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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建工被指“带病”骗取7亿建设项目或被废标

近日,中国中铁(8.680, 0.01, 0.12%)旗下的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工”)被指私刻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变造公文和证件,提供虚假资料和发布虚假诚信承诺,骗取南京一重大项目投标资格,“带病”中标7亿多元的建设项目。


承诺信誓旦旦


却现造假“硬伤”


中铁建工此次招标的扬子科创中心三期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7.45亿元。对于该招标,南京市建委此前曾表示,“将按相关政策谨慎推进,力求公平公正”。


2017年8月10日,南京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公告: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中铁建工、亚厦装饰公司组成的投标联合体中标;中铁建工拟派项目经理为张全安。


此前,中铁建工在该交易中心做出诚信承诺:在南京市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系统企业信息库发布的相关信息均真实有效,提交的材料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若违反本条承诺一旦查实,自愿退出所有正在南京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参加的投标项目。


中标结果公布后,有知情人士透露,中铁建工在此次投标过程中,存在多处造假行为,其中最明显的“硬伤”,是中铁建工上传至该交易中心的一份项目经理变更证明。


中铁建工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有一项是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施工总承包工程(以下简称“深圳南山项目”),于2008年10月20日中标,项目经理为赵金龙。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显示“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局”向该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内容是同意深圳南山项目负责人由赵金龙变更为张全安。这份证明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7月12日。


深圳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显示,早在2011年5月,“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局”就已更名为“深圳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该局随即发出启用新印章的通知:自2011年5月18日起,正式启用“深圳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印章,“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局”印章同时作废。


五年前就已作废的政府机关印章何以“神奇复活”?就此份变更项目经理证明文件的真伪,南山住建局表示:从未出具过此证明,落款印章明显属于伪造。


显然,这是一份涉嫌由中铁建工私刻国家机关公章伪造的证明文书。然而,疑点并非仅此一处。


该招标的评标方法中,项目经理参主持建设的重大项目业绩被设定为重要评标因素。调查发现,中铁建工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深圳南山项目,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也有“破绽”。


中铁建工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显示:2009年7月17日,该工程的项目经理由俞中仁变更为张全安。据了解,该项目中标项目经理为赵金龙,2010年4月27日,深圳南山项目申请变更项目经理,2010年5月13日,该局同意将项目经理变更为张全安。


单从时间上看,证件变更时间竟然在监管部门审批之前,中铁建工投标材料中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就存在重大疑点,涉嫌弄虚作假。


项目经理业绩存疑


被指“带病”竞标


专家介绍,项目经理是项目施工的核心角色,中铁建工在该投标文件中,深圳南山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作为“亮点”,意在为拟派项目经理张全安加分,从而在竞标中增加竞争力,并不惜冒险出具涉嫌造假的前述一纸证明。


中铁建工张全安在此前的施工中,被指严重违反国家规定,同时担任两个工程的项目经理,其此次竞标中所倚重的主要业绩含有“水分”。


深圳南山项目中标时间是2008年10月20日,竣工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中海油大厦施工总承包工程(以下简称“中海油大厦”)中标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竣工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种种证据显示,身为深圳南山项目经理的张全安,还兼任中海油大厦的项目经理。


2014年7月7日,中华铁道网刊发的一篇报道称,张全安“2013年6月出任深圳中海油大厦项目经理”。


2014年10月30日,深圳建筑业协会发出《关于表彰2014年度下半年深圳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优良工地奖的决定》,中铁建工负责施工的中海油大厦入选,项目经理为张全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深圳南山项目竣工前一年半,即该项目尚未完成主体工程,张全安违反规定同时担任了中海油大厦的项目经理。


国家建设主管部门出于对工程质量考虑,《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要求,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也就是说,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的项目经理。

一知情人士说,张全安当时仅仅是深圳南山项目挂名的项目经理,实际项目经理另有他人,尽管张全安在此项目中做了一些工作,但不能全部视为其个人业绩。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投标人‘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为”中,包括提供虚假业绩和虚假的项目负责人。


一位工程建设业界专家认为,中铁建工使用项目经理张全安的业绩参加本次投标,其业绩有造假嫌疑,本次中标结果应属无效。


中铁建工或被废标


被曝曾多次造假


就中铁建工招标中存在的问题,该项目的业主单位南京扬子科创公司董事长龙志军表示,已经在调查。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中串通投标和弄虚作假行为认定处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投标文件中有与事实不符的承诺材料,提供虚假、引人误解的其他信息,属于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第十条规定,投标人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其投标无效,已经中标的,中标无效。


南京市建设系统一位干部表示:“身为特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如果真是在建设项目招标中,出现如上述所称的造假行为,让人匪夷所思;一经查实,废标毋庸置疑。”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李金平律师认为,这个案例中,中铁建工的某些做法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涉嫌伪造证件,私刻国家机关印章参加竞标,建议有关部门深入调查。


经调查发现,在此之前,在其他地区,中铁建工曾因造假等行为多次被监管部门处罚或通报。


2011年7月18日,中铁建工因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和印章,被东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不良行为一次。


2017年3月20日,中铁建工在湖北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上,进行企业、人员信息登记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被湖北省住建厅予以通报,并决定对其暂停办理信息登记申请事项。


2015年9月9日,中铁建工因投标活动中发生严重不诚信行为,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并取消其在苏州工业园区参加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2016年4月29日,中铁建工因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被江苏省清欠办在全省通报批评,并被江苏省住建厅限制市场准入。


2016年7月7日,中铁建工被江苏省住建厅列入黑名单,不良行为事实是其在江苏从事建设活动期间违法违规,被该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决定在省内11个地区暂停受理其资质资格核验申请。



谷歌CEO:AI将带来重大变革,学会拥抱变化

谷歌CEO Sundar Pichai昨日在接受MSNBC和Recode访问时提到,人工智能(AI)是“人类正在钻研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比电和火都更重要。


Pichai称,人工智能“有潜力让我们看到一些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AI可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或者治愈癌症。


谷歌一直是AI研究方面的领头羊。2016年,谷歌斥资超5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围棋软件AlphaGo的开发者DeepMind。去年12月,谷歌还在北京设立了Goole AI中国中心,为亚洲地区首个类似项目。


在被反复追问AI对人类工作的影响时,Pichai称,科技的正负面影响总有平衡。


“看看类似放射科医师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不需要律师,有些人可能会为此高兴……你也有可能不再需要会计师。”不过Pichai 依然强调,人类可以对此忧心忡忡,但仍然需要拥抱技术的变化。


“历史证明,不进反退的国家往往无法适应变革。你得学会拥抱变化。”Pichai还补充解释到,人类学会了取火,但与此同时也要学着掌控火的缺点。


微软在此前发布的一本关于AI技术的书(The Future Comp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Role in society)中,也提到了工作的问题。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律官Brad Smith对Axios称,未来可能所有人都需要学习数字领域的技术,但辍学依然不是一个好选择。


过去30年都不是从高中辍学的好时机,未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有一件相对乐观的事情。会有很多、很多工作,不再需要4年的大学文凭。


相比过去,未来会有更多以数据能力、或是数据导向的工作。这看起来会更公平一些。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可能都要学习数字领域的新技术。


海航系个股集体大跌

人民日报海外版:证监会跟中国最精明的一群人斗了一整年

又是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来到了。过去这一年,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存在感的监管机构之一,中国证监会过得并不轻松。


其一,证监会的对手们是的的确确不可小觑。长期以来,证监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同中国最精明的一批人斗智斗勇。前有高中没毕业,却能与13家上市公司高管合谋,用400亿资金操纵股市,获利几十亿元的私募一哥——徐翔;后有只有大专学历,却能操纵上市公司炮制“1001项奇葩议案”,非法披露消息,操纵公司股价的神秘人物——鲜言。更别提,无数有着名校金融学背景,却只想着投机的投资人、交易员了。


其二,被骂被嘲,是证监会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有人靠着几张PPT在资本市场圈了钱然后跑到美国宣称要造车,证监会要被嘲;有人被爆从演艺圈跨界到投资界“空手套白狼”,企图用6000万撬动51倍杠杆收购影视公司,证监会要被怼;两市涨停之上,要骂证监会;跌停之下,也要骂证监会。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更是个高危职业,动不动就被挂上网……毕竟,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事能比骂证监会更能宣泄情绪的呢?


话说回来,众口难调。中国人口基数大,近2亿股民,证监会要想不招人嫌弃,也是不容易的。正如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说法:“忠言逆耳利于行……证监会党委和我本人会因为某件事掉几根羽毛,但与保护投资者这一天大的事比,掉几个羽毛算什么呢,只要把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好,掉的几根羽毛还会长出来。”


客观来说,2017年一整年,证监会的确是卯足了劲儿,与各“资本大鳄”“野蛮人”“妖精”旷日鏖战,打出了一记精彩的战役。前两天,证监会在官网上公布的2017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就是典型代表。而这其中的故事,情节之奇葩,主人公之腹黑,运作手法之复杂,哪怕是世界上脑洞最大的作家,也未必能写得出来。


不信?我们根据这20起案例做了梳理,一起来看看呗。


Story 1、 “1001项奇葩议案”


看到小标题,你一定很想知道那1001项议案到底有多奇葩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得先来谈谈这段故事的“大男主”——鲜言。


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此人“神秘莫测”,网上信息寥寥,可信度也不高。比如,根据其执掌的公司多伦多股份的简介,他于2011年7月出任精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但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精九2011年11月15日才成立。这就是说,鲜言是在公司还未成立的时候就任职了?比较靠谱的说法是,鲜言曾经是北京一家律所的律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


多伦多股份这家公司同样不简单,有过11次更名的历史:福建豪盛→ST豪盛→福建豪盛→利嘉股份→G利嘉→G多伦→多伦股份→匹凸匹→ST匹凸→*ST匹凸→岩石股份。


Anyway,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鲜言的另一家公司慧球科技在去年年初,曾流出一份1001项临时股东大会的奇葩议案。有多奇葩呢?应该说,除了跟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无关,跟其他都可能有关。比如:“关于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关于公司建立健全员工恋爱审批制度”、“关于调整双休日至礼拜一礼拜二的议案”、“关于第一大股东每年捐赠上市公司不少于100亿元现金的议案”、“关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以10000元每股进行全额回购议案”等。


这样公然挑衅上交所和证监会的行为自然不会被轻饶。经过一系列查证,鲜言最终被证监会开出34.69亿元罚单,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由于证监会2016年全年的罚款金额才只有42.8亿,这一处罚也被媒体总结为“一个人承包了证监会一年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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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奇葩议案


Story2、频繁遭“变脸”的业绩


相较于鲜言这样公然挑衅,有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则显得“聪明”许多。尽管,最终的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众所周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业绩就是命根子。一般业绩预期好,股票上涨;业绩预期一旦差,各个股东闻风而动、撤资减持也十分常见。那么,如果一家公司的大股东已经明确知道这家公司业绩会有大幅度下滑,自己手里握有的股票将面临暴跌,他会怎么办?


一家叫做山东墨龙的公司干了这么件事儿。2016年10月发布公告时,称第三季度盈利800万余元并预计全年盈利。但是到了2017年2月,却突然修正公告称,预计2016年全年亏损4.8亿至6.3亿元。短短2个月,业绩就相差了6亿元人民币。这背后玄机何在?


其实,就在业绩“变脸”之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恩荣及其子总经理张云山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抛售了3824万元。哦,原来是为自己套现创造条件啊……这波 “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运作手段,你get到了吗?


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业绩并非影响股价的唯一因素,有时候,相较于实打实拼出来的业绩,一些所谓的“利好消息”对于投机者而言,可能更重要。毕竟,消息总有真有假,而这真真假假之间,可做文章的地方就多了去了。


一家叫做保利国际的公司,就曾在2015年1月至8月连续对外发布了5项对外投资公告,营造出公司捷报频传的氛围。只是这发公告的时候恨不得昭告天下,等到所有投资确定告吹了,他们却一个字都没跟投资人披露。问题是,没有投资哪来回报?没有回报哪来分红?没有分红投资人会察觉不到?最终怎样,你们懂的!


如此把投资人当傻子,把监管机构当透明,最终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根据证监会的文件,去年共处理这类案件64件,无一不给予了重罚。


Story3、内幕“加持”的交易


还有一种人,看起来吧,斯斯文文、眉清目秀的,职位不高,行事也很温和,你要去他账户查,很难查出什么大问题出来。但是,就是这种人,往往能利用身边的人作掩护,干出一些特别出格的大事儿出来,《人民的名义》中“小官巨贪”的赵德汉如是,现实生活中的冯小树、李一男、张健业亦如是。


被证监会顶格处以2.51亿罚款,并采取终身市场进入措施的冯小树就是一代表人物。冯小树,官不大,前深交所工作人员,股票发审委兼职委员,但他却利用职务之便,突击埋伏拟上市公司,以岳母、配偶之妹的名义违法持有、买卖多家公司的股票,获利金额达2.48亿元。


如出一辙的,还有华为原副总裁、时任北京牛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一男,从“华中数控”总裁处得知将有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随即用他们账户大量买入“华中数控”股票,并暗示其妹妹同期买入部分;时任太平洋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经理李雪,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股票交易等未公开信息,与其管理的保险投资组合账户趋同交易,涉及73只股票,累计成交金额7.66亿余元,非法获利428万余元。


最终,李一男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没收所得并处罚金700余万元,李雪则被处以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以500万元罚金。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每年老鼠仓、私募基金领域违约、‘短线坐庄’的奇葩案件都有不少”,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这些年的案件简直可以出一本资本市场的《一千零一夜》了”。以稽查部门为例,去年一年,单是受理各类违法违规有效线索就有625件,全年新增重大案件90起,同比增长一倍。


A股市场起步晚,相较于美股、欧股还不那么成熟,加之一直是以散户为主的投资结构,出现这类事件也是有原因的。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A股市场,这类案件还会持续出现。对于证监会来说,要想“保护好投资者权益……长出新的羽毛”,恐怕还会有不少艰苦的战役要打。

业内人士:2-3年内法定数字货币有望落地

“比特币又创新高”、“比特币又受重挫”、“比特币交易被叫停”……2017年以来,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消息轰炸着人们的眼球,即使是非技术派的投资者也对其日益关注。


伴随着暴涨暴跌和无序发展,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国陆续对ICO(首次代币发行)和比特币交易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令其开始“戴着镣铐跳舞”。


全球金融领袖也纷纷加入对数字货币的辩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RobertShiller)认为比特币并无价值,持有比特币介于投资和赌博之间。全球金融监管者频频提示其风险。近日,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Dimon)公开表示仍对比特币毫无兴趣,只不过对自己此前就比特币发表评论之举表示遗憾。从2017年9月将比特币称作“骗局”以来,比特币已经上涨了近300%。比特币、以太币和瑞波币等三大虚拟货币的加总市值达4600亿美元,已经高于摩根大通的市值(3764亿美元)。


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的数字货币被不少人认为是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新工具,但也在监管、市场秩序、投资者保护、反洗钱等领域给全球货币当局和监管者带来巨大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全球监管标准,引入法定数字货币等,显得越来越刻不容缓。


事实上,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基于数字货币也已进行了大量实验,它们逐渐意识到,唯有发行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CBDC/DFC,才能从根本上有效保障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


“不出2~3年法定数字货币即可落地发行。”国际电信联盟(ITU)标准局电信标准化部门主管BilelJamoussi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指出。


作为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ITU目前已将数字金融服务和普惠金融作为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并成立了专门的数字金融服务和法定数字货币焦点工作组,将全球80多个国家的央行、工信、电信监管部门、移动支付公司等利益攸关方汇集在一起,探寻法定数字货币解决方案。


央行发挥主导引领作用


第一财经:近日国际电联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ITU-TFG-DFC)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顺利召开。对于央行而言,当务之急是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ITU在其中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


BilelJamoussi:这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是数字金融焦点组的自然产物,数字金融服务焦点组始于2014年,主要聚焦于普惠金融。焦点组的首要目标是希望各国监管层、央行以及电信管理者注意到,在移动通信普及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使用移动现金(mobilemoney)缩小金融差距,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两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相关话题受到热烈追捧,许多央行监管者来到ITU焦点组,与电信监管者进行交流沟通。任何成员国所属的机构、公司、组织以及个人都可以加入焦点组,在这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多方融合讨论的方式对于ITU而言并不陌生,此前在ITU其他焦点组中也多有尝试。而当前全球需要更多科技、信息通讯技术(ICT)与其他领域的共同对话。此前数字金融焦点组也邀请多国央行官员参与讨论,最终,数字金融焦点组(DFS)在官网上发布了20多份报告,给出85条建议来消除金融差距提供普惠金融。


此前数字金融焦点组讨论产生了两件事,第一是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的诞生,第二是普惠金融倡议。该倡议得到世界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机构认可,并由盖茨基金会资助。


2017年5月,ITU提议一个主管机构组织电信标准部创设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经过3天长时讨论,对法定数字货币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判后,ITU成员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与ITU当前工作高度相关,特别是将法币转换成数字形态时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性等问题。焦点组研究的范围包含了全部数字货币,不仅包含法定数字货币,也会研究其他数字货币。


第一财经:央行和来自央行的管理者在DFC焦点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BilelJamoussi:从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暨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自40个国家的约130人中,包含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央行人士。


此外,还有来自多国的电信监管者参与,形成了很好的生态系统。


新的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有3个工作组。第一个聚焦监管和经济问题;第二个工作组主要专注法定数字货币生态系统;第三组专注于数字货币安全。


第一财经:ITUDFC焦点组的主席来自私人部门,私人部门除了推动整个行业进步外,还会谋取自己的利益。对于DFC标准的讨论、货币政策以及微观政策,ITU与例如BIS(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其他标准制定者有何不同?


BilelJamoussi:这恰恰是ITU的独特之处。就ITU的构成而言,ITU包括193个会员国,但我们还有700个私人公司和150所大学及学术机构。


这使得ITU十分独特,可以让私人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带领焦点组进行研究。这对于ITU而言并不是特例,我们许多焦点组的工作都由私人部门公司主导,例如某些焦点组的部分研究由诺基亚、华为等公司主导。


但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是推广自家公司的观点,而是作为知识渊博的专家,由于私有部门的一些公司对所处行业的技术标准了如指掌,知道什么标准需要被纳入行业领域。


此外,由于ITU是贡献导向型的,在会议中,不同会员的观点、意见都会被汇总,最终形成一致认识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公司、政府、学界的观点,能够让ITU有一个更国际化的标准,最终广为业界使用。例如,95%的互联网光纤标准是由ITU制定,H-64、H-65标准因为其兼容性让视频传播变得更加高效便利。


以此类推,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ITU也可以安全高效地为其制定标准。


第一财经:回顾ITU历史,如何看待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扮演的角色?谁发挥更大作用?


BilelJamoussi:ITU已经成立了152年,当时由40多个国家创立ITU,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此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国家加入ITU,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成为ITU非常活跃的贡献者。


ITU的第二大目标就是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所以ITU成立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训练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为ITU研究组贡献学术成果,教这些发展中国家专家如何呈现自己观点并为自己观点辩护,最终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形成共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也能在国际标准中得到体现。


在我看来,过去4~5年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与踊跃。至少40个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了ITU的学术研究组,并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需关注私人货币风险


第一财经:数字货币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都是个新概念,但却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与传统的纸币相比,数字货币可以轻松逃过监管,对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你认为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对数字货币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严重预估不足?


BilelJamoussi:我认为,科技发展总是领先于监管环境的变化。我认为央行的监管者更加保守,他们的监管对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他们对新科技可能对传统金融秩序产生的影响十分谨小慎微。


科学技术对传统领域的革新在ITU内部已经司空见惯。例如科技对于电信监管的革新以及互联网对传统即时通讯领域监管规定的改变等。


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很多货币支付场景实际上已经不再通过现金、银行卡等传统的交易工具实现,更多是通过移动端的交易如电子货币(e-money)以及其他移动现金实现。


以移动现金为例,目前全球率先使用移动现金的国家并非发达国家,例如在中国移动支付非常盛行,此外非洲的出租车司机无法携带非常多的现金,所以探索出了其他方式,将钱存在手机移动端,更加安全。


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央行、CPMI等监管者们需要一个平台来加深对数字货币的理解。


例如有人认为DFC是完全新鲜的事物,不仅仅是数字形态与移动支付,还可以24小时不间断。有人表示法定数字货币未来可以成为智慧货币,加入机器学习能力。这些创新都会推动央行与电信监管者更深层次理解数字货币,明白这些技术对市场以及监管的影响,从而调整监管来适应技术的发展。


第一财经:目前对于私人数字货币例如比特币,西方的监管形态不如中国严厉。你对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的看法是什么?


BilelJamoussi:我相信所有的央行监管者都为此感到焦虑。CPMI发起的金融科技与创新专项团队明确表示团队需要关注科技领域的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私人货币的风险,这些私人数字货币没有政府信用背书,且不受监管,可能对本国以及国际经济产生巨大风险,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已有一些国家将比特币的交易场所关停。我认为新的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有适当指导,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被推广的技术。


第一财经:目前比特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却有限。对于比特币投资者而言,他们只要相信比特币代表了未来货币发展方向,是科技进步的代表,即便很少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其资金量都足以将比特币的价格拉高,你对比特币价格如何评价?此外,有观点认为比特币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商品,也有观点认为比特币有作为未来货币的潜力,你如何看比特币的本质?


BilelJamoussi:我认为目前对于什么是虚拟数字货币还缺乏相关定义标准。一些投资者认为比特币是货币,所以加入投资大军,DFC焦点组可以最终形成一些标准。未来当标准出台后,会有具体的标准帮助投资者搞清比特币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财经:ITU为什么没有设立私人数字货币焦点组?


BilelJamoussi:我们有分布式区块链的研究焦点组,此外还有数字法定货币的焦点组。没有设立私人数字货币组的原因是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申请。


ITU成立焦点组的申请均来自ITU会员。任何新焦点组的创立都是由现有ITU会员提议,获得成员一致认可后焦点组方可成立。“共识”由ITU小组主席询问小组成员达成,如果没有反对,那么便认为是共识。如果有一两位成员始终反对,那么则由主席进行记录。


但是ITU也有投票机制,如果成员中有人不同意主席的决定,或者辩论持续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做出决定时,ITU成员可以组织投票来决定。一个会员也可以申请投票。


我们有两套决策系统,由于我们是联合国下属组织,不希望成员有赢家、输家,所以采取“共识”的方式决策,但如果共识无法达成,我们会采用投票的方式。投票一般针对治理结构而不是科技研究。


2~3年内法定数字货币或可落地


第一财经:就法定数字货币领域而言,目前有ITU、ISO等标准陆续出台。你认为当前就安全标准而言,现存的一系列标准足够应付数字货币的复杂性吗?未来我们还需要哪些新的标准来应对数字法定货币风险?


BilelJamoussi:目前谈DFC具体标准还为时尚早,这些标准是本次DFC焦点组工作的重点议题之一。目前ISO已经有个团队针对DFC安全开启标准制定工作,但目前尚未完成。ITU同样有一个研讨小组致力于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的小组,目前来谈论DFC所有的标准成分还为时尚早,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工作。


第一财经:根据你在标准制定领域的经验,你认为DFC所有的标准制定完成、基础设施搭建完毕、正式发行数字法定货币需要几年?


BilelJamoussi:以我们目前发展速度,我认为不出2~3年,数字货币将成为现实。以ITU一般经验看,以往我们的焦点组第一次会议只有大约50人参会,但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却有130人参加,来自40个国家,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


随着科技领域飞速发展,人们对传统银行纸币以外的法定数字货币需求量巨大,ITU将推动科技发展以提供更多数字货币科技解决方案并完成相关标准的制定。


第一财经: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与原有金融基础设施的对接。就目前主流金融基础设施架构而言,RTGS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2~3年内法定数字货币DFC可以落地,那么从RTGS到新的以适应DFC运作的新系统,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转变?这个转变未来2~3年能够实现吗?


BilelJamoussi:我认为未来需要一套迁移策略来嵌入新的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在今日焦点组的监管课题组,以及法定数字货币生态构建课题组,都提到需要一套迁移策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工作组中得到一些建议和明晰答案,如何将原有系统迁移到未来适应DFC的系统。不过我认为目前我们已有的科学技术可能不足以支撑这个迁移,未来需要更多科技创新。需求会被明晰分类,期待更多的科技解决方案。


第一财经: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很多技术已经准备充足,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就技术层面而言还为时尚早。你怎么看?


BilelJamoussi:我认为所有的科技发展在引入实践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过度兴奋的阶段,这是好现象,因为这会给人们动力让新的科技革命发生。但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挫折和打击,然后在反复试验中得到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


就现阶段而言,很难断定我们的技术准备是否已经充分,但数字货币一些核心组成部分的科技成绩有目共睹。目前焦点组会将这个专题作为讨论重点,期望能够引导一些基础部分标准的制定。此外因为除了DFC焦点组,还有其他成员在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中,希望他们也能够提供一些足以克服困难的技术。

2200万份企业年报看产业生态:东北仅1/4企业盈利

统计显示,2016年度,全国共有1665.90万户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开业率为95.22%,较2015年提高1.9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第三产业企业开业率最高,为95.61%;第二产业开业率次之,为94.15%;第一产业开业率较低,只有92.23%。三次产业开业率较2015年均有所提高。


分行业来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主要领域的企业开业率较高,均超过本行业企业总量的96%;采矿业开业率较低,仅为81.48%。


分析纳入《报告》统计的企业年报可以看到,2016年,全国实现盈利的企业数量由2015年的441.43万户增至498.56万户,同比增长12.94%。盈利企业比例为28.5%,比上年下降3.57%;盈亏持平企业占比为32.34%,比上年大幅提升7.23%;亏损企业占比38.70%,比上年下降4.12%。


“新设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实现盈利的企业数量也在稳步增长,说明我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封凯栋表示,盈亏平衡企业比重增加反映出两大趋势。


其一,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的深入推进,我国营商环境整体趋好,新设企业持续增加。但新设企业发展壮大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用高效的制度供给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不断拓展新设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提高新设企业的盈利能力。


其二,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少企业也调整了自身的经营重点和经营方式。“根据统计,2014年、2015年两年间亏损企业比重上升,2016年比重出现下降,很可能反映出部分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了调整。当然,这一判断还需要更多其他数据佐证,还需要不同来源的数据相互验证。”封凯栋说。


分行业来看,部分行业整体竞争能力大幅提升,转型效果集中显现。比如,制造业盈利企业占比为41.28%,继续在各行业中领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的盈利企业占比分列二三位,占比分别为35.68%、32.76%。采矿业、教育、卫生等行业盈利企业占比相对较低。


双喜临门——“去产能”效果显现,新兴产业势头好


分析发现,7类“去产能”行业企业数量共计13.19万户,较2015年同期略有上升;开业企业11.88万户,开业率仅为90.11%,略高于上年,但低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从业总人数1042.78万人,同比有所下降。


产能过剩行业的盈利情况也出现了分化。总体来看,盈利企业占比从上年的41.20%下降至39.83%,但电解铝行业盈利企业占比从41.44%升至46.28%,船舶、化工、平板玻璃3大行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明显下跌。其中,船舶行业降幅最大,盈利企业占比从2015年的42.12%下降至36.78%。


“这几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清算企业数量上升,说明‘去产能’政策得到了较好执行,‘去产能’行业集约化经营特点愈发明显。”封凯栋表示。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盘和林则表示,电解铝从业人数出现大幅下降,同时利润率大幅提升,说明电解铝行业“去产能”工作推进得比较彻底。同时,根据工信部此前透露的消息,平板玻璃等行业“去产能”工作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并没有根本扭转过剩的局面,因此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是下降的。船舶行业主要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的影响,所以降幅最大。


与以上这组数据相对应的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企业数量达168.54万户,开业率为96.65%,从业人数达2295.91万人,同比均有所增加。同时,盈利企业数量从上年的39.74万户上升至45.02万户。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开业率最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吸纳就业人数最多,高端装备制造业整体盈利状况最好,显示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企业正在成为提高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新生力量。2016年,参与统计的“互联网+”企业达55.39万户,较上年同期增长11.10%;开业率为98.78%,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业人员6105.25万人。


封凯栋认为,这些数据揭示了两大趋势。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非“互联网+”企业转变为“互联网+”企业;二是“互联网+”成为我国新一代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基本平台,并成为吸纳就业、提振经济的“生力军”。


任务艰巨——东北地区仅有四分之一企业盈利


在参加统计的企业中,东部地区开业率最高,达96.38%,其次分别为东北95.31%、中部93.50%、西部92.90%,占比较上年均有所提高。


不过,开业不代表“活得好”。在衡量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指标上,东北企业明显落了下风。比如,2016年东北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最低,为1.53万户;东部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最多,为18.53万户;中部、西部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分别为4.54万户、3.56万户。又比如,东部和中部地区盈利企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29.16%和29.88%,其中河北、甘肃、浙江等省份的盈利企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盈利企业占比仅为25.42%,在所有区域中排名垫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振兴东北依旧任重道远。(推荐阅读>>>党报谈东北营商:反复炒作投资不过山海关 丢了理性)


分城市群来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已呈现出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纳入《报告》统计的京津冀企业共计204.72万户,开业率为97.56%,其中盈利企业72.33万户,占比为35.33%,从业人员2986.41万人;长三角地区企业310.60万户,开业率为96.21%,盈利企业102.17万户,占比为32.89%,从业人员达4360.83万人。这些数据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区域内部,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合理的产业分工已经逐渐成形,并形成互补。


封凯栋认为,京津冀和长三角是全国重要的经济聚集区,尤其是在金融投资、高新技术人才、总部经济等方面堪称全国龙头。从市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来看,这两个区域都显现出较明显的向中心城市、中心地区集聚的趋势,且京津冀地区的集聚性比长三角地区更明显。


“经济活动集聚一方面会给区域发展带来比较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加剧人居环境紧张、交通堵塞等社会问题。两大区域都需要在集聚的前提下促进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推动区域内行业协同发展,促进投资与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疏解核心地区的社会负担,从而形成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封凯栋说。


“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确出现了‘强者恒强’的现象,‘马太效应’也体现在企业及产业中,这是好事。”盘和林建议,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得更充分、更平衡,要通过公共政策设计进一步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示范作用、辐射效应,同时还要矫正其对欠发达地区人才、资金等的“虹吸效应”。

瑞银汪涛:中国经济未来数年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

对于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和瑞银中国内地/香港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李智颖持相对谨慎的立场。

在周二举行的大中华研讨会上,瑞银汪涛表示,今年经济增速会略微放缓,2017年经济增速或为6.8%,2018年将放缓至6.4%水平,2019年进一步放缓至6.3%。

这个可能跟国内很多券商的预测不太一样,很多人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跟去年差不多,甚至有的人说可能会加速。

谈及备受国民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汪涛称,中国经济未来数年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

瑞银李智颖表示,201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亮点应该是在一二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虽然在2017年出现了高增长,但今年的增长空间将有限。

未来数年最大的“灰犀牛”:房地产

瑞银汪涛称,房地产可能是未来三五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灰犀牛。

她表示,配置资产就要求资产有回报。除了不断的价格上涨以外,最后的回报是现金流。房子这个资产的回报是什么?从租房来说,租金收益率是回报。如果没有足够回报率的支持,这样的价格上涨若是信贷或者货币推动或者预期推动的,就很难长久持续,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汪涛称,他们调查发现,现在人们买房最大的原因是害怕错过房价上涨的机会,并非真正的刚需,而且大家对房价未来继续往上涨的预期空前强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这表明房地产越来越体现出资产属性、投资属性,这就会面临压力,比如说房产税一旦出台会不会有压力,信贷收缩会不会有压力,“这也是让我担心的”。

她还表示,整个经济中20-25%的附加价值都是与房地产有关,大致估算整个金融系统对房地产的风险敞口有50%都与房地产有关,所以这是担心房地产的理由之一。

今年经济增长会减速

在瑞银汪涛看来,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趋向下行。她作出的具体预测如下图:

中国去年的经济数据很多都超出了市场之前的预期,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这使得一些机构和分析师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在去年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2018年加快至6.5%。

那么,为何汪涛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呢?

尽管汪涛认为今年的中国出口预计保持不错势头,消费也会相对稳健,工业投资也可能反弹,总体硬着陆风险较小,但她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点,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这也是过去多年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汪涛称,预计房地产活动会继续放缓,现在已经看到销售在减速,棚改的货币安置化对房地产销售的贡献将减弱,同时,信贷出现边际紧缩,因此房地产会出现下行。

她还称,基建投资将会放缓,因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财政部已经出台一系列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控制的措施,今年这些可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这就使得基建资金来源受到影响。


不过,汪涛还表示,虽然房地产市场下行会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我们对房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全国来说库存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房地产投资和建设活动下行可能不会像2014年、2015年那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其实今年房地产的走势相当程度上面还是取决于政策。”

李智颖认为,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成本逐渐升高,土地平均成本涨了65%,高于一二线,房价涨幅也在历史上都称得上罕见,很难想象去年的高增长将在今年维持下去,预计三四线城市楼市将由高增长变为稳定。

她表示,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松动,去年政府的管控非常严格,主要体现在对于开发商的预售证管控上。整体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库存存量已经不是问题,需求也不是主要问题,预计今年政府在对于开发商的预售证管控方面会有比较明显的松动。

李智颖认为,现在的房地产股票价格处于“合理偏高水平”,预计龙头股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增加。内房股去年涨幅惊人,销售是支持股价的最大动力,今年如果从销售高增幅到比较稳定的增幅,应该会反应到股价上。

中国金融体系在重新洗牌

汪涛表示,虽然大资管方案现在还没落地,但这个过程的方向非常明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金融体系是重新洗牌的过程”,大体来说,过去几年影子信贷、银行间所谓的同业业务发展过快,未来的几年会有一些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有自己的存款机制、覆盖范围比较广、存款比较多的银行受的冲击会比较小,而那些依靠同业、依靠通道拼命在过去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那些银行就会面临比较痛苦的调整,而小银行当中也有分化,要看银行过去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整个大资管行业中如果靠通道来做资管可能就会被打回原形。如果是公募基金或者你是做传统的保险产品,可能反而有一个新的环境下竞争力会更强。所以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她认为,总体来说,去杠杆、降低影子信贷对整个金融系统是利好的,因为是降低风险的。市场其实也有这个反映,过去一年多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对整个大盘银行股可以说是有支撑的,大家对银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去杠杆是未来数年的主题

汪涛称,“去杠杆”这个词是未来数年的主题。

她表示,“我们认为,去杠杆最大的目的实际上是化解风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各个部门可能会加强协调,避免出现执行过程中引发的信用事件或者引发踩踏事件。”

但好事有时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就是大家都向一个方向使劲,使得过大了一点,会不会引发信用市场的动荡。对此,汪涛表示,其基准预测是不会,因为中央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央行会时不时在必要的时候释放一点流动性,积极地管理流动性。

这样的结果就会造成利率维持高位。汪涛表示,国内现在在去杠杆、加强监管、排查影子信贷风险,海外方面美国还在继续加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肯定会保持紧张,利率会保持在高位。他们对今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预测是4.1%,比现在的水平要稍微高一点。利率既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降,也不太可能大幅上行的情况。

中国不会出现“明斯基时刻”

在回答如何看待周小川行长关于谨防“明斯基时刻”的观点时,汪涛表示,在中国,明斯基时刻不会到来。因为中国债务是靠高储蓄率支撑的,而不是外债。而且不会出现金融系统抽出资金的情况。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政府的主导能力和大量高储蓄,都使得明斯基时刻不会到来。债务问题更可能是长期慢慢化解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资产价格崩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