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名为Orolay的羽绒服品牌引起了人们注意。它近期在美国亚马逊上登顶了女士服装畅销排行榜，以高达6500多条的评论数远远甩开了the North Face、Columbia、Calvin Klein等其他品牌。

此前，Orolay经常出现在亚马逊羽绒服品类销量第一的位置，它在美国大街上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尤其是那款销量最高的中长款女式加厚羽绒服，已经成了Orolay的标志款。

由于Orolay的主要销售渠道是亚马逊，因此还有“亚马逊外套”之称。大约一年前，Instagram上就有了“The Amazon Coat（亚马逊外套）”这个话题。今年1月份，Instagram上又多出了一个名为“The Amazon Coat”的账号，专门发布穿Orolay的网友照片。

其实Orolay的加厚羽绒服样式看上去并不算新颖，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时尚元素，可能是和Moncler、巴黎世家羽绒服有些相似的廓形。总体看，宽大的版型，和选择多样的尺码、颜色，让它能够适应所有身材。

Orolay羽绒服内含有90%的鸭绒填充物，这些鸭绒出产自河北和安徽，再加上不到千元的价格，让它成为了一款物美价廉的选择。虽然五星好评占了62%，但也仍有许多人表示缝制和拉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在长期的霸榜后，人们对这个品牌产生了更多的兴趣，了解后发现它居然来自中国。

Orolay的母公司是嘉兴子驰贸易有限公司，由邱佳伟于2012年创立于浙江嘉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那一年，邱佳伟为了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决定辞职并加入电商服饰行业。

这两年，Orolay进入了快速增长期。邱佳伟在路透社的采访中透露，2018年1月Orolay的销售额达到了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50万元）。“这个销售额比2017全年的销售额都多。”他说。并预计，2019年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至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亿至2亿6千万元）。

而亚马逊则是Orolay目前最重要的销售渠道，该渠道收入占总收入的70%。

令人疑惑的是，虽然Orolay是中国品牌，但它并没有在中国内地出售，主要市场仍是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等地。

这与许多商人的选择背道而驰，面对中国发达的电商、物流环境、庞大的消费市场，在中国制造爆款显得没那么难，因此很多品牌都想在中国做电商生意。

以2018年为例，老牌羽绒服品牌波司登在这一年转型，打通新零售渠道，在双十一当天线上销售额突破5亿元，截至2019年2月25日的财年零售额超过100亿元。加拿大鹅也在这一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建立总部并开设旗舰店，Moncler、“小剪刀”Moose Knuckles等品牌都加强了中国市场的布局和营销。

但邱佳伟不这么想。“我们在创业初期尝试入驻过阿里巴巴的平台……但中国的竞争环境更激烈。”他表示，中国本土电商的运营成本在逐渐增加，组建客服团队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些都是他不在中国做电商的原因。至于未来是否要在国内售卖，他也尚未作出决定。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观点称，随着中国电商的运营成本上涨，天猫等中国本土电商平台对商户的吸引力会下降，这会让更多商户流向亚马逊。而且亚马逊近年推出了一些海外商家扶持政策，更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例如，自从亚马逊推出海外商家可在亚马逊仓库储存商品，并帮助商家运送商品的服务后，亚马逊上的中国商家数量在这5年内不断回升。2018年底，亚马逊还增加了把海外商户介绍给本地银行的项目，方便英国、日本、中国、美国等部分小型企业寻求贷款。

不过，路透社表示，对外优惠政策引起了美国本土亚马逊商户的担忧，认为小品牌的涌入对它们是一大威胁，自己的实力不足以抗衡。关于路透社的这些说法，阿里巴巴和亚马逊都未给出回应。

除此之外，《金融时报》还在报道中表示，在这一趋势下，感到威胁的可能不止电商商户，奢侈品牌可能也需要加以防备。

《纽约杂志》注意到，很大一部分购买Orolay的消费者都是居住在纽约上东区的女性，这是曼哈顿地区最核心的奢侈品销售市场。一个穿着Orolay的上东区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说：“Orolay的火爆就像是Moncler第一次出现时那样，或者是1990年代第一次出现的the North Face。”

平价的时尚产品早已涌入赛道，人们在不断变换的流行环境中，更换衣物的频率也变得多了起来。因此，亚马逊这种电商巨头成为了人们时尚消费的重要渠道。

这其实印证了卡地亚母公司历峰集团董事长Johann Rupert曾对奢侈品界发出的警告——如果有一天，亚马逊、谷歌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决定涉足奢侈品行业，那么奢侈品集团将面临威胁。事实上，这些巨头已经行动起来了，收购奢侈品电商、建立奢侈品销售平台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奢侈品行业的陈旧规则。

除了这种未来存在的潜在威胁，目前传统奢侈品还面临着长久存在的硬伤——供应链储备能力较弱。麦肯锡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传统奢侈品公司的供应链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网络上突然激增的需求，因此错失了机会。Orolay的成功因素之一就在于供应链的超快反应。

至于Orolay的下一步，邱佳伟计划生产棉衣和男士外套。“去年在纽约街头看到穿着Orolay的人，我感到很兴奋，”他说，“我很想上前问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件衣服，但我不怎么会说英语。”

一块16世纪铜质牌匾的细节，来自西非地区的贝宁，目前为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品

一间博物馆如有殖民时期的藏品，通常是其历史污点。但透过诉诸历史久远性的洗白行为，它们主动选择了无视。眼下，面向全新的政治议程，博物馆馆长必须重新思考其作为馆藏保护人的身份：要将人民及其祖传物置于一种前殖民的、但也有过巨变的图景中来观照。

说到文化遗产，你首先就得从词源学上弄清“遗产”（heritage）和“祖传物”（patrimony）这两个词的源流。“遗产”令人想到继承（inheritance），而“祖传物”则将我们引向父权制（patriarchy）。在法语里面，patrie一词指代家园、祖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西非的大片地区都曾于殖民时期受到此一法语概念框架的影响。取自西非（边缘地带）并被运回中心/首都的文物，也就此被构想成殖民者之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在正式进入欧洲各大国家或私人馆藏之前，它们频频亮相于各种大型展览和博览会，用以谋求对殖民计划的支持。

一个悖论立即浮现出来：来自边缘地带的文物在中心地区固然颇受欢迎，但那里的人民就没有这种福分了。鉴于西非诸国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早期接连独立，再要扣留这些文物并同时排斥其人民，就更难说得通了。前法国殖民地的青年未登记（undocumented）移民徘徊于巴黎雅克·希拉克-盖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的门前，但却无法取回诸多馆藏的祖传物。移民所受的待遇难称体面，但来自其家园的各种文物却在博物馆里得到精心呵护并享受高规格礼遇。这些移民终将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但馆藏文物却并没有重归故土的机会。看来，家园不过是文物的家，而不是人民的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具有相当独特的人口学特征。到2050年，该地区的10个国家预计将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大部分西方领导人希望西非诸国能保持强力和稳定，能够确保其公民的就业和文化自信，给他们一个留在本国并建设新未来的理由。归还馆藏文物对国家构建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可以抚平殖民活动的部分伤痛并支持方兴未艾的创意经济。

这些殖民时期掠夺自西非的文物标志着许多东西，其中大部分是成问题且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文物成了西方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催化剂，且就此进入了艺术经典行列，为艺术家提供激励和鼓舞（可以参考诸如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工作室背景）。毕加索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接触到的文物，为其20世纪伊始的“非洲时期”（African period）这一艺术创作阶段提供了灵感，造就了他的名作之一《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

在非欧洲艺术对诸多西方艺术家的影响之外，诸如贝宁铜像（1897年被英国从贝宁王国夺走，其治所在现今的尼日利亚）这样的文物已经凭借其自身的优点而位列世界艺术史名品，论起它在技术与艺术上的成就，可以说鲜有能与之匹敌者。但它在取得这一承认之前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怀疑阶段，当时的艺术史家对非洲艺术家能否创造出精美至此的作品多有质疑。

贝宁铜像

以此观之，就殖民遗产以及西方与其前殖民地的暧昧关系而言，西方博物馆对非洲文物的持有以及展示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人目前依然无法从这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中获益。

暂且放下归还的政治（politics of return）不谈，未来几十年里，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将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有艺术、摄影、音乐和电影可供享用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然而，殖民主义对曾受过殖民统治的人民来说，仍是一段屈辱的经历，就此不难想见的是，取回对祖传物的控制权，乃是朝向疗愈之开端的重要一步。归还文物，将能令这些年轻的民族接触到意义深远的艺术和文化知识，进而振兴其创意经济。

归还行为本身就是深刻悔过（contrition）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就过往的错误重启对话，着眼未来谋求关系的妥善重建。在有关归还过程之复杂性质的一系列辞令背后，似乎就是这一令人略感难堪的真相。博物馆曾归还过遗骨并以富有尊严的方式将之重新安葬。我们也曾从可以信赖的收藏家手里取回纳粹掠夺来的艺术品，并将之归还给犹太家庭。鉴于祖传物象征着制造和取得它的人群之生平，其后继者也因之而卷入到当下的道德关系当中，如今正是对殖民祖传物加以清退的绝佳契机。眼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归还，而是何时归还这些文物，以及归还过程是体面的抑或是经历了一个充满焦虑和抵触情绪的阶段。

蒂凡尼·詹金斯（Tiffany Jenkins）曾在2016年出版的《保护他们的大理石制品》（Keeping Their Marbles）一书中为博物馆提出过一套比较典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辩护，其论点是：惟有陈列在全球的中心城市，我们才能真正地让全球的艺术以及人之为人的体验变得富有意义。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陈列行为本身是成问题的：例如位于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的非洲馆藏。此外，博物馆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无法展出的文物就只能“金屋藏娇”了。迄今为止，博物馆的逻辑依旧不是流通和展示（access & display），而是夺占和扣留（acquisition & retention）。我们在指派负责保护馆藏祖传物的受托人时，仍然不无狭隘意味地将其职责界定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为后代保管藏品。也许，在殖民者之外，如果博物馆的受托人能够将被殖民者的后裔也一并纳入考量，并对其角色加以反思，那么他们就能重构出一种遗产伦理（heritage ethic），以适应全球人口特征变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近日，恒大集团于1月25日成立恒大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并在2月20日更名为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信息显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20亿美元。另外公司共设两名高管，法人代表为刘俊兼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为王全喜。经营范围为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售、车辆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汽车租赁等业务。

对于这家新成立的公司，恒大集团相关人士对界面汽车表示“在收购了NEVS之后，公司需要有个新的实体。”

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还100%控股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广东)有限公司、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销售(广东)有限公司和深涛生活服务(广东)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覆盖了车辆工程、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等多个领域。

提起恒大涉足汽车产业可以追溯至2017年11月，当时恒大子公司时颖与实际控制人贾跃亭的FF Top公司签订合并与认购协议，恒大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帮助其度过难关实现“造车梦”，同时随着投资协议的生效恒大获得合资公司45%股份。2018年6月恒大集团通过恒大健康以67.467亿港元收购香港时颖公司100%股份，从而获得Smart King公司4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从而正式开始了造车计划，并在2018年5月25日将首笔8亿美元投资支付给FF。然而随着贾跃亭发起仲裁，导致双方重组协议。最终恒大落得32%的FF优先股权，同时100%持有FF香港和广州南沙生产基地。

与贾跃亭之间合作的生变并没有影响到恒大进军造车领域的决心。如果算上同年9月，恒大以144.9亿元的价格获得了国内最大乘用车汽车销售公司广汇集团40.964%的股权，成为广汇的第二大股东，仅仅在2018年，恒大在汽车领域的公开投资已接近300亿人民币，恒大涉足汽车产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进入造车业务的恒大在进入2019年更提升了推进速度。2019年1月15日，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称，公司以9.3亿美元收购瑞典电动汽车公司NEVS的51%股权并获得多数董事席位。NEVS是一家于2012年收购瑞典萨博汽车全部资产的公司，目前旗下首款车型NEVS 93纯电动轿车已经正式向政府采购及网约车运营公司交付，并预计2019年3月陆续向个人客户启动交付。而通过收购NEVS，恒大获得造车双资质。

此外，恒大健康还于1月24日以10.59亿元收购动力电池企业上海卡耐新能源，持股比例58.07%成为第一大股东，进而在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电动电池领域实现布局。1月29日，恒大NEVS与超跑公司柯尼塞格签订合作协议，恒大NEVS持股65%，柯尼塞格持股35%，合资公司可使用柯尼塞格的技术专利和品牌，研发和生产制造新能源版的柯尼塞格车型。

从一系列公司层面的交易可以看出，恒大涉足汽车产业的决心与信心，而对于恒大集团近期新成立的五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也预示着这家房地产企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百度（BIDU）正试图将百度云打造成继信息流之后的下一个业务增长点。

百度云在2019年将成为百度重点战略级业务。《财经》独家获悉，百度今年为百度云制定了百亿元人民币营收目标。这个目标意味着，相比去年的约33亿元营收同比增长203%。为实现这个目标，百度把大量扩招名额给百度云。百度云目前有1800-1900名全职员工，今年将扩招近2000人，全员人数翻倍。

百度在2018年营收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为1023亿元），百度云的百亿营收目标相当于百度2018年总营收的十分之一。

此前2019年2月22日，百度在2018年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首次披露百度云的营收——在该季度，百度云实现营收11亿元人民币，比 2017 年四季度营收的两倍还多。“百度智能云的平台优势和行业影响不断拓展，使更多用户、客户和合作伙伴从中受益，对于AI商业化的探索也正在拨云见日。”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表示。

此次财报显示，百度过去的营收主要来源广告收入增长正在放缓。2018年四季度百度总收入为2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3%。其中，含爱奇艺在内的广告收入为212亿元，低于三季度的225亿元，同比增长仅10%。据悉，这是百度过去6个季度以来,广告收入增速首次跌到15%以下。百度亟待找到新的营收增长点。

百度从2018年下旬开始在内部强调2B战略，目前其2B落地包括百度云、智能驾驶、度秘等。百度云是可见商业化变现最快的业务。2018年12月，李彦宏发公开信宣布百度组织架构整合，ABC智能云事业部升级为智能云事业群组（ACG），同时承载人工智能2B业务和云业务，由百度副总裁尹世明负责，向百度总裁张亚勤汇报。此举意味着百度云业务战略级地位在内部提升。

百度是BAT三家中发力云市场最晚的一家。阿里云创立自2009年，腾讯云自2013年，百度云则成立自2016年。和阿里云、腾讯云不同，百度云目前作为百度云技术和AI技术的商业化输出手段，承担着将百度整体技术能力输出的角色。

由于发力早，阿里云已经坐稳国内云市场头把交椅。同时因迁移成本较高、产品体系完善等因素，国内早期上云的行业已经有了较高的续费率，阿里云成为阿里营收和利润的重要贡献来源。据阿里巴巴(BABA)公布2019财年三季度财报，2018自然年阿里云营收规模达213.6亿元，这是阿里云营收首次突破200亿元。

而腾讯云依托视频和游戏的既有优势，配合投资布局，将被投企业树立成行业标杆获得增长。腾讯将腾讯云提升至产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在2018年三季度财报中，腾讯(00700.HK)把云作为主营业务首次公布营收，前三季度营收超过60亿元人民币。

阿里、腾讯都在去年宣布了一轮架构调整。2018年9月，腾讯宣布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11月，阿里宣布阿里云升级为阿里云智能，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建锋兼任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BAT的集中架构变动，意味着云上战争的升级。

据市场研究机构IDC在2019年1月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中国公有云厂商市场份额数据，阿里云、腾讯云和中国电信分列前三，分别是43%、11.2%和7.4%。百度云排名第八，市场份额为3.3%。但也有观点认为，以百度云2018年四季度的营收估算，百度云有望跻身中国云计算厂商前三，仅次于阿里和腾讯。

“我们判断2019年到2020年，云计算市场要迎来洗牌，只有几家能活下来。”一位百度云员工告诉《财经》记者。除了营收驱动以外，这是百度要在2019年重点发力云市场的另一大决策因素。

但百度云的难点在于，阿里、腾讯在人工智能技术上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在AI领域的差异化优势，这是保证百度云长期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

针对上述消息，百度公关部表示不知情。

2月26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上榜富豪的财富计算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八年发布“全球富豪榜”。

榜单显示，全球共有2470位十亿美金富豪，比去年减少224位。总财富下降1万亿美元。430位富豪跌出胡润全球富豪榜，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落榜212人，印度52人。201张新面孔上榜，中国和美国以52人和39人居首。

其中，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财富增加2150亿，以9900亿人民币蝉联世界首富。马云以2600亿元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上升4位到第22位；马化腾和许家印紧随其后。

胡润表示：“股市表现不佳和美元升值是今年上榜人数创纪录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元走强，美国只增加了13位十亿美金富豪，但这使得其他国家的富豪更难进入榜单。”

榜单前十名中有6位来自美国。杰夫•贝佐斯和穆凯什•安巴尼领涨，都增长了20%。印度瑞来斯实业61岁的穆克什•安巴尼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名。前十名平均增长4%。

中国以658位十亿美金富豪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的584位多74位；其次是德国、英国和印度。

胡润表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中国的创新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多，这可以从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新面孔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在于内需旺盛和活跃的投资人。中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却拥有世界27%的十亿美金富豪。”

科技行业仍是最主要财富来源，其次是房地产、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前五大行业的人数占据了榜单的一半。酒店业和大健康行业今年表现不错。

马云及其家族财富2600亿元位列大中华区第一，全球第22位。过去一年，阿里巴巴在美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略有回落，目前市值接近3万亿元，但仍然是市值最大的中国公司。马云旗下另一家公司蚂蚁金服在2018年完成900亿元巨额融资，目前估值达到1万亿元，是全球最值钱的独角兽。

马化腾以2550亿元位列大中华区第二，全球第24位。2018年上半年，腾讯总收入为1472亿元，同比增长39%。

黄峥以1000亿财富首次登上全球富豪榜便一举进入前100名，其创立于2015年的拼多多，运作仅三年就在美国成功上市。去年，拼多多平台活跃买家数达4亿，较上年同期的劲增1.7亿。字节跳动的张一鸣也进入前100名，其财富值为950亿。

其他大型IPO科技公司还包括瑞典Martin Lorentzon的音乐平台Spotify，Andrew Houston的云储存公司Dropbox。

区块链是增长最快的新兴行业，有5位上榜，以中国比特大陆詹克团为首，财富185亿元，其次是瑞波币创始人Chris Larsen，财富110亿元。

尽管Facebook和谷歌这一年处境艰难，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进入前十名。SpaceX估值上升推动埃隆•马斯克以1900亿元财富跃升10位，至第30位。

2月24日发布的5G折叠屏手机Mate X，已经让华为在MWC展会上出尽了风头，然而这并不是它们在5G时代的最主要部署。

在MWC上，华为展示了它们在5G领域的全面布局计划，其中包括像极简5G建设策略这样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也包括像SoftCOM AI、自动驾驶网络这样的技术产品。

尽管在国际范围内依然面对着不少的阻力，但华为希望借助自己在电信业务方面的传统优势，加快5G技术的落地，最终在新一代网络大潮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遭受了不少风波的华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简化5G建设

此前，华为已经在MWC的预沟通会上发布了“极简5G建设策略”，希望从网络极简、自动化、商业极简三个方面，提升5G网络业务的商业化节奏。

华为预测，5G的发展速度会远远高于4G和3G，全球3G达到5亿用户用了10年，4G用了5年，5G将只需要3年。因此，华为会在这方面采取更为全面的布局策略。

按照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将在未来五年投入1000亿美元用于重构网络，来适应5G时代对于网络便捷性、安全性的新需求。

“极简5G建设策略”包括了极简站点、极简架构、极简协议、极简运维等四个切入点。在1月份的一场5G发布会上，华为对外公布了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华为表示，该芯片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建立在“天罡”的基础上，华为的5G基站能够在算力、集成度、尺寸、易用性上都优于传统的4G方案，使得搭建布点和日常运维都更为便捷。除此之外，华为还推出了“超级刀片式”基站，实现了基站单元的模块化，让运营商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构建5G基站。

以搭建5G基站为例，华为5G方案的便捷性体现在，其提供的5G基站体积可能只有背包那么大，工作人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装配，甚至可以在原有的4G布点或者一支路灯杆上进行搭建。这一方案能够极大地简化5G的搭建流程，降低业务落地成本。

“天罡”芯片的出现也意味着华为已经实现了在5G层面端到端的落地能力。只有建立在自主实现端到端落地的基础上，华为才能够将5G的建设节奏把握在自己手中，实现效率的提升。

全球范围内，华为已经凭借着这些技术积累开始了5G网络的布局。根据华为给出的最新数据，华为从2009年开始投入5G的研发，并于2018年9月开始对外发货5G基站；迄今为止它们已经在全球市场中获得超过30个5G商用合同，40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而华为董事长梁华则表示，华为在5G上的布局速度要超过行业12-18个月。

“今天，华为已经能够以比其它友商更快的速度为全球运营商带来能力至强、站点极简、全网智能的5G网络。”在MWC大会的主题演讲中，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如此表示。

在各领域加速落地

在MWC大会上，华为也将这些技术带到了展台，并且展现了建立在5G网络基础上，华为各业务线的相关产品。这是华为旗下三大业务部门首次共同参与MWC大会，也体现了在5G时代华为的投入力度。

运营商业务上，华为发布了5G-Ready综合承载解决方案，通过5G极简承载，帮助运营商实现5G网络大规模的快速部署。而在企业业务方面，华为则是发布了融合云、AI、IoT等技术，覆盖从终端到云端的数字平台。至于消费者领域，搭载“巴龙5000”5G多模终端芯片的华为Mate X以及5G CPE终端等产品，都将会成为华为5G时代的消费者终端入口。

具体到与行业结合上，华为也展示了建立在自身5G技术上的各种产品解决方案，当中涵盖了自动驾驶网络架构、网络高清直播、SoftCOM AI等领域。这些方案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各行业的数字化能力，帮助客户实现技术场景自动化，或者为用户提供更好的5G网络体验。

而在MWC展会之外，华为也在全球各地区加快了5G落地的进度。

2月18日，上海移动正式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启动5G网络建设，这将是全球首个采用5G室内数字系统建设的火车站。按照计划，虹桥火车站在2019年完成5G网络深度覆盖。

华为是这一项目的技术提供方。根据华为无线网络首席营销官周跃峰介绍，其所提供的5G DIS室内数字系统具有信号覆盖广、面积大、改造成本低等优点。另外，华为也已经具备了量产这一系统的能力。

除了火车站之外，华为还在机场、工厂等地进行了类似的技术落地布局。在广州白云机场，广州联通开通了首个5G基站，这背后同样是使用了华为提供的5G信号设备。

在国外市场，华为也在快速推进。MWC大会期间，华为也和南非运营商RAIN合作发布了南非第一个5G商用网络。此外，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华为也已经获得了多个5G商用合同，从而推动5G在全球各地区进入规模商用。

华为预测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将会有250亿台设备实现智能化，设备间的互联关系将会超过1000亿，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1800亿TB。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速度更快，容量更大的5G网络上。

对于华为而言，在经历了2018年的波折之后，2019年将会在市场上面对更多的挑战。在5G业务积累下来的先发优势，也随之成为了它们面对封锁的突破点。

“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此前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任正非曾经表示，海外国家可以不买华为的5G设备，但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其他网络。

近日，微信官方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指出，除夕至初五期间，共有8.23亿人次收发微信红包，红包类小程序更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实现了翻倍增长。而这个数据，仅仅是小程序蓬勃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年初召开的2019微信公开课PRO版上，微信公布了小程序成绩单：覆盖超过200个细分行业，服务超过1000亿人次用户，年交易增长超过600%，创造超过5000亿元的商业价值。

伴着技术和产品升级的步伐，小程序生态业已形成，连接的开发者和用户越来越多，覆盖用户生活服务、教育娱乐等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有关小程序抄袭、侵权、利用小程序虚假营销等负面问题也被陆续曝出。

新平台面对的却是老问题

看到小程序“迷石冒险2”时，“迷石冒险”团队意识到自己被侵权了。这款他们自主研发的小游戏，具有独立著作权，却被侵权方恶意冒用，只在“迷石冒险”名称的后面增加了数字2，以假乱真。对方使用的头像图标和介绍内容甚至和自己完全一样，“迷石冒险”团队果断向腾讯平台投诉，经过平台审核后，仿冒小程序被暂停服务。

据腾讯公司披露，2018年全年小程序侵权投诉近4000件，从投诉类型看，主要分为小程序的昵称、头像、功能简介以及小程序内容两大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小程序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属于软件作品。

“小程序可能出现的各种侵权仿冒、搭便车问题，其实在搜索引擎等应用中都已经出现过。因此，对于微信等提供小程序服务的平台，应对和处置各类小程序侵权行为或事件，并非新问题。”李俊慧建议，对于小程序的保护，可以从商标层面对软件名称、头像等申请保护，也可以从著作权的角度对内容或服务进行保护。

李俊慧表示，相关平台对于依法取得了商标注册、软件登记的小程序给予相应的保护；对于暂未取得商标注册、软件登记的小程序，则可以提供有关的保护服务，构建公平有序的小程序生态环境，让各类创业者、团队或公司，都能在相应平台的小程序生态获得良性发展。

据微信团队介绍，微信提供了便捷的侵权投诉渠道供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微信公众平台首页下方可以找到“侵权投诉”入口，进行侵权投诉。对于小程序头像、昵称、功能简介等侵权投诉，平台会对确认为侵权的内容进行清理。对于小程序内容的侵权投诉，由于内容存储在开发者端，如果是非恶意、重复、严重的侵权行为，平台会先行通知开发者整改，整改合格后可免于对小程序做下架处理；对于未能有效整改的，会封禁页面或下架该小程序。

获取用户数据需合理必要

根据腾讯相关消息，小程序在收集、获取用户数据方面，需要坚持“必要+合理”原则。“必要”是指只有在小程序的具体业务中，确实有场景需要获取用户数据的情况下，开发者才能获取用户的同意授权；“合理”是指开发者获取数据的范围不应该超出具体场景所需要的数据范围。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互联网应用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合法、正当、必要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平台或相关应用，首先要遵守的是《网络安全法》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规定。尤其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1条明文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吴沈括说：“另一方面，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例如一个提供导航服务的小程序，需要获得用户位置数据，但没有必要获取性别、年龄、电话号码等数据，否则平台会认为小程序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违反了相应原则，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个人隐私信息授权要谨慎

在使用小程序时，不少人都有被询问是否授权头像、昵称甚至个人位置等隐私信息的经历，遇到此类情况时，用户需要看清条款，谨慎授权。对于完全陌生的第三方应用，则应尽量避免授权任何个人信息。

但由于用户并不清楚微信平台与小程序开发者之间的合作协议和细节，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更多地还是要依靠平台。“小程序主体通过用户授权获得的服务数据存储在其服务器上。微信平台一直通过相关服务协议和平台规则，要求开发者对用户隐私安全进行保护。”微信团队相关人士表示。据其介绍，比如在需要用户授权隐私数据信息的服务场景中，平台会要求开发者在小程序前端界面必须向用户提示“授权使用信息”，用户也可以自行在该小程序主页的“设置”选项撤销相关信息的授权。同时，他们也在不断优化线上运营环节的管理，并希望帮助开发者和用户提升对隐私保护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用户登录授权环节进行优化，在不影响小程序业务的正常运作下，让用户授权昵称头像的心理压力降到最低。”微信团队相关人士表示。

据微信团队相关人士介绍，近期，小程序介绍页还新增了“用户隐私及数据提示”这一信息，用户可查询和了解对微信小程序开发者的要求和约束，如开发者在收集、存储、处理或使用用户隐私及数据时，应当遵守的小程序服务条款“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用户隐私及数据规范”的运营规范等规定。若用户认为开发者未遵守上述规定或存在其他侵害用户隐私或数据的情况，可进行投诉。

技术加持知识产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小程序的抄袭仿冒情况也不时发生。由于商标注册历时较长，小程序开发运营者很少拥有注册商标，这给商标侵权投诉的解决带来了困难。目前，腾讯公司已经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加强平台治理。

腾讯安全管理部总监邱宇辉曾在“互联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论坛”上介绍其在版权刑事保护方面的经验：2016年至2018年前三季度，共计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侵权及外挂案件67起，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挑战，如P2P下载仅提供种子、不存储影片的分散式传播模式，导致在司法判定时侵权主体难以判断。

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技术运营部高级总监王鲁强介绍，腾讯视频通过技术对抗、民事维权、刑事打击等手段，构建了版权保护体系，2018年共处理视频盗版链接380万条。在对抗过程中发现，视频盗版的技术不断翻新，除了传统的浏览器插件和盗版网站，近两年又出现了聚合解析软件。

新技术的发展，使网络侵权变得容易，也大大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崔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在小程序成为重要流量入口的当下，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手段也需要不断更新。新的技术环境确实给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些新课题，我们需要一些版权制度方面的观念突破，如更加规范和简便的版权交易、分割、授权制度，全版权运营手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