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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谦保险版图腾挪大戏上演:退出安盛天平套现40亿

近日有消息称,天茂集团(000627.SZ)等5家公司,计划将其持有的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天平”)共计50%股权,出售给法国安盛集团(AXA)。


若此次股权转让成功,交易金额或将超过40亿元,法国安盛集团将实现全资控股安盛天平。


有分析指出,近年来,法国安盛集团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较快,预计这次行为最有可能是外资的主动出击。


净利由正转负


据了解,目前安盛天平中外资股权各占50%。其中,外资股东为法国安盛集团,于2014年将当时还为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平车险”)的一半股权收入囊中。在此之前,天平车险的控股股东为天茂集团,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为刘益谦。作为刘益谦保险版图中的一张财险牌照,天平车险曾是车险行业的一颗明星。


作为安盛天平的前身,天平车险于2004年底获批成立,2005年正式开业。其首年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077万元,2006年该数据就翻了近14倍至4.15亿元。在经营的第三年,其原保险保费收入就已达10亿元以上。在法国安盛集团入股前的5年中,天平车险原保险保费高速增长,2009年到2013年分别为19.06亿元、31.47亿元、40.23亿元、46.46亿元、50.06亿元,为刘益谦控制的天茂集团带来的大笔营收,天茂集团也逐渐将保险业务列为其主营业务之一。


随后,法国安盛集团入股,天平车险变更名称为安盛天平,安盛集团希望借助着安盛天平高涨的保费收入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却忽视了车险市场逐渐明显的集聚趋势。


事实上,从2013年天平车险的主营业务——车险承保利润由正转负后,安盛天平就再也没有从车险中获利。


2017年年报显示,安盛天平车险承保利润已由2013年的-2.7亿元降至-4.73亿元,亏损额排名行业之首。由于主营业务的亏损,导致安盛天平的净利润也在逐年下降,直到2017年由正转负至-2129.1万元。


近年来,车险市场新规不断,商车费改也在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以车险为主的中小险企保费不断下滑,安盛天平也不例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财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下滑共计10家,安盛天平列于其中,同比下降25.36%。


天茂集团是否因此决定放弃持有多年的财险牌照?《中国经营报》记者向天茂集团发出采访函,其回应称,目前安盛天平还为天茂集团的参股公司,其他方面没有需要披露的内容。


此外,安盛天平方面也还未发出相关公告通知。记者就此事致电安盛天平,但尚未得到回复。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茂集团等安盛天平股东清退安盛天平股权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险企经营业绩不善被嫌弃,也可能是基于公司战略的考虑。保险公司股权价值并不高其他企业一等,一些经营不善的险企股权可能也不好出手。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员服务评价专家、高级经济师马勇也指出,目前公告尚未发出,外界不好妄自揣测。但其个人认为,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种是因为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回报不够满意,另一种是近期股市下跌,可能造成流动性偏紧,大股东需要退出变现,所以趁机抓住了国家政策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窗口,实施了这样的市场行为。


外资主动出击?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公司,下设各级分支机构1800多家,世界500强中的外国保险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


今年来,中国进一步放开了对外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股权投资比例限制。2018年4月,银保监会宣布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放宽至51%,3年后即不再做限制。


此外,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股权转让最有可能是因为法国安盛集团的主动出击。


宋清辉表示,近年来,法国安盛集团在中国的势头很盛,营销策略也由当初的防守转向主动出击。预计这次行为最有可能是法国安盛集团的主动出击,但也可能是中资的主动放弃,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观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安盛天平是一家合资公司,中外股东的股权各占50%,这可能会导致中外双方由于发展理念不同,在决策方面或存在摩擦。“由于政策问题,当时的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只能选择合资方式,但对于外资公司来讲,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有实际控制权。”


马勇进一步指出,法国安盛集团是全球顶级的保险集团和资产管理机构,若全资控股安盛天平,在国内的示范效应显著。一则兑现了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承诺;二则表明了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三则为其他民营资本提振信心,中国政府公平保护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种所有制资本,市场准入和退出都将遵循“竞争中性”原则。


弃财险增寿险


对于刘益谦来说,财险牌照的去留目前还有待验证,但寿险牌照显然更得其心。近日,天茂集团发布公告称,将对其持有51%股权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进行战略增资。


事实上,天茂集团对国华人寿的增资已进行两年有余。早在2016 年7月,其与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就拟对国华人寿同比例增资95亿元。其中,天茂集团增资48.45亿元,其余3家合计增资46.55亿元。但银保监会迟迟不下批复,天茂集团只得不断地将募集资金投入短期理财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公告显示,此前与天茂集团一同增资的3家企业均发生变化。据了解,新一批投资人包括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3家合计增资46.55亿元。增资股东更替,对于增资进程是否具有推进作用,目前尚未可知。


另外,从股东所属地的变动来看,国华人寿的营业地址亦转移至天茂集团的所在区域——湖北。记者了解到,国华人寿于今年5月发布公告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住所从上海市变更为武汉市。更换营业地址,可与当地产业快速衔接,对于国华人寿的未来发展存益。


国华人寿相关人士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民营险企,公司此次主动引入湖北省多家实力国企,旨在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打开下一步发展空间。

从京东金融到京东数科:1300亿的金融巨象如何“变形”?

1330亿元,这是京东金融今年7月完成新一轮130亿元融资后的最新估值;2017年3月,京东集团(NASDAQ:JD)宣布要对旗下京东金融进行重组,依据彼时披露的交易条件,京东金融估值约500亿元。


1年多时间,估值从500亿暴增至1330亿,速度惊人。这背后,京东金融的投资人投下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两个月前,京东金融的故事序曲开始对外崭露:其微博、头条、抖音等平台悄然更名变为京东数科,外界外纷纷猜测京东金融要干什么。


11月20日,在JDD-2018京东数科全球探索者(下称JDD)大会上,京东金融CEO陈生强揭开谜底,京东金融不是改名,而是为自己找了个“妈”,京东数科成为整个公司的母品牌,并启用了新的logo。京东金融集团CEO陈生强称,升级是战略演进、业务范围拓展的要求,随着业务种类越来越多,京东金融这个品牌已经盛不下现有的业务了。


在slogan上,京东数科选取了三个独立的词语——预见、改变和实现,这三个词寓意“京东数科不仅要有远见,更要预见未来,赢得伙伴的信赖,和伙伴一起共建共生,实现真实有价值的目标,并且超越目标。”


京东数科的To B野心已经不言自明。陈生强说,京东数科的目标是助力产业数字化,与金融机构、科技公司、企业服务公司、传统产业公司共创数字科技的未来。


当以阿里、腾讯、百度、美团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们高举大旗冲向线下、冲向B端的时候,京东数科的出现并不突兀。它要做什么,具体怎么做?这才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一变六,做乘法

“京东金融”品牌升级为“京东数科”后,业务布局也实现“一变六”:除了京东数科作为母品牌外,京东金融、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京东少东家也成为独立子品牌。这些品牌彼此之间是平行关系。



不过作为“大儿子”,京东金融的地位依旧特殊。“未来的京东金融,仍将是京东数科最核心的一个板块。”陈生强表示,京东数科的根基还是京东金融。


“一边把既有业务进一步做大,同时思考下一次的变革和增长曲线在哪儿。”京东金融副总裁、个人服务群组总裁许凌认为,京东数科希望能较行业提前8到12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和布局,目前已经公布的是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的业务。他称,其它几个板块的诞生都是京东金融将多年积累的经验、技术向不同产业输出或者复制的产物。


为什么京东数科选择在这些领域进行发力?京东数科副总裁、技术研发部总经理曹鹏向全天候科技解释称,这几个领域布局各有考量:比如数字营销是所有客户的共同痛点;智能城市主要因为数据主要在政府的手里,商业能采集到的数据很少,可以拿到更多的数据做更多的事情;农牧板块来自内部孵化,行业很有价值,行业也愿意改变。


在JDD大会上,“产业 x 科技”频频出现在陈生强口中,他说,京东数科希望通过推动产业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产业x科技”的乘数效应。



“产业 x 科技”在京东数科业务上的体现就是科技金融、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这些板块都直接瞄准了B端,其服务对象都指向了金融机构、政府机构、企业。陈生强认为,衡量“产业x科技”是否有效的标准有四个——是否降低产业的成本、提升用户体验、增加产业收入、迭代商业模式。


技术创新是撑起京东数科“产业 x 科技”战略的基础,也是决定这一战略成败的关键。在这些方面,京东数科认为自己有两条腿可以支撑。


其中一条腿来自京东。陈生强表示,京东作为国内最早践行零售产业数字化的公司之一,京东金融是从京东内部孵化出来的公司,所以能够依托零售产业的数字化,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第二条腿来自京东数科自己。在陈生强看来,京东数科在数据、AI技术、场景方面非常重视。京东数科的核心技术能力在数据技术、AI和IoT三大方向上,以AI技术为例,京东数科是国内最早将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的企业之一,早在2014年就把AI技术应用于风控领域。


金融依旧是核心

按照规划,京东金融仍将是京东数科最核心的一个板块。


2018年8月,京东金融将金融板块一分为二,一是个人服务群组(to C),一是企业服务群组(to B),后者整合了原来的供应链金融,企业支付,金融科技,企业结算,企业信贷,企业理财等业务。


在京东金融内部,to C业务的重要性在被刻意弱化,而面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to B业务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


京东金融副总裁、金融科技事业部总经理谢锦生称,京东金融初步的目标是提升来自科技收入的占比,未来直接从事金融业务的收入占比将压缩到更低的水平,“一种方式是京东金融和金融机构共同持有一些资产,另一种方式是构建完全新的金融科技服务,由金融机构直接面对用户”。


来自C端的收入占比迅速降低,服务型收入占比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业务被视为未来的业务主要增长点。许凌对全天候科技表示,经过五年的积累,“金融科技业务已经进入到高速增长的阶段,这种高速增长不是互联网那种光增长不赚钱的状态”。


而金融科技下一步迭代的方向是资管科技和保险科技。


在资管科技方面,京东数科对金融科技业务的阶段划分为“数字资产化”和“资产数字化”两个阶段。前者的重点是风险定价,开发出了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新模式,从信贷业务层面实现数字资产化。后者则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将白条、金条、保理等信贷类资产流转到资本市场,而重中之重是将数字化的市场研判能力、资产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向金融机构进行全面输出。


据悉,在风险识别、资产生成、投资策略等场景中,京东金融都已经有相应的产品落地。在资产管理领域,他们已经推出了FIQS产品,即固定收益基本面量化分析系统;在资产生成和服务领域,京东金融的ABS平台体系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基础资产的数据保真、防篡改;在销售交易服务领域,推出的“OTC交易合规解决方案”和“ABS二级市场流动性解决方案”,打通聊天工具与机构内部系统对接,降低合规风险。


京东数科副总裁李尚荣表示,京东金融将在未来一两个月内系统化推出资管相关的数字化产品,帮助更多的合作伙伴提升资管服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不过在保险科技领域,京东金融的步伐相对慢一点,”具体的产品和方案还在试的过程中”,许凌称。


发力智能城市与数字农牧

京东数科“产业X科技”战略的另外一个落地点是京东城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表示,中国智能城市分为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化、智能化四个阶段,绝大部分城市停留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部分城市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也是智慧城市战略的机遇。


今年2月,京东数科成立“京东城市”,并列为与电商、金融业务同级别的一级事业部。在级别上,京东城市的定位非常高,这和对于BAT将智能城市放在云或者人工智能事业部的做法完全不同。


京东集团副总裁郑宇是京东城市业务的负责人,他对全天候科技表示,京东城市必须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只有放到这种战略格局,才能把事情做成。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已有业务板块之下,它一定会受到商业逻辑和业务模式的约束,“这个业务板块如果放在云事业部,我们只能成为别人购买云的一个理由。”


按照规划,京东城市未来三年要做四件事情:构建一个智慧城市的生态;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打破数据的壁垒;为政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把产学研管用一体化。


在JDD大会上,京东城市正式发布了目前已经取得的一个成果“城市计算平台”,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可扩展,可复用,将算法模块化做成积木式,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快速而低成本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应用。



虽然BAT等互联网企业以及浪潮等IT企业都抢先布局了一些城市,但郑宇认为,京东城市还有机会——从各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一家独大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政府希望构建生态,但不希望一家公司垄断所有事情,也希望有竞争和淘汰。


在如何赚钱上,京东城市计划通过三条曲线构建盈利模式。郑宇对全天候科技表示,第一条曲线是传统智慧城市的收入,主要是承担政府的一些项目;其次是把智能城市跟京东数科的金融、广告业务进行对接,获取回报;第三条曲线是开放平台让企业在平台开发自己的应用,京东城市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除了智慧城市,京东数科还以养猪为突破口,希望赋能农牧行业。


在JDD大会上,京东数科发布了京东农牧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合作自主研发并推出集成“神农大脑(AI)”+“神农物联网设备(IoT)”+“神农系统(SaaS)”三大模块的智能养殖解决方案。



京东数科方面称,这一方案可以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30%以上的人工成本,节省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 500亿元。“


互联网企业“养猪”,京东数科并非第一家,网易和阿里巴巴也在养猪。


但曹鹏认为,网易的目标只是通过先进手段自己去养猪,不是赋能给整个养猪行业解决行业问题;而阿里的养猪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只是阿里云的一个行业解决方案,没有真正的扎到行业里面进行研究。“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做得会比它们更深入一点,我们真的扎到里面去铲猪粪、扛饲料了。”


当然养猪不是京东农牧的终极目标,曹鹏期望京东农牧助力整个农牧业实现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


作为京东数科服务B端的支撑点之一,京东数科还发布了一个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营销服务体系“京东钼媒”。简单来讲,京东钼媒就是对线下的广告屏幕升级改造,使这些屏幕连上网,跟线上所有大数据打通,让商家像线上一样在线下投放广告。


走出京东,不做闭环

与产业的合作意味着,京东数科必须走出京东现有的体系,与更多玩家一起玩。


京东数科走出京东,陈生强早有打算。“一定先要依靠京东,但如果永远依靠京东,那只是个富二代”,数年之前,陈生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必须独立于京东开展业务,不仅仅是公司结构和运作上独立,更关键的是业务发展不能依赖京东的流量和用户。“


京东数科相关人士也对全天候科技表示,京东商城只是京东数科的一个大客户,其特殊之处在于给京东数科提供了发展的温室。但是服务京东商城的同时,京东数科还必须要找下一个客户。


与电商行业习惯打造商业闭环不同,京东数科对外发展时必须具备更多开放的气质。


陈生强认为,京东数科的着力点在于激发“产业X科技”的融合,而不是建立闭环生态、颠覆现有行业玩家。“京东金融从来没有想着去颠覆谁,去抢谁的生意,未来的京东数科,更不会去打造封闭生态”


过去,京东商城的流量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为京东金融的提供发展了“燃料”。京东进军金融业务时,京东的电商平台上当时已有超过6万家平台商户以及数量巨大的电商消费者。但在资管科技、保险科技上,京东数科必须和外部金融企业合作。以FIQS为例,首批试用合作伙伴覆盖四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基金与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20余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


郑宇也对全天候科技表示,虽然京东城市以京东云为底层,但由于采取用数据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其拓展方案是通用的,并不依赖于京东云,可以给任何一个云赋能。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京东云在国内不占市场主流时,也可以不受局限,尽可能的拓展市场。


另外在京东农牧也不是自己建养猪场,而是选择了和全国前二十大养猪集团里的四五家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并且和国家工程中心养猪基地进行了合作。


“下半场”的挑战

电商起家的京东曾经被认为没有技术基因,京东体系里的公司怎么做技术?在2017年京东年会上刘强东给自己提了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说,京东没有技术基因呀,刘强东是学社会学的,这么一个公司怎么去做技术?“


刘强东给出了三个答案:第一是信念,坚信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只能靠技术来解决;第二是对技术人才的尊重、信任;第三是需要投入无数的钱。


与虚无缥缈的信念不同,人才和金钱的投入更具体地影响了“产业 x 科技”战略的成败。


但是对京东数科来说,找到合适的人才并不容易,这里的人才不仅是指业务领头人还包括业务骨干。


以京东城市为例,人才缺乏是其面临的四大痛点之一。在JDD大会上,京东城市邀请了6位院士进入学术委员会助阵。但是作为外援,这些院士究竟有多少精力投入到京东数科的项目上,依然是个疑问。郑宇本人前一年还是JDD大会的嘉宾,后来他被京东从微软挖过来担任京东城市负责人。郑宇曾表示,加入京东前,他有多个机会,选择加入京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智慧城市不只是一个业务部门,而是有更大的野心——独立融资、独立上市。


“解决人才的问题,才能保证后面智能城市的落地。”郑宇举例说,如果不太了解政府的工作模式,只懂人工智能,跟政府去沟通的时候沟通成本会比较高,这就要求要有既懂得人工智能大数据,又懂得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他认为,这种复合型人才单方面靠学校不太能培养出来,一定是工业界和学界一块儿培养,用工业界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数据去”喂养“这些人才。


同时,在对技术的投入上,京东数科也面临着和往年不同的形势。2017年,京东金融称未来三年每年资金投入的增幅将不低于100%;但现在,刘强东似乎开始有意控制研发投入增长的速度。


11月19日,在京东Q3财报电话会议上,刘强东对下一年研发投入的增长做了一个定调。“经过一年的内部竞争,很多研发项目已经逐渐清晰,整个集团的研发团队也在对研发项目进行梳理,明年研发费用的总额将与今年差不多,基本不会过多增长。”


明年研发费用不会比今年过多增长,这不仅是京东集团的基调,也是京东数科的基调。曹鹏对全天候科技表示,目前京东数科的技术投入与营收的占比与亚马逊、苹果、Google在同一水平线上。“不是说绝对值不增加,相对于我们收入的比例应该不会增加了。”


10月23日,毕马威联合澳大利亚知名金融科技风投机构H2Ventures联合发布2018Fintech100年度报告,蚂蚁金服位列榜首,京东金融位居第二,百度旗下度小满金融也排名第四,此外陆金所也位列榜单第十名。


实际上,曾经“富二代”出身的Fintech公司都在跳出金融,向 B端输出技术能力,除了京东金融,蚂蚁金服、度小满、360金融无一例外。甚至to C端的创业型互金公司,诸如拍拍贷、趣店等也都在强调技术、服务输出。如果把视野放在更大的维度上,BAT等消费互联网时代的巨头都在向产业互联网迈进,都要输出技术、数据、服务能力。


在to B的市场里玩家众多,京东金融面对的或将又是一场激战。

半导体工厂致癌死118人 三星承诺:2028年前为所有患者补偿

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三星的半导体工厂致癌事件正受到广泛关注。


近日,三星电子承诺,将在2028年之前为其芯片和显示器工厂的工人所患的职业病提供补偿。


根据三星与代表患病员工及其家属的维权组织签订的协议,三星将向因为暴露在有害化学物质中而患有职业病的前任和现任员工每月支付最多1.5亿韩元(约合13.3万美元)补偿,赔偿方案涉及16种癌症、一些罕见疾病、流产和工人后代患上的先天性疾病,具体赔偿金额需视工作场所、工作时长和疾病种类而定。


三星电子CEO金基南(Kim Ki-nam)公开道歉称:“在理解患病员工及其家属遭受的痛苦方面,我们所做的努力还不够。”他还表示,该公司将在本月底将补偿指南和道歉信一并发布在网站上,将有一家独立首尔律所负责评估员工是否有资格获得补偿。


三星的这起丑闻最早曝光于2007年。彼时,一些曾在三星位于首尔南部地区水原的半导体和显示器工厂工作的员工及其家人称,他们被诊断出患上了各种癌症,有的甚至因此而死亡。


十多年来,此类患者数量一直在持续上升。2015年,代表着众多癌症工人的韩国激进团体Sharps就表示,已经知晓大约有200名工人在三星工厂工作后患上癌症,其中约70人已经去世。而最新数据显示,320位受害者中已有118人死亡。


历时11年,这家韩国电子巨头终于低头,只是对于大多数患者和家属而言,一切为时已晚。


以手机和电视产品起价的三星,近几年在半导体业务方面快速崛起,去年更是击败长期领先的英特尔,成为全球营收最高的半导体制造商。


从营收结构来看,存储芯片业务日渐成为三星重要的来源。根据近日发布的2018财年三季报,本财季三星电子营业利润达17.6万亿韩元(约合15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1%。


在各项业务中,成绩最为亮眼的是芯片业务,其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7%至13.7万亿韩元(约合119.8亿美元),营收增长24%至24.7万亿韩元(约合217.5亿美元)。但三星预计,由于芯片市场“季节性疲软”,第四季度整体盈利可能出现下滑。

同程艺龙香港公开发售超购约1.72倍,拟11月26日上市

媒体走进自动化仓库:机器人的乐园,连椅子都没有

11月23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日前笔者走进了位于英国埃塞克斯的亚马逊仓库(订单履约中心,Amazon Fulfillment Center),近距离观察着这些机器人是如何工作的。它们看不见我,自顾自地移动、制造噪音、相互联络,它们有条不紊地穿过金属地板,拖着能累死人的货物前进。


一个机器人走近了,我看了看标示牌,它的名称是Amazon Drive 329921。亚马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仓库中几千部两轮机器人中的一个,它们在这个18.6万平方米的仓库里运送产品。它的外形缺乏个性化,但却能以人们无法企及的效率和精确度进行物流运作。



图示:进入仓库的入口处


“Cheerio,很高兴见到你,”我对329921号机器人说。它旋转了90度,把DVD碟片、烧烤设备和茶包运到等待它到来的分拣员手里。亚马逊邀请我参观的这座现代化设施共有四层,其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这种称之为Kiva的机器人。其大小与路面的井盖相当,看上去是橙色的,顶部和底部都安装有光学传感器。他们以直线和完美的直角拐弯移动,当和其他机器人相遇时会停下来自动让行,就像道路上有序行驶的出租车一样。眼前的景象令人着迷,我看到的是终极未来,机器人有效地接管了地球上许多最重要的工业工作。


但这座仓库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设施,让人切身感受到它是真正为机器而不是人建造的。我看不见任何椅子或凳子。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屏幕来分散注意力。如果你想要自然光,就到外面去,窗户看起来是一种奢侈品。是的,这里有自动售货机,但里面提供的是手套和耳塞,而不是各种零食。



图示:仓库内部金属围栏组成的不同隔离区


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一切都是完全有意义的。我所见过的人类工作人员主要是负责为顾客处理包装盒,包装圣诞礼物,或带领记者参观。另一些人则在现场工作,以维护自动化机器人运行正常。与此同时,机器人正兴高采烈地忙于人类不愿做的事情,比如背着1500磅的产品连续数小时不停地移动。


媒体走进自动化仓库:机器人的乐园,连椅子都没有



唯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当我遇到329921号机器人的时候,它还没有配备数字助理Alexa。“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内特,”它本可以这么说,这会让我很开心。“上周是我帮你拿了你最近订的’马桶疏通器’订单!”


也许最好是它不会说话。

听说真正的富人喜欢的不是Gucci、爱马仕,而是Goyard

近日,时尚搜索引擎Lyst发布了2018年最受关注的品牌和趋势的年度报告。


其中,超过50万人搜索的意大利奢侈品牌Gucci成功摘得“2018年消费者最想要的产品”奖,Balenciaga的Triple S系列则依靠着老爹鞋的“丑”,成为了2018年搜索量最高的鞋子。紧随其后的是Off-White的工业风格皮带以及Fendi带有双F标志的紧身衣。


在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Gucci或者Balenciaga是谁,这些传统的奢侈品牌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有着良好的声誉。但其实,在Gucci、Balenciaga以及Fendi等传统奢侈品大牌之外,还有一个具有神秘感,并被《南华早报》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喜爱的牌子”的奢侈品牌——Goyard。



鲜有人了解甚至听说过这个来自法国的奢侈品牌,即使是奢侈品牌的忠实用户。


这与Goyard的定位有很大关系。事实上,自1853年创立至现在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Goyard,一直以来的主要营销策略就是“沉默”。


这个有着两个世纪历史的巴黎品牌从创立到现在,没有推出任何广告、电子商务和名人代言。尽管偶尔也会向大众市场提供商品,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该公司甚至连媒体采访都很少接受。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沉默”的策略是制造轰动的最佳方式,并让这个品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可以代表富人地位的商品。


“奢侈品应该为大众营造美好的幻想,一旦你揭露了太多的幕后故事,对这个品牌就会产生一定的破坏性。”Goyard众议院的一名代表在去年接受潮流网站Hypebeast采访时表示说,“我们相信,在某人耳边轻声低语不仅更优雅,而且惊声尖叫更有效。”



在Goyard看来,人们购买奢侈品很多时候是受到“排外”心理的影响。“只有一部分人知道,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价值的人,如果高端品牌落入大众消费者的手中,他可能就会失去光彩,并危及自己的专有性。”《独立报》曾在报道Goyard的时候提到。


而真正让Goyard在富人阶级享有盛誉的还是其富有而著名的客户。


Goyard的一款印花帆布的皮制行李箱就被发现曾出现在多个名人身边——从新婚的Meghan Markle到女演员格Gwyneth Paltrow,甚至于法国米其林主厨师Alain Ducasse (他为自己的餐具定制了一个行李箱)。


Goyard在嘻哈歌手中也十分受欢迎。


说唱歌手A $ AP Rocky曾带着Goyard的信使包出席了2016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美国歌手Kanye West则携带着Goyard的公文包出现在了2009年巴黎时装周秀场上。


而Goyard似乎也有着与其它奢侈品牌不同的传承的影响力。在今年2月,Kanye West的女儿North就在洛杉矶被拍到背着一个性化的Goyard包,该款式定制后的售价约为1460美元。与此同时,她的阿姨Khloe Kardashian在一次飞往东京的行程中,也用两个定制的Goyard包代替了行李箱。


这些仅仅是这些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客户名单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包括Coco Chanel、Arthur Conan Doyle爵士、Jacques Cartier、Pablo Picasso、Karl Lagerfeld和温莎公爵夫人,从宠物饰品到一个可容纳150双鞋子的行李箱,他们都收集了非常多Goyard品牌的商品。


与这些高端客户相匹配的当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标价。据生活杂志Town & Country报道,Goyard品牌旗下的一个印有姓名的行李箱售价就可以达到1.5万~3.2万美元之间,而Goyard 的一款19世纪风格的行李箱更是卖出了5.93万美元的高价。


不过也并非所有价格都如此牵强,比如Goyard入门级的Saint Sulpice卡包其实只要300美元,其经典的Goyard手提袋售价也仅为1150美元,比Louis Vuitton的同类手提袋还便宜600多美元。


但与Louis Vuitton不同的是,即使是在当下机器生产当道的市场上,Goyard也仅专注于手工制作,这使得它无法大批量的生产商品,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它的稀有度。


极高程度的私人订制也是Goyard的秘诀之一。该品牌曾透露,该品牌的每一笔订单都是顾客和Goyard团队通过密切合作而创造出的,并且这种合作并没有任何的限制。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保留特殊订单。


“我们品牌是关于旅行的,所以当有人向我们提出希望我们制作定制的电视屏幕行李箱的时候,我们拒绝了,因为这与我们的宗旨相矛盾。”Goyard公司解释道。


难以捉摸。这成了促使Goyard成为了吸引顶级富人们的又一关键因素。


“Goyard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神秘,这本身就很有魅力。”美国百货公司Bergdorf Goodman的配饰手袋部门的前副总裁Deborah Soss评价道。

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些难读又难懂的书?

对苦差的走火入魔 ,”叶芝写道,“攫干了我血管中的元气……”在关于今年布克奖得主——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送奶工》(Milkman)——的媒体评论中,许多文章都用到了“攫干血管”这个词,却没有提到这本难读的小说也会让人“走火入魔”。


评论中频繁提到的是“奇怪”、“难以理解”、“难读”、“绞尽脑汁”等词。我(指本文作者、英国《观察者》杂志文学编辑Sam Leith)认为,这些评论并没有称赞的意思。布克奖总评委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谦辞可能也没帮上什么忙:“我经常阅读《哲学期刊》上的论文,所以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这本小说并不难。”但他补充道,《送奶工》的难读程度“堪比攀上斯诺登峰,但当你读完后,你会认为它提供的视角值得你付出努力”。


至少这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阿皮亚认为,书籍的易读程度不该成为评价文学价值的主要因素,当然现代主义已经发展了一百年,这个概念似乎也不再需要更多的辩护了。我们喜欢看到运动员挑战极限,我们更愿意从音乐、电影、电视和艺术中寻求所谓更“烧脑”的元素。只要一本小说被认为是文学经典,我们就愿意阅读这样的“难读”书籍。我们都读过《荒原》(The Waste Land),抓耳挠腮地想弄清楚这本书究竟在讲什么,但我们现在才接受一个事实——它并不想被我们轻易发现其本来面目。为什么到了新出版的小说这里,“难读”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为布克奖得主安娜·伯恩斯颁奖 

批评家因为一本获奖小说不符合自己的“可读性”标准,就攻击整个奖项,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文化修养的表现。问题不在于一本书到底是难读还是好读,而是这本书是否在自己构建的难题中给出了答案。问题不在于一本书有多大难度,而在于它为什么难读。它为什么会难读?它对读者有什么要求?难读的程度是否能够值得读者为此付出的时间?《泰晤士报》的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 Marriott)认为读完这本书后获得的满足感与他付出的努力并不符合,他当然有权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要抱怨所付出的努力,就意味着读者付出的能力和注意力不值得任何形式的艺术收获。


伯恩斯自己对《送奶工》的评价也很明确,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写法,她确实在玩弄着“难读”的文字。让批评家最愤怒的一点是,书中的所有角色都没有名字,这并不是作者随意的决定。“这本小说不适合给角色命名,”她说过,“这会让小说失去其能量和气氛,让它变成一本不那么深刻的小说,甚至有可能变得截然不同。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试着命名过几次,发现并不合适。我的叙述会变得沉重,失去生气,直到我删掉所有的名字,才能够继续写作下去。”也就是说,这本书必须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有各种难读的书,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难读方式与《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同,《白鲸》 的难读程度也与前两者不同。有时候,一本书的难读是浅层问题,是因为读者的词汇量不够。比如《发条橙》就很难读进去,但只要你搞懂了书中自创的“Nadsat”语言,问题就迎刃而解。有时,一本书的难读是形式的问题。阿兰·霍灵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陌生人的孩子》使用了清晰易懂的语言(但用词极为谨慎),但时间和视角的跳跃会让读者在每一章开头感到迷惑。有时,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一样,有些小说是以上两种难读方式的结合。有时,小说因为其主题晦涩而难读,比如玛里琳·鲁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的作品要求读者了解宗教学和心理学,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的《我爱迪克》则有一种文学戏剧色彩。《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那种简单的难读:它在段与段之间并没有给读者呈现问题,但其主体结构却能够吸引住读者的注意。


妮可拉·巴克(Nicola Barker)是一位也被频频评价为“难读”的小说家,她说,“我认为小说应该被分为两类,一类擅长巩固、迎合和称赞,另一类致力于提供复杂、挫败和挑战。我的作品和安娜·伯恩斯一样‘难读’,因为我们试图理解和加入想法、情绪,塑造一个不直率、不连贯且难以控制的世界。有时,一本书的形式或风格需要反映生活的复杂性;有时,我们需要试着去描述那些难以描述的东西。生活是困难而又矛盾的——生活不会简单,小说也不会。”


她补充道,实验作家既不会凭此赚到很多钱,也不会吸引到太多的注意,“我们在试图创新、挑战和实验,却要得到双倍的嘲讽。写作实验小说是出于纯粹的爱,实验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构建了我们创意生态系统的基石。其他食物链顶端的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建筑师等)会阅读我们的小说,然后用另外的方式呈现和翻译我们的想法。”


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于2017年凭借《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赢得布克奖


今年与往年一样,总有批评家声称布克奖已经屈服于自负、政治正确、实力或其他枝节问题、这些“缺陷”都可以变成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布克奖是每年由全新的评委、按照全新的目的评价全新的作品。今年的赢家伯恩斯和去年的赢家桑德斯都曾被认为“不会卖出很多册”,但这从不是布克奖的重点。提升书籍销量只是奖项带来的一个结果,偶尔也是部分类似奖项的目的,但如果说这意味着评委的任务是选出能够因为获奖而极大提升销量的作品,这就是因小失大了。


“你希望这些作品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布克奖文学总监加比·伍德(Gaby Wood)说,“你希望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们,但你不能假设普通读者无法理解所谓‘难读’的书。我问过去年的评委们一个问题:‘你们是想选出能够探索文学边界的作品,还是想选出一本能够让全世界更多读者看到的作品?’关键在于,对于评委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书。这种现象也发生过,评委很难做出统一决定。不过,今年安娜·伯恩斯的获奖似乎同时是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幸运的话,易读的好书也能找到它们的读者;易读的烂书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书太烂,反而会带来不少乐趣。难读的烂书会在下水道里腐烂;如果难读的好书没有一点助推,可能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弗里欧奖(Folio)、布克奖和金匠奖(The Goldsmiths Prize)都能够产生助推的作用。一批严肃有思想的评委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发掘那些很可能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内容,绝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些奖项是为了奖赏最出色的纯文学小说。但是,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纯文学小说”到底是什么?


我听说过一个解释,“纯文学小说需要意识到,它只是一个文学类型,不该把自己当回事。”这个解释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这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只是为了宣扬一种很多人相信的理念:“没有所谓的文学小说和流行小说之分,只有好书和烂书之分。”如果我们要固执地进一步分析,才算是把我们和批评家们区分开来。确实有好书和烂书之分,但是根据小说的分类不同,也有成功和失败的小说之分,读者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纯文学小说确实是一个常用的类型。如果它不该把自己当回事,没问题,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能够将其归入其他类型的特征。如果有外星人和纳米机器人,就是科幻小说;如果有枪、帽子、尸体,就是犯罪小说;如果档案和情报秘密传递点,那就是间谍小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指出“纯文学小说”的特点。抛开“重要性”和“严肃性”等文化价值判断,纯文学小说和大部分小说一样,也可以毫无重要性。纯文学小说也可以不严肃,我认为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绝对是纯文学小说,但这部作品既不算重要也不算严肃,而是一部壮丽的文学游戏。


有人说纯文学小说会让你在重读时获得更多感触,有人说纯文学小说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中,有人说它“更为深奥”。也许有时候是这样的,但这些论断更像是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而不能作为纯文学小说的特征。我认为,其主要特征在于故事的复杂性和深度,也正因如此,文学写作才能和任何其他类型融合起来。所谓复杂性,可以指道德和心理上的复杂性,因此所谓好与坏也不会有明显的区分。但是,最出色的纯文学小说一般会把重点放在形式和语言本身上。我之前说文学写作能和任何其他类型融合起来,我的意思是,纯文学的特征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中都能找到踪迹。你可以说伊恩·M·班克斯(Iain M Banks)的“文化”系列小说属于纯文学科幻小说,也可以说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写的是纯文学历史悬疑小说,也可以说约瑟夫·卡农(Joseph Kanon)或者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写的是纯文学间谍小说,也可以说《罗杰疑案》中的元小说写法是纯文学的特质……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


我有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拿音乐举了一个例子:爵士乐比蓝调布鲁斯更复杂,更难演奏,也更难欣赏。但这并不是说爵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形式,只是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形式区别。同样,当我们说到“纯文学小说”这个概念时,我们通常是说这值得我们仔细地去阅读(当然也有例外)。小说不同,仔细的程度也不同。比如,阅读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那种暗流激涌的小说,肯定和阅读纳博科夫(Karl Ove Knausgaard)透彻精确的小说付出的精力不同。出于明显的原因,仔细的程度有可能会导致难读,但这也不是一个定律。


如果情节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主要引擎,那么作者总会(但也并非一直如此)用一种能够吸引读者的方式去写作情节:就像是窗玻璃一般的散文风格,清晰而敏捷。如果作者有其他企图,也许就会有意地让读者放慢速度。他们也许想要构建一种声音、一种气氛,或者(像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玩弄小说形式本身。文学理论中也讨论过形式上的厄运。自然主义小说呈现的是世界一角,并让读者相信这是世界的唯一一面;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认为类型体现的是现实:比如19世纪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小说呈现的就是非常保守的世界观。小说在选择主题、背景和叙述方式时,特定的选择视角就会将其绝对正常化。如果你的小说核心是种植园的年轻富家白人子弟的恋爱故事,那么读者们也会考虑到小说发生的社会背景。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说过,他讨厌在小说中写爱情故事,因为“如果角色找到了真爱,那故事就结束了,哪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哪怕天空中全是黑压压的酱汁,都不重要了”。


所以,叙述方式的形式是一种政治或现象的选择,而不是事件自然组合的结果。自由的间接形式、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意识的流动,无论你选择何种讲述方式,这本质上都是人和历史的选择。作家当然可以选择让读者注意到这种选择,也可以选择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小说家、评论家加布里埃尔·乔西波维奇(Gabriel Josipovici)在《现代主义发生了什么?》(What Ever Happened to Modernism?)中写道,这是读者的义务,而不是读者的权利。


有些畅销作家(比如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也充满元写作元素 

无论是形式上的自我意识,还是叙述方式上的技巧,本身都会造成作品的难读。有些畅销纯文学作家(比如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也充满元写作元素,戏中有戏,并使用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是一部纯文学科幻小说,这本书玩了许多时间线跳跃的技巧,但(我觉得)并不难读。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一直在运用结构和声音的技巧。《云图》让他成名,这是一本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复调小说,融合了多种类型。但就连米切尔也说,为读者提供阅读兴趣是他与读者的合约,毕竟读者要花几个小时阅读他的作品。


我们不要假设难读的作品就像是某种食之无味的高纤维减肥餐。许多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不止是形式上让人难以理解,它们也非常有趣。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虽然是位存在主义荒诞作家,但他的作品也很有意思。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T·S·艾略特(TS Eliot)也是一样。更近一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算得上是一位精神错乱的恶作剧大师,品钦也是。A·L·肯尼迪(AL Kennedy)的《终战日》曾荣膺科斯塔图书奖,讲述了二战中炸弹飞行员的故事。这本书极其严肃,叙述方式也比较复杂,但同样充斥着不少笑话。我认为,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的《撒丁岛》是当年布克奖短名单中最幽默的作品。此外,那些喜欢《送奶工》的读者并没有称赞这本作品的严肃性或深度,而是赞扬了其幽默感。


这说明,有些所谓难读的小说并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如果伪善是善与恶中和的结果,那么中庸和天才中和的结果就是自负。我记得布克奖的一位评委在浏览完入选作品后,翻着白眼说,“这些作品有不少……写得很好。”但他的意思是,写的糟糕的作品更让他头疼。从本质上讲,纯文学小说的地位更高,换句话说,更“重要”,因此许多野心勃勃的二流小说家为此绞尽脑汁。所以我们总会读到那些充斥着装腔作势的比喻、假正经的、没有情节的小说,它们把难读当作是一种成就,更有甚者把难读和严肃划上了等号。在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小说《信息》(The Information)中,主角理查德·图尔(Richard Tull)令人难以卒读的第七本小说“有着八条时间线和十六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如果说纯文学小说没有讲述一个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小说还是有故事的)还频繁变换形式、过于注重语言的话,那么并不意味着你把这些特征加倍,就能写出来一部旷世奇作。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感谢文学奖的评委每一年都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些真正值得阅读的“难读”作品,而不是为他们的决定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