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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集体学习国家大数据战略,最高层再提数字经济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此外,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

业内认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大数据战略效果显著。有机构预计,2017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超过4100亿元。根据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我国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30%左右。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实施,相关行业龙头将迎来发展机遇。

相关公司方面,据选股宝主题库(xuangubao.cn)大数据等板块显示,

东方国信 为客户提供企业级大数据及云平台整体解决方案,在金融、政务、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多点布局大数据应用;

北信源 是终端安全产品龙头,产品涉及数据安全、大数据应用等,在政府、公安、金融等重要领域深入布局;

数据港 是国内批发型数据中心托管服务领域龙头,是少数同时服务BAT等互联网巨头数据中心业务的服务商;

美亚柏科 在持续推动公安大数据平台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开发了“祥云”城市公共安全大数据平台,实现公安、信访、安监、卫计等多部门公共安全数据的汇聚整合。


新华社:2018年严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金融领域的重中之重

严监管是贯穿2017年金融领域的主题词,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各种乱象,各种“套路”,监管重拳接连落地。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可以预见,2018年,严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金融领域的重中之重。

重拳接连落地,金融严监管进行时

12月8日,银监会对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开出7.22亿元的最大罚单,对6名涉案员工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令业内震动。

这只是金融领域强监管节奏的一部分。今年前10个月,银监会系统罚没金额达6.67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096名,禁止49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证监会保持执法高压态势,2016年以来对32名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立案调查。近期,赵薇夫妇被罚5年禁入证券市场,乐视贾跃亭因未履行借款承诺被责令改正。

保监会针对关联交易不规范、股东股权、内控与合规管理等问题,密集下发监管函,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治理乱象,既要加大处罚力度,通过监管“长牙齿”让相关责任人“长记性”,又要标本兼治,防止风险和乱象死灰复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流动性风险管理引入新指标、严格重组上市认定标准,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和董监高减持行为……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逐步完善,成为清除市场痼疾的制度保障。

金融监管全面升级的背后,是监管层对风险的清醒认识和精准把握。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老套路”难以行通,金融生态正在重塑

金融监管的大网越织越密,让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原来打监管“擦边球”的“老套路”难以行通了,严监管正在重塑金融生态。

——空转资金现象有所缓解。今年以来,针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中存在的空转、套利等现象,银监会掀起自查整改“旋风”,央行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随着套利空间减少,目前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分别比年初减少3.4万亿元和1.4万亿元,理财产品增速同比下降26.5个百分点。

——激进投资行为得到遏制。去年以险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频频“举牌”,成为上市公司“门口的野蛮人”。保监会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银监会出台股权管理规定,入股银行有钱也不能任性。目前保险资金运用回归稳健,近段时间未发生激进投资行为。

——围堵钻空子赚快钱。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趋严、减持新规全面升级、新设发审监察委……针对市场操纵、清仓式减持、忽悠式重组等乱象,证监会完善一系列基础制度,全面围堵各种钻政策空子、谋取不法利益的通道。

——全面清理非法金融行为。禁止P2P平台开展校园贷、叫停数字货币ICO、暂停网络小贷牌照,监管层对各种非法金融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防风险是重中之重,推进改革是下一步着力点

严监管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十九大报告,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看,严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金融领域今后一段时期的重中之重。

2017年,金融监管不断推进,但仍然任重道远。除了遏制金融乱象的雷霆行动,如何建立符合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如何推进更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将是下一步金融监管的着力点。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全面升级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明朗。

央行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就资管业务征求意见,“各自为战”多年的资管行业将迎来统一的监管标准,未来更多的监管协调举措值得期待。

“我国以综合监管、功能监管、监管信息共享为特征的金融监管新时代正在到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防范金融风险除了靠强监管,更要靠金融改革。以银行业为例,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查整改,操作不合规的现象大大减少,但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等深层次问题正在凸显。

专家表示,今后金融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将逐步推进,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人民日报刊文评莎普爱思事件:莫让行贿药企以小博大

近日,一篇名为《一年狂卖7.5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的文章在网络热传。针对文章所反映的“著名眼药”莎普爱思存在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和浙江省两级食药监部门已责令该公司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和开展广告自查。

人们追问这一眼药为何敢于在未进行临床有效性试验就敢搞“轰炸式”广告之时,有人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过去十余年间,莎普爱思的工作人员多次向所在地科技局官员行贿。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也发函,要求莎普爱思说明“涉及行贿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药企行贿问题,也随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些年,从中小型药企到辉瑞、惠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制药巨头,“前仆后继”地曝出行贿丑闻。从这些案例看,药企公关对象,要么是卫生、药监等政府部门的“现管”,要么是科室主任、药房主任等医院的“主管”。莎普爱思的行贿对象,就多为负责新产品鉴定、科技计划申报者。在利益集团的围猎、糖衣炮弹的围攻中,拒腐防变的防线频频失守,带有劣迹的药品进入流通市场,侵害患者健康权益。

对此,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比如,将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概括性数额”加“情节”,对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严禁医药代表卖药,建立行贿黑名单制度,上榜药企或将禁入公立医院,等等。但前车之鉴并未完全转化成警示教训,现有惩处尚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彻底消除药企行贿任重道远。

一盒药背后的利益关系之复杂,远超业外人士的想象。这也意味着打击行业腐败,狙击商业贿赂,需要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就行贿受贿两端来说,长期以来司法对后者的打击力度要大于前者。正因如此,药企的违法成本在利润面前几乎是九牛一毛,而且很大一部分还能转移到药价上,最终由广大患者承担。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这场以小博大的赌局实在太过诱人,行贿自然就成了“攻城略地”屡试不爽的手段。

从逻辑关系看,行贿与受贿本就是成对儿出现,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果。从整个灰色链条来看,企业的行贿相当于源头,处于利益交换链条的上端。治病要去根儿,从源头上堵截贿赂,依法严厉打击行贿者、紧盯行贿行为,让行贿“代价惨重”,显然可以事半功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一论述既是党内规矩,也有刑法依据,更是群众期待。从“政”入手,遏制受贿;从“商”入手,打击行贿。这对于重塑医药领域的风气来说至关重要,对其他领域亦是如此。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举措,能够促使商人依法经营不行贿、从政者依法办事不受贿,为市场运作创造一个不以贿赂获利的公平竞争环境,为公权力运作创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为社会注入“行贿受贿一样可耻”的普遍共识。

从司法实践看,相较于受贿,行贿查处起来难度较大,但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共建全民防“贿”的大堤,让双向查处落到实处,整个社会才能赢得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神药莎普爱思成长史:9年砸13亿广告费 股东套现超7亿

2016年,在禁售期满之后,莎普爱思的重要股东开始谋划减持套现。截至今年11月底,发行人股东已合计套现超7亿元。

12月8日,位于浙江平湖的莎普爱思(603168.SH)发布继续停牌公告。连日来,被媒体质疑虚假宣传后,莎普爱思陷入持续的舆论声讨中。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莎普爱思滴眼液(通用名: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说明书显示适应症:早起老年性白内障),在每年巨额的广告费投入下,销量持续暴增,被人质疑为并未有疗效的“神药”。

 

12月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发文要求对莎普爱思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表示为防止误导消费者,该药品的批准广告应严格按照说明书相关规定的文字表述。

“公司获悉CFDA上述通知以及收到浙江省食药监局上述文件后,立即对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情况进行初步评估,因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实,相关工作和具体措施待落实,公司申请继续停牌。”莎普爱思称。

公开资料显示,经历了从国营药厂到股份合作制企业再到上市公司的过程,成立已34年的莎普爱思,如今仍然依靠单一产品莎普爱思滴眼液的销售额支撑公司业绩。

莎普爱思滴眼液的成长史,实际上是一部“神药”进化史。在天价广告费的投入下,一款专治白内障眼疾的“神药”就此诞生,而莎普爱思则在老年人身上攫取了巨额财富。

CFDA发文关注

“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思滴眼睛。”这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广告语,是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的莎普爱思滴眼液广告的经典台词。2017年最后一个月,一篇题为《一年卖出7.5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的文章,将莎普爱思滴眼液及其背后的上市公司莎普爱思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上述文章质疑莎普爱思滴眼液涉嫌虚假宣传、夸大疗效,误导白内障患者购药。此后莎普爱思的股价连续下跌,从12月1日的23.1元/股跌至12月6日的22.1元/股。

即使莎普爱思发公告回应公众关切,但依然未能使股价止跌,12月7日,莎普爱思以“有重要事项未公告”为名紧急停牌。“莎普爱思滴眼液作为一种‘安全的、有效的抗白内障药物’,对‘延缓老年性白内障的发展及改善或维持视力有一定的作用’,广告内容也符合相关规定。”莎普爱思称。

12月6日晚,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发布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管函〔2017〕181号),鉴于医务界部分医生对莎普爱思生产的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商品名:莎普爱思)疗效提出质疑,请浙江省食药监局,按照《药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有关规定,督促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CFDA药品审评中心。

第三方医药服务平台麦斯康莱创始人史立臣认为,任何药品都有两个关键的点,安全性和有效性,产品被人质疑,需要重新补充临床试验数据以证实它有效,这要做临床,时间比较长,所以得3年时间。

史立臣同时指出:“中国药品评审机制一定要重新审视,因为以前的审评审批标准低,临床数据造假现象严重,导致市面上很多无效药品在销售,但通过营销手段销售情况还不错,现在医生质疑产品效果,CFDA必须发声了。”

CFDA在文件中对莎普爱思的广告营销予以“定调”,“为防止误导消费者,该药品批准广告应严格按照说明书适应症中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得有超出说明书适应症的文字内容。”

随即,浙江省食药监局向莎普爱思发文,并提出三点要求,除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外,还要求莎普爱思立即开展广告自查,对发布在国内各种媒介上有关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广告、宣传、标识、标语等,严格对照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中规定的文字表述和广告法规有关规定进行自查,不符合规定的,立即纠正,并报当地市场监管局。

同时,严格执行药品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确保药品生命周期的质量和安全。

莎普爱思滴眼液是上市公司莎普爱思的核心产品和销售收入来源,系这家公司的业绩支柱。

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莎普爱思的营业收入分别为7.66亿元、9.22亿元、9.79亿元和7.03亿元。同期,莎普爱思滴眼液营收分别为5.08亿元、6.64亿元、7.54亿元和5.19亿元,分别占当期总营收的66.35%、72.03%、77.03%和73.91%。

分析师直言,莎普爱思业绩几乎完全靠滴眼液撑起,单一产品打天下,但这几年舆论一直对这个产品的功效和营销模式有质疑。

此次受到舆论关注,是否对莎普爱思滴眼液未来的销售业绩产生影响?莎普爱思证券事务代表董丛杰并未能回应。

巨额广告砸出业绩

据招股书显示,莎普爱思于1997年获得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国家二类新药证书与生产批件后,开始在医院市场推广该产品。

早期,由于白内障患者对自身病况认知度不高,求诊率很低,去医院就诊的绝大部分是较晚期的患者,医生一般建议以手术方式治疗。因此,莎普爱思虽然尽力在医院推广,但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2004年12月,政策发生转变。彼时,国家药监局批准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转换为OTC药物。莎普爱思开始尝试在药店渠道销售莎普爱思滴眼液,并探索OTC市场的营销模式。

2005-2007年的销售初期,由于缺乏OTC市场的销售经验,莎普爱思采取代理模式,即渠道管理与市场推广均由代理商负责,效果似乎未能达到预期。

当时,中国的白内障患者数量持续攀升,手术治疗的患者较少。莎普爱思认识到,多数早期白内障患者缺乏治疗意识,也缺乏对莎普爱思滴眼液的了解,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内障患者进行教育和宣传是提高销量的关键。

据莎普爱思披露的招股书(申报稿),2007年底,公司进行渠道模式变革,开始自主销售,并以“渠道全程管理”模式,将营销管理从经销商扩展到药店。

这意味着,莎普爱思滴眼液可以直达市场零售终端,既加强公司对渠道与终端的管理,同时拥有对区域营销网络的持续掌控能力。

彼时,OTC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莎普爱思意识到,需要请明星代言,同时加大广告投放,并通过医院、药店进行产品宣传,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莎普爱思滴眼液。

至此,通过这种“渠道全程管理”的模式加上“广告效应”,莎普爱思滴眼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综合莎普爱思2012年披露的上述招股书(申报稿)和2014年披露的招股书及其公司的年报,从2008年开始,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和广告费用激增。

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由2008年的2150.97万元,增长至2016年的4.23亿元;广告费用由2008年的456.15万元,增长至2016年的2.63亿元。

据莎普爱思披露的招股书及年报,从2008年开始至2017年前三季度,共计长达近9年的时间,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累计超过22亿元,广告费累计超过13亿元。

具体指标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分别为2150.97万元、4077.40万元和8266.79万元;其中广告费分别为456.15万元、1730.73万元和3784.07万元。

这三年,通过前期广告费等销售费用的投入,莎普爱思的滴眼液实现落地销售,初见成效,销售额分别达1593万元、3903万元和9883万元。

此后,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继续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1.50亿元、2.11亿元和2.57亿元;其中广告费分别为7872.26万元、1.32亿元和1.61亿元。这三年,莎普爱思的滴眼液产品销量持续攀升,销售额分别为2.05亿元、3.21亿元和3.88亿元。

2014-2017年前三季度,莎普爱思的销售费用分别为3.20亿元、3.96亿元、4.23亿元和3.16亿元。其中广告费分别为2.07亿元、2.41亿元、2.63亿元和2.24亿元。

股东持续套现获利

在莎普爱思销售额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其获得的利润亦随之增加。获益最大的,要属其背后的众位股东。

公开资料显示,莎普爱思的历史最早要追溯至1978年成立的地方国营平湖制药厂。该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主管部门为浙江平湖县工业局,注册资金24万元,经营药品、滋补品生产。

1997年3月,平湖市开始在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中试行股份合作制。作为首批改制企业,经过转制、改制,2000年7月,平湖制药厂几经变更成为浙江平湖莎普爱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普爱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1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德康。

其中共有7人出资参与莎普爱思改制,分别为陈德康(103万元,持股51.24%)、胡正国(15万元,持股7.46%),以及任宝华(27万元,持股13.43 %)等。

作为平湖制药厂老员工,陈德康曾任平湖制药厂供销科科长,浙江平湖制药厂厂长、董事长兼厂长,莎普爱思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同为浙江人的胡正国,曾任平湖制药厂质监科长,莎普爱思有限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04年5月,任宝华等5人分别将其所持有的莎普爱思有限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王泉平。至此,莎普爱思有限仅有3名股东,分别为陈德康持股51.24%、王泉平持股41.30%和胡正国持股7.46%。

公开资料显示,王泉平为平湖当地企业家,此前有媒体披露其与陈德康关系不错。据莎普爱思招股书指,王泉平的投资涉猎广泛,涉及地产、服饰等产业。

2008年9月,莎普爱思股份制改造,谋划上市。据招股书,莎普爱思股份的总股数为4900万股,上述3名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依然是陈德康持股51.24%、王泉平持股41.30%和胡正国持股7.46%。

2010年,同在平湖经商的景兴纸业(002067.SZ)掌门人朱在龙,通过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兴”)入股莎普爱思,受让了王泉平及胡正国的股份。

至此,莎普爱思的股东增加至4位。其中,陈德康的持股比例51.24%不变,王泉平持股23.30%,上海景兴持股20%,胡正国持股5.46%。直到莎普爱思上市前,上述股权都未发生变化。

2014年在上交所首发上市后,陈德康的股比稀释至38.42%,持股2510.76万股,系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外,王泉平持股1141.70万股,占比17.47%;上海景兴持股980万股,占比15%;胡正国持股267.54万股,占比4.09%;社会公众股为1635万股,占比25.02%。

在莎普爱思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每10股送10股转增5股派现7.24元)实施完成后,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有所增加,比如王泉平持股达2854.25万股,上海景兴持股达2450万股,胡正国持股达668.85万股,持股比例不变。

2016年,在禁售期满之后,莎普爱思的重要股东开始谋划减持套现。截至今年11月底,发行人股东已合计套现超7亿元。

减持套现次数较多的是上海景兴。2016年1月27日至2月22日期间,上海景兴减持500万股,价格区间36.8元至37.6元。按照折中的37元/股计算,此间套现1.85亿元。

2016年10月31日至 11月23日期间,上海景兴又减持200万股,价格区间43.32-45.03元,此间套现8664万-9006万元。

2017年11月2-11月23日,上海景兴减持68.088万股,价格区间22.89-25.15元,套现超过1500万元。

此外,莎普爱思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正国因改善生活等个人资金需要,于2016年5月3日,减持68.85万股,价格41.19元,套现2835.93万元。

2016年5月23日至 11月2日,王泉平累计减持816.87万股,减持价格区间为38.20-45元,套现金额超过3亿元。

今年3月2日至9月1日,王泉平又减持237.38万股莎普爱思股份,减持价格区间39.73-40元,套现超过9431万元。

 



发审委剑指IPO“拖延症”:超期不报将被采取措施


监管层认为目前总共积压的企业数量大概在200家左右,如果能解决老大难排队企业的问题,堰塞湖就能够进一步得到化解。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还透露,除不报上会材料的,还有一些因为三类股东、房地产、文化传媒等政策原因,但这些也都在解决和推进之中。

疏通IPO“堰塞湖

IPO“堰塞湖有望进一步疏通。监管层出台新规,拖延上会或中止状态超过三个月的老大难企业,将面临撤材料风险。这意味着,以往的IPO“卡位策略不再有效,IPO审核流程也将更优化,直接融资渠道将更加畅通。

监管层认为目前总共积压的企业数量大概在200家左右,如果能解决老大难排队企业的问题,堰塞湖就能够进一步得到化解。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还透露, 除不报上会材料的,还有一些因为三类股东、房地产、文化传媒等政策原因,但这些也都在解决和推进之中。

监管层对IPO审核流程的优化进入新阶段。

日前,证监会在两份监管问答中就IPO审核过程中的中止审查标准进行了更新,并对发行人、保荐机构针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时间、报送上会材料、中止审查情形等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日前从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处获悉,此次细化中止审查流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遏制一些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在当前IPO发审从严状态下的拖延上会情形;目前监管层已通知上会但拖延拒报的拟IPO企业数量约在40-50家。

面对上述流程优化,多数受访中介机构表示认可。

还是在优化IPO的发审流程,对于中介机构、发行人和市场来说,都是好事。北京一家资深投行业务董事表示。

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还表示,发行人应当放弃其所抱有“IPO发审从严只是阶段性举措的侥幸心理;IPO从严审核已成为常态化举措,上会时间的节奏调整不会对其过会概率带来实质性改变。

剑指IPO“拖延症”

IPO企业在IPO发审环节的主观拖延现象,正在被监管层所关注。

127日,证监会就中止审查等事项作出的最新发行监管问答要求,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对于上会材料报送应当保证一定程度的效率。

监管问答要求,在证监会披露反馈意见同日通知保荐机构报送上会材料后,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应在10个工作日内报送上会材料,申请延期最多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而在30个工作日内未有充分理由超期不报的,监管层将采取相应措施应对。

此外,针对企业申请中止审查的情形,监管层也作出重新调整,即只有发行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被立案或行政处罚时才可申请终止;但原则上不应超过三个月;而对于律所、审计机构等其他中介的更换,则不需要中止审查。

之所以做出上述安排,与迟迟不报上会材料或处于中止审查的排队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有关。

受益于过去一年多来发审流程的简化,IPO“堰塞湖问题已然得到一定程度化解,但在监管层的从严审核下,近期较低的过会率让不少排队企业出现了怕打针效应,此外另有部分企业申请或已处于中止审查状态,让堰塞湖的苗头重燃。

按理说应该先报先上,今年新报的企业很多都已经进入上会流程了,可一些更早前申报的企业却存在迟迟没上初审会的状况。”128日,一位正在排队的拟IPO企业董秘声称,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目前的审核程序上,大概率是有的发行人在延后上会时间。

统计显示,截至127日,沪深两市共有411家未过会IPO排队企业,其中275家处于已反馈状态,54家处于预先披露更新状态;另有65家企业正处于中止审查状态。

据监管层估算,在上述排队企业中有约40-50家拟IPO企业存在拖延不报上会材料问题;而另有部分中止状态企业影响了IPO审核的正常推进。

监管层认为目前总共积压的企业数量大概在200家左右,如果能解决老大难排队企业的问题,堰塞湖就能够进一步得到化解。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还透露, 除不报上会材料的,还有一些因为三类股东、房地产、文化传媒等政策原因,但这些也都在解决和推进之中。

同时获悉,目前监管层统计有十多家排队企业在回复反馈意见上已延期长达三个月,而一些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或正处于酝酿状态。

监管层正在考虑和拖延过长时间的企业约谈,如果相关困难无法在短期解决,会进行劝退;如果是缺少某个批复文件,也要先让把回复报给会里。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坦言,针对一些可能存在问题或超期不报的,监管层可能还会采取核查、监管措施等方式进行处理。

机构建议谨慎申报

在投行人士看来,监管层针对延迟上会、中止审查等事项的细化,与促使IPO审核常态化、从严审核企业质量等举措互为配套,共同促使IPO发审流程走向优化,并在现实层面实现了对堰塞湖两个方向的纾解。

过去的问题是,因为默认的排队时间长,企业就拼命地往上申报,券商也鼓励企业先报了再说;但这就导致越来越多企业挤在排队队伍里,形成了堰塞湖。北京一家资深投行业务董事解释称。

该投行业务董事进一步表示:如果加快审核效率、安排常态化上会、加速排队企业代谢,是疏导堰塞湖的排水;那么从严审核,加上限制企业主观拖延,这是在收紧堰塞湖的入水,提高IPO企业的申报门槛。

发审提速、监管从严的这一监管方向,也将导致部分拟IPO企业不再急于进入排队程序。

之前一个传言是监管层要延长辅导期,但实际拿目前审核流程来说,不少辅导期企业自己就会乖乖的延长时间了,甚至还有一些企业也不再急于进入辅导期。前述拟IPO公司董秘称,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把申报时间进一步拉长。

而上述资深业务董事也建议,拟IPO企业应当在上市申报准备阶段完善内部问题,认真对待申报事宜。

目前对已受理申报的企业视同于已上市企业标准监管,发行人尽量应当在企业完成规范后再进行申报,监管层目前对于IPO申报的严肃性是很看重的。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强调,而且现在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抢跑排队了,因为发审流程已经得到简化,不会再在排队上消耗过多时间了。

面对过会率的下降,许多市场人士错误理解为当下风头紧,先避一避,但实际上从严审核是一个常态化的事。上述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还表示,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不应怀有利用中止审查、延期回复等技巧擅自调节项目发审节奏的侥幸心理,现在不应心存侥幸,如果真的觉得自己项目有问题可以考虑主动撤回,完成规范后再进行申报。























麦肯锡报告分享 数字中国引领全球

从一些传统的衡量方法来看,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仅居于中游,在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中位列50(共131个国家),“网络就绪指数”第59(共139个国家)。这是以以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依据的。

然而,从数字化应用和创投体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大国,在数字服务领域已经实现了净出口(过去五年连续保持年均100-1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正在改写全球数字化的格局,并为远在海外的创业公司提供支持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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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数字经济引领全球

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支付方面:十年前中国的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过40%,据估算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移动支付在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中的渗透率也在迅速增长,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年的68%,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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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关键数字技术的风险投资位居世界前三

创业和投资方面:全球262家“独角兽”中,三分之一是中国公司,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总估值的43%;在金融科技领域,全球每23家非上市“独角兽”中就有9家是中国企业,而且占据了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总估值的70%以上;中国风投行业从2011-2013年的120亿美元(占全球6%)迅速增至2014-2016年的770亿美元(占全球19%),此间对外风险投资总额达到380亿美元(80%流向发达经济体,75%流入了数字化相关行业)。

中国有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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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领域数字化指标(资产、用例和劳动力三大维度)

上面的麦肯锡的中国数字化指标,揭示了中国22个领域的5大数字化发展阶段:

1、ICT(信息通信技术 )、媒体(数字内容提供商和出版商)和金融(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等)是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持平。

2、面向消费的行业数字化程度,如票务和二手交易等各类数字渠道销售、电子商务的渗透等,领先国际。

3、政府相关产业(电力等公共事业、卫生保健、政务、教育等)大举投资数字化,其在整体产业数字化指数的排名要高于美国或欧盟(整体规模仍落后),部分行业(如智能电网)超过了美国。

4、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先进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制造、化工、医药等)数字化程度排名相对靠后,这是因为数字化在总支出中占比相对较小。

5、本土化和碎片化产业(如房地产,建筑,农业,个人和地方服务等)的数字化程度落后,巨大的数字化空间将使这些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总的来看,中国的数字化产业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正在迅速缩小差距(2013年美国数字化程度是中国的4.9被,2016年降至3.7倍)。此间 ,政府的政策支持(互联网+产业、智造产业等)和投资推动(IT基础设施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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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数字化差距正在缩小

从资产、用例和劳动力来看,信息通信技术、媒体和金融部门是最数字化的领域,农业、地方服务和建筑业等数字化程度相对较弱。从均衡性来看,中国数字化程度前三的企业数字化指标是末三的6.5倍(美国5.8倍,应该6.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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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领域的生产率增长与整体数字化呈正相关

数字潜力的背后逻辑

庞大的受众池,BAT强势引领的数字产业生态圈,加上大力推动前沿技术的投资和应用,导致中国的数字化潜力远超许多关注者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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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用户达6.95亿,数字原住民达2.82亿,中国拥有显著的规模优势

受众池方面:中国规模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超过90%的家庭联网,与纽约基本持平,略高于旧金山),网民们对数字化的热情(2016年7.31亿网民,83%使用过O2O服务)以及移动端的便利(2016年6.95亿移动网民,移动电商占总体电商销售额的70%,北京打车APP出行的次数是纽约居民的8倍),不仅吸引了众多投资者(2016年流入北京的风投高达209亿美元,伦敦仅34亿美元,洛杉矶仅30亿美元)和企业家,更为企业试水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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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需要应对的规模及波动性挑战更大,因此有利于发展出更强大的技术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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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已开发了面向消费者的超级App — 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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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巨头为数字经济贡献了资金和人才

数字产业生态圈方面,庞大的客户规模与使用强度让中国成为孕育前沿数字技术的实验场。BAT占据了国内数字产业的统治地位,也拓宽了多行业、多元化的数字化生态圈(包含不断增长的独角兽和各类创企,以及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企业,其中1/5创企由BAT或前BAT员工创立,另外还有30%的企业获得过BAT的投资),并在过去两年间达成35笔跨国交易。其他其他数字化企业(如小米、网易、平安集团等)也在积极布局生态系统。此外,中国硬件制造能力使其在互联网和物联网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国产手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90%,2016年70-80%的可穿戴智能手表产自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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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支付领域,政府政策为创新企业提供了试水空间

监管方面,中国政府对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直采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监管策略,从“先试水、后监管”发展成数字化的积极推动者,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积极打造互联网产业基地,推动数字化投资,为双创提供资金支持(减税、基金等形式),主导高新科技研发和应用(如墨子号、AI政务等)。

由于政府监管滞后于市场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可以相对自由地测试和推广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可观的市场占有率,使得数字化企业呈指数级猛增,其中领先的数字化企业正在向海外拓展其商业模式(如Ofo、摩拜、Musical.ly),并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如今日头条的机器学习和个性化定制之于印度最大的本土语言内容聚合平台Dailyhunt,蚂蚁金服之于韩国首家互联网银行K Bank)。

但这也引发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问题(倒闭了三分之一的P2P借贷平台,牵连大量消费者蒙)。随着中国的数字化环境愈加成熟,政府也相应推出了多项新的监管规定,如2017年6月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随着中国的数字化进程逐步推进,各个行业的价值链都将经历营收和利润池的彻底变革。虽然这种创造性变革将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由于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低下、拥有巨大的商业化潜能,因此这一变化在中国将尤为迅猛和激烈。经历这次转变脱颖而出的企业很有可能拥有庞大体量,足以影响全球数字化格局,并且能够带动中国境外的创业者。

价值链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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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数字化或可转变并创造10-45%的行业总收入

宏观层面:麦肯锡2014年调研认为,2014至202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五分之一将来源于数字化;2015年的调研显示,创新将在2025年贡献近一半的GDP增长,即每年3到5万亿;2016年的报告则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占了全国GDP的30%,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

微观层面:美国价值前十的企业中有5家是互联网技术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在中国十大最具价值企业(剩下的是6家银行和两家能源企业)。

无疑,随着数字化的进展,整个行业的价值链都将产生变化,缩短了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距离,匹配供应和需求,进一步拆分产品和业务流程,产生输家和赢家(比如零售界的在线平台、新出世的3D打印、VR/AR等产业,汽车界的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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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三类价值链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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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介化和分散是价值链重组的主要力量

为量化数字经济的价值,麦肯锡提出了数字化带来的三类价值链重组:

1、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用例包括电子商务、在线出游等渠道利润率高,缺乏客户透明度和供应商,碎片化的产业);

2、分散化(Disaggregation):用例包括汽车共享、办公室/公寓共享等相对高价值的资产固定的产业);

3、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用例包括电子书、音乐流媒体等将产品/服务转换为数字格式的产业)。

到2030年,基于这三者的数字经济(消费和零售、汽车和移动、医疗健康、货运和物流)或可转变并创造10-45%的行业总收入。

从零售行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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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或可转变并创造1/3的消费和零售行业收入

15】

▲三类数字力量重组消费者和零售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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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介化可以将零售行业的价值转移到在线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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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的全渠道零售带来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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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的全渠道汽车销售拉近制造商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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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将影响3%到10%的消费和零售利益池

从汽车行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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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或可转变并创造30%的汽车行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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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数字力量重组汽车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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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介化和反聚合可以改变传统汽车厂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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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V2X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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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汽车综合移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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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将影响5%到14%的汽车和移动利益池

从医疗行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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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或可转变并创造45%的医疗行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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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数字力量重组医疗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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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可以改变传统医疗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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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可穿戴)带来的疾病预防、诊断和病患行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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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大数据)使病患成为医疗业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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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将影响3.0%到5.5%的医疗健康利益池

从物流行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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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或可转变并创造1/3的货运和物流行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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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数字力量重组货运和物流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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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可以改变传统货运和物流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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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为打通各个快递环节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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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将影响4%到9%的货运和物流利益池

政策和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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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数字化进程中的角色

中国政府在整个数字化进程中的很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础设施领域,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建设,以及企业合作(中国前50的创企中有一半与BAT合作),为消费、医疗等重要的数字化领域提供了基础,推动了互联网(5G)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截至2016年,中国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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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过渡计划

此外,政府还推动着数据的的开放,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竞争更加公平(在全球144个国家的数据开放排行榜中位列71)。麦肯锡认为,政府还需要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生学习体系,鼓励再学习和再就业,尝试零工经济等,避免数字化进程中的工种不适应性和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注重协调全球数字化致力,致力于网络安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数字经济量化等领域达成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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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字战略超重要

商业环境方面,快节奏的经济转型和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导致中国的数字行业竞争将极为激烈,麦肯锡提出了以下六大有效措施:

1、策略大胆:数字解决方案的巨大空间不仅存在于核心业务,更存在于跨部门的工作,特别是碎片化行业的价值链整合。

2、巧用生态:数字平台的影响力将扩大,BAT不仅在传统核心业务上优势明显,更会通过资金和人才支持渗透多个行业的多个部门,支持创业公司,发展超级应用。

3、价值最大化:信息/数据即财富,特别是基于中国有7.31亿网民,50亿次百度在线搜索,日均66分钟的微信使用,日均1.75亿笔支付宝交易等。

4、组织灵活:需要构建一个更为开放的工作氛围,麦肯锡调研显示,在员工激励方面,中国企业似乎只懂得砸钱。

5、数字化运营:调研显示,只有44%的中国老总准备好面向工业4.0,但的德国可已经有68%了。

6、紧跟政策: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经济数字化是首要任务,并已有290个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试点项目。

金准数据认为,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变革,即将数据转化为可用的资源驱动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新的价值。这一变革覆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工业、能源、零售、汽车、医疗、物流等诸多领域,即将带来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又将带来价值转移,有输有赢。对于政府而言,其在基础设施、数据环境等方面的作为至关重要;对于企业而言,科技巨头主导的数字生态将推动各行业价值链的充足,传统企业必须跟上转型的步伐,胆大心细,小步快跑,新兴创业也纷纷选择站队;对于资本而言,由于监管滞后导致应用层的创新,初期几乎是自由生长,洗牌节奏非常快。

政治局会议分析明年经济工作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


会议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列入明年要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


多位专家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正是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布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更好摆脱围绕速度判断经济发展的范畴,从发展的本质出发,引导政策重心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稳中求进”是推动三大变革、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遵循的工作总基调。


专家表示,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本次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其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凸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当前政策体系和经济工作中的主线地位。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全球经济依然维持复苏态势,为国内推动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今年在金融去杠杆,过剩行业去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层面上成效明显,明年重心可能会向补短板倾斜,并加大产业升级和转型力度。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告诉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措施。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供给。明年可以继续在改善供给结构上下功夫,例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专家表示,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立足生产和生活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传统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向质量提升、绿色低碳、服务优化、品牌高端等方面发展。


在经历了力度空前的调控之后,明年房地产市场动向如何,备受关注。此次会议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列为2018年要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并强调要“力争取得明显成效”。(推荐阅读>>>2017“房住不炒”深入人心 楼市供求格局发生可喜变化)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最大的亮点是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这也是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琦表示,本次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2018年将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出台更多配套政策和调控措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以土地、住房的供给端改革,税收、信贷的配套政策改革、以养老、医疗、教育等资源分配改革为着力点。同时继续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建议,应坚持调控不动摇、不放松、不歇脚、不松懈,从金融、土地、财税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政治局会议还特别指出,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强调,明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说,面向未来,金融机构应将防范风险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加强全面风险管理,防控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两手抓、两手硬。

人民日报:直接融资渠道应再多些 仅靠公开股票市场“一肩扛”不现实

“今后还要不要‘打新’可转债?”前段时间,可转债这个词突然火了起来。一批可转债短期内将密集发行,由于存在类似“打新股”的低风险收益,很多股票投资者开始参与其中,也有了第一次与债券的亲密接触。近期,开始出现可转债上市首日即跌破面值的情况,让这股热情又有所降温。尽管如此,可转债依然是2017年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


可转债,实际上主要是指可以转换成股票的债券。对于A股市场而言,可转债并非新生事物,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但参与的投资者很少,一直是“小众”市场。然而,年初以来,可转债市场节节升温,已发行可转债规模与去年相比翻倍增长,还有很多公司已公布可转债发行预案。


作为兼具股性和债性的金融产品,可转债触及了投融资双方的共振点。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政策面鼓励通过可转债等来融资,而可转债的融资成本低、不稀释股权,还有转为股权的灵活性,也是其吸引上市公司的原因。对于投资者来说,“打新”可转债,有可能获得上市后的低风险收益,长期持有可转债能分享股价上涨的成果,如果股票往下,债券可以要求到期兑付,本钱和利息都有“保底”。从历史上看,可转债确实也显示出“牛市跟涨、熊市跌少”的特性,具备一定穿越牛熊的潜力。虽然短期市场有所波动,但从长远看,可转债仍是一个颇具潜力的融资渠道。


这对直接融资该如何发展有所启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未来金融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也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发力点。然而,一提到直接融资,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股票,尤其是在交易所发股票。尽管这些年直接融资的市场规模、市场品种、机制创新等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总的格局上,还是“股市强、债市弱”、股票的“公开市场强、其他市场弱”。事实上,股票只是直接融资的一个渠道,要让直接融资比重再上台阶,仅靠公开股票市场“一肩扛”不现实,还需要综合考虑融资者和投资者的诉求,开辟更多受市场欢迎的渠道。


开辟新渠道,可以让直接融资更具“亲和力”。长期以来,企业对直接融资其实是抱有很大热情的。但在实际情况中,直接融资会显得有些“高冷”,较高的门槛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尤其是交易所市场,处于资本市场顶端,但对企业资质要求高,市场容量也有限,能进入其中的只能是少数“幸运儿”。这就需要市场的层次更多些,每个层次的融资功能更强些,让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企业尤其是创新创业企业,也能在资本市场找到安身之所。除了股票,企业从自身情况出发,也可能会考虑债券。可转债的火爆表明,这其中的创新空间也很大,诸如绿色债券、可续期债券、高收益债券、可交换债等,都能为企业创造更适合的债券融资机会。


开辟新渠道,可以让投资者“下单”更从容。如今,理财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有的愿意多冒风险,有的看重稳妥;有的是短期活钱,有的是长期闲钱,情况各不相同。如果一边是百姓苦于钱不知道该往哪儿投,一边是不少企业觉得融资难,说明“钱从哪儿来,钱往哪儿去”的对接渠道不通畅,或者有错位。发展更多元的直接融资,不仅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为投资者的理财“菜单”添上更多花样,让不同人都能找到对口味的理财产品。


当然,在拓展一个新融资渠道时,要特别注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让市场更理性、投资热情更持久。仍以可转债为例,近期上市的新债开盘价已慢慢走低,甚至出现“破发”现象,说明依靠“打新”套利收益来吸引投资者并非长久之计。而且,虽说可转债风险不大,但也只是相对于股票而言。短时间里,大量新投资者蜂拥而入,其中难免有人对可转债的风险缺乏充分认识,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避免盲目进入,就显得较为迫切。此外,一些公司大股东大量减持手中的可转债,在短期内巨额套利,已引发市场不满,对这些苗头性问题,在监管上也应保持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