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积累了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常态化三步走——退出QE，加息和缩表——已经进入走到了最后一步。近日，美联储部分官员在持续释放即将开始缩表的信号，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根据1980-2008年间美国M1通货规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趋势，推算出美联储缩表的目标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目标规模，讨论了不同情况下美联储缩表的节奏、方式和具体规模，并结合当前金融市场情况和特朗普新政的影响，分析了缩表可能的时机及最终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如果美联储采取比较中和的缩表策略，在未来三年只减持国债，那么美国商业银行系统每年平均减少17.71%的现金资产。

如果美联储采取较激进的缩表策略，即在三年内同时减少美国国债和MBS，则每年的减持规模占美国银行现金资产的比重为41.03%。

仅靠被动缩表既不能满足减缩的规模要求，同时也会把缩表时间拖得过长，美联储或许会在2018年晚些时候或2019年进入主动缩表阶段。

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比较简单，资产方的主要项目是美国国债，约占总资产的83%左右（图1），负债方的主要项目是货币，在总负债中占比约为90%。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紧急救市，大量买入美国国债并通过定期拍卖便利、商业票据融资便利等创新工具向市场投放流动性。2008年底，量化宽松政策（QE）开始实施，美联储开始持有联邦机构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并大幅削减联邦基金利率，使其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三轮QE之后，美国经济呈现出较明显的复苏态势，美联储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在过去的近十年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9000多亿美元膨胀到4.5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亟待回归常态化。2014年9月，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了《货币政策正常化原则和计划》，并于2015年12月启动了自2006年6月以来的首次加息。2016年，国际社会“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国年内就业率惨淡，美联储多次推迟加息。直到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美联储连续加息两次，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已达0.75%-1%，预示美联储正式进入加息周期。随着加息进程的稳定，联邦基金利率趋向正常水平，缩表开始提上日程。近期，美联储多位高官释放了明确的缩表信号，并暗示在2017年晚些时候启动缩表计划。

美联储缩表的实际规模约为1.3-1.4万亿美元

首先，我们根据历年数据推算美联储缩表目标。本文分别采用如下两种方法对美联储缩表目标进行推算。

第一种方法，我们利用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2002-2007年的总资产数据进行线性外推。图2给出了利用2002-2007年数据推算出的2008-2022年的美联储总资产规模。如图2所示，若遵循金融危机前的总资产扩张路径，截至2017年美联储总资产的规模应当在1.3亿美元左右。假设缩表周期为3年、4年和5年，届时对应的总资产规模分别为1.38万亿、1.43万亿及1.48万亿美元。

但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目前美联储总资产的可得数据是从2002年起始，而用短周期外推长周期，置信度不够。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又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即用1980年-2007年美国M1通货规模数据来推算美联储2008-2022年的总资产规模。

为了得出美联储总资产和M1通货规模的关系，我们先对这两者做线性回归。图3给出了两类指标周数据的散点图，数据的拟合优度达到0.9755。然后，利用1980-2008年9月之前的周数据，线性外推出2020,2021和2022年末美国M1通货规模的合意规模。推算结果为：2020、2021和2022年对应的M1通货规模分别为：1.06万亿、1.09万亿以及1.12万亿美元。再结合得到的拟合方程式，可得2020，2021，2022年美联储的合意总资产规模，分别为1.33万亿,1.37万亿,1.41万亿美元。

后文中，我们取两种测算方法的均值作为美联储缩表的目标规模。具体来说，在3年、4年和5年的缩表周期下，美联储的最终目标规模分别为：1.36亿、1.40亿以及1.44亿美元。（见表1）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美联储金融危机前后的资产结构来分析缩表路径。2008年之前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美国国债和少量其他资产构成（图5），其中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约为83%。2008年之后，在增持国债的基础上，美联储开始持有MBS和联邦机构债。截至2017年4月26日，美联储持有2.46亿美元国债、1.77亿美元MBS及少量联邦机构债券。从不同类型债券的期限来看，MBS的到期期限集中在5年以上（图6）。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原则和计划》中，美联储表示“并不预计出售MBS作为缩表程序的步骤”，但“长期来看美联储将仅持有可用于有效和高效实施货币政策的证券，并将主要持有美国国债，从而最小化美联储证券持有量对各个经济领域中信贷配置的影响”。

因此，美联储缩表初期有很大可能会先减持美国国债。如果按照危机前83%的总资产占比测算，最终美联储在缩表结束时要持有约1.16亿美元左右的国债，具体情况根据缩表周期而变化。由此可知，美联储要卖出大约1.3万亿左右的美国国债。在此之后，美联储当前持有的大量MBS也会逐渐减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或许会跟实施QE一样，每月减少固定数量的美国国债和MBS，也有可能只给出一个大概的目标，同时依据实际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相机决策。

不同情况下美联储缩表对市场流动性影响的估算

无论美联储怎样操作，一旦开始缩表，就必然会对金融市场流动性造成冲击，进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和利率水平。因此，缩表的节奏和期限决定了市场可能遭受的冲击，也是目前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之一。接下来，我们结合不同的缩表周期，对缩表可能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的影响进行估算。

此处，我们选取了美国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作为市场流动性的衡量指标。之所以选取该指标，主要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该指标也与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目标有直接的关系。本文选取了截至2017年4月19日的美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在商业银行的所有资产中，银行信贷占到76%（图7），大量的信贷资产使得美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偏高。自2014年以来，美国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总规模一直在2.5亿美元附近波动（图8），我们假设缩表启动前后，现金资产规模稳定在2.5亿美元。

我们分两种情况对美联储的市场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一种情况是美联储不同时缩减国债和MBS，或者在第一阶段只缩减国债规模。第二种情况是美联储会比较激进，同时缩减国债和MBS。然后，依据不同的缩表周期——3年、4年、5——估算平均每月和每年的债券减持量。最后，测算出不同缩表周期下，每月及每年债券减持量占美国商业银行现金资产的比例。表2给出了不同情况和不同缩表周期下，美联储减持国债和MBS的月均和年均规模，及其占美国商业银行现金资产的比重。

如表2所示，如果美联储采取比较中和的缩表策略，在三年内只减持美国国债，那就会导致美国商业银行系统在未来三年内每年平均减少17.71%的现金储备。

如果美联储采取较激进的缩表策略，即在三年内同时减少美国国债和MBS，则每年的减持规模占美国银行现金资产的比重为41.33%。也就是说，不到一年半，美国商业银行系统的现金资产就会因美联储缩表而减少一半。这种情况下，持有现金资产较少的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

如果美联储把缩表任务延长至五年，即和三轮QE的持续时间大致相同，平均每年美国商业银行系统的现金储备因美联储减持国债就要减少10.08%。但是，如此一来美联储实际的缩表周期或需要延长至8年甚至更长。这么长的缩表周期，恐怕无法满足美联储内部对尽快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诉求。

被动缩表与主动缩表

从2014年退出QE开始，美联储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就已经拉开了帷幕。随后，美联储的各类政策都在和市场博弈，目的是平稳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避免过激的市场反应，从而引发金融动荡。在正式进入加息周期后，美联储的缩表计划依然会谨慎观测市场反应，及时调整节奏和幅度，以免重蹈“削减恐慌”覆辙。

理论上，美联储缩表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直接抛售国债和MBS，二是停止到期资产再投资，三是买入短期债券的同时卖出长期债券，缩短久期。依据目前的市场信号，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寻求稳健，被动缩表成主流。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被动的、偏“鸽派”的缩表手段——停止到期资产的再投资。这种稳健的手段市场认可度较高，如果前期信息传递充分，美联储停止再投资时市场波幅应该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仅靠被动缩表既不能满足减缩的规模要求，同时也会把缩表时间拖得过长。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日前表示，鉴于美联储目前过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即使停止再投资，未来的多年内资产负债表的总规模依然可观。因此，在铺垫出足够的紧缩预期之后，美联储或许会在2018年晚些时候或2019年进入主动缩表阶段，通过直接减持债券规模达到缩表的目的。

如果美联储的缩表进展顺利，美元会获得较大支撑，其他国家货币将在中长期再度承压。虽然美联储缩表会对国内乃至全球流动性形成紧缩效应，但会对美元形成实质性支撑。特别是考虑欧洲和日本仍处于货币宽松的政策环境中，美联储一旦正式缩表，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压力会继续加大。对于中国来说，在人民币汇率仍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美联储缩表无疑会再次引发资本外流的压力。

马克龙胜选、欧元区政治风险消退，亚洲市场普涨。休市三日的日本股市高开高走，录得三个月最大涨幅。韩国首尔综指亦在该国总统选举前夕涨近1%。

而站在11月以来高位的欧元已经将马克龙胜选充分计入价格，亚市早盘表现平稳。黄金微涨后有所回落，原油则在经历了上周的重挫后有所复苏，WTI原油期货现涨1.32%至46.83美元/桶。

股  市

跟随上周五美股的涨势，休市三日后的日本股市高开高走录得三个月最大涨幅。日经225指数高开1.4%后继续攀升，至2015年12月以来新高。

美股期货日内则相对平淡，标普500指数期货微跌0.06%。

而另一方面，上周创下纪录高位的韩国股市继续走高，现涨0.97%。韩国将在5月9日（周二）举行总统选举，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民调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中新网报道称，文在寅主张在军事同盟和自贸协定的基础上扩大韩美全球合作，但其质疑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行为，并且计划促进韩中两国的国防与高层战略经济对话。

外  汇

欧元仍在去年11月以来的高位。法国一轮大选结束后欧元已经将马克龙胜选充分计入价格，欧元在马克龙确认胜选后小幅上涨，随后回吐涨幅一度转跌。8日亚洲市场早盘欧元表现平稳略有复苏趋势，欧元/美元现报1.0970。

另一方面，马克龙胜选消息传出后，欧元/日元也刷新一年高位至124.56。日元已经跌至7周低位，美元/日元现报112.79。

商  品

地缘政治风险担忧逐渐消退，黄金上周累跌3.2%。黄金在法国大选结果出炉后一度下跌近5美元，但早盘收回跌幅小幅上涨，走高至1234美元后现有回落。

周五经历暴跌再反弹的行情后，布油美油今日双双高开，WTI原油期货涨幅现已扩大至1.32%，报46.83美元/桶。

德意志银行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城市实时价格指数，该指数从购买价格平价基础上考虑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以确定“最贵（也是最佳）城市”。通常情况下，一个特定指标——“廉价约会”最能体现城市是否昂贵。

所谓“廉价约会”，是指普通年轻人一次约会时所需的消费，抽取集中一些消费价格最后形成一个指数。

这项指数包括：1、打车费用，2、两份晚餐、午餐，3、软饮料，4、两张电影票，5、几杯啤酒

从下表可以看出，瑞士的苏黎世是世界最昂贵的恋爱城市，接下来是挪威奥斯陆、日本东京、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斯德哥尔摩。按照德意志银行的数据，在苏黎世一次普通的约会，两个人将花费195.9美元。

在这份榜单中，香港和上海分列第20和第32位，上海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前50位的中国内地城市。2017年在上海一次普通约会，两个人大约花费81.6美元；香港的这个费用是110.8美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5月7日表示，无论中美百日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美国贸易逆差加大的趋势都不可逆转。另外，中国和欧盟在未来两年内不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做出过激的反应，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需要有时间去理解现有国际系统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

亚当·珀森在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做出了以上表述。华尔街见闻是此次会议的战略合作媒体。他同时指出，如果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几年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和欧盟、日本应该一起合作，担负起责任来给美国施压。

他并预计，美联储在2017年内共加息3次，2018-2019一年一次；美国生产力增长可能无法出现反弹，2017-2021年美国平均GDP增速预计仅有1.4%；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增至GDP的4%。

以下为亚当·珀森主题演讲内容：

我关注的是“100天”（即中美百日计划）之后中美的关系。有这样一个“100天”的计划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看到中美政府之间有很好的沟通。但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看“100天”之后。因为可能在“100天”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中美之间合作的成果，另外还要考虑中美关系在全球体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两国元首其实是讲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演讲当中很多讲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气侯变化、以规则建立的系统，以及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保护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气侯变化的协议是不好的。其实在过去的70年当中，美国建立了现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比如像世行、IMF，现在我们看到自从邓小平带领中国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也是越来越接受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但是现在态度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美国觉得他是这个系统的受害者，而中国反而说要支持这个系统。并不是说两国的主席和总统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但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说这些话是不是只是他在选举当中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他只不过是打打嘴仗而已，而且做总统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学习曲线，很有可能他这些承诺没有办法兑现。

但是在这里我想讲一些经济问题，因为这些经济问题很有可能会因为特朗普的动作，对于中美关系有负面影响。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温和地增长，现在的政策很有可能会使得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荣衰周期，因为我们会有刺激政策。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拉迪教授和其他专家都曾经说过中国在过去进行了国企改革，而且对于国企发放了很多的债务。我们也在猜测中国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否会有改变，这是暂时的还是一个趋势？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美元依然是很强势的，而且国会还会在财政方面有更多的支出。另外，我们还会不断加息，这都会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加糟糕。不管在我们“100天”的两国的商讨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趋势都不会改变。

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而且潜在的增长是在不断下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经济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当中都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如果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话，美国的贸易争端将会更多。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里根总统在位，当时美国有很大的逆差，后来美元不断升值，他们当时很不高兴，当时和日本进行了谈判，而且进行了单边的一系列的贸易的措施。我觉得如果现在出现贸易问题的话，可能和30年前相比就不太容易控制了。

我认为，中国应该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和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和世界应该给美国一个两年的窗口时间，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需要有时间去理解，去更好的感受国际系统带来的好处。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几年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们使得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的话，中国和欧盟、日本应该一起合作，担负起责任来给美国施压。这个就是习主席曾经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说到过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有责任这样做的。这个也是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

在我们的经济预测当中，很大的一点就是在美国私营部门投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应该说是非常平缓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我们的预测，在过去几年当中比较积极的预测并没有兑现。在特朗普政府当中很多人都说要进行去监管化，或者是减税。如果有这样的政策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投资的增加。我们知道在美国会有不同方式衡量增长，其中一点就是看通胀，通胀在过去是3%，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说是3%，但并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我们劳动率的增长并不是很好。通常情况下有这样一个数字的话，美联储会考虑升息，但是目前这个数字也并不是特别强劲。

关键是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就是充分就业，没有一些大的通胀，我们认为美国主要的逆差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当中增长。我们的同事认为美国的汇率以及贸易逆差，通过实验的证明进行估计。我们预计2020年美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将会增长到GDP的4%。

我要说几点，第一点就是它肯定会重现，就是基于美国过去汇率的轨迹，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变化，它都会发生。也就是说现在无论做任何政策改变，都不会改变这样的轨迹。第二，真正一个关心现实的经济学家，我并不特别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我们不是阿根廷，也不是意大利，也不是希腊，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汇率，而且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外债。所以就算4%的GDP的逆差也不会影响到美国。第三，是经常项目，我现在担心的是全球的，而不是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或者逆差。第四，我们知道特朗普以及国会当中的两党，他们认为贸易逆差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跟中国方面的双边贸易逆差是一个问题。他们来看这个预测，不管这个预测结果是什么，它肯定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

我们由于减税可能会有很多项目没有资金，这可能也会占到GDP的1%。这个肯定会有向上的一个风险，特朗普提出的建议可能带来的赤字可能比这个更大。不光是有财政赤字的问题，每年会有2500亿。这是2018年的预算，这样比较起来，我的预测还是比较低的，很多东西可以证明美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特别是利用低息的环境。另外就是在中美方面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松绑政策，或者有些人认为它是结构性的改革。并不会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现在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力量赋予总统。但是在预算方面实际上是没有那么简单。也就是说通过总统的行政令可以改变一些现行以及以前的一些归管或者是规定，或者是监管规定。特朗普就像之前的奥巴马所做的，他是做了很多的规管的松绑政策，就像他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作出的承诺一样。我们看到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在能源和其他方面的投资以及出现了由于政策松绑带来的好处。另外相似的就是在金融政策方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将会有很大的松绑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小银行来说会有这个影响。对多特弗兰克法案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影响大银行，尼克在这方面做的很多的研究。之前大家都认为很多银行的监管可能会退回。从经济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你会看到哪些行业得到青睐，哪些是重点，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他将会如何推动这种经济的增长。虽然我认为能源和环境部分的松绑政策对于世界经济不好，但是未来几年来说还是会对GDP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是很少。另外就是美联储如何应对特朗普政权的政策，我认为今年将会有四次加息，美联储可能不会在预算决策之前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认为他们是有政治偏见的。我认为可能还会有三次加息，他就相当于是里根和沃尔克时代政策的组合，也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经济角度来说的，就是80年代中期，当时是为了控制当时双位数的通胀。美联储将不会认为美元的升值作为目标，就像左边这个图说的一样，就像人民银行、日央行、欧央行他们还处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是中性的货币政策。我们是否还会出现里根时代的美元的重现呢？我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现在贸易的逆差。

我担心的不是经济的问题是不是会像80年代中期一样，但是政治方面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波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以及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话，在80年代中期所有的美日之间会有问题，但是美国和日本是安全方面的同盟，而且日本实际上是仰仗美国，而且当时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双边之间的其他方面的干预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当时还有广场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协议，所以也就更有效。内森的既继任者以及其他继任者可能会想出其他的协议。就利率方面的政策，可能会成为在谈判当中的一个筹码，一个叫嚣的威胁条件，但是从特朗普总统那边会有一些对等的原则。但是特朗普政权现在是用了很多所谓的单边主义。德国政府已经是从G20那边稍微有点退出，就是由于特朗普那边做出了一些回退。

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点，我觉得中国和欧盟实际上是有一个两层的战略，短期之内在未来两年不要对于特朗普政策做出过激的反应，我们需要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教训。这两年不是随便挑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于美国的白宫，以及美国国会都是一个竞选的周期。美国如果真的说是这些错误能够让中国和欧盟注意得到的话，一定要让美国再退回到G20框架当中来。中国有两方面的多边主义是非常好的，第一点就是WTO，尽管非常艰难，通过法律的程序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说是退出这种多边主义的话，肯定是会对美国也带来伤害的。单边主义的报复行为，比如说前几年针对这种稀土矿做出的报复行为。

第二点，中国是支持多边主义的，这种多边主义不会认为让美墨和美中的冲突无限扩大化，而是希望在一个整体范围内让美国做出一些行动。另外，欧洲肯定想说美国现在不怎么样，你们现在就买我们的空中汽车吧。中国人可能也会有理由想要进行一些区域方面的双边主义，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体系会受到伤害。在未来几年对于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十年以来工作就付诸东流了。所以中国和欧盟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先期的规划，我们要记住这个问题背后的经济性。贸易保护主义和增长实际上是双向性的互动关系。中国的钢铁厂不能说是关停，美国这边有煤矿以及糖厂，日本那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僵尸企业，如果这样的话就使得工资真正的增长非常难实现，使得国内的情绪也会更加恶化，我并不是说无端的唱衰，这是无法避免的，在贸易、宏观经济和生产力方面我们要推动它的良性恢复，不然的话，它会愈演愈衰。

公开信全文：

A is for Alphabet

真难以置信，我们创立 Alphabet 还不到两年。太忙了！我当然觉得 Alphabet 运营得不错，符合我们的初衷。当时，我写道：Alphabet 致力于通过杰出领导者和独立自主推动企业蓬勃发展。新的结构可以帮助企业家自主地、以自身所需的速度运营创建和运营企业。

Sergey 和我在 Alphabet 的大方向上合作良好，为公司提供了指导。作为谷歌 CEO，Sundar 工作出色。我们能拥有他非常幸运。未来他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就像他过去做的那样，所以和谷歌相关的话题我就不在这里说太多了。不过，对于他领导公司聚焦在机器学习和 AI 上，我是非常兴奋的。我们推出了 Google Assistant ，朝这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Google Assistant 被整合进了像 Pixel 和 Google Home 这样的硬件设备中。好戏还在后头。

自从我写完上一封信之后，Alphabet 发生了很多大事。我们有不少项目进化成了公司，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领导力。

Krafcik 是新任 CEO，带来了汽车行业的重要经验。我喜欢 Waymo 这个名字，更喜欢参观 Waymo 时看到的激动人心的场景。围绕他们的新型混合插电式小型货车 Pacifica，他们与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Waymo 的办公楼外，浑身都是传感器的 Pacifica 起劲儿地跑着。我真等不及 Waymo 的产品发布了。

2015 年 12 月创立的的生命科学公司 Verily 也出自 X 部门，创始 CEO 是Andy Conrad。他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并获得了淡马锡 8 亿美元的投资。淡马锡加入了 Verily 董事会，会帮助 Verily 在亚洲进行扩展。我非常看好他们的 Debug 项目，其目标是在飞行轨道上就阻止蚊子。项目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在寨卡病毒变成严重问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显示出了良好的预见性。

2016 年 6 月，Marwan Fawaz 成为 Nest 的 CEO。他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我们真的很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他们所有优秀的产品我都建议您购买，包括室内和室外摄像头，具有学习功能的恒温器和烟雾报警器。

就在不久前，Greg McCray 开始担任 Google Fiber 的 CEO。与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工作也是一种享受。他一直在加快进度，快速访问了我们所有有 Fiber 业务的城市。当他回到山景城时，我觉得他连气还没喘匀呢！ 我们已经对千兆光纤网络进行了大量投资，许多客户开心极了。我对前景充满期待。

我们在 Alphabet 还做了许多其他努力。Calico 的 CEO Art Levinson——他是 Genentech 的前CEO，正在建设一个专注于老化研究的研发公司。我们也有新的品牌化的投资分支，GV（之前的 Google Ventures）和CapitalG（原Google Capital）都表现良好。Sergey 继续花时间与 X 部门的 moonshot 工厂合作。他们有很多努力，比如 Wing，正在做无人机快递业务。我也迫不及待地看到他们的新产品了！

随着 Alphabet 的改变，透明度增加了，监管更容易了。在一些领域我们做出了精简，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又做出了加倍的努力。对于如何创立一个新公司，使其结构能够为未来的成功提供最大保证，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我们最近成立的 Waym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总体来说，我们做出投资时是非常耐心的，特别是在重要用途上。如果没有看到很好的机会，我们就不会投资，而且我们发现好项目比别人早得多，这一点我们很自豪。机器学习以及围绕着 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的所有努力都是很好的例子。由 Diane Greene 领导的 Google Cloud 正在将我们的机器学习硬件和软件提供给所有人使用。我们进入机器学习领域较早，已经看到了巨大的红利。许多 Alphabet 的公司都在使用这种技术，并计划更多地使用它。

所以总之，Sergey 和我正在寻找新的机会，管理和扩大我们现有的努力。 我仍然能看到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好机会——帮助它们成真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

Larry Page

CEO, Alphabet

图为北京（左上）和天津（右下）夜晚灯光照片。

你看灯光，我看门道。近日，3位美国经济学家采用一种“另辟蹊径”的指标分析后称：中国经济正呈现出比常规官方统计更高速度的稳定增长。

他们认为，夜间灯光与经济活动水平及增长速度之间，存在非常有力的对应关系。在对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的过程中，他们依靠卫星记录下的中国夜间灯光亮度，与铁路货运量、耗电量等宏观数据一起建立模型，从而得出上述“看涨”中国的结论。

研究者指出，这可能与官方统计低估服务业尤其是各类新业态的增速有关。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力推的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强有力带动下，中国服务业正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PMI数据。数据显示，尽管PMI仍然保持在荣枯线以上，4月份录得51.2，但是相较于上个月回落达0.6，且和市场预期的51.7也有较大差距。

报告一出，非常多的人都处于消极状态，多少对国家发展情况抱有一丝忧虑。

但此前不少外国分析机构根据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结合起来推测出的经济发展数据和我国官方的GDP增长数据不太符合，他们主要得出的结论都是认为中国经济或许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那么抢眼。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传统的耗电量、铁路运输等数据已经不能再按照十几年前的计算模型来分析。

比如在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点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2016年上升到51.6%。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升至77.2%、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6.5%。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季度GDP增速达到6.9%，实现了连续第二个季度增速增长。

第二，此前外国分析机构几乎无法提供有效的令人信服的权重分配方案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之间，换句话说就是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之间孰重孰轻很难做出衡量。

如果上面两个问题不加以解决，对于中国经济的研判很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十分新颖别致的解决方案。

他们采用不同省份的夜间灯光（密度）数据变化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来调整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之间的权重模型，并进而推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很明显，越亮的地方发展形式越好

从图中分析也可以看出，光亮度和发展情况呈正相关

用这种方法算出的GDP和官方给出的数据走势有惊人的相似，而且就在近些年，模型显示我国的经济走势已经摆脱了L底部，向上的趋势明显。

最后想说的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分析机构来说，想要摸准实际的经济增长状况都很难。不然，也不会出现各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常常踩不住步点的情况，但昨日刚传来好消息，我国独立自主做出世界第一的量子计算器，也希望将来超级计算器可以帮助经济学家一臂之力，能更准确的制定出符合事宜的经济政策来。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6号，天安门往东约7公里的安邦金融中心，是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安邦集团官网称，其业务领域涵盖寿险、财产险和意外险、健康险、养老险、银行和资产管理，是中国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险公司之一。其总资产超过1.9万亿元。

从籍籍无名的保险新兵，到国内险资巨头，再到全球凶猛并购，安邦集团仅用了13年的时间。而其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均与当时的政策若合符节，每一步都踩准了政策的节奏，甚至提前布局，一旦政策之门打开一条小小缝隙，安邦就闪身而入。

崛起

安邦帝国的前世今生

2004年安邦集团前身成立，依靠代销车险起家

安邦集团官网资料显示，2004年，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财险”）正式成立，并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这正是安邦集团的前身。据媒体报道，安邦财险的发起人为包括上海汽车集团（下称“上汽集团”）在内的7家法人单位，上汽集团时任总经理胡茂元成为安邦财险首任董事长。

依托上汽集团，2005年开始，安邦财险在上汽的4S店代理销售车险，当年，安邦财险的保费收入就突破了10亿元。2008年，成立仅4年的安邦财险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许可，可同时在全国所有省份开展电话营销的企业，这再次推动了安邦财险的业务爆发式增长。

至2011年年底，安邦财险多次增资扩股，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石化”）一度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而上汽集团、联通租赁集团有限公司、标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则始终位居安邦财险大股东之列。

然而，这家安邦财险如今显示的存续状态为“注销”，其工商信息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为一片空白。不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保监会《关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的批复》显示，直至2014年，胡茂元仍为安邦集团法定代表人，后变更为吴小晖。

2011年，保监会批准安邦财险进行集团化改组，同年12月31日，新的安邦财险成立，注册资本金为370亿元。2012年，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安邦财险2016年财报显示，其资产总计7955亿元，较2015年增长202%。

安邦财险：“蛇吞象”并购成都农商行

纵观安邦系13年发展历程，2011年入主成都农商行无疑是关键一步。

成都农商行由原来的成都市农村信用社于2009年12月更名后成立，2010年1月正式挂牌，成都市5家国有企业合计持有成都农商行30.99%的股份。当年12月，成都农商行计划增资扩股：以每股定价1.6元新增41.02亿股，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便是安邦财险。

彼时，成都农商行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0年年底，成都农商行的资产总额已达1603亿元，较两年前增长41.6%；各项存款余额1315亿元，较两年前增长74.2%；各项贷款余额826亿元，较两年前增长64.2%。

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安邦财险，当时的注册资本只有51亿元，总资产256.74亿元，全年营业收入73.83亿元，净利润5.08亿元。2011年，安邦财险获得成都农商行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成都市国有资本系统的5家企业在成都农商行的合计持股下降至21.99%。此后，安邦系多位人士进入农商行管理层。

这笔被外界称为“蛇吞象”的收购，让安邦财险资产规模达到千亿级别。在成都农商行2016年的董事长致辞中，安邦人寿董事、成都农商行董事长陈萍强调，2011年12月，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将“引资”与 “引智”“引技”紧密结合，实现了华丽转身，进入发展新时期。

2015年年初，吴小晖谈及这次并购时称，成都农商行坏账率从18%降到了0.85%，ROE保持20%以上，“资产规模增长三倍，从一个西部地区（农商行）成为全国第一，这还是要有点商业模型能力的。”

安邦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小晖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成都农商行的总资产是4293亿元，而到2014年年底时，成都农商行的总资产约为6000亿元。其资产扩张步伐随后放缓，截至2016年年末，全行资产总额 6731 亿元。另一方面，成都农商行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2.47亿元，同比略有下降。

安邦人寿：依靠万能险崛起？

2010年，安邦人寿成立，其注册资本为37.9亿元。同一年，安邦系收购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和谐健康”）。至此，安邦系已经拥有财险、寿险、健康险等多块牌照，安邦系保险金融集团雏形已经基本形成。

安邦人寿2016年年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公司资产总计1.45万亿元。如此惊人的增长，恰逢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主导下的保险市场化改革期间，保险资金运用得以松绑，以万能险为主的理财险更推动了一批险资黑马的成长。

同时，保险公司的负债端产品费率放开、资产端投资领域开闸。2014年年初，普通型人身险产品的利率首先放开，由2.5%提升至3.5%。按照监管层公布的思路，人身险费改路线图依次为普通型、万能型和分红型，并争取在2015年底前全面实现人身险利率市场化。

2015年2月16日，保监会发出通知，废除2007年开始执行的《万能保险精算规定》，取消万能险不超过2.5%的最低保证利率限制，将万能险产品利率市场化，改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并从当日起正式执行这一政策。

于是，市场上销售的万能险整体收益率高达6%～7%，个别万能险产品利率高达8%。这催生了一批险资新贵，安邦人寿、前海人寿等新进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都更加偏重投资型寿险产品，其中万能险、分红险等投资类险种占公司总保费的比例远高于传统寿险产品。2016年，安邦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142亿元，而被认为代表万能险规模的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则达到2162.9亿元。

与此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高调出手，对一些知名的实体类上市公司频频举牌。特别是在2016年，险资举牌成为资本市场的年度大戏，最终引发了证监会等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批评。

于是，万能险等政策在2016年年末终于踩急刹车。保监会于2016年12月底在官网发表文章称，为规范万能险业务发展，落实“保险业姓保”的政策理念，保监会密集出台了规范中短存续期产品、完善人身保险产品精算制度、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等多项规定，对万能险的规模、账户管理、保障水平、结算利率等进行了完善和规范。2016年5月至8月，保监会对前海人寿、恒大人寿、华夏人寿、东吴人寿等9家公司开展了万能险专项检查，并对发现问题的公司下发了监管函，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其中并不包括安邦系旗下险企。12月5日，保监会针对前海人寿万能险账户管理整改不到位，对其采取了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

新政效果立竿见影，万能险进入速冻模式。今年5月3日，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被认为代表万能险规模的人身保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为2313.4亿元，同比下降约61.24%。

安邦人寿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约17.6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1016亿元，同比下降约98%。不过，安邦人寿今年一季度原保费收入猛涨至1874亿元，相较于2016年一季度的234.36亿元，增幅达7倍。仅次于国寿股份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的第二位。但安邦人寿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安邦人寿净现金流为-57.04亿元，而就在去年底，这一数字为260亿元。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安邦人寿现金流转负或与2016年下半年以来保监会收紧万能险监管有关。

举牌

新兴险企偏爱哪些股票？

举牌民生银行一战成名，两年多后引来“贷款千亿”质疑

2014年举牌民生银行，安邦系一战成名。此前，安邦系在资本市场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2014年11月起，安邦系加快了对民生银行增持的步伐，11月底持股比例超过5%，民生银行一纸公告让安邦系浮出水面。此后十几天，安邦系快速加码，当年12月19日，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安邦人寿、安邦财险、和谐健康、安邦集团持股比例分别为4.06%、2.69%、1.22%、1.084%，加上收购0.94%股本的委托表决权，安邦系持股比例合计10%，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

安邦系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增持民生银行。截至2016年，安邦人寿、安邦财险、和谐健康、安邦保险合计持有民生银行16.79%的A股股权，安邦集团位列第一大股东。

安邦系的强势杀入，改变了民生银行1996年成立以来的股权结构。民生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登记成立时，民生银行的注册资金为13.8亿元，总股本为1.38亿股，创始股东数高达59家，其中48家为民营企业，股东最大持股比例仅为6.54%，股权极为分散。之后，民生银行历经多次股权变更，虽有所集中，但单个股东持股比例从未超过10%，始终未曾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外界普遍认为，民生银行独特的股权架构有利于公司治理。

但股权分散的民生银行最终却成为了安邦系的“猎物”。而投入巨资的安邦系所图谋的似乎并非成为财务投资者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信号显示其在民生银行提升话语权的努力。

2017年1月，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与安邦集团签署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如此一来，民生银行提升其零售业务中介业务收入规模，安邦集团则扩大产品销售渠道。事实上，安邦集团旗下的安邦人寿高度依赖银行渠道。2016年，安邦人寿保险业务收入1372.4亿元，银行代理渠道实现保险收入1145.9亿元，占所有销售渠道保险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7.5%。

而在今年4月底，有媒体报道称，安邦现金缺口巨大，其海外收购可能从民生银行获得了千亿元级别的贷款。对此说法，4月28日，安邦集团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安邦保险在民生银行没有一分钱的贷款，根本不存在向民生银行“贷款千亿”的问题。

安邦举牌逻辑——偏爱银行股，所选标的大多股权分散、收益率高

其实在民生银行之前，招商银行就已成为安邦系瞄准的目标。2013年12月10日，安邦财险持股比例达到5%，此后安邦财险一路增持，招商银行2014年报显示，其持股比例达10.72%，而截至2017年3月31日，安邦财险始终保持这一持股比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在安邦财险入股招商银行前，安邦集团已多次出现在招商银行十大股东的名单中。在2013年5月底举行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上，安邦集团就曾有意进入招商银行董事会，但遭股东大会否决。2015年7月，安邦财险董事长张峰被增补为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安邦系终于如愿进入招商银行董事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安邦系举牌对象多为股权较为分散的行业或区域龙头，所选标的主要为金融与地产两大板块，并似乎“偏爱”银行股。除去举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2016年年初，工、农、中、建四大行先后发布2015年报，外界才发现，安邦系在四大行中均成为排名前十的股东。

在银行股之外，安邦系近年来在A股市场一路攻城略地。据不完全统计，安邦系曾举牌万科A、大商股份、金融街、欧亚集团、中国建筑等10余家上市公司。

从安邦系投资中国建筑的过程中，足见其“狼性”。2016年11月17日—24日，在一周时间内，安邦系旗下的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3次增持中国建筑，持股比例从5%上升至10%。在其于17日首次举牌时，中国建筑曾发布公告表示，“本公司欢迎安邦选择中国建筑并成为重要投资方。”

对于安邦系的投资选择，吴小晖颇为满意。2015年年初，吴小晖曾公开表示，“我们买招商银行时是6块多开始买的，现在已经14块多了。另外民生银行大家都在抛售的时候我们买了，5块多开始买的，现在9块多了。”吴小晖称，安邦投资的底线是，所选公司的PB（平均市净率）低于1，ROE（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0%。

吴小晖举例称，以投资金融街为例，其团队考察了每一处楼盘，“在精确估算市场价值的基础上打一个折，再扣掉负债，加上市值一算，还有190亿的差价，所以我们就投资了，我们这种科学的分析让我们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市场回报率。”

不仅是安邦系，其他新兴保险企业在2015年、2016年频频在二级市场举牌时，其投资标的与安邦可谓“异曲同工”，偏爱金融地产股等大蓝筹。以万科A为例，近5年其ROE水平稳定在12.65%～19.66%。王石曾说万科是“唐僧肉”，谁都想来咬一口。

监管转折，安邦依旧“淡定”？

不仅是安邦系，近年来，与安邦系一同崛起于保险行业与资本市场的，还有多个以险资为核心的资本系，2016年12月3日，新华社曾点名七大活跃险资，即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生命系、阳光保险系、国华人寿系和华夏人寿系。

而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也一度是保监会鼓励的方向。2014年初，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规定保险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不高于30%。按照此前的规定，险资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合计不能超过25%。2015年7月，保监会再度放宽险资入市要求，将险资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上限由5%调整为10%，投资权益类资产的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比例达到30%的，可进一步增持蓝筹股票，增持后权益类资产余额不高于上季度末总资产的40%。

2015年12月底，吴小晖曾在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高层论坛上表示，“很多保险行业的公司投资了上市公司，达到一定比例举牌，都是为了支持中国实体经济，长期看好中国的未来。保险的钱是老百姓的养老寿险钱，是长期资金，必须投入到最好的企业中，长期地持有，享受稳定的红利分红，也同时参与他们的战略决策，能够帮助他们做强做大。” 项俊波也曾表示，国际上保险资金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举牌是二级市场普通的股票投资行为。

然而，险资在二级市场激进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其中，业界最担心的状况之一就是银行资金会否因此借道保险渠道流入资本市场，保险资金“短借长投”等问题尤为引人注目，而个别险资控股实体企业后的行为也引发各界关注。

2016年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表“野蛮人、妖精、害人精”的言论。随后，各项监管政策收紧，此前各路高调举牌的险资也受到调查与处罚。但相对于前海人寿、恒大人寿接连受到严厉处罚而言，安邦系旗下的险企似乎“安然无恙”，直到5月5日保监会对安邦人寿下发监管函。

海外并购

一路狂飙后遇“流年不利”？

海外投资仍是“金融+地产”

2012年10月，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可选择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或直接投资不动产。其中，不动产地域上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发达市场主要城市的核心地段，且具有稳定收益的成熟商业和办公不动产。

2014年，就在安邦系举牌民生银行“一战成名”之时，安邦系在海外的大手笔并购更是引发全球关注，而其投资逻辑与国内似乎并无二致，仍是金融与地产。

2014年10月6日，安邦集团宣布以19.5亿美元（约合120亿元人民币）收购希尔顿集团旗下位于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4个月后，此次收购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安邦集团以每平方米约7.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获纽约核心地标永久产权。

2017年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吴小晖表示，“这个酒店等于是我们通过市场赚来的，不花一分钱”。当时，另一位对话嘉宾朱云来称，“吴总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收购华尔道夫酒店后，安邦集团大肆在全球地产领域进行投资的消息频出。2015年7月，安邦系以7.5亿英镑的出价外加合作协议的形式竞购伦敦金融城最高建筑Heron大厦；8月，有媒体爆出安邦拟斥资10亿美元竞购日本房地产资产管理公司Simplex Investment Advisors。

在金融领域，安邦集团也掀起疾风暴雨般的收购。2014年10月13日，安邦集团宣布收购比利时FIDEA保险公司，这是中国保险企业首次100%股权收购欧洲保险公司；12月16日，安邦集团宣布收购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

2015年2月16日，安邦集团宣布，正式收购荷兰VIVAT保险公司，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进军荷兰保险市场。就在第二天，2月17日，安邦集团宣布收购韩国东洋人寿并保持其上市地位，这一次安邦集团成为首次进入韩国保险市场的中国公司。

2016年4月，安邦保险海外子公司与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SE）在韩国联合宣布，安联集团向安邦保险海外子公司出售韩国安联人寿和韩国安联资产管理。韩国安联保险成立于1954年，系韩国第二历史悠久的人寿保险公司。截至2015年底，其总资产约150亿美元，在韩国拥有110万客户。

海外大举扩张后，安邦系海外资产迅速膨胀。以安邦人寿为例，截至2016年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60%。

更让人惊讶的是，安邦集团官网提供的数据显示，其海外并购的多项标的业绩大幅反转。荷兰保险公司VIVAT在被收购一年后就实现扭亏为盈，2016年继续盈利。韩国东洋人寿2016年保费收入达到6.7万亿韩元，同比增长逾57%，在韩国保险市场上增速排名第一，同时实现净利润2297亿韩元，是东洋人寿自成立以来的最佳业绩。

海外投资遭遇“急刹车”？

进入2017年，安邦系的海外投资说得上是“流年不利”，此前一路“狂飙突进”的投资进程似乎遭遇“急刹车”。

据媒体报道，3月，安邦集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的房地产合作项目暂停。

4月17日，美国年金与人寿保险商信保人寿公司（下称“信保人寿”）宣布，公司将终止与安邦的并购交易，并称其将继续评估其他战略选项。

此前，在2015年11月，安邦集团宣布以每股26.80美元的价格收购信保人寿100%流通股股权，当时这笔并购总共花费约100亿元。

安邦系海外投资受挫的背后，多个政府部门频频表达对非理性海外并购的担忧。

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达成的海外收购交易总额达2204亿美元，占全球跨国收购活动约16%。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急速下跌，至2016年年底，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

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对外“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有关部门果断采取措施，积极进行引导”。而在今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针对国内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过热”表态称，“（一部分人的）投资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

国内资本借道并购转移至海外的情况成为监管重点之一。2016年11月底，外管局出台新规，要求规模超过500万美元的交易都需批准，此前，这一门槛是5000万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因监管加强和外汇限制导致30笔对欧洲和美国企业的收购交易落空，去年中国有价值逾750亿美元的海外交易被取消，安邦系对喜达屋的并购是最有名的一笔。

2016年4月1日，安邦集团突然宣布退出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而在3月，安邦集团先后三次出价128亿美元、132亿美元、141亿美元竞购喜达屋。彼时便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安邦集团以141亿美元的总价收购喜达屋，将逾越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不超过总资产15%”的监管红线。

2017年4月27日，吴小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安邦的海外投资没用一分钱外汇，全部用国际融资进行，“而且我们能够通过在海外购买国家开发银行的债券把外汇引入国内，我们会把现有的这些保险公司做得更强、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