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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沃特斯:人类往往无法界定自身想要什么,所以确保人工智能在不带来意外后果的情况下造福人类是很难的。

科技行业正准备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震撼世界的影响。如今人们意识到,从教育、就业,到如何收集人们的数据,人工智能将扰乱社会运转的方式。

机器学习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模式识别,能够让机器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做出判断。这有望大大辅助人类思维。但这种与日俱增的能力引发了近乎“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式的担忧:开发人员能否控制他们创造出的机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计算机科学教授、人工智能专家斯图亚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表示,自动系统的失误(就像去年驾驶一辆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部分自动驾驶汽车的美国驾车者死亡那样)促使人们关注安全。他表示:“这种事件可能会严重阻碍行业的发展,因此这里有着非常直接的经济自身利益。”

除了移民和全球化,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的担忧,正引发公众对于不平等和就业安全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投票退出欧盟(EU)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类担忧的推动。尽管一些政治人士声称,保护主义政策将有利于劳动者,但很多行业专家表示,多数就业损失是由科技变革(主要是自动化)造成的。

美国企业家、撰写道德和科技文章的学者维微克•瓦德瓦(Vivek Wadhwa)认为,新的自动化浪潮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潜在影响:“科技公司必须对他们所创造出的东西承担责任,并与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合作,缓解风险和负面影响。他们必须让员工花时间思考哪里可能出错,就像他们花时间宣传产品那样。”

人工智能行业正在准备应对反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已经把自动化引入白领工作领域,例如法律文书和分析财务数据。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称,在美国员工的工作时间中,大约有45%用在可以借助现有技术实现自动化的任务上。

为了确保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类,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业和学术计划。其中包括由IBM等公司创建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和社会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以及涉及哈佛大学(Har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项2700万美元计划。得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谷歌(Google)支持的OpenAI等组织已取得进展,拉塞尔教授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些论文……它们针对安全性的技术问题。”

这方面有一些过去应对新技术影响努力的回声。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将其与15年前相比,当时比尔•盖茨(Bill Gates)动员公司的开发人员抗击电脑恶意程序。他发起的“可信计算”倡议是一个分水岭。纳德拉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采取类似的举措以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

然而,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机器学习系统从大量数据中得出见解。微软高管埃里克•霍维茨(Eric Horvitz)去年底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这些数据集可能本身就存在问题。他表示:“我们的很多数据集是……在假设我们可能并不深入理解的情况下收集的,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机器学习应用……放大文化偏见。”

新闻机构ProPublica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司法机构用来确定刑事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再次犯罪的算法存在种族偏见。再次犯罪风险较低的黑人被告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标记为高风险。

提高透明度是一条出路,比如明确人工智能系统使用了哪些信息。但深度学习系统的“思维过程”不容易加以审查。霍维茨表示,人类很难理解这种系统。“我们需要理解如何证明(它们的)决策合理,以及这种思考是如何完成的。”

随着人工智能影响更多政府和企业决策,影响将是广泛的。“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培训’的机器不会固化和放大困扰社会的人类偏见?”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问道。

纳德拉等高管认为,答案将是结合政府监督(言外之意,这包括对算法的监管)和行业行动。他计划在微软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以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任何棘手问题。

他说:“我希望有……一个道德委员会,它会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在任何作出预测、可能具有实际社会影响的场合使用人工智能……那么它不带有内置的一些偏见’。”

确保人工智能在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情况下造福人类,是很困难的。拉塞尔教授说,人类社会无法界定自身想要什么,因此通过编程让机器为最多数量的人谋求最大幸福是存在问题的。

这就是人工智能所谓的“控制问题”:智能机器将一心追逐武断的目标,甚至当这些目标并不可取的时候也是如此。“机器必须考虑到人类真正想要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拉塞尔教授说。

然而,道德委员会无法平息人们对人工智能夺走工作的担忧。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对反弹的担忧很明显,高管们对于如何采用人工智能并作出解释十分焦虑。普遍的回应是,声称机器在可能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也将让许多工作更能带来成就感。

对科技公司和它们的客户而言,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可能是巨大的。如何分配这些利益将成为有关人工智能的辩论的一部分。“每当有人削减了成本,那就意味着有望创造出一些盈余,”纳德拉说,“你总可以对盈余课税——你总可以确保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盈余。”

北京高校偏爱本地学生?

外省考生和家长普遍质疑京沪名校在高考招生上对本地学生有所保护。这些质疑是否如实?通过数据,我们带你解读。

不到一周,大批中国考生即将走向高考考场,往名校窄门挤。长期以来,外省考生和家长质疑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首的京沪名校,在高考招生上对本地学生有所保护。这样的质疑是否属实?本地及外省学生考入京沪名校的几率这几年有什么变化?通过数据,我们带你一起解读。

近六年来,京沪名校其实已不断缩减本地计划招生数(见下图)。

但其他省市的考生想挤进这些京沪名校的大门仍旧艰难。从下图来看,外省考生在每一万名计划招生人数中仅占到个位数,名额远低于本地学生。

以上分析只看名校的“计划招生人数”,还不足以看清全貌,因为“录取人数”往往会超过计划招生数。

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2015年两校在北京实际录取人数之和超过600人,是两校在北京计划招生人数的1.6倍。可惜的是,高校一般只向公众公开计划招生数,实际录取各省多少人,考生和家长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计划招生和录取人数之间的缺口,多半是通过“特殊招生”而来。这类考生通过高校普通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各校特殊项目、各类保送、特长生等方式获得录取。如果仔细研究特殊招生的数据,似乎更能透露出京沪名校和本地生的紧密关系。

作为全国新高考改革的试点省市之一,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以“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招生“ 的特殊招生方式,分别招收580、540人,总计1120人。同一年,两校拨给上海计划招生的总人数为137人,和特殊招生人数相比,至少差了8倍。再与上海交大和复旦向其他省市计划招生的总人数3769相比,特殊招生的1120人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特殊招生人数之庞大不容小觑。

特殊招生是否成为保护本地生的渠道?浙江省的例子或许能把整个图像描绘得再清晰一点。

除上海本地以外,浙江省是全中国唯一符合复旦和上海交大“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招生政策的省份。在2015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分别提供浙江省150人和80人的“综合评价”名额。

然而,考生数量至少是上海考生五倍的浙江省,所获取的“综合评价”名额却仅占上海的五分之一,换言之,浙江学生若想透过“综合评价”进入上海交大和复旦的机会,是上海本地生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个差距,远大于计划招生中本地和其他省市考生差距。

表面上浙江学生看似受益于“综合评价”招生,但其实和上海本地学生的待遇还是差了不少。至于那些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政策的其他省市,恐怕更难挤入复旦和上海交大这两所名校的窄门。

自2014年中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成为深化高考改革的必要环节。然而,在开展过程中,如何不因改革加大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差距,似乎也成为新的问题。

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低龄化

有愈来愈多中国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往美国接受高中教育,目的是为了更好申请美国大学。但现实真如他们期望吗?

6年前的一个中午,就读辽宁大连一所寄宿学校的高一学生汪蓉(化名),正和她的同学们在门口等候午饭外卖。学校采用封闭式管理,一般情况下学生并不允许出校门。汪蓉记得,当时她的一个初中老师正好路过,跟他们开玩笑:“你看你们学校门都开着,但你们都齐刷刷的站在那条线以内。”

“尽管学校没有把门关上,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自己关起来,” 汪蓉说。

就是那条无形线,让汪蓉最终决定与父母一起前往美国,就读高中。

像汪蓉一样到美国念高中的中国留学生愈来愈多,从数据上已看出端倪。

中国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在2015年继续上升,首次突破50万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3月最新数据,美国是中国学生留学首选目的地,留学生人数远超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根据美国教育协会(IIE)发布的《开放报告2015》(Open Door Report 2015),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数每年保持两位数百分比增长,2014~2015学年也首次超过30万人,占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1.2%。

当大量学生前往美国求学,中国留学生的组成样貌已发生变化。

美国国土安全局及美国教育协会(IIE)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赴美就读本科、研究生仍为大宗,本科留学生人数在去年首次超过研究生,但两者增速皆放缓。相比之下,选择就读高中的人数近10年来增长强劲。

自2004年至2015年,持有F-1国际学生签证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已从433人增至4.3万人,11年来增长将近百倍。

不少中国学生家长决定让孩子在美国接受高中教育,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申请美国大学。

来自浙江宁波、目前就读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简称UA)的杨臻,在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之前,他的父亲就希望儿子能去美国读高中,为了让他日后更容易申请美国大学。

坦承从小英语就不太好的他,托福满分120分,高中毕业时仅拿70多分,成绩并不算优秀。但美国有部分大学规定,若在美国或其他英语系国家就读高中满1到3年、或取得其高中毕业证书后,就能免托福成绩申请大学(仍需考美国大学标准化考试SAT)。杨臻在美读高中,意味着多了一道机会闯入美国好大学。

”像我的(英文)成绩,如果是继续留在中国的话,我不可能进到我现在念的UA ,”他说。刚来美国时,他连用英语点外卖都不会,但高中在美学习让他的英语进步很多。

而汪蓉的经历,说明了另外一个留学动机。在美国北卡罗纳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后,她目前就读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由于汪蓉在高中阶段完成了很多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当她要申请美国大学时,除了能免考托福考试,也让她在大学修课后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课堂学费。

也许在美国念高中有机会提升申请美国大学的竞争力,但花费并不是每个中国家庭都能承受。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规定,持F-1国际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大部分只能在美国公立高中学习一年。若想要孩子获得美国高中学位,中国家长大多选择让孩子进入学费较为高昂的美国私立高中就读。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14年的报告,持有美国F-1国际学生签证的国际高中生,有95%就读私立高中,就读公立高中的仅有5%。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统计,美国私立高中的平均学费每年约1.3万美元,国际学生则须在此基础上缴纳不定额度的额外费用,而住宿学校的学费则更为高昂,每年大约1万至6万美元不等,比中国大陆普通高中学生每年得缴纳的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的学杂费用明显高出好多倍。

除了家庭经济压力,小留学生们背后的辛苦和成长代价,也是他们得独自面对的功课。

来自南京的王琴(化名),2010年前往美国波士顿一所全美排名前十的私立高中就读。高中毕业,她收到美国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名校的录取信,她最后选择前往英国牛津就读。

王琴坦承,在美国高中的学习提升了她的学术能力,然而,她却认为这段经历并不利于青春期间的个人成长。由于中美文化不同,人际交往存在差异性,“说实话,在社交上的经验不是很愉快。” 她甚至认为,如果自己若干年后成为母亲,不会选择把子女送出国独自读高中。

除了人际交往需要适应,正值青春期的孩子若缺乏父母在身边适当的监护,也可能会产生脱序行为。杨臻说,他身边部分朋友,出国独自在私立学校学习,由于环境自由,手上也有一些自己管理的生活费,就开始购买奢侈品,同学之间相互攀比,更有甚者荒废学业。

当中国少男少女离开了国内学校那扇门, 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后,一纸国外高中文凭能不能带来家长和学生期望中的未来?小留学生们的成长历程,也许已经超过学业,成为大洋彼岸的家长们更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霍金:我将搭乘维珍银河的太空船前往太空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21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今年75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教授近日表示,他正在计划乘坐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爵士的维珍银河飞船前往太空。


霍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幸福的意义,他说:“我的三个孩子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而我能告诉你什么会让我觉得幸福,那就是太空旅行。我曾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带我上去,但理查德·布兰森为我提供了维珍银河太空船上的一个座位,我马上答应了他。”


霍金还分享了他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看法。此前霍金曾把特朗普称作一个“煽动者”。


霍金表示,他依然尊重美国,但害怕自己在那里“可能不再受欢迎”。“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反应可能有些过激,但这明确反映了一种向右翼的转变,有更加独裁主义的倾向,”他说,“美国的日常生活更多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继续。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和同事,那里依然是我喜欢的地方,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尊重。我希望能再次访问那里,与其他科学家交谈,但我害怕自己可能不会受到欢迎。”


谈到科尔宾时,霍金说:“我不认为工党在他的领导下有多少机会赢得选举。他不大像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而且他允许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左翼极端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如果你不能获得权力,即使理念是对的也没有用。”不过霍金也补充道:“我会继续投票给工党,这是个做事的政党。”

数据:从里约奥运看中英两国的“举国体制”

傅亦沁:英国与中国的夺金方式完全不同,中国模式是“集中包揽”,英国则着力发展金牌数目较多的小众项目。

英国出色的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政府近十年来对重点项目、重点运动员的大举投入,以及根据成绩分配经费的“无情”奖惩办法。

如下图所示,2005年成功申办奥运是英国体育史上的转折点——政府财政对下一届北京奥运的投入,比之前对雅典奥运的投入还多了三倍以上,且之后的每一届投入仍持续增长。这次的里约奥运周期,“英国体育局”投了2.7亿英镑,并选定大约 1300 名运动员作为支持对象。按照夺牌可能,英国政府把运动员分为“领奖台运动员”(podium athletes)和“领奖台潜力运动员”(podium potential athletes),给予不同级别的资金支持。“英国体育”还为每个项目设定了目标奖牌数。

超额完成目标或没达到目标会怎样?拿英国体操为例,团队在上一届伦敦奥运会,以 4枚奖牌的成绩超过了“英国体育局”设定的 1~2枚的目标。体操队在接下来的里约奥运准备周期内,经费增加了36%。这种激励制度使得强者越强——英国体操队在里约创纪录地一举收获7枚奖牌。

而英国没有夺牌希望的篮球项目,在里约奥运准备周期内连一分钱也没有。这项民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在竞技场上没有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大众几乎难以接触到的马术运动,在过去四年拿到了1800 万英镑的运动员经费,只因为这个项目更有希望夺牌且设置更多奖牌项目。

2012 年,英国时任体育大臣休·罗伯森(Hugh Robertson)甚至表示,伦敦奥运的成功不是看比赛期间公共交通是否畅通,而是看英国在金牌榜上的表现。“如果没达到奖牌目标,我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以及哪些地方出了错,”罗伯森曾公开说。

也难怪英国媒体都用“无情”(ruthless)、“残酷”(brutal)来形容这个完全以奖牌、甚至是金牌为导向的英国奥运体制。

英国2016至2020年的政府预算显示,“英国体育局”在下一个奥运周期的经费将增加 29%。在里约,英国自行车、体操、游泳等队伍超额完成了任务,它们很可能会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上有望拿到更多金牌。

熟悉的担忧,英国在这届奥运会的出色表现也是当地人热议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当我向英国朋友提起他们金牌数超过中国的时候,他们除了开心,也表达了一种我熟悉的担忧。

“中国的人口是我们的 20 倍,我们居然在金牌榜上超过了你们,这感觉很奇怪,”我的朋友说。“大笔财政预算投入到马术这种普通人很少参与的项目,就算出了奥运冠军,有什么意义呢?”

数据:寨卡疫情正朝向亚洲扩散

一项研究分析预计,若疫情持续发展,印度、中国与印尼将有最多人口暴露在寨卡病毒的风险之下。

根据最新疫情和研究报告,全球关注的寨卡病毒(Zika Virus)正朝向亚洲扩散。

上周日(9月11日),泰国官方证实曼谷市中心出现21例本土感染案例。目前列为亚洲最大感染群体的新加坡,9月7日也已确认275名患者感染,这当中有30名为中国籍。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方信息,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在今年也已陆续通报寨卡病例。

来自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9月2日在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最新寨卡疫情亚洲和非洲风险报告,若疫情持续爆发,位于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和印尼恐怕将有最多人口暴露在寨卡风险之下。

关于寨卡,我们知道什么?
人类第一次出现感染寨卡病毒的案例发生在1952年,接下来的60年内,非洲、亚洲都曾出现人类感染的记录。 2015年,寨卡在南美大规模爆发,更瞬间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等伊蚊叮咬传播,但根据WHO最新数据,已有11个国家出现经由性行为传播感染的病例。

多数人感染了寨卡病毒,症状会如同感染登革热,出现发热、起皮疹、肌肉关节酸痛或眼窝痛,病症持续2到7天能自愈。但对少部分成人来说,感染后会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对孕妇或对计划生育的妇女而言,还可能带来婴儿出生缺陷。

根据《柳叶刀》刊登的风险报告,研究团队通过各国入境旅游人数、50年来气象信息等数据,预测受感染高危险区域,包括地处湿热气候、人口密度高、还有大量人口流动的国家(特别是来自美洲地区国家的移入)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该报告以最保守的情境来推测,预估印度、中国、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为曝险人数最多的地区。

聚焦在中国来看,研究团队分析,目前约有2.42亿人口居住在曾经爆发登革热的中国南方,登革热的侵袭会提高寨卡病毒在当地传播的机率。另外,考量本地传播的可能,寨卡病毒的影响范围将会蔓延到中国北方,预估会有超过10亿中国居民受到影响。

中国和罗马尼亚为高收入国家的主要移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