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不了解音遇，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数字来对它进行快速认知：

1/ 今年9月末开始内测，11月正式上线后，音遇即在APP Store榜单表现亮眼，甚至一度超越微信，霸占了社交免费榜第一的位置；

2/ 刚刚以超2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新一轮融资，红杉中国和高榕资本共同领投；

3/ 有数据显示，其峰值dau一度达到140万。

在玩法上，音遇在做的唱歌游戏并不新鲜，毕竟唱吧、全民K歌等对于用户来说已经足够“耳熟能祥”，但明星产品总是让人心生好奇：在2018年末“横空出世”的音遇为什么会“火”？音遇好玩在哪？音遇在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本文将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讨论。

「音遇」到底是什么？

是游戏社区？还是社交平台？

当音遇还只是一个新产品、团队也尚未释放所有可能时，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确切定义。虽然被誉为“社交新贵之一”，但音遇似乎并不强调陌生人社交，更像是一个基于“RealTime（即时互动）”的社区——就如同去年爆红的线上狼人杀社区。RealTime强调于玩法之上，社区则是说在这里仍旧能够沉淀一定的人际关系。

虽然“唱歌游戏”并不新鲜，但音遇的玩法首先就是一个差异化。

目前在音遇平台上有两种玩法：劲歌抢唱和热歌接唱。前者门槛更低，用户可以轻易上手，后者则更像是针对那些喜爱唱歌的“硬核玩家”。

劲歌抢唱：系统会给出歌词上半段，玩家需要抢到唱歌机会并唱出下半段，接唱成功增加积分，唱错则会扣除抢歌机会（玩家每局游戏拥有2次机会）；每局歌曲共12首，玩家6人，总分最高者会获胜。

热歌接唱：唱法与劲歌抢唱相同，但系统会设定由1号玩家开始接唱，接唱成功增加积分，剩余玩家按顺序继续接唱；如果选定玩家接唱失败，剩余玩家可以抢唱，抢到且唱对的玩家会获得积分；每局人数与劲歌抢唱模式相同，总分最高者会获胜。

在这两种游戏模式中，音遇想要营造的是一个类似于“KTV”的场景，并在其中添加了竞争性，成功将“唱歌+社交+竞技+娱乐”结合在了一起。而对于用户来说，自由起音调且只需简单唱几句的低门槛参与标准，也保证了用户能够长时间连续进行游戏。

除了这两种对战模式以外，音遇还拥有一个评选栏目——全民领唱：用户可通过搜歌、录制，并将自己的清唱录音上传。上传后的作品将可用于被其他用户票选Pick。

如果前两种玩法是针对玩家的娱乐和社交需求的话，在36氪看来，全民领唱则想要主打的是自我实现，毕竟每周被选出的“领唱”将成为“劲歌抢唱”和“热歌接唱”模式下的领唱，而在产品试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领唱的ID后缀们往往也都加上了“Pick我”、“收徒”等字眼。值得一提的是，领唱的出现，也让歌曲本身的版权部分压力以类似“众包”的形式分摊给了UGC。

在各类模式游戏中，玩家们能够通过点击其他人的头像浏览其个人主页，那么相对应于前面提到的娱乐社交诉求和自我实现诉求，目前在音遇平台上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用户关系：粉丝关系和好友关系：

1/ 音乐社交——好友

音遇与抖音的不同在于，音遇更突出每个玩家的个人形象、唱法标签，且抖音中up主和粉丝之间更倾向于是从属关系，而音遇中的玩家和粉丝则是一种朋友关系。

其次，玩家在对战过程中，可以通过送礼、发消息、关注等方式与陌生玩家产生交流，且在音遇最新的版本中，还加入了诸如“互粉一下”的快捷语句。目前经过数个版本的更新，音遇的个人主页已可以显示封面图片、音遇号、玩家所处地区、粉丝数、比赛历史等多种类数据，这能够让陌生玩家快速了解这个玩家在音遇平台上的基本形象。

除了主页之外，唱歌过程中玩家也可以选择打开摄像头，开一场“轻直播”。

2/ 公会与“收徒” —— 粉丝

在产品体验中，我们看到在领唱板块，有一些用户在自己的名称后缀上加上了“Pick我”、“收徒”等字眼，不免让人联想到了其他平台的“老铁双击666”。所以基于现有的关注体系，在音遇社区内会不会也会诞生下一个冯提莫？

在社交娱乐领域的公会体制下，用户们拥有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几类：广告费用、活动费用、股东（或是厂牌）的投资等。这种机制已经成就了一批人，例如基于YY语音平台的公会体制下，许多网红都通过直播等活动赚到了钱；而“收徒”模式则更为简单，唱歌毕竟是一项技能，直播的网红可以通过“收徒”来实现收入或扩大影响力，那么音遇也同样具备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36氪近期发现，在音遇用户QQ群中，还出现了唱歌“战队”，而这种暂时处于自发阶段的小团体，更像是“加好友开黑”的衍生产物，其最终的形态还不可知。

当我们熟悉了玩法，以为音遇要做声音经济的时候，音遇却在最新的版本中，加入了“开启摄像头”的按钮。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图文来说，以声音为代表的互动过程中的表达，能够让物理世界的人设更加清晰。

再谈谈“RealTime”...

去年的“狼人杀”风潮让RealTime的热度大涨，36氪也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基于“RealTime（即时互动）”的社交模式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

而从市场角度来看，YY平台的常青便离不开其实时互动的社交属性（YY也在财报中多次提及real-time?interactive social platform的概念）。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的发展，最早作为社交工具而存在的YY逐渐开始主推直播栏目，而随后的直播大潮似乎也在印证即时互动社交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方向。

时间来到2018年，移动端直播的“参与感”已经愈发难以满足用户的胃口，且直播更多的是一种偏向单方面的互动社交——简单来说，观众可以通过文字或打赏“参与直播”，但主播却并不一定能够有所反馈。而从技术角度来看，基于即将到场的5G网络技术，并以“即时互动”为核心设计的App，则能够带来更加密集、快速的反馈。

再回到音遇本身，其使用RealTime的根本原因，便可能是在于让玩家们获得更密集的体验反馈，且未来通过效率更高的网络技术，这种反馈感将会更及时，带来的体验也会更好。有业内人士告诉36氪，在音遇上线初期，产品的留存可以达到60%~70% 左右（注：非官方数据，仅作为参考）。

足够高频的反馈，也是我们认为音遇能够走红的原因之一。

唱歌游戏为什么总做不好？门槛过高是核心原因

短时间内，音遇能够爆火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和它的门槛低有一定关系。

从技术角度来看，基于哼唱识别的“社交+游戏”产品从来不是新鲜事儿。早在?2008年12月，盛大游戏上线了一款名为《巨星》的音乐竞技类游戏。但在模式创新的背后，这款游戏的运营情况却令人堪忧。

《巨星》的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门槛过高，例如当时许多玩家的电脑使用的是集成声卡，而《巨星》所需的硬件级声音处理则推荐使用性能较强的独立声卡，且很多版本的声卡驱动也存在兼容性bug。诸如此类的糟糕体验还有很多，最终《巨星》在运营三年并交出惨淡成绩单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移动设备的崛起降低了硬件门槛，唱吧、全民K歌开始成为手机用户与音乐爱好者们的新宠，甚至影响到了传统KTV行业的发展。

《巨星》和唱吧类产品在玩法上存在以下两个痛点：

第一，在音遇出现之前，基于哼唱识别的唱歌app大多是需要用户跟随伴奏来演唱，最终通过系统识别完成打分。然而许多歌曲的原唱音调很高或很低，除了体验并不好之外，长此以往就会导致用户“弃坑” ；

第二，就是以前的唱歌平台大部分是以“唱歌”为主要目的，这就导致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希望还原真实的唱歌场景——结局就是，用户要想参与游戏或评选，需要唱完整首或大段歌曲。但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一口气唱完整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体力，一次唱二、三首可能就会感到疲劳而导致体验下降，就更别提自身唱歌条件不好的用户了。

针对这两点，音遇首先将“唱原版”改成了“自由起调哼唱”且只唱1-2句即可，这样一来，用户只需按照自己的习惯唱歌即可，即使普通人连续竞技几十分钟也可以；其次，音遇通过点赞、战局内聊天、送礼、关注等方式强化了游戏的社交属性，使其不再只是一个PK唱歌技巧的游戏，而是一个集合“社交+游戏”的全新产品平台。

而低门槛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音遇完成了“冷启动”。

微博上关于音遇的“沙雕网友欢乐多”视频合集评论过万、转发过两万，在抖音上，仅#音遇话题下的视频也基本以“沙雕视频”为主，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万，从这些转化路径上，我们也能看到，音遇想要抓住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唱歌能力极强的人，毕竟表达欲是共性，但唱歌能力却各有差异。

但需要指出的是，36氪近期接触的「ACRCloud」便是一家从事音频识别技术研究的公司，联合创始人李蕴博透露，公司已完成支持基于乐句哼唱AI识别、客观评价打分的新引擎，近期也已有多个合作伙伴准备使用这个引擎打造与音遇相似的产品——也就是说，在技术方面，音遇的壁垒似乎并不算高。

不过技术只是产品竞争的维度之一，在产品方面，音遇的表现则是可圈可点。

色彩鲜明且活泼的界面，游戏中各种各样的快捷语和简洁的操作按钮，都为音遇加分不少。当然，时常出现的识别失灵等技术状况也将游戏体验拉低了不少，目前在AppStore的评价栏目中，已有多名用户打出最差成绩并吐槽技术问题，而音遇所能做的就是“版本几天一迭代”了。

好友聚会，为什么“你在唱K，别人却能睡着”？

从唱吧到音遇，虽然年轻人不喜欢去KTV了，但唱歌游戏热度不减，主要原因在于线上也能够营造出一种参与感，在36氪看来，这也是音遇强于“老前辈”们的重要一点，即实时反馈、游戏互动等都在强化互动氛围。

而如果要提及“参与感”，这些社交产品和综艺的结合也是需要被提到的一点。

由于音乐活动天生具备互动性，所以基于“唱歌”便可以结合电视节目做文章。

在初期积累了一批用户后，唱吧开始推出合唱模式，并通过剪辑等方式让玩家能够与偶像共同演唱，当然，以社交为目的的玩家间对唱等模式同样火热。

2016年，湖南卫视联手唱吧推出了互动音乐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让这种合唱和对唱的模式搬上了大荧幕，歌星们也不再是App中的虚拟人物，而是活跃在节目上且能够参与到唱歌环节中。

这种互动除了能够为品牌输出更好的形象价值观，也能以电视节目作为载体，吸引更多付费能力强的中大型赞助商，并围绕IP?开展更多结合线上线下的活动、推出IP周边等。

所以，对于音遇来说，与综艺联动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途径之一。

一大波音遇即将来袭？如何应战

现阶段的音遇仍存以下挑战：

1、技术门槛低 —— 未来会有一波音遇袭来

一年前，HQ带起了一波答题直播狂潮，国内的冲顶大会同样大火，但这个技术壁垒并不高的App产品使得市场上迅速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冲顶大会”的平台。最终，就如同曾经的“百团大战”，答题直播发展成为了“撒币大战”，而当大量砸钱模式应用于行业后，这种“创新”也就慢慢为人所唾弃了。

2、“火”的太快，音遇仍需打磨

音遇现阶段仍然存在不少体验方面的问题，例如识别不准确、曲库较为单一、使用中Bug较多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于初创团队来说都是公平的，音遇的开发和运营人员也正在App的频繁更新中寻求改善。

3、若是社区，如何增长？

前文中我们提到，音遇上线初期并不具备“开黑”功能，所以App本身更像一款垂直类音乐社交产品，早期依靠自然增长拉新；当后续的版本中加入了熟人开黑（也可基于关注路人开黑）并强化个人主页形象后，音遇“音乐社区”的雏形便显现了。所以，抛开功能层面，运营其实会是音遇后期一定会搭建的壁垒。

4、歌曲版权带来的核心竞争

除了哼唱识别技术存在可普及性以外，曲库也是所有音乐App都需面临的问题。近几年国内版权环境趋于良好，网易、腾讯等大厂也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所以在技术并不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大厂们若入局反而具备优势。

当然，对于一款“社交+社区”的融合产品来说，运营、资金、资源、渠道等也同样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项。从音遇目前的迭代更新效率和下载数据来看，运营能力是团队的核心优势之一，但在“音遇模式”逐渐清晰后，也为后来者们担当了“开路先锋”。

5、音遇能够带起“互动升级”的节奏？

近年来，随着交互体验形式越发多元化，大厂们也开始在互动升级方面有所动作，但无论是互动剧、互动电影，还是在传统视频平台上强化弹幕等已经存在功能的交互感，更多的还是一些较为保守的升级。

音遇的出现则证明了，抛开传统的内容并让用户将原创内容加入交互过程，也是一种互动升级的途径。当然，现阶段音遇的高质量运营以及先发优势，已经让公司以超2亿美元的估值顺利完成了融资；接下来，音遇团队的发展重心可能是招收更多人员，并继续保持App的高频优化以及新内容开发。

12月25日晚间，中兴通讯发布声明称，近日媒体报道中提到的中兴通讯被中建五局申请强制执行的事宜，系中兴通讯与中建五局的正常商业纠纷，并非失信被执行。

今天下午，新京报曾报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2月17日立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执行标的为3187.13万元。另据深圳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显示，上述案件的申请人是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声明提到，自2008年起至今，中兴通讯与中建五局发生多起系列纠纷案件，相关进展均在公司半年报、年报中有详细的披露。此次被申请执行的案件是其中一起中建五局诉中兴通讯的案件，自2009年起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做出再审终审判决，判决要求公司支付未付的工程款1449余万元人民币、对方的窝工损失286余万元人民币及利息等，同时判决中建五局返还中兴通讯保函2015万元人民币及利息。鉴于上述判决双方互负支付义务，且该案涉及的其他几起中止审理的案件在该案判决后重新恢复审理，公司与中建五局一直在就案件和解进行沟通，中建五局并未在判决生效后立即申请执行。

针对此案件的执行申请，中兴通讯已于2018年12月24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目前双方仍在友好协商解决纠纷。

12月25日，上交所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集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党委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深入讨论，结合会议精神对上交所2019年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上交所党委一致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内涵丰富、思想精粹、博大精深的发展理念。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性总结了2018年经济发展成绩和规律，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整体部署，提出的“五个必须”和“七大任务”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是全党全国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从思想和行动上提供了有力指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切实体现。上交所党委一致赞成、坚决拥护。

上交所党委深刻认识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绩来之不易，前路光明可期。与此同时，我国发展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大变局充满着风险与挑战。我们要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就必须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上交所党委深切体会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资本市场和上交所的重大任务，更是对上交所政治素质、改革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一次考验。上交所党委将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证监会党委的指导下，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把好上市公司准入关、监管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

上交所党委同时强调，上交所将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对上交所工作的“定海神针”，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对上交所政治属性、国家属性的认识，坚持从政治高度看待上交所发展，把党的建设融入上交所业务全过程、各环节。所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对上交所2019年重点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下一阶段将着重做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推动科创板改革和注册制试点尽快落地。按照“高标准、快推进、稳起步、强功能、控风险、渐完善”的工作思路，加快制定业务规则和配套制度，努力建设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科创板市场，推动注册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样本。

二是加强市场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建设与科创板相适应的分析监测指标体系。完善投资者交易行为评价体系，构建行业、财务及估值定价分析框架，坚定不移打好防范风险攻坚战。

三是持续提升一线监管能力。积极优化调整一线监管策略，科学把握一线监管的节奏和力度，扎实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上市公司监管，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四是全面推动交易所四大市场协同发展。继续深化“新蓝筹”行动，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继续完善基金市场产品链，增加股票期权品种，构建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是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升A股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话语权。以互联互通为战略，实现与更多境外市场的合作共赢。加大A股国际推介力度，深入参与WFE各项事务与全球交易所行业治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资本市场建设中贡献中国智慧。

六是加快科技监管体系建设。推进技术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多维度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精准“画像”，实现“金融+科技”引领。

七是提升投资者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出品牌投教产品和培训项目，提升投教宣传影响力和覆盖面，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八是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加强政治建设、作风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新部署，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硅谷的2018年，荣耀依旧，又矛盾丛生。

从一级市场整体来看，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风险投资额极高，总计达 843 亿美金，不出意外又会打破纪录。Drop Box、DocuSign、AppNexus等独角兽上市及大型退出，也让忙活了数年的VC们松了一口气。

然而故事换个角度讲，这也是马太效应愈加凸显的一年。

Mega fund（巨型基金）吸纳了大量资本；5000万美元以上的融资交易，占总融资额的半数以上。

当这一年走向尾声时，生物医药赛道凭借耀眼的IPO成绩站在聚光灯下、区块链泡沫退潮、AI走向实体应用，经历了这一切的VC们，如何看待硅谷的2018？钛媒体对话了数位硅谷早期投资人，梳理了今年值得关注的硅谷早期投资趋势。

马太效应：从基金到项目

硅谷不断加强的马太效应，让它几乎开始“量产”独角兽。今年的Q1到Q3，硅谷创造了史上最多的独角兽，总数高达80个。

正如文初所说，今年完成的所有早期投资中，有超过一半都融资超过5000万美元。早期投资的中位数达到史上最高值700万美元。所有公司的首轮平均融资额，达到了史上最高程度。

尤其对于天使轮及种子轮，整体投资数和投资额都有下降趋势，然而每次投资的规模却在增长。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资本仍旧青睐早期市场，然而它目标非常明确——把更多的钱押注在更可能带来回报的优质公司上，对那些不好不坏的项目愈发严厉了。

“如果去看优质项目的数量，实际上今年比去年要更少，但优质项目的单笔融资上涨了很多。”硅谷知名投资人、Fusion Fund创始人张璐告诉钛媒体。今年前三个季度以来，超过1亿美金的融资项目达到143起，比去年增长了38.8%。今年三季度，家用健身器材创业公司Peloton募资5.5亿美元，估值高达36亿美元。

在她看来，今年的整体经济形势不稳定，造就了硅谷人才创业意愿下降，这也间接造成了更少的优质公司吸纳了更多资本量。

跨境基金 Wisemont Capital 创始人李峻对钛媒体表示，今年主要持观望态度，“从美国整体来看，大家更关注头部项目；另一方面，投资人的感受比创业者更早，我们可能觉得市场已经趋冷，创业者的期望还没降下来，所以会投得慢一点、保守一点，等价格合适再进。”

这样的马太效应延续到了基金募资上。

今年风险投资募资额为324亿美元，其中有15只基金募资额超过5亿，5只超过10亿，比如红杉在今年1月创纪录地融资80亿美金，LightSpeed也融了一轮Mega Fund（巨额基金）。前三季度募集的27只2.5亿-5亿美金的基金数量，也已经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25只。

这体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趋势：就算在早期投资中，钱也在向管理较多资金的基金聚集。2018年募集的230只风险投资基金中，有41.7%管理超过1亿美金的资本。在仅仅三年前，这个比例还只有33.5%。

长期专注于企业级投资的 Benhamou Global Ventures 创始合伙人 Eric Benhamou 则表示，明年他们将启动新一轮基金融资，融资金额为此前的2～3倍。

“在2016年，为了有足够的资本支持我们此前投资的优质项目，也因为募资金额正不断扩大，我们在第三期基金的投资期中额外融了一轮‘opportunity fund’。在第四期基金中，我们希望一开始就准备足量的资金，可以给看好的公司长期持续的支持。”

Fushion Fund则在去年完成二期基金的募集，规模超过一期很多。“由于投资人的认可和支持，快速、超额完成募资，现在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一亿美金，”张璐说。

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硅谷早期投资人对钛媒体表示，其二期基金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融资期，截至发稿，数千万美金的本轮融资还未关闭。

融资难背后：大基金布局早期，CVC发力

单打独斗的新兴早期投资基金面临募资难、马太效应明显只是表象，其中隐含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首先，许多过去偏向后期的基金开始布局早期了。而他们优秀的履历吸引了大量资金，也带来了隐忧。

“这两年来，整个市场形态有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二级市场的震荡，也对一级市场产生影响，让很多增长期的基金现在也在布局早期投资。”硅谷知名投资人、Fusion Fund创始人张璐说。

中晚期投资需要计算市场周期，而早期投资战线较长，一定会经历一个市场周期，对于入场时间的要求并不高。正是考虑到投资风险，这些过去专注增长期的基金才把目光投向了早期。

然而当资本量巨大时，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就变得更难了——根据 Kaufmann 的研究结果，在30个管理超过4亿美金的基金中，只有4家跑赢了一只公开发售的小盘股指数基金（small cap common stock index）的回报率。早期投资的回报周期基本都在六、七年以上，近两年越来越大的早期投资基金体量是否能带来令LP满意的回报率，仍待观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的存在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自2000年至2017年初，有CVC参与的美元投资总额（年变化表）

2018年的 Pitchbook 数据显示，由于企业收税优惠及资本回流 ，CVC投资1096起，总参与的投资额393亿美元，在全部投资交易中，有46.7%都能看到CVC的身影，创下五年内新高，已超过2017年CVC投资总额。其投资热门同样是软件和生物医药行业。

软银的愿景基金是这其中最令人咋舌的，共投入280亿美金用于投资。Google、Intel等公司过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不少新型的企业基金涌现。

今年年中，Lockheed Martin在已有的风险基金基础上再次投入2亿美金用于投资。知名保险公司Aflac也将其风险投资基金从1亿美金提升到了2.5亿美金；Cigna在9月刚刚启动了自己的2.5亿美金风险投资基金。

“美国早期基金募资情况还可以，晚期更加困难，这和CVC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本来做LP的人去做VC了。当然他们不一定会去看早期的那些比较小的项目，但很多晚期项目都会自己看。”跨境基金Centregold Capital管理合伙人陈洁对钛媒体表示。

CVC入局，一方面和美国政府出台的减税政策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有一种“紧迫感”，希望以此进行战略布局，在不用消耗过多内部资源进行R&D的情况下完成和新兴科技的结合。而这一趋势在2018年尤为凸显。

比如丰田既投资了Uber，又是它的合作方；JP Morgan及Citigroup作为Axoni的投资方，也是为未来将区块链与金融结合做好准备。

比起后期并购或成为独角兽的后轮投资方，对于企业来说，在早期进行风险投资是一个更低投入、更少风险的方式。CVC早期投资愈发活跃，甚至有可能意味着未来企业收并购进一步降低，至少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 这一趋势已经有苗头了。

最后，经历了过去几年押注商业模式的烧钱轮回后，不管是LP还是风险投资人们开始更看重项目的造血能力。LP开始更加青睐专注于医疗、企业级项目的基金——这类项目的特点是一般能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有自己的盈利能力及进行稳健的增长，而非仅仅是带来估值增长。

“在变动的市场中，估值增长不一定能实际反应公司价值，而自己的盈利和造血能力就备受关注。正是因此，这类项目的崛起也带动了一批专注于投资企业级、深度科技和医疗的基金。我们基金也因此在今年比较受关注。”张璐表示。

新技术寻找商业落地

技术投资在硅谷依然火热。2018年，创投市场迫切地希望看到新技术落地的可能性，两个领域备受关注：医疗和工业应用。

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点：都在过去有着大量数据积累，分布着许多的传感器，又共同面临着数据冗余的问题，且都有海量市场潜力。这些特点意味着接入新兴技术后，这两个领域很可能能带来可观、迅速的回报和正向反馈。

以人工智能技术（简称“AI”）为例，2018年成为全面走向落地应用的一年，仅仅自称是AI公司、没有落实到具体产业应用的创业项目，已经无法在市场上获得投资人的关注。“几乎每一个AI公司都必须谈清楚，他们是希望解决哪个领域中的哪些具体问题。”Eric说道。

而医疗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领域。

在OptumIQ Annual Survey on AI in Health Care报告包括对500个美国知名医疗机构的问卷调查，其结果体现，未来五年，平均每机构在AI+医疗方面的投入将超过3000万美元。

“每60天，医疗带来的数据就翻一番。自从2010年以来，云计算、AI和大数据让我们能前所未有地获取和分析大量数据，这给医疗+AI带来了很大的机会。”硅谷知名投资人、Facebook早期投资人Jim Breyer在接受TC采访中表示。

比如他投资的Page.ai，这家AI公司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帮助完成癌症诊断，在今年刚完成了2500万美元A轮融资。此前其和美国知名癌症医院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达成合作，获取其超过2500万张病理图片。其他做着类似事情的公司还有 Google 旗下的 Deep Mind 和初创公司 Arterys 等。

生物医药是 Centregold Capital 投资的重心之一。陈洁在参加钛媒体 2018 年科技生活节时曾分享过，其基金通过与知名研究所搭建项目源网络、在新药研发、医疗个性化中寻找机会等方式，深入挖掘生物医药及医疗科技领域的投资标的。

该只基金已经选择同浙江加州国际纳米院达成合作，同时与杭州当地的数家环境及医疗类上市公司成为官方合作伙伴，以协助申请CFDA、推动科研产业化等方式帮助跨境项目完成落地。

投资人张璐表示，她的投资重心一直在深科技和医疗上。她曾投资的脑机接口 Paradromics 在2016年就拿到了美国国防部1800万美元的订单。

而其中的逻辑是，“医疗和工业是两个可以全方位提现人工智能优越性的领域——医疗长期以来的问题是数据过量和资源不平衡、工业则由于万物互联产生了很多数据，而AI的核心是需要海量数据作为基础，这就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AI在工业界的应用同样值得关注。

德勤今年发布的企业级AI报告显示，82%采用了企业级AI解决方案的公司都表示，他们的生产项目ROI有正向反馈。59%正在使用AI相关的软件解决方案来帮助优化销售渠道及工作流程。

“AI正在改造各个行业的不同方向，其中还有很多创业者的机会，远谈不上只是几个大公司的游戏。”Eric举了一个公共停车的例子，现在的停车场不会根据不同车型、停车时间来定制化收费，而在AI技术接入后，这个市场就有被再次开发的可能。

李峻也同样认为，2019年AI领域还有很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需要真正懂AI技术、且了解现有垂直领域的人才和公司——而不是泛泛的AI或者某种算法。只有了解一个垂直领域的具体流程、信息化的程度以及如何提高整个结构的效率，可能才能带来真正的价值，我们期待看到AI技术未来落地到具体场景、有合理的商业模式支撑资金和资本。”

在这些浪潮的映衬下，去年来势汹汹的区块链项目虽然面临着币价跳水的挑战，但仍经历着一场缓慢、长期的涨潮——根据Diar提供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风险投资对于区块链相关项目的投资金额已经比去年全年上涨了280%，接近39亿美元。而获风险投资的区块链项目数量也达到2017年的两倍之多。

2017年全年，“ICO可能取代风险投资”一说甚嚣尘上。不过从今年趋势来看，缺乏监管的ICO融资方式逐渐“失宠”。

今年10月数据显示，通过ICO进行融资的项目和金额都达到了全年最低，这一趋势还可能继续。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说，传统的风险投资仍对区块链技术保有信心，正逐步加大投资力度。

INB Venture Partner、Primitive Ventures创始合伙人Eric Meltzer对钛媒体说，“我们希望投资那些能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一个真正棘手问题的公司，而非提供一些锦上添花解决方案的公司。”

从Pitchbook数据看来，比起去年，2018受关注的区块链细分领域仍旧集中在数字货币相关的创业公司，比如电子货币发行、交易平台、挖矿、支付等等。

“这些围绕区块链搭建的交易平台和挖矿平台有较早就能盈利的可能，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Eric表示。

生物医药为主的IPO，buyout退出上升

无论选择投资哪个领域，自十数年前开始的独角兽潮以来，退出路径一直是悬在投资人头上的隐形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些投入的大额资本被锁在估值高、融资轮次长的明星公司中，对资本流动性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今年的以生物医药为标志IPO潮可以说让一部分VC长舒一口气。

截止Q3数据，今年总退出额达800亿美元，有637家公司通过上市、收并购等方式完成退出。

和不断增长的早期投资额相似，这些退出案例的特点是金额大、集中在后期项目中，一亿美元以上的退出占据了90%以上；另一方面，比起过去集中在并购的退出方式，今年的IPO、收购比例都有增多。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退出并非此前令人忧心的低价退出，而是往往没有太多地估值降低，这也给LP更多信心再次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领域。

”一些本来能进行收购的公司可能现在情况也并不好，B轮之后的公司往往都希望以IPO为退出路径。“陈洁表示。

在今年的大额退出中，AppNexus及GitHub标志着信息传播领域的持续吸引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今年68家IPO的公司中，有45家都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从过去经验来看，生物医药类的企业往往需要超出早期投资基金投资周期的时间来完成研发、产品上市及最终退出过程，然而在政策、市场的推动下，这个领域成为了2018年最激动人心的退出大户。

投资人寻找新项目源

另一方面，2018年，在美国过去几家大公司增长放缓甚至市值跌幅明显之时，投资人们敏感地嗅到了机遇来临，在开拓新方向或新市场的机会。

“今年Facebook、Google、Netflix这些大公司的垄断趋势不如过去明显，我认为会有新一代消费级的机会，以及中美在往机械化、自动化过程中进行结构化调整的机会。” 李峻对钛媒体表示。

其基金今年投资了一家职业教育公司NexGenT，通过给中低阶层提供教育机会，让他们使用新的AI、机械化、智能化时代的工作机遇。“川普想要工作机会回来，失业率降低，但是美国人并不一定有这些技能，这就是这类公司的机会。”

除此之外，李峻还提出，目前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的5G与通讯领域也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市场的投资热点。“中国方面对5G领域的关注已经十分明显，美国市场上也有可能在相关领域诞生新的机会。”

不仅从项目赛道，投资人们也正往非传统的风投聚集地区寻找机会。

比如一家新型基金 Alabama Futures Fund，专门投资阿拉巴马州的创业公司；创立于俄勒冈的Seven Peaks 基金，则覆盖美国西北区域区域，比如西雅图、波特兰、盐湖城、凤凰城等等；Wisemont Capital同样将西雅图作为一个重点投资区域；北卡罗莱纳州的One Better则在北卡附近寻找机会。

北卡罗莱纳州，这个曾孕育过多个金融公司的城市，正逐渐吸引风险投资人的注意。2018年的全年投资额超过2017年总额150%以上，总金额高达25.7亿美元。以钛媒体采访的 Fusion Fund 为例，现在超过40%的投资项目是在硅谷之外的美国市场，尤其专注匹兹堡和犹他地区的新兴创新生态。

除此之外，陈洁对钛媒体表示，其所在基金十分看好加拿大市场。目前正与加拿大本地的老牌基金合作，将于2019年在加拿大成立一个新的早期跨境基金，以发掘、投资优秀的加拿大项目，甚至进一步将它带到中国或美国市场。

另一家风投机构 Benhamou Global Ventures 则在欧洲、以色列都设置了办公室或合投基金。他们看中的是这些地区优秀创业项目到达一定发展阶段，最终向硅谷的“回流”趋势。

2016年10月左右，李东生在那段时间总是睡不着觉。

这位年近60岁的老人，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提前预估到了一件事：TCL的业绩将变得越来越惨淡。

果不其然，那一年，TCL集团的净利润下降到21.4亿，而两年前的利润为42.3亿，这意味着TCL的盈利能力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腰斩了一半。

还有一个趋势释放出巨大的压力信号：TCL集团在1000亿元销售额上下已经徘徊三年之久，毛利日益缩窄，稍不留神极有可能掉出千亿的队伍。

李东生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其中的原因有两方面。TCL集团已经开始依赖华星光电贡献主要利润，曾经赖以为生的消费电子、家电和通讯业务等智能终端业务增长乏力，正在拖累集团整体业绩。伴随这家公司几十年的传统业务该何去何从？

除此之外，同是新兴的半导体和面板业务，竞争对手京东方在A股的市盈率达到了20倍。而TCL集团因为业务种类繁多，在证券市场被作为传统家电业务看待，市盈率只有9倍左右，相差一大半。不仅股价长期低迷，投资者们信心不足，A股的制度也限制其无法将华星光电业务分拆独立上市。

彼时老同学创维的黄宏生已经另起炉灶做起了电动汽车，美的方洪波也因为收购了德国库卡而实现了市盈率大涨，格力的董明珠也在银隆汽车上跃跃欲试，唯有李东生，依然活在传统的家电世界里。

一边是几十年的心血，另一边则是代表未来的新兴产业，如今在A股市场中组合在一起却变得不合时宜。如何处理这两项业务，是李东生那段时间以来思考最多的问题。

两年后，李东生终于做出了选择。

2018年12月，TCL宣布以47.6亿元的价格将旗下消费电子、家电等智能终端业务以及相关配套业务悉数转出，公司由过往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产业与智能终端产业两大主业，变更为聚焦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产业。

这本是一次断臂自救式的改革，但当公告发布之后，却衍变成一场对李东生的集体讨伐。

争论的焦点在于：李东生用47.6亿的低廉价格将TCL的几项核心资产转移到自己控股的公司名下，让外界认为这次资本腾挪是一次并不光彩的利己行为。此外，消费电子、家电和通讯所代表的智能终端是TCL过去几十年来的核心业务，贡献着大量的营收，剥离出去并非明智之举。

为此，深交所也向TCL集团发出重组问询函，从出售资产必要性，再到标的评估定价等共计31个问题向TCL发起了灵魂拷问：“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12月21日晚间，针对深交所的问题，TCL集团正式做出回应，其中一部分提到剥离非核心业务是既定战略，智能终端板块收入规模大，但盈利能力弱。

从这个回应来看，TCL正在袒露出一些不愿意为外人所见的事实：智能终端业务已是公司继续向前的累赘，现在到了必须要抛弃的节骨眼上。而47.6亿，真的不便宜了。

TCL重组之谜

重组方案显示，本次交易的战略投资者包括苏宁易购、中信产业基金、中信资本、惠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企业。

“李东生自己其实不想接智能终端业务，但如果李东生不参与，其他股东就更不愿意投资了，因为资方会认为TCL自身已经放弃了这项业务。”一名参与重组的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这可能是TCL官方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在最近几年，智能终端业务早已在内部失宠，面对产业趋势下滑和红海的市场竞争，李东生也许对这些业务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更在乎的可能是几十年的公司积累，亲自花钱剥离发起重组显然是无奈之举。

换句话说，李东生对消费电子、家电和通讯所在的智能终端业务在乎的程度可能仅剩一项——情怀。因为47.6亿的剥离价格，不仅附带着巨额债务和几万名员工，还有几乎不可能逆转的“烂摊子”。

TCL集团在回应深交所的公告中称，消费电子以及家电等智能终端业务在过去2年中亏损额较大、负债额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部分标的公司因历史亏损，尤其移动智能终端业务板块出现巨额亏损，导致智能终端业务群整体出现较大亏损，因而形成负资产。

TCL还强调，尽管标的公司整体在2018年上半年取得了一定改善，但经营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参与重组的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说，TCL做出重组决策主要基于几个方面：

第一，面板投资对人才和资本的要求很高，在融资能力上，因为TCL集团市盈率偏低，需要摊薄更多的股权，这对前期投资华星光电的股东并不公平。

第二，在TCL的家电业务没有剥离之前，许多竞争对手介怀TCL电视会带来威胁，因此不敢过多采购华星光电的产品，比如海信，一直都没有将华星光电作为第一供应商。

第三，华星光电从成立以来，是由中国台湾团队、大陆团队、韩国团队三方组成，跟原有的TCL业务没有交叉任职。但因为公司会把股票作为长期激励的手段，因此跟家电通讯业务的员工共享当前的TCL股票也是不公平的。

“一定要单飞，这是几乎所有华星光电员工的想法。”上述人士说。

被人遗忘的TCL手机

TCL集团上半年的财报显示，营业收入525.24亿元，同比增长0.6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520.73亿元，同比增长1.45%。

从最新的财报来看，智能终端业务看似有着变好的趋势，但实际上却是一次“回光返照”。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TCL集团表示，主要由于海外市场业务盈利持续提升，以及 TCL通讯持续提效降本，在海外重点区域市场大幅减亏。

2014年，TCL通讯业务营收为245.24亿元，而2017年营收则仅有149.75亿元，三年时间下滑了将近一半，之后也从未有过增长。

很显然，TCL通讯业务的减亏并不是由于市场扩张所得，而是次级手段如节流，裁员，收缩业务所致。

2018年的半年度财报会上，TCL高管也承认了这一点：

1、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启动变革，组织角度上做调整，管理结构优化，各区域主要管理团队也做了调整，总费用较去年同期节约了1.4亿美元。

2、职员人数2016年有8000人，到三季度减少到大概4000人左右，裁减了50%的人。

3、海外仓库做了去库存，存货和营收账款同比下降约50%，盘活大概4亿美金的现金流。

4、北美区域做了大的变革，成本下降，销售额上升。

界面新闻得到的最新消息是，TCL和黑莓的品牌合作授权即将到期，TCL将不再跟黑莓续约。因为这笔曾经寄以厚望的手机生意已经给TCL带来了上亿的亏损。

“TCL通讯团队在这次重组中是最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几年前的战略失误导致了现在大幅亏损。”上述参与重组的人士说。

早在1999年，TCL便做起手机业务。2003年，TCL手机以9.31%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取得国产手机第一，当时TCL手机年利润超过10亿，一度为其他所有国产厂商的总和。

2004年，TCL通讯完成收购阿尔卡特手机，开启了全球战略，截至2015年底，TCL通讯在海外市场的营收占比达到了93%。

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当时国内手机市场一片红火，TCL决定回归国内，并宣布主打千元机市场。

那一段时间，国内手机市场正发生剧变。小米横空出世，华为宣布裁减运营商机型，转做高端，OPPO和vivo在三四线城市强势崛起。但TCL回到国内却逆势选择了继续加码运营商市场。

当时的一位TCL通讯城市经理说，那时的策略是出货，目标是实现国内前5，运营商有返利，卖得会容易点。

但两年之后，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彻底变天。4G普及之后，运营商不再补贴终端，市场从70%以上运营商渠道变为运营商渠道40%、线下公开渠道35%、网络渠道25%，三四线城市逐渐成为销售的主力。运营商渠道不再是手机厂商的“金饭碗”。

根据TCL集团财报数据，2015年TCL通讯出货量达到8355万台的历史峰值。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2015年智能手机已经大量普及，TCL通讯的功能机销量却依然大于智能机，这导致其ASP（平均销售价格）长期在30美元-50美元之间浮动，也遏制了其利润继续增长。

2015年12月，TCL聘请了来自于华为消费者BG的杨拓担任TCL通讯中国区总裁，并为之配备了由18名高管组成的全新中国区团队，希望杨拓能够带领中国区团队大举反攻国内市场。

杨柘对TCL手机的思考是，要寻找品牌差异化的认知。杨柘在上任后曾说：一个女医生和100个女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自我认知是医生；一个女医生和100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自我认识是女人。

然而此时的国内智能手机行业已接近红海。在智能手机方面缺少技术积累优势，在互联网和线下也没有渠道积累优势的TCL，应对消费者对技术和高端机型的需求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更为重要的是，TCL自那时启动的品牌转型战略效果几乎微乎其微。原因在于，虽然全面覆盖各类消费群体，但因为战线过多过大，导致TCL整体品牌定位模糊。

2016年，TCL通讯出货量已经下降到6876.6万台、同比下降17.7%；在财务上也已经逆转为亏损4.74亿元，成为TCL集团整体净利润水平同比下降33.82%的主要拖累因素。

当时有TCL内部人士指出，对于TCL手机国内糟糕的成绩，李东生非常不满意。

2016年底，TCL通讯启动裁员计划，裁撤了北京团队，涉及品牌、营销、销售等部门约数十人，杨柘被“架空”，不久后便离职。

在同一时间，TCL通讯再次调头，宣布与黑莓签署一项长期许可协议，取得了黑莓安全软件、服务套件、品牌资产的授权，等于说TCL通讯承包了黑莓的几乎全部业务。

但有统计显示，2017年黑莓全年出货量仅85万台，大幅亏损。TCL在合作到期后也不再与黑莓续签。

固有的阿尔卡特品牌上，TCL在海外市场面临的挑战则更大。由于中国手机厂商加速出海扩张，目前阿尔卡特在亚太区正受到OPPO、vivo的竞争影响，在欧洲市场则是面临华为和小米的威胁。

2017年10月，TCL集团发布股权出售公告，按照价格估算，TCL通讯的估值仅为10亿元。作为对比，2016年9月30日TCL通讯私有化时，其市值接近百亿。仅仅一年的时间，TCL通讯的价值也缩水了九成。

2017年12月，李东生决定亲自掌舵通讯业务，原通讯CEO郭爱平归队。但等来的却是国内手机整体销量下滑，锤子、金立、360手机等相继出现危机。TCL手机，则淹没在了喧嚣当中，几乎毫无声音。

第三方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全球手机出货量自2017年开始持续下滑，且头部集中效应明显。TCL通讯业务主要包含黑莓、TCL手机、Alcatel（阿尔卡特）三大品牌，但其竞争优势不强，2017年总出货量为 4388 万台，年内录得20亿元亏损。

从挣扎到失败，从再挣扎到再失败，TCL的手机梦一次次破碎，这也最终让其成为了李东生“弃子”的核心原因。

“千年”不变的家电

跟羸弱的通讯业务所不同的是，TCL的黑电业务尚属头部玩家，但问题在于，即使在这个市场不断努力，可能也跟几年前没有太多的变化。

根据TCL集团披露的上半年财报显示， 彩电依然是TCL集团的主营业务——电视产品销量1351万台，同比增长37.8%，海外市场销量同比增长44.4%，海外销售收入占比为46.95%。其中北美是TCL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

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TCL本身所致，而是美国电视老品牌vizio的节节败退，这家公司在被乐视制造了一个收购骗局之后便一蹶不振，其失去的份额也由TCL承接。

“北美的增长原因很多，除了产品力在提升，很大机会还是竞争对手的内部问题。”TCL的一位高管承认，vizio的失手让TCL有了可乘之机。

将TCL彩电的增长称之为运气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在2014年之后，国内的彩电市场便陷入了死海之中，不仅仅是TCL，所有电视品牌都在艰难度日。

2014年，中国彩电市场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销量下滑7%，其中海信净利润14亿元，同比减少11.6%；长虹净利润5885.78万元，同比下降88.52%；康佳则亏损了4.7亿元。TCL多媒体虽然以1.9亿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营收额却下滑了15.5%。

TCL指出，2014年-2017年彩电行业的销售额持续负增长，国内电视机行业已产能过剩，而海外市场利润率低且有贸易政策风险。该公司2017年电视机业务的利润率仅为2.23%。

受制于技术和产品形态更新缓慢，电视市场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对于国内市场，彩电公司们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条：用牺牲利润的代价打价格战。

2015年，彩电业务所在的公司TCL 多媒体电子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0.25 亿元，同比下降 86.8%，其中经营性盈利为 0.93 亿元，同比下降 69%，盈利能力遭遇大幅下滑。

TCL 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因为 TCL 多媒体电子第三季度在国内市场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竞争而影响了毛利率水平，加之同期汇率剧烈变动的损失，三季度单季亏损 4.38 亿元。

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2018年1~9月，国内彩电市场的零售额同比下跌6.3%，受房地产萧条影响，明年家电业将迎来真正的“寒冬”，彩电行业均价也在下降。

而对于成立不久的白电业务，需要挑战的则是一个个行业巨头。

比如在空调、冰洗、厨卫等细分家电领域中，面对格力、美的、老板等对手，TCL作为后来者目前只处于二线阵营。

“白电的增长速度很快，是因为之前并没有这项业务，基数很小，现在空调排全国第五，洗衣机第九，冰箱第十。”上述TCL高管评价，白电只是属于利用TCL品牌做一些边缘业务。

对于现在的TCL而言，新生的白电业务难以取得绝对的市场优势，一度做到全国第一的TCL手机开始被人遗忘，就连深耕多年的彩电市场也面临着增长乏力。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家电巨头已然满目疮痍。

从这几项业务的本质来看，抛弃一个个累赘似乎也是合理之举。TCL也称，重组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净利润率大幅提升，2017年从3.17%提升至10.5%，2018年1-6月从3.32%提升至7.36%。

“这47亿是按照评估值得来的，除资产之外剥离了150多亿的负债，剥离出5万多名员工，此次交易不仅仅是收到47亿现金这么简单。”李东生在几天前如此评价这笔金额。

可以判断的是，在李东生眼里，这笔智能终端的资产的确不值这么多钱，而他自身似乎也对被冠以几十多年的彩电大王这个标签不感兴趣了。下一个符号，他可能更希望是面板或者半导体大王。

“我们没有想到中国新能源的政策实在太复杂，每个地方的国补、地补、牌照和户籍限定等都不尽相同。这也导致线下交付稍滞后，目前产能是完全跟得上的。”

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在谈及此前对外公布“2018年交付1万台量产新车”目标无法实现时，如是解释。

事实上，对所有与威马汽车拥有同样身世与困扰的初创型头部中国纯电动汽车制造商来说，2018年都没有如这群中年人在2017年底于朋友圈诚恳许愿的那样“对他们好一点”。

拥有丰腴出行圈层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李斌在第一台量产车型ES8车主口碑持续折戟中马不停蹄地将尺寸更小、价格更低的ES6推向市场，狂热的粉丝方队照旧在发布现场鼓掌欢呼，紧邻而坐的媒体方队则一脸风平浪静，尽管李斌背后屏幕上ES8的交车总数已然跳到“9727”。

纯互联网背景造车的何小鹏在和李斌抢风头似的“1万台交车”对赌失利后，打着“我的第一台智能汽车”的旗号出品了一款状如特斯拉精神中国附体者的紧凑型SUV。委身海马汽车的小鹏也遇到了李斌初期托付江淮汽车代工时备受质疑的“质量信任危机”，何小鹏希望通过让媒体参观郑州工厂的方式来打消疑虑。

而可能是最精明，同时也是血统最纯粹的“汽车制造者”沈晖则在90天的等待后迎来了威马EX5智能交互系统从1.0到1.1的OTA升级，但1万台的交付愿景却如积攒在北方城市上空的浓密雾霾般迟迟不愿散去。现在，沈晖将完成时间点延后至了农历春节，但却可能与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最大幅度退坡的现实撞个满怀。

这便是蔚来、小鹏和威马三家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所历经的动荡2018。

某种程度上与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此前所给出“2018年是新能源车动能转换年”的行业变化态势不谋而合，这位中国汽车行业多年的观察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8是新能源车增长动力从限购和补贴政策推动转向市场拉动的转型年。

正如吴晓波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所描绘的场景那样——既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充满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对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惧，大水与其他大水之间的博弈，大水与大鱼之间的适应，以及大鱼与其他大鱼、小鱼之间的冲撞，构成了一幅难以理性静察的壮观景象。

隐藏在“转型年”三个字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并不难被发掘——“补贴狂热症候群”结束后，尽可能地适配市场需求才是击穿遮蔽森林迷雾的绝对铅弹，只有真正“断奶”补贴依赖，才有生存、立足、壮大并与国际汽车品牌正面对抗的后续可能。

知名汽车行业分析师刘春晓对崔东树的说法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在历史上曾两次向世界发射“震撼弹”：第一次是2009年在新车产销量上赶超美国——这被认为是“东方睡狮”在工业制造领域开始苏醒的第一个表征；第二次即是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尤其是自主品牌纯电动汽车空前的补贴支持力度。

刘春晓用“一次充满不确定结果的冒险”表达了由大额补贴催生出新能源汽车热度的担心与忧虑。在补贴之手的强大作用下，各家汽车制造商纷纷变身为繁忙的管道工，拧开了每一个可能被拧开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阀门”。

“阀门”易开不易关，这些享受着史诗式政策补贴红利的车企们在2018年末都不得不面对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补贴大幅退坡和车市整体增速放缓。

前者是所有可能让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洗牌与重铸诱因中成效最大的那个。

2015年，国家财政部等四部委就印发了《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补助标准将适当退坡，其中2017至2018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至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

一个富有隐喻性的细节是仅2017单一年份就有40多项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政策出台，而2016年和2017年的国家层补贴总金额已接近500亿人民币。

尽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细则尚未正式出台，但来自业内的普遍消息预测2019年补贴退坡幅度将在20%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最终幅度将达30%至40%，且不设过渡期。地方补贴也随新政取消。到2020年，乘用车新能源补贴将正式终止。

更为严苛的关于2019新政的说法是，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低于140Wh/kg拿不到补贴。三个补贴入门能量密度挡位为140Wh/kg、160Wh/kg和180Wh/kg，将分别能拿到1.0倍、1.1倍和1.2倍补贴。

国家与地方补贴对一家汽车制造商来说很可能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老牌本土汽车品牌江淮一定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

在今年10月底公布的2018年前三季度财报中，江淮汽车的收入里包含了10.28亿的政府补助，相比去年同期增加7.39亿。一个令人骇惊的事实是在没有补助的前提下，江淮汽车今年前三季度的亏损额接近10亿元。

这个数字相比2016年公布的92亿“骗补额”来说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2年前的“骗补风暴”中，总共有72家车企的76,374台新车牵涉其中，平均一台新车骗取的补贴金额超过12万，足够购买一台上汽大众朗逸顶配车型。而92亿也占据了2016年全年国家发放新能源补贴整体份额的41%。

那时，一位资深汽车媒体人就曾做过这样痛心的叙述：在疯狂销售、收获补贴的狂喜之中，没有一个人嗅到不易被察觉风暴来袭的气息。

与通过不留情面退潮来凸显裸泳者的补贴政策不同，车市的降温则颇有些“温水煮青蛙”的姿态。相比120个月间中国车市的狂飙突进，2018年的国人显然对曾经炙烫无比的汽车购买行为失去了兴趣。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字，今年前11个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降幅明显，且降幅比1至10月有所扩大。前11个月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47.41万台和2147.84万台，同比下降3.37%和2.7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更是对2019年汽车产销量给出了“零增长”的预测。

10年前，孕育了世界汽车工业三巨头的美国底特律为遥远东方神秘地带所生创出的新车销量神话所震撼。10年后，这个时代以数字“9”为标志，恋恋不舍地从“躺着轻松造车赚钱”的黄金年代转变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战。

同样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为102.98万台，占2147.84万台整体销量的4.79%。“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是当前车市最大的亮点。”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对外表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助理许海东做出了自己预测，他认为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会突破120万台，明年将至少达到160万台左右。

管理咨询机构贝恩公司（BAIN&COMPANY）在《车企面临的三重威胁》中给出了不一样的判断，该公司认为电动汽车和新出行服务可能会率先进入亚洲和欧洲市场，并快速扩张。到2020年代中期，亚洲和欧洲汽车市场将遭遇一系列影响，难逃变革。

近4年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始进入“戊戌变法”，产销总量在质疑声中屡创新高。直至今日，新能源汽车界的多米诺骨牌式倒闭事件并未如预期中降临，而普世价值中对“巨额补贴”和“免费牌照”的竞逐依旧是消费终端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两大决定性因子。当车企争先恐后地进军新能源领域时，内心那怀揣着的庞大但未知的冒险计划仍旧没有找准要去的方向，这是远比增幅放缓更值得警惕的事实。

12月24日，快播创始人王欣在微博上晒出了新团队合照，而这也意味着他开始新的创业历程。

在微博中，王欣表示，团队不断在壮大，大家的配合效率和氛围也越来越好，时不我待，蛰伏修炼，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他们将陆续呈现新产品，敬请期待。

根据王欣的微博认证信息，他现在所成立的公司名称是“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本人则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和CEO。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王欣的妻子彭鹏成立，彭鹏担任公司法人代表，而王欣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

据悉，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26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公司经营范围为互联网产品开发。其中王欣为控股股东，出资比例为91.5%，认缴出资457.5万人民币。

来电：街电董事长陈欧、CEO原源涉嫌商业诽谤 保留诉讼权利

12月24日晚间，来电科技在官微发布声明称，街电董事长陈欧与CEO原源诋毁来电，涉嫌商业诽谤，已就相关证据做好保全，下一步将行使法律诉讼权利。

在23日晚间，街电CEO原源发布朋友圈“叫板”来电称：“街电机器已经完成升级，且通过司法鉴定，现在的产品跟你们（来电）的‘花瓶专利’半毛钱关系没有”。此外，原源还在文中质疑来电挪用押金。

24日中午，来电CMO任牧针对上条朋友圈回应称，来电的免押金订单超过70%，不存在挪用押金问题。他还表示，街电产品是否侵权仍需法院来判定，“敲诈街电8个亿”的说法也不属实，并质疑原源所说的街电市场份额。

今年5月25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街电侵犯来电科技两项专利成立，并赔偿来电经济损失共计200万元。5月28日，街电发布声明称，街电已当庭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蘑菇街陈琪回应员工期权被稀释质疑：无聊

12月24日消息，针对36氪发布的文章《财富自由之梦的真实版本》，蘑菇街CEO陈琪今日晚间发布朋友圈斥其“无聊”，并表示从来没有发生过投资人和创始人不稀释只稀释员工的情况，且期权池每年可以自增长。

36氪的报道称，有蘑菇街员工在脉脉上匿名控诉蘑菇街期权稀释：自己早在B轮前蘑菇街不到一百人时加入，工资打折，还花了“小6位数”买期权，但此前内部说“实现财富自由有点难，买个房还是可以的”的预期最终落空；蘑菇街两年前招人时还说期权“至少10刀很值钱”的——实际上合股后才是一股发行价14美元。

对此，陈琪表示，从2011年A轮开始的历次融资，包括这次IPO，蘑菇街几乎每次都增补期权防员工期权池被稀释。他还说到，蘑菇街的期权池还有一个少见的设计，即每年可以自增长，以确保可以持续奖励优秀员工。另外，蘑菇街的招股书中还显示，上市后也有类似的安排，蘑菇街可以在未来增发6个点的期权。而这一系列安排安排都是稀释创始人和投资人股东来实现的。

“我只对客户负责，对股东每股利益负责，对员工成长负责，我没有义务对任何人财富自由的期望负责”，陈琪说。

凌动智行股票被纽交所暂停交易 已启动退市程序

12月24日晚，凌动智行(原名:网秦，NYSE:LKM)今日宣布，已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通知，其美国存托股(ADS)已被暂停交易。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已决定对其ADS启动退市程序。

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手册》802.01D条之规定，鉴于凌动智行“异常低”的股价水平，认为其股票已不适合再继续交易。

网秦创立于2005年，2011年5月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登陆纽交所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今年1月，网秦更名为“凌动智行”，旨在体现网秦将转型为智能汽车和智能出行服务公司。

今年9月以来，网秦出现了一系列动荡，包括公司创始人称被合伙人(现任董事长)绑架并监禁虐待13个月，以及公司资产被贱卖等。

传蚂蚁金服7亿美元收购英国跨境支付公司WorldFirst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关联公司蚂蚁金服，正在与英国跨境支付公司WorldFirst进行谈判，商讨以5.5亿英镑（约合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

报道称，蚂蚁金服与WorldFirst的谈判已持续数月。如果能够完成，将是中国科技公司迄今为止对英国蓬勃发展的科技金融行业最重要的一次投资。有消息称，蚂蚁金服与WorldFirst最快将在几周内宣布收购的消息。

据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称，蚂蚁金服对WorldFirst的估值“在数亿欧元”；另有消息人士称最终的收购价格可能会在5亿欧元之上。

WorldFirst成立已有近15年时间，该公司向世界各地的企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个人提供换汇和货币对冲服务。成立至今，WorldFirst已为16万客户换汇超过600亿英镑。

分析称2019年全球将只有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现增长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和CyberMedia的数据显示，2019年印度智能手机的销量预计将达到1.6亿部。而2018年的销量可能会从2017年的大约1.34亿增长12%，达到1.5亿。

分析师表示，在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有望同比增长12%，而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估计会首次下降。他预测，在2019年，印度将是唯一增长的主要智能手机市场，而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将会下滑，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将持平。

分析师还表示，在2018年，这个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市场开始复苏。由于不同价格的智能手机涌现出来以及分期付款、折扣和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推出，智能手机更新换代活动将会大幅增加。这一趋势很可能在2019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