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阿里后，李南君多了一个价值判断的尺度。她无意识地以此来丈量过去的经验、当下的能力和未来三年的工作目标。
比如，总结过去两年的 VC 生涯，简单粗暴点说就是，“如果不是在这个行业，我要混多少年才能跟一个 P10 （阿里职级）坐在一个桌子前面说话呢。”
但今年八月的一次内部会议“把这张桌子给搬走了”。
那次会上，她所在的基金合伙人终于“戳破了那张窗户纸”，“寒冬就要来了。你们不一定要看那么多项目，你们出手的机会也不会很多，但是在这个中间，你可以积累一些旺季的时候积累不到的思考。”
坐在下面的李南君这样理解这番话：你们去看吧，反正也不会投了。
大草原没有了
“每个基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把住这个口子，只有老板自己知道兜里有没有钱。”
她跑去问其他机构的朋友，说你们基金还投吗。朋友回复她，“老板没说不投，但是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周上会的案子没有通过。”VC 圈子小，这类信息和焦虑情绪，几个人坐一起喝一次咖啡就相互传导开了，并且还会递次放大。
李南君读的是电子商务，在电商零售平台工作一年后才转做 VC。回头来看，她觉得如果时间点再往前挪，放到 13、14 年，“他们大概不会招我这样的产业背景的人，因为 VC 还没有到这么深入看消费零售的阶段。”
她经历的是这个行业最后的狂热期，最夸张的时候，项目是靠抢的，“在推上会之前，创始人就先爆炸了，说你们基金有六个人跟我聊过，到底谁来管这个事？”
Danny 就在这六个人之中。他去年才毕业，入行时读了大量知名投资人的心得体会、投资逻辑分享。后来他发现，这个行业买的是他的热情和行动力，至于他的个人思考和逻辑判断，并不那么重要。
“投资经理其实就相当于机构内部的 FA，没有人为我的认知买单，我只能把我的认知包装给老板，看他买不买单。就像销售，销售没有权力决定采购什么东西，销售只能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卖。”
“VC 其实很私企。”李南君和 Danny 给我的结论一致，“不要信老板划的赛道，特别是早期的投资，很难说你看的方向我就完全不懂，比如说教育，消费，谁都能说两句，其实没什么壁垒在。”逐渐地，他们对这样“同质化的竞争”习以为常了，只是觉得“投资工作本身在消耗我对投资的热情”。
“为什么那会儿项目竞争会这么激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一个工作日的午餐间隙，李南君在杭州 Z 空间里的星巴克问我，“因为发生交易的频次在急剧地减少，热火朝天的感觉遮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了。”
她在蚂蚁金服的新同事张鑫做了六年商业记者，从 14 年年底开始，不断有采访对象问她要不要来做投资，或者要不要加入自己的创业项目。这个信号是逐渐微弱的，到了最近这大半年，没有人再问她这个问题了。
梳理中国风投快速发展的这六七年，我发现创投圈经历过几次大的招聘潮，而来自不同背景或职业经验的李南君、Danny 和张鑫可能恰好对照上了其中几次变换的招人方向。
比如，最早的一波往往有海归和金融背景，那时候投资还是非常头部、精英的金融生意，现在他们大多已经成长为基金的合伙人。移动互联网兴起后，快速找到人、找到信息最重要，于是处于下沉行业的记者们有一部分开始转行做 VC；再之后是产品经理的加入，这时移动互联网不再是新鲜事物，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需要在用户增长、留存数据上落地；再之后，VC 招了一批像 Danny 这样的应届生，回头看那可能是市场狂热到贪婪后的浮躁期，所有人都在抢着 pitching；而近一年，移动互联网红利到顶，大家开始看消费、看产业，李南君所在的基金很早就做好了人才布局。
招聘潮、人才供需关系的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市场情况，嗅觉最为灵敏的 VC 行业更是如此。一位在今年一月份离职的投资经理告诉我，他所在基金的离职群，半年内就新加入了十个人。“要说今年 VC 最突出的变化，一个是高离职率，一个是纷纷做起了 FA 业务，或者做商学院搞培训。每个基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把住这个口子，只有老板自己知道兜里有没有钱。”
还有一位投资经理说，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去年周围开始炒币的同行们当时有多疯，现在就有多丧。“但这件事的重点是说，大家已经在期待另外一个梦想了。”
“互联网以前抓的是连接，捕到的是大猎物。我进来那会儿，开始从产业招人，抓消费，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没有更多结构化的机会出来了。”李南君这么给我打比方：PC 端是个大草原，移动互联网也是个大草原，而过去这些年大家做的其实都是在这一片大草原上圈地围剿。
如果说，资本寒冬是内忧外患造成的时下困境，那比寒冬更棘手的问题是，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新的大草原了。
人生也是一场价值投资
“我不觉得量化的东西更高级，我只是觉得更有安全感。毕竟我没杨超越那种命。”
在合伙人发出“寒冬宣言”的那一刻，李南君心想，如果整个大行业在往下沉，那么这几年，我还要不要在这个不确定的行业里赌一把。她算了一笔“人生账”：24岁入行，干到26岁，我还能去学东西，还没有路径依赖，我还在一个学习曲线很陡的阶段。
吴味子是李南君做 VC 时结识的业内好友，俩人几乎前后脚加入阿里。现在，她们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周末的时候会偶尔一起上自习，自习的主要内容是，写代码。
双十一前夜，我和吴味子在阿里西溪园区里边逛边聊。整个园区张灯结彩，充满了“毕业晚会”的气氛，她背着小书包，捧着个大椰子，像是来这里读书的大学生。
100 天前，她从某知名 FA 离职，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了面试、搬家到杭州、体检和入职，现在在一个被部门老板称之为“阿里发改委”的团队做战略分析。她今年24岁，在这个两年前组建，以经济学家、算法分析师为主要构成的团队里不仅年纪最小，也是唯一有创投背景的人。
必须承认，我注意到她、李南君、Danny 以及另外几位投资圈的年轻人的确是因为一个假设：一两月间，他们纷纷离开 VC、FA 流向了 BAT、TMD 这样的互联网大公司。看起来，这和四五年前时兴的“逃离大公司”的论调有了前后呼应，寒冬之下，他们似乎又“逃回去”了。
但采访了一圈下来，我发现，他们的选择和心态远比我想象得复杂。这不该是“互联网人口流动的问题”，而是“具体的人的问题”。起码我接触的每一个人，做出的选择都不是寒冬之下的应激反应。也不只一个人向我强调，寒冬充其量是一个导火索，让人在无所凭恃的时候，冷静下来认清自己，也认清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告诉我， “寒冬根本不是答案。”
那么，那个最大公约数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理论来说，人生也是一场价值投资。
VC 的工作是判断趋势、判断人，是极少的成功和大多数的失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运气的成分会非常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价值投资”是相悖的，如果你的人生追求的是确定性，是每一步都知道自己在进步，都觉得自己抓住了些什么，那做 VC 久了很容易陷入价值虚无。
这种感觉对年轻人来说尤为致命。当然，在市场好的时候，不确定性强能让底部的人有更多机会起来，但市场不好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感到迷茫、甚至是绝望。
一些离开的人告诉我，如果留下来，希望有更多出手的机会、投出的项目能得到更多的验证，再或者，有明确升职加薪的路径。还有人说，投资这个行业，过程无法量化，结果无法监测。但与此同时你又只能用结果说话。“我不觉得量化的东西更高级，我只是觉得更有安全感。毕竟我没杨超越那种命。”
于是，在这场“人生的价值投资”里，有人的重点是把握安全边际，有人则是重新审视内在价值。因为在市场变差时，戳破的除了泡沫还有自我认知。
“你想啊，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里，你不用受什么苦，整天做判断，然后能挣钱，一些资历很深的人等着你投钱，你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搁谁不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啊？”
那天晚上，我和吴味子聊了四个多小时。对于大多数问题，她斩钉截铁，充满自信；但谈到做 FA 最后那半年，她流露出愤怒、痛苦和脆弱的复杂情绪；她也毫不避讳和你谈论一些底层的问题，对此念兹在兹，不加掩饰自己的迷茫和困惑。比如我刚回到酒店，就收到了她的微信，“你怎么看这件事呢？从人身上挖掘真相更容易，还是从数据中挖掘更容易？”
我知道她过去的答案是“人”。她一毕业就入行，第一年特别热衷于社交，“谁都认识，天天出去喝酒吃饭，跟投资人、创业者聊天，在朋友圈里插科打诨。”她自认中二，理想主义，常常横冲直撞、口无遮拦，“总之一做自己就很容易得罪人”。但 FA 第一年，她非常努力地扮演着一个必须 popular 的角色，而且还很成功。“我们不是直接做事情的，你只有接触到更多的人，你才有可能更接近真相。但是如果你不 popular，你离那些最顶级的项目就很远。”
总结来说，这种 popular 给她带来了“不少钱，很多黑，以及更多的无意义感。”
一开始，钱是最直接的价值体现。赚到第一笔佣金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刚毕业的小孩没见过钱，觉得半年不工作都够养活自己了，我真是太牛逼了。”后来她看消费，赶上了几个热点项目，就赚得更多了。但很快，她成为了圈子里谈论的对象。“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凭什么让人把项目给她的？这个圈子离钱近，离权力近，男性又多，大家就往各种方向编排你，物化你。”这一度让她非常难过，像一种四处笼罩的隐形暴力。
但比之更痛苦的问题是无法排解的“自我怀疑”，她逐渐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是运气，跟自己真没多大关系，也很容易被甲方瞧不起。我自己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在旁边压边池的人，甚至都不是在里面下注的人，创业者之间的博弈才是真正上台面的东西。”
这个过程从 18 年春节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她抑郁，失眠、酗酒，几乎无法走出家门。事情发生变化是她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如果今年就这样躺着，公司给我发一百万，我还在床上躺着吗？另一个是，这个行业里最好的 FA，我愿意成为 TA 的样子吗？
在明确给出否定答案后，她决定跳出来。
与这两个问题正好相对的是，我们聊到最后，她进行了一番自我梳理，她说，过去这两年做 FA，一是让她见过了钱，二是让她见过了人。
“这两个事情都特别宝贵。做 FA 只是让我通过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找到自我，但那也是找到自我。”
薪资倒挂和招聘冲突
“人是这样，钱是这样，VC也是这样的。流动方向是一致的。”
从人的角度，其实现在 VC 行业的情况，有点像三四年前的咨询业。
我在采访中注意到，这两股年轻人的流动潮在互联网大公司里交汇了。他们所在部门的“少数人口”里往往都有在两三年前就跳槽过来的 consultant。
某 TMD 公司投融资部门的 Allen 就是咨询出身，“如果你在 consulting service 已经做了两到三年，或者三到五年，这两个节点上大家就会开始思考在专业服务这个领域里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但二者最不同的地方在于，consultant 这些年的流动是稳定的，而 VC 则更受市场起落的影响。
如果要说回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最近一年半，创投圈跟互联网大公司，出现了薪资倒挂。
Emily 做了四年多互联网猎头，她所在的公司是阿里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光是去年，就解决了阿里 P8 以上职级总共 100 多个职位。按她这些年的观察，“14 年那会儿是 60% 到 70% 的人想创业，少部分人愿意去大公司；从 16 年开始，慢慢打平；到了 17年、18年，这个比例跟 14 年正好倒过来，七三开。”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薪资倒挂。
“我的很多候选人，刚开始聊的时候还单身，四五年的创业热潮一过去，二孩都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求不求稳？”
她也拿阿里职级举例子。“对于 P7 这种 level 的人，差不多每年在 70 到 100 万（整个 package），创业公司以前为了赶超竞争对手，甚至可以超出这个数字。但现在它们给不了这么多钱了，大家也不再那么相信期权了。而一些大公司，不管上市的还是板上钉钉要上市的，就算得几年时间才能兑完（股票或期权），允诺的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钱啊。”
咨询行业当年有同样的“资金倒挂”的现象，“比如一个人，在麦肯锡年薪可能五十万左右，同样这个人，在阿里、腾讯、百度也都能拿到这个钱，甚至更多。”
当下的 VC 行业也是如此。李南君这次转行，整个 package 都算上比做 VC 时高了不少。但悖论的地方是，很大程度上，正是她的 VC 背景和视野使得她比社招的同龄人拿到了更高的职级。
猎头 Emily 还有一个观察：腾讯、阿里、小米等等这些互联网大公司的战投，不管是职业前景还是薪资水平，都不输现在的 VC。今年也有一部分投资经理保守起见，在原有路径做小幅改变，跳到了大公司的战投部门。“你看，人是这样，钱是这样，VC也是这样的。流动方向是一致的。”
以 Allen 所在的某 TMD 公司战投部为例，一个比较典型的人员配比是：consultant 占 30%，投行背景的大约占 40%，VC/PE 占 20%，还有 10% 左右来源于其他业务线。
最近这半年，Emily 还会建议池子里的候选人最好都先去聊一聊大公司，倒不是为此背书，而是“给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找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标准体系。”这个把自己明码标价的过程有点残酷，但招聘市场确实看重 BAT 等公司的职级，有了这个指标往往会在人才市场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
但我必须强调，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做 FA 时拿很高项目佣金的吴味子到了大公司，经历的反而是“降薪”。但她觉得要算大帐，而且“这个行业特别缺乏算大账的人”。
比如，去年的时候，她看项目还能签独家，拿五个点，但“18 年就出来很多那种不要钱的 FA 了，这其实是在破坏行业规则，大家最后都没的做。”再比如，她来阿里后，每周都有人找她打听情况，说自己焦虑，想换工作，但没聊两句，对方就想着“拿了年终奖再走”。
“如果你挣短线的钱挣惯了，你就不去考虑其他事情了。过完年大家都看机会，还有戏吗？”
其实不用到年后，最近两个月关于阿里、京东等大公司“缩招”的传闻已经层出不穷。Emily 不便透露每家公司的具体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和我们刚才说的大家涌向大公司的状况，存在一个明显的冲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公司的竞争更加激烈，进入门槛也更高了。
于是，这就有了一个更加值得被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个人在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更是我和采访对象反复求证的部分，那就是：VC、FA 真的可以适应大公司的工作状态吗？他们的背景、skillset 和对行业的理解能在大公司里脱颖而出吗？最后，前几年被诟病的“大公司病”现在就不存在了吗？
从猎人到农夫
“我现在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使用工具等硬技能不是最有门槛的，不是壁垒，这个东西太好学了。”
如果继续挪用人类学的比喻，那么在没有大草原的时候，每个民族都要学会种地。而从猎人到农夫，也是李南君身份认同和真实心态的转换。“原来更像漫无目的地出门打猎，现在有了一块看得见、抓的着的责任田。”
我去采访时，他们大多已经度过了磨合期，除了张鑫。见面的前两天，她才第一次把行李箱的衣服归置到衣柜，“可能是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适应不了就能买张机票马上飞回去。”
虽然和李南君、吴味子差不了几岁，但她已经结婚，在北京买了房子。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公司工作，也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城市去生活就是，“不像换工作，更像小时候转学，还换了教材。”据我了解，像她这样付出较大“生活成本”的人在阿里很常见，来了待两周就走了的也不是没有。
更普遍的问题是，无法适应工作节奏和沟通方式，最直接的感觉是“苦，加班，周围的人都跟自己不太一样”。年末，还有人感觉自己陷入了“西西弗斯式”的汇报。
李南君总结了经验：适应期大概两个月，熬过这个阵痛期情况就会好转。第一个月要“找位置”，这个过程最焦虑，那段时间她经常失眠，偶尔会哭，每天睁眼就是三个问号：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第二月“学技能”，一般是一些编程语言或数据工具。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VC 没做过业务，也不会使用工具”更像是一种身处其中的人想象出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也是一种“围城”，你没做什么就对什么感到心虚和恐惧，而这种心态又反过来影响你的选择。在我接触的这十几个人中，没有人因为工具或某个业务技能学不会而被绊住脚步。甚至有人告诉我，认为自己这一两个月最大的自我迭代是，彻底克服了“工具焦虑”。
但这的确是许多人当初最不自信的地方。“面试小米战投的时候，最后跟大老板见，给我出的都是特别业务的题，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要先给我个下马威。”一位前投资经理说，“我现在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使用工具等硬技能不是最有门槛的，不是壁垒，这个东西太好学了。”
那什么是门槛呢？门槛往往都是软技能，是你从过往行业里带来的视角、经验，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李南君自信的地方是，“我觉得自己就像带了一套很好的装备，只是需要在这一局里发挥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是，一旦进入陌生环境，人往往焦虑、无所适从，为了尽快融入就很容易无意识地把自己“螺丝钉”化。一位互联网大公司的 HR 告诉我，很多时候，他都需要跟跨领域的入职者分享，“你为什么会被这支团队需要，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你在其他领域里的经验”。
也有人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至多三年，第一年工具，第二年数据，第三年能跳脱出框架。“我完全没有预期说我能在这好好生活，我是来找那些我想要的东西了，虽然我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得到。但来就是带着目标来的，比如我想看故事之外的东西了。”
“大公司没有故事吗？”
“当然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故事。”
“那你现在在这个故事里头了。”
“但故事之外，它还有大量的真相在每天发生着。”
如果汇总一下，我听过的目标还包括：方法论，研究事情的方法、数据分析的方法；宏观的思路，巨型公司的老板或者核心高管是怎么想问题的；自我验证，我通过 VC 这个万花筒看过商业世界大部分的运作模式了，那我自己上手能做成什么样；还有就是，为自己将来创业做准备。
杜杨三年前就怀抱着最后一个目的。第一年的双十一，兴奋，紧张，感觉像在准备高考，“那会儿我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两天（临近双十一）跟你聊天的。”但到了今年的双十一，一切步入正轨，他甚至还在那天去健了个身。
明年他就准备辞职创业，而且不能在杭州，更不能在方圆五公里内。“这一片叫创业坟场。迷信的说法是阿里把风水占完了，实际的情况是，在杭州，创业小公司多少都跟电商挂一点钩，你还是绕不出这个生态，久了就会很温吞，对创业最致命。年轻人其实也一样。”
即使刚来不久的吴味子，也常常有这种感觉。“我站到那个楼上看的时候，这周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楼，所有的公司，全都是靠阿里这个生态来赚钱的。那边是一堆网红经纪公司，那边海创园有很多淘客。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吸引着资源，也吸引着通过这个生态赚钱的人，但外面还有很大的世界啊。”
吴味子说，“重要是还是自由，现在我觉得，起码我自己觉得，钱基本控制不了我，别人基本控制不了我，但是我还想让事情控制不了我，那我就得掌握看清楚事情的能力。”
“我不想迷失在这里面，越活越窄。就像投资是一个围城一样，任何一个领域也都是这样。”
这让我觉得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体验，而每种体验又往往是个围城。不管在墙内还是墙外，都不要遗憾过去发生过的事，也不要害怕未来的选择。
就像最后吴味子分享的故事：
“小时候，我爸为了锻炼我，强迫我去逛那种奢侈品店，就王府井、国贸那些香奈尔、爱马仕的店。那种店里，一般都是有钱人，你一进，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店员要跟着你。我就特别尴尬，但我爸就迫使我去，他说你必须要在那待够 15 分钟你才可以出来。”
“他会用这种方式刻意地训练我，告诉我说，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