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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内容与文化和旅游产业密切相关。“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发展壮大旅游产业”……面对这些新红利，文化产业如何做到既能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1、多措并举 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

近日，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流浪地球》等四部影片发放制作成本补贴资金3600余万元，鼓励优秀影视作品在青岛制作。据悉，青岛市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由青岛市、青岛西海岸新区和社会资本出资，设立影视产业发展资金，对在青岛完成主要拍摄制作的优秀影视作品给予补贴，大力发展影视新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

出门前预约网约车、饿了点些外卖、去医院网络挂号免去排队之苦……如今，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些“新生事物”融入人们生活的背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的悄然崛起。

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文化产业作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重点，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格局，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

据了解，文化产业以非物质文化资源为加工对象，为市场提供文化意义消费，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低，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价值链长，就业容量大，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文化产业与信息、旅游、体育、教育等国民经济部门正在发生普遍的渗透和融合，形成了以文化内容为纽带、关联度日益密切的庞大产业链。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6万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8.2%。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及相关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多维度的扶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在文化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是完善竞争机制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动力。”陕西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院长王勇超代表指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民间文艺必须依靠政策引领、市场带动、社会支持等多方协作、全社会广泛参与来实现。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随着‘非遗+扶贫’‘非遗+网络直播’等创新形式的推广，湘绣从‘养在深闺’逐渐走向市场。少数民族农村脱贫致富，充分利用好当地的传统民族文化和特色资源是一条可行的途径。”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新蕾刺绣部主任成新湘代表说。

2、优势互补 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达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入出境旅游总人数2.91亿人次，同比增长7.8%；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初步测算，全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旅游直接就业2826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1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9%。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产业有一大部分是文化旅游。文化与旅游融合，诗与远方走在一起，产生全新的化学反应，从而激发出全城文化、全城旅游相交融的新业态。每到节假日，许多旅游景点人流如织，今年春节期间“紫禁城里过大年”系列活动一票难求，“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异常火热，让故宫官方预订网站应接不暇。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文化消费需求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而各地旅游业的实践证明，打好“文化牌”会更有效地推动旅游。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举例说：“就民宿产业来讲，老房子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对于当地原住民来说，难以满足生产生活要求，价值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对于游客来说是新鲜的，是包含着当地民俗文化的。村落、民宿变成景观，保留了民俗文化，也发展了旅游。”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其中特别强调“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壮大旅游产业”。

“对旅游行业来说，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发展全域旅游、降低门票价格等相关政策，但全面完整地将‘旅游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尚属首次。”南开大学教授马晓龙表示，旅游业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新引擎、惠民生的重要抓手、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支撑的地位，正不断得到体现和加强。可以预见的是，旅游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

“我听了报告中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要求后，倍感振奋。”安徽省无锡市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认为，旅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方兴未艾，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不缺消费者、只缺好产品”的时代。企业作为旅游业的市场主体，要把握机遇，趁势而上，打造更多高质量的旅游精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旅游生活需要。

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殷红梅代表指出，文旅融合是全方位、多层面、广角度的，文化产业以旅游为载体，通过融合发展，促进文化资源资本化、产业化，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旅游产业以文化为底蕴，通过融合发展，实现旅游资源外延扩展、内涵深化和旅游产业升级转型。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60.6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6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5%和10%。对此，旅游企业纷纷表示，政府对旅游产业越来越重视，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空间。凯撒旅游总裁陈小兵说：“随着旅游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旅游成为国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旅游产业’更为我们旅游企业增添了信心。”

3、产业创新 新技术赋能文化新业态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较2017年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网络视频、网络音乐和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分别为6.12亿、5.76亿和4.84亿。

随着5G等新技术日益成熟，以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推动文创产业的变革。“数字”赋能让文创产业得以拥抱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最终实现“文化+科技”的全面融合发展。

2018年暑期，备受瞩目的《清明上河图3.0》在故宫博物院展演。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手，借助8K超高清数字技术、4D动感影像，让文化和科技相融合，将《清明上河图》打造成可沉浸体验、可传播分享的新型艺术展演，受到观众们的交口称赞。

其实，《清明上河图3.0》所受到的赞誉只是优秀传统文化与多种科技手段相融合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不断发生“化学反应”，从舞美设计到文物保护，从互联网在线直播到博物馆数字化展陈，文化领域各行各业纷纷插上科技的翅膀，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愈加强劲。

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加快在各行业各领域推进“互联网+”。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壮大数字经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无异于给数字文化创意企业等吃了‘定心丸’。”

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还可以带来丰富别样的文化体验。“以京剧为例，近年来，国家对京剧艺术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传统戏曲艺术与互联网高科技手段方面的融合也在逐步加深。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京剧将变得更时尚，也会有更多青年人喜欢上京剧。”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建国委员说。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我国是文物资源大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如何传承和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代表表示，文化与科技的高度结合将成为未来非遗传承的重要途径，只有将科技融于中华文化体系的源流之中，推出更多有品质、有情感、有故事的数字内容产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

经历了多年的基础环境准备和技术积累，自动驾驶将在2019年进入由辅助驾驶向更高级的智能驾驶的过渡期。随着5G等新技术的应用落地，网联汽车的发展将进一步助推智能驾驶的实现。

3月13日，行业研究机构Navigant Research对20家涉足自动驾驶领域的企业的研究显示，目前仅有Waymo、福特和通用旗下Cruise三家美国公司被归类为“领军者”（第一象限）。

2018年初，Navigant认定的“领军者”尚有戴姆勒-博世联盟、大众、宝马-英特尔-FCA联盟、Aptiv等多个“欧洲元素”，而如今他们已全部成为了“竞争者”（第二象限）。

此外，中国自动驾驶领域的代表企业百度，也从2017年内的“挑战者”（第三象限）变为2018年的“竞争者”，并在2019年进一步缩小了与“领军者”的差距。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美国厂商在自动驾驶上的优势，以及中国厂商近年来在该领域的进展。不过，欧洲已开始采取行动。年初，欧洲议会以585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份不具约束力决议，以呼吁尽快在自动驾驶领域进一步发力。

谁领先？整体环境依赖度高

欧洲议会在1月通过前述决议时已表示，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在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的商用化上进展迅速，欧盟需要尽快做出回应，加速发展。来自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的报告人Wim Van de Camp更是直言：“欧洲必须有创新精神，而且要加速。中国和美国不会原地停留。”

地平线创始人兼CEO余凯认为，从技术上看，目前中国与美国的路径并不完全一致。“美国主要在实现L4级无人驾驶的落地商用。”他在1月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路况复杂等因素，中国更倾向于车联网、人机交互和ADAS（高级辅助驾驶）。

从综合发展环境上看，罗兰贝格在2018年9月就曾指出，中国已开始在自动驾驶与汽车共享等新型“颠覆性”出行服务领域获得领先地位。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在罗兰贝格《汽车行业颠覆性数据探测》第四期中评分达到75分，领先第二名新加坡5分。该报告对26个行业指标进行计算，得出评分，以预测哪些国家将率先引入自动驾驶出行。在2017年4月的首期报告中，中国还尚处于第三位，落后于荷兰和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评分大幅上升主要得益于在电动车市场的领先地位——其销量占全球70万电动车销量的一半以上。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也较为开放。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方寅亮认为，区域具有敏感性主要是因为除了技术本身，无人驾驶的发展对整体的环境基础也有很高的要求。“整体而言，还是政策相对开放、资本较为充裕、产业基础到位的国家会较为领先。说白了就是欧美、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市场。”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除了路权、法律责任等，无人驾驶的应用还可能会涉及到和工会等机构的交涉，背后要有复杂、庞大的社会体系配合，因而政府的支持力度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作为一项短期盈利存在挑战的超前技术，其发展也需要资本的推动，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相对进展较快的原因之一。

此外，产业基础也同样重要。“很多传统大主机厂总部设在欧洲，一些新产品、新技术的启动也必然会在本土市场，这也是欧洲目前试点较多的原因。”方寅亮表示，“在中国和美国，除主机厂外还存在一批专注此领域的创新企业，依托政府的支持在开展着大量的尝试。”

自动驾驶在2019年加速

汽车正更多地驶入各大科技展会。无论是今年1月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还是2月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现场都明显感受到了“汽车元素”的扩张。

“2019年会是一个跨越期，甚至是冲刺期。”方寅亮表示，“过去数年中，基础环境开始成熟，技术也有了很好的提升，从感知层到决策层、执行层，整个生态中的合作也日趋成熟。”因此，2019年的一个显著趋势会是从高级辅助驾驶（ADAS）向L3甚至是更高级别智能驾驶的过渡。

另一趋势则是商用车领域的突破。“过去从L0到L2，乘用车往往受关注较多。”他表示，不过由于乘用车泛用性较强，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全自动驾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尤其是到了L4这样特定区域、场合的自动驾驶，商用车的应用场景会更为符合。”

过去数年，包括沃尔沃、戴姆勒在内的一批厂商已经在商用车领域进行了诸多尝试。方寅亮认为，2019年该领域或将进一步出现里程碑式的突破。

沃尔沃客车总裁 Håkan Agnevall在3月14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沃尔沃卡车将在2019年推出其首个商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沃尔沃建筑设备则正在采石场环境中测试其全电动自动装载车。

Agnevall表示，沃尔沃集团坚持“安全第一”，立足逐步实现自动驾驶技术。在2019年，沃尔沃集团将继续在有限的环境中发展该技术，推进未来将自动驾驶应用于公共道路的目标。

自动驾驶在2019年的挑战则是全球经济环境“不是特别理想”，资本等因素的推动作用较前或许会有所减弱。方寅亮认为，这要求企业更加审慎地基于大的经济环境，在资本利用、发展结构上进行较为合理的布局。

不过，英飞凌科技电源管理与多元化市场事业部总裁Andreas Urschitz认为，尽管目前全球经济下行，但汽车领域包括电动车与物联网等应用的发展，依然会使相关企业拥有结构性增长的势头。

例如，汽车的电动化趋势意味着功率半导体需求的增长，而智能化趋势则意味着对传感器需求的增长。“作为该领域领先的供应商，我们可以从这种结构性需求增长中获益，即便是在经济环境可能不太好的情况下。”Urschitz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技术突破赋能智能驾驶

CES期间，众多相关厂商已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发布。例如，戴姆勒宣布和英伟达扩大合作关系，于全车范围内开发人工智能架构，打造下一代汽车计算系统；福特宣布了明确的蜂窝车联网（C-V2X）应用时间表；英伟达则是推出了首款商用L2+自动驾驶系统Drive AutoPilot。

当被问及为何不直接瞄准L3或更高级别时，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在CES期间对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表示，L3的实现需要建立在L2+的基础上，而我们需要通过辅助驾驶确认驾驶员保持专注。

黄仁勋表示：“L2+基本上具备所有你认为自动驾驶应该具有的功能，唯一的区别在于依然需要方向盘，驾驶员仍然需要负责。”

而到了MWC，5G当仁不让成为主角， C-V2X再次成为焦点。例如，高通公司在MWC期间发布了其集成C-V2X直接通信、多频导航卫星系统、射频前端功能的骁龙汽车4G和5G平台，为便于展示，该公司更是将“样车”搬上了展台。

埃森哲董事总经理、网络业务5G服务负责人Tejas Rao在MWC期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车身会搭载数量众多的传感器，5G在车对车和车对路侧设施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5G可在低时延的状态下将更多的计算推向云端。“你越是希望设备变得便宜、续航时间长，就越需要将更多的计算推向云端。”他说，“5G是一个赋能工具，它将为交通运输带来更多的创新服务。”

Håkan Agnevall也表示，5G对自动驾驶的发展具有重要驱动作用。他表示：“本周早些时候，沃尔沃建筑设备位于Eskilstuna的工厂启动了瑞典首个5G工业网络，由此成为了全球首个使用5G科技测试远程操控设备和自动驾驶方案的公司。”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5G的赋能其实有限。

黄仁勋就曾在CES期间表示，由于难以在所有地方保证完美的覆盖，混合的方式依然为必须。余凯也认为，尽管5G来临，但考虑到自动驾驶会面临突发状况，大量实时计算还是会在终端进行；不过，边缘计算与云端计算并非彼此排斥的关系，“它们会是配合关系，未来都有巨大的空间。”

对此，高通市场销售总监Maged Zaki在MWC期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许多人认为自动驾驶需要基于5G网络实现，但这并不是说实现自动驾驶需要时刻依赖5G网络。

“我们开发从4G演进到5G的连接平台是为了实现更快速、便捷的云端接入。”他说，“另一个重要技术是C-V2X，它能够在直接通信模式下实现车对车、对基础设施以及对行人的直接‘对话’，而不再需要依赖于蜂窝网络，也就是不会因为网络覆盖情况而影响自动驾驶。”

Zaki表示，当前基于3GPP Release 14，C-V2X已能实现基础的防撞警告等安全性功能，未来符合Release 15规范的平台和5G新空口将支持更多高级应用，包括传感器信息相互分享、路径规划共享、驾驶意图分享等。“驾驶意图的分享能够带来更高效和更安全的驾驶体验，也能够满足未来的高效交通以及节能的需求。”

Tejas Rao则进一步指出，3GPP标准化制定的推进将促进自动驾驶生态的发展。“包括传感器在内的很多设备，价格一定会在实现标准化后进一步降低。”

3月17日，全通教育发布公告称，正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巴九灵”)96%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全通教育称该收购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杭州巴九灵由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于2014年7月成立，并于2018年3月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旗下运营着知名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吴晓波频道也是杭州巴九灵的核心资产。

根据公告，吴晓波与妻子邵冰冰在杭州巴九灵分别持股12.81%，两人也是杭州巴九灵的实际控制人。

2017年1月份，吴晓波频道的运营公司，上海巴九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杭州巴九灵的全资子公司）曾宣布完成一轮A轮融资，由挚信资本领投、浙商创投等跟投，融资1.6亿元，投后估值20亿元。据新榜报道，20亿元的估值是当时依托自媒体发展的创业公司中估值最高的。

在当年9月，杭州巴九灵还宣布获得君联资本的A+轮融资，当时并未披露具体金额及估值。但在此次公告中杭州巴九灵的股权结构中可以看到，君联资本所管理的基金——厦门君联建发新媒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为5.5%。

吴晓波频道定位是面向“关注财经的新中产阶层”，2017年5月份，在创办三周年时，吴晓波曾对外宣布吴晓波频道拥有超过280万粉丝，且月均增长率达到10%。

与多数自媒体变现主要依靠广告不同，吴晓波频道的变现方式除了广告外，还包括知识付费及社群电商。尽管并未公布吴晓波频道的具体营收状况，不过在去年底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吴晓波曾透露过，其一款知识付费产品“听见吴晓波”，大概50万用户，每年能够产生3000万营收，并且这3000万营收没有任何中介。

吴晓波频道的另外两款付费产品——面向中产阶级的“大头思想食堂”，会员费4080元，面向企业家的“企投会”会员费49800元。

知识付费曾在2016年站上风口，并在2017年达到巅峰。逻辑思维、得到即是这股潮流中涌现的代表，知乎、喜马拉雅等平台也纷纷入局知识付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在线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产业规模约为49.1亿元，同比增长近三倍。吴晓波频道也是在2017年先后拿到两轮融资，并且估值高达20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行业红利期过后，知识付费能否成为持续性的盈利模式成为关注的焦点。并且，以生产内容为主的新媒体公司还普遍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版权风险等等。

今年1月份，拥有1400万粉丝数的自媒体公众号“咪蒙”被注销，且在多家媒体平台被封禁。在去年10月底，瀚叶股份宣布因资本市场及产业政策变化，终止收购量子云。量子云是一家依托于微信生态，专注于移动互联网流量运营及变现的新媒体公司，旗下拥有微信公众号981个，在收购方案中，量子云估值达到30多亿元人民币。

随着全通教育的收购案，吴晓波频道作为第一例闯关资本市场的“知识付费”平台被置于聚光灯下。这场闯关能否成功，将在知识付费行业产生风向标的意义。

日前，《新商业情报NBT》（微信公众号ID：newbusinesstrend）通过企查查注意到字节跳动在近期收购了一家游戏公司——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该公司在企查查的更新消息显示，目前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上海墨鹍”）的法定代表人已改为今日头条的高级副总裁张利东。从上海墨鹍现有的股权结构来看，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上海墨鹍的控股公司。

成立于2013年的上海墨鹍主营网络游戏研发业务。《新商业情报NBT》（微信公众号ID：newbusinesstrend）从领英上查到，目前上海墨鹍的技术总监Huan L 此前曾供职于腾讯科技旗下的全资游戏公司北京永航科技有限公司。此后他还曾主持开发过《圆桌三国》《一骑当千》等手游作品。

一直以来上海墨鹍公司也以研发网页游戏及手机游戏为主。此前上海墨鹍曾上线过《全民无双》《决胜武林》等游戏作品。其中《全民无双》曾在上线当月持续稳定在销量榜前十的位置。此外，上海墨鹍曾透露其2018年1月上线的大IP手游《择天记》，在2018年2月最高流水达近2亿元左右。

因其在精品网页游戏和手机游戏方面的研发能力，上海墨鹍于2017年5月被三七互娱收购。今年1月31日，三七互娱曾发布了一份业绩修正公告，提及由于受到版号限制、游戏行业增速整体下滑的影响，上海墨鹍的研发与发行未达预期。受此影响，三七互娱下调了其利润预期。

尽管过去一年上海墨鹍的表现不佳，但对于字节跳动来说，从三七互娱手中收购上海墨鹍的意义在于，增强了其主控游戏的能力，帮助其向产业链上游进行了延伸，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游戏变现的大战略。

进入2019年，字节跳动在游戏领域动作频频。

一直以来今日头条和抖音就是游戏广告主们进行投放的重要渠道。此前，今日头条游戏广告运营负责人何欣曾表示，目前游戏行业广告投放渠道中，50%的广告主会选择在今日头条上投放。这说明，今日头条和抖音也已经为游戏搭建好了分发渠道，并有搭建新的游戏应用下载商店的可能。

今年2月，抖音正式上线了小游戏，并且从广告和内购两方面为小游戏的开发者提供了完备的商业支持体系。在字节跳动的平台上首发的小游戏除了获得流量上的扶持之外，还拥有首发期间免除渠道费的特权及更加优惠的分成比例。从现有的分发路径来看，字节跳动对小游戏的扶持同样也适用于原生App游戏。

而且，小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页游的一次升级。目前这个阶段，小游戏开发者们的制作思路和运营逻辑都会参考和借鉴页游的经验。字节跳动想推动小游戏的发展，必然需要“音跃球球”之外的更多小游戏产品，收购拥有页游研发经验，并且制作过大IP手游的上海墨鹍，将可以为字节跳动增强小游戏产品的主控和把关能力。

为了摆脱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字节跳动今年会在各个领域做出尝试，游戏是其中变现效率较高的一项。尤其对于像字节跳动这样，已经积累了大量流量的平台来说，游戏有助于流量变现。

国外的流量平台也在加强关于游戏的变现尝试。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Snapchat计划下月推出面向开发者的游戏平台，代号“科纳克计划”。Facebook也要在主页上加一个游戏标签，将去年推出的fb.gg（Facebook游戏中心）更加凸显出来。这与字节跳动在产品中尝试的游戏中心、下载标签等尝试极为相似。

作为变现利器的游戏，对于有变现需求的新流量平台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此前据界面新闻报道，多位字节跳动的内部人士曾透露2019年字节跳动全年营收目标至少是1000亿元。

做游戏，是它迈向这1000亿的其中一大步。

如果说起在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工作的人士，你的第一印象大概是这样的：男士穿着剪裁合身的深色西装配上一丝不苟的衬衫，西裤长度刚好露出脚跟，裤脚要刚好盖住脚面。女士则一身淡雅配色的修身西装套装，如果穿西装裙则要刚好及膝，显得沉稳专业。

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对员工有着装规定，上述提到的着装就较为普遍，高盛和摩根大通更是对这类正式商务着装有着严苛的要求。

不过正式商务着装时代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投资银行高盛日前在给员工的备忘录里更新了着装要求，允许员工不必再严格遵守正式的商务着装，可以穿得更加休闲，只要符合客户期待即可。

“我们相信是时候改成全机构（firm-wide）的灵活着装要求了。” 高盛CEO David Solomon和其他两位高层在备忘录里表示，着装要求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工作场所性质的变化倾向于一个更休闲的环境。

当然了，这也不意味着员工可以乱穿。Solomon等人表示休闲服不会适用于每个场所，不过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知识，表示相信员工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做出良好的判断。

从2017年开始，高盛就已放宽技术部门的着装要求，但其他36000余名员工的着装要求不变。如今高盛全体员工的着装要求都变得弹性，对这家老牌投行来说是个不小的转变。

高盛其实算是服装要求变革较晚的集团，摩根大通在2016年便给员工们下发了一条类似的备忘录，将商务休闲着装扩展至“全机构”着装，因为这反映了摩根大通变动的工作环境。

高盛和摩根大通着装要求的变化令人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今适合商务的着装到底是怎样的？

相对严肃的商务着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之所以为人看重，是因为它的确很能镇住人，代表了权威的身份及其背后的权力。

高盛CEO David Solomon

而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和一些初创企业中，最常见的着装是那些略微正式的休闲服饰。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经典套装：黑色高领毛衣配上牛仔裤。

史蒂夫·乔布斯 图片来源：Justin Sullivan

除此之外，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各类针织衫让人印象深刻，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许多重要场合也不会穿得非常正式，而是商务休闲风格的白衬衫配黑色西装。

马克·扎克伯格 图片来源：cnet

马克·扎克伯格 

这些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大佬们并不是不在意着装，只不过“有品位的休闲服饰”更能代表他们。

原本“科技男”风格的服装只在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内部流行，不过随着这些公司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人们发现休闲服装带有商务正装不具备的亲和力。更何况，科技大佬们穿着运动服就能创造出科技成果，投行人士西装革履地去和科技大佬们谈生意也显得有些奇怪。

随着千禧一代在商业世界陆续登场，他们对时尚的新要求也在模糊着装要求的边界。你很难再去指责一个不穿商务正装的人不够专业，因为他很可能有着非常成功的事业，只不过倾向于穿得舒服或更加潮流。

他们的人生故事，充满着绝处逢生的传奇感。莫砺锋来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对中文系毫无概念，只在农村背过几千首唐诗宋词，更不认识日后的导师；葛剑雄在进入复旦大学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读的专业历史地理是做什么的，只觉得历史和地理都是喜欢的学科；李伯重没有读过本科，也没有参加高考，在父亲的鼓励下直接考取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他们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文科博士。

新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近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十位不同学科的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访谈。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开始本科或者研究生学习的一代学人，其中就包括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

“他们这一代学者，在从事学术生涯之前，有的做过工人，有的做过农民，他们深深地跟中国社会和土地紧密相连的，这种相连性一方面赋予他们家国情怀和时代感，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研究具有温度和厚度。”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访谈录编录者之一许金晶如此说。许金晶提到，此前对这些教授以博士求学生涯角度切入的访谈和资料是很少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反映出这批学者在博士阶段的训练和研究，以及他们在博士之后的学术生涯跟整个国家、时代变迁之间的动态关联。所以，借由这批学者对于个人博士生涯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在80年代的求学之路、治学之道，也可以窥见新中国文科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

需要注意的是，书名中的“大师兄”一词并不能概括新中国第一批的所有文科博士，因为这批人中不仅有“师兄”，也有“师姐”，比如第一位国际法博士梅小侃（1986，北京大学）和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赵涛（1985，中国人民大学）。对此许金晶说，书名来源于公众号“群学书院”推送的一篇文章《开山大师兄》——这篇文章列举了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名录。

《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

许金晶 孙海彦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

成为博士之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书中序写道，虽然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人生故事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学术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比如“基础不好”、“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的教育都不完整”。在本书新书首发沙龙中，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莫砺锋也感慨道，“我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远逊于我们的先辈导师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辈人中是出不了大师的，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所学也非本人所长。”

在《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中，不少学者都回顾起了当年“无书可读”的窘迫和遗憾。莫砺锋回顾道，当年离开中学下乡时，他曾从图书馆里“拿”了二三十本书，但是这些书很快就看完了；至于那些北京城里的孩子可以看到的书，比如“文革”期间非公开出版的黄皮书和白皮书，他是进入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读书零零星星、缺少系统，也影响了日后的知识构成。他说，“假如那十年有一个图书馆供我用，也许我现在会比较有学问……我自己的知识构成，都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拼起来的。”

清华中文系教授罗钢也讲道，自己在“文革”期间能够读的书极其有限，除了《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几乎无书可读——“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都成了‘封资修’”，罗钢说，也正是因为那时候所读的书极其有限，所以有些学者比如钱理群和王富仁对于鲁迅有着深切的感情。“真是全心全意地反复地读，因此而形成的理解和感情是后人不能想象的。”幸运的是，他某个朋友的父亲在省图书馆的书库工作，所以他可以每周去借书还书，只是这种做法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有一次，他的“黄色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被工宣队的师傅没收了，为了要回这本书，他还写了一个“沉痛深刻”的检查在全体同学面前宣读。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则提到，深厚的社会实践经验对人文社科的研究是有益处的。“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学专管坏学生，那时候停课了，学生干什么的都有，打架斗殴也不稀奇；他还被派到公检法上班，不仅审学生，还跟着把犯人押解到外地。“一个人真正要了解社会，一定要做研究，实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葛剑雄说，之所以后来进入大学之后能做导师的助手，又做图书馆馆长，不仅是因为学术能力强，还因为他可以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什么人都见过，流氓、女人拍手跺脚在我面前打滚我都能对付，学生在我面前拿一把刀出来对我都是小事。”

周振鹤（左）、谭其骧（中）、葛剑雄（右）

“老艺人培养学徒”的方式

在他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高校之时，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远未完善。罗钢在访谈中讲道，那时的第一批研究生受的约束比较少，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经历开题报告、中期报告多个步骤。当时他问自己的博士副导师童庆炳论文应该怎么写，童庆炳从书架中抽出了一本厚厚的书说，“写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本书也是第一批文学博士的论文——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长达50万字。

莫砺锋回忆，那时研究生上课既没有课程，也没有学分，几乎全靠导师一对一的指导。他的导师程千帆当时只有他一个学生，他的学习方式就是经常去导师的家中与导师聊天。然而就是这种“聊天”启发了他日后的教学，莫砺锋说，“要说我对我的学生们有什么帮助的话，主要不是我开的那些课，而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讨论。你读书时遇到什么疑难，你拿来向老师请教，老师帮助你一起思考。特别是对于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应该有学术个性，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最好的师生传授模式就是一对一，有点像从前社会上老艺人培养学徒。”

程千帆与莫砺锋

莫砺锋所说的“老艺人和学徒”的故事不是孤例，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马敏也在访谈中提到，他每周都要去导师家里喝茶聊天，在聊天中，同学们会彼此交流——比如他会分享自己研究早期资产阶级构成的心得，他的同学桑兵则会讲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学生团体的发现，导师也会在此时补充一些学生们需要阅读的材料。所以虽然那时学校没开设什么课程，但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学术指导。

学生与导师一对一的传授方式在葛剑雄的故事中也有体现。他在学校待的时间并不久，平时是上完课就回家；做了导师的学生之后，就开始导师家、学校和自己家三个方向轮流跑。他说自己和导师谭其骧的交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比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时候，他与导师一同在申江饭店长达9个月，这期间，他不仅要帮助导师找文献材料，还帮助他处理学术和行政事宜，中午一起散步聊天，交流学术观点，导师也会跟他讨论“正在形成的观点”。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葛剑雄甚至可以比导师的家人还要了解他的思想和为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本身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给我树了榜样……”

对今日学院的反思

三十多年后，第一批博士生终于成为了教授和导师，学院与学术机制也已经变化，他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作为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怀旧情绪，觉得现在学术与各种经济利益挂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排斥。”许金晶对界面文化说。今昔对比，高校学院注重量化考核、学术风气有待改进，也是第一批文科博士在访谈中提到的话题之一。

罗钢在访谈中说，近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权力和金钱的侵蚀，”他们当年写文著书是没有直接利益的驱动的，给最好的刊物发文章，“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寄过去”，现在指导博士生发文章，结果对方要一万五千元的赞助费；“二是量化考核，规定每个教师每年要发表多少文章，”再根据考核结果来发薪水。还好这种“量化考核”受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教师的抵抗，所以清华也是全国高校人文学科里坚持到最后都不搞量化的。“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学者，你不让他思考他也一定会去思考，你不让他写作他也一定会去写作，但是不要跟他说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给他强加很多束缚。”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也在访谈中谈到了中国学术生产中的问题，“现在中国学术风气不良，是很明显的。我十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就说道中国学术风气不好，许多大学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生产地。”

他们注意到，近些年，不仅学院与学术风气与往日不同，学生也在发生着变化。李伯重说，现在有些学生读研究生是为了将来做公务员，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学生是有志于学术的，所以就会跟这样的学生谈话，建议他们换导师。罗钢则讲道，他的一位师兄讲鲁迅小说讲得很投入，然而在汕头大学讲课时却被学生提问：“老师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师生之间没有共鸣，学生无法理解文学之美，这对老师来说，也是“兜头一盆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