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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准数据印度经济研究

在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上,西方媒体往往有着十分微妙的态度。作为印度经济的铁粉,西方常常表现出一副热心肠,总是试图帮助印度经济走上快车道,一旦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所回报,便迫不及待地拿出计算器尝试估算印度何时超越中国;而对于中国,西方的舆论则总展现出一副苦瓜脸,甚至明知中国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却依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连声慨叹,呜呼哀哉……

2015年,在修改GDP算法以后,印度GDP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超越中国。这一“丰功伟业”引得西方媒体以及日本和印度的舆论无不额冠相庆。

印度经济遭遇雪崩!

然而现实有时候确实有点残酷,乐极似乎一定生悲。就在今天,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如一盆拔凉拔凉的凉水,让西方和印度知道,原来事情远没有想象的easy和wonderful:

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度2017年第一季度GDP仅增长6.1%。

据路 透社,印度6.1%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36位分析师同比增长7.1%的预估中值。

印度经济的这一糟糕表现更是创24个月以来新低:

按照印度调整GDP算法之前常用的GVA测算,以2011年到2012年的价格为基准(修改算法前印度是以2004~2005年的价格为GVA的计算基准),印度经济增长的模样是这样的:仅为5.6%。(注:GVA是一种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和GDP的差别主要在于不计入产品税和生产补贴)

以2011~2012年价格为基准,测算印度的GVA

令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如果没有政府支出的影响,印度经济增长将仅为4.1%。

如果把中国和印度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同期中国GDP增长为6.9%,而这个6.9%是在中国经济体量五倍于印度的情况下取得的:

6.9%(中国)VS6.1%(印度),高下立判!

看到此般情形,印度的几家主要媒体悲观的表示,印度失去了经济发展最快的标签!发展最快国家的标签给了中国!

注:Q4,即第四季度,印度的财年从每年3月份开始,也就是说2017年的1月到3月的GDP计算在2016年年度!

莫迪废钞令是真凶?

那么问题来了,印度经济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遭遇雪崩呢?

目前不少媒体把矛头指向了莫迪在2016年11月8日宣布的废除大额纸钞的运动。

(注:去年11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向全国人民宣布,为打击腐败,断绝恐怖团体资金链和假币流通渠道,决定从当天午夜零时起,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的流通。此后,在2016年底,该国又重新发行新版面值500卢比和2000卢比的纸币以逐步取代老版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这也是38年来,印度首次废除流通中的纸币。)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大额纸钞在消费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因而不少人觉得废除大额纸钞会严重打击印度的消费产业。

然而其实,从印度的消费数据来看,废除大额纸钞并没有真正打击到印度消费者的热情。

根据印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支出来等数据,大额纸钞并没有如期产生那么强烈的负面影响:

在莫迪废除大额纸钞之后,印度的消费信心指数和消费支出仍然保持上涨

真正让印度经济在最新的这一季度遭遇重创的是采矿、建筑、金融等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

下面这张图表取自印度中央统计局,不难发现,除了农业和国防等产业,几乎所有第二、第三产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下滑。

除了农业、国防等产业,印度几乎所有产业的增长都在放缓

考虑到,印度经济比重最大的部分是第三产业服务业,且目前已经超过5成,因而,最大的问题其实应该出自金融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印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 银行才是主谋

记得5月13日,有作者撰文《疯了!84万亿盖楼,印度竟要靠造房子追赶中国?》,文章主要讲印度打算花大力气盖房子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文末,作者提出质疑,认为印度政府试图刺激银行放贷(房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类似于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大量的呆坏账出现。

果不其然,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切产业发展的活水之源,银行系统的呆坏账问题,产生的连锁反应终于让印度经济出现短路。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的不良贷款已经上升到贷款总额的17%,这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

穆迪在其最新报告中警告说,印度银行业持续的高比例的不良贷款会拖累经济增长,如果不解决,将会最终约束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投资信贷。

除了暴哥刚才提到的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印度最具坏账潜力的部门还包括电力、钢铁、纺织等工业部门。

据IHS Markit的数据,电力、钢铁、纺织和工程建筑四大行业一种占银行系统坏账比重的80%。而在这些坏账中,有70%以上的坏账是由印度国有银行所持有!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中国在经历较为艰难的去杠杆的进程,其实相比于中国,印度正在经历一场更为艰难的去杆杠、去坏账运动。

据彭博,目前,印度的信贷增长已跌至25年低点。换言之,过度杠杆化和存在大量呆坏账问题的银行已经不愿意提供新的贷款。而私人投资受此影响也开始缩水。

经过暴哥的论证,大家应该知道,所谓大额纸钞运动其实并不是导致印度经济雪崩的罪魁祸首,真正让印度经济蒙羞的是银行体系出现的呆坏账问题。

接下来,如果莫迪政府不能够尽快的解决银行、工业部门之间的呆坏账问题,那么印度经济短期之内想要有出色的表现可能十分困难!

上面这些问题,其实说起来都是印度经济的短期发展困境,长期来看,印度经济的发展前景依然十足。

印度未来的疑问

不过,前景能否真的转化为“钱景”,这还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

最近暴哥看有不少媒体在讲印度未来会如何如何的追赶中国,让中国很有危机感。其中媒体们罗列了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人口红利、比如使用英语人数、比如莫迪的改革等等,但其实如果深究起来会发现,这些因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暗潮汹涌!

先说人口红利。

印度人多不假,根据最近的统计,目前印度约有13.5亿左右。但实际上印度可以用于“人口红利”的可没那么多。

首先,印度社会由于宗教、习俗和文化等原因,女性进入职场从事劳作。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印度女性的工作参与率仅为26%,位列全球最低水平。(中国这一数据超过60%)

全球女性工作参与度图谱

目前,印度约有6.5亿女性,26%的工作参与度说明,只有1.69亿的女性能参加工作。这26%还是莫迪政府大力推行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之后得来的结果。

印度人口结构

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摔跤吧!爸爸》,主要讲述的其实就是印度社会重男轻女的现象。尽管电影中,女儿们历经艰辛终于苦尽甘来,但实际上,印度女性很难走出家庭,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

在印度近7亿的男性中,由于文盲比例高,仅有80%有过最基础以上的教育,这么算来能工作的只有5.6亿男性。

5.6亿看着不少哈,但其实,又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很多男性其实没有什么积极性参与工作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好吃懒做。这部分比例有多少呢?

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有不一样的表现,比如印度教的人参与工作的比例为4成,伊斯兰为3成,基督教为4成。

印度人不同宗教的工作参与度

上述统计是2011年做的,现在是2017年理应在提高一些,我们不妨把比例提高的多一些,到5成。

如此计算,印度劳动力最多也就6.75亿,而我们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是9亿!

更为超出大家想象的是,印度的人口增长下降的非常快,以目前的人口发展情况,再过10年就可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

印度人口增长率

不少西方媒体说,中国可能未富先老,这么看来,印度可能还没脱贫,人口红利就会不在了!

再说印度人说英语的人多这件事。

根据最新的统计,印度能够说英语的人大约是1.25亿,占人口比例的12.18%。

这里大家要注意,能说英语不代表能用英语工作和交流,就像我们会说中文,不见得你能用中文工作,这是两回事。

往往能够英语工作的都是熟练工,也就是起码是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言。根据下面的这份表格,很遗憾,印度人中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仅仅占人口的0,02%,约22万人;作为第二语言的为8600万人。

印度不同语言使用情况

暴哥相信,作为第一语言的22万应该主要是在各大跨国公司当CEO的那批精英,作为第二语言的应该把所有从事IT等信息产业服务业的人包含进去了。也就是说印度所谓的英语人口不足1亿,远远低于大家的想象。

还有一件事更为棘手。

别忘了,印度是有大国雄心的,而且是希望以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为主体的大国雄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但凡大国势必以自己的传统语言为主体。中国是中文、日本是日语、俄罗斯当时是俄语。

在印度社会中,很早就有一种思潮是去英语化,在国家上西方媒体也有过讨论,认为印度最终很可能会走上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导的发展路程。

目前,在印度人口最多的信奉印度教的人,其次是伊斯兰,这两大主体说的最多的是Hindi语,占比超过5成,其次一些各地的方言,在总人数上和英语是差不多的。

因此,印度未来从实际情况考虑,结合印度主体思维的崛起,以Hindi语作为国家主要语言是非常有可能的。英语几乎不可能有超过现在的规模。

然后说莫迪的改革。

暴哥是很佩服莫迪的,如果没有莫迪,印度这肉劲儿估计还得很多年。不过,莫迪能不能让印度脱胎换骨,真的很难说。

暴哥一直强调,印度是传统的番邦联盟加上西方民主议事体制,这两套班子加在一起就决定了如果没有一个强人在,几乎无法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

莫迪算强人,但是在每一个经济改革中,他也必须妥协再妥协,和各地方的实权派做交易,所以推动改革的脚步根本无法达到他预期的速度。

改革速度稍慢一点其实不要紧,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留给莫迪就行。然而,如果我们翻开印度总理的记录会发现,除了尼赫鲁和他女儿,以及辛格就没有任期超过5年的。而这三位都是莫迪所在党派人民党的反对派国大党的人。

目前印度总理的任期是5年,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连任,因此莫迪有机会持续的从政。可问题来了,莫迪自诩为改革派,如果自己长期连任那和独裁、专政其实没什么两样,等于打了自己的脸。国大党(反对派)也会因此抓住莫迪这一点不放,最终能连任,施政效果也不会太好。

而且莫迪是1950年出生的,已经快70岁了,在全球(除了美国以外)领导人年轻化的趋势下略显老迈。他的精力能不能支持自己干两届甚至再长,其实很难说。而人老了,政策还能不能如初心也值得商榷。

莫迪的改革彻不彻底终究抵不过时间和岁月。最现实的是他能培养一个接班人,和他一样有威望和手段,贯彻他的意图!

尾评

最后,有些事情,莫迪能改,比如一些政策、一些体制性的问题,但有些事任莫迪本事再大也改不了,比如印度千年顽疾种姓问题(导致阶层人文固化),对于女性的极度禁锢,印度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隔阂,印度地方势力的强盛。

最后暴哥想说,中国只有一个,我们拥有印度可能永远也无法拥有的经济要素,比如我们是汉民族为主体,我们几乎没有宗教纠纷,我们对于女性更加宽容等等。

接下来,中国会在重量更重质的经济阶段前行,尽管有麻烦,但道路清晰;而印度则仍然处于相对粗放的发展阶段,把速度和规模放在第一位,具有潜力,但內疾顽固!

中国不应该过度自满,但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对于印度,他发展的好,我们完全可以虚怀若谷,借助其发展动力为自己服务,彰显大国本色;他发展的不好,我们也没必要落井下石,毕竟过好自己的比什么都强!

汇率弹性下降 维稳意图增强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新改革点评

本次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整的大背景,是2017年年初至今美元指数表现疲弱,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有限,导致人民币兑篮子汇率显著贬值。在这一背景下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央行试图加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稳定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央行此举既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有关,也与中美之间进入了敏感的“百日谈判期”有关。

迄今为止的人民币汇率运动,仍未改变笔者提出的“非对称性贬值”的格局。所谓非对称性贬值,是指当美元自身走弱时,人民币会大致盯住美元、而对货币篮贬值;而当美元自身走强时,人民币会大致盯住货币篮,而对美元贬值。造成“非对称性贬值”的根源,在于外汇市场供求格局没有根本出清,导致现行机制下内嵌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做法只能缓解人民币贬值预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进一步的,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实质上降低了外汇市场供求自身对汇率的影响,这与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些南辕北辙,甚至可能妨碍外汇市场的出清。在特定情形下,新机制还可能会加剧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造成更大程度的扭曲。此外,新机制也使得市场参与者预期汇率变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降低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未来中国央行应该增加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影响权重,而非相反。

在“收盘价+一篮子+逆周期调节因子”的新机制下,预计短期内这会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强,而在下半年,如果美元重新走强,新的机制也会缓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压力。相比于之前“收盘价+一篮子”的机制,新机制下人民币兑篮子货币汇率可能更加稳定。因此,我们调高了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期。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概率有所下降,预计将在6.9-7.0的区间运行。但如前所述,由于新机制的实施阻碍了国内外汇市场的出清,这可能导致当轮资本外流延续更长的时间。此外,一旦国内宏观经济数据下滑,新机制也可能加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值压力。

一、事件

5月下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表示,中国央行确实考虑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主要目的是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狼群效应。在回答记者提问中,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一步表示,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向好,但在美元指数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多数时间都在按照“收盘价+一篮子”机制确定的中间价贬值方向运行。这意味着汇率运行的结果与基本面相背离。“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可能仍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容易受到非理性预期的惯性驱使,放大单边市场预期,进而导致市场供求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增加市场汇率超调的风险”。

据此,在新的定价公式下,中间价=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调节因子。央行提供的逆周期调节因子公式框架中提供了部分设定好的系数。对比新旧公式,在当前的央行系数设定下,逆周期调节因子会削弱上一日16:30收盘价对开盘价的影响,减少市场过度波动给中间价造成的冲击。

二、点评

首先,本次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再次调整,依然从属于2015年811汇改之后,为了缓解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速度,央行采取的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央行采取的三管齐下的政策包括: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美元购入人民币、显著加强对资本外流的管制、频繁改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定价机制。

尽管早在2014年上半年,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就逆转为贬值预期。但2015年的811汇改真正放大了市场上的贬值预期,并造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兑篮子汇率的显著贬值。2015年8月10日至2017年5月26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盘价由6.1162下降至6.8698,贬值了12.3%。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BIS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了9.0%与8.9%。

在811汇改之后初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快速贬值态势,这引发了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为了缓解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速度,中国央行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应对方法:第一,央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稳定本币汇率;第二,央行显著收紧了对资本外流的管理措施;第三,央行自811汇改以来, 就一直在不断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策略。

在811汇改之前,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具有较强的干预能力。事实上,中间价管理成为央行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主要工具: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央行通过低开人民币兑美元开盘价来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反之,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时,央行通过高开人民币兑美元开盘价来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

为了促进人民币在2015年年底加入IMF的SDR货币篮,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汇改的核心,就是主动放弃对每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管理。在811汇改后的一段时间内,央行曾经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直接等于前一日收盘价。然而,由于当时市场上存在较大的本币贬值压力,央行此举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短期内大幅贬值,并引发了国内外金融市场震荡。

在2016年年初,央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制定同时参考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前一日收盘价,第二个目标是为了维持过去24小时人民币兑特定货币篮的有效汇率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兑美元变动幅度。在这个定价公式中,央行赋予收盘价与篮子汇率各50%的权重。为了配合这一改革,央行还在2015年年底推出了CFETS货币篮,初始的篮子中包含13种货币。

到2017年年初,央行宣布对“收盘价+一篮子”定价机制进行两项改动。第一,把CFETS篮子中的货币数量由13种增加至24种。第二,把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时间由过去24小时缩短为过去15小时。第一项改动的直接后果是将美元与港币占篮子的权重分别由26.40%与6.55%下调至22.40%与4.28%,这意味着显著下调了美元占篮子的权重。第二项改动是为了避免对国内外汇市场开市期间,全球外汇市场波动的相关影响进行重复计算。

2017年5月下旬,中国央行宣布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把“收盘价+一篮子”的中间价定价机制,转变为“收盘价+一篮子+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定价机制。

不难看出,从811汇改之前至今,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定价机制,已经经历了五次重要变化。在不到两年的短时间内,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变化可谓非常频繁,这对市场预期的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

其次,本次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整的大背景,是2017年年初至今美元指数表现疲弱,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有限,导致人民币兑篮子汇率显著贬值。在这一背景下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央行试图加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稳定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央行此举既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有关,也与中美之间进入了敏感的“百日谈判期”有关。

2017年年初以来,一方面由于欧元区、日本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前者与后者增长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相关政策诉求在国内受挫(也包括FBI调查特朗普通俄事件)以及欧元区大选不确定性的消退,美元兑欧元、英镑与日元均显著贬值(图1),这导致美元指数由2017年1月2日的102.8下降至2017年5月29日的97.4(图2)。

图1  美元对主要国际货币走势(向下表示美元升值)


数据来源:CEIC。

图2  美元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CEIC。

根据“收盘价+一篮子”的中间价定价机制,在美元兑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显著贬值的前提下,要维持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需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然而,如图3所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仅在2017年1月显著升值。2017年1月2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一度升至6.8331的年内高点。而从1月24日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总体上仍在贬值。换言之,“一篮子”部分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应该显著升值,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最终却不升反降,这说明在“收盘价”部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然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不能弥补人民币兑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贬值幅度,这造成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兑CFETS篮子汇率指数出现显著贬值(由1月6日的95.3下降至5月19日的92.5)(图4)。

图3  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


数据来源:CEIC。

图4  人民币兑CFETS篮子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CEIC。

一方面,2017年年初至今,中国出口增速改善明显;另一方面,人民币兑货币篮的有效汇率不升反降。由于当前中美之间正处于首次习特会后的“百日谈判期”,中国央行可能担心,上述“贸易改善+货币贬值”的格局可能引发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从而招致来自美国的新的汇率指责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为了避免这一点,就需要抑制人民币兑货币篮的有效汇率的贬值。而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有限是人民币兑货币篮贬值的主要原因,因此央行就必须加快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更进一步的,由于国内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持续供不应求的格局是压低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的原因,因此央行本次在定价机制中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就是为了降低收盘价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影响。

再次,迄今为止的人民币汇率运动,仍未改变笔者提出的“非对称性贬值”的格局。所谓非对称性贬值,是指当美元自身走弱时,人民币会大致盯住美元、而对货币篮贬值;而当美元自身走强时,人民币会大致盯住货币篮,而对美元贬值。造成“非对称性贬值”的根源,在于外汇市场供求格局没有根本出清,导致现行机制下内嵌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做法只能缓解人民币贬值预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进一步的,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实质上降低了外汇市场供求自身对汇率的影响,这与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些南辕北辙,甚至可能妨碍外汇市场的出清。在特定情形下,新机制还可能会加剧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造成更大程度的扭曲。此外,新机制也使得市场参与者预期汇率变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降低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未来中国央行应该增加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影响权重,而非相反。

如图5所示,从2016年年初至今,人民币汇率运动可以大致用笔者在2016年提出的“非对称性贬值”来刻画。在2016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稳定,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显著贬值。在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大致稳定,而对美元汇率显著贬值。出现这种非对称性贬值的原因,与美元汇率自身走势高度相关。事实上,如图2所示,2016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波动中走弱;2016年下半年,美元指数显著走强。而在2017年年初至今,随着美元指数再度走弱,人民币再度回到对美元汇率大致稳定,而对CFETS货币篮显著贬值的格局。

图5  人民币的非对称性贬值格局


数据来源:CEIC。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非对称性贬值”格局的根源,在于国内外汇市场上美元供不应求的格局持续存在,换言之,由国内供求决定的人民币兑贬值压力没有完全释放。正是因为这样,当美元自身贬值时,由“收盘价+一篮子”决定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不会相应显著升值;而当美元自身升值时,由“收盘价+一篮子”决定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却会显著贬值。这就意味着,在国内贬值压力尚未彻底消除之前,“收盘价+一篮子”机制相当于内嵌了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这会鼓励做空人民币做多美元的投机行为。

更进一步的,当美元自身走弱时,人民币大致盯住美元,而对一篮子货币贬值的格局,实际上正是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渐释放,人民币总体高估情形得到改善的过程。而央行通过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来阻止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贬值,事实上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人民币汇率的扭曲,这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有些南辕北辙。

在“收盘价+一篮子”的中间价定价规则下,如果美元自身强劲升值,那么央行可以顺水推舟地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并保持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大致不变,这种情形下不会显著消耗外汇储备。然而,如果美元自身面临贬值压力,同时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也面临贬值压力,然而为了符合“收盘价+一篮子”的中间价定价规则,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应该升值,这就会使得央行通过消耗外汇储备来满足规则,此举是不利于外汇市场出清的。而在“收盘价+一篮子+逆周期调节因子”的新规则下,在上述第二种情形中,新规则需要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更大幅度的升值,这最终其实意味着更大的外汇储备消耗,以及更大程度的汇率扭曲。

此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新机制下,市场参与者要想预测未来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逆周期调节公式本身未必会对市场公开,更重要的是,该公式中只有某些参数是央行预先设定的,而另一些参数可能由银行根据自身状况来设定。这就使得,市场试图通过计量回归方法来推算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努力,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意味着,新机制的实施事实上降低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

我们不妨换种角度来加以考虑。当汇率中间价等于昨日收盘价,这意味着汇率完全由国内市场供求决定,这相当于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的汇率制度。让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完全由全球市场汇率波动来决定,这相当于盯住一篮子(Basket Pegging)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大型开放经济体(例如美国与日本)通常会选择自由浮动,而小型开放经济体(例如新加坡)会选择盯住一篮子。中国央行“收盘价+一篮子”的做法,事实上相当于用各自50%的权重,把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与盯住一篮子汇率制度人为捆绑到一起。而“收盘价+一篮子+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做法,事实上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自由浮动机制的权重。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最终选择的汇率制度必然是自由浮动,而最新的汇率机制改革却与这一目标渐行渐远。未来中国央行应该增加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影响权重,而非相反。

最后,在“收盘价+一篮子+逆周期调节因子”的新机制下,预计短期内这会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强,而在下半年,如果美元重新走强,新的机制也会缓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压力。相比于之前“收盘价+一篮子”的机制,新机制下人民币兑篮子货币汇率可能更加稳定。因此,我们调高了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期。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概率有所下降,预计将在6.9-7.0的区间运行。但如前所述,由于新机制的实施阻碍了国内外汇市场的出清,这可能导致当轮资本外流延续更长的时间。此外,一旦国内宏观经济数据下滑,新机制也可能加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值压力。

炒房者自嘲: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纸上财富”了!

半个月多月前,河北部署了全省范围内的房地产调控方案,其中环京和环雄安要重点防御。


终于在6月2日,廊坊市出手了,核心有几下几点:


1、廊坊房子要回到2016年10月的水平,且环比不增长。


2、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本地区只能买一套房,且需提供连续3年的社保或纳税证明,不承认补缴证明。


3、如房价管理不到位,责任人将被问责。


4、实行限购的区域为廊坊市主城区(含广阳区、安次区、廊坊开发区)、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固安县、永清县、霸州市和文安县。


对于这样的方案,业内人士早已预测到会于近期生效。只不过这只靴子的最终落地,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2016年10月份的水平是咋样的?


文件提到,要将房价控制在2016年10月份。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根据中国房价平台行情中心提供的数据,2016年10月份,廊坊平均房价为18167元/平米。而近一个月廊坊平均房价为21476元/平米。这意味着,未来廊坊房价要整体下调3309元/平米,降幅约为16%。






房价整体下调3300元/平米,降幅16%有多大影响?


说实话,这个幅度相对于此前的涨幅而言,还是相当有限的。数据显示,2017年5月份廊坊商品房平均价格为21570元/平米,但去年5年份,廊坊商品房平均价格仅为10660元/平米。


在过去的一个自然年中,廊坊房价涨了一倍多,而即使回归到去年10月份,也只有16%幅度回调,平均3300元左右的降幅实在有限。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政府的决心,期待楼市跌回一年前是不现实的。


不过即使这样,假如目标得以实现,那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是非刚需购房者


这类人如果只是买了一套房还好,月供够就行。如果是买了多套房,那就危险了,一旦资金跟不上,那就面临房子被银行收回,还得背上信用污点,继续给银行还钱等各种麻烦。


据我所知,去年廊坊楼市大火的时候,有很多人买房都是将杠杆用到最大,这些人买房基本上不给自己留后路,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这个前提。


现在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比如那些流动资金只准备了一两年的购房者。


比房子卖不出去更危险的是房子缩水,房子一旦缩水,银行会根据合同约定可能会要求你追加抵押物价值,否则就是收回房子。你想憋着不卖房子扛过楼市寒冬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微信群里就有位炒房者就这样自嘲: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纸上财富了!


的确涨了一倍,只跌16%,总体是赚的,但不能脱手仍然是白搭啊!


其次是刚需购房者


廊坊限购,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喜忧参半的。一部分人会喜,另一部分人会忧。


喜的是已经买房的刚需,这部分人关注的焦点其实不是房价的涨跌,而是能不能上车。


对于他们来说,廊坊限购实际上等同于关上了在京工作的刚需在京外买房的大门。


因为在京工作的朋友们都很清楚,没有人会愿意把工作迁到河北来,工作过不来,就不会有社保和缴税记录。至于廊坊到底要求几年的社保或纳税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已经买房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波买到房的夹心层。在京买不起房,在京外买到房,基本上给了他们继续在京工作奋斗的可能。


至于房价的涨跌,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但16%的跌幅,3300元/平米的下调基本上不产生多大影响,一套房而已,收入上来了就能覆盖所有风险。


忧的是那些没买房的刚需,这部分人虽然等来了房价下跌,但下跌的代价是他们再也买不到房子了。3年的社保和缴税会直接让他们打消买房的念头,未来或许只有两种可能,继续在北京租房生活,或者攒钱去户籍所在省份买房,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大好。


融360房贷君(fangdai123)认为,随着调控的深入,未来会继续出现一些逆市场的措施。


比如温州,明确要求已开盘销售的项目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调整价格或取消优惠幅度。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大家读懂了没有。我们的理解,这就是一种行政公开接管市场的信号。


“不能随意调整价格”意味着涨跌都得接受监督,开发商在行情好的时候没机会多赚,行情差的时候不能靠降价快速走量。


现在你以为“环比零增长”还只是说说而已么?已经有足够多的信号和数据表明,上面的决心是空前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就廊坊而言,房子未来值多少钱,能允许的跌幅,已经十分明确了,这就是一种释放预期信号的方式。对于购房者来说,自然可以对号入座,能止损的就止损,能买房的自然要等到目标价格出现时再买,而那些已经买了房的刚需朋友,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对冲房子缩水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新加坡规划之父看雄安:拆分北京 做五脏俱全的亲兄弟

5月中下旬,享有全球声誉的“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在中国出差期间,两度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从规划理念和新加坡成功实践两个维度,对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做出阐释。

在刘太格看来,摒弃旧思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是雄安新区能否成功的前提。同时,他建议从城市群思路出发、学习新加坡“星座城市”的成功经验,“这将令雄安新区和‘京津冀一体化’融为一体”。他表示,世界级城市,需要世界级的规划。


北京是个大胖子


《财经》:最近北京在清理“拆墙打洞”小商铺,表面看来是建筑修复、整治市容,深层用意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类似做法是否能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是否与经济规律,特别是城市发展规律相符?


刘太格: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公共资源更为优质,从世界经验来看,人口还会不断涌入,因此,行政控制人口无意义。


但是,一座城市好比一个人。一个人的心脏,能承受多沉的体重?北京已经是个大胖子,心脏不堪其负。从这个角度看,行政控制人口也有其理由。


五年前你在新加坡访问我时,我对比了晚高峰时新加坡和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时速,前者是100公里,后者是20公里。那么,后者的污染物排放量,起码是前者的5倍。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形成,与规划不科学有直接关系。当国贸和金融街只有工作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只有居住功能的时候,钟摆式交通就不可避免,北京这个大胖子也就不堪其负。


《财经》:看起来,北京确实是不堪其负。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规律,而且人口密度越高,越集约,效率越高,也就是说,北京还不够密。


刘太格:北京和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都市一样,经济学的约束条件都是人多地少,强调密度是必然。从经济和城市规律来讲,资源越集聚,效率越高。但是,如果大胖子不堪其负,是否可以把一个大胖子,分解为若干个中小块头的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每个中小块头的人能够生存的前提。


国贸和金融街应该补足居住功能和以居住为轴的商业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应补足就业功能。


一个人如果超重,健康就会出问题;一座城市,人口三五百万已是上限。


《财经》:目前官方公布的北京常住人口是2173万,实际可能更多。同时,每天因为医疗等优质资源而到北京的外地人,有数十万之多。这些汇总到一起,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上限”,北京需要分解为六七个城市才能健康运转?


刘太格:对北京这个大胖子,用行政控制人口的无效减肥方式,作用甚微。北京还是需要动外科手术,也就是说,拆分北京。


从最高领导人的思路来看,北京目前已经切分成了三部分:中央所在的老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区。


新加坡的标准,是达到150万人口就做拆分,这是中等个头。每个150万人口的片区,底下还有若干个卫星镇,它们是小个子。小个子的人口要保证有15万-25万,这样才能支撑一个肌体的运转。中个子和小个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族,就像星座一样,新加坡现在有570万人口,就形成了“星座城市”。


如果没有五脏俱全的中个子和小个子,所有的车辆和人,就要都去中央商务区,但是,如果中个子和小个子自己运转良好,居民出入半径很小。所以,新加坡尽管密度很高,但是堵车却并不严重,更没有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


雄安应该五脏俱全


《财经》:如果五脏不全,或者某一座城市的公共资源过于强大,就会产生虹吸效应。三年前,“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被提出,内核就是“五脏俱全”,这样能给北京减负吗?


刘太格:你搞错了一个概念:京津冀只是表兄弟,但老北京、通州和雄安是亲兄弟。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雄安,就先谈一个家庭里亲兄弟之间如何协同发展。

巴黎、伦敦也是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但北京这个大家庭规模更大。这样一个大家庭,有六七个孩子。刚才已经谈到,这六七个孩子,首先要雨露均沾,每个孩子都要五脏俱全。


在这个基础上,长子、次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当然会有分工,各有侧重。比如,老北京就是长子,北京的老城有历史底蕴,中央政府的功能及其配套功能集中于此。北京市政府功能及其配套,未来则在通州。央企规模庞大,分支可以搬到雄安,但总部应该还在老北京。这就好比银行总部在纽约,但不影响把分行开到相邻的波士顿和费城去。


《财经》:从世界经验看,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教训也不少。比如,东京城市群中,组团城市筑波和多摩的反磁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更多人口还是被吸到了东京。北京未来应该怎么吸取类似的教训?


刘太格: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筑波和多摩,城市功能完整,也就是五脏俱全,尚且如此,何况五脏并不完整的通州和雄安。


我曾受邀到通州参与城市副中心的讨论,问朋友,通州是否是一座有两三百万人口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把就业人口带到通州,避免潮汐交通。但据我了解,这个想法不明确,甚至不存在。


雄安新区如果想成为一个反磁力中心,就不能只是功能单一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而是要完善五脏俱全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财经》:中国的城市很多是依托行政等级而生。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设立门槛,试图把不够等级的人拦在城市之外,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刘太格:这取决于最高层的政治决心。事实上,如果每座大、中、小城市的功能完备,等级的界限就会模糊。道理很简单,你有的绿地我也有,不存在进不去的问题了。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最高领导人已经下了政治决心。

银证保都姓“监” 强化监管不是要打压市场

各金融监管部门突出“主业”,补齐短板,及时消除风险点,是形势所需、必要之举。强化监管的出发点不是“推倒重来”或“休克疗法”,而是要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合力。

端午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证监会就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有关股东减持股份行为发布了新规定。此次制度完善指向扰乱股市的集中、大幅、无序减持行为,对市场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出针对性安排。减持制度的修改完善,让近期出台的一系列金融业监管举措又添上令人关注的一笔。

监管在不断强化,这是近来金融市场各方的共同感受。这样的变化本在情理之中,金融监管,顾名思义,就是要突出监管“主业”,在风险防控上耳聪目明,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然而,实践中,如何把握监管和发展的关系,却是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我国金融业发展时间并不长,真正的跨越式发展是近十几年内实现的。在2003年确立的监管格局下,银证保“三会”监管的对象,是各自分工领域内的金融机构,各监管部门事实上就成为行业主管者,担当起各自所监管领域的“大家长”角色。尤其是市场发展初期,金融机构羽翼未丰,投资者也不够成熟,市场内生发展动力还不足,各监管部门或多或少身兼本行业发展和监管的双重职能。可以说,我国金融业能短期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相关部门的推动促进作用密不可分。

但金融业已是今非昔比,对监管的期望和要求自然也大不相同。这十几年来,金融机构种类、数量等快速增长,各细分行业的金融资产规模打着滚往上翻,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主动发展意识大增,机构创新能力也已经很强,很多时候走在了监管前面。客观看,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可其中也蕴含了一些不能忽视的风险。随着金融混业经营活动不断增加,机构的交叉业务和跨业交易行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以创新之名开发了长链条、跨行业、跨市场、结构复杂的产品,各类“通道业务”流行,此外冒出了五花八门的“类金融”业务,这既容易引发交叉性风险传递,也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滞留,造成资金“脱实向虚”。从监管角度看,各类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空间的出现,对金融管理提出新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部门凝聚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短板,及时消除金融风险点,是形势所需、必要之举,对经济发展全局具有关键性意义。

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敏感性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大波澜,强化监管会抑制金融业发展。显然,这样的看法存在误解,强化监管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压市场,而是意在化解金融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隐患,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强大合力。

短期看,市场诉求与监管目标也许不完全一致,但要看到,强化监管的出发点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倒重来”或“休克疗法”,市场各方对此应当保持稳定预期,无需过度联想,产生不必要恐慌。当然,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讲,也应当有机衔接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握好防风险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平衡,处置风险时要讲究策略和艺术。

中长期看,监管与发展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金融监管说到底是以促进金融发展为目标;同时,金融发展也需要监管来保驾护航,缺乏监管的发展往往会变身为野蛮无序生长,如果积累重大风险,会让多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国内外金融发展史告诉我们,监管和创新从来相伴相生,正是二者的不断博弈,才推动金融业不断地向前发展。银证保都姓“监”,通过强化监管,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让更多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不仅有益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也将为金融业自身发展打开更大的天地。

棚改的三大经济意义

棚改的三大经济意义:拉动20%的商品房销售、创造13万亿投资、投放2万亿基础货币

导  读 

2016年底,在市场对2017年房地产投资一片悲观之时,我们旗帜鲜明提出“2017 年房地产投资不悲观、三四线足以支撑全国销售投资” (详见深度报告《为什么我们对 2017 年房地产投资不悲观》)。促使我们做出判断的核心原因,是对棚改货币化持续推进的力度和一二线城市向周边的外溢效应。2017年以来,三四线房地产销售超预期、房地产投资超预期,均验证我们判断。在地产销售投资的强劲增速中,地产上下游持续受益,家电、消费领域牛股辈出。

行至年中,市场对房地产投资开始出现分歧,当前我们依然相对市场偏乐观,虽然由于调控下半年会边际走弱。核心仍基于去库存充分后的市场自身补库需求,政府持续大力推动的棚户区改造,以及棚改货币化产生的巨大销售、投资增量。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大潮中,棚户区改造不仅改善民生、改变城市面貌,也创造住房需求、拉动房地产投资,是未来 5 年支撑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核心变量之一。

本报告旨在全面系统教科书式地研究棚改现状、未来空间、对地产销售投资拉动效应、投放货币等,并结合案例和测算分析。

摘  要1.棚改历程、现状和未来空间。

棚户区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林区、垦区、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截止2012年末,全国城市和建制镇中,各类棚户区和危房及无管道自来水、无厨房或厕所的不成套住房有4200万户。棚改任务艰巨,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2015年起,棚改货币化安置大力推广,2015-2017年棚改任务1800万套,货币化比例从2014年的9%快速提高到2016年48.5%,保守估计2017年50%,2018-2020年达到60%。2017年5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18-2020年三年1500万套的棚改计划。在中央政策的持续激励之下,全国各省市棚改完成进度推进顺利,实现了对房地产行业稳消费、拉投资、去库存的目的。

2.棚改具有一石三鸟的经济意义。

1)拉动近20%商品住房销售:2015年和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去库存分别1.5亿平和2.5亿平,占全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3.4%和18.1%。预计2017年棚改去库存2.6亿平、2018-2020年7.7亿平,占当期商品住宅需求分别达19.3%和17.3%。

2)创造13万亿投资:棚改通过三个渠道稳投资,一是直接增加房地产投资,包括安置房投资和通过去库存带动的商品房投资;二是棚改配套的基建投资;三是拉动房地产40多个关联产业的投资。我们测算,2017年-2020年,棚改将拉动投资12.9万亿。其中房地产投资4.7万亿(安置房投资2.0万亿、商品房投资2.7万亿)、棚改配套基建投资1.6万亿,房地产上下游产业投资6.6万亿。

3)投放2万亿基础货币:央行运用PSL向政策性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实际上相当于定向给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截止2016年末PSL余额为20526亿。

3.投资建议:棚改货币化持续推动三四线去库存,利好布局三四线的龙头;棚改拉动投资13万亿,利好棚改优势显著的公司。

风险提示:棚改政策不及预期、楼市超预期降温、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

目  录

1  棚户区:历史、现状、未来

2  棚改怎么改:难点与模式

2.1  棚改难点

2.2  望坛模式

3  棚改的钱从哪里来:从财政拨款到PSL

3.1  抵押补充贷款PSL

3.2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主力

3.3  农业发展银行支持涉农棚改

3.4  政府持续的财政投入

3.5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4  棚改货币化:架起商品房去库存和基础货币投放的桥梁

4.1  2015年以来,去库存任务艰巨

4.2  棚改货币化的三个大变化

4.2.1  规则之变

4.2.2  规模之巨

4.2.3  机构之变

4.3  棚改货币化的运作

4.4  棚改货币化的实施现状

4.5  棚改货币化安置案例:货币化安置助力去库存

4.5.1 100%货币化安置:芜湖货币化安置典型案例

5  地方棚改做法

5.1  中央政策激励,地方推进顺利

5.2  内蒙古:农牧民进城、棚改助力去库存

5.3  陕西:棚改进度位居全国前列

5.4  贵州:棚改资金收支平衡

5.5  安徽:货币化安置比例纳入政府考核目标

5.6  湖南:棚改助力去库存

5.7  甘肃:强化货币化改造

5.8  山东:棚改任务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5.9  山西: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

5.10  辽宁:棚改推行市场化运作

5.11  黑龙江“四煤城”采煤沉陷区棚改项目

6  量化棚改效果:一边拉销售、一边稳投资

6.1  棚改拉动近20%商品住宅销量

6.2  棚改撬动13万亿投资

6.2.1  棚改拉动投资拆解

6.2.2  拉动安置房建设投资测算

6.2.3  拉动商品房投资测算

6.2.4  拉动基础设施配套投资测算

6.2.5  拉动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投资测算

7  投资建议

正  文

1、棚户区:历史、现状、未来

棚户区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大量棚户区房屋建于我国工业化初期。这些简易房屋建筑密集、结构简单、使用功能不完善、基础设施不配套,很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房屋严重破损,多数已成为危房。

棚户区所在城市财政状况普遍不佳,依靠当地财力投入改造的能力有限;棚户区所在企业多数已破产、改制,企业无力承担房屋改造责任;棚户区居民很多是下岗职工,经济条件不允许对房屋进行翻新、改造。

棚户区分为五大类。一是城市棚户区,包括成片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城市危房改造;二是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包括铁路、钢铁、有色、黄金等行业棚户区;三是国有林区(林场)棚户区;四是国有垦区(农场)棚户区;五是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

在五类棚户区中,城市棚户区占比最高,是改造的重中之重。

2004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同志,在辽宁省率先启动棚改,2005年,国家启动了对中央下放东北三省煤矿棚户区的改造,2008年,各类棚户区改造被正式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进城市、国有工矿、国有垦区、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

住房城乡建设部曾经联合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两次对各地城市棚户区、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农垦危房、林业及铁路棚户区现状进行全面调查,结合“六五”普查数据,初步确定2012年底,全国城市和建制镇中,各类棚户区和危房及无管道自来水、无厨房或厕所的不成套住房还有4200万户。


2、棚改怎么改:难点与模式

早在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指出,城市棚户区改造要因地制宜,采取拆除新建、改建(扩建、翻建)、综合整治等多种方式。居民安置采取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安置住房采取原地重建和异地建设相结合,能就近安置的,尽可能就近安置。在改造中可配套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统筹用于符合条件的保障家庭。


2.1  棚改难点

棚改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拆迁安置难。需要协调拆迁户利益,就地安置的要保障棚改后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条件,异地安置的要保障安置条件不低于原址水平,非定向安置的要按照同等补贴标准对待。

2)资金难。棚改涉及资金量大,大量安置房、市政实施建设使项目资金很难平衡;如果全部通过普通借贷融资,实施主体的负债和财务成本压力会很大。

北京东城的望坛项目集中体现棚改的两大困难:拆迁安置涉及居民5604户、非宅89户,户籍人口2万余人,预计总投资额433亿元。事实上,1992年望坛区域就已首次纳入“危改”,在先后经过4次入户调查后,因改造体量大、规划受限、资金平衡难度大等原因始终未能启动。2013年望坛项目被纳入中心城区棚改名册,成为北京中心城区规模最大、单体投资金额最高、拆迁和安置难度最高的棚改项目。

2.2  望坛模式

北京城建于2016年5月19日通过一次性招标获得望坛项目,并于2016年7月31日启动征收程序,2017年4月18日正征收预签协议比例达到75%,预签协议生效。目前已经开始有序拆迁。该项目推进过程也集中体现了棚改的运作模式:

1)针对拆迁难:在充分征询所有拆迁户意见基础上,提供多种征收补偿方案,如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充分照顾拆迁户多样化需求。并对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补偿。采取补偿协议预签模式,对积极参与预签进行奖励。

2)针对安置难:采取“就地安置+异地安置+非定向安置”,对接2个异地安置楼盘,7种组合方案,基本满足拆迁户需求。

3)针对资金难:自有资金50亿(集团和公司1+49),仅占项目总投资11.5%;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牵头组团向东城区“望坛”棚改项目融资授信336亿元,采用信用+担保的创新抵押模式(对于项目征收拆迁阶段的贷款需求采取信用方式发放,待项目取得土地证后追加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贷款利率整体下浮10%;项目建设1000多套平衡资金用商品房,预计售价13万/平。

望坛项目推进顺利,2016年5月中标、7月底开启征收程序、8月对接异地安置房项目,2017年3月确定最终补偿方案、4月启动征收预签协议,目前预签协议已经生效、安置房选房工作也基本完成,拆迁已经有序开展。棚改难在拆迁、拆迁难在协议签订和选房,预签协议和选房基本完成,标志项目难点已迎刃而解。2017年有望完成99%拆迁工作,3年内有望完成整个项目(快于招标方案的5年)。

3、棚改的钱从哪里来:从财政拨款到PSL

2013年,国务院印发针对棚户区改造的25号文,将2013年的棚改目标由此前提出的304万户降低为232万户。下调的主要原因,即是棚改巨大的资金压力。

资金来源是棚改绕不过的难题。一直以来,棚改依托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统筹,资金压力大,特别是市(县)一级,本身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对棚改的投入捉襟见肘。待改造的棚户区多数为位置偏远、市场化运作难的“硬骨头”。新预算法实施后,棚改融资机制亟待创新,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融资难”。

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上,对解决棚改融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是创新融资体制机制,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方式,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成为棚改实施主体,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依据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协议对棚改实施给予贷款。二是鼓励农业发展银行在其业务范围内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给予贷款支持。三是进一步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支持力度。此外,还要鼓励商业银行、企业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l Lending,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随后,央行PSL贷款对象扩展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两个政策性金融机构。

3.1  抵押补充贷款PSL

PSL是央行为开放性金融支持棚改,特别设立的信贷支持手段。PSL的特点是期限长、利率低,适合为棚改这种周期长、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项目提供大额融资。

PSL采取质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等级债券资产和优质信贷资产。

PSL也拓宽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最近四年来,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明显减少。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引导开放性金融机构,向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有利于引导市场利率走向。 


为引导国家开发银行降低棚改贷款利率、适应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央行分别于2014年11月、2015年5月、7月经三次将PSL利率从4.5%下调至2.75%。

从 2015 年 10 月起,央行将PSL的对象,由国家开发银行扩大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

自2014年以来,央行持续不断的提供psl资金。2014年,央行提供PSL资金3831亿元。

2015 年,央行向三家银行提供PSL资金共 6981 亿元,期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 10812 亿元。

2016 年,央行向三家银行提供PSL共 9714 亿元,期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 20526 亿元。

根据人民银行要求,每月26日政策性银行向人民银行上报申请PSL资金文件,前25天据实填报,后几天预测填报。总行按照“逐月请领,先垫款后申请”原则每月向人行申请PSL资金。

总的说,PSL是央行定向发行基础货币,直接对接棚户区改造。

3.2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主力

为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提供依法合规、操作便捷、成本适当、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2014 年 7 月,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获批开业。

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发放棚改贷款4086亿元,涉及总建筑面积约8.6亿平方米。

2015年,国开行发放棚改贷款7509亿元,其中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贷款发放额,占全年发放额的62%;发放用于货币化安置贷款2588亿元,占35%。国开行信贷业务贷款余额总计9.21万亿元,棚改贷款仅次于公路建设,占国开行贷款余额的14.7%。

2016年,国开行发放棚改货币化安置贷款5435亿元。 


3.3  农业发展银行支持涉农棚改

2015 年 10 月,央行将PSL的对象,由国家开发银行扩大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用于支持涉农棚户区改造。

2015年,农发行发放棚改贷款283.83亿元,支持拆迁建筑面积5862万平方米,新增安置住房建设面积5302万平方米,惠及棚户区居民39万户、136万人。截止2015年末,农发展棚改贷款余额498.14亿元。

2015年,棚改完成投资1.54万亿元,其中国开行发放贷款7509亿元,占比49%;农发行贷款284亿元,占比2%。

3.3  政府持续的财政投入

各级政府加大对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008年至2012年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1370亿元。2013年,各级政府发放补助资金共计1628亿元,2012年投入670亿元,2008年仅投入42亿元。

2008年到2014年,中央累计安排棚改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补助3000多亿元。2015年中央安排棚改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补助1494亿元。

3.4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政府依靠补贴企业、税费减免、信贷支持、鼓励企业债券等多层面的政策,对社会资本参与棚改予以鼓励。

2014年,中央通过增加棚改相关的城投发债指标、放宽棚改概念企业债发行条件,推出项目收益类债券、扩大贷债范围等举措,继续鼓励企业债券融资助力棚改。

2015年,国开行发行了国内首笔棚改贷款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100亿元,通过债贷组合、银团贷款等方式引导各类社会资金2549亿元支持棚改建设。

4、棚改货币化:架起商品房去库存和基础货币投放的桥梁

4.1  2015年以来,去库存任务艰巨

2015年以来,房地产高库存、高风险的问题屡屡被提及。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从年初的10.4%一路下滑到1%,部分城市的商品房积压问题开始暴露。

房地产库存压力大,背后是过去几年,三四线房地产开发商疯狂拿地增加供给,三四线人口持续流出的需求减少的矛盾,如何增加有效需求成为主要难题。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库存是2016年内的主要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房地产的库存。在随后住建部召集地方研究出的去库存方案中,最重要的就是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去库存。

三四线房地产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需求。与之相对的,大量棚户区居民有住房需求,没有购买能力,市场上,大量的商品房又在积压,棚改货币化,就架起了商品房去库存和基础货币投放的桥梁。

增加棚改规模,能够发挥拉动内需、促进投资、去除存量商品住房、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4.2  棚改货币化的三个大变化

4.2.1  规则之变

棚改安置房原则上不再新建,棚改创造刚性住房需求,从实物安置到货币化安置。

棚户区改造货币化,既完成了安置,又消化了库存,对于盘活资金和活跃经济都有积极作用。

2015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783万套,建成772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其中,棚改开工601万套,货币化安置比例为29.9%。

2016年,棚改新开工606套,棚改货币化安置达到了48.5%,比2015年提高了18.6个百分点,大约去库存2.5亿平方米。

2017年棚改计划目标是600万套,货币化比例至少50%。按照国务院要求,棚户区要在2020年基本完成改造。

2018年-2020年,棚改计划是1500万套。

4.2.2  规模之巨

我国棚户区改造计划数量由2009年的80万户增长到2014年的470万户,增速较快。2015年计划棚改数量继续增加至580万户;2016年和2017年棚改均为600万户;2018至2020年,我国将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户。按照棚改货币化比例估算,2014-2020年通过货币化安置一共推动商品房去库存14.7亿平。 


4.2.3  机构之变

2014年,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获得银监会批准建立,机构定格为副部级,专门为棚改提供成本适当、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同年8月,约50人专门从事棚改工作,在37个省及计划单列市完成35个地方贷款平台搭建。

棚改货币化安置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国开行的支持。这实际上相当于创新了基础货币的供应渠道,拉动房地产需求的同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提振经济。

4.3  棚改货币化的运作

央行向政策性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地方政府凭借棚改贷款、中央补助和社会资本等,以低成本资金改造棚户区。居民家庭可按自身需求,选择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

棚改货币化安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政府引导开发商,将普通商品房转为安置房,让居民自行购买;二是,政府购买商品房,转卖给棚改户;三是,政府直接给予货币补偿。前两种属于定向安置,第三种属于非定向安置。


4.4  棚改货币化的实施现状

2017年5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2018-2020年三年棚改计划,提出,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进一步提升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和金融、用地等支持。

从各省实践来看,2016年货币化安置比例普遍达到50%左右,2017年货币化安置比例目标也均在50%及以上。


4.5  棚改货币化安置案例:货币化安置助力去库存

我们在3月底集中调研了2016年以前的4个高库存三四线城市,分别是辽宁的锦州、鞍山,安徽的淮南、芜湖。这四个城市2016年受益于政策放松销量开始好转,2017年热度维持甚至超预期上升。

三四线热销和政策刺激密切相关。四个城市均是从2016年开始加大政策力度,形成棚改货币化、农民进城、商贷宽松、公积金贷款支持、税费减免和购房补贴五位一体的去库存政策体系。

其中,棚改货币化安置是创造刚需,去库存的有效措施。2016年4城货币化安置比例均达50%,其中淮南和芜湖甚至达到100%,货币化安置套数占新房销售比例在10%-60%不等。2017年货币化安置比例普遍设定在50%及以上,安置套数基本维持2016年水平。为鼓励棚改居民购买商品住房,给予额外契税补贴和购房补贴。

4.5.1  100%货币化安置:芜湖货币化安置典型案例

2015年初,芜湖便改变传统的政府统建安置方式,率先试水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并取得良好效果。

2015年起便不再新建安置房,停止回迁房审批,力求实行100%货币化安置,且2015年已经消化完了之前的安置房。同时通过创新设立“五个一”制度,为拆迁户提供更大幅度的优惠及保障措施。2016年全年,芜湖计划棚改户数达26943套,超过年实际成交新房套数的一半,其中货币化安置比例约为86%,;2017年计划完成棚户区改造22918套,较2016年下降14.9%。

针对棚改居民的税费减免和购房补助:除了执行国家的契税和营业税减免政策,对高校应届毕业生、棚改居民和引进人才均有额外税费减免和补助政策。

5、地方棚改做法

5.1  中央政策激励,地方推进顺利

由于库存情况、拆迁难度不同,全国各省市棚改完成进度差异较大。但在中央持续的政策激励下,全国各省市棚改完成进度推进顺利,新开工数量基本达到预计目标,货币化安置比例进一步提升。

2016年12月19日,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棚户区改造工作激励措施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的激励支持对象是年度棚改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兵团),年度奖励数量8个。

每年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根据上一年度棚改工作情况,会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提出拟予激励支持的建议名单,并报送国务院。拟激励支持地方名单的提出,主要考虑棚改年度任务、工作进度、货币化安置情况、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和投资完成情况、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同时参考资金筹集、工作成效、日常管理、守法执规等情况,并结合国务院大督查、部门日常督查、相关专项督查、审计等情况综合评定。

对在棚改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实行一票否决,不列入拟激励支持名单:改年度任务未完成的;在国务院大督查中发现问题较多、工作不力的;对上一年度棚改工作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力、进展缓慢的;存在其它严重问题,有必要取消其激励支持资格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时,对受表扬激励的地方给予适当倾斜支持。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安排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时,对受表扬激励的地方给予适当倾斜支持。

5.2  内蒙古:农牧民进城、棚改助力去库存

截至2016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棚户区改造23.3万套,货币化安置套数17.5万套,安置比例达到75%。

具体措施:

1、农牧民进城。在全区开展农牧民安居贷工程,对农牧民进城购房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截至2016年底已发放贷款4.1亿元。

2、棚改与去库存相结合。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强化收费优惠政策落实、鼓励和引导开发企业让利销售,并采取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允许异地贷款等措施,大幅提高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截至2016年年底,内蒙古商品房累计可售面积与2015年底相比下降12.5%,其中商品住宅下降19.7%。

5.3  陕西:棚改进度位居全国前列

2016年,陕西省棚户区改造开工30.31万套,超额完成全年28万套的建设任务。全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884.4亿元,增幅较去年同期上升5.28个百分点。累计商品住房可售面积同比下降17.3%,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23.44个百分点。

棚改进度位居全国前列:

1、棚改货币化安置率69.8%,全国排名第五。

2、棚改和公租房基本建成38.85万套,位居全国第四。

3、新增发放租赁补贴2.1537万户,位居全国第三。

4、全年棚改国开行专项贷款发放530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争取政策性银行贷款授信955.366亿元,位居全国第五。

5.4  贵州:棚改资金收支平衡

2016年,贵州省棚改新开工任务43.03万套,实际完成43.03万套,其中货币化安置18.81万套。贵州省共获得国开行省分行、农发行省分行以及商业银行棚改贷款960亿元。

具体措施:

1、将土地资源利用与棚改相结合

2、将城市转型发展与棚改相结合

3、将完善城市功能相结合与棚改相结合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以煤矿为主业,依托矿点形成若干个小城镇,职工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借助棚改政策,全县累计实施棚改11万户,集中打造了一批体现地方民俗和传统文化的特色旅游小镇,实现了产业转型发展。

贵州省严格控制棚改成本,目标是实现市域内棚改资金收支大体平衡,将棚改贷款本息逾期不还率、贷款不良率控制为零。

试点安顺市,按照“谁使用,谁偿还”的原则,印发《购买棚改服务统贷统还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各县区为还款责任主体,将年度还款计划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借得到、用得出、管得了、还得上”。2016年,19个棚改项目总投资76亿元,向国开行申请借款本息126亿元,可腾空建设用地约3300亩,按出让价格每亩290万元保守估算,土地出让金收入约96亿元,加上配套建设的停车位及商铺销售等收入约36亿元,总收入约132亿元,实现了区域内棚改资金收支平衡。

5.5  安徽:货币化安置比例纳入政府考核目标

2016年,安徽省棚改新开工任务26.63万套,实际完成26.77万套,其中货币化安置15.3万套、货币化安置比例57.2%。除合肥市外,全省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达到66%。

全省在6月底前完成新开工任务的70%,9月底前全面开工,10月底前完成基本建成任务。

央企重组新动作:神华、国电或将合并

中国神华、国电电力双双停牌。

全球最大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神华、国内五大电力集团之一的国电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国电电力6月4日均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5日起停牌,控股股东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这意味着,“中国神电”呼之欲出。与此前媒体披露的神华、大唐、中广核合并方案不同,“暗牌”国电成为新一组央企重组的主角之一。

中国神华在公告中称,6月2日接到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获悉其拟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为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A股股票自2017年6月5日起停牌。

国电电力也在同日的公告中表示,6月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通知,获悉其拟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5日起停牌。

新华社日前报道,国资委在本月2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指出,未来央企集团层面的重组将更多发生在煤电、重型装备制造、钢铁等重点领域。

选股宝APP主题库数据显示,中国神华旗下上市公司有中国神华(A股、港股),国电旗下上市公司有国电电力、长源电力、平庄能源、英力特、龙源技术。


4日稍晚,*ST平能、龙源技术均公告称,实控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不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亦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神华和中广核、大唐都曾传出绯闻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5月份媒体曾报道称,中国考虑将神华、中广核和大唐合并为一家公司,将华电、国电和中核合并为一家公司,将华能和国电投合并为一家公司。

今年3月,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就曾提出,2017年要深入推动中央企业的重组。他称,在钢铁、煤炭、重型装备、火电等方面,不重组肯定是不行的。

在此之前,火电和核电领域就曾频频传出重组消息,神华曾分别和中广核、大唐都传出过联姻的消息。

神华、中广核,均是国务院国资委主管的特大型能源集团。神华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供应商,中广核是全球最大核电建造商、中国最大核电运营商,大唐则是中国五大国有电力集团之一。

在去年7月21日,就有媒体报道称,神华正在寻求和中广核合并。但随后,中广核回应称,目前,中国广核集团没有与神华集团开展合并重组的工作,也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合并重组的信息。

就在今年3月,也有媒体报道称,大唐发电和中国神华要合并,但随后中国神华称,没有接到消息。

华电、国电、华能、国电投、大唐均属中国五大发电集团

华电、国电、华能、国电投、大唐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

2002年3月,中国实行了电力体制改革,国务院批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2002年12月,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即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国电、华电、华能、大唐和中电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