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晚间，东方航空（600115.SH）发布2017年财报，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7.21亿元，同比增长3.21%；实现归母净利润63.52亿元，同比增长40.91%。

至此，中国三大航空公司2017年财报悉数出炉。2017年，中国国航（601111.SH）完成营业收入1213.63 亿元，同比增长7.7%；实现归母净利润72.40亿元，同比增长6.26%；南方航空（600029.SH）完成营业收入1274.89亿元，同比增长11.05%；实现归母净利润59.14亿元，同比上升16.97%。

尽管三大航的营收和盈利水平都取得了显著增长，但均未达市场预期。由于去年旅游大热及人民币升值，有分析师预计，三大航的利润规模将一同创下各自的最高记录。

但这种预计还是相对乐观。由于第四季度燃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又普遍出现了亏损。事实上，机构在业绩预测时已经考虑到油价因素，但去年第四季的涨幅却超过预期，部分卖方分析师甚至认为整个下半年的业绩都“令人失望”。

四季度亏损超预期

2017年，三大航的主要运营指标都实现了增长，南航运输旅客 1.26 亿人次，同比增长10.19%；平均客座率82.2%，同比增长1.69 个百分点； 国航旅客运输量 1.02亿人次，同比增加5.15%；客座率81.14%，同比上升0.46 个百分点。

此外，南航、国航、东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52.12亿元、72.27亿元、44.93亿元，分别增长17.79%、17.1%、32.15%。

不过，尽管市场此前普遍看好，但三大航均未能摆脱四季度亏损的“魔咒”。其中，南航、国航、东航第四季度营收分别为313.56亿元、283.67亿元、242.16亿元，均与第一、二季度相差无几，但是均未盈利，分别亏损11.36亿元、10.38亿元、15.63亿元。

通常而言，第四季是航空需求淡季，客座率、票价会有所下降；而且航空公司会在第四季度安排更多的飞机维修与保养，也会增加一定的维护成本，若逢上维护“大年”，则耗费成本更高。

2017年呈现出的特点是，国际航线的收益不及预期。以国航为例，2017年国内及欧洲市场收入均有所增长，但北美、日本及韩国两个市场的客运收入分别下降4.96%、13.32%。

同时，国际航线的客公里收益水平也相对较低，例如，国航国内、国际、港澳台航线的客公里收益分别为0.59、0.41和0.74元，南航的则分别为0.53、0.37和0.78元，两家航司的平均客公里收益均不同程度下降。

国航商委市场部总经理罗勇分析，收益水平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国际航线，“去年国内和国际、地区航线的平均票价都是增长的，收益水平降低主要是国际航线中美国和澳洲的运力投入远远大于需求增长，造成这两个市场的运价和客座率下降比较大。”

不过，国际航线在三大航整体营收中不占大头，票价及收入的降低只是盈利不及预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成本的增加。

一位分析师表示，这次主要还是航油的价格波动超出预期，导致全年的预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了10%-15%的偏差。

航空油料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一项。以南方航空为例，2016年，航油成本占总成本的24.7%，2017年则占到28.56%，原因除了执飞航班数量与密度增加外，也与油价变化有关。

2017年，受国际原油输出组织减产影响，国际油价呈现探底回升走势，布伦特原油价格自去年10月份以来升幅明显。数据显示，去年年底原油价格相较于9月初上涨了23.1%左右。

而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数据显示，2017年7月，中国进口航空煤油税后价格跌至底部，为3117元/吨，此后便一直处于上升区间，12月的价格已至3913元/吨，较最低点大涨25.54%。

由于占成本的比重较大，航油价格上涨会对航空公司的业绩造成较大影响。根据南方航空推算，假定燃油的消耗量不变，燃油价格每上升或下降10%，将导致南航营运成本上升或下降31.90亿元。

国航也表示，2017年，在其他变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若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集团航油成本将上升或下降约14.20亿元。

油价对冲争议

油价仍是影响航司盈利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市场对油价的预测也存在分歧。对此，航空公司的态度普遍谨慎。

国航表示，未来原油供应、美元加息、地缘政治等因素均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油价仍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南航则明确指出，预计2018 年全球需求将逐步回升，国际油价稳中有升将是大概率事件。

在“抵御”油价波动方面，航空业内有采取燃油对冲的方式，航空公司一般通过燃油衍生工具锁定成本，从而抵御油价大幅上涨的风险。不过一旦油价跌幅较大，航空公司则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

21世纪初，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一轮上涨，航空公司为规避油价风险，纷纷开始做起了燃油对冲，截至2007年，各航空公司在燃油对冲上的投资收益颇为可观，因此纷纷扩大了投资规模。

但是，自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开始一路暴跌，各家航空公司所做的燃油对冲也开始出现巨额亏损，仅东航一家就损失6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总亏损比例的46%。

数据显示，当年三大航由于燃油对冲导致的损失高达279亿元。此后，国内各航司便停止了燃油对冲，三大航近年的财报也未出现燃油对冲的字眼。南方航空表示，目前并无有效的途径管理其因国内航油价格变动所承受的风险，但燃油附加费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航油价格波动风险。

不过，随着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业内有预计，燃油附加费可能取消。据悉，相关监管部门正在重新审视燃油附加费的作用。有消息称，发改委和民航局正在商讨是否取消燃油附加费，但尚未形成最终意见。

国航董秘周峰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继续保留燃油附加费，应当由供求关系决定，从长期趋势看，燃油附加费将“逐步淡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中国版原油期货正式推出，意味着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也可以在境内参与原油期货的投资。对此，周峰也表示，一直在关注原油期货，现在还没有正式具体实施的方案，但大体的工作措施、机制都已经形成，现在正在等待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窗口。

不过，航空燃油并非原油，有分析人士称，国内航空公司参与原油期货的可能性并不大。

事实上，尽管燃油对冲的套期保值原理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不容易。最大的难点是衍生产品市场对各种风险因素极为敏感，价格波动也极为迅捷，判断不准确往往得不偿失，此前的亏损便是前车之鉴。

香港国泰航空是目前仍受困于燃油对冲损失的一家航司。根据其公布的业绩，2017年公司共亏损12.59亿港元，同比增加119%，燃油对冲成本依旧是国泰航空亏损的主要因素。

这已是国泰航空连续4年燃油对冲亏损。2017年，国泰航空的燃油对冲亏损高达约63.77亿港元，而全年的燃油成本也仅311.12亿港元。不过，由于油价上涨，2017年国泰航空燃油对冲亏损已经减少，2016年亏损84.56亿港元。

据悉，国泰航空将油价成本锁定于每桶90美元水平，但目前国际油价水平也不过升至每桶约60美元，离90美元/桶的水平仍有差距。因此，国泰航空不但没法受惠于油价下跌，反而因此承受巨额亏损。

去年中国4K电视机产量突破3300万台，占全球4K电视总量的42%，预计到2020年，全球4K入户数将突破3.3亿，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4K电视消费市场。

在消费升级的推动下，中国彩电产业正迎来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的机遇。3月29日，中国超高清视频（4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并对粤港澳大湾区4K产业基地、广州开发区创维超高清（4K）产业基地等七大项目进行签约。

据统计，去年中国4K电视机产量突破3300万台，占全球4K电视总量的42%，预计到2020年，全球4K入户数将突破3.3亿，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4K电视消费市场。

“4K超高清产业链包括内容生产、网络传输和终端收视三个环节，目前产业的发展方向已经得到了三个环节上的厂商一致认可，中国推广4K超高清所需的产业化条件基本具备，今年下半年将会加快产业部署行动。”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认为，未来五年将是中国4K发展的黄金期。

而广东更是走在4K时代前沿。据了解，去年广东省内主要电视企业实现4K电视产量逆势增长16%，4K机顶盒用户数同比增长两倍。目前，全国第一个4K超高清电视试验频道已在广东率先开通。

广东抢跑超高清市场

一般来说，4K电视是指屏幕物理分辨率达到3840×2160像素的电视机产品。为了简化交流过程，业界一般用“K”来描述像素值，其中1K相当于1024个像素。而生活中所说的全高清1080P视频分辨率为1920×1080，相当于4K超清的四分之一。因此，4K代表着视频更加出色的清晰度和更为丰富的细节，能让观众拥有身临其境的观感体验。

群智咨询调查显示，2018年全球4K电视市场渗透率预计将达41%，同比增长6%，其中中国市场4K电视渗透率接近60%。2016年，中国4K电视产品销量超过2500万台，到2020年或将达到4400万台。随着我国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在新一轮电视技术的更新迭代中，超高清将迎来长足发展，而作为家电制造强省的广东率先布局，抢占先机。

“4K超高清视频产业代表了当今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和信息消费的发展方向，契合产业迈向中高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广东高度重视4K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将牢牢把握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新机遇，大力发展4K超高清电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做强做优4K产业生态链，努力把广东打造成为全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高地。

去年5月，广东省发布了《4K电视网络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17-2020）》，明确提出将用3到5年时间，在广东建成以4K电视为核心的超高清互动数字家庭网络，在全国率先建成以4K高清应用为标志的新数字家庭示范区，在珠三角建成世界级宽带城市群。

文件同时指出，4K电视网络应用得到普及后，将带动全省相关产业到2020年实现产值6000亿元以上，带动宽带建设等相关投资1000亿元以上；其中4K版权级内容产业产值将达1000亿元，硬件制造产业产值达3000亿元以上，4K相关业务收入为2000亿元。

在3月29日的会上，广东省经信委、国开行广东分行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转型升级合作备忘录，并对粤港澳大湾区4K产业基地、广州开发区创维超高清（4K）产业基地、广东优创合影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广科院与广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战略合作、广科院4K技术研究中心、海康威视华南研发总部等七个项目进行正式签约。

据记者了解，在广州开发区创维超高清（4K）产业基地项目中，创维集团将投资约70亿元，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内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智能产业创新基地，从而实现年产4K彩电1000万台，智能家电3000万台、智能系统和终端产品180万台的目标，合计产值约300亿元。

据悉，广州、惠州成为省市共建超高清视频（4K）产业基地，而珠海、汕头、中山成为广东省第二批4K电视网络应用试点示范城市。“去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广东省政府签署了推动4K超高清电视应用与产业发展合作备忘录，广东成为4K超高清电视发展的先行地和试点省，在4K节目创作生产、技术研发和全产业链发展方面为全国探索了有益经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表示。

业界联手加快落地

记者注意到，4K前景虽一片大好，但“拦路虎”却依旧不少。一方面，由于面板行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大部分产品基本与高端应用市场绝缘，过度累积的产能造成中低端面板市场长期供过于求。

另一方面，4K内容普遍缺乏，成为行业发展桎梏。资料显示，2015年国内4K市场内容需求为3万小时，但实际可供用户欣赏的内容还不到300小时。同时，带宽远不足以支撑4K内容播放，4K内容生产耗时耗力，产业链也未发展成熟。

在华为轮值CEO徐直军看来，目前整个中国4K超高清产业链面临非常多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缺少4K超高清的内容，其次是标准规划不统一，以及网络架构能力的制约。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指出，4K技术的落地还差“最后一公里”。在他看来，4K产业不是简单的软件或硬件的升级换代，而是产业的迭代。

“在广东许多家庭都买了4K电视，但很多节目并不支持4K。因为它有很长的产业链，涉及到硬件、软件、服务。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就需要‘集团作战’，让硬件、软件和服务提供商能够拧成一条绳，提供‘一条龙’的产品与服务。”马化腾认为，要让超高清技术产业落地，企业要从“单兵突围”的思路转变为“集团作战”的思路。

对此，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赖伟德透露，创维已经提出了“4K彩电产业链建设行动规划”，将加大对具备4K+AI功能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并推出新一代酷开OS系统，加快推进三网融合。

“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陆续建成投产，绝大多数产线生产的显示器件已达到4K分辨率水平，5G通讯技术也即将进入商业运营，这将为4K电视节目的快速传输提供技术方面的保障。”赖伟德认为，“随着4K内容日趋丰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4K彩电，也将引领电视进入智能时代。”

腾讯则提出“科技+文化”战略，试图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解决目前的行业痛点。“现在4K在传输过程中还面临着带宽不足，传输延迟等问题。腾讯云在全球部署了超过1000点的传输清用网络，同时，我们还有视频AR产品，通过云端的机器学习和训练，自动把4K融入进去，大幅度压缩容量，可以节省30%带宽。”马化腾透露，腾讯视频已开通4K频道，并正在筹拍4K节目，未来会推动更多的4K内容。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透露，TCL在2017年的全球彩电销量达到2330万台，其中4K电视在中国的销量占比65%。“我希望未来政府能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提供支持，并尽快建立统一标准，形成行业规范。同时要全面推广视频，推动各领域衔接与创新融合。”李东生说。

生物科技浪潮正席卷全国。

在资本市场上享受高估值的同时，生物科技产业链也在蓬勃地发展。事实上，随着“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正在遍地开花。目前全国已有上百个生物科技园区，由地方政府运营，通过减税和补贴来吸引公司入驻。而这些生物科技园区，也承载着地方经济的转型梦想。

专业化集群

以制造业见长的顺德，正在稳步实现它的“生物科技梦”。

2017年年初顺德区出台《佛山市顺德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办法》，在重大项目上，对顺德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平台项目，原则上单个项目每年所获扶持总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2018年，顺德区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发展。

而承载顺德“生物科技梦”的重要主体之一是顺德北部片区的科荟生物科技产业中心园区，园区内设有国际创新转化生物产业孵化中心、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器（依云国际研发楼）和科荟生命科技产业中心。

“三个产业载体覆盖生物科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孵化-成长-产业化）；也就是说，对不同阶段企业给予支持，这是产业园的主体思路。” 广东科荟生物科技产业园商务拓展总监单磊表示。

据了解，园区旨在为生物医药及医械产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提供空间及服务资源，辅以加速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等相关服务，打造顺德首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具备小试、中试完备功能的生物医药及医疗精密装备制造产业园。

其中，国际创新转化生物产业孵化中心（下称“孵化中心”）在2015年成立，区属国资、生物技术团队和深圳基金合作共建，截至目前已有近30家企业入驻。

从入驻企业覆盖的细分领域来看，在“生物医药”以及“医疗精密装备制造”两大类别上，科荟生物科技产业园已接近完成了两大产业链的布局。

据单磊介绍，在药物类中，入驻企业涉及小分子药物、大分子药物、化学药物、中药；医疗器械中，包括有源、无源、一类、二类、三类；在CRO、CMO方面，大分子药物的CRO、CMO和医疗器械的CDMO基本也已到位，小分子药物的CRO/CMO还在洽谈中。

“在我们产业园区，业态比较完整。这就像一个森林，生态越完整，相互间的协同越好。”他表示。

对此，广州一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产业基金的投资经理表示，从产业园区定位上来看，专业化集群有利于吸引企业入驻。“企业会关注这个园区是否有它的上下游、同行、同行的上下游，如果客户资源和同行都集聚在这个产业园，形成专业化集群，那么企业就愿意靠拢，相互之间也能协同。”

商业化路径设计

除了给孵化企业提供快速发展的空间和所需的资源，产业园还为企业提供融资对接，同时帮助创业团队寻找商业化路径。

目前孵化中心的入驻企业大多处在初期阶段，企业创立时间在三年左右，融资阶段集中在A轮或B轮。

谈及商业化运营，单磊表示，在生物技术与医药健康领域，技术大牛不少，但同时兼具有商业化理念，并且懂公司化运营的，则是少数。“不少教授手上的项目很有亮点，但本人却不懂商业化或没用精力进行商业化，甚至对商业化没有兴趣。”

而这正是孵化中心发挥的功能，推动和帮助国内外拥有优秀科技成果的研究人员和专家进行成果的产业转化。

佛山市凯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案例。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个项目团队研发出一款用于治疗罕见病——渐冻症的新型药物。然而团队人员主要为教授，他们从没有过产业化经验。孵化中心通过与学校进行多轮沟通，主动设计出一条完整的产业化路径。

单磊介绍，“目前全球同类药物只有两款，一款是美国原研的利鲁唑，一款是日本原研的依达拉奉，但药物效果都不是十分理想；同时价格比较贵，美国那款药每年治疗成本在6.4万人民币。”

此外，两款药物中仅有美国的药进入中国市场，这就意味着发病以后，病人没有其他可替换的药物选择，因此在疗效差且成本高的背景下，很多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

从药效特点来讲，上海中医药大学研发出的药物对患者临床表现的缓解作用比已上市药物更强，同时副作用明显减低、价格也大幅降低。“这款药物的年治疗成本大约在1.5万左右，比海外便宜多了。”单磊表示。

从产业前景来看，他表示，预计国内患病人群在二十万左右，这款药未来的总市场容量约为30亿。

不过，商业化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

一方面技术团队主要以教授为主，没有任何产业化经验，对参与公司产业化运营存在很多顾虑，比如是否会占用大量的学术时间等。“我们跟专家团队经过多次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在商业化运营方案的设计和企业管理方面对团队进行全方位支持，为专家们节省了大量宝贵时间。”单磊称。

另一方面，投资机构对热门领域“肿瘤”比较青睐，对罕见病关注较少。他回忆称，“之前也发生过投资机构在双方即将签订投资协议的时候临时改变方案。经过紧急沟通后，我们与其他备选投资人进行交流，最终促成这笔交易。”

由于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到优先审评审批通道，他预计在2020年可以上市这款新药物。“罕见病的周期比较快，这也是我们投资的逻辑之一。未来罕见病是我们会持续跟踪的一个重点方向。”单磊表示。

老牌科技巨头微软周四宣布了CEO纳德拉（Satya Nadella）2014年上任以来最大的公司重组计划，将Windows操作系统分拆后并入两个新成立的部门，Windows产品线负责人也即将离职。

新成立的第一个部门是“体验与设备”事业组，将由Office办公软件业务负责人、执行副总裁拉杰什·贾哈（Rajesh Jha）领导，Windows操作系统的外壳程序将并入其中，Surface硬件系列也会包括在内。纳德拉表示，Windows将开发新的功能来用于新型设备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第二个部门是“云与AI”事业组，将由云计算和企业集团业务负责人、执行副总裁斯科特·格斯里（Scott Guthrie）领导，Windows的核心操作系统平台将并入其中，方便客户在这一平台上建构自己的硬件、应用和服务。全新的事业组将监管微软从Azure云平台到物联网的所有软件产品。

由于Windows操作系统随着个人电脑（PC）的销售下滑而重要性下降，这一系统也无法在智能手机移动端与谷歌安卓和苹果iOS操作系统相竞争，在Windows业务被拆分后，Office和Windows实际都交由贾哈接管，原Windows业务执行副总裁特里·梅尔森（Terry Myerson）将离职。

此外，一直负责Azure云计算业务的Jason Zander将被提升为执行副总裁，但尚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Harry Shum将继续领导微软研究团队，但将与格斯里和Zander在云业务上更紧密合作，帮助将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添加入Azure平台。

Surface产品线的主管Panos Panay将成为首席产品官，监督硬件设备的设计与制造。HoloLens头显和Xbox Kinect传感器的创造者Alex Kipman将成为微软“AI感知与混合现实”部门负责人。

本次重组既改变了不少工程师领导者的权责，也巩固了贾哈和格斯里在公司核心决策层的地位，特别是格斯里的权力更为放大，也体现了微软对云业务的加倍重视。通过拆分Windows操作系统业务，纳德拉将领导微软加速转型到云计算时代。

曾率领微软推出名震一时的Windows 95电脑操作系统，随后创立风投基金的Brad Silverberg表示，要承认Windows的重要性减弱需要勇气。Windows在1990年代的风头曾大到令美国司法部威胁要分拆微软，认为其滥用在PC操作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来压制竞争对手。

曾执掌微软十三载的前任CEO鲍尔默在2013年末、即将卸任前接受采访称，研发Windows Vista可能是任内最大的错误，整个研发团队不得不致力于修补Vista的缺陷，没有余力发展有潜力的产品。这令微软错失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巨大机遇，市值也在此13年间缩水一半。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这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到底对各行业利润有多大影响？

一、计算公式

我国的增值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增值税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由于企业生产的过程中，可能会用到其他部门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作为原材料，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纳税，需要用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获得该企业应该缴纳的增值税。其中：

销项税额=营业收入×税率，

进项税额=原材料成本×税率=营业成本×原材料成本占比×税率，原材料成本占比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中的“中间投入合计”项代替。

因此，减税后：

增值税节省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原材料成本占比）×（税率下降%）

减税后增厚利润占比=增值税节省额/减税前净利润

以石油加工为例，17年前三季度该行业主营收入为930.88亿，主营成本为710.01亿元，投入产出表中对应的“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的中间投入占比为0.814，因此减税后该行业应纳的增值税节省额=（930.88-0.814*710.01）*（17%-16%）=3.5亿元。石油加工行业减税前17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52.69亿元，减税后增厚利润占比=3.5/52.69=6.7%

二、行业减税额和利润增厚情况

我们选取了WIND行业中心的31个制造业子行业以及12个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农产品的子行业，计算这些行业增值税改革后增值税节省额以及利润增厚情况。

从减税额的绝对值角度，销售额最高的石油天然气行业最受益。按17年前三季度利润水平计算，石油天然气行业可节省增值税117.71亿元，建筑行业可节省增值税117.71亿元，半数行业的减税额超过10亿元。

图1：减税后各行业增值税节省额（亿元，2017前三季度）

绝大多数行业减税后利润增厚5%以上，其中电信行业利润增厚非常显著，达到67.6%，这是因为17年前3季度电信行业的净利润率仅为0.9%，因此减税对其净利润的增长贡献较大。海运、石油天然气、日用化工、贵金属、建筑、农业、重型机械等行业的利润增厚10%以上。

图2：减税后各行业增厚利润占比

数字货币市场接连遭遇监管冲击，紧接着贸易战升级闹得投资者人心惶惶，到了季末科技股惨跌又导致美股接连经历过山车走势，整个一季度迄今为止，只有黄金和原油成为赢家。

本周一，金价一度涨至1355美元/盎司，虽然随后有所下行，但迄今为止，一季度仍实现将近2%的涨幅，而标普500指数已经美国30年期国债期货当季均下跌。

除了黄金上涨以外，一季度原油也涨近10%，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上涨。不过虽然美元疲软，白银和铜一季度依然下跌。

从全球股市来看，MSCI全球指数此前曾连涨七个季度，为1997年来最长连涨记录，在当前季度这一记录也已被打破。全球债市一季度也将出现2016年来首次下滑。

从美股来看，标普500指数已将此前保持了九个季度的涨势打破，一季度的下跌为201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道指连涨九个季度的趋势也同样被打断，只有纳指一季度继续上涨，实现了连续第七个季度上涨，不过3月也是纳指自2016年1季度以来的最差月度表现。

美股小盘股昨日曾保持连涨九个季度的趋势，但随后又跌了回来，整个一季度仍然下跌。FANG（Facebook、亚马逊、奈飞以及谷歌）股票虽然在过去几周惨遭屠戮，但纽交所FANG+指数一季度仍然上涨8%，为连续第七个季度上涨。

银行板块在欧美市场都表现惨淡，其中欧洲银行股出现连续第二个季度下跌，3月的表现为2016年6月英国退欧公投以来最差；美国银行股一季度也下跌，为2016年一季度以来首次，3月的表现也是2016年1月以来最差。

在美股市场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逢低买入的情况消失了，“聪明钱”正逃离市场。

股市波动性重新回归，1月恐慌指数VIX的涨幅为2011年9月以来最大，一季度也出现2015年以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上涨。

在债市，欧洲垃圾债利差连续第二个季度扩大，一季度的表现也是2015年三季度以来最差。投资级债券的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季度欧洲投资级债券利差出现201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扩大，而3月利差扩大的程度为欧债危机以来最大。

美国垃圾债利差基本稳定，但是投资级债券利差在2月和3月持续扩大，其中3月的情况为2016年1月以来最差。

Libor-OIS利差连续第二个季度扩大，一季度扩大的程度也是2011年三季度以来最大，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高水平。

一季度美国债市总体收益下滑，为2016年四季度以来首次。3月为美国债市自2017年8月以来表现最好的月份，但是一季度各期限债券的收益率都在上行。

在外界频繁谈论的美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3月也是2011年9月以来平坦化幅度最大的一个月份，其中2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差距已降至2007年10月以来最低。

风险平价基金去年每个季度都实现上涨，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则出现下跌，其中2月的表现为2016年11月以来最差。

美元指数连续第五个季度下跌，持续时间为2008年3月以来最长，目前已跌至2014年12月以来最弱水平。在主要货币中，加元兑美元表现最差，日元表现最好。

整个数字货币市场一季度的表现是史上最差，其中比特币一季度将近腰斩，已跌破200日移动均线。

不久前腾讯发布2017年财年财报，全年净利润715亿，同比增长74%。假设如果Q3和Q4两个季度的投资收益，腾讯三季度业务净利141亿，四季度129亿，环比下滑8.5%。这份不算太靓丽的财报，也让腾讯一定程度上遭遇了资本的抛弃。自财报发布后的几个交易日内，腾讯市值累计下滑超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一句，如今的腾讯帝国到底怎么了？

游戏收入首次下滑，腾讯患上短视频焦虑症

从各个方面看，属于腾讯的用户红利时代都结束了。在第四季度，半数的用户指标都呈现出了负增长，比如QQ月活、QQ空间月活、QQ空间智能终端月活等，微信的用户规模扩张也已经接近极限。这种红利的消失，直接让腾讯的现金牛游戏收入出现了近几年内的首次环比下滑。

社交才是腾讯的根本所在，腾讯的一切流量生意其实都是基于社交，如果后院起火势必会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如今QQ大幅下降的日活，已经证明这场危机已迫在眉睫，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图片社交、视频社交的时候，腾讯却至今没有一款拿得出的短视频产品。

我们知道腾讯最擅长的连接人与人，而在人与人连接形成的网络上，流淌其中的血液则是内容、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微信比QQ更加容易抓住用户注意力的原因，因为微信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甚至是服务。短视频作为重要的内容消费，对腾讯来说自然意义非凡。

这段时间今日头条凭借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以及抖音的短视频矩阵出尽了风头，而这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腾讯的警觉，并在微信朋友圈对相关内容的进行了封杀，这背后我们或许足以看出腾讯的焦虑。

虽然腾讯去年重启了微视，并重金投资了快手，但很尴尬的是，在短视频领域，腾讯过去一年的时间却几乎都是荒废的。反观竞争对手今日头条，却早已把行业搅得腥风血雨，这样宝贵的窗口时间拱手相让确实令人惋惜。

布局新零售背后，腾讯与百度做O2O如出一辙

自马云提出“新零售”后，互联网大佬就开始纷纷联姻实体巨头，而腾讯也将几乎全部的重心放在了新零售布局上。当马化腾表示正在大幅增加在视频、支付、云、人工智能及智能零售等领域投资时，如今的腾讯太需要在社交之外的新兴业务上有所突破。

对于腾讯为何要做新零售？马化腾在在3月25日召开的2018中国IT领袖峰会上表示，「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需求在变化，我们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做新零售，我们看中的点是希望微信用户与线下实体商铺连起来，这里面就有很多利益商机」。

但某种程度上，腾讯做新零售可能当年百度做O2O如出一辙。彼时的百度在进行移动互联转型时，放弃了自身在内容分发和技术领域的优势，转而将重心放在了连接人与服务，即我们熟知的O2O方向。

虽然百度曾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百度外卖和百度糯米也一度跻身行业前三，但线下服务毕竟不是百度所擅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后，百度直接选择了放弃。这种放弃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百度在O2O领域没有形成PC互联网时代的那种垄断性优势，这些业务给百度不断造成亏损；另一方面，当今日头条横空出世后，百度核心的内容分发业务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几年的O2O转型，这让百度错过了信息流的窗口时间，不过所幸的是自2016年开始，百度开始重提内容分发，并将绝大多数心思放在了人工智能业务上。在破釜沉舟之后，百度最终实现了再次增长，并重新赢回了市场信心。

如今的腾讯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游戏和广告收入逐渐陷入瓶颈后，腾讯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但腾讯却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自身的优势，没有选择继续在社交领域进行深耕，而是非要去连接线下商家，最终在短视频布局领域吃了一个大亏。

2017年10月30日，马化腾发表公开信，称「去中心化」的智慧零售解决方案，可以以帮助商家从「二选一」的困境中走出来。但在前不久，步步高以及沃尔玛纷纷站队禁止使用支付宝，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腾讯的这种慌乱。

腾讯的去中心化赋能，真的能改变新零售吗？

腾讯的新零售布局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阿里去的，尽管AT对决新零售大势已成，但两家的策略可以说大相径庭。阿里从零售起步，新零售整合上重物流、支付、会员资源打通，自身处于核心；腾讯起家社交，拥有大量的流量，其新零售布局旨在为这些流量寻找商业机会，自身处于前端。

从生态链布局来看，阿里巴巴的新零售策略则是让自己成为生态圈的核心，通过做大平台来支撑无数个小前端、通过多元的生态体系实现赋能，这也是但近两年，阿里持有被投资公司的比例大多超过30%，甚至对部分公司达到绝对控股的关键原因所在。

而腾讯则认为新零售应该“去中心化”，简单来说就是选择有效率的企业（京东、永辉、唯品会….）进行合作，给予相关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最终赋能并连接所有场景，腾讯的新零售布局更看重能力的输出。在这个过程中，腾讯不必参与到具体的零售模型探索中去，而只需要负责好自身流量和技术资源供给的任务即可。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因为腾讯掌握了社交和用户的入口，扼住了上游的流量和数据咽喉，始终位于产业链上游具有绝对的主动权，收流量税已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所以比起花大精力做线下，腾讯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动力。腾讯有钱、有流量，开出的条件又让零售企业无法拒绝，对想要独立发展的零售企业来说，不失为阿里之外最好的选择。

但对于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零售而言，阿里明显比腾讯更具备优势。阿里本身就是零售出身，既有深耕多年的零售产业发展经验和赋能基因，也可以为商家提供完整且高包容度的零售大生态体系。如今阿里新零售版图已囊括电商、技术、物流、商超。根据阿里云总裁胡晓明的说法，淘宝、天猫、菜鸟、阿里云、阿里妈妈、盒马鲜生已集成了阿里新零售的完整闭环。

换句话来说，阿里需要零售企业投入到阿里的零售生态中，天猫则作为新零售变革的主引擎，在阿里这个大的零售生态中，从供应链到销售通路，到营销方式乃至线上下关系，如今都开始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阿里还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新零售模板，例如盒马鲜生。零售企业在这个生态中，得以彻底改变自身思维模式和原有企业架构，重新定位自身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

在线下战场，腾讯过去没有成功的经验，现在也没有成功的案例。为了给线下零售企业赋能，腾讯只是选择提供一系列工具对零售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这包括腾讯云、社交广告、优图AI、微信（公号、小程序、微信支付），但这更像是一个IT解决方案提供商拿在出售自己的产品，线下零售企业具体如何运用这些工具，腾讯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寄希望于对互联网不甚了解的线下零售完成自我进化，腾讯的赋能更像是一种口头上的空谈。

腾讯起家社交，拥有大量的流量，其新零售布局旨在为这些流量寻找商业机会，自身处于前端。但如果连社交都被其他产品颠覆了，腾讯的流量生意又能做多久？对腾讯来说，在思考如何赋能新零售的同事，或许该反思下自己到底错失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