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下旬，享有全球声誉的“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在中国出差期间，两度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从规划理念和新加坡成功实践两个维度，对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做出阐释。

在刘太格看来，摒弃旧思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是雄安新区能否成功的前提。同时，他建议从城市群思路出发、学习新加坡“星座城市”的成功经验，“这将令雄安新区和‘京津冀一体化’融为一体”。他表示，世界级城市，需要世界级的规划。

北京是个大胖子

《财经》：最近北京在清理“拆墙打洞”小商铺，表面看来是建筑修复、整治市容，深层用意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类似做法是否能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是否与经济规律，特别是城市发展规律相符？

刘太格：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公共资源更为优质，从世界经验来看，人口还会不断涌入，因此，行政控制人口无意义。

但是，一座城市好比一个人。一个人的心脏，能承受多沉的体重？北京已经是个大胖子，心脏不堪其负。从这个角度看，行政控制人口也有其理由。

五年前你在新加坡访问我时，我对比了晚高峰时新加坡和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时速，前者是100公里，后者是20公里。那么，后者的污染物排放量，起码是前者的5倍。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形成，与规划不科学有直接关系。当国贸和金融街只有工作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只有居住功能的时候，钟摆式交通就不可避免，北京这个大胖子也就不堪其负。

《财经》：看起来，北京确实是不堪其负。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规律，而且人口密度越高，越集约，效率越高，也就是说，北京还不够密。

刘太格：北京和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都市一样，经济学的约束条件都是人多地少，强调密度是必然。从经济和城市规律来讲，资源越集聚，效率越高。但是，如果大胖子不堪其负，是否可以把一个大胖子，分解为若干个中小块头的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每个中小块头的人能够生存的前提。

国贸和金融街应该补足居住功能和以居住为轴的商业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应补足就业功能。

一个人如果超重，健康就会出问题；一座城市，人口三五百万已是上限。

《财经》：目前官方公布的北京常住人口是2173万，实际可能更多。同时，每天因为医疗等优质资源而到北京的外地人，有数十万之多。这些汇总到一起，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上限”，北京需要分解为六七个城市才能健康运转？

刘太格：对北京这个大胖子，用行政控制人口的无效减肥方式，作用甚微。北京还是需要动外科手术，也就是说，拆分北京。

从最高领导人的思路来看，北京目前已经切分成了三部分：中央所在的老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区。

新加坡的标准，是达到150万人口就做拆分，这是中等个头。每个150万人口的片区，底下还有若干个卫星镇，它们是小个子。小个子的人口要保证有15万-25万，这样才能支撑一个肌体的运转。中个子和小个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族，就像星座一样，新加坡现在有570万人口，就形成了“星座城市”。

如果没有五脏俱全的中个子和小个子，所有的车辆和人，就要都去中央商务区，但是，如果中个子和小个子自己运转良好，居民出入半径很小。所以，新加坡尽管密度很高，但是堵车却并不严重，更没有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

雄安应该五脏俱全

《财经》：如果五脏不全，或者某一座城市的公共资源过于强大，就会产生虹吸效应。三年前，“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被提出，内核就是“五脏俱全”，这样能给北京减负吗？

刘太格：你搞错了一个概念：京津冀只是表兄弟，但老北京、通州和雄安是亲兄弟。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雄安，就先谈一个家庭里亲兄弟之间如何协同发展。

巴黎、伦敦也是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但北京这个大家庭规模更大。这样一个大家庭，有六七个孩子。刚才已经谈到，这六七个孩子，首先要雨露均沾，每个孩子都要五脏俱全。

在这个基础上，长子、次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当然会有分工，各有侧重。比如，老北京就是长子，北京的老城有历史底蕴，中央政府的功能及其配套功能集中于此。北京市政府功能及其配套，未来则在通州。央企规模庞大，分支可以搬到雄安，但总部应该还在老北京。这就好比银行总部在纽约，但不影响把分行开到相邻的波士顿和费城去。

《财经》：从世界经验看，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教训也不少。比如，东京城市群中，组团城市筑波和多摩的反磁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更多人口还是被吸到了东京。北京未来应该怎么吸取类似的教训？

刘太格：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筑波和多摩，城市功能完整，也就是五脏俱全，尚且如此，何况五脏并不完整的通州和雄安。

我曾受邀到通州参与城市副中心的讨论，问朋友，通州是否是一座有两三百万人口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把就业人口带到通州，避免潮汐交通。但据我了解，这个想法不明确，甚至不存在。

雄安新区如果想成为一个反磁力中心，就不能只是功能单一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而是要完善五脏俱全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财经》：中国的城市很多是依托行政等级而生。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设立门槛，试图把不够等级的人拦在城市之外，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刘太格：这取决于最高层的政治决心。事实上，如果每座大、中、小城市的功能完备，等级的界限就会模糊。道理很简单，你有的绿地我也有，不存在进不去的问题了。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最高领导人已经下了政治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