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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集团400多亿元买走ABB电网业务,欲看齐GE、西门子

瑞士传统电气与工业自动化巨头ABB集团(下称ABB)将以110亿美元(约合758.58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出售电网业务,日立集团宣布接手其中80.1%的股份。


12月17日, 日立宣布将以7000亿日元(约合427亿元人民币)收购ABB电网业务部80.1%的股份。这是它自1910年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交易。


根据公告,该交易将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进行。ABB初期将继续持有剩余19.9%的股份,其可在交易完成三年后选择出售,日立对这部分股份拥有购买选择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日立计划在未来五年左右再投入数十亿美元,全面接管ABB的电网业务。日立高管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使公司规模与通用电气和西门子并驾齐驱。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此次并购将增强日立的竞争力,其电力系统业务规模将跃居世界首位。


ABB和日立的合资公司总部将设于瑞士,日立将保留ABB管理团队以确保业务连续性。该交易预计于2020年上半年完成。


ABB称,将通过股份回购或类似机制,将出售的80.1%股份中的全部净现金收益返还股东,共计76亿-78亿美元。


ABB董事长傅赛表示,实现电网业务转型的最佳方式是在内部实现,对该业务进行评估后,认为与日立合作才是最佳归属。当下,ABB将进一步聚焦数字化行业。


ABB业务涉及电网、电气产品、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及运动控制等领域,拥有超过130年的历史,业务分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雇员约14.7万。


电网业务是ABB最大的业务板块之一,与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板块相比,利润率一直较低。2015年,ABB电网业务的营运能力仅为4.7%,影响了该集团计划实现盈利率达到11%-16%的目标。


三年前,ABB的两大股东——瑞典投资基金Cevian Capital和美国投资管理公司Artisan Partners曾要求,分拆其电网业务部以提高股东价值并简化业务。当时,ABB首席执行官史毕福经战略评估后决定保留该部门,声称其被严重低估。


美国CNBC援引史毕福的表述报道称,“本次110亿美元的估值,与几年前相比增长了一倍”。


剥离电网业务的同时,ABB宣布,自2019年4月1日起,公司不再沿用传统的矩阵结构,将精简业务模式及组织架构,打造全球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四大业务部。具体包括:全球市场中位列第二的电气业务部、全球位列第二的工业自动化业务部、全球位列第二的机器人及离散自动化业务部及位列第一的运动控制业务部。


ABB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5亿-6亿美元的一次性非运营性交易及剥离成本,以及约8亿-9亿美元的相关现金税费。电网业务剥离完成后,ABB中期目标预计,集团将实现每年5亿美元的成本减支。

新加坡零税率“抢客”,香港谋划提升寿险中心地位

“近年来,个别一两家大型外资保险公司将地区总部撤离香港,这提醒我们虽然香港现在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保险公司考虑搬离。香港如果没有清晰的策略,将丧失国际寿险中心的地位。”香港金融发展局(下称“金发局”)人寿保险工作小组主席及友邦首席策略及企业发展总监马崇达(MarkSaunders)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坦言。


2016年9月,全球再保险公司巨头慕尼黑再保(MunichRe)宣布对亚太业务进行策略性的架构重组,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三个亚洲办事处进行扩张,并大幅缩减香港办公室的规模,当地约50名员工则被派遣至北京或新加坡办公室。此前,慕尼黑再保在1962年已开始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12月17日,金发局发布了《提升香港作为领先人寿保险中心的地位》的报告,剖析了香港吸引跨国寿险公司落户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7项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推行切合目标的经济资本要求;鼓励发行长期资产,与寿险业务长期负债相匹配;设立寿险通以扩大内地的保险销售业务,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扩大现有的国际税务协定网络,提供适当的税务优惠措施以鼓励保险集团在香港设地区总部等。


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共有保险公司161家,其中94家经营产险业务,48家经营寿险业务,其余19家混业经营。这意味着香港有67家具有寿险业务经营资格的公司,公开数据显示,前三家寿险公司占据了新单保费的半壁江山,市场集中度较高。


新加坡VS香港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选择地区总部的地点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准、教育、居住环境,当然资本要求及税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金发局人寿保险工作小组成员LarsNielsen坦言。


马崇达透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了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对于离岸自保业务实施零税率。相比之下,香港特区政府仅为自保及再保公司,提供一半的利得税减免,目前的税率为8.25%。


事实上,新加坡在1997年之后已取代香港成为亚洲再保险中心。当地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数目,以及再保险和海事保险的营业额,在过去20年显著增长,使新加坡发展为区域保险枢纽。


在马崇达看来,香港仍然具备自身的独特优势,比如毗邻内地庞大的市场,一国两制的优势等,“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复制新加坡的税务优惠措施,比如我们可以为海外保险专业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减免,帮助这些保险公司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


同时,马崇达指出,随着内地保险公司不断“走出去”寻求国际化发展,香港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吸引更多的内地保险公司以香港作为拓展国际业务的平台。


2016年7月底,在港上市的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于新加坡设立分公司,并成为中再集团(中国再保险集团)在亚太地区发展再保险业务的重要平台。


为了吸引内地企业来香港设立专属自保公司,今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修改了《税务条例》,将专属自保保险公司业务的税务减半优惠扩大至包括在岸及离岸风险的业务,争取更多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计划在大湾区推“寿险通”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粤港澳三地保险保费收入据统计约116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因此,香港保险业界已经意识到,搭上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春风,将为香港保险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目前香港保监局正在与内地政府沟通,计划在大湾区设立保险服务中心,这是一个好的起点。未来希望能推出‘寿险通’,为大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人寿等寿险产品,长远有利于两地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马崇达表示。


事实上,近年来,内地访港游客已成为推动香港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引擎。


根据香港保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由内地访客带来的新造保单保费为341亿港元,占个人业务总新造保单保费的28.3%。在这些新造保单当中,约96%是医疗或保障类型的保险产品,例如危疾、医疗、终身人寿、定期人寿及年金等。相比之下,2008年全年内地访客的新造保单保费仅为32亿港元。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下称保监局)行政总监张云正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坦言,“保险通”涉及两地监管协调较为复杂,因此牵涉一系列问题,包括是否允许香港或者内地保险代理去销售香港保单?如何监管这些保险代理?如果出现纠纷,在何地法院进行裁决?


此外,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正与内地商讨,希望批准香港的保险公司在大湾区设立寿险售后服务中心,提供理赔及其他售后服务。


推进风险为本的资本监管


此前,历时多年,2017年6月香港保监局正式“上线”,取代原香港保监处,对保险公司实施规管。


相比过去的香港保监处,香港保监局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新保险监管机构。原先属于政府部门的保险业监理处负责监管保险公司,而三个自律规管机构负责监管保险中介人。随着保监局的成立,将改变香港保险业的监管格局,实施法定保险中介人发牌制度,从三个自律规管机构接手中介人的直接规管工作,为保单持有人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事实上,此前保监处负责执行现行保险监管制度及保险公司条例,一直饱受外界批评。据了解,保险商的申请人类型太少,相关做法已不合时宜,《保险公司条例》只涵盖希望申请授权的公司,相反在某些国家,有些大保险公司并非以“公司”形式存在。


同时,尽管保险监管机构承诺在几个月内完成申请的处理,但往往因为人手缺乏,需要更长的时间批准申请。这些都阻碍了海外保险公司来港发展,促使他们选择其他城市。


“香港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监管仍然较为保守,这也阻碍了一些公司来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目前香港保监局正在推进向风险为本的资本监管转变,此举可以更好地将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要求与其负债相匹配。在目前这个阶段,香港的资本监管是比较保守的,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加快步伐。”马崇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香港保险业现有的资本充足框架基本上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保险公司资产价值是否较其负债价值超出所规定的偿付准备金而进行评估。简单而言,保险公司以往的偿付率高低,纯粹取决于保费的金额,并未实际反映保费投资的附带风险。因此,香港保监局在今年年初对此进行公众咨询,并计划于2020-2021年提交立法会审议。

三大运营商5G组网策略逐渐清晰,明年投资将达百亿级


5G商用迎来倒计时,随着5G标准越来越完善以及相关测试的不断推进,运营商在5G投资、部署上的态度也更加积极。

 

在今年8月三大运营商发布的半年报中,运营商用了“精准投资”、“稳妥掌控节奏”、“高度重视投资回报”等词汇来谈未来的5G规划,一方面是因为5G时代前将遇到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彼时运营商对5G的态度仍然较为谨慎。

 

进入12月,行业主管部门先是向三大运营商颁发了5G试验频谱,而后运营商也给予了积极回应。获得试验频谱是运营商启动网络建设的先决条件,与8月份较为保守的态度相比,运营商在发展5G上的态度也更为积极。例如,中国移动明确表示要打造5G先发优势。

 

目前,三大运营商的5G组网策略已基本确定,运营商在5G元年(2019年)的5G投资支出将达到百亿级。

 

5G组网策略日渐清晰

 

2017年12月及2018年6月,3GPP先后发布了NSA(非独立组网)与SA(独立组网)两个版本的第一阶段5G标准,也正因此,运营商在建设网络时将面临两种选择。

 

其中,前者并非完整的5G网络,但可以满足5G大带宽的标准要求,提供更高的下载速率,后者则可以支持更多的5G应用场景;前者初期部署投入相对少一些,但从长期来看仍需要向后者演进,后者初期投入大,但网络部署可以一步到位。

 

5G试验频谱发布后,中国移动立即表态,要启动大规模网络建设,积极推进所在试验频谱产业链的成熟;中国联通也表示,已经为5G建设做好储备。

 

目前,三大运营商均未就采用何种组网策略发展5G给出官方表态。中国移动预计将在2019年一季度启动5G设备的集采工作,这就意味着,中国移动很大程度上会先期采用NSA方式建设5G网络。

 

该人士进一步解释,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是,2019年一季度,包括设备商在内的产业链进度只能满足NSA网络建设要求,“如果中国移动是计划2019年三季度开始建设5G网络,那么肯定会选择SA方式建网。”

 

中国联通有可能在2019年一季度启动NSA方式下的5G网络建设,也就基本上与中国移动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实际上,正如前述,SA组网初期投入大,但中国移动一直以来现金流充沛,即使选择投资成本更高的SA方式也有能力支撑。

 

“中国移动选择NSA建设5G网络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赶进度。”上述人士分析道。近期,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在5G上的表态值得玩味,12月16日中国移动2019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打造“5G先发优势”,中国联通也提出要具备“5G终端的先发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兴通讯无线方案总工陈志萍近期表示,在5G网络架构上,无论中移选择SA或NSA,中兴通讯都已做好全面商用支撑准备。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在谁将率先在国内提供5G服务上或将展开一场争夺。

 

运营商谁将先发5G意义重大,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树立品牌,获得用户感知;另一方面也是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不过,相比之下,中国电信似乎无意参与到这场率先提供5G服务的竞争中。

 

中国电信将跳过NSA、直接采用SA方式进行5G组网,“这一策略已经十分明确”。实际上,中国电信目前也未就采取何种组网方式有过官方表态,但在今年6月发布的《5G技术白皮书》中,中国电信明确提出过5G网络将优先选择SA方案。

 

“SA组网的条件可能要到明年三季度才会成熟。”由于符合SA要求的5G设备测试相对慢一些,这就意味着中国电信的5G集采工作最快也将在明年三季度启动。这一时间点也得到另外一位人士的认可,“中国电信在明年下半年启动集采是正常的。”

 

日前,中国电信完成了业界首个SA方案的4G与5G网络互操作验证。此次测试验证了5G SA方案的可行性,将进一步推动5G设备的成熟和4G设备的完善,对于5G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此举来看,中国电信部署SA网络的可能性也增加不少。

 

三大运营商决定5G组网策略需要考虑短期与长期的资金投入,也要考虑收益成本比。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运营商的进度可以满足2019年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5G的目标。

 

不过,“当前的5G推进进度可能有点快了,毕竟现在芯片和终端等都不太成熟,太早建网或许对5G整体发展并不利。”

 

明年5G投资将达百亿级

 

近期,中国移动在“5G创新合作峰会”上宣布了将全面启动17城市的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中国联通也发布了5G网络的商用/试点进展及计划,将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直辖市及中部重点城市群,开展17个试点城市5G业务示范及网络试验工作。

 

中国电信目前已在深圳开通31个5G站点,计划到明年3月前,以深圳软件产业基地(双创园)为中心,建设50个5G站点,形成小范围的连片覆盖。另外,中国电信已在杭州世游赛场馆奥体中心周边建设了10余个5G基站。

 

5G组网策略明确后,网络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业内预计5G建设周期至少在5年以上。一位设备商人士说,为运营商提供的组网建议包括,要按需投入建设、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同时要考虑多频段联合组网等。

 

城市地铁沿线、体育场馆、住宅区、写字楼等将是5G覆盖的首要区域,而诸如乡镇、工厂等地的覆盖时间将相对滞后。实际上,过去的网络建设都遵循了类似的部署路径,2008年为保障北京奥运会及港澳等地,3G建设一期率先实现了10个城市的覆盖。

 

产业链人士预测,5G建设初期,明年5G基站的覆盖城市及部署数量不会太多,就单个运营商而言,会在国内20~25个城市部署5G,每个城市部署的基站数量约为500~1000站。

 

就部署成本而言,该人士预计,5G试商用阶段的单站价格约为50万~60万元,5G部署成熟期的单站价格会降至30万~40万元;另外,5G网络的部署还包括传输网、核心网,传输网折合到单个基站上的成本约为5万~10万元,5G核心网在部署初期的单城市造价约为1000万~3000万元。

 

由于三家运营商在NSA与SA建网方式上的选择有所不同,在暂不考虑核心网投资支出的情况下,以上述数据最低区间和最高区间分别计算,单个运营商2019年采购的5G基站数量大致为1万个~2.5万个,涉及的5G投资支出范围约在55亿元~175亿元之间。

 

当然,这一结果只是产业链的初步预测,5G投资支出的实际值还要根据运营商的投资计划安排,一般而言,运营商会在明年初披露2018年年报时确定2019年的投资计划。

 

中信建投在最近的策略报告中预计,三大运营商的资本支出将从2019年起迎来5年左右的增长周期;但由于目前5G尚处于技术逐步成熟,运营商开始建网规划阶段,且中国5G频谱刚刚获得批复,预计运营商初期公布的2019年资本支出不会为5G做太多预算,存在2019年中追加的可能。

 

运营商的资本支出一直备受关注,下游华为、中兴通讯等厂商的业务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营商的资本支出,再往下游看,诸如射频单元、滤波器等各类器件厂商的业绩也与此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中国铁塔也将受益于5G的部署。“在产业链中,我们是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者,5G时代主要负责5G站址建设维护,通过与房地产、铁路、电力等社会各方合作,储备了千万级的社会站址资源,可助力三家运营商5G快速高效经济布局。”一位接近中国铁塔的人士说。

 

5G手机没有那么美

 

在本月的骁龙技术峰会上,高通推出了新一代骁龙855移动平台,这也是全球首款商用5G移动平台,随之而来的5G手机的脚步也更近了一些。高通再次明确5G手机的面世时间是“明年早些时候”,小米、OPPO、vivo等厂商也将在明年推出搭载高通芯片的5G手机。

 

然而,就在消费者期待5G手机尽快到来的时候,中国移动发布一项预测,2019年5G手机的价格或将在8000元以上,这一预测让消费者对5G手机望而生畏。一位手机厂商人士说,以某款4000元级别的高端机型来看,虽然5G版本的该机型不会达到8000元级别,但售价至少会增加千元以上。

 

影响5G手机价格的因素很多,5G终端产业要实现良性发展,也至少存在三大挑战。从技术上看,5G通信能力升级,技术方案更加复杂,既要实现3G/4G/5G多模共存,也要满足5G新频段要求,在终端射频硬件的设计上挑战并不小。

 

一位手机工程师说,高通推出的骁龙855处理器要实现5G功能必须另外搭载基带芯片骁龙X50,两者并非集成在一体;这就需要在寸土寸金的手机空间中,为基带芯片另寻一块安置空间,这给手机结构设计增加了新的困难。

 

另一方面,5G手机的挑战还来自于产业规模初期并不大,这也是导致5G手机初期价格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因。据了解,5G初期主芯片供应不足、2019年底前可选方案有限,5G手机方案配置高、价格高,短期内暂无中低端方案。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拿到5G手机后,消费者可以用来做什么?这就涉及业务应用层面的问题了。目前,面向5G手机的杀手级应用仍未显现,内容储备依然欠缺,产品品类也尚不充足。

 

5G手机的推广进度,业内人士预测,按照2年左右的换季周期,如果运营商在2021年启动大规模推广,到2024年,存量手机中,5G手机能占据40%~50%的份额。


海马汽车“人困马乏” 销量狂降六成面临ST风险

创业30年的海马汽车(000572.SZ),由极盛到极衰只用了两年,而且有可能被踢出A股。


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海马汽车近21个月已巨亏15亿元,一口“吃掉”了近6年攒下的利润,明年很有可能变成“ST海马”。


有意思的是,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2013年退居二线,汽车销量从17.54万辆降至6.5万辆,下降62.94%,为近10年最差。11月海马汽车销售汽车2633辆,同比降79.77%,创下2007年以来单月最低纪录。


当前,景柱借实施出口战略提振业绩。不过,有业内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海马汽车缺乏核心技术,在国内自主品牌中没有优势,扩大出口无实际意义。


针对一系列疑问,长江商报记者向海马汽车发去采访函,并多次联系海马汽车公关公司,但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骨干“全月无休”销量反降49.88%


“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坚持每天‘8+1’、每周6天工作制,甚至是全月无休。”


这是海马汽车集团董事长孙忠春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对企业骨干员工过去一年工作状态的描述。


尽管“全月无休”的说法属于超时加班,明显违背了劳动法,而且并不值得称道。但也不难看出,海马汽车正期待扭转乾坤,赢得新突破。孙忠春也说出了2018年具体目标:要实现销量翻番、品质向上和出口倍增。


然而,“以加班为荣”的企业精神,只是海马汽车高管病态思维的侧面写照,实际带来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已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


近日,海马汽车公布的产销数据显示,2018年11月共销售汽车2633辆,同比下降79.77%,创下了2007年以来单月最低的纪录。而且,海马汽车前11月累计销售汽车62385辆,同比下降49.88%,直接遭到“腰斩”。依据当前走势,海马汽车2018年全年销量将在6.5万辆左右。


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海马汽车2017年全年销量为14.04万辆,如果按照孙忠春提出的销量翻番目标,需要完成28万辆,但前11月仅完成目标的22.22%,这一完成率在自主品牌中成为“副班长”。


同时,长江商报记者详细梳理发现,全年销量6.5万辆,对于海马汽车而言是近10年来最差的一年。


2013年前,车企不用披露详细的销量数据。根据2008年至2012年年报披露数据,长江商报记者推算得出,海马汽车在2011年销量就已超过21万辆,同比增长5.86%;2010年也超过了20万辆同比大增78%。即便是最差的2008年和2009年,海马汽车的销量也超过了10万辆。


2012年,海马汽车销量降至17.35万辆,随后的4年间迎来稳步增长期。2016年,海马汽车强势爆发,以21.65万辆的销量登上历史顶峰。


由极盛到极衰,海马汽车只用了两年。2017年,海马汽车销量狂降35.13%达14.04万台,以至于到2018年,已掏空了10年积攒起来的荣耀。


21个月巨亏15亿或被ST


销量节节下滑,海马汽车已沦落到国内车市的底部车企的位置,然而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治下的16年的确可圈可点。


2018年,海马汽车迎来30周年。30年前的1988年,海马创业办厂。1990年10月29日,海马第一辆车HMC6470下线,改写了海南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年仅22岁的景柱便与一批先期拓荒者,开始了建设海马汽车事业的奋斗征程。


几年后,由于体制束缚和经营不善等问题,年轻的海马汽车一度出现亏损。有数据显示,1995年至1997年,海马汽车累计亏损1.6亿元,负债总额12.8亿元。


1997年6月1日,年仅31岁的景柱临危受命,出任海南汽车制造厂厂长,拉开了海马第二次创业的序幕。


彼时,景柱意气风发,“他常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海马汽车的一位老员工说。


2000年,民营海马集团成立,与日本马自达再次合作,收购面临退市的*ST琼金盘,并将民营海马汽车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从而完成了和资本市场的高速对接。


2013年7月8日,海马汽车发布公告,董事长景柱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不过他依然是公司的实控人。16年间,景柱已由翩翩少年,变成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报道中,退居二线后的景柱鲜有过问公司事务,唯有海马汽车还在风中飘荡。而景柱的功劳簿也仅记录着上述成绩,如今的公开发言中,多是他对民营企业的鼓与呼。


然而,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海马汽车现在要开始讨论如何“活下去”。三季度报显示,海马汽车前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7亿,同比降660.27%。


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如果加上2017年亏损的9.94亿元,海马汽车近21个月已巨亏15亿元,一口“吃掉”了近6年攒下的利润。而且,海马汽车明年很有可能变成“ST海马”。


扩大出口谋出路被指无实际意义


景柱退隐的5年,海马汽车销量从17.54万辆降至6.5万辆,下降了62.94%。


实际上,海马汽车也在寻求突围。国内销量大滑坡,海马汽车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大举出口汽车,但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2017年海马汽车海外销量将达到近2万台,创下历史新高。”景柱公开介绍汽车出口时,显得十分自豪。


2017年年底,景柱曾表示,海马汽车海口基地将立足海南,实施出口战略和华南战略。资料显示,2017年7月,海马汽车与菲律宾合作方劳斯集团签署了10000台订单出口协议。


不过,2017年年报显示,海马汽车全年实际出口销量达1.76万辆,同比增307%。2018年半年报显示,海马汽车上半年出口销量为9000辆,同比增长39%,这一增速同样没有达到孙忠春倍增的渴望。


依据官方数据,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海马汽车2006年启动国际化战略,12年后,目前已实现出口汽车7万余台,平均每年约6000台。但出口显然支撑不起海马汽车的业绩,2018年上半年已亏损2.75亿。


长期从事汽车研究的业内人士肖越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海马汽车缺乏核心技术,而且产品定位缺少特点,在国内自主品牌中没有优势,扩大出口并无实际意义。

Cydia商店或将关闭,iPhone越狱的时代结束了

成立了将近 10 年的Cydia商店,或将在年底关闭。


据外媒9to5mac报道,Cydia之父Jay Freeman(也被称作 Saurik)上周五在Reddit论坛上公布了一个消息,称自己希望在今年年底彻底关闭Cydia商店,并且正考虑在收到漏洞报告之后提前这个计划(到本周末),下周将公布一个更正式的声明帖。对此,他补充道:


这项服务让我赔钱,我不再有任何激情维持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Cydia仍然存在,用户依然可以在Cydia上下载过去曾经购买过的软件,但无法购买新的软件。


▲ Cydia 商店

在这则消息公布后,曾参与多个iOS越狱项目的黑客Pwn20wnd在Twitter上进行了澄清,他声称Cydia没有关闭、越狱也没有消亡、Saurik 不会退出、仅仅只是禁止了BigBoss源的软件购买,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尽管Cydia可能真的不会关闭,但包括这名黑客和Cydia之父Saurik应该清楚,曾经风靡一时、狂野的越狱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越狱一度是让 iPhone 变得更好用的“秘密”


当2007年6月,第一代iPhone交付给消费者的时候,它身上的功能远远少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iPhone,甚至,与同时期的智能手机对比,它仍有很多不足,比如说,它不能像一部正常的智能手机一样更换铃声/壁纸、没有第三方应用程序,并且仅限在美国运营商AT&T的网络上使用GSM网络……


▲ 图片来自:iMor

那时候,在同时期的手机制造商眼里,iPhone是一款不构成威胁的竞品;但在一部分科技爱好者眼中,iPhone 却是一个被枷锁束缚的“宝盒”,蕴藏着无限可能。


为了打开“宝盒”,一部分业务开发者开始研究iOS系统漏洞,并在初代iPhone上市不到一个月后,推出了第一个越狱工具,目的就是让iPhone用户可以自由更换铃声和壁纸,这背后所代表的自由精神,一度吸引了众多开发者和黑客投身于研究越狱漏洞的事业上。


▲ 当时的越狱程序只能进行简单的个性化操作

可以简单这么理解,越狱是一种利用iOS系统漏洞绕过系统限制,从而让用户获取到手机最高权限的手段,这让iPhone具备了很多可能性,例如它可以让iPhone更换主题、修改字体、安装未经苹果认证的应用甚至访问iOS文件系统。


尽管这些功能在今天,乃至当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对于这些人而言,“折腾”似乎是一种乐趣,如果说这当中能让他们最满足的一点,或许是他们正在使iPhone变得更好用。


一段狂野的越狱时代由此开启。无论是JailbreakMe 1.0,还是后来著名的redsn0w、evasi0n,这些越狱工具的出现,让最初这一小部分人的兴趣逐渐转变为面向更大众的“用机诀窍”,帮助数千万用户挖掘 iOS 设备的潜能。


▲ iOS 7 越狱著名工具 evasi0n 

而Cydia的诞生与越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确切的说,它是越狱用户的软件商店,给这些已经越狱的iOS设备一处容身之所,提供各种修改iOS功能软件,并且赋予iOS设备非合规免费安装付费应用的能力。


▲ Cydia 商店,后来的版本还支持中文 图片来自:最数码- 太平洋电

与此同时,日渐成熟的越狱文化,还催生出一些生意,比如说黑客的漏洞赏金以及地下越狱产业……后者在国内一些一线城市,许多动手能力强的手机店铺,通过越狱iOS设备(每台50~300元人民币),获得可观的收入。


不过,越狱文化的普及,也为iOS设备带来了潜在隐患。


开启“宝盒”:释放潜能的同时,解锁了隐患


一千名越狱的用户,有一千种越狱的理由。


有的人为了让iPhone可以修改运营商名称、让图标实现更酷的动效(比如让app图标掉落下来)、让屏幕有戳裂的特效,这是出于让手机变“酷”的目的;有的人为了让iPhone可以安装第三方输入法、具备复制、粘贴的功能,是出于让手机变得实用……


▲ 越狱后可以安装插件,实现特别的动效 图片来自:youtube.co

但实际上,在越狱文化流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用户越狱的主要目的是免费安装非合规的付费应用。不过,这并不是Cydia之父Saurik的初衷。与早期大部分热衷于研究iPhone的业余爱好者一样,Saurik最初的设想是让iPhone这样一台受限的设备解放,变得更好用。


也正因为这样,解锁权限的iOS设备被赋予极高的自由度,这一特性被一部分开发者所利用,为越狱时期的盗版app猖獗现象提供了温床。


▲ 早期的 Cydia 商店 图片来自:Innov8ti

尽管如此,但越狱本质上是一种释放设备潜能的途径,并不应该归纳在“盗版”的范畴中。事实上,在Cydia上它提供了众多越狱开发者原创的软件,并且在官方源上也并不提供破解的 app 下载,人们安装的这些破解 app 更多是来自第三方渠道(例如Installous一度是 Cydia 最大的盗版软件下载源)。


而与盗版app相比,越狱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更饱受争议。


早在2007年,苹果就针对越狱行为发表了一则声明,警告越狱以及解锁等一系列行为可能会对iPhone的正常运行带来危害。



由于越狱的过程会绕过了苹果的系统机制,这使得iOS设备在获得极高系统权限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黑客和恶意软件的攻击。毕竟,越狱过的iOS设备无法进行苹果的OTA升级,这使得设备无法更新到最新的安全补丁,容易存在安全漏洞。


▲ 图片来自:Tim &Julie Harri

这可能会导致用户的信息被窃取、数字账户的金额被盗窃以及用户的生活隐私被实时窥视等等,在2015年,就发生过不少iPhone越狱抢红包插件而被窃取密码的事件……


同时,一部分越狱插件未经苹果官方审核,它们与iOS 统可能存在较差的兼容性,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出现部分功能无法使用或故障等问题。


iOS 的日渐完善与越狱文化的没落


到了2011年,Cydia已经服务超过数千万越狱用户,并创下了每年将近25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一看似风光的数据背后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随着iOS的系统迭代,越狱的用户正不断减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试图越狱iOS设备的黑客们与苹果形成了对峙状态,苹果不断封堵iOS系统漏洞以防止系统遭到破解,并且通过公开声明,昭示越狱的危害以及呵斥越狱行径的不合法;而黑客们则夜以继日地寻找iOS系统漏洞,试图攻破壁垒。


不过,这一对峙状态在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伴随着iOS系统漏洞的填补,iOS逐渐修补为一个将近密不透风的“堡垒”,这也使得iOS系统漏洞变得稀缺,更加难寻。此外,苹果也在开始实施漏洞赏金计划,通过给发现系统漏洞的黑客给予报酬,以换取漏洞的信息。与此同时,一部分技艺高超的黑客也被苹果公司招至内部担任安全方面的要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断迭代的iOS系统不仅封堵了安全漏洞,也在日益完善自身的功能。


从毛玻璃界面、快捷操作的控制中心,再到后来支持第三方输入法的安装……iOS正在响应越狱用户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正式的官方功能,这不但让iPhone变得更加亲民好用,也让越狱失去了意义。


在移动支付盛行和个人信息受到重视的时代,普通消费者似乎已经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去牺牲设备的安全性,以解放设备上所谓的“自由”。这一点,Cydia之父Saurik深有体会,他说道:


现在你还能从越狱中获得什么呢?以前你得到的是杀手级功能,而现在呢,你得到的只是小的改进而已。


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诸如Pwn20wnd的黑客对越狱消亡这种观点不予认同,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不越狱的用户大比例超过了越狱用户,成为主流,并且越狱不再是iPhone乃至iOS设备用户上手必学的「诀窍」。


不过,这十年间的自由和安全博弈并非毫无意义,它造就了今日更易用更完善的iOS系统,也让苹果设备的安全性在屡次与黑客的攻防战中得到进一步提升,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恐怕苹果负责安全工程和架构主管Ivan Krsti也不敢自信地说道:


在iOS诞生的10年后,仍未发生过iOS恶意软件大规模影响用户的事例。

毕竟,这里面也一部分因素,是因为这些黑客们打心底里希望iPhone乃至iOS系统变得更好。

外媒:中美竞争5G,法德运营商或防范华为中兴

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的战斗已经将创始人的女儿卷入其中;而大洋彼岸一条新的战线正在出现,地点在法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14日发表题为《华为似乎祸不单行 法国势将成为下一个挑战》的报道称,据彭博社报道,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禁止了这家中国公司的网络基础设施产品,以及德国加强审查之后,法国现在正步入对华为不友好的境地。法国不会禁止华为。但本已为电信网络的关键零部件设置了防范措施的法国,正在考虑把一些项目加入其“高度警惕”名单,这个名单心照不宣针对的就是华为。


报道称,彭博社采访了15位人士,他们了解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大幅加强监管的情况。随着法国电信企业开始寻求供应商建设5G网络,这个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零部件市场正通过修订法律和监管规则——许多是保密的——将华为拒于门外。


法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Orange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理查德13日在电台采访中说,公司将不会在国内的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法国当局要求谨慎行事”。


报道称,另外两家法国运营商也表示,将留意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针对5G供应商的指示。


另据法新社12月14日报道,网络运营商西班牙电话公司14日向法新社表示,由于西方国家日益抵制中国的基础设施制造商,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公司失去了它在德国的最大合同。


公司发言人证实来自德国《商报》的一篇报道,说该合同“将按照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到期结束”。


西班牙电话公司德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哈斯说,未来该公司将与一家规模小得多的德国公司进行合作,而非与中兴合作。


在德国准备举行5G频谱牌照拍卖之际,中兴通讯目前正打算拿下和德国网络供应商联合互联网公司的一项新合同。


现在,针对中国最大通信设备公司华为的围堵圈正在收紧。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出现了排除华为产品的动向。华为在通信基站市场上的份额居世界首位,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名列世界第二,仅半导体的年采购金额就超过1.5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6.08元人民币——本网注),从日本企业采购5000亿日元左右的零部件。


据中国媒体报道,华为也从美国企业采购大量零部件,对高通公司的年采购额为18亿美元,对英特尔公司的年采购额为7亿美元。


报道称,美国政府4月以违反对伊朗制裁问题为由,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国第二大通信设备企业中兴进行交易。华为的销售额是中兴的5倍以上,如果各国进一步排除华为产品,那么就会对美国和日本的企业造成打击。


另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2月13日报道,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在最近几个月达到顶峰。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签署法案,禁止政府使用华为和中兴的技术。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美国亲密盟友已经公开了禁止华为参与未来5G电信网络的政策。


这些全球新情况表明,技术、尤其是即将推出的5G网络将成为中美竞争的下一个前线。


第一,5G技术将支持下一代数字应用,这些新应用很可能为未来的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提供动力。在解决诸多技术、政治和政策挑战方面获得先发优势并成功采用5G网络的超级大国很可能获得对其他超级大国的巨大经济优势。


第二,全球对中国可能通过其出口的技术进行所谓网络间谍活动的普遍情绪源于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声称华为和中兴——技术行业的重量级企业和5G技术的领先者——是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第三,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促使各国在未来5G网络问题上以美国的领导和政策为中心。事实上,公开采取美国立场的国家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是美国的亲密伙伴。


美国和中国迟早会单独召集盟友就把华为和中兴的技术纳入5G网络的问题表明立场。这个情况已经在出现。它将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形成事实上的“势力范围”——让人想起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势力范围”。其影响将超越5G,延伸至更具战略意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


今年3月华为在巴黎召开新品发布会(埃菲社资料图片)

TCL集团出售资产陷迷局,深交所连发“31问”追内情

TCL集团47.6亿元出售资产引发的资本迷局受到监管高度关注。近日,深交所向TCL集团发出重组问询函,从出售资产必要性到交易支付安排,再到标的评估定价,以及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商标使用、资金拆借、关联担保等共计31个问题,逐一成为监管追问焦点。而环环相扣的问题核心则直指:“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出售资产为哪般


上市公司出售资产常有,但类似TCL集团出售盈利资产致使营收减半却不常见。在深交所对公司的问询中,出售资产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首先成为监管关注的焦点。


TCL集团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拟出售的部分标的资产近两年又一期均实现较高的盈利,如TCL实业的重要子公司TCL电子2017年实现的归母净利润占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的30.35%。本次出售标的资产后,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将下降3.93%,但营业收入将下降59.81%,持续经营净利润将下降8.54%,财务费用将上升29.90%。


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出售盈利资产的原因和必要性,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时,结合出售前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变化,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交易方案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深交所注意到,本次交易拟出售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消费电子、家电等智能终端业务以及相关配套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聚焦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但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指出,集团营业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是主要尺寸面板均价显著低于去年同期,华星光电收入同比下降。


出售盈利能力较强的业务,上市公司仅保留半导体显示及材料等业务,此次出售资产范围的确定依据,出售资产是否将导致公司的经营波动性上升,是否将增加公司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板块的经营成本,是否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等问题,均引来深交所追问。


此外,深交所还要求公司详细说明,本次重组后仍保留的“与主业关联性较弱的其他业务”的具体构成,后续拟出售的具体规划,并说明对“与主业关联性较弱的其他业务”的后续安排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行为,未在本次交易中一并出售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标的定价准不准


从“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来看,交易标的评估定价的合理性、公允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告书显示,本次拟出售资产包括8家公司的股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39.65亿元。而TCL实业与格创东智的评估值均为负值。本次交易合计作价为47.6亿元,其中包括了基准日后TCL集团及TCL金控已向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新增实缴注册资本8.03亿元。


深交所发现,本次交易作价略低于评估值与基准日后新增实缴注册资本之和,要求公司披露具体原因,并说明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同时,要求公司详细说明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数的计算过程,以及本次交易作价中TCL实业与格创东智相关股权是否仍以负值作价,如是,说明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符合一般商业逻辑。


TCL实业100%股权的资产评估也引起监管关注。据悉,TCL实业持有TCL电子52.46%和通力电子48.73%的股权,TCL电子和通力电子均为港股上市公司。目前两公司最新市值分别约72亿港元、16亿港元。深交所对两家企业采用收益法评估而非市场法评估予以质疑,要求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评估结果是否充分体现了上市主体股权的流动性溢价、控制权溢价等。


作为本次交易中的核心资产,TCL产业园100%股权评估值为32.94亿元。而在本次资产评估期后,TCL产业园子公司TCL科技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分别以2.07亿元和10.13亿元竞得P(2018)055号地块和P(2018)056号地块。为此,深交所特别关注竞地对TCL产业园的评估结果是否构成影响。


潜在后遗症一箩筐


上市公司重组最忌讳诱发后遗症,而本次交易中的支付安排、商标使用、资金拆借以及关联担保等诸多细节似乎已透出相关风险及隐患。


就交易的支付安排来看,本次交易的支付安排为协议生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TCL控股向TCL集团及TCL金控、TCL照明电器支付标的资产对应转让对价的30%。协议项下各项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TCL控股向TCL集团及TCL金控、TCL照明电器支付相对应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的70%。


深交所对此提出疑问,仅获得对价的30%是否满足资产过户的条件,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同时要求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和判断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深交所进一步质疑,本次支付交易对价的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


另一大隐患则是关于TCL商标的使用。据公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的商标将由TCL集团(包括其下属子公司)与交易对方TCL控股(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共享;TCL集团和TCL控股为该等商标的共同权利人,双方均可合法使用该等商标。而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在2017(第23届)中国品牌价值100强评选中,TCL以806.56亿元人民币位列总榜单第五位,连续12年蝉联中国电视机制造业第一名。


TCL具有如此“高含金量”的品牌价值,那么本次交易作价中是否包含了TCL控股(包括其下属子公司)使用“TCL”系列商标权或成为共同权利人应支付的相关对价?定价的测算过程和依据,后续支付安排如何?做出如此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是否构成实质向关联方赠与资产?如不予以明确,无疑将为TCL集团后续经营发展增添诸多屏障。


此外,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以及关联担保等问题,则有可能成为本次交易中“甩不掉的包袱”。


据公告,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存在资金拆借,交易完成后上述资金拆借将被动变为关联资金拆借,标的公司将于本次重组后三年内逐步偿还TCL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财务公司”)提供的50.16亿元贷款。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交易完成,财务公司为何仍存在对标的公司的贷款,是否违反了相关法规及公司有关内部制度的规定? 同时深交所要求公司结合相关贷款的剩余期限说明相关方约定标的公司将于本次交易后三年内偿还贷款的原因,是否与原贷款协议相冲突,是否形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