就是短板不行。我在家里经常太太、女儿都骂,这个笨得要死,笨得要死。我这一生就是说短的,去你的,我不管了,我只做长我这块板,让我再拼一块别人的长板,拼起来不就是一个高桶了。为什么要自己变成一个完整、完美的人?完美的人就是没用的人,我们公司从来不用完人,一看这个人总是追求完美,就知道他没有希望,这个人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个人好好观察一下,在哪方面能重用他一下,如果说他不会管人,就派会管人的副职去,派个赵刚去做政委就行了。


我就举个例子,俄罗斯有个科学家、小伙子、大数学家,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说,你们有合适的女朋友给他介绍一下,这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就是只会做数学,他到我们公司来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我们管五万研发人员的人到莫斯科去看他,打个招呼,一句话就完了。我给他发这个院士,他是院士,我给他发那个牌牌的时候,跟他讲话,嗯,嗯,嗯,三个嗯完了,没有了。


主持人:他听不懂中国话吧?


任正非:那有翻译,不需要懂中国话的问题。就是说他不善于打交道,他十几年默默无闻在干啥我们并不知道。突然告诉我,我们把2G到3G突破了,这个算法突破了,一讲,我们马上在上海进行实验,实验确实证明了,我们就这么一下就领先全世界。


主持人:所以说这就是你们华为公司的这个长板就长在这了?


任正非:对,基础理论太冷板凳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坐的,那不轰轰烈烈。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任正非曾自费请权威机构的专家进行中国基础教育的调查研究)


任正非: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希望国家能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


主持人:今天记者会上您特别提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国家层面要考虑的事情。


任正非: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主持人:但是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


任正非:它有一个权威性,要做一个这样的报告,中央会相信,而且他们调查了全世界的教育,他们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主持人:为什么您是以您自己的钱资助他们去做这件事?而没有动用公司的钱?


任正非:我跟您讲,我动用公司的钱是集体的钱,这是要有流程和表决的,我动用自己的钱管不着。比如说我最近去了普洱市,它把地方文化搞得很有特色,我那天看了一场一个村庄的演出,我很感慨,我说那我得送点什么呢?我就送你五台钢琴,我就发五台钢琴。我给贵州省的捐献大概有上千台钢琴了,也是我自己捐献的。我希望从青少年开始,就不要单纯就是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思想的发展,奠定一个广阔的文化基础,对吧。


主持人:您的父母曾经告诉您一辈子不要做老师。


任正非:是。


主持人:但是您回头看您这一辈子几乎一直在关注教育,为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父母是乡村教师,父母跟我们讲,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对我们人生选择,你做啥都不管,但是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我们印象很深刻,果然我们后来都没有做老师的。但是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问题就要改变对教师的政策。所以我才说再穷不能穷教师,就是说再穷也要对未来投资,就像我们战略投资一样,我们每年给大学那些教授支持的钱数额都是巨大的。说我有实力,是因为我对未来有投资。如果我们国家对教育也是这样,教育也是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像日本一样,像北欧一样,像德国一样,像这一样,那我们国家还担心什么和美国竞争的问题?今年稍微不行,明年就出来几个优秀的人,就领着又冲上上甘岭了。如果说我们教师的待遇不高,孩子们、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去当老师,那只会马太效应,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优秀的人愿意当老师,只会越来越优秀,马太效应就是这个效应,对吧。


主持人:所以在您看来再穷不能穷教师和再穷不能穷未来是一个道理?


任正非:一样,我们可以讲,在日本一个小学教师娶一个电影明星做太太,但以前是有名字的,现在我不讲这个名字了,很正常,不觉得不荣耀。当然我们国家七十年来有巨大进步,这三十年也有巨大改善,对吧?教师的生活也有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他们是国家未来,他们担负着花朵,给花朵浇水的人。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的人一种事业心、一种使命感的话,他就少浇两次水,花枯萎了,我们不就是一个乔布斯少掉了吗?


主持人:我们把这个谈教育的背景再放得宽一点,如果教育是这样的现状的话,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以及未来很有可能持续的中美贸易争端?


任正非:我就觉得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技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但是开放一定自己要强身健体,强身健体的最终是要有文化素质。


主持人:这样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在大家都在关注中美贸易争端,在关注这个背景下,华为的未来的时候,您不关心这个,您关心的是我们的教育。


任正非:对,华为的未来不用我想,我们下面的人就应该想得比较清楚,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支持一下就行了。我不需要具体地去操心华为太多的事情。我在华为已经是个傀儡了,这傀儡就是人家来问你一下就算数,不问我,我就不知道。


主持人:但是既然您如此定位自己在华为的位置,您为什么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赶紧退休去上一个数学的学位呢?


任正非:我觉得这个现在很难回答你。


主持人:闲下来可以养花、养动物,为什么您要养数学?


任正非:你想想我将来会是养花的人吗?首先问我太太,她信不信我养花,她不相信我会养花,我说我退休,根本不相信我,你别说那个话,我根本不相信你会退休,你不干到走不动你就不会退出舞台的。


主持人:那换句话说您想学数学这个愿望这辈子可能实现不了?


任正非:有可能。


主持人:美国压境的时候觉得您是民族英雄,您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号吗?


任正非:不接受,狗熊。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任何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商业性的东西,商品的买卖不代表政治态度,这个时代变了,怎么买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国?哪能这么看?那还开放给人干什么。商品就是商品,商品是个人喜好构成的,这根本没啥任何关系。媒体炒作有时候偏激,偏激的思想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对一个国家是没好处的。


主持人:那您觉得您希望民众现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华为这样的公司?


任正非:不需要,希望他们没心态,平平静静、老老实实种地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多为国家产一个土豆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多说一句话,浪费别人的耳朵,对吧?

金巍:结构、政策与技术变革下的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 2019-05-24 09:29:53

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特约专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巍认为目前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正在摆脱过渡依赖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特别是要关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此外,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相关政策开始体系化,政策重心开始转移。从技术上看,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的进化,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资本驱动力。本文根据其在2019云南国际智慧旅游大会发言整理,略有删改。经作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经济网”。




金巍


  关于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的现状和趋势,有很多认识的角度,我这里主要从融资结构、金融政策和技术变革三个方面展开。


  从资本结构上,正在摆脱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这是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的发展方向


  我们以往的金融是主要是货币金融,未来的金融是资本金融,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以往,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过度依赖间接融资,主要是依赖信贷市场,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发展较快。2016年,我国直接融资增量比重达到23%,这两年有一些波动,企业信用债有所增长,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下降较大。各级政府都鼓励文化和旅游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融资,鼓励企业上市,鼓励企业进行并购重组,鼓励设立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文化和旅游产业,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融资市场,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随着金融监管趋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股权投资市场近两年来都被认为是遇到了“资本寒冬”,但私募股权基金规模仍然保持着高位,接近13万亿,其中有15%左右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相关。我们需要看到,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大多数以社会资本为主,他们在“资本寒冬”里仍然在坚持。我个人觉得应该对这些社会资本给与最大的鼓励。


  在培育私募股权基金市场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进行有效的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文化和旅游产业。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至2017年年底备案的政府引导基金893只,管理规模4863亿元,按这个规模可以带动两万亿的社会投资,规模不算小,但也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浙江、北京和江苏等地区,占80%以上。


  从政策上,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相关政策开始体系化,政策重心开始转移


  我国在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方面,很早就有专门政策出台,典型政策包括: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2年《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4年《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等。我们可以看到,以专门政策为主干,以部门和地方专门实施政策、部门和地方专门政策等为辅,在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方面的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


  在新的形势下,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政策的重点已经有所变化,而且在今后一些政策中持续体现出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在总基调上,是创新与监管并重,发展与规范并重。当前主要是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下,一手抓防金融风险,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总基调在未来的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政策上一定会体现出来。在实践中,防风险做的不错,但服务实体经济办法较少,需要通过政策推动。


  在金融体系自身建设上,重点构建文化和旅游金融服务的完整生态。可以总结为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市场专门化、基础设施专业化等。基础设施方面,需要重点关注行业性信用管理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和管理体系。


  在支持重点上,要结合当前国家战略,要符合总体经济政策导向。比如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合作。另外还有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这些领域。


  产业形态上,重点支持文化和旅游融合性产业。从产业统计上,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仍然是两个产业,交叉部分是“文化旅游产业”。但是,当前文旅融合趋势加快,文化和旅游部组建,更促进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所以未来在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上,肯定还要关注这个趋势。


  从技术上,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金融的进化,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资本驱动力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兴未艾,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影响着旅游业向现代化化转型,包括正在形成的智慧旅游,消费、企业运维和政府管理三方面都在实现智慧化。而相同的技术也成就了现代金融,最重要的特征是金融科技的兴起和新金融的发展。现代金融在服务于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形成了旅游产业金融的新形态。


  关于金融科技,巴赛尔委员会曾经有个从金融业务范畴角度进行的分类,而我们一般更强调技术本身的分类,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密码技术等相关重大技术等。结合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业务维度和技术维度形成了无数个节点,节点融合度有高有低,但每个节点都可能是重大变革的节点。金融科技是互联网金融的下半场,它与互联网金融的深度结合,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金融体系的要素与功能这两个大的方面看金融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在金融体系要素方面的影响:改变了金融市场格局;构建新的征信与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在金融体系功能方面的影响:便捷高效的支付手段;多样化的企业融资方式;多样化的消费金融方式;新型的理财服务模式等。


  具体到文化和旅游方面来说,一方面,整体金融体系的变化必然惠及到文旅领域,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具有文旅特色的金融服务形态产生,这是令人期待的进化,如:更加了解客户融资需求;新型文化和旅游企业征信平台;新型的文化资源和无形资产评估与管理体系;新型文旅项目收益评估与证券化;文旅企业数字资产;文旅企业小额贷款;文旅项目股权众筹;新型文旅资产交易市场等。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既是一种金融科技,也是一种旅游科技。不论是科技直接应用于智慧旅游,还是通过金融科技服务智慧旅游,最大的受益者是旅游消费者。表层应用者往往不会意识到变革早已来临。但作为产业实践者和管理者,需要先行一步,未雨绸缪。现在看,金融科技还不到所谓“泡沫”时期,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

布克国际文学奖揭晓,阿拉伯语作品首次获奖 2019-05-23 08:55:00

据《卫报》消息,英国当地时间5月21日,布克国际文学奖揭晓。阿曼作家赫尔蒂(Jokha Alharthi)凭借作品《天体》(Celestial Bodies)获奖,小说通过三个姊妹的视角关注了阿曼的现代化过程,这也是阿拉伯语作品首次摘得此奖项。


赫尔蒂是第一位被译介进入英文世界的阿曼女性小说家,《天体》由美国学者与译者Marilyn Booth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英文,由Sandstone Press出版,小说讲述了阿曼一个村庄里三姊妹的婚姻生活与个人命运:大姐在心碎后嫁人,二姐因为责任感不得不结婚,三妹拒绝了所有可能,独自等待她移民去加拿大的爱人。这部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映照出了整个阿曼的社会变迁,三个女人的生活轨迹见证了阿曼经历殖民时代、从一个传统奴隶制社会走到复杂今日的现实路径。阿曼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南部,20世纪以来逐渐沦为英国保护国。1962年,英国和法国发表声明,承认法曼是独立国家。


布克奖评审团主席Bettany Hughes认为,这部小说将不同的声音与时间线完美交叉融合,精致的小说艺术将读者吸引到了那个有着富饶想象的社会中去,故事微妙地抵抗着种族、性别和奴隶制的陈词滥调,同时叩击着关于时间道德以及我们共通的历史中那严肃而不堪的一面,值得细细品味。她说,“我们感觉到,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触碰到那些通常不会以英文形式来展现的思想和经验。”《卫报》也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经验的角度评价认为,“它对于西方世界甚少了解的文明的关照令人激动。”


4月9日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公布,入围者共有六位,其中五位是女性。在这份名单中,此次的获奖者阿曼女作家赫尔蒂(Jokha Alharthi)并非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去年摘得此奖项的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凭借小说《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成为了短名单中的有力竞争者;法国著名作家安妮·艾尔塔(Annie Ernaux)也以自传体作品《岁月》(The Years)在争议声中入围。


以过去的经验看来,布克国际文学奖所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获奖者作品销量的大幅提升。去年的获奖者奥尔加的小说《飞行》(Flights)销量增加了6倍,现已加印至第10版。布克国际文学奖奖金为5万英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除了获奖者以外,每位入围短名单的作者和译者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的奖励。从今年6月起,曼氏集团不再担任该奖项赞助商,改由慈善基金会Crankstart提供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