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四个春天》，我对陆导非常尊敬，他在镜头和节奏上都掌握得非常好，姐姐去世这件非常伤悲的事，都丝毫没有改变电影明快的基调。”前日，作家阎连科与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在上海西西弗书店的对谈中说。此次，将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作家与导演联系起来的是主题“家庭”——《四个春天》主要讲述的是家庭和亲人的故事，阎连科也曾在2009年出版过描写父辈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我与父辈》。今年《我与父辈》再版，并新增了作者自序，在新版面世之际，阎连科与陆庆屹展开了一场关于家庭关系、代际问题的对谈。
在对谈中，阎连科提到，他曾告诉母亲自己能挣很多钱，不要为了两斤肉一斤白菜斤斤计较。母亲问他到底能挣多少钱，他说，“比村头的建筑队一年挣得还要多，”这使得母亲心满意足地相信他有花不完的钱。不知是出于幽默还是糊涂，母亲跟他说，村头建庙，你去给捐个三五万，村里生活艰难的，你也给他寄两千。阎连科也会为了维持这个谎言，酌情给村里的庙和困难户捐钱。
陆庆屹在活动中谈到父母时说，自己年少时曾非常叛逆，有时会故意考试不及格，惹父母和老师生气，后来也曾离家出走。“我爸妈在县里是受尊敬的人，结果我长成了一个败类，十四岁又进了派出所。他们就跟我说，你做什么我都同意，但是有四点：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做任何选择都要自我负责。”陆庆屹回忆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几句话越来越有分量。在他后来选择流浪和当矿工的时候，他的父母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对我的期待没有那么高，不要犯罪就好，不要死不要打架就可以了。”
活动现场阎连科与陆庆屹 图片来源：出版方
谈代际关系：“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
在对谈中，阎连科说，见过世面的子女最好不要想要改变父母的想法。“你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比那里的人多读了几本书，见过一点世面；你走遍多个国家，你家人就去过郑州洛阳；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他们重男轻女，你能改变吗？他们希望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没有错啊？因为他们就是那块土地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一千年。”在自己家里，他经常跟兄弟姐妹说，“如果母亲哪里做得让大家不高兴，我们就多说点谎话，多说假话，哪怕她在谎言中幸福地过去了，我们也尽到我们的责任了。”
至于和子女之间的相处之道，阎连科说自己常和妻子讲，坚决不要干预他们的任何生活，有钱要和孩子们一起挥霍掉。“孩子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没有蹲监狱，父母已经教育得非常好了，结婚后没有花你的钱，就是非常有能力了。”他承认，自己这种对家人的态度“确实不太真诚、甚至有点虚伪”，但却不失为解决家庭矛盾的好办法，家庭是需要谎言存在的，“我们家庭需要一种伪透明，这才有利于家庭和谐。”
陆庆屹提到，有一次回家，退休的父亲走在他前面，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的白发，“那天有点小风，白发微微颤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陆庆屹在今年尤其意识到父母正在衰颓，父亲的身体状况令他忧心，“其实今年春节我过得非常不快乐。两年前，他还是一个可以挑七八十斤水的人；但现在，你看到他要站起来的时候，都忍不住去搀扶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陆庆屹的眼眶湿润，声音也哽咽了。“我的父母是高尚的、温暖的，我想把他们留下来，即便他们会离开我们，我希望影像可以保留下来。”
《四个春天》中的陆庆屹父亲
谈《我与父辈》：只有这本人见人爱，其他作品人见人烦
《四个春天》里所记录的陆庆屹父母的生活，让阎连科觉得非常惊讶，在他看来，虽然他们住在偏远的地方，生活得如此艰难，但对生活丝毫没有怨言，而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与他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同。“我的父亲母亲会抱怨生活、社会和周围的人，当然，电影呈现的是这个结果，可能他父母也有抱怨，但被剪掉了。”阎连科评价说《四个春天》里的生活是充满诗意、透明和美好的，几乎人人都是天使，没有呈现黑暗和折磨人的东西，而这种美好在他的小说中很难找到，“我的作品中充满黑暗与折磨人的力量，很多时候是魔鬼多于天使。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就是，上天命定你到社会上感受黑暗。”而《我与父辈》则是这些“黑暗”作品的例外，他甚至说，“我一生的写作中，只有这本书是人见人爱的，其他作品都是人见人烦的。”
在写于2018年的《我与父辈》的自序中，阎连科也写道，写完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之后，春节时他接到了家乡县里领导的电话，领导说，“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这个电话让他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并且重新思索他与那块土地的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路。”因为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他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地重新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当作一种“赎罪”和“忏悔”。
《我与父辈》
阎连科 著
中原出版集团·果麦文化 2019年
凭借《我与父辈》，阎连科试图修复自己与故土的关系，而在活动上，他也讲道，写这本书时他正面临着漫长的写作困境。小说《风雅颂》周转了六家出版社，经历了反复的修改；有次出版社社长把他叫到了一个饭局上，给他准备了礼物，跟他交流修改意见。“我拿个笔，他提意见，我大概记了十六条，前面十五条都是可以修改的，最后他说你这个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是正面的、充满光明的……我一听这就不能改了。”阎连科说，自己非常感谢这位社长，但是当天饭也没吃，就提着礼物回家去了。这件事使他的内心陷于矛盾之中，他想到自己的写作出了问题，世界可能也出了问题。他说，自己是太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了，“要跳舞就在这个舞场跳，不能去跳野舞；你要打篮球，你就不能打野球；踢足球就要在足球场，而不是大街上……我这个人人也非常老实，长得也非常老实，其实内心特别渴望冲破条条框框，希望写作是没有边界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好像冬天变得漫长了，每天都处在寒冷之中，“人在冷的时候，就渴望一种温暖，我就这样写下了这本充满温暖真情的散文。”
如同阎连科自我认知的那般，《我与父辈》中写到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四叔的一生，显得尤为深情。“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成为一个乡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