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国家的名义来设立雄安新区，就是为去行政化，让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这片中国北方的经济与政治重心，变革的引擎已经发动。

2017年4月1日，在河北省的白洋淀以北的雄县、容城、安新3县，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举世瞩目。而事实上，雄安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此地的“升值”，更多的是它还携带了国家的使命。

在4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回应第一财经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指导河北省和有关方面，组织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

谋划好、建设好雄安新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严鹏程表示，下一步把创新驱动作为雄安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着力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大时代背景下爬坡过坎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中国北方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长期发展给首都带来了突出的问题，人口、资源、污染、拥堵等，都在困扰着北京，而因为区域之间的联动不足，行政分割厉害，京津冀带来了明显的发展不均衡。之所以通过国家的名义来设立雄安新区，就是为了去行政化，让区域协调发展。”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雄安新区如何建一个好巢，让凤凰飞来才是重点。”

保持历史耐心，打造新增长极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如是说。

必须承认，京津冀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变的时候。

清华大学2000年发布的《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一期报告，就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城市，落后的腹地”。但时至今日，这一状态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了扩大的趋势。

“这些问题，仅靠一省一市难以有效解决，必须打破行政体制的障碍，通过区域的协调合作加以整体谋划。”吴唯佳告诉第一财经。

强调疏解功能的白洋淀以北的雄安规划，其实已经在2013年被吴唯佳写入了《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报告》)中。

而事实上，这个以“国家名义”而设立的雄安新区的未来，在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同时，也要为河北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

人口、雾霾、环境资源紧张、拥堵时刻都在困扰着北京，而作为环北京的河北，一直提倡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是首都经济圈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空间载体，在保障和服务首都发展、提升区域发展水平、改善环境品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京津冀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如长三角般的平衡发展、省际差距逐步缩小的状况，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的差距却不断拉大，直白地讲就是河北掉队了。

河北省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地区占比逐步下降，从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0年的46.9%。与之相关的政府财政收入、人均GDP等指标与京津的差距也在扩大。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与京津产业竞争与合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而经济发展差距也反映了人口分布的区域不平衡，2000~2010年期间，京津冀地区城镇总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显著提升，北京、天津以及周边河北县市区，如廊坊市区、三河、宝坻区等人口进一步集聚发展；而广大的河北省，除了个别的市区外，人口增长相当缓慢，至今更甚。

在北京流动人口中，有22%左右的人来自河北，天津流动人口中有25%来自河北。这些都说明了京津冀地区存在严重的区域差距。

环京津尚有24个贫困县，农民的收入仅有京津远郊区县的三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只有十分之一。

京津冀跨流域、跨地区的协调工作，比如在大气治理、水环境渤海湾海洋环境保护等，始终没有形成有效机制，在跨区域协调层面上难以解决。而天津也在集中精力发展滨海新区，难以顾及与河北沿海地区的协调，在北京被人口、雾霾、资源愈发紧张困扰的情况下，以“国家之名”的雄安应运而生。

疏解、拯救与“最高使命”

严鹏程就雄安新区建设还表示，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新区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同时，在专项规划实施、重大项目布局和资金安排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对新区相关交通、生态、水利、能源、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给予支持。

雄安新区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拯救河北。

“要彻底解决首都的大城市病，不是靠一个雄安来解决的，环首都区域的城镇的发展也需要。目前雄安定位为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而不适合集中承载的功能，还需要去其他地方进行消解。首都一些现有的可以调整到新区的会调整到新区，不过量不会很大。最重要的是新增部分，一些要在首都设置的业务，有需要在北京的业务，会被放到雄安新区。”吴唯佳表示。

“要吸引新增的部分，还要看雄安的布局如何设计，还需要做很多创新性研究，从人才、制度、机构建设方面，新区如何能够摆脱这个区域固有的顽疾，如何能够吸引创新人才，创建持续性社会示范效应，这是关键。雄安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吴唯佳认为，白洋淀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是雄安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白洋淀相当于京津冀区域的一个肾，是重要湿地和生态系统环节，我们也希望通过新城建设促进其生态环境改善。

京津冀缺水问题突出，环境容量有限，尤其受雾霾空气质量影响，整体人口规模增长仍需有所控制，雄安新区人口规模也应适度、缓慢发展。但与此同时河北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雄安的使命之一，便是推动白洋淀水系污染的治理。所以雄安新区不可能聚集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无法承载。”吴唯佳表示。

此外，因为各种原因掉队的河北省，产业能否成功转型，雄安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不止于疏解与拯救。纵观中国大地，深圳、浦东和雄安由南至北坐落于中国重要的三大经济带，汇合千钧之力，将推动中国实现全局均衡发展，改变经济发展“南强北弱”的状况。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抓的一个新区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有全国意义，这个定位一定要把握好。”在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雄安新区做出了前瞻性定位。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这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