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首页>>文章列表 >>金融科技
文章列表

中国去杠杆背后:投资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小

中国的去杠杆行动仍在轰轰烈烈进行,分析师认为,在这背后,投资对于GDP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信贷增长需要放缓,并投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

ShoreVest Capital Partners负责宏观和策略的合伙人Andrew Brown撰文称,从全球宏观经济视角来看,世界正经历轮番的对债务过剩的压缩。1990年代初是日本,2008年后是美国,如今已经轮到了中国。

文章称,如果在很短时间内产生大量债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债务过剩的情况,银行不良贷款率也会随之上升。不过,尽管日本和美国在对债务过剩进行压缩后,经济增长曾面临困境,但是中国可能并不一样。

我们认为,中国拥有有序压缩过剩债务的可行计划。
中国债务规模

文章称,要衡量中国的债务过剩,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指标:1、新增债务;2、现存债务余额;3、债务偏离率(即过剩的债务);4、边际资本产出率(即信贷分配的效率)。

Brown表示,在金融危机之前,2002-2007年美国新增的债务规模对GDP的占比为57%;在1990年代初经济陷入通缩之前,日本在1985-1990年新增的债务规模和GDP相当。

Brown称,自2009年一季度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新增债务是GDP的139%,主要是来自基建以及企业债务。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债务对GDP占比过高,这个问题急需解决,而这也正是中国正在做的。

Brown还称,另一衡量经济体债务规模的指标,是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的债务对GDP占比的缺口。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当前债务对GDP占比,与历史上能够支撑长期GDP增长最理想比例之间的偏离程度。

Brown表示,这个比例如果高于10%,就被视为危险,且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银行业需要补充2.5%的一级资本。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新增信贷所带来的GDP增长也越来越少,同时也是未来不良贷款的来源。他称:

在BIS统计的43个国家中,中国债务对GDP占比的缺口最大,约为GDP的30%,这等同于3.1万亿美元的信贷过剩。

对GDP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

Brown认为,在2009-2014年的中国这一轮债务爆发期之前的15年内,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每单位GDP增长需要的投入)稳定在2-4之间。换句话说,每2-4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能带来1元钱的GDP增长。

但是在过去几年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债务过剩状况出现,还有随之而来的工业领域产能过剩,Brown认为,这导致中国的投资效率下滑,边际资本产出率如今已经飙升到13。

Brown称,也就是说,每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如今只能带来7分钱的GDP增长。他表示:

这也意味着,新增信贷对GDP增长的传导越来越少。简单来说,信贷增长有必要放缓,并投向其他生产力更高的活动中去。

近20年罕见!中国一季度财政赤字1551亿 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

经济下行压力下,货币政策走向稳健中性,而财政政策正积极发力,既发挥稳增速的作用,也精准施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一季度,我国罕见地出现了1551亿元财政赤字。“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出现在后半年,但今年一季度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近一二十年所没有的。这说明财政政策的力度比之前更大。”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化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另有多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分析认为,今年一季度出现财政赤字主要缘于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以及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规模创历史新高。

不过,积极财政政策并非仅仅体现在财政支出加码。今年4月份以来,5800多亿元减税降费政策正陆续实施,给企业减负来释放经济活力也正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要点。积极财政政策还通过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产业基金,撬动了万亿社会资本,激发市场活力,从而稳定经济增速。

一季度罕现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部分。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66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917亿元。财政赤字为1551亿元。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史数据发现,财政部网站自2009年开始公布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而今年一季度是首次出现财政赤字。

吴化斌分析,今年一季度出现财政赤字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进度比以前更快,另一方面则是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创历史新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经济下行压力下,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今年定调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财政资金盘活统筹使用力度加大,财政支出进度也有所加快。

4月中旬举办的财政部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敬辉表示,今年预算批复下达进度比往年进一步加快。截至目前,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已累计下达80%以上。

具体来看,中央部门预算已经全部批复完毕且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下达了75%,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1.63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也已全部下达。

冯俏彬认为,目前经济增长新动能还难以对冲传统产业调整带来的压力,一季度进出口数据虽然向好,但在未来拉动经济方面并不可靠。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货币政策空间有限,主要靠积极财政政策保持一定力度。

我国今年财政赤字规模也继续创历史新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

吴化斌认为,尽管相比去年财政赤字率没变,维持在3%的较高水平,但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也明显增加,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也比以往更大。而且实际财政赤字率也高于3%。

冯俏彬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果考虑到政府性基金预算账本中的专项债券8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国家发改委万亿级的专项建设基金,我国实际财政赤字将超过3%,财政支出力度更大。

穆迪近期一份研究报告称,预计中国政府今年实际财政刺激规模会大于预算赤字目标(3%)显示的水平。除了温和的官方预算赤字之外,中国政府还利用预算外资金和公共部门 (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政策性银行) 的支出与收入来支持经济。这种支持增长的能力对中国信用质量具有正面影响。

不搞“大水漫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撰文表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调结构的功能更强大。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过去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围绕“拉”或“稳”增速做文章,但现在财政政策逐步转向综合施策,加大民生保障,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落实创新驱动,鼓励研发创新。

吴化斌研究发现,从一季度财政支出结构上来看,主要的增长还是流向民生领域,主要支出流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科技等项目,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渐改善,地方财政支出积极性较高。

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季度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83亿元,增长22.9%,教育支出6913亿元,增长18.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106亿元,增长29.4%。

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社区支出也达到4622亿元,增长21.2%,住房保障支出1353亿元,增长46.8%。

随着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从4月起开始实施,二季度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或将更大。

4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了简并增值税税率等6项减税举措,预计全年给各类市场主体减负3800亿元。早一波的2000亿元降费政策已经在3月份出台,今年4月份开始实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此次减税政策很有针对性,比如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扩大,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两项新政,是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有利于创新。为帮助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再次扩大。为了促进养老、就业问题,原先到期税收优惠政策延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减税降费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上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说,今年主要经济数据稳中向好,财政收入增速加快,我们既然有条件、有财力,就更要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

冯俏彬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内涵也更加丰富,包括通过PPP模式、产业基金模式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来激发市场活力,而非政府直接发力。

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12月末,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入库PPP项目共计11260个,投资额13.5万亿元。其中,已签约落地1351个,投资额2.2万亿元,落地率31.6%。全国入库项目和落地项目均呈逐月持续稳步上升态势。

规模首破万亿元!资金面趋紧助推余额宝收益率逼近4%

受益于一季度资金面趋紧,余额宝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上周六发布的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31日,余额宝资产净值达到1.14万亿元,较去年12月31日的0.81万亿元猛增40%。同时,天弘基金凭借1.2万亿元规模成为国内首家“万亿基金公司”,超过了浦银安盛、万家、泰达宏利等70家公司去年底1.13万亿元的公募管理规模总和。

余额宝规模缘何猛增?分析认为,由于MPA考核等监管因素,一季度市场资金面趋紧,给货币基金做高收益提供了机会。今年3月31日,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达到3.9290%,逼近4%。天弘基金向财新表示:

在由于MPA造成的3月底资金短暂紧张时期,拉长久期,积极配置,形成了(余额宝)收益和规模的良性互动。

成立后“一炮走红”

余额宝成立于2013年6月,成立仅半年后便成为行业“爆款”。借助彼时市场资金面紧张的东风,余额宝创造了公募基金业神话,一度成为收益率最高、规模最大、用户数量最多的货币基金。天弘基金也在2014年夺去了华夏基金稳坐七年的行业老大交椅,之后三年再无人撼动。

截至目前,余额宝基金规模、用户数量仍在国内领先。据余额宝2016年年报,该基金持有人达到3.25亿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99.72%,机构投资者0.28%。

图:余额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2015年规模下滑

然而,在2015年初央行大规模降准时,余额宝规模在2015年二季度出现波折。2015年6月30日,余额宝规模为6133.81亿元,较一季度末规模萎缩了977.43亿元,降幅达13.74%。彼时市场利率逐步走低,包括余额宝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纷纷下降,与此同时,牛市的预期也导致资金更多流向股市。

之后的2016年,余额宝规模虽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


布局金融科技领域

今后,天弘基金将把发展重心放在金融科技领域。

天弘基金内部人士向界面表示,天弘基金未来将继续坚持“大数据风控”和“智能投顾”两步走战略:

一方面基于三亿用户积累的数据优势,继续优化已有的大数据风控管理系统;另一方面把握人工智能的趋势,于2016年成立了智能投资部,着重发展智能投资和资产配置,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助力投资,利用自身的数据优势和算法模型优势,辅助投资者决策,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准确率。

一个分析师的“呐喊”:找一个继续搞家电股的理由

近期连续路演,有三个明显的感受,一是配了家电股的基金经理很多,这应该是我从业历史上最受宠若惊的时候了;二是目前拿着家电的人,心里大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安(因为估值);三是没有拿家电的人,压力很大,但是又觉得下不了手。

两个月的高强度路演,交流几百人,遇到的核心问题无非四个:


1)  家电凭什么“防御转进攻”?


2)  现在估值不低了,还能涨吗?合理估值到底是多少?


3)  家电后面的业绩有风险吗,下半年地产调控影响会不会形成大风险?


4)  现在还有什么能买的?


4月3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雄安房价无泡沫,消费股估值谈何“泡沫”》,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谈消费品“估值泡沫”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消费股的估值上升的核心逻辑和该逻辑的可持续性。不过上一篇文章文风略显飘逸,这次我尽量以更严谨的文风来说明我的看法和逻辑。


这篇文章想要特别分析一下,家电股凭什么“防御转进攻”,估值为何还会上行,以及最后“合理估值”究竟应该如何衡量这两个问题,基本面的走势和个股的推介,暂不详述。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通过介绍家电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中长期的发展前景来完成。了解家电行业的基金经理非常多,但是其中很多朋友却在年初之时痛失了上车机会,还有很多在中途下车,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太了解基本面——如若只看EPS的变化,2017年的家电恐怕没什么精彩表现了。关键的点,应该还是在估值这个问题上,而从估值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的消费行情,与上一轮成长股轰轰烈烈的走势,几乎毫无二致——当然外在表现上并不一样。


因为主要讨论估值,那么首先我们要花点时间回顾PE估值的金融学逻辑。


1.  回顾PE估值的金融学本质

金融学意义上的PE估值大致是这样通过DDM模型推导出来的:




D就是分红(Div是分红率),r就是资本必要回报率,等于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这里假设分红是以永续增速g增长的。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推演:




r、g和Div刚好就是今年刘主席强调的三件事:去杠杆、内生增长和分红。我们一个个来剖析201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r=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


无风险利率并不是债券利率(当然有一定的关系),而是买股票的钱的“沉没成本”,这个“沉没成本”可以债券利率,可以是银行理财收益率,可以是房地产信托收益率,可以是开厂办公司的回报率,也可以是投一级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很难说我们所讲的“无风险利率”究竟是具体哪一个或者,某个加权指标,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是,在“资产荒”的环境下,所有资金的回报率都趋于下降,而资产荒的大背景,就是经济走弱的趋势。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年中,所有的钱平均能转到的回报,是趋于下降的,那么无风险利率,也会趋于下降。


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意味着,那些能维持5-10%的增长,股息率3%以上的资产开始变得有吸引力,这是2016年市场讨论特别多的“类债”资产的核心动因。


风险溢价=风险乘数*风险,金融学用股价方差来代表“风险”,但对于基本面分析而言,风险不是波动率,而是企业能够实现预期增长的“可能性”。风险乘数,就是我们所谓的“风险偏好”了。风险偏好是企业或个体投资者在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有的人对风险十分厌恶,有的人却十分喜欢冒险,同时一个人的风险偏好也会根据客观环境不同而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2016年以来,发生了两个要素的趋势性变化,一个是增量资金(保险、银行委外,打新底仓资金等)对“确定性”要求不断提高,对投资产品的“回撤”不再容忍,否则随时要求赎回产品。这类资金规模更大,单个产品的规模也大,其管理人的稳定收益回报(管理费)比以往产品明细更高,同时赎回机制本身就是直接惩罚机制,使得产品管理人对博弈高风险资产的偏好下降。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走弱,可投资资产减少,且政策环境打压投机,使得市场波动不断减小,高风险资产获利概率下降。





在这一环境下,博弈弹性的动因逐步衰减,寻找“确定性”的动机日益充沛。推导至PE估值中的资本回报率要求,风险乘数大幅上升,高风险资产对应的风险溢价大幅提升,大大超过了无风险利率下行的幅度,其对应的r也变高,使得PE估值趋势性回落。与此同时,低风险的资产,由于无风险利率的趋势性下降大于风险溢价的提升,估值就会形成上升的动力。




1.2.     g,内生增长


内生增长,更准确地说,是永续增长率,包含两个要素:速度和确定性。


我们在看多成长股的时期中,最经常使用的一个估值指标是PEG(PE/g),但是随着风险偏好的上升,PEG中使用的g,被第一个预测年度的G取代,然后进一步被市场预期的若干年后的业绩增长来取代,就如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说“A公司目前股价对应2025年的25xPE估值”了。这意味着,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是速度(亦或者叫做“弹性”),对“确定性”的关注下降至冰点。这种情况,正好与上一节的分析对应:激励机制决定了资产管理人关心“弹性”还是“确定性”。当市场都在热烈讨论PEG、梦想、市值空间、隐形冠军等概念的时候,概率被选择性忽视了,直到“股灾”发生,投资人的要求发生系统性变化,投资管理人的激励机制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趋势发生了扭转。


资金的诉求变化,加之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概率)开始日益清晰起来,他们对风险的警觉和厌恶也不断提升,这个曾经被遗落在深渊中的“确定性”之神,又开始绽放他的光彩,而“速度”这位昔日的王,他的光辉却不在如往昔般耀眼了。


由代理机制产生的不对称的风险收益分配,使得风险偏好的变化在A股是非常剧烈的。经典的情景是:资产管理人(基金经理)的工资奖金与排名/收益率相关,但是投资亏损不受(直接)惩罚。这导致资产管理人的风险偏好明显偏高,特别是在高波动的市场环境下,资产管理人的激励机制会明显鼓励高风险投资策略。例如,假如基金经理被允许在超过20%的收益中获得分成,但并不对亏损实施直接惩罚,那么基金经理将会明显偏好高风险的股票。尽管高风险股票获利的概率小于低风险的股票,但对资产管理人而言,投资稳定收益的股票是没有意义的。




1.3.     分红,DIV


主席在对定增、IPO进行系统性调整之后,又提到了分红的问题,要求不能搞假分红,要真分红。这看上去是在讲分红政策,但实际上是对现金流提出要求。没有现金流的利润,算是假利润,只有带有充足现金流的利润,才是具有比较好的确定性的。


从“弹性”和“确定性”的平衡上看,分红是对“确定性”的进一步强调,推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从“纸面财富”向更实质的“真实利润”前进。


2.   家电股凭什么“防御转进攻”

分析完PE估值和核心驱动因子的变化,我们再来看“防御转进攻”这个说法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明朗了。所谓的“防御”,是行业盈利持续提升的结果,即便是在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提升的环境下,家电行业仍然能够为投资者带来稳健的收益,而在市场阶段性的担忧时,家电这个“不受欢迎的没有前途”的传统行业,总是能够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避风港”。




因此,在2009-2014年中,我们发现大部分时候,家电行业都有个“估值切换”的过程——每到下半年,家电行业都比较容易出现趋势性的上涨,以反映业绩的持续增长。所以,以前我们说,家电都是赚的EPS的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防御”。


下图是家电指数每个月的收益率(2009-2014),可以大致看到,3-6月,家电指数的正收益普遍较低,负收益更多,而9月到次年2月,则正收益更多,负收益更少。




关于“防御性”和“估值切换”的机制动因,这里不做赘述,只说明与第一部分的风险偏好分析逻辑是内在一致的。


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所分析的,2015年下半年开始,资金的需求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市场的风险偏好趋于下降,投资管理人对低风险资产的偏好出现了持续提升,这一趋势与2009-2015年的趋势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一新的趋势下,“确定性”之神,又开始绽放他的光彩,符合这一需要的家电板块,也因此出现了估值持续提升的新趋势。这个变化,是我们在2月19日明确提出“防御转进攻”判断的根本依据。


目前大部分投资者并不习惯这个曾经的不断降估值的行业走上估值提升的路,自然对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只具有防御属性的行业变得有进攻性存在深重的顾虑。但是,市场的选择并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曾经那么多人坚定的相信成长的力量,那么,未来也会有同样多的人会对价值(确定性)充满信仰。这个变化,正在发生,并且远未完成,市场的担忧和分歧,是这种变化不可避免的磨练,也会是这个新趋势不断强大的必要课程。因此,站在今天,我们仍然坚定地说,家电“防御转进攻”,仍在路上。


3.  “防御转进攻”行情的主线如何把握?

好了,如果你已经(部分地)被我说服了,那么你应该会问,如果这一趋势是真,那么我应该怎么把握这个趋势呢?答案是,主线就在两个点上:“确定性”和“可持续性”。


确定性是基础,这个在的一部分已经反复阐述了。确定性很明确,就是每一个时点看未来,下一个季度报告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是明确的,可预见的。如果一个公司的业绩有确定性,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就应该处于估值上升的通道中。


“可持续性”是锦上添花,如果一个公司的下一个季度报告是有把握,同时还能让投资者相信该公司未来2-3年的成长性都是可预见的(无论是因为历史表现还是因为行业趋势),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估值应该以更快的速度提升。


关于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描述,与此前市场讨论“成长股”的区别在于,市场不再仅仅关注“速度”和“空间”,更多地是要寻找支持确定性的资源禀赋描述、核心竞争优势、可跟踪的数据等。家电行业的老板电器,是符合这两个要素的典型品种。


按照这两个维度,我将家电行业的主要标的分类放入一个四象限坐标中,在这个坐标的右上方,是市场认为既有确定性,又有可持续性的标的,按照我的分类法,越靠右上方,涨幅应该越大,越靠左下方,涨幅应该越小。(图中涨幅为2017/2/1-2017/4/22期间累计涨幅)




站在这个时间点往前看,有两个投资思路是可以考虑的:


1)  强者恒强逻辑:抓住龙头不放,让收益继续飞;


2)  预期差逻辑:买入此前市场有顾虑,但基本面趋势向好的品种。


思路一是假设现在寻找“确定性”的趋势不变,能够不断自证的品种估值仍将继续提升;思路二是寻找市场预期不充分,但基本面能够证明“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即使估值提升趋势不能再进一步,也能获得不错收益。


4.  “合理估值”究竟应该如何衡量

好了,假如您存着十足的耐心和对这一新趋势的迷惑读到了文章的这里,并且认可我在之前这4000字的阐述,那么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定音之锤,那就是,这个新趋势走到什么时候会结束,换成大家经常常用的语言就是“合理估值在哪里?”


如果您(部分)接受了我前面的阐述,那么应该自然推论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在于市场风险偏好的趋势性拐点,而非预期EPS增速的变化。那么,判断行情持续性的核心指标也就不是EPS增速变化,而是对市场风险偏好趋势阐述了。


这个问题我在4月3日《雄安房价无泡沫,消费股估值谈何“泡沫”?》一文中写了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有两个市场特征可供观察:


a)市场不再用PEG来衡量家电(以及其他消费品公司)公司估值的“合理性”的时候,家电股的估值合理性就基本到达了。之所以要谈PEG这个指标,正是因为它是上一轮成长股的估值代言人,PEG指标本身对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关注就是极其薄弱的,因而反映了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和风险偏好。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从我路演得到的反馈而言,使用PEG看家电股的投资者为数甚多,当然他们也关心家电公司业绩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我认为,这恰好是市场风险偏好变化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也是现在市场对家电行业估值出现分歧的背景音,说明风险偏好下移的过程遇到了一些认知的阻力,同时也说明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如果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接受一个金融学结论,亦即低增速(例如10%)的持续增长可以也应该获得高估值(例如20-30x)的时候,这个“合理”的重点也就基本到达了。


关于确定且持续的低增速值高估值这个结论,参见估值公式:




b)每个子行业的龙头公司出现可观察的“估值溢价”的时候。如斯,或可判断估值提升走到最后阶段。前面我们写到,对“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描述,应该是支持确定性的资源禀赋描述、核心竞争优势、可跟踪的数据等。


从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每个子行业中的“马太效应”都是一个持续被证明的命题,无论市场在每个时点上如何看“确定性”和“可持续性”,最后都会被各公司的实际表现纠正,也就是最终市场需要不断验证和确认“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在股票上的最终归属。从这个逻辑上看,在中期中,市场需要接受最具“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司,应该是各子行业的龙头,那么,这一轮估值逻辑切换的趋势接近尾声时,市场应该给各子行业龙头以“估值溢价”(相对于各子行业的二线品种),因为他们业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往往是最好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在年初已经逐步展开,例如对海康威视和大华等的对比讨论,在家电各子行业,也可以有类似的对比分析可做(下次吧)。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各个细分行业中,都有各自的竞争态势的变化,原来的龙头可能被新的龙头取代,那么最终会是新龙头胜出,这里我就不再王婆卖瓜去具体分析了。


以上,是我个人对“防御转进攻”这一命题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的阐述,也是我对这一轮消费行情的理解。我相信,我们曾经走过每一天估值都在创造历史新低的年代,我们对估值持续向上提升这个新事物,就不应该有所恐惧,反而应该去拥抱它,因为它跟此前的那个年代,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从倒挡挂进了前进挡而已。

人民日报:金融领域去杠杆强监管,要拿捏好度、引导好预期

在近期多项加强监管措施推出、市场波动增加之际,人民日报周一发表题为《金融领域推进去杠杆强监管》的文章,称操作过程中把握好节奏、拿捏好“度”、引导好预期也很重要。

近期监管层推出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抓紧推进去杠杆、强监管、防风险。对此,人民日报文章肯定了相关政策的重要意义:

一系列政策指向非常鲜明:严防加杠杆炒作和交叉性风险,减少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套利,引导其进入实体经济。
毋庸置疑,这些措施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长期健康发展。不过,与此同时,“相关调整也会伴随着压力和阵痛。当前部分金融机构对形势变化存在一定的不适,有的产生了一些担忧。过去一周,银行间市场利率连续小幅上行,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持续调整,部分机构资金面承压。”

上述人民日报文章强调:

大方向明确,操作过程中把握好节奏、拿捏好“度”、引导好预期也很重要。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操作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和预期变化相机而动、张弛有度,可有效对冲压力,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大局,为进一步推动去杠杆、强监管、防风险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相关监管新举措,很多也预留了缓冲期、过渡期,也不必过度担忧。
银监会此前一周连续发文警示风险;证监会宣布对现行期货公司净资本监管制度进行修订;保监会也发通知,严防严管严控保险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防内外勾结干扰监管工作。

在上述一系列监管收紧政策、特别是银监会连发8道文件之后,债市及股市出现波动性增加的迹象。证券时报旗下券商中国称,央行已经开始关注近期因其他监管部门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动荡,甚至担心金融行业的快速去杠杆会引发市场混乱。

央行行长周小川21日在IMF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和一致性。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在稳增长、去杠杆的任务、防止资产泡沫、遏制系统性风险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周小川还称,央行将继续采用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大致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改善传导机制,推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进一步提升,将增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钢铁之后,特朗普最快本周对“铝”动手

据美国新媒体Axios报道,特朗普政府最快将于本周四再下达三项关于贸易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将针对美国的进口铝。

报道并未透露关于这些行政命令的更多细节,但称针对铝进口的行政命令将类似于上周特朗普下达的“钢铁进口调查令”。

特朗普上周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就美国是否应该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钢铁进口展开调查。

据路透援引美国官员称,此项调查事关国家安全,美国担心进口某些产品会降低本国企业生产某些国家安全相关产品的专业能力,比如钢铁合金。报道称,此项调查并不针对具体国家,主要是以产品为导向。

分析认为,一旦调查结果显示进口钢铁或铝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特朗普或将采取特别贸易保护措施来改变现状。

中美铝业贸易摩擦

关于上周的“钢铁调查令”,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借“国家安全”为托辞来打击钢铁倾销,而这一决定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中国钢铁出口一直以来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

实际上,中美铝业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

去年,美国政府曾在奥巴马卸任前,就中国对一些原铝生产商提供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

上周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存在补贴行为。根据美方程序,美国商务部将在今年6月和8月对此类产品做出反补贴和反销售调查初裁。

也是在上周,有媒体报道,美国海关官员已扣押了中国企业价值2500万美元的铝材。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未来分析大宗商品的市场状况主要看中国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分析国际形势后认为,未来分析大宗商品的市场状况主要看中国,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将具有更大影响力。

在4月22日至23日期间于杭州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上,方星海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不遇的变局,世界各国都面临两股非常强劲的潮流的冲击——即全球化和信息化。


他进一步解释,全球化的含义,就是说生产在全球进行配置,以前生产在一个国家甚至地区配置,现在在全球配置,哪里成本低、质量好就到哪里去。信息化集中体现在机器代替人脑上,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将产生根本性影响。


方星海对当前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应对“两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要想阻挡“两化”潮流是很难的,因此,分析师不能不关注大势,更要看清大势。他认为,未来分析大宗商品的市场状况主要看中国,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还谈及如何应对收入不均的问题,例举了美国的例子:


克林顿时期,收入分配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突出。但到小布什的时候,科技泡沫破灭了,收入分配问题开始突出起来。


小布什的应对办法是让全国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用房价上升弥补一部分人的收入不足。但是靠资产泡沫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办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了2008年美国金融大危机。


奥巴马接手正好是危机之后,他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应对收入分配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做成功的就是奥巴马的医改。

此前他在4月19日的证交所白糖期权仪式上曾称,证监会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适时推出更多期货、期权品种。他还称,正在努力准备石油期货的上市工作,有信心在2017年推出石油期货。


在3月31日举行的国内首例商品期权品种豆粕期权上市当天,方星海表示,在国外期权已占据衍生品的半壁江山,商品期权在中国的发展也将大有作为。希望交易所要把握风险管控,不追交易量。


以下为方星海致辞全文,来自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


尊敬的朱从玖副省长、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期货业盛会,非常高兴。最近关于期货市场的发展,关于期货市场如何服务实体企业、控制风险、开展产品创新、推进国际化,我已讲了不少,今天结合我自己在证监会分管的国际业务,跟大家谈谈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今天这个论坛叫分析师大会,做分析师不能不关注世界大势。


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不遇的变局。我们怎么看当今这个世界,从哪里着手?我觉得可以从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两股非常强劲的冲击——即全球化和信息化入手。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谁当领导,都要应对这两个冲击。应对好坏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全球化,就是说生产在全球进行配置,哪里成本低、质量好就到哪里去生产。这个冲击,对各个国家都存在。对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有好的方面:因为全球化,所以美国金融市场服务的范围广了很多,中国很多企业在国内上市上不了,会选择到美国去——这对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是一个巨大的支持;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譬如对美国中西部中低端技术生产线的蓝领工人就是一个极大的负面冲击——中低端的制造业,很多搬到了其他国家。


信息化的含义非常深,我们现在感受比较多的集中体现在机器代替人脑上。比如说美国有100多万卡车司机,现在自动驾驶技术替代人工指日可待,这些卡车司机将会面临失业。再比如:国内学英语,现在美国老师在网上教,网速很快,音质和图像都很好,价格也不贵。以后很多中国英文老师恐怕要失业。但是信息化对美国的正面影响也很大,像谷歌这样为全球服务的公司,体量会更大,对全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应对这“两化”做到相对较好的国家,比如美国,经济增长不错,科技保持全球领先,但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美国经济过去40年至少翻了一番,但有50%的人口实际收入没有提高。而法国则是应对得相对较差的国家,经济持续走低,科技领先地位受到削弱,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20%。当1991年决定要设立欧元时,法国的人均GDP跟德国差不多,而现在只有德国的70%。


我们来回顾一下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的三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是怎样应对“两化”的。


总体来说,这20几年,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好东西,要拥抱它。比如说克林顿在位的时候,1993年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5年主导成立WTO,这都是美国拥抱全球化的标志性举措。小布什在位的时候欢迎中国加入WTO(2001年)。美国跟韩国谈定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后来的TPP就从这里拓展开来的。奥巴马也拥抱全球化,最著名的是TPP和TTIP两个战略,主要是以美国国内经贸规则来引导全球经贸规则。中美开展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奥巴马要让全球化更有利于美国,方法是让全球化的规矩怎么样更靠近美国国内的规矩,这样会更有利于美国的企业。


如何应对收入不均?克林顿时期,收入分配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突出,经济增长不错,还碰到因特网的大发展时机。但到小布什的时候,科技泡沫破灭了,收入分配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小布什的应对办法是让全国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用房价上升弥补一部分人的收入不足。但是靠资产泡沫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办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了2008年美国金融大危机。奥巴马接手正好是危机之后,他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应对收入分配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做成功的就是奥巴马的医改:医疗支出对美国家庭是很重要的支出,美国当时大概有3000-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无法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医改就是要解决穷困人家买得起医疗保险。在金融方面,奥巴法出台多德法案,用意是要制约一下华尔街,加强金融监管,对很多自营业务进行限制,不要让金融行业的收入太高了。奥巴马还搞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包括大建高铁,但因为美国国会在共和党的控制下,坚决反对奥巴马做成任何事,所以他在任八年一寸高铁都没有建成。这些情况说明奥巴马是看到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机遇和问题的,并且是着手去改进的。但应该说很多事情他没做成,TPP谈成了,但国会没有通过,医改刚刚实施,效果还没那么大。但是他任期一到,特朗普一上台,就把他的政策全部改了。


我们再看看特朗普如何应对这两个冲击。他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离全球化远一点。比如说把生产从国外转回到国内,成本高一点,质量可能还差一点,但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上来就宣布退出TPP,威胁不再遵守WTO的管辖,还要加征20%的边境税。但这些措施能否奏效?习总书记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很好的演讲,他指出全球化有着强大的经济原因:资源在全球更广的范围内配置,效率就会提高,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再加上当今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非常快,全球化的成本在下降。所以全球化不是某一个领导想退就能退得出去的,一个国家想阻挡这样一个潮流是很难的。


因为要远离全球化,美国现在还对移民也进行一些制约。但美国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硅谷的人才中有近一半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如果美国对移民加以制约的话,它在信息产业就无法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今天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下想远离全球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大程度上会伤及美国自身,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这显然会延缓全球化进程。


特朗普另外一项应对举措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有用,也会使收入分配更均衡,但基建投资回收期很长,美国政府没钱,民间有钱但不愿意投入。他还有降税和放松监管。除非劳动力素质显著提升,这两项举措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作用不会太大,因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家,失业率不到5%。而这两项政策对收入分配恐怕只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明年11月份美国又面临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恐怕这些政策都难以持续。


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两个冲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美国其实是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美国遇到了挑战,它仍在寻找有效途径的路上。发达国家中应对“两化”做得出色的国家是新加坡。虽然新加坡是个小国,但有很多做法甚至值得中国这样的大国参考。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政治没有理顺之前,其经济增长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再看看英国、法国和欧盟是如何应对“两化”的。英国脱欧不是要远离全球化,而是用更符合英国利益的方法来迎接全球化。英国脱欧以后经济表现会怎么样还有待于观察。我觉得英国脱欧后,其它方面的表现会比金融业好一些。


今天正好法国举行大选。法国大选会对欧盟、对全球化带来重大的影响。勒庞很有可能当选,因为法国社会充满了不满和焦虑情绪。如果勒庞当选总统,那么法国国会肯定是社会党和其他的党派占据大多数。所以即使勒庞要退出欧盟,议会也会不同意,她退不出去。法国如果要解决国内的问题,退出欧盟可能会更糟糕。退出以后怎么能让经济更有竞争力?经济没有竞争力,收入分配也解决不了。所以如果勒庞当选,法国将面临一个非常暗淡的时期。而没有了法国的推动,欧盟也将面临一个黯淡的时期。但如果是麦克龙或者是非永当选,他们是坚定推进欧盟一体化的。英国退出后更有利于欧盟进一步在一体化上迈进。这样的话,欧盟一体化在德法的推动下有可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欧盟经济反而有可能更有活力,法国的竞争力也将因此而得到提高。欧盟变得更有活力以后,欧盟和中国会联手推进全球化,这样可以抵消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全球化继续往前走。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法国大选决定欧盟的未来,也极大地影响全球化。第二,美国今后四年的经济政策,会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三,今后分析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主要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