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繁花锦簇的春日，随温度上升的浪漫气息开始弥漫，这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春日美好氛围。法国百年珠宝腕表世家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也从未在春日里缺席，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把春日带给人的轻盈感和生机感，具现化为了翩跹起舞的蝴蝶，而这就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春之礼赞——全新Two Butterfly系列。

在今年春日Two Butterfly系列的新作中可以看到，梵克雅宝在造型设计方面不忘致敬经典的同时，对蝴蝶加以了年轻化、活泼化的改造。

例如耳环的左右两只分别是钻石和青金石材质，形同“意”不同，让佩戴者同时表现两种感觉的美；一款结合了两种材质的戒指采用了当下最时髦的指间戒，体现了蝴蝶意向之下的无拘无束感；而另一款戒指和吊坠项链上的钻石蝴蝶，则是有着微微倾斜的姿态，呈现了一种不对称的美学。

这一系列包括一款吊坠项链、两款指间戒和一款耳环。生动的蝴蝶振翅造型，让人仿佛感受到了蝴蝶正在颈间、指尖和耳边飞舞。

为了让这一体验更真实，梵克雅宝在这一系列的新作中采用了光影深邃的青金石、带有温暖感的黄K金和善良钻石这三种主要材质。这三种材质的搭配，让Two Butterfly系列在不同角度的光影中，都能呈现一种舞动的动态。

众所周知，梵克雅宝擅长运用各种稀有材质来制造精品。之所以在Two Butterfly系列中选择这三种材质，是看到了它们在混搭时不可替代的美感。

例如深蓝色的青金石，英文名称为“lapis lazuli”，源自拉丁语“lapis（宝石）”和阿拉伯语“azul（蓝色）”，在古时候被用来意指繁星密布的夜空。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时期，雕塑家们还会运用青金石为王室成员制作印鉴、动物雕塑等重要皇权器物。

在产品中常用到的黄K金和钻石，则是用来搭配青金石的绝佳选择。因为和后者的深邃感相比，前两者更加高调和夺目，这种强烈的色彩、感知对比会给Two Butterfly系列带去体验极佳的视觉冲击。

为了最大程度体现青金石的浓郁色泽，梵克雅宝的工匠们会对青金石进行反复而精细的打磨，每一颗都需要花费工匠数个小时的心血。此外，梵克雅宝对于钻石的美感也有极高的要求。对于钻石的品质也是如此，梵克雅宝选择的钻石，色泽必须达D、E或F级，净度达IF至VVS2级别，才能达到这一系列对钻石光芒的要求。

同时，为了让每颗宝石和钻石都呈现最好的姿态，作为镶嵌底座的金质结构会以镂空样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宝石需要有不同的镶嵌技巧。例如在Two Butterfly系列中，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工匠们先要用珠式镶嵌来勾勒铺镶图案，然后再把它与榄尖型切割钻石镶嵌的爪镶技术合二为一。最后，戒指和吊坠上的钻石都会以密镶的方式镶嵌。这些繁杂的步骤完成后，一个栩栩如生的蝴蝶便诞生了。

其实蝴蝶一直是梵克雅宝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从1906年创立至今，梵克雅宝已经通过木质、彩漆、珐琅、珍珠母贝或形态各异的珍稀宝石来表现蝴蝶的优雅灵动之美。

从过去的设计手稿中可以看到，蝴蝶作为春日最有代表性的动物，被梵克雅宝以各种样貌呈现着。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些属于梵克雅宝的蝴蝶，每一只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独特之美。

1970年设计手稿

通过文库本而进行人生的学习

我想，不论是谁，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有充斥着烦恼的一段时期。到底自己应怎样生活下去才好呢？就好像置身于漆黑的看不见前方的隧道中盲目地挖掘那样，心境仿佛在无处可找寻答案的黑暗中四处摸索，只是一味地挣扎、痛苦着。那段时间，自己到底在为什么而烦恼着呢，自己也并不明白，但这又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含糊不清的东西，正因为问题的含糊不清，所以可选的答案才不明晰。如这般仅仅是为了烦恼而烦恼的时光，或多或少，应是谁都会经历过的吧。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时光便是十五岁到十八岁时的高中时代了。闷闷不乐，一副厌烦的表情，但要说从早到晚一直愁容满面却也不对，不时和学校的朋友一起胡言乱语一番，也会像傻瓜一样开怀大笑。当然也有恋爱的烦恼，无法向喜欢的女孩子表明自己的心意，但其中的感受与其说是苦恼，却不如说是天真的情窦正在生长。不管怎么说，烦恼是没有答案的，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和恋爱的烦恼很是相似。

在那样一个烦闷苦恼的时代，治愈我心灵中饥渴的便是文库本。

长野县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心地区，在这个没有大海、尽是山峦的县的南部，是伊那市，我的高中时代便生活在那里。当时伊那市的人口有五万左右，现在市区和村落合并，面积扩大可很多，但人口却没有大的变化，仅约六万人。伊那市市中心的通町银座里有一个名叫小林书店的小书店，每次放学以后我都会飞奔到那里去。书店的地下便是专门放置文库本的书架。文库本书架的旁边是教辅书专区，学校的朋友大多去了那里，或是寻找心仪大学的以往试题集，或是寻找各科的参考书。而我把大多时间都用在了站在文库本的书架前阅读这件事上。当时文库本的主流是新潮文库、角川文库、岩波文库和讲谈社文库，各类均有其特色。新潮文库注重文学，特别是日本近代文学，角川文库精于日本古典文学各大众小说，讲谈社重视现代文学，而岩波文库在东西方的古典文学方面十分出色。我记得我当时尤其对日本的近代文学抱有亲近感，所以用在新潮文库书架前的时间最为长久。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旺文社文库（现在已不再发行）对作品的解读以及文中用语的注释非常详细，同时旺文社也是考试参考书的主要出版社。一部作品被同时收录时，往往更多地选择阅读旺文社文库的版本。

文库本（日语：文庫本）是日本一种图书出版形式，多以A6（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大64开）纸张出版，价格也低于市面上同样大小的书籍

文库本尺寸小，因此便于携带，而且还很便宜。拿当时七十年代的情况来说，一杯咖啡的价格也要300日元，这些钱足可以买到整合了三百页左右的文库本。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所以把通过送报纸打工挣来的零花钱攒起来，大约两天就去买一册文库本。岩波文库并没有表示定价，而是根据书的封面所印刷的星星的数量来确定价格。星星的数量应是和书籍的页数相关联的。一颗星星的单价也有着变动，当时一颗星星是70日元，所以很薄的书不到100日元就可以买到。但即使这样，零花钱也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必须要站在书架前，将书籍严选再严选，绝不做仅凭标题就冲动地买书的行为。幸运的是，除了一部分作者的作品外，各出版社的文库本都采用了统一的装订，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仅仅被书的外观吸引却对内容完全不了解便购买了书的情况。夏目漱石、岛崎藤村、石川啄木、志贺直哉、椎名麟三、五木宽之……这许许多多的文豪，对于我来说，便如同老师一般。

通过各科的学习而考上理想大学，学校始终是为了这一点才向学生灌输知识，学校正是这样一种场所。但家庭绝不能使这样的，一直以来我所被教导的家庭是修身养性的场所，而不能像学校那样。通过阅读文库本，我那些对于人生还有社会的那些莫名而来的烦恼得到了解答，通过这些课外的学习，从而得到的人生的体悟。那么，为什么我会将日本的近代作家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呢。现在想想来看，应是因为我也体会到日本的近代文学中所共通的烦恼，也就是“家”的问题。

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仍残存着传统与封建的旧习，在这种旧习之中，适应集体的规则，与如何实现个人的创意、愿望之间，往往背道而驰，甚至针锋相对。如何后处理这种问题，便是贯穿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家庭”和个人的羁绊，近代作家们为此而烦恼不看，而从这些烦恼中，孕育出了形形色色的作品。

我便仿佛生活在被中阿尔卑斯山脉和南阿尔卑斯山脉所包围的盆地中一样，被挤压在一个仅仅由家庭和学校所构成的狭窄、憋闷的生活圈内。了解世界的渠道只有诸如报纸和电视的媒体，但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这里逃出去，飞向那我还没亲眼看过的世界。但是，在那样的世界中我应如何自处，怎样才能让我变得更有吸引力，还有，这些真的可以实现么？可能性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家庭”，以及其所带来的出身、习惯等各种各样的限制，把我阻拦在了世界以外。

在那时，就像一条连通着秘密的小径，稍稍将进入世界的大门为我打开的，正是小林书店。书店里陈列着的文库本，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将我人生的地图扩大开来。文库本的作家们，和父母、老师不同，他们我和都抱有着一样的烦恼，和家庭、和社会搏斗着，他们通过小说这种表现自己的形式而贯彻了自我，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前辈。但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是擅长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自叙体小说的自然主义派小说家。大多数的作品也是基于个人与家庭、社会等不能相适的观念，大量描写了反社会，或者反道德的行为。

文库本的诞生

所谓文库本，便是能够装进衣服口袋或者小挎包中的长148毫米、宽105毫米的A6尺寸的书籍。提到文库本时，虽有例外，但其中的大多数是作为已出版发行的单行本的附属收录版本。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已经作为名作而广受好评。单行本一般不仅会收录原著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还会附带有他人的对作品的评说。文库本的尺寸虽然小，但作品的精华全都收录于其中。中国有句俗话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放在日本则被称为“一寸之虫也有五分之魂”。文库本便于携带，不论在如何拥挤的电车中也可以方便地阅读，况且，还很便宜。

这种被称作文库的形式，实际上是日本所独有的，其他国家的出版文化中并没有类似之物。

那么，文库本究竟是如何在日本诞生，又进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呢？

在日本近代的出版历史中，1927年出版发行的岩波文库被普遍的视为最初的文库本，这已是距今90年以上的事情了。而投身于文库本创刊的，便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

其实在岩波文库以前，便已经有了像新潮社和冨山房所出版的和文库本同样尺寸的书籍，另外，也有像赤木丛书和立川文库这样的文库尺寸的丛书。但岩波茂雄在创造岩波文库时，为何使用了这种尺寸的原因，并不应被认为是模仿了过往已发行的文库。和第一高等学校的时代相近，德国的雷克拉姆出版社于1867年创刊出版了收录了德国国内外古典文学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岩波茂雄便是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为典范和参考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至今仍在发行，其尺寸甚至比岩波文库还要小巧。

文库本的特点就是其可以轻松地放入口袋，便于携带的这种小巧尺寸，同时，采用普通装订和简单地封面设计，因此价格才会变得如此低廉。岩波文库创刊之初，一颗星的价格是20钱，在当时的日本标价如此便宜的书籍是没有的。而当时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也是一颗星20钱。岩波茂雄从出版社的职员那里听说雷克拉姆世界文库的价格是一颗星25钱，于是决定给岩波文库定更便宜的价格，但实际上是那位职员的记忆出现了差错，正确的价格是20钱。

岩波文库的创刊，其动机是和円本的出场以及其成功。在岩波文库创刊前一年的1926年，改造社（社长是山本实彦）出版了名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大尺寸（菊判）书籍，定价为一円一册，因此被称作“円本”，当时的出租车的价格均为一円。只不过，这一系列的书籍基于草率的编辑方针，用非常小的字体将已经出版的日本文学的作品集合了起来，而且因其是预约出版，必须将60余卷书籍一齐购买才可以。紧随着这种爆炸式的销售行为，新潮社也开始出版了《世界文学全集》。

因为岩波书店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专注于高价值的学术书籍，所以并不习惯于这种薄利多销的出版方式。但与此同时，岩波茂雄又对円本的成功表现出了羡慕，眺望着这种成功，他一定咬牙切齿地后悔着。不过茂雄有着非常顽固的地方，那就是厌恶携朋结党，执着于自己的路自己走的长野县人的气质。虽然这一点大多时候被嘲笑为小地方人的耿直特性，但实质上却是不屑于单纯的模仿和追随，始终要贯彻独创性。

因此茂雄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为典范，建立起了创造自由贩卖的小尺寸丛书而非预约出版的想法。价格为定为每一百页一颗星20钱，为円本价格的五分之一。这近乎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于倾销的粗暴做法。在创刊之初的7月10日，一下出版了22部作品。发行前日的9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版的内容，刊登了岩波文库的广告，广告的照片中，岩波文库创刊发行的31册（7、8两月发行的部数）被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广告的标语是“古今东西的典籍，自由选择的普及版”。这是在活字印刷的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文库尺寸的书籍。即使是当今CTS、DTP制版印刷的时代，像那样一次性出版种类如此大量的书籍，也是闻所未闻的，甚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快速行动，在短时间内做出计划，并将原文收集起来，要归功于当时的编辑部长长田干男和小林勇的不懈努力。只不过，出版的31册书籍中，有12册已经被岩波书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了。

雷克拉姆世界文库

根据岩波书店的社史——《岩波书店百年》的记载，出版社内部也有担心这一举动是否会成功的声音。作者是否会担心版税收入的减少，零售书店是否会因为利润率低而排斥文库本呢。因此，通过计算成本，1万册的销售额将成为亏损与盈利的分水岭。

最终文库本的出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事纪》售出4万部，《心》售出5万部，并且再版加印持续不断。但根据社史中第二年28年的记录，之后的退货增加了，库存积压达到了50万册。

在岩波文库出版发行之际，在文库本的卷末，附上了一篇由当时法政大学教授、哲学家三木清执笔，茂雄修改的文章——《致读书的学子们》。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会刊登在岩波文库的卷末。文章中的一节如是说道，“近来处处可见预约出版大行其道，其广告宣传近乎痴狂，然于其编纂中却罕见其所自夸所谓为后世所留存之全集。翻译千古流传之典籍，怎能缺少虔诚恭敬之心？更有甚者，分册购买之事不可，强要读者一举购书几十册，此便是其所宣扬之学术、艺术之解放么？”通过这样的言论，茂雄对于円本的流行，敲了一记重锤。

虽然岩波文库并不是文库这种形式的创始者，但和当时已有的文库本相比，岩波文库其出版之精神是与众不同且崇高的。在经历了30年的创业之后，茂雄和员工们围坐在一起，回顾了过往：

“回忆起高等学校时代的雷克拉姆，始终选取具有古典价值的内容，且以低廉的价格贩卖。同时，其翻译的精细准确，也堪称第一。我现在这样做，无论如何也没有错，但这一工作如果是由我来发表的话，一定会立刻出现模仿我的家伙。在此之后不论什么样的人出现和我竞争，我都一定要赢，一定不能被那些人超越，所以必须做万全的准备。首先，如果我们做到翻译最为精准，这样之后出现的东西便只能排在第二，另外校订也要做到最好，这样之后的东西就只能居于我们之下。如此，我们便能长久地在竞争中取胜。”

总而言之，这种强硬的战略是保持自己的作品最为优秀，便毫不惧怕跟风模仿者。果不其然，改造社发行了改造文库，并以岩波文库价格的一半——每100页仅为10钱进行大甩卖。但岩波并没有为了竞争而下调价格，继续坚持将内容的品质保持在高水准，反而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优异的评价。最让茂雄欣喜的是，在读者寄来了大量表达谢意的信件中所写着的如“我一生教养都托付给岩波文库了”这样的文字，茂雄因此觉得，选择从事书店行业真是太好了。

那么，茂雄在岩波文库中，都收录了什么样的作品呢。

在岩波文库创刊之初，岩波书店也发行了名为《思想》的杂志，这份月刊杂志至今仍然在出版。根据《思想》中文章的记载，列举了“以前未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一直以来稀有、绝版的作品”、“价格高昂以至于普通民众难以得见的作品”等等，要而言之便是要与古今东西的古典有关，将其中可以作为底本的作品的普及版收录在文库之中。

这样的编辑方针，被记载于前文提及的《致读书的学子们》一文中，其中已然脍炙人口的一节，如是说：

“真理，其自身想要被亿万人追求，艺术，其自身想要被亿万人爱慕。以往之民众常受愚民教育，因此学术、艺术被封于最为狭小的堂宇之中。时至今日，将知识与美从特权阶级手中夺还，已是发奋进取的民众的切实要求。岩波文库正是顺应如此要求，为之激励并诞生。将那具有生命的不朽之书，从少数人的书斋、研究室中解放开来，应可使之平等地为立于街头的无畏的民众所用。”

日本独特的文库本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岩波文库，作为古典文库，对古今东西的古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校对，并加以恰到好处的注释和解说，对海外的古典作品进行最高水准的翻译，并将其作为对优秀的底本出版发行，始终肩负着将这些作品作为教养之资本普及到社会的使命。直至今日，这一使命也未曾改变。截止到2018年，已经出版发行了6500部左右的作品。

关于岩波文库到底要收录怎样的作品，有着严格的指标，即作为古典著作，其必须足以去被评判、被推广。但至于可称为古典著作的作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且没有明确的定义。过去的文库很少会去收录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的作品群，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当然会有新的时代划分，古典这一时代的截止点便逐渐向后推移。今后，西方的诸如福柯、利维纳斯、本雅明、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应会加入到古典行列来。至于小说作品，至今为止相对较多的是纯文学主义的作品，但也开始积极收录如江户川乱步、久生十兰的大众小说作品，以及大江健三郎和谷川俊太郎等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方面，迄今为止注目的主要是古典著作的评价相对固定的地区的文学，也就是英、美、法、德、中国，现在，选材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拥有加西亚・马克思及巴尔加斯・略萨的拉丁美洲文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关于中国、朝鲜、印度、东南亚这些亚洲地区上，常说的《论语》《三国志》《唐诗选》等中国古典著作，及《佛陀之言》《般若心经》《法华经》等作品被收录到文库之中并长久以来被读者阅读，可近代以后的作品几乎没有被采录。与中国相关的，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2011年时，发行了《孙文革命文集》，除此以外，也曾收录了毛泽东、章炳麟等的作品，但现在已经售罄。文学作品方面，除了鲁迅、老舍、巴金之外的新著作没有被收录。在日本，对于近代以后的亚洲、东亚地区的可称为古典作品的文献，其认知是非常不充分的。

在岩波文库之后，许多其他的文库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但这些文库并不一定仅仅收录古典著作。但大多坚持去收录那些已经出版发行过并收获了确实的评价的作品。也就是说，文库的定义是，将已经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价格较高的作品，以文库本的形式进行二次收录，并对作品加入解说的文库尺寸的作品。

文库本，这一日本所独有的出版形式，作为既有的作品群的次级出版物，在其诞生之后便迅速地成为了一种出版文化，深深扎下了根基。根据最新的2018年出版年鉴，现在大约有100家出版社在出版发行文库本，而且一家出版社同时发行多种文库也并不罕见。全国范围内正在发行的文库约有170种，2017年的文库新刊的部数有7800余部，同年所出版的所有的书籍有75412部，文库本占据了其中10%以上。根据出版社的不同，各色文库的内容也各具特色。比如收集了海外悬疑小说的早川文库，收集了儿童文学的讲谈社青鸟文库、角川书店翼文库，集中了面向成人的情色小说的法国书院文库，此外还有面向商人的文库、面向女性的文库、汇集了漫画的文库等等，不胜枚举。

伴随着文库的普及，文库本也开始具有了多重的定义。比如佐伯泰英的剑豪小说，经常是在写好原稿之后不经过单行本出版这一步骤，直接文库化。另外，一般的文库本均是价格低廉的，但也有如讲谈社的文艺文库、学术文库的定价比较高昂的文库。因此，所谓具有能够装进口袋的尺寸的轻便的系列书籍这一定义，仅仅是文库本定义的最大公约数。

已经发行过的作品，和将其收录的文库本，未必是同一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都会关注单行本的发行状况，一旦出现售罄或绝版的情况，在取得了作者同意和原出版社对转载的认可之后，就可以出版文库本，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要想原版出版社支付转载费。对于出版社来说，当相较之下高价的单行本在出版市场中售罄之后，便可以文库这种不同的形式，对同一作品进行贩卖。如此，若读者当初因为价格过高，或者错过了发行时期而没能够买到单行本的话，就可以以低价购入该作品的文库本。对于作者来说，对同一作品几乎不需再费时费力进行修改，也可以确保新的版税收入。

这种情况在欧美的出版物中也可得见，在同一标题的作品之下，会有精装版和平装版同时销售的出版形态，发挥着代替技能。但是在欧美，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和尺寸完全一样，仅仅是因包装的硬与软而价格完全不同，前者是只有初版才会发行的购买对象为图书馆之类的单位的高价书，后者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平价书。与之相对的是，在日本，即使题目相同，单行本和文库本的包装会有不同，在内容方面，单行本常会在初版发行以后加入能够反映岁月变迁的改订，而文库本之中则加入了解说之类的内容。

不论是全国哪里的书店，其中都会设置有文库本专用的书架。大多情况下，书店会将各出版社的文库分别置于不同书架，或依据作者、专业进行分类。在多数的书店中，文库本的书架都被摆放在距离入口近、显眼的位置。同样受此优厚待遇的还有新书的书架。这里提到的新书，是和文库本相提并论的日本独有的出版形式。新书也和文库一样，其在日本的诞生有着必然性，普及推广至今仍深受读者的欢迎。

因为书架是为文库本量身定做的，所以高度不高，并分有很多层。因为文库本的要求是不能太惹人注目，所以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寻找起来会有困难。但各社的文库都是分别统一装订的，且多数时候为了方便寻找，将书按作者排序，同时附有图书编号，所以比起大型的单行本，文库本反而更易于查找。

在二手书店，当然，在各位读者家中的书房也是同样，放置着专门装文库本的书架。确实，文库本的尺寸和中国的连环画一样小巧，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简陋的印象。但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各社的文库分门别类地放置在文库书架上，那古典作品犹如繁星般闪烁，书房便仿佛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宇宙，汇集了古今中西的知性之美。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文库本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通勤和路途时，我始终会随身携带一两本文库本，即使放到包里也不会使行囊臃肿，站立着也可以方便地阅读。

那么，让我试着从琳琅满目的书房中，选出最喜爱的三册文库本吧。

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中公文库1975年。读高中时，国文课的老师推荐我读了这本书。虽然我本人和谷崎的那种高贵的生活全无关系，但这篇短小的散文让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奥和美丽。曾经那种对阴暗狭窄的日本风土、风俗的排斥感，也似乎因此淡化了一些。

岛木健作：《生活的探求》，新潮文库1950年。在刚刚进入大学时，被标题所吸引而读了此书。高中时代的我倾心于自然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一直苦恼于诸如不知如何突破家庭问题、如何和现实社会建立联系这些问题。书中的主人公从大学退学，来到农村进行烟叶的生产，参与到了地方的问题。我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共鸣，决定一遍脚踏实地地生活一遍参加社会活动。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岩波文库1993年。在进入公司后，百忙之中阅读了这部作品。从宫崎那破天荒般的一边作为浪曲师一边和孙中山结交并参与到中国革命的人生中，感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可能性。从此决定将日本和亚洲的关系，作为我编辑活动的题目之一。

现代人都熙熙攘攘地忙碌着，便渐渐不能保证为读书留出时间。我希望那种即使在满员的电车中也要读书的习惯能够存续下去。另外对于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来说，市中心高昂的房价让人只能住在狭窄的房间里，但即使这样我也想继续以往的那种被读过的书围绕的生活。作为能够保证现代人文化生活的一个内涵，文库本的价值须被重新审视。

文章开头所写到的我高中时代每天都去的小林书店的店长小林武夫，其实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的女婿，也是曾任岩波书店会长的小林勇的侄子。书店于二战后不久的1949年开业，现年已94岁的小林武夫至今仍每天坐在书店的柜台前。40年以前，我不曾想到过我会来到岩波书店工作。2019年的正月，返回老家的我来到了小林书店，同店长与店长夫人时子（87岁）开怀畅谈。

太多人听过这样的场景描绘：早上，你的早饭会自动做好、窗帘自动打开，晚上回家前，空调自动打开，冰箱告诉主人哪些食品需要采购、哪些临近过期，甚至连洗衣机、油烟机和梳妆镜，都可以随时与主人互动。

这就是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生成的未来蓝图。

只是这个未来太过遥远，以至于在过去数年，听众已经厌烦了这样的想象，对物联网的注意力，也逐渐转移至云计算、大数据、AI等更多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上，留下IoT等待更为成熟的时机，再次回归。

2019年，或许是“回归”的前夕。

2019年初，小米公司宣布，“未来五年投资100亿人民币All in AloT。”而华为也随后表态，今年将在IoT领域投入60-70亿美元的技术研发费用。一时间，IoT成为了正当红的“吸金大户”。

在过去一年，手机、互联网、家电等多行业公司，纷纷宣布开启或快速推进IoT战略，其中，手机厂商的表现尤为抢眼。迄今为止，“华米OV”四大手机厂商，以及联想、一加、魅族、360手机等小众手机厂商在内，已全部表示涉足或即将涉足IoT领域；最早布局的小米和华为，更是在2019对IoT战略进行了重要升级。同时，从2018年起，物联网行业中的多项指标，例如设备连接数、终端用户数等，均出现了翻倍式的增长。

从PC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行业成为过去十年最大增长引擎。但近来许多迹象表明，智能手机已经逐步进入存量市场，即使是5G将带来的换机潮，也很难持续刺激其增长。

如今，新一轮互联网时代即将启幕，手机厂商正集体发力试图率先占领高地。被视为下一个增量市场的“万物互联”，能担起新增长引擎的大旗吗？

爆发前夜，抢滩布局

对于IoT行业的突然加速，李敏达有直接感受。

他供职于一家智能音箱公司，过去一年，前来合作的客户需求越来越多，“过去是要我们定制一个音箱产品，现在会要求每个硬件中都有AI功能，并且希望我们提供一整套IoT的解决方案”。他的公司目前已经接入了100多个家电品牌，客户只要购买IoT方案，就可以实现智能家居的“互联互通”。

“甚至三年前都还不是这样，我们在2016年成立的时候，感觉很多企业都还没有做IoT的想法，或者说在一个观望状态。”李敏达透露说，目前，他们的客户有多家家电公司、电信运营商，其中不乏一些垂直领域的头部企业。

IoT正在迅速驶入快车道。根据GSMA预测，2018年全球连接数超过90亿。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H1，中国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5.65亿，同比增长150%，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物联网连接数累计超过7亿，其中中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达到5.51亿，同比增长140%。

诸多从业者和分析人士认为，IoT已迎来爆发前夜。

IoT被视为一次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市场容量将超过万亿级，在IDC报告中，2020年全球IoT市场规模甚至有望达到1.7兆美元。

根据云米与IDC联合发布的家庭与物联网六大趋势，目前中国家庭拥有智能设备平均为0.9台，2022年将增长至2.8台，到2025年将达到6.8台。

作为一个肉眼可见的增量市场，IoT对正处于存量市场中的行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比如智能手机。

2019年初，小米公司CEO雷军宣布了“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将IoT业务拔高至与手机平起平坐。同时，他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向AIoT领域持续投资超过100亿元。

最近8个月中，小米先后进行了5次架构调整，其中3次与IoT有关。3月7日，小米宣布成立AIoT战略委员会，任命IoT平台部总经理范典为委员会主席，以促进AIoT相关业务和技术部门的协同，推动战略落地执行。

“原来AIoT业务总是抱怨拿不到资源，抱怨公司不够重视，”雷军在近期采访中说道，“现在在中国区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管手机、一个管AIoT，我现在希望AIoT一定要打开局面。”

3月14日，华为召开HiLink大会，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亲自为IoT业务站台，提出“全场景智慧化战略”，将华为IoT的连接层面，从智能家居上升至“全场景”，并提出“入口、连接和生态”的IoT三要素。“未来5-10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唯一的核心战略，就是华为全场景智慧化战略，”余承东为华为IoT战略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内，连接中国三分之一的家电设备。

在德勤高级研究经理钟昀泰看来，布局IoT，对于手机厂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IoT生态的扩大，除了本身是个增量市场，也在巩固用户对手机的使用黏性，促进手机单品的销量，反过来说，如果别人都做你不做，用户黏性不足，手机也容易做不好。”

从2018年下半年起，此前从未涉足IoT的Vivo和OPPO也先后宣布了在该领域的布局。时年7月，Vivo召开IoT开放联盟成员大会，宣布与美的、OPPO、TCL、大华乐橙、科沃斯、阳光照明和极米科技等多家厂商组成联盟，希望实现不同品牌设备的相互连接。除了加入Vivo联盟，OPPO也正落地自己的IoT业务。今年1月，OPPO宣布成立移动终端事业部，并推出“智美心品”的智能家居品牌。

不仅是头部手机厂商们对IoT虎视眈眈，对于正在艰难生存的小众手机品牌，IoT也成了未来的希望。2018年11月，当360手机被传出裁撤在西安的手机研发团队时，公司也对媒体回应表示，360手机业务会依然维持，但接下来将准备IoT业务以提高竞争力。

无独有偶，在此前五个月，当魅族宣布“精简人员”时，公司的内部信中写道：“接下来，5G和IoT时代即将到来，我们的组织要以足够精简高效的状态去抓住机会。”

五年探索，初步成型

事实上，在这次快速增长以前，IoT已经度过了漫长的瓶颈期，一些手机厂商对IoT领域的试水，也经历了数年的探索。

“智能家居的概念一直发展缓慢，”钟昀泰告诉全天候科技，“过去的想法是，单纯把不同物品连接起来，可是连起来之后做什么呢？这个场景的使用范围很窄。”

2013年，雷军看中了“万物互联”的未来前景，希望抓住下一个风口，因此开始布局小米生态链，抢先投资、孵化大量硬件企业。这比小米正式推出IoT战略提前了4年，彼时，小米已经开始了智能家居的探索。

从智能家居到现在更广泛的IoT平台，一个始终在争议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谁是IoT场景中的“入口和控制中心”。在2014年，小米的回答是“路由器”，时年3月，在公司内部一套两室一厅的展示空间中，小米首次公开了对智能家居的设想：展厅内的电视、灯泡、落地灯和无线插座，都可以由路由器进行控制。

当时的分析是，路由器具有家庭必备和24小时工作两种属性，是最为合适的控制设备。“智能路由器”此后也迎来了一个风口期，据不完全统计，小米、华为、百度、海尔、极路由等公司都曾推出过智能路由器产品。

然而，由于路由器bug多、速度慢、没有交互页面、广告过多等问题，使得这个“首代控制中心”仅仅发展了两年，就逐渐被智能音箱所取代。相比路由器，后来者智能音箱甫一出世，即搭载了时下流行的AI语音助手，将智能家居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提升至另一层面。同时，亚马逊echo音箱在2015、2016年连续两年销量翻倍增长的情况，也给予了这一单品充足的市场前景。

“过去几年，小米把主要精力放在路由器上，当AI时代来临后，我们发现自己错了。”在2017年的互联网大会上，雷军承认，小米将会以智能音箱作为新的“入口产品”。

“AI给了IoT更多想象，AI加入之后，可以做决策、提供建议，这就是把IoT的连接激活了。”钟昀泰认为。李敏达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正是将AI具象化的智能音箱快速普及，才使得行业内对智能家居、对IoT有了新的认识。

在智能音箱也已经过2、3年发展后，行业对IoT入口的认知，如今又有了新的变化。2018年，华为提出了“1+8+X”思路，认为在IoT场景中，手机为IoT的核心入口；而音箱、电视、耳机、平板、手机等8项硬件产品，共同组成“辅入口”；此外，其他所有可连接的产品均属“X”。

除了“入口之争”，另一个被持续修正的问题是“连接方式”。

2014年6月，在众多手机厂商中，苹果率先推出智能家居平台HomeKit。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系统的“进入门槛”高得惊人——必须要植入苹果价格不菲的Homekit芯片，才能成为系统中的一员。由于授权成本高、过程复杂，整整一年之后，苹果才公布了首批支持HomeKit系统的五款产品，分属于4家品牌，再过一年后，苹果也仅仅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6家。

HomeKit保守策略导致的增长缓慢，为行业敲响了警钟，在IoT协议连接层面，近3、4年，正在走向更开放的模式。2017年6月，苹果将HomeKit的进入规则从硬件认证改为软件认证，不仅新上市的产品不再需要特定芯片，已上市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接入系统.

在国内市场中，IoT协议的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华为在2015年推出IoT平台HUAWEI HiLink，华为消费者业务IoT产品线总裁支浩告诉全天候科技，从2015年到2018年，是华为在IoT领域的“能力储备阶段”，“这段时间，我们在技术、框架上都在积累，最重要的是，明确了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模式。”

今年3月，华为宣布升级IoT战略时，在原有协议的连接基础上，推出一种能够兼容更多生态的连接方式——云云对接，意为其他生态的厂商可以将云平台与华为云打通，之后，这些厂商的产品可以通过WiFi连接到云，从而接受华为应用和语音的控制，不需要集成华为IoT协议。

在支浩看来，经过2015年以前的筹备阶段和过去三年的“能力储备阶段”，2019年，随着IoT技术的成熟和消费者对IoT认可度的提高，华为IoT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快速商业化的阶段”。

IoT布局的“三种派别”

从产业链上看，物联网涉及领域大致可分为三层，包括上游的芯片、传感器等基础硬件，中间的网络协议和操作系统，以及下游的智能终端设备、应用服务。而在这三层中，由于不同手机厂商实力不一，其渗透程度也不尽相同。

从目前已经落地IoT业务的华米OV四家看，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最“轻资产”的当属Vivo。在去年7月成立IoT开放联盟时，Vivo宣布与TCL、美的等多个行业联合，共同大家了一套技术协议，这一思路与华为的“云云对接”类似，目的都是解决当下因为各家协议、标准不同，导致的智能家居“信息孤岛”现象。

在Vivo的思路中，搭载于Vivo手机上的IoT应用Jovi，是这个联盟生态中的“控制中枢”，这是其手机产品在IoT生态中扮演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角色。在宣布联盟成立时，Vivo曾表示将不会入局家电制造行业，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Vivo将额外生产其他IoT硬件，甚至是被视为“第二入口”的智能音箱。

华为则属于“轻重结合”的中间模式，除了与Vivo类似的高兼容性方案“云云对接”外，在华为的IoT生态中，还有Works with HUAWEI HiLink和“华为智选”两种模式，前者是指家电产品接入华为的IoT协议，后者则意味着更深层的合作，尝试打造最高连接度的产品。

“华为智选一般会选择智能家居各个细分领域的前三名厂商，”锐吉魔镜CEO金飞介绍说，以他的公司为例，大约从2017年开始与华为合作，双方各自投入约20位员工，联合开发7个月后，才正式将产品纳入华为IoT系统。“投入会比较高，接入之后的效果也会更好，我们的产品入网后，不仅可以跟路由器互联，也可以连接周边其他华为IoT协议的智能家居。”

此外，尽管在近期举办的HUAWEI HiLink生态大会上，余承东表示，“华为只做产业的赋能者，不做掠夺者”，并承诺说，进入智能家居领域，只为行业做服务和连接，承诺永远不做家电智能硬件。不过，华为仍然在逐步推出多项与“辅入口”相关的产品，如智能音箱、智能手表手环等，最新消息显示，华为或将在4月推出一款类似于“智能显示屏”的产品。

小米的IoT布局则偏向“重资产”，除了IoT平台，更重要的是“智能终端设备”的研发制造。这源于小米的生态链基因，可以说，从2013年小米开始投资智能硬件领域，就已初步奠定了小米今天的IoT模式。

2016年，在小米生态链已经投资了55家创业公司后，小米成立了新品牌“米家”，将所有生态链企业产品归属该品牌下，“当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对品牌模糊，所以我们推出一个米家品牌，主打年轻人居家生活的全部周边，”刘德这样解释“米家”成立的原因，当时，小米生态链已经发布共37款智能产品，设备接入量近4000万。

某种程度上，小米的IoT战略，是在硬件的步步积累上成立的。在《小米生态链战地笔记》中曾记下这样一个故事，在2013年，纯米创始人试图向美的、海尔等公司推销自己的智能电饭煲与智能家居系统时，屡遭拒绝，他最后总结为，智能家居在当时仍然是个“伪概念”，只有先做好智能单品，等技术成熟时，或许“突然家里就实现了智能化”。

曾有报道写到，小米的IoT平台，最初也是因为生态链公司的需求而产生的，因为生态链中的部分公司对智能和软件端体验不熟悉，小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IoT平台团队，正是日后的IoT平台部。

直到最近两年，小米才逐渐从生态链、智能家居等概念中，升级出MIOT战略、并进一步改为AIoT战略，小米的IoT平台，也开始对外开放，先后接入宜家照明、TCL等品牌；不过迄今为止，小米尚未推出类似Vivo和华为的“通用性协议方案”。

“万物互联是未来的趋势，手机厂商本来就都是大企业，又有智能手机这个最早成熟的智能产品，所以顺应潮流去做IoT，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支浩看来，手机厂商正在从单一产品走向多产品、甚至全产品。

在过去一年中，先后5、6家手机厂商“抢滩”IoT，也正印证了这一观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有很多条鱼在生存，我们原来将这个市场称为万亿级，现在不止，它跨界了，变成一个包容性更大的产业，物联网行业会极大地扩容。”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云米CEO陈小平这样评价IoT的前景。

在许多观点中，IoT被称为手机厂商的“第二个战场”，或者是“新战场”。

然而，也正是这个新战场的“跨界”属性和“未来”属性，使参与者对未来方向的把握，以及彼此之间的竞合关系，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大多数观点认为，当下最亟待解决、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正是前文所提的“信息孤岛”。“打通信息孤岛的最大难度不是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标准的不统一，而且各个参与者，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

在一位华为IoT供应商看来，“手机做IoT平台是比较合适的”，目前，他的公司同时为手机和家电厂商等多个生态同时提供产品，但他更看好前者，“手机有一定的中立性，家电厂商比较尴尬，他们自己有很多产品，所以其他设备商考虑到竞争，就不是很认同他们的平台。”

不过，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即使是“合作”、“打通”，体验是否一致？“现在很多人说能够连接多少家，看上去是打通了，实际上，很多合作就只是一个接口连接上而已，后面的服务和深度都没有跟上，”李敏达透露说，“看起来数量挺多，其实，不同合作程度的体验相差很多。”

一个更遥远的问题是，IoT时代来临后，智能手机将扮演哪一种角色？

经过多次“入口之争”后，手机似乎已成为当下IoT的“首要入口和控制器”，余承东在HiLink生态大会上也表示，“华为做IoT也有私心，我们的目的是提高智能终端用户的黏性，因此华为IoT和华为手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未来，你们的家居硬件，都能通过华为手机控制。”

尽管如此，在IoT行业内，“入口之争”仍未结束，对于更多IoT终端设备上来说，他们倾向泛入口、甚至无入口的理论。

“所有人都想抢占入口，其实我认为入口是不存在的，应该是去中心化、多入口化。在IoT场景中，你跟设备之间的交流时自由的，哪一个设备离你最近，你就跟哪一个设备交流，”陈小平这样分析，他举例说，“比如有人按门铃时，你在洗衣服，你可以让洗衣机去把门打开，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控制中心呢？”在这次采访后的5个小时，陈小平主持了云米新品发布会，推出了同样具有“入口”功能的柔性屏油烟机和世界上首台5G冰箱。

金飞的观点与陈小平类似，在他看来，消费者现在随时随地手握手机，是因为智能手机是当下唯一成熟的智能产品，但“万物互通互联”实现后，家庭中遍布智能设备，并不需要随时把控手机，“你没必要拿着手机去刷牙洗脸，也可以在洗手间和镜子做交互。”多位IoT终端制造者对全天候科技表示，IoT是一个“泛入口时代”，场景中的多个智能设备会形成交互分工，从而弱化智能手机的重要性。

某种程度上，手机厂商也并非完全否定这类观点。不仅是小米将智能音箱、电视、小米手环等高潜力入口掌握在自己手中，华为也正在推出“辅入口”的多款产品。在OPPO对全天候科技的回复中提到，“根据我们对入口级产品的理解，移动终端事业部将率先瞄准智能手表和智能耳机的打造。”

无论是信息孤岛、还是“入口之争”，都是进入IoT领域的手机厂商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正如许多人所说，现在是IoT时代来临的前夕，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未来时代”的真正模样，也还只存在于讨论和探索中。

“整个行业都在琢磨未来最好的用户场景、用户体验是什么，这尚没有唯一定论，”在小米业绩会上，CFO周受资这样说。

“IoT还没有成熟，市场就已经变成了红海，”一位分析人士这样感慨，“IoT真正成为手机厂商的增长引擎，应该还需要几年，站在当下，很多人也还想象不出来真正的IoT时代是什么样，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不做，一定会被淘汰。”

规模起步阶段就主攻一二线城市的开发商中，发源于重庆，总部在上海的东原地产是一个典型样本。

3月25日，迪马股份公布了2018年全年业绩报告，旗下的房地产主业平台东原地产实现营收121.59亿，同比增长40.16%，为迪马股份集团贡献了93.46%的收入。

东原地产的销售规模在过去一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克尔瑞数据，东原地产2018年实现流量销售规模为548.7亿，位于排行榜的第50名；实现权益销售规模为422.9亿，位于排行榜的第59名。其2017年的流量销售额为262.6亿，位于排行榜的第72名；权益销售额为220.2亿，位于排行榜的第80名。

这意味着，2018年东原地产以翻番的速度实现了规模大跨越，进入到500亿规模的房企阵营中。同时，在房地产调控限价背景下，东原以翻番的销售增速位列行业的优等生。从销售的流量规模看，东原地产去年以108.95%的销售增速位于位于房企前十。

根据东原相关数据，其2018年在售主要产品上海有印柒雅、东原碧桂园，杭州印未来和璞阅，昆明璞阅，武汉阅望，郑州阅城，成都印长江，绵阳观天下和南京朗阅。发源地重庆仍然是东原销售各项重要的来源之一，克尔瑞数据显示，东原以137.5亿的流量销售额位于重庆市场第9名。

2014年借壳迪马股份上市打通资本通道外，东原首次走出川渝、先后在武汉和上海拿地开始了全国化征程。接下来，东原还依次进入南京、苏州、杭州等二线省会城市或者热点二线城市开疆拓土。为了彰显自己全国化的决心，2017年东原还将总部从发源地重庆搬迁至上海。

从每年递增的规模营收数据看，东原地产的全国化卓有成效。但东原目前面临的短板也很明显，2016年、2017年为了拿项目拼规模所拿高价地的利润并不高。

以杭州为例，2016年东原以总价18.43亿，楼面价18200元/平方米，溢价率183.97%的代价竞获余杭区未来科技城项目，创下该区域的单价地王记录。链家网数据显示，该项目最后一期销售均价为30000元/平方米，由于这一项目大部分房源的销售是在杭州摇号政策出台前进行，战绩看起来不错，但一位东原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也只不过是赚个装修钱。

真正让东原日子不好过的是成都项目和南京项目。在成都，东原2017年4月以总价3.48亿、楼面价17200元/平方米、91.11%的溢价率竞得武侯区红牌楼一宗土地。

但随后成都在2018年迎来历史上最严限购，成都房管局对预售价格严格把关，多个高价地块由于拿不到理想的价格很难开售。东原的红牌楼项目定位高端，是全国第二个东原·印长江项目，但由于其当时在成都没有更多在售住宅项目，为了销售回款，项目在去年底以不到两万的均价售罄，这从账面上算，很难实现盈利。

在南京，东原印长江项目拿地时间为2015年10月，这是东原在南京拿下的首个地块。但该项目一直进展缓慢，直到去年8月才正式公开对外销售。同时，东原在南京公司收购的宝华东原亲山项目至今仍有房源在售，而按照原计划，该项目在2017年底就应该清盘。

更重要的是，迈过了500亿门槛后，东原当前急需补充粮仓以支撑未来的发展。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东原地产的土地储备为327万平方米。2017年末时东原的土地储备就有311.4万平方米，2016年土地储备为414.9万平方米。也就是说，东原地产当前的土地储备紧缺，急需要再次跑马圈地。

上述东原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在项目紧缺的区域，东原原本的土地投资是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但去年不得已，有区域总甚至去周边的三线城市去考察项目。这凸显了东原对土地的渴求。

东原近期频频投资拿地，也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3月以来，东原在土地市场上发力威猛，先后竞得上海奉贤区以及重庆沙坪坝区几幅土地。

按照东原的计划，他们期望在2020年实现千亿规模。但以东原目前的土地储备来看，很难支撑这家公司在今明两年继续实现大规模的增长。

大额计提、业绩修正、监管谈话……近段时间深陷海外并购血亏泥潭的光大证券（601788.SH），于3月27日晚间交出了2018年的黯淡成绩单。

光大证券称，在全行业收入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以及受累于子公司光大资本专项风险事件的影响，公司 2018 年度各项财务指标较去年出现大幅下滑。

报告显示，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7.12 亿元，同比下降 21.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03 亿元，同比下降 96.57%，若剔除光大资本专项风险事件等影响，则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3.47亿元，同比下降 55.34%。

分业务来看，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经纪和财富管理业务、信用业务、机构证券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和海外业务。

其中，经纪和财富管理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和期货经纪业务。2018 年度，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19亿元，同比下滑22%，占总收入比为25%。

信用业务包括融资融券业务、股票质押业务及融资租赁业务。2018 年度，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17 亿元，同比下降13%，占总收入比为 22%；

机构证券业务包括投资银行业务、机构交易业务、私募业务、投资研究业务和证券自营业务。2018 年度，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16 亿元，同比减少31%，占总收入比为20%；

投资管理业务包括资产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另类投资业务和 PPP业务。2018 年度，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17 亿元，同比下滑14%，占总收入比为 22%；

2018 年度，海外板块实现收入 10 亿元，较上年增加5%，占比总收入比为13%。

从业内排名情况来看，2018年光大证券总资产排名行业第 11，较 2017 年提升 1 位；净资产排名第11位，营业收入排名第 1位，较2017年下滑4个名次。

光大证券此次年报业绩严重“失血”，源于其海外MPS项目的失利，而这一并购失利风波的影响也在近期不断蔓延发酵。

2019年2月2日，光大证券发布《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重要事项的公告》，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的下属子公司光大浸辉，通过联合设立浸鑫基金收购MPS公司65%股权，光大资本作为劣后级合伙人之一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后因MPS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未能按原计划实现退出。

此后，光大证券分别于公司3月2日发布《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展公告》，计提了人民币6,000万元减值准备；3月20日又发布《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拟计提预计负债 14 亿元，对相应的股权投资和应收款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2,086.26 万元。

3月18日，上海证监局对光大证券分别出具《关于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行政监管措施的事先告知书》、《关于对薛峰采取监管谈话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关于对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3 份监管函件。

上海证监局称，经查，光大证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子公司管控机制不完善，对子公司管控不力，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二是公司对重大事项未严格执行内部决策流程；三是公司出现风险事件时，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监局报告。

此外，薛峰作为光大证券时任总经理(现担任董事长)，对上述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根据相关规定，上海证监局决定对薛峰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在今晚公布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光大证券也披露了最新的内控整改情况。

光大证券表示，公司已建立并持续完善内控组织架构、明确内控职部门、完善合规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明确“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光大资本子公司在母公司监督指导下强化了内部管控及整改。目前，公司层面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梳理修订完善子公司各项管控制度、健全内控工作机制、强化子公司管控；同时，公司就子公司投资项目可能涉及的差额补足义务，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化解相关风险，以挽回公司损失、积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美国服装巨头PVH将从Tommy Hilfiger原许可经营方Dickson Concepts公司手中回购Tommy Hilfiger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牌照；PVH旗下还拥有Calvin Klein等知名时尚品牌。此举可视为PVH目前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巩固该公司对Tommy Hilfiger在亚洲地区的直接控制权。

据悉，PVH此次将回购Tommy Hilfiger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牌照。尽管交易的细节并未完全披露，但据市场观察网站（Market Watch）报道，此项交易还包括一些相关的产权交易和零售资产；预计交易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完成。PVH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Emanuel Chirico表示，这次交易是该公司战略投资的一环，旨在支持PVH与Tommy Hilfiger 的长期发展。

针对此次回购牌照，Tommy Hilfiger方面则特别强调这项交易对于该品牌在大中华区的战略作用。其全球总裁Daniel Grieder表示，“通过引入更宽泛的产品线，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更沉浸式的、更高级的品牌体验，该交易会进一步实现该品牌（在大中华区）的增长”。

看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并受到Tommy Hilfiger在华良好销售业绩的鼓舞，PVH在2016年以1.72亿美元买下了Tommy Hilfiger在华合资公司55%的股份，夺回其在华控制权。在此以前，DicksonConcepts公司手中掌握着TommyHilfiger的中国业务，2012年之后被THAsia买下。收购后运营的第一年，TommyHilfiger中国业务总收入已经从7000万美元翻了一番，并预计2015年收入将达至1.4亿美元。

Tommy Hilfiger目前已经成为PVH旗下最赚钱的品牌。

PVH发表的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Tommy Hilfiger表现强劲，该季度同比利润增长达11%。其中该品牌国际市场贡献巨大，利润增长达16%。而北美地区收入也同比增长了3%，增长则主要来自其批发业务，而非门店零售业务。

面对门店零售停滞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看准新科技和电商能够带动Tommy Hilfiger在北美市场的消费增长，PVH在大力夺回Tommy Hilfiger亚洲控制权的同时，也正率先带领品牌在北美市场向数字化转型。

为实现则一目标，Tommy Hilfiger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其位于北美老家的重要门店。

3月25日，Tommy Hilfiger关闭了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全球旗舰店。这间店面四层高，占地2万2千英尺，过去十年一直是Tommy Hilfiger品牌形象的重要展示舞台。

不止于此，TH还将在今年4月28日关闭位于迈阿密的另一间九千英尺门店。Tommy Hilfiger在全世界拥有1500间全价店面，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迈阿密的这两间是其北美仅有的两间全价门店。

Daniel Grieder表示此举将重塑Tommy Hilfiger在北美的零售版图，“我们会继续投资tommy.com网站建设，以及继续拓展同强大的批发经销商的伙伴关系“。有消息称，该品牌可能会以“pop-up stores”（快闪店）的方式进入消费者视野，这一新零售概念已经给该品牌带来了利润。

那是一个狂风肆虐的周六夜晚，位于伦敦伊斯灵顿的联合教堂外却排着长长的队伍，近千名观众慕名前来，只为亲临《见信如唔》（Letters Live）书信朗诵活动的现场，希望能够在此感受文学与灵魂的碰撞。当晚的嘉宾阵容可谓星光熠熠，包括“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诺尔·费丁（Noel Fielding）、茱丽叶特·斯蒂文森（Juliet Stevenson）和汤姆·约克（Thom Yorke）在内的多位演艺界名流陆续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表演。《见信如晤》创办于2013年，旨在通过邀请各界名人以现场朗诵的方式，向书信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致敬。然而，该活动在筹划初期并不被人们所看好，毕竟，有谁愿意花一整晚的时间，只为听一群演员和歌手站在舞台上读信呢？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想法时，也觉得有些可笑。可一旦参与进来，你就会彻底被它打动。”康伯巴奇说。从受邀嘉宾到成为该节目的制作人，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问过许多人，他们全都表示愿意再次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观众都能有同样的感受。”

同时，出版人杰米·宾（Jamie Byng）也兴高采烈地说，“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托比·琼斯（Toby Jones，英国著名演员）时，他不解地问，‘不就是读信吗，有什么好激动的？’不过现在他已经彻底沦陷其中，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作为Canongate出版社的负责人，宾的人脉关系极广，除了琼斯之外，他甚至还在首场演出中邀请到了澳大利亚歌手尼克·凯夫（Nick Cave）。《见信如晤》的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肖恩·亚瑟（Shaun Usher）的同名作品，该节目而今广受好评，最近三场演出的门票更是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能够接纳更多的观众，节目组于近日宣布，接下来的演出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

演员谢幕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名人效应也是《见信如晤》深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节目组会安排吉莉安·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和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分别朗读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信件；在法国加来难民营的演出请来了演员裘德·洛（Jude Law）；此外，詹姆斯·厄尔·琼斯（James Earl Jones）、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和切维·切斯（Chevy Chase）等著名演员也在纽约举行的活动中悉数登场。除此之外，《见信如晤》的高光时刻数不胜数——在伦敦，凯夫为观众朗读了自己写给MTV的信件；而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书信则由曾经饰演过这位印度领袖的演员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进行朗诵；不久前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大奖的奥莉薇娅·柯尔曼（Olivia Colman）更是凭借其完美的表现赢得了满堂喝彩，在朗读维多利亚女王为其长女所写的信件时，柯尔曼还调皮地打趣道：“好大的压力啊。”

“即便这些信件和你毫无关系，你也会不自觉地被它们吸引，”宾说，“这些文字写尽了人世间所有的纷扰悲欢，观众们能够从中更为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经历，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尝过失去爱子的痛苦，也没有杀过人。通过台上嘉宾声情并茂的朗诵，每一位观众似乎都能对这些信件迸发出的能量感同身受，这与我们坐在家里默默阅读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除了名人因素之外，《见信如晤》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一种更为细腻智慧的沟通方式的渴望。这些信件跨度极大，涵盖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名人逸闻，包括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的登月经历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杀遗言。当然，这里边也描述了许多普通人不平凡的生活经历——由于受不了邻居总是在凌晨播放吵闹的电子音乐，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决定以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见信如晤》的现场，诺尔·费丁的表演将这名女子的愤怒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天早晨，我都会被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美妙的歌声、尼尔·罗杰斯（Nile Rodgers）标志性的吉他还有托马斯·邦加尔塔（Thomas Bangalter）和克里斯托（Guy-Manuel de Homem-Christo）的音乐吵醒，我几乎就要崩溃了……大家都在睡觉，这些混蛋就不能有点公德心吗？拜托把你们那该死的窗户关上，别再嗑药了。”

诺尔·费丁与杰米·宾在《见信如晤》的后台进行交流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费丁似乎对信中所用的“pinger（澳大利亚俚语，意为“迷幻药”）”一词十分喜爱，甚至在表演结束后对着康伯巴奇调皮地喊道：“嘿本尼，你那儿有药吗？”面对费丁善意的调戏，康伯巴奇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见信如晤》的舞台很像一出校园短剧——工作人员在后台忙碌地传递着信件，嘉宾则躲在幕布后边聚精会神地聆听台上人的演讲。“毕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康伯巴奇说，“这些书信可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在结束了自己的朗诵表演之后，汤姆·约克对费丁的表现赞誉有加：“诺尔读信的时候，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封信件的作者）表达愤怒的方式是那么粗俗，同时却又如此优雅。”说着说着，约克便开始回忆起信件的内容来，将其主人傲慢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当康伯巴奇第一次向约克发出邀请时，后者其实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档怎样的节目，然而不久之后，他便成为了《见信如晤》最忠实的观众。“聆听别人的信件似乎有一种慰藉心灵的效果，”他说，“在当今时代，要想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特别容易，但这些书信却让我开始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我觉得，写信是人类所有自我表达方式中最为私密和细腻的一种，我们在写信时总会认真衡量自己的情绪表达，但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就不会这么做。”

“我的台风属于搞怪型，可有些内容严肃的信件是不能开玩笑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给我关于饥荒或者环境问题的材料。”费丁说，他十分欣赏其他嘉宾莎士比亚式的朗诵风格，“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美了，换我永远都做不到。事实上，我一直很惊讶节目组会再次邀请我，如今这已经成为了我最爱的工作之一。相信我，它和你们看过的所有节目都不一样。”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后台为演出做准备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作为《见信如晤》制作人的康伯巴奇则认为，演出在保证一定娱乐性的同时，应当更多关注那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信件，比如库尔特·冯内古特在1988年发表的公开信《致公元2088年的人们》中，就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测。在嘉宾朗读信件的过程中，观众的情绪也在不断经历着起伏变化，一位女士告诉我（指本文作者），她曾连续两个晚上来到现场观看演出；另一位女士则表示，每每想到科林·费斯（Colin Firth）几年前的朗诵表演（该信件出自法国记者安托万·莱里斯之手，他的妻子在法国巴塔克兰剧院人质劫持事件中不幸遇难），她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康伯巴奇担心，皇家音乐厅的宏伟会使书信朗诵的私密感大打折扣。当被问及此事时，他不由自主地敲了敲身旁的柜子（表示祈祷），紧接着便皱起了眉头，似乎对自己的举动十分不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没事儿，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他说。

《见信如晤》在伦敦联合教堂的演出十分成功，压轴出场的两位青年——安·泰勒（Anna Taylor）和艾芙·霍曼（Ivi Hohmann）满怀激情的朗诵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齐声喝彩。她们在两周前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各国政界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是人类身上最大的物种缺陷，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活动来不断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这些书信对观众的影响，毕竟，像这样观点明确且论证严谨的交流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康伯巴奇笑着说，“当然，除了愤怒的澳大利亚邻居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