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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高端手机没戏:HTC不如专注代工与VR

日前有消息指出,HTC 2017年不会像2016年一样采用机海战术,而是要专注高端机,只会推出六到七款手机,砍掉入门机型,全面走高端路线。其中就包括三款高端产品,除了旗舰U Ultra和U Play之外,还有一款可能搭载骁龙835处理器的最高旗舰即将发布。被砍掉的则是Desire 530、Desire 10这样入门机型。

而此前HTC也公布了第四季度财报,手机业务再亏损了1亿美元,2016全年营收同比下滑了35.8%,净亏损了3.4亿美元。两年净亏损超8亿美元,手机成了HTC亏损的主因。

从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四季度,HTC已连续亏损七个季度了。最近两年来,在中国市场,面临国产手机的强势崛起并不断蚕食中低端市场份额,HTC几乎已经没有了存在感,边缘化已成既定的事实。有人提到,如果不是HTC出来开发布会宣布这样一个战略,或许不少人已经忘记智能手机行业还有HTC这个品牌。

2015年HTC的市场份额就已经不足1%,201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HTC甚至并未进入大陆智能手机销量榜前20名。也有业内爆料,HTC手机2016年的总出货量仅1000万台,还不及华为、小米一个季度的销量。

境况惨淡:为何HTC还要坚持高端市场战略?

在这种惨淡的境况下,HTC手机为何还要坚持高端市场战略,抱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很显然,HTC如今还有其他业务为手机输血,而HTC还在沉迷于2010~2011年时候的光辉岁月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大家或许依然记得2011年4月前后,HTC市值首次超越诺基亚的辉煌时刻。在那个时候,HTC是很骄傲的。在2011年第3季度的时候,HTC是全美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品牌。曾有知乎用户指出,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有个四大D家在台南的合伙人来校演讲,不无自豪的说台湾宏达电卖给大陆的产品都是二等货,因为卖给中国旗舰的话很快就会被山寨。彼时宏达电股价是历史最高股价是1200台币,市值350亿美金。

但到2013年年底,HTC的市场份额就已经跌落至不足10%,2016年HTC营收仅为高峰期的17%,去年还被传或将出售手机业务,不过当时HTC官方微博辟谣表示了“严正否认”。

HTC一直将它的衰落归结为不会营销或者手机产品线混乱冲突,因此不断缩小机型。但HTC并没有认识到的是,HTC手机业务衰落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产品、技术以及供应链等硬底子根基不足,短板太明显而且在竞争对手快速崛起的时候,HTC并没有危机感而且进步缓慢以致于逐步落后于时代。

HTC早期成功的原因是最早一批绑定谷歌Android系统,占据先发优势,然后迅速铺开销售网络,与全球运营商展开合作,占据了智能手机初期红利的风口,等到其他厂商觉醒过来,HTC的低配高价与市场其他快速崛起的厂商相比就毫无优势可言了。早前HTC被迫退出巴西市场,当时巴西媒体就一针见血的指出,除了苹果和三星的高端机,中兴、联想、诺基亚价位在100美元的低端智能机也很受欢迎,反倒HTC的品牌与200美元的价位显得有些尴尬,市场份额不足1%。

众所周知,HTC没有苹果的操作系统顶层的封闭生态系统,没有三星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布局,既缺乏对于产业链掌控、议价能力以及产品创新与品牌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也没有从芯片、摄像头、传感器、CPU、面板、存储器和处理器等硬件层面的核心技术优势。到目前为止,HTC在品牌溢价层面、技术专利层面、营销层面、销售网络、价格方面,相比华米OV也没有优势可言,在系统层面与产业链布局层面,早已被苹果三星远远甩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HTC依然在信奉自身的品牌溢价,依然在对标苹果。

归根结底,HTC始终没有办法认清当前的市场局势与自身的实力,HTC沉迷于陈年往事的辉煌中太久,以致于忘了当今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的残酷性早已经不是当年智能机处于人口红利时候的那番光景,而HTC本身的短板太多,在市场方面,没有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主战场与依附,在大陆市场又缺乏渠道网络以及市场策略与产品优势、价格优势,进军海外市场实力与专利不足,在海外,HTC被中兴华为等品牌赶超,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高中低端HTC均未能啃下应有的市场份额。

从目前的情况看,HTC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走高端市场无疑是走入了死胡同。正如有业内人士指出,HTC没有苹果的命,得了苹果的病。在笔者看来,HTC真正的危机在于品牌危机,本身实力支撑不起的高端战略正让其品牌定位混乱与在用户、投资人、股东心中的诚意度与满意度与品牌影响力持续下滑。它必须回到与自身实力与品牌溢价相匹配的定位上来,否则会让亏损的情况更加恶化。

说到底,以代工业务转型的手机厂商在面临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从开发到销售、盈利等一系列的环节的问题与困境都会在后期暴露与放大,加之高端品牌的打造需要高研发投入、高营销投入,HTC当前的财务状况来说,也难以支撑HTC当前选择的战略。

专注高端手机,HTC不如专注代工与VR

因此,笔者建议,专注高端,HTC不如专注代工与VR。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看VR市场,VR虽然目前依然处于技术与产业、内容发展不成熟的阶段,但是HTC在VR方面也不算没有起色。在目前的高端VR市场中,HTC Vive与OculusRift和三星Gear VR、索尼、谷歌Cardboard等国际品牌至少也是平起平坐的。在2016年,中国VR市场,HTC目前以18%的份额领先,过去一年,其主打产品Vive在中国的出货量超过了5万台。

根据早前全球开发者大会(GDC)针对2000名开发者的调查中,开发者把Facebook的Oculus VR 作为开发应用的首选平台者,占比高达19%,其次是占比8%的三星Gear VR和占比7%的谷歌Cardboard,HTC Vive和索尼各自占到6%。

从这些市场表现来看,HTC在VR领域也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也不是没有扳回一局的希望,但要打好这手牌,对当前在手机与VR缺乏战略侧重与聚焦的HTC来说并不容易。



一方面,当前VR依然面临着行业性的难题,它在当前的浮躁的市场环境中并不被多数人看好,也不像手机等产品是用户刚需,仅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的功能,缺乏开发者应用支持、内容与应用场景缺失、硬件技术产业链尚未成型、使用价值也并未被有效挖掘出来。

另一方面,VR市场容量非常有限,却又太多企业插一脚进来分羹,而且众多VR厂商打的又是低价牌,尝鲜的用户又往往会大波倒向这些厂商,这对HTC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VR本身对HTC的业绩的挽救能力有限,而且需要大量的研发、市场资金投入。

但如论如何,这是HTC的一根救命稻草,当前,HTC除了力推它的产品外,还需要培育打造自身VR生态系统,鼓励初创企业和内容生产商、应用开发商在HTC的平台提供更出色的用户体验,早前HTC成立100亿元VR投资基金,并在深圳建立VR研发中心,这些都需要充裕现金流与产业链号召力,而与谷歌索尼facebook相比,HTC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它需要做的显然是更聚焦并且快速推进占据先发优势的打法来推进自身的业务,而不是让亏损的手机业务使得VR业务上的现金流与资本人才投入捉襟见肘,断送本有一定发展前景的VR业务。

如果说HTC要在VR上快速推进,充裕的资金链必不可少,那么回归老本行继续强化代工业务可能才是有效的策略。因为代工是HTC的基因。当初HTC在1997年成立时,HTC就作为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和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设计和生产手机、PDA和其他电子产品,并以不同品牌销售这些产品。也生产了包括戴尔Axim和惠普iPaQ等运行微软早期移动操作系统的产品,以及Palm Treo 650等智能手机。

后来HTC放弃代工转战品牌,当时的HTC风光无限,被赞为颠覆了台湾电子制造企业的成长轨迹,HTC对外宣布向品牌商转型的前一年,它的代工业务正如日中天。2006年,HTC每月的销量、收入都在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当年的代工业务为HTC创造了1,048.2亿新台币的收入,税后净利润252.47亿元。但如今回过头来看,HTC放弃代工或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看看如今的代工帝国富士康就知道了。

笔者认为,把手机业务出售,丢掉品牌的包袱,回归老本行做代工,对于HTC来说或许也是一条好的出路。做代工并不丢人,以代工发家而且资本雄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毕竟,每个企业都有它自身的优势基因,去年谷歌发布了Pixel和Pixel XL新智能机,HTC是这两款手机的指定代工商并拿下了订单,说明HTC在代工界还没有被遗忘,当时谷歌硬件部门负责人将公司与HTC的合作比作是苹果与iPhone代工商富士康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过话虽好听,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HTC回归老本行代工谷歌的Pixel手机连代工方的Logo都不能打上,当然谷歌显然也考虑到了HTC如今的品牌含金量已经大大缩水,HTC也应该从这里反思下,面临巨额亏损的困境,做好手机品牌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做代工并不需要,只需低下头颅积累实力,回到老本行做代工不失为保存资金、利润的好选择,也可以强化供应链、制造技术、流动资金为VR业务持续输血。

每个企业都有它本身的擅长之处与优势基因,在HTC在智能手机市场面临着严重衰退状况之时,它继续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业务可能是有意义的,做贴牌设计、生产的代工的前景远远胜过在营销方面、技术、品牌与销售网络上、产业链等各方面均不给力、而且亏损正在加剧的手机业务。

从当前的境况来看,在国产手机迅猛崛起以及苹果的iPhone 8十周年发布之际,HTC依然下注高端可能其危险程度要胜于往年。不过,HTC肯定会有醒过来的一天,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太迟。

未成年巨额打赏频发 直播打赏纠纷仅半年就涉890余万

从2016年开始,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事物已经逐渐成为当下最热门的互联网产品之一。近日,文化部官网发布通报称,已对网络表演部署双随机执法检查,第一轮将依法随机抽查50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仅半年来,因为直播打赏而涉及的盗窃、诈骗、挪用公款案件或未成年人趁家长不注意打赏网络主播就已出现28次,涉及金额890余万。

现象

打赏陷纠纷或违法

半年内至少890万

2016年被称为我国直播元年,从一个个普通的手机应用,到每场发布会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过去一年里,网络直播全面爆发,受到社会各界瞩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占网民总量的47.1%。其中,演唱会直播、真人秀场直播、游戏直播、体育直播等四大直播类型的用户使用率为15.1%-20.7%不等。去年网络直播市场,月活跃直播用户高达1亿户,用户总数较当年6月增长1932万。2016年年底,网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公布了《花椒直播年度直播大数据》,其中显示,该平台粉丝全年累计共送出12.8亿个甜甜圈,相当于1.28亿人民币。

伴随着网络直播的如火如荼,网友为喜欢的主播一掷千金、未成年人偷偷花费数万元打赏心仪主播、政府官员为打赏主播挪用百万公款等新闻层出不穷。

2月23日,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经济案。原淮安某局财务科现金会计常某为了能在虚拟的世界里出风头,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期间,多次窃取单位财务章,取走单位四个账户上的公款共计280.7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其余270万元全部用于网游以及打赏网络主播。

同月,重庆市开州区12岁的男孩“小龙”刷新了一个网络消费新数据:为打赏喜爱的主播,“小龙”在某网络平台上,短短5秒就刷出了6万元礼物。

北青报记者统计发现,过去半年中,因直播打赏引发的纠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相关的公开报道事件就有28件,涉及金额超890万。其中未成年人趁家长不注意打赏网络主播,花费过万后才被发现的新闻报道达6起;公务人员或公司会计为打赏主播挪用资金者有4人,金额总计700多万元;此外,关于为打赏主播进行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等有14条相关报道。

调查

打赏无需实名认证

充值缺乏身份审核

北青报记者体验多款网络直播软件发现,大部分直播软件都在画面底部设置了打赏功能,用户可通过绑定微信或支付宝等支付方式购买平台提供的礼物,送给正在直播的主播。平台会为用户提供价格不等的礼物类型,部分免费礼物可以通过完成日常任务完成,充值所购礼物起步价为6元,单笔上限为98元、298元或1598元不等。此外,用户也可通过个人设置购买平台提供的虚拟货币,供观看直播时使用。

北青报记者体验映客、一直播等直播软件发现,在充值过程中并没有身份核实等步骤,用户只需绑定移动支付方式就可进行充值。而花椒直播则在充值购买画面下方提供了一条“用户充值协议”链接。协议中提到:请确认您完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如您已年满18周岁,或您已年满16周岁且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否则请您停止注册或使用本协议项下的服务。协议在权利声明部分注明,进行充值时您是绑定的支付宝账户持有人,可合法、有效使用该账户且未侵犯任何第三方权益,否则因此造成支付宝账户实际所有人损失的,您应单独负责解决由此产生的纠纷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但北青报记者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进行账户充值时并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今年2月,银川市13岁女孩小丽(化名)为讨音乐主播开心,从家中偷拿4000多元。由于没有银行卡绑定的支付软件,小丽将这笔钱拿到了附近一家手机店进行充值,然后全部打赏给了自己心爱的主播。小丽的父母知情后想追回钱款,却被告知无法立案。经调查,小丽是主动将钱打赏给主播的,其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诈骗行为,因此不构成刑事案件。

延展

监管侧重内容审核

缺乏打赏监管机制

2月27日,文化部官网发布通报称,文化部近日部署了对网络表演市场的双随机执法检查。第一轮将依法随机抽查50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全国主要网络表演经营单位约有100家,本次抽查数量达到总数的50%。通报显示,文化部将组织随机抽取的执法人员,对随机抽中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全面体检”,重点清理整治价值导向错误、淫秽色情低俗、封建迷信等禁止内容。


去年9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其内容也更侧重于对直播内容的规范。通知规定直播平台必须“持证上岗”,未经批准不得使用“TV”等广播电视专有名称,直播活动开始前需向省级以上广电部门备案等。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内容审核发现,而关于网络直播的打赏机制,目前未出台相关法规。

针对目前涉及直播打赏而频发的纠纷和因此引发的违法犯罪情况,君佑律师事务所于磊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网络直播平台设置打赏功能本身无可厚非,但应避免诱导性打赏的行为。对于未成年人因网络直播巨额打赏引发的纠纷,因为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打赏金额与其行为能力不匹配或盗用监护人财产进行打赏时,监护人可向受益方要求返还。

另外,如果网络平台涉嫌传播淫秽等违法犯罪行为,这部分打赏所得就属于犯罪所得,必须予以退还。于磊律师呼吁,直播平台在开通打赏功能时,也应当尽力完善相关打赏行为人的相关审核和监管的机制,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音乐IP稀缺的背后,为什么说罪魁祸首在于渠道?

以前,制作人和唱片公司是音乐市场至高的存在。

音乐人吃闭门羹那是常有之事,甚至都无法接触到他们。21东方唱片的张卫宁就曾抱怨过:“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没有渠道进入这个行业,不知道该找谁。”

现在,用户和流量才是音乐IP的掌控者。只要是好音乐,在网上自动就会流行起来。听众不需要经由唱片公司、排行榜的所谓推荐,就能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一批搭乘网络的音乐IP们,急速崛起。好妹妹、陈粒、赵雷……

从传统音乐到互联网音乐,旧渠道在瓦解,而多元化互联网渠道能够促进更多新音乐IP出现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音乐IP稀缺的背后,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渠道。

传统OGC时代,成为歌手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

电影ONCE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音乐寻梦的故事,男孩女孩曾经历了数年不被唱片公司青睐的拮据生活。那个时候,男孩靠街头卖艺维生,女孩在街头卖花,午饭时间去好心的琴行老板店里弹一个小时钢琴。

成为男孩女孩贵人的是某知名音乐制作人。虽然一开始男孩女孩组成的四人乐队,由于成员的默默无闻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还曾无故被他嘲讽。之后他们的专辑成为当时火爆的音乐IP。

可以说,这位制作人在男孩女孩的音乐之路上起到了重要的挖掘作用。但同时,也反映了传统音乐行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要成名,音乐制作人占据绝对主导权。

但这显然不是全部。

在传统音乐市场,IP的产生基本上经过四个环节:企划--制作--宣传--发行,涉及到唱片印刷、唱片出版、音乐制作、明星包装、歌手宣传推广、演出、版权代理、无线运营等多种业务。

对IP进行包装的主要是唱片公司,它们几乎把控了所有环节,每个环节都配有专门的运作团队,制作人只是其中一环。
即便如此,签约公司的音乐人也不一定能成为IP。据统计,全国有近50余万人次怀揣梦想已经踏进或将要踏进音乐圈,但每年全国成功包装的歌手不足50人,如何成为这10万分之一的成功者,成为所有人的目标。

换言之,想从一个音乐爱好者变成音乐IP,你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

拥有非常优秀的条件恐怕还不够,还要有唱片公司愿意捧。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唱片公司捧你?

在渠道单一的传统音乐时代,音乐IP都是控制在专业OGC机构手里,双方的话语权明显不对等。

行业将其称为“唱片时代”或者是“传统OGC时代”。

如果不是互联网的到来,这种局面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互联网逆袭带来的机会:让用户和流量决定IP

互联网来了后,垄断封闭的渠道不断被撕裂。

那些“垄断”音乐行业多年的大公司退居二线,音乐IP的产生交给了用户和流量,而网络就是音乐的最大流传渠道和供应商。
来看看,今年格莱美提名年度最佳专辑的五位音乐IP:从Youtube上走红的贾斯汀·比伯、独立厂牌XL Recording捧出的阿黛尔、成立自己厂牌的碧昂斯和Drake,还有乡村歌手Strugill Simpson。

从Youtube上走红之前,贾斯汀·比伯或许根本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会被提名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的歌手,“唱片时代”的制作人恐怕也不敢承诺能够通过传统唱片推红他,然而更扁平高效的互联网却让他成了“后唱片时代”最红的音乐人。

反观国内,也早有先行者。比如同样依靠算法崛起的今日头条正在运营一档名为《中国新唱将》的互联网选秀节目。

歌手杨子随手录的一首《鸿雁》看上去甚至有一些简陋,因为像素太低,他不得不把色调改成灰白。但只用了几天,他的音乐视频在今日头条上就有300多万的点击量。而此前,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曾被唱片公司和制作人拒之门外的次数。

这恰恰是移动互联网的魅力所在:“一个人+一台手机”就可以生产出吸引人的音乐视频内容。同时,在Youtube/今日头条这类拥有海量用户数的网络平台上,用户是唯一的评委,并形成一个巨大的“大众评审团”。他们所产生的点击量和点赞数将是歌手能否出线的标准。

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正在成为这种模式下的新导师: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量、观看记录、停留时间等进行音乐视频推荐。

但是,商业的江湖,已先后杀入众多玩家,只不过入局方式不同而已。

网易云音乐通过音频的方式入局,他们也在做算法推荐,成功推出了陈粒和赵雷。在上一时代崛起微博,从打破单纯由时间线作为信息排序入手,引入所谓智能排序,希望更好地进行短视频推荐。快手、秒拍、美拍,还有腾讯、阿里……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机会。

虽然依靠歌曲专业度取胜的张信哲可能依旧很难出来了,但是依靠用户喜闻乐见的内容和良好互动(代入感)的好妹妹们可能会不断带给你惊喜。

在这个嬗变时代,操控不了局势,只能操控自己。

Facebook VR计划面临威胁:法院或禁止Oculus使用侵权代码

法律和行业专家认为,Facebook在新兴虚拟现实行业的巨大野心可能受到法院禁令的影响。该禁令将禁止这家社交媒体巨头使用涉嫌侵权的关键软件代码。

上周四,视频游戏发行商ZeniMax要求美国达拉斯联邦法官发布禁令,禁止Facebook旗下Oculus部门使用或分发存在争议的代码,该代码嵌入到Oculus提供给外部企业的软件中,帮助其开发Rift VR游戏。

虽然法官可能要等到几个月后才能决定是否批准禁令,但知识产权律师认为,ZeniMax的禁令申请获批的概率很大,这将导致Facebook面临艰难选择:要么支付高额和解费,要么应诉一起可能威胁其行业地位的官司。

Facebook目前仍在积极应诉。Oculus发言人特拉·兰达尔(Tera Randall)上周四表示,该公司将对陪审团2月1日针对Oculus及其联合创始人做出的不利判决进行上诉。当时的裁定要求Oculus赔偿5亿美元,并认定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帕尔默·拉吉(Palmer Luckey)和布伦丹·艾里布(Brendan Iribe)侵犯ZeniMax版权代码,违反保密协议。

兰达尔并未就本文相关事宜发表进一步评论。

一旦ZeniMax的禁令获批,Oculus就必须停止向开发者分发代码,或者停止销售使用这些代码的游戏。Facebook 2014年斥资30亿美元收购Oculus。

游戏市场研究公司SuperData分析师史蒂芬妮·拉马斯(Stephanie Llamas)表示,这样的法院禁令将对Oculus构成巨大的发展障碍。这将给包括HTC、索尼、Alphabet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成为先驱者的重要机会。

Rift本身的销售不会被禁止,但拉马斯表示,游戏内容的缺乏会有碍这款产品的销售,使之在与HTC Vive和索尼PlayStation VR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虚拟现实眼罩市场目前规模较小,2016年硬件和软件销售额总计为27亿美元,而且主要限于游戏市场。但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Zukerburg)曾经预计这项技术“将成为数十亿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给社交媒体、娱乐和医疗行业带来革命。

SuperData预计,虚拟现实市场到2020年的规模将达到370亿美元。类似地,投资公司Cantor Fitzgerald去年也发布报告,预计虚拟现实业务将在四年内为Facebook贡献10%的营收。

ZeniMax的官司源自拉吉在2012年与视频游戏开发者约翰·卡麦克(John Carmack)之间的沟通。拉吉当时与ZeniMax针对此事签署了保密协议。

卡麦克2013年加盟Oculus,担任CTO。ZeniMax 2014年发起诉讼,指控卡麦克在该公司时的工作成果是Rift的关键元素。Facebook则在庭审阶段指责ZeniMax的“酸葡萄”心理,因为他们错过了虚拟现实这一重大趋势。

扎克伯格也出庭作证称,“认为Oculus的产品是基于他人的技术开发而成的想法是错误的。”

陪审团认定Oculus并未窃取商业机密,但认定其侵犯ZeniMax的知识产权,而且违反了保密协议。

知识产权律师认为,法官考虑的因素包括ZeniMax是否会继续受到伤害,以及这笔赔偿是否足以补偿其损失。


波士顿版权律师爱德华·诺顿(Edward Naughton)表示,ZeniMax的抗辩很有力,因为其技术仍在没有获得其许可的情况下被使用,而陪审团裁决也并没有补偿所有损失。

“我认为他们的机会很大。”诺顿说。

纽约版权律师米歇尔·舍洛维茨(Mitchell Shelowitz)指出,保密协议明确规定,ZeniMax有权在违约情况下获得禁令。

但并非所有律师都认为ZeniMax的立场有力。芝加哥知识产权律师约书亚·里奇(Joshua Rich)认为,Facebook很有机会推翻禁令,他们可以辩称,由于Oculus与ZeniMax并非直接竞争对手,因此后者的业绩并未受到影响。

诺顿表示,如果Facebook能在“禁令大战”中顺利过关,格局就将发生逆转。Facebook或许认为自己在上诉中的抗辩很有力,或者其手头现金充裕,从而希望ZeniMax能够降低和解金额。

“Facebook资金充裕,”诺顿说,“所以可以把对手拖入诉讼疲劳状态。”

山有虎,小米松果芯片为何向虎山行

小米发布了小米松果芯片,成为继华为之后,国内第二家自主研发手机芯片的厂商。

自主研发手机芯片,代表深厚的研发能力。在小米之前,在国内市场共一百多家手机厂商中,只有苹果、三星和华为三家具备这个能力。如今,小米加入这个行列,让人既振奋又担忧,振奋的是又一家国家厂商挑战新高度,担忧的是这条路遍布荆棘,小米能坚持到底吗?

手机芯片背后的巨人——ARM

当下经常提到的手机处理器,比如高通骁龙821、麒麟960,指的是手机SoC,并不只有手机CPU,主要是由CPU、GPU和基带芯片三部分组成。

提起手机处理器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公司——ARM,芯片的自主研发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完全自主的研发,而是在ARM架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自主研发。

ARM的商业模式很独特,既不生产芯片,也不设计芯片,只设计CPU,并授权给半导体公司使用,对方可以在ARM的基础上添加自主设计的DIY。

在其开放授权的商业模式下,基本上全球所有的半导体大佬都成了ARM的合作伙伴。从咖啡壶到服务器,只要是计算类产品,几乎都离不开ARM的芯片。在ARM的助力下,公司开发新产品时不需要消耗大把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从头设计研究芯片架构,相反,他们只需要查看一下ARM公司的芯片名册,购买,然后添加自定义设计就行。

ARM向这些客户收取年费或者使用费,甚至同一个技术可以重复收费,并用这些利润研究下一个技术。

同理,手机处理器的设计也是在ARM的架构上进行的。这是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异常艰难的事情,简单说的话,手机处理器从设计到实物,主要经过三个环节:一、向ARM公司购买授权;二、厂商在ARM芯片的基础上进行设计,集成GPU、基带芯片等模块;三、厂商拿着设计好的手机处理器方案找代工厂加工生产,比如三星、台积电,国内的代工厂有中芯国际。

松果芯片的研发也是这样的流程。

自研手机芯片,知易行难

上面的介绍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错觉:做手机处理器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其实不然,Intel和LG都在这条路上栽过跟头。

2016年,消费级桌面处理器和服务器等商用处理器的霸主Intel,全面取消了Broxton和SoFIA两款凌动处理器产品线的开发,在移动业务中亏损高达70多亿美元,放弃了与ARM在移动领域一争高下的计划。

同样是去年,来自韩国的半导体巨头LG宣布彻底放弃了手机处理器Nuclun 2的研发工作,并表示今后也不会再开发自己的手机处理器。原因是,公司研发的Nuclun 2缺乏竞争力,采用台积电16nm工艺制造,双核A57加四核A53,小核频率1.7GHz,但跑分性能还不如类似架构的骁龙808。这样的一款产品还不如直接用第三方方案更合理。

华为海思2004年成立,熬了十年,直到2014年麒麟920面世,才算真正的站稳脚跟。

即便是手机芯片界的霸主高通,也会栽跟头。2015年,高通的旗舰芯片骁龙810,就存在过热缺陷。自研芯片的难度,可见一斑。

巨头们的经历验证了一个道理:手机芯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出来容易,做好难。IP的设计验证,芯片架构设计,各个接口整合,各个IP模块的规划,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同时,还要面对功耗、发热和兼容性三大顽疾。况且从设计成功到量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的来说,从整体宏观的把控到具体细节的实现,都不允许差错。

自研芯片,有助提高小米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

MTK和高通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手机研发门槛,也减小了手机研发的难度。在高通、MTK以及展讯,能提供手机处理器的前提下,小米为什么要舍易求难,自主研发呢?

雷军在发布会上给出的理由是,“芯片是手机科技的制高点,小米要成为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掌握核心科技。”我觉得这个理由太空泛了,自研芯片对小米有诸多实际的好处。

首先,自主研发芯片有助于提高小米在供应链管理上的话语权。

目前,智能手机同质化严重,就连iPhone也被诟病创新乏力。创新乏力,致使产品同质化严重,供应链管理成为左右销量的重要因素。

手机处理器是智能手机的核心器件,在这一核心器件上掌握主动权的好处,在苹果、三星、华为的身上能充分体现。

苹果是软硬一体的竞争策略,从底层自主优化手机处理器,保证手机的流畅性。时至今日,安卓阵营的系统流畅性,虽然在追赶iPhone,但仍和iPhone有差距,这其中苹果对底层硬件的优化功不可没。

三星是全产业链布局的硬件一体化策略,旗下的手机既可以搭载第三方的芯片,也可以自主研发芯片,切换自如。

华为部分产品仍采购第三方芯片,但中高端产品,主推自家的麒麟芯片,手机的发布时间不受处理器制约。

相反,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手机厂商就会受到芯片厂商的制约,芯片的质量、节奏,以及供给数量,手机厂商均不能掌控主动权。

比如小米Note 1。小米Note 1可以说是小米发力中高端的首款旗舰产品,但其搭载的骁龙810存有‘发热’缺陷,拖累了小米Note 1的口碑,小米也痛失冲击中高端的绝佳机会。反观三星,在面对骁龙810‘发热’缺陷时,由于在供应链上握有主动,敢于弃高通而不顾,在自家旗舰机型Galaxy S6上采用自家Exynos 7420处理器。

再比如小米5。在骁龙820推迟上市时间的情况下,小米5为了能享受高通骁龙820的先发红利,一拖再拖,本该15年下半年发布,硬生生的拖到了16年上半年。

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芯片供应商在供应链环节上的强势和手机厂商的弱势。

在谈及小米去年销量下滑时,雷军提到,小米去年有三四个月的缺货期,缺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小米在供应链方面缺乏主动。

参照苹果、三星、华为,以及小米过去的经历,松果芯片果真能稳扎稳打,确实有助于缓解小米在供应链上的压力,提升小米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

其次,松果芯片有望降低成本。

自研芯片确实能降低成本,但这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命题。

自主研发芯片是人才密集和资金密集的“双密”产业。自研芯片的费用非常高。雇佣SoC设计团队,购买ARM公版设计内核,这些都得砸钱。

而且,自研芯片的试错成本也非常高。根据业内人士透露,芯片设计方案的一次流片实验的成本大概在1000万左右。出现哪怕一点错误,1000万就打水漂了,得从头再来。

更要命的是,从业界的规律来看,手机芯片至少要亏几个版本之后才能进入盈利模式。而且盈利还有一个前提,一款手机处理器的成本,1000万的规模才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这也意味着规模在1000万以下的中小厂商自主研发手机处理器是亏本的。

松果芯片确实降低成本,但有前提,产品既要有一定的规模,又要赢得市场认可。谈市场认可。

最后补充一点,松果芯片还能为小米生态链上的产品服务。松果芯片带来的红利,不光手机能获益,小米生态链上的电子产品也能获益。

松果芯片负重前行

Intel和LG的前车之鉴仍历历在目,松果芯片踏上的路并不轻松。

首先,松果处理器技术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前期搭载中低端手机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松果SoC的CPU和GPU都是ARM的软核,通讯模块也只支持三模,离核心科技还有很长的距离。此外,搭载松果处理器的手机销量良好,确实可以帮助小米分摊一部分研发成本。但如果松果芯片不给力,甚至存在性能缺陷,反而会影响小米手机的销量和口碑。

其次,芯片投入较大,小米一家难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做,所以小米联合联芯科技成立松果科技,共同研发芯片。然而,即便是两家联手,也很难说资源是充足的,能否保证持续投入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再次,芯片市场竞争激烈,前有高通打高端,后有联发科中低通吃,三星华为实力雄厚。强手如云,松果芯片只能徐徐图之,先在小米系中低端立稳足,再进攻中高端,任重而道远。

自研芯片之路并不轻松,小米自研芯片的纵向整合战略是正确的,勇气也值得敬佩。可以说,从手机产品向底层核心硬件纵向深入,小米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不过,市场是靠产品说话的,松果芯片能否赢得用户认可仍需时间的检验。

Apple Pay在华水土不服 惨遭支付宝、微信碾压

“This is it”,苹果CEO库克在推出Apple Pay时颇为意气风发。在美国市场快速取得成功的Apple Pay,到了中国市场则“水土不服”。

时代周报记者 曾令俊 实习生 向海霞 发自广州时代周报记者 曾令俊 实习生 向海霞 发自广州
“This is it”,苹果CEO库克在推出Apple Pay时颇为意气风发。但库克或许没有想到,在美国市场快速取得成功的Apple Pay,到了中国市场则“水土不服”。

一年前的2月18日,苹果在经历长期谈判后,终得以联手中国银联,进入国内市场。彼时,无论是外界还是苹果高层,都对 Apple Pay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前景充满了期待,甚至被认为有望冲击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但一年之后,Apple Pay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远低于预期,在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竞争中被远远甩在身后,甚至连中国银联都变成了直接竞争对手。

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最新资料显示,2016 年第三季支付宝在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占比为50.42%,微信支付占比为38.12%,而银联仅占据了0.91%。由此可知,作为银联手机支付中的一部分,Apple Pay的市场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成功肯定算不上,但说失败也不至于,只是市场对Apple Pay的预期太高了。时间久了,泡沫自然破灭,Apple Pay也回到了它本来的面目,和其他手机Pay产品一样,本来也就只能占据一小块市场,不能指望它颠覆‘扫码付’,其使命也在于此。”2月22日,某不便具名的支付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对于Apple Pay的市场占有率等问题,时代周报记者近日多次致电以及短信联系苹果中国公关部负责人谢玮,但至截稿时其并未回复。

市场占有率低

2014 年 9 月,苹果公司推出移动支付服务 Apple Pay,一个月后在美国上线。经过两年多的发展,Apple Pay 已成为了美国市场占比最高的移动支付服务,先后进入了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等国家。

数据机构BRP在近期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美已有36%的商家开始支持Apple Pay,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上年同期的16%,跃居第一大移动支付服务机构。

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拥有庞大的用户群,苹果自Apple Pay发布后就一直希望能够把 Apple Pay带入中国市场。但费率分成等问题成了“拦路虎”。

“苹果支付入华最重要的是和银行、银联之间的利益分成问题。”银联某子公司总经理此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各项问题基本谈妥。2016年2月18日,苹果公司宣布Apple Pay在中国市场上线,在上线当天,中国用户对Apple Pay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首日在Apple Pay绑定的银行卡数量就超过了3000万张。

苹果公司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菲尔·席勒在2016年初访华时,针对媒体的提问就表示,对于Apple Pay来说,进入中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站。

他对于Apple Pay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状况很了解,并强调:“Apple Pay将聚焦在自己的服务方面,苹果希望以后是数字支付的世界,不需要带钱包上街,而在这其中苹果的目标是提供‘方便、易用、安全、可靠’的支付方式和途径。”

有了银联的支持,Apple Pay可谓含着“金钥匙出生”。但好景不长,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牢牢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留给Apple Pay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此前库克到访中国市场,在咖啡厅使用Apple Pay支付,被商家拒绝,遭遇尴尬,这一状况也表明Apple Pay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并不强。

时代周报记者近日在采访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记者在广州天河城走访了40余家商铺了解到,Apple Pay的应用频率极低,大多数商店几乎不用,只有极少数连锁店的收银员会操作Apple Pay。

甚至Apple Pay在中国的合作方—银联都开始“倒戈”。在移动支付市场,银联将筹码都押在了NFC(近场支付)上,在推出“云闪付”后,2016年又密集笼络了苹果、华为、小米等手机厂商的接入。

然而,移动支付依旧是二维码的天下,银联也坐不住了。去年12月12日,银联正式推出了自己的二维码支付标准,并携手各商业银行和商户推广其二维码支付产品;从去年7月开始,各家商业银行也开始推广自己的二维码支付产品。

用户受众范围小,入华之时被寄予厚望的Apple Pay回归平淡。

“Apple Pay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并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用户没有调动起来,较之于微信和支付宝的接受度,Apple Pay就只有银行还会搭一把手。”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移动支付网分析师慕楚认为,Apple Pay来得有些迟。2015年支付宝和微信已大面积推广二维码支付,有效的地推和频繁的补贴促销活动,早已培养了用户的支付习惯。2016年才正式上线的Apple Pay面对的对手太强了。

其次,中国的用卡环境比不上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用卡习惯也还没有养成。Apple Pay本质上还是绑卡支付,而中国人均信用卡的持有量远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

费率也是一个问题。目前银联闪付的费率在0.38%-1.25%之间,微信支付、支付宝的收费在0.6%-2%之间。但支付宝、微信支付在补贴上力度较大,给予商家优惠后,两者的费率较银联闪付更有优势。


“苹果支付入华的最大一个矛盾点在于,国内的支付市场推广都喜欢拿钱来砸、补贴多,近似于烧钱圈地,消费者也已形成习惯。苹果未必能适应这种节奏,苹果非常重视利润,其背后的资本市场对利润是有要求的,比如股价,这样就不太可能烧钱,也很难占领市场。”张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另外,近场支付需要IC、ESE安全硬件支持,以Apple Pay为例,需要iPhone 6以上手机才能够支持,用户受众范围小。

根据此前腾讯公布的2016年手机市场深度报告显示,目前iPhone约占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25%,这也就说明另外75%的非iPhone用户已被排除在外。

艾瑞咨询高级分析师李超表示,Apple Pay在中国市场与本土的支付宝和微信等相比较,长时间内可能都难以匹敌,但是Apple Pay作为一种先进技术给全球的移动支付技术提升了一步,它同时可以看做一种基础设施。

“Apple Pay也会遇到来自政府监管部门的挑战,因为支付这种工具,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之所以能够撇开银联独立存在,是站在这几年互联网应用风口。这个领域现在受到争议,还因为它存在金融安全等问题。苹果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会遇到金融监管的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袭 呼唤中国的“工业安卓”

文章导读: 历次工业革命的列车都落下了相当数量的乘客:世界上仍有13 亿人、约17%的人口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落下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40亿人仍无法接入互联网。

历次工业革命的列车都落下了相当数量的乘客:世界上仍有13 亿人、约17%的人口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落下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40亿人仍无法接入互联网。

眼前呼啸而至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列车,谁会坐上头等舱,谁又会被列车远远甩在身后?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推动“智能工厂”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实现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的灵活协作。“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施瓦布说。

纺锤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走出欧洲、走向世界花了120年。相比之下,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的互联网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CPS(赛博物理系统)等突破性技术爆发式出现,其发展速度和影响的广度要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形成积极、一致的认识,具有战略紧迫性。

制造业大国已经先行一步。从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工业互联网”到“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旋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国纷纷把着眼点放在“工业技术软件化”。

德国《工业4.0》一书指出,“工业4.0”是一次现代信息和软件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革命性转变。“软件已经成为工业领域创新的首要推动力,其重要性上升,发展势头迅猛”,并将成为下一个产业新风口。

美国《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明确提出“软件定义一切”。对于所有行业的企业来说,“拥有强大的软件是能否取得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2016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将软件的战略意义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强化软件支撑和定义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工信部部长苗圩2月21日在2017工业互联网峰会上表示,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发展路径,将进一步形成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顶层设计。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推动‘互联网+’,乃至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提出,体现了业界的共识,软件是一个牛鼻子,是引擎,它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和灵魂。”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对《中国经济周刊》 表示。

在业内专家看来,“工业技术软件化”是中国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抢得先机,乃至弯道超车的重要砝码。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副局长、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对《中国经济周刊》指出,无论是互联网化,还是智能化,都是由软件定义的,工业技术软件化驱动了产业变革。

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基础上,全球工业巨头已经开始角逐工业平台,打造“工业领域的安卓”。如果说安卓和iOS让手机变成了智能手机,并带来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十年,那么,从制造到智能制造,也需要工业领域的安卓平台。

在工业软件和工业技术软件化领域深耕18年的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索为公司”)董事长李义章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国际工业竞争局势留给中国的黄金窗口期并不太长。“如果未来两到三年,不能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平台和标准,中国企业都用了德国、美国的平台,则不啻将中国的‘工业躯体’连接到别人的‘工业大脑’,核心数据、技术、知识都沉淀在别人的平台上。一旦到了这天,我们损失的机遇可能花30年都无法挽回。”


全球工业巨头悄悄“变软”,软件正成为智能制造最重要的部分,全球工业巨头疯狂并购软件公司。

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是谁?是微软吗?事实上,如果从代码行数看,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早已超越微软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作为世界第一大防务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以F22、F35战斗机而闻名。然而,该公司2007年全部收入396.2亿美金中,约一半来源于软件和相关IT产业。“洛克希德马丁有12万人,其中2万人从事软件相关产业,相当于2万人搞软件赚到了10万人搞飞机赚的钱。”中航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013年,中航工业集团采用索为公司的Sysware工程中间件以及知识自动化技术,率先全面启动了航空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建设。

作为航空业翘楚,波音是业内人士谈论“工业技术软件化”时最常提到的案例。波音787研制过程用到8000多种软件,其中只有不到1000种是商业软件,其余7000多种是波音公司融入几十年的工程技术、知识和经验打造的私有软件,正是这些软件造就并保护了波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了波音在飞机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有了那7000种软件,任何一个人离开都不影响波音的飞机研制水平;而没有那7000种软件,即便中国商飞公司请来了波音总设计师,也造不出波音飞机。”索为公司董事长李义章告诉记者,国外工业巨头都在做大量软件开发工作,把人的技术、技能、经验沉淀在软件里,通过软件部分代替人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国外工业巨头中非常普遍。工业巨头GE公司2015年提出,要在五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GE这样的重资产型工业企业,正在向轻资产化发展,正在变成“软件公司”。

“将来有一天,可能用一个皮箱就能把这些软件装在里面,拎着这些软件到世界某个地方,就能控制一座先进工厂,即时制造。”李义章说。

在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竞争中,工业软件得到重新定位,从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辅助工具,被提升为推动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利器。当然,这里所说的“软件”,不是单一功能的工具软件,如CAD、CAE、PDM等软件,而是集成了工业知识和技术的一系列智能软件。

在传统制造业,工业软件主要指设计、仿真、工艺、试验、管理等软件,如CAD、CAE、CAM、CAPP以及工业控制软件。但是就当前工业软件的发展而言,不管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工业互联网”,都离不开工业知识和技术,通过将这些工业知识和技术软件化,才有可能实现智能化的研发、设计、制造和运行管理。

比如说,以前在工厂,如果想检查一台机器,必须走到它所在的位置去观察,当把设备运行管理的知识和技术软件化以后,就可以让我们远程监控机器、分析大数据,并为机器之间、机器和人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工业技术软件化,可以让工业技术得到更好地保护、更快地运转、更大规模地应用,从而十倍百倍地放大工业技术的效应,让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更多地去做创新性的工作。

李义章举了个例子,“我们给中国商飞公司做民用客机的架构布局设计和强度分析,现在只需要一周时间。而原来按传统方法做一遍需要4个月时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联合GE、普惠等公司经过20年开发的NPSS软件,内嵌了大量发动机设计流程、方法和参数,一天就可以完成一轮航空发动机方案设计,保证了美国在发动机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而GE公司正在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更是要将GE的工业技术软件化以后,借助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连接和控制全世界连接到平台内的每一台机器。

不难理解,波音、GE等百年工业企业为何会在软件上大规模布局,“这些工业企业并不是要成为微软那样的IT公司,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软件,而是要把百年积累的工业知识、工业技术转化为软件,从而为自己的工业制造插上软件的翅膀。”李义章说。

2月8日,世界500强之一的法国施耐德电气宣布收购3D实时技术软件公司MWPowerlabs.r.l。。施耐德称,该收购将为其工业软件产品组合带来先进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事实上,不仅施耐德电气,近几年来,GE、西门子等工业巨头都纷纷通过大力收购软件公司,来强化在智能制造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2016年8月,GE收购了知名供应链软件开发商Shipxpress。2016 年 11 月,GE又收购了3家软件公司,分别是云服务公司ServiceMax,两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Bit Stew Systems和Wise.io。GE的目的是借此拓展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GE全球CEO杰夫·伊梅尔特曾表示,“我们希望更多数据的积累能让Predix逐步成为行业的标准”。GE希望在2020年实现150亿美元的软件销售额,跻身全球前十大软件公司行业。

在德国,西门子基本主导了工业软件平台的发展。2007年,西门子斥资35亿美金,购买了年利润仅1.1亿美金的UGS公司。不过这场收购使其获得了三个举足轻重的筹码:3D设计软件UG-NX、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Teamcenter、数字化工厂装配系统Tecnomatix。

2008年,西门子收购了德国的Innotec,代表着虚拟工厂的厂房布局规划及实际工厂的运行模拟成为可能。

自2013年起,西门子试图在虚拟设计工业软件中,采用虚拟现实(VR)来实现人机交互,先后收购了LMS、VRcontext和Tesis软件。

2014年年底,西门子成功收购了Camstar,使其具备了对于工厂现场数据的强大分析能力。

2016年4月,在GE推出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之后,西门子也推出了名为MindSphere的工业平台。

2016年11月,西门子公司又宣布将以45亿美元总价收购全球三大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大佬之一的美国MentorGraphics公司,以扩展其现有的工业软件产品组合,提升西门子的数字化制造能力。

西门子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收购很多比较有竞争力的软件公司,加强自身在工业4.0上的核心竞争力,西门子最新的投入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波音、GE等传统制造业公司,都在向软件化发展,实际上就是按照软件的思维,进行企业改造与转型,推动产品升级与技术进步。”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说,SDX(SoftwareDefined X),也就是“软件定义一切”的理念在工业领域已经深入人心。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手机,以前的手机就是电话;加上视频APP就是电视机;再加上导航软件,就是导航仪。一个设备加上什么APP就是什么,“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到来了。

谢少锋说,软件对产品赋能(增加功能)、赋值(增加价值)、赋智(增加智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以汽车为例,现在一辆汽车的价值、功能的增加,主要还是来自软件,其智能化水平也取决于软件。

据估算,自2010年起的15年中,软件在汽车工业中的份额将从2010年的15%升高到30%。

德国先进制造业技术领域专家奥拓·布劳克曼在《智能制造:未来工业模式和业态的颠覆与重构》一书中写到,“一个企业的成功不是基于机械、工具等硬件,而是基于它的软件”,“在这个技术领域贻误战机,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

在白津夫看来,软件不仅仅是“产品研发基础”,而且具有可观的市场价值。专家估计,当前纯工业软件世界市场份额达到了数千亿欧元,该指数还将以每年8%的趋势增长。

作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编者注: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突破智能设计与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和重点领域应用软件,建立完善工业软件集成标准与安全测评体系,推进自主工业软件体系化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制造企业要顺利实现智能化转型,实现以部署到制造业各个环节的“嵌入式软件”为主的工业软件的自主独立是重要的依凭。

“工业4.0”可以看作是德国构建的赛道,“工业互联网”则是美国的赛道,中国要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赶超德美,又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眼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热衷去德国考察智能制造。而在李义章看来,德国在宣传其“工业4.0”战略时“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认为,工业软件和赛博物理系统(CPS)是智能制造的核心。然而即使通过工业软件和CPS构建了完整的智能工厂,如果缺了驱动这些工具的工业技术,所谓的智能工厂也只是一个漂亮的‘躯壳’,无法高效、智能运转。这就像用计算机和Word代替了纸和笔,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写作技能,我们仍然无法写出好文章一样。”李义章说,工业软件和CPS这些工具可以标准化、商品化,并可随着“工业4.0”的号声推遍全球,但是工业技术是工具背后的工匠技能,是生产线上的“产品配方”,不可能大规模宣传和输出。

随着德美等国对工业软件、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的大力宣传,西门子、SAP、达索、GE、PTC等公司的软件和设备也快速进入我国的军工装备、民用制造等各个行业,加快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工业软件平台的占领和渗透。

李义章告诉记者,以海尔最新的胶州互联工厂为例,它实现了全价值链集成和自动化生产,用户可以个性化定制产品,甚至可以直接下单生产,展示了新一代智能工厂的形态。但是该工厂的后台核心系统,一个来自西门子,一个来自SAP,一个来自GE。由于工程技术和工程数据闭锁在西门子、SAP、GE的系统中,后续技术改进必须依赖这些外商进行二次开发,海尔的核心技术和数据实际上被这些外商变相控制。

不仅民用产业存在这样的困境,某军工企业信息科技部门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以前搞军工,现在搞信息化,长期被国外厂商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知识长期固化在他们的软件里面,转型非常困难。”

曾经在一家生产工业软件的外企工作了8年,发现国外企业可以把软件卖给中国,甚至把工业平台给中国企业用,但是,工业知识、方法、工程数据库却绝不可能出售——这是李义章决定创办索为公司的最初动因。

“中国企业过去没有重视自主的工业技术软件体系建设,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可能认为把国外先进软件、设备买回来就能实现先进制造,但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李义章告诉记者,比如成都有一家航空企业,买了国外做高超音速气动计算的软件,“这软件当时比较敏感,卖得很昂贵,但是,数据库(工程知识库)没有给成都这家企业,该企业用那个软件根本算不准。听说到现在都没用起来。”

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工业平台,才能与德美平等对话

更让业内人士感到忧虑的是,西门子、GE等工业软件巨头通过不断并购,向全产业链扩张,已建立起封闭的生态系统。这些公司大力推动工业软件的平台化战略,利用他们在基础软件和设备上的垄断优势,将他们的工业软件平台推广到中国。

2015年 ,GE宣布向所有的工业企业与软件开发者开放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该平台的核心功能包括安全监控、工业数据管理、工业数据分析、云技术应用等,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

GE研发人员说:“如果你是非专业人士,可以把Predix平台想象成谷歌的安卓系统或苹果的iOS系统,只不过它不是安装在手机上的,而是隐藏在数据中心的后面,连接着以‘数据湖泊’形式存储的大数据。”与安卓和iOS系统一样,Predix像一幢精装修房间,内有一整套软件服务,能协助人们迅速开发适用于工业环境的软件应用。

李义章分析,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战略从单纯控制技术转向控制全球工业生态系统。“这几年像西门子、GE、IBM这些公司都向全球开放他们的平台,他们希望全球企业都能用他们的平台开展业务。这些工业巨头开放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是要建立他们的工业生态系统。”

“这是智能制造战略的制高点,企业竞争的必争之地。有一句话非常形象,要么拥有平台,要么被平台拥有。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被西门子和GE平台所拥有,还是中国打造自己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国一定要构建自主的工业软件平台。”李义章认为,只有拥有自主的工业软件平台,才可以承载中国自己的工业知识和技术体系,同时也才有了跟德国、美国平等的对话权。

反之,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工厂和产品连接到国外企业的工业软件平台,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业躯体”连接到他们的“工业大脑”上,工业技术和工业数据将会沉淀在别人的平台上,他们的“工业大脑”会越来越聪明,而我们的制造业将会越来越空心化。

“目前在军工行业,达索已经渗透到飞机、舰船、电子行业,西门子正逐步控制发动机、航天、兵器、核工业,严重威胁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安全。”业内权威人士警告说。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建设中国自主的工业软件平台非常重要,有关部门在这方面要加快速度。他注意到,中国电信、潍柴等公司已经对接GE的Predix平台。其中,2015年7月,GE与中国电信集团宣布合作,GE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软件平台Predix与中国电信的电信基础设施和增值服务对接,形成工业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推动工业互联网在航空、医疗、能源、工业制造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应用。

此外,中国电信、海尔、华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中国企业和机构已经加入GE倡导的全球工业互联网联盟(IIC)。

中国如何打造自己的“工业安卓”

2016年9月,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时任工信部副部长、现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怀进鹏表示,中国既是一个互联网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这是我们和全球面临同一竞争起跑线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工业技术的软件化,是中国制造业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而实现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是我们搭建平台,实现全球共融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国家软件产业基础是比较薄的,以前我们老是说‘跟进’,但我们始终要寻找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传统的系统软件、工具软件,我们没有机会,但在平台应用领域,目前状况下,我们和国外保持同一起跑线,这个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遇。”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记者采访的工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几乎都表达了一个共同担忧:中国如果不尽快打造自己的工业平台,国内制造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加入国外工业巨头免费提供的工业平台。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躯体”连接到了外国的“工业大脑”上。

中国打造工业平台的最大优势:制造业大国、拥有大体量数据

2013年8月,中航工业在“统一IT架构”的集团战略中,决定采用索为公司的Sysware工程中间件以及知识自动化技术,作为中航工业集成研发的统一框架,全面启动了航空产品数字化集成研发平台建设。

“这个平台是支持我们‘大运’快速交付的重要平台。”中航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表示。“大运”是指中国的200吨级空军军用大飞机。“大运”从立项、研制到交付、列装,共经过了9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大运”的交付,标志着我国进入大飞机的俱乐部。在此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体系是“小飞机”体系,制造的战斗机、运输机都是几十吨级,最大才60、70吨级,突然要跨越式发展200吨级,现有的研发经验和制造体制都不配套。另一方面,通常一个新机型要上马,得提前花费10多年的时间进行关键技术预研,然后才能立项。而“大运”是国家急需,并没有留下充裕的预研时间。在立项的前三年,国家大规模投入关键技术研制,才奠定了后来“大运”的基础。

宁振波认为,在搭建工业互联网软件平台方面,“我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在顶层设计上把架构设计好。可能有人会说我们顶层设计差距很大,其实不仅我们差距大,GE和西门子差距也巨大。工业总线(在模块之间或者设备之间传送信息、相互通信的一组公用信号线的集合)全球有120多个,并没有形成标准。我们尽管晚了一点,但是和国际先进差距不大。”

在宁振波看来,中国制造业的体量全球第一,拥有巨量的工业数据,包括应用数据、客户数据、运行维护数据等,这是我们建设工业平台最大的优势。“大体量的数据太重要了,拿华为举例:欧洲一个国家2000万人口,而华为在浙江用户就有2000万,已经过数年运行,有成熟的市场验证,拿到欧洲国家马上就可以用。而美国、欧洲的运营商,用户最多200万,要到2000万用户的市场使用,必须再经过大量的测试。”

李义章也认为,在这点上中国有很大的优势,中国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市场非常大。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约有30000家,制造业500强企业即涉及21个工业大类。“如果我们能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知识和技术体系,同时构建在自己的平台上,形成我国的标准规范,反过来可以让别人承认我们的平台,支撑我们的平台,从而实现工业技术软件体系的自主可控。”

“大运”军用飞机“大运”军用飞机
攻坚中国自己的工业平台:集中力量,并提供制度保障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中国领先的制造业企业在进行工业平台的探索和实践。海尔集团副总裁陈录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海尔互联工厂在实现了大规模定制转型以后,希望把这个模式贡献出来,使之产业化成为一个平台,用最集中的资源、最少的成本让各类企业实现转型。

“我们和索为公司经过很长时间的合作,现在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一共有10多项增值服务,现在已经开始输出,宁波、青岛等地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试用。”陈录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企业试用的同时,这个平台也在不断迭代,反过来促进海尔内部互联工厂模式的探索。“对内对外相互促进,争取把这个平台早日搭建成中国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海尔有这个追求,有这个情怀。从全球范围内,我们也想抓住智能制造新的机会点,在世界上能够有话语权,能够占领这个制高点。”

有追求和情怀的不仅仅是海尔。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邱延民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建一个第三方工业协同制造平台。”“我们深深感到这么多年,军工行业蕴藏了大量的前沿技术。我们希望能够释放出来,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一些贡献。同时也希望民用的高新技术可以转化为军用,我们有互动的需求。”

“我们如果不自己搞平台,将来肯定进别人的平台,就像如果不进淘宝网,肯定进亚马逊。如果中国工业再不研究这个问题,不寻求赶超,在未来的竞争中,市场方面的优势就没有了。”邱延民说。

中国如何打造自己的“工业安卓”?在中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敏看来,集中力量攻坚非常重要。“我们要从理念上构造一种社会化大协作的生态。各个军工行业、军工企业,大家各自投资,各自为战,浪费其实是巨大的。从国家层面,今后的投资应该重点投共享化资产。”

李义章也认为,工业技术软件化,政府应当牵头解决一部分共性的东西。“比如说,不管是航空、航天还是兵器、船舶行业,都有一些共性的核心知识和核心技术的软件化需求,做好后各行各业都可以用。”

标准化是业内专家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搞装备提倡三化,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三化的基础都是标准化。工业技术软件化也是同样。标准化非常重要,包括语言、接口等等。不能各编一套,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能用了。”著名飞航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才表示。

国家发改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副司长徐建平则认为,要为搭建我国的“工业安卓”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核心软件开发的供给能力,突出改革,破除制约核心软件发展的一系列机制体制问题、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2月20日,索为公司董事长李义章参加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的“2017工业互联网峰会”并做主题演讲。《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2月20日,索为公司董事长李义章参加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的“2017工业互联网峰会”并做主题演讲。《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用软件业的方法干制造业”

——专访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义章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在工业技术软件化领域深耕10年,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索为公司”)服务过的客户,远比它自身更为出名。

索为公司给中国商飞公司做C919的布局和强度分析,将耗时从原先的4个月降低到一周时间;与玉柴合作,一到两天就可以拿出原来两三周才能做出的柴油机设计方案??还有在飞机、直升机、导弹、坦克、车辆、舰船、航母、核潜艇等多个领域的应用案例,由于涉及军工行业的机密而不能对外透露。

2月21日,在2017工业互联网峰会上,海尔COSMO平台正式发布并对外提供社会化服务,这是中国首个也是最大的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也正是与索为公司合作搭建而成。

日前,索为公司董事长李义章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业技术软件化不能只站在软件行业去看问题,当前是中国推动工业技术软件化的黄金窗口期,是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路径。

2020年全球工业APP市场规模将超2250亿美元,而中国工业APP 市场几乎仍是空白

《中国经济周刊》:工业技术软件化被看作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路径。在实际的工业企业生产中,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必要性在哪儿?

李义章:我们知道,工业3.0的核心是用信息化技术、数字化技术帮助产品从研发、设计、工艺到制造各个环节提升效率。这些新型工具尽管实现了很大进步,但工具再先进,需要人来操作、使用。这就导致现在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很多企业买了先进的软件、设备,但是用不起来,用不好。二是这些技术工具需要大量手工操作,导致工程技术人员“80%劳动,20%创造”现象非常普遍。工程技术人员很大程度上更像体力劳动者,工作强度非常大,很聪明的人还得做低级的事儿,要想创新但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三是由于长期忽视工业技术的软件化建设,致使我们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无法持续积累、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这些核心技术和知识经验,散落在各个企业,闭锁在技术人员头脑中,无法积累、整合和重用,并且随着人员的流动而不断耗散和流失。

而工业技术软件化的核心就是,把人脑袋里的方法、知识、技术显性化、模块化、模型化,形成工业APP,来操作那些新型工具。将来工业智能化还是需要人参与,机器做事务性、执行性的工作,人来做决策、分析等高级的智力工作。

GE公司去年年初做了一个预测,到2020年全球工业APP市场规模超过2250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全球数控机床市场,目前全球数控机床市场大概是2300多亿美元。而工业APP市场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工业巨头在工业技术软件化方面一个新的趋势是平台化,并将这样的平台类比为工业领域的安卓平台,如何理解平台化发展的重要性?

李义章: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来解释,过去10年,移动互联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构建了非常庞大的产业。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成功,实际上是软件业的成功,安卓、iOS这样的平台屏蔽了很多硬件细节。移动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不用了解详细的硬件的细节,掌握Java语言就可以开发一个很大的系统。

反过来看制造业,制造业工程师做产品研发设计要面对几十种、上百种工具,难度可想而知。

软件业一个高级工程师,3个月可以做好一个大的系统,同样复杂度的系统放在制造业可能需要3到5年时间。因为软件业做一个大系统60%~70%都是用“重用模块”,编程序调用函数库就可以。而制造业做一个新的产品研发,几乎每个零部件都是从头设计,很少有像软件行业的重用程度。再有就是软件业通过互联网,可以将很多成熟的模块按不同的价值快速组合在一块。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移动互联网发展很快,一个新兴公司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系统,包括各种后台系统、前台系统、物流系统等等。

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完全可以借鉴软件业的方法走自己的路径,在工业领域需要一个类似安卓的工业平台,把工业领域的设备、软件、硬件统一在一块,在这个平台上由统一的语言来描述定义工业知识和技术,类似软件行业的Java语言。我们还需要建立工业领域的函数库、模块库,将来研发产品就会比现在快10倍。再通过工业互联网,把整个价值链快速重构。这是我的观点,用软件业的方法干制造业。

《中国经济周刊》:10年前,您就进入工业技术软件化这一领域,当时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发展契机?

李义章:我最初创业,想法其实很朴素:国外能卖给咱们的,其实都不是最核心的东西,比如波音公司,那7000种私有软件才是最核心的,但是人家不卖,我们能不能做出中国自己的7000种软件?从2006年到2010年,我们只做飞机总体设计这一件事,做了1000种软件,这个工程非常浩大。

从2010年开始,我们进入航天、兵器、船舶这些行业后发现,不光是飞机制造有7000种软件的问题,其他行业都有这个需求。所以这10年,我们一方面结合具体的行业去做工业技术软件化;另外,我们在开发一套类似于工业安卓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工业领域的各种软件、硬件、设备整合在一块;第三,在工业安卓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我们研发了图形化的语言,让工程师可以把他的工程设计、仿真、工艺、制造的知识和技术,转化成APP。最近这两年又研发了互联网的平台,让知识和技术能够流通,我们把它叫做知识和技术的互联网。

如果单纯搞概念,在军工行业是行不通的

《中国经济周刊》:索为公司是军工二级保密单位,具备承担机密级项目科研生产任务的资格。去年11月,索为公司还参加了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教育部、工信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举办的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是怎样“打入”到门槛高、相对封闭的军工行业的?

李义章:我原来在外企工作,就是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企业打交道,后来创业做索为,自然而然就想到先为航空、航天领域服务。

航空、航天等军工行业的特点是,技术非常复杂、周期非常长、门槛非常高,相对而言也比较封闭,所以要做这个行业的业务,必须要沉下心来去做,必须得拿出过硬的东西。如果单纯搞概念,在军工行业是行不通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与军工企业的合作中,工业技术软件化发挥了哪些效应?

李义章:通过工业技术软件化,首先带来的是效率大幅度提升。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国商飞做大型客机的总体设计,用原来传统CAD、CAE去做,做一遍大概3周时间,用我们的平台,一到两天就可以完成。其实把人解放出来了,让人可以做更多创新性的工作。

另外,通过这样的系统,还解决了规范性可追溯性的问题。原来工程师要用几十种工具来工作,每种工具就是个“黑盒”,做完了得到的就是结果,中间过程保留不下来。通过我们的平台,设计员的整个设计活动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每一个参数、每一个模型都有来龙去脉,提供了产品研发的证据支持。比如,上海商发(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在研制航空发动机时,要求工程师全部工作在索为搭建的平台上完成,因为产品要拿到美国试航,需要研发各阶段的数据支撑。再比如,上海728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也应用了我们的系统。核电装备是安全性要求特别高的产品,中国核电装备现在要出口,客户要求必须要带一套软件系统,研发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必须要放在软件平台上,对产品的安全性、规范性提供支持。

《中国经济周刊》:2月21日,在2017工业互联网峰会上,海尔COSMO平台正式发布。这对互联工厂会带来什么革命性的改变?

李义章:互联工厂已经成为海尔的名片。海尔希望将成功经验与模式复制到中国其他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海尔COSMO平台采用的就是工业软件化技术。我们在这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

把海尔的工业实践包含的知识、技术软件化,变成工业APP,通过这样的互联工厂APP去改造其他企业,包括海尔自己的工厂。过去海尔建一个互联工厂投资10亿,花两年时间,现在通过互联工厂APP改造一个工厂可能只需要半年的时间,5000万就可以实现。

除了企业研发、设计、运行,索为还把海尔的供应商、产品和服务、资源模块化,也放在云平台上。企业只要运行这个平台,就可以利用海尔的供应链和资源。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有一个厨师做的菜非常好吃,过去要想吃到这个菜,得厨师做,现在把厨师做菜的方法形成APP,你在家里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菜。做菜用的原材料、调味品,通过平台可以提供。

我认为与海尔的合作在中国的智能制造领域是非常前沿的探索。这种模式如果能够成功,我们和德国、美国是可以并肩的,甚至赶超他们。

建立知识和技术的流通交易机制,

激活工业技术领域

《中国经济周刊》:过去10年,你在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李义章:过去10年,索为做的很多探索是比较超前的,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是在做科普,很多企业甚至政府领导曾经觉得要先解决工具、软件、设备、硬件的问题。不过现在是个很好的机遇,国家创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工业技术软件化门槛非常高,得懂工业、懂工程,还要懂信息化。跨界其实是很难的,要找到跨界的人才本身就比较难。

第三,中小企业缺人才缺资源缺资金,一开始做起来确实非常难。我们最难的时候,经常是下月的工资不知道从哪儿发。也曾有西门子等公司找到我们要合作,对我们来说,跟这些外企合作,可能更容易一些,生存也没有那么艰难,但是对我们来说,去代表这些国外软件公司的利益,跟我们的理想是冲突的。


《中国经济周刊》:为了让新技术的潜力得到有效、全面释放,搭建合理、完善的制度性框架非常必要。同时,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技术创新,也是决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推动工业技术软件化,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李义章:工业技术软件化,是全行业的事。索为只是其中一家小公司。如何把这件事真正推动起来,我觉得有几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至少先有行业标准,将来有国家标准。

第二,要形成我们自己的工业平台。工业平台应居于战略性位置。索为已有的实践可以发挥很多作用。

第三,工业技术和工业知识的软件化,特点是非常分散,专业性非常强。 按照过去主要靠企业自发去建立,难度很大,无法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投入。需要政府牵头,解决一部分共性的东西,需要有总体性的规划。

第四,一定要建立知识和技术的流通交易机制。应当从政策层面,允许工程技术人员把他多年工作所形成的知识和技术,转变成APP,允许流通和交易,允许个人在其中享有一定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把知识和技术这个领域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