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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呼吁法国将殖民期间掠夺的非洲艺术品物归原主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委托的一份报告呼吁,将法国各博物馆将在殖民时期未经同意取得的数千件非洲艺术品归还非洲大陆。


该报告的作者、塞内加尔作家兼经济学家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 )和法国历史学家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说,除非能够证明文物乃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否则这些物品应该永久归还非洲,而非以长期租借的方式留在法国博物馆中。他们建议修改法国法律,允许将文物归还给非洲,此前马克龙宣布他希望在五年内开始归还工作。


“我不能接受几个非洲国家的大量文化遗产都在法国,”法国总统去年在布基纳法索(西非内陆国家)的首都瓦加杜古说,“这种情况有历史方面的解释,但没有合理、持久和无条件的辩护理由。非洲遗产不能仅仅是由私人收藏或放在欧洲博物馆——它在巴黎展出,也必须在达喀尔、拉各斯和科托努展出。这将是我的优先事项之一。"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殖民时期究竟掠夺了多少非洲艺术品尚没有定数,但根据本周五发布的报告,非洲大约90%的文化遗产目前流失在非洲大陆之外。


该报告的作者去了马里、塞内加尔、喀麦隆和贝宁,浏览了巴黎一家专注于非欧洲文化的博物馆——quai Branly的藏品,发现其9万件非洲艺术品中有4.6万件是在1885-1960年间“获取”的,可能必须归还。


这份报告也许会为其他前殖民国家考察他们自己收藏品的来历铺平道路。1897年,英国军队摧毁了美丽的贝宁城的大部分地区,烧毁了皇家宫殿,掠夺了4000件艺术品,包括精美的黄铜头像和描绘战争功绩的繁复匾额,这些被称为贝宁青铜器。


Hoa Hakananai'a雕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本月13日,太平洋复活节岛的总督含泪恳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其著名的雕像之一。伦敦博物馆持有Hoa Hakananai'a雕像150年了,而该雕像对复活节岛而言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


伦敦大英博物馆有大约700件来自贝宁的文物,其中约100件在地下美术厅展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几个欧洲机构计划将文物“借给”位于今日尼日利亚的贝宁市的一个新博物馆,该博物馆将于2021年开放。他们有时会拿非洲文物的安全问题作为不把它们移交给非洲博物馆的理由。


实际上,欧洲对非洲艺术的系统掠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研究人员发现,除了战争、盗窃和掠夺而来以外,还有很多文物是以远低于实际价值“购买”的。


法国需要通过一项法律以修改遗产法典,然后非洲国家需要提出归还他们被盗文物的要求。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这样做,因为研究人员已经向他们发送了文物的清单。“在非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清单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博物馆馆长的影响,”萨瓦告诉《解放报》,“他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清单,没有以如此清晰和有条理的方式看到过。当我们告诉他们在quai Branly博物馆有这么多他们国家的文物时,学识渊博的研究人员和教师都不敢相信。"


首先,他们建议归还从阿波美盗来的宫殿门、王座和雕像——这是现代贝宁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要求。


贝宁前总理的女儿、科托努Zinsou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塞西勒·津苏(Marie-Cécile Zinsou)说:“今天,感觉我们离恢复历史并最终在非洲大陆分享这些历史,只有一步之遥了。”

腾讯牵手LINE在日本推微信支付 明年启动

11月27日,腾讯将与日本聊天运营商LINE合作为小型日本零售商提供移动支付服务,以抓住中国游客涌入的商机。从12月中旬开始,LINE将开始租借与微信支付兼容的终端设备。这项和腾讯合作的服务计划于明年启动。


在海外支付领域谋求新增长机遇,腾讯一直不遗余力。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陈起儒在今年11月的money20/20大会上曾表示,目前,腾讯正在积极地去探索在海外的移动支付的这种新兴的市场。途径之一是在中国人旅行目的地的一些热门的国家和地区,支持使用微信支付来购物买单。


除此之外,开发微信海外版也是腾讯的计划之一,“在一些覆盖率比较多的地区去发展国内微信支付一样的模式进行出海,所以我们在香港和马来西亚先后发布了我们微信海外版本支持本地人更多使用微信支付。”


与此同时,腾讯也在谋求在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开放支付平台的核心架构,去和海外的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发展新兴的市场。


Why LINE?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9月上旬,LINE曾谋求通过可转换债券筹集约1481亿日元(13.3亿美元),旨在为该流行聊天应用运营商积极扩张金融业务提供资金。


根据LINE提供的信息,其消息应用在日本、台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每月拥有1.64亿活跃用户。


LINE是韩国互联网集团NHN的日本子公司NHN Japan推出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LINE Pay”作为其支付服务,可以让用户使用聊天应用程序向对方汇款或是在商店进行线下付款。在今年第二季度,支付服务“LINE Pay”的交易量达1950亿日元,增长83%。LINE表示,计划在2021年底之前将筹集到的大部分资金用于推广“LINE Pay”支付服务和其他新的金融服务。


此次,腾讯与LINE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合作,让两家公司皆大欢喜。业内也有观点认为,此次合作或是将与软银、雅虎日本提供的服务竞争,几个月前,软银、雅虎日本已宣布与阿里巴巴投资的PayTm合作在日推出PayPay移动支付服务。


支付宝、微信战事加剧


今年以来,腾讯在跨境移动支付方面动作频频。


2018年10月,腾讯正式为香港用户推出跨境移动支付服务,方便WeChat Pay香港用户可在中国内地用港元进行支付,相关支付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进一步提升香港用户在内地的移动支付体验。


早在2016年,腾讯旗下的WeChat Pay(港版微信支付)就获得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WeChat Pay希望凭借腾讯在支付行业的经验及WeChat在香港的用户群,加速移动支付在香港的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前阿里就已经开始进军海外市场。2015年9月,阿里印度对移动资讯公司One97 Communications (Paytm母公司) 投资6.8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


此前,蚂蚁金服也在香港紧锣密鼓地加紧布局。支付宝的第一笔境外移动支付就发生在香港。目前,蚂蚁金服已经在香港设立了数家分支机构,共有数万家商户接受支付宝收款。


公开数据显示,通过投资入股或业务合作等方式,支付宝全球用户目前已达9亿,阿里支付业务的覆盖范围已经涉及日本、泰国、印度、美国等各国市场。

从香港到内地,一场跨越30年的时尚教学

距离中环码头两公里外的天桥上,穿着精致修身西装的上班族脚下生风。香港每天都在发生太多事情,太古广场附近的香港I.T集团就正在举办自己的30周年快闪展览。


这个原本开在香港铜锣湾的小店,如今已经成为了门店遍布中国各地的I.T集团,旗下既有售卖Alexander McQueen、Loewe、Off-white等国际大牌的多品牌店,也有izzue、:CHOCOOLATE等自主品牌专门店,还收购了A BATHING APE等潮流品牌。


这其间经过了30年时间。作为I.T集团前身的Green Peace,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香港快速发展,也正是香港时尚对内地辐射最为巅峰的时期。之后Green Peace在1998年更名为I.T,又于2002年正式进入内地市场。眼下,I.T在香港的销售面积逐渐减少,内地已然是I.T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一路走来,I.T集团的发展也恰好伴随着香港时尚对内地影响的变迁。


香港在30周年前,正诞生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时尚领袖。


出现在这个生日派对上的除了Alexander McQueen、Acne Studios和Thom Browne等国际大牌,还有许多在内地亦红翻天的名流们。就像人群中,一位留着胡子、穿白色西装的人就被不少潮人和设计师抓着拍照,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


他就是黄伟文,香港著名的填词人和专栏作家,曾凭会穿衣服、总能走得比大众潮流快,被许多港人看作香港时尚icon(偶像)。而在如今黄伟文的instagram贴图下面,留言最多的其实是内地粉丝。


黄伟文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黎坚惠、陈慧琳、郑秀文等人和他一样,是两岸三地年轻人的潮流风向标。1980年代,由于香港电影、歌曲和企业北上拓展生意版图的影响,模仿他们的年轻人也从香港蔓延到北京和上海,甚至甘肃或西藏。


见证香港时尚潮起潮落的人群中,少不了香港本土的时装编辑。如今王丽仪再回忆起自己刚开始在香港做时装编辑的那几年,想到了四个字——黄金年代。


那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1987年大学一毕业,王丽仪就把几篇在校写的文稿和自荐信寄到了香港《清秀杂志》,很快便被录用为编辑。后来她跳槽到《ELLE》杂志,没过几月又转战《Cosmopolitan》。只是一年多的功夫,她就坐到了杂志执行编辑的位置。


王丽仪把自己的快速升迁归结于香港经济的飞跃发展。当时的香港年轻人手中都握着大把的就业和升迁机会,“男的尽快穿着Giorgio Armani、女的穿着Chanel“,意气风发。


后来王丽仪去了《明报周刊》,成为香港第一位走进国际时装周报道的时装编辑。1995年的米兰时装周秀场没有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王丽仪是第一个。之后的几年,王丽仪手中的邀请卡从“on the waiting list”逐渐变成了秀场第一排的座位。

王丽仪

随之成长的还有香港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杂志和制衣业,一切都欣欣向荣。南边的风吹向北方,与香港有关的一切也都开始在内地风靡。人们抄着张国荣和谭咏麟歌曲的歌词,模仿小马哥周润发在电影中的扮相。


从那时候开始,四川人如果形容一个人时髦,会说你“很港”。


Green Peace就创立于这样人人被星光照耀的时期。1988年,银行职员沈嘉伟开了一家叫Green Peace的服装店,这家铜锣湾200平方尺的小店,一开始生意算不上太好。当时Dr. Martens马丁靴在欧洲正热销,时尚嗅觉敏锐的沈嘉伟便从国外带来Dr. Martens鞋,在Green Peace售卖,加上当时一样很火的Levi’s 501牛仔裤,很快风行香港,为Green Peace带来丰厚利润。


因为沈嘉伟兄弟在银行工作,对借贷业务十分熟悉,在银行的支持下,Green Peace开了更多分店,又谈妥了更多国际时装的销售授权,为香港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就连黄伟文也曾说,自己的时尚经历是伴随着I.T集团引入的时尚品牌累积起来的。


而在1980年代进入高光时刻的香港时尚产业,是在1970年左右就积蓄的能量。


197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涌现出一批百货公司、买手店和生活潮流刊物,逐渐发展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Giorgio Armani、Kenzo、Comme des Garcons、Missoni等国际品牌就在1970年代进入香港,让香港人首次近距离接触到国际时装。


“70年代的香港还是很落后的,外国的设计师品牌那时开始进入香港,让香港人开了眼界。”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国际品牌让香港人开了眼界,《号外》这样的生活潮流杂志则是当时不少香港年轻人了解潮流和时尚的启蒙刊物。


陈冠中等人1976年创办了《号外》,他和邱世文、邓小宇、岑建勳、胡君毅等几位核心分子当时都只20岁出头,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又大多在国外留学、生活过,对外国流行文化了解颇深。


年轻有趣的年轻人们聚到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本从小报(Tabloid)逐渐转型成杂志的《号外》,这本杂志也在1980、1990年代变成了香港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的潮流宝典。


《号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刘天兰,她少年移民加拿大,1970年代末回港,在TVB当艺员后走进《号外》工作,既是执行编辑又做造型设计,算得上是《号外》的管家婆。她也为电影、演唱会做造型设计,被称为“元祖时尚教母”。


到今天,《号外》那些经典的封面还是常被人提起,今年5月《号外》出版了第500期,500期的封面也被制作成了一本迷你的小书。


《号外》如此特别,也许就因为主创团队非常自由、没有压力。“每个月开编辑会议的时候,总是谈着谈着大家就‘啊,我们可以请谁的’,就跑出了几个名字,”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我就去安排,找张叔平做美术,找谁做摄影师,再去找衣服和场地,过程中完全没有压力,也很简单。”


刘天兰

《号外》


《号外》的封面成为了对美学和设计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实验平台,灵感随时随地都会来。“我们非常自由,不一定请明星,只要那个人气质、外貌或者个性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就邀请他做封面人物。”刘天兰对界面说。


《号外》几乎不受商业的影响,主编团队自然孕育出关于生活品味的追求。香港年轻人手上拿着一本《号外》,就是有品味的象征。


这为I.T集团在初期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消费意识环境。在香港年轻人崇尚潮流和生活品味的氛围下,引入许多国际时尚品牌的Green Peace 也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当时Green Peace引进了许多日本品牌,都有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皆因为彼时的香港,正是日本潮流当道。


香港人Patrick在19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从小看的电视、听的音乐、看的卡通片全都是日本的,连香港的偶像也是跟着日本,陈百强或者张国荣的造型都参照日本偶像,所以当时日本文化对香港年轻人影响最深。”Patrick说。


日本的时尚吹到了香港,叫香港人着迷和模仿,而那时内地人还难接触到国际上的时尚。


1990年代初,随着内地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投资环境逐渐改善,随着沿江、沿边和内陆各省会的对外开放,港商在内地的投资信心也愈发加强,开始了一波港商投资的热潮,不少港商北上内地投资建厂,以制造业为主,这其中就包括制衣业。在香港企业北上的大背景下,内地人也开始从离得最近的国际大都市香港那里讨教时尚经验。


张路路

然而那时候的内地服装市场和香港相比,还几乎是个婴儿,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设计师品牌。在香港发展的印尼华侨设计师张路路就说,自己的设计在当时还没有太多内地顾客可以理解。


张路路在1990年代把自己的设计师品牌带到了内地。她1992年创立品牌terra rosalis,1996年又以自己名字成立品牌LU LU CHEUNG。当时,致力为香港公司开拓商机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带领了一批包括张路路的香港设计师,进入北京、上海和大连,做时装展览。


“那个时候内地所有配套设施都不成熟,我想要买花,可是根本没有地方买,只能去殡仪馆买花。”张路路对界面记者说。terra rosalis的第一家店开在上海恒隆广场,张路路说当时的售货员还不会用信用卡收银,初期的生意很难展开。


1997年香港回归后加,两地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得到深化。2002年,I.T集团也开始北上,进入了内地市场,在上海开了香港以外的首家旗舰店。彼时内地对潮流文化仍不甚了解,I.T集团把欧美和日本的潮流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到了内地,成为许多内地年轻人了解潮流的一扇窗口。三年之后,I.T集团于2005年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上市。


内地时尚博主Eve老师就说自己是从香港了解到什么是“潮”。陈慧琳、郑秀文和Twins是她最早喜欢的偶像。香港时尚品牌也成为她关于潮流的启蒙老师。Eve老师对界面说,因为年轻时受香港潮流影响很深,以后无论她年龄多少,香港的时尚潮流都是她的参照。在她心中,香港这座城市也一直有个独特的位置。


但那时香港的时尚风向其实在发生变化。2000年左右,英伦潮流在香港刮起旋风,蓝白条纹和斗牛犬占据了香港大街小巷的时装门店。Patrick本来就喜欢足球,后来又开始喜欢英国音乐,了解了英国文化之后,也把英伦时尚元素穿到了身上。


不过在王丽仪看来,香港在时尚品牌方面虽然丰富,“但不像影视剧或饮食可以产生香港特色,比如鸳鸯奶茶虽然是咖啡加奶茶,却是独一无二的。”香港时尚虽吸纳各国品牌,风格却总是在模仿西方或者日韩。


香港人注意自己的穿着,大约也因为舆论导向。香港人Mavis记得年轻时看时尚杂志,总有栏目专门批评谁的穿着打扮差劲,让她心惊,“穿得不好看在外面走都不好意思”。2000年她到I.T旗下品牌izzue和:CHOCOOLATE负责营销,就更加注意自己的穿着。


与此同时,内地的时尚行业慢慢开始崛起。中国内地的经济从2000年初开始飞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也逐渐加大。曾经跟在香港背后学习的内地时尚行业,突然发现可以开始直接对接国外的时尚资源。而对国际品牌来说,内地显然是一个比香港大得多的市场,如今国际品牌不必借助香港这个中间人,就可以直接和广大的内地市场直接沟通,香港这个跳板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2005年,香港曾有买手店曾和王丽仪合作开店,让她负责一些国外独立设计师品牌。当时有国外品牌让王丽仪不要在香港开店,要去内地。她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在内地开店?


2005年《Vogue》中国版创刊,这是王丽仪心中“转变正式开始”的分水岭。之后意大利奢侈品牌Fendi于2007年10月在长城办了一场空前的时装秀,居庸关下88名模特踩着石阶展示时装,灯光蜿蜒点缀着夜幕中的长城。


Fendi 2017年的长城大秀

Fendi 2017年的长城大秀

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化大秀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提起,而这场2007年的大秀也是王丽仪心中的重要转折点。之后北京又迎来了2008年的奥运,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内地的时尚资源也开始爆发式增长。“这十年,马上就大变样了。”王丽仪说。


张路路旗下品牌terra rosalis和Lulu Cheung在内地的生意也断断续续,终究香港和内地的服装市场有太多的不同。香港是个不大的地方,服装市场相对内地也小了很多。


“在香港,设计师要兼顾很多,除了设计其他的也要自己经营,品牌架构并不完善。可是内地是一个太大的市场,一定要胸怀大志、有魄力才能把生意经营下去。” 张路路说。


在香港,设计师品牌能开5、6家店就算非常成功,但在内地开30家店也不能算非常成功。张路路最爱的还是设计,两个品牌在内地市场进进出出几次,法务和管理问题上都头疼过,最终她还是把品牌从内地撤出,如今在香港两个品牌各开一家门店。


内地市场的耕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野心,I.T的集团化运作便更有利于持久耕耘。I.T集团实行双品牌策略,大写I.T售卖包括Alexander McQueen、Comme des Garcons、Miu Miu等国际大牌,开在精选尖端的商业体。小i.t则开在人流量高的商业综合体,主打年轻潮牌,自有品牌成为销售重点。


除了将潮流文化带到内地,I.T也在和内地市场进行融合。集合450多个国际品牌的I.T变得越来越多元,香港味逐渐淡了,而内地年轻人追求的风格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这些年,望向南边,香港时尚却似乎被甩在了后面。


上个世纪末闪耀的《号外》虽然依旧保持出刊,但和几十年前的盛况已不能再比。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现在的《号外》依旧有香港的性格,少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者。


邓小宇就是当时《号外》有名的作者,《穿Kenzo的女人》等专栏辛辣又有趣,专栏中“钱玛莉”虽是虚拟人物,却精准浓缩了当时时尚圈港女的形象。后来邓小宇还在为《号外》撰文,但不少作者已经离开。


曾为《号外》策划过封面的黎坚惠在2007年出版了有名的《时装时刻1987-2007》,但于2014年因癌症去世,从此香港时尚圈又少了一位标杆人物。


如今,曾以开放和容纳中西为特色的香港,还开始大谈本土主义,“香港精神”、“香港文化”都时常见诸报端。“但毕竟香港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深刻的香港精神和香港文化。太强化香港的概念,在眼界上会变得很窄。”王丽仪说。


和1980年代意气风发的港人相比,经济压力加重、热衷强调本土主义的许多香港年轻人,心情似乎也变得很差。“搞设计的如果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怎么做出好的设计?”张路路说。


互联网的普及和快时尚的风行加速了香港时尚的“泯然众人”。人们在网络上便可获取全世界的时尚资讯,香港依旧是个好的购物天地,但不再是时尚的重点目的地。


香港时尚渐弱,如今依旧喜欢跟着其他地区的潮流走,最新的潮流是韩流。Patrick喜欢过日本文化、美国hip-hop文化和英伦文化,而他11岁的女儿现在最喜欢韩国的BTS少年防弹团,喜欢韩风。就连I.T集团也提高韩国服装在集团内的比例,曾经在香港大火的日本时装品牌则声势渐小。


除此之外,香港人年轻人虽重视自己的穿着,但在接受新事物时却有些慢热。


不少内地人都说香港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香港年轻人也的确爱潮流。21岁的香港男生子康在I.T做导购,工作第一个月发了薪水就花3000元港币买了街头潮牌Off-white的卫衣。在Off-white之前,子康喜欢日系街头潮牌BAPE和它的副线Aape,因为“香港爱潮牌的男生都会有一件”。


前几年,内地男生若模仿港男穿着,参考对象中必有陈冠希和余文乐。香港女生咏琳23岁,也说港男会穿搭,“比如衬衣一定要扎进去,不然就不是一样的感觉了”。咏琳说香港男女生从小就注重外表,同学间总会暗暗比较。


子康 

咏琳 

咏琳17岁从香港宝血女子高中毕业后,去了诊所工作,做护士攒的第一笔钱就买了Celine的笑脸包。“那个时候很多人背,那个包一看就知道是Celine的,我喜欢别人注意到,‘哇你背的是Celine’的包。”咏琳说。


但不少香港年轻人都说,许多港人虽然爱打扮,但是对时尚的态度总是慢热。也许正是慢热,让香港时尚在最近十年影响力减弱。


“香港人对时尚的接受都很慢,总要看到明星或者身边人穿着真的好看,才会去尝试,之后摸索出自己的搭配。”25岁的景明也在I.T做导购,说港人这几年在时尚方面已经越来越慢。


咏琳也说香港人接受能力其实并不高,总要慢慢适应,现在反而是内地年轻人穿衣服比港人更大胆。


景明 

“内地人接受能力比香港人强,香港人喜欢这个牌子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会穿,但内地人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尝试不同品牌的衣服。”Patrick说。


当全球一体化和发达的网络让世界变得平面,越来越慢的港人,如今不再只是内地人的模仿目标。Patrick就说现在街头潮流很火,内地人就可以直接看美国街头是怎么穿的,不用学香港人。


这些变化也反馈在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中。2007/08财年至2012/13财年间,I.T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营业额增长率每年都在30%以上,2016年时,I.T的业绩重点已经显然由香港转向内地。


这个成长于香港的时尚集团,对内地市场愈加倚重。2011年I.T就和Comme des Garcons合作在北京三里屯开了I.T Beijing Market,将伦敦Dover Street Market(DSM)零售店铺的概念带到内地。与此同时,I.T也加速了二线城市市场的开发,进入了沈阳、南宁、昆明等城市。


Dover Street Market Beijing

2018年I.T Beijing Market更名为Dover Street Market Beijing,这也让北京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Dover Street Market的城市,它带来了包括Celine、Simone Rocha、Vetements等奢侈品牌和潮牌,也有Xiao Li这样的设计师品牌。


此外I.T也开始注重在内地市场提升品牌力和维护形象,2016年旗下潮流半年刊杂志《I.T POST》创刊十周年之时,在上海中信泰富广场的旗舰店举办了一场互动性展览,在展示20期《I.T POST》之外,充满艺术性的展品也让参观者对集团文化加深了解。而这反映出内地消费者品味的提升,以及对商品之外精神需求的日益提高。


除此之外,随着不少内地的明星在香港火爆,这些明星也开始影响香港的年轻人,让香港和内地的时尚逐渐交融,子康就说吴亦凡、鹿晗和杨幂在香港也很受年轻人欢迎。2017年I.T也请吴亦凡担任集团首位代言人,虽然吴亦凡并不是香港人,但吴亦凡不仅能带动内地消费,对刺激香港本土市场也有益处。


吴亦凡

香港和内地在时尚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人觉得香港更时尚,也有人说内地已经更胜一筹。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时尚媒体已不再能和往日相比。王丽仪1995年去巴黎和米兰时装周时,就已经不满足于翻译国外杂志的内容,或者只写看图说话的秀评,做了香港第一位采访Tom Ford、John Galliano等国际设计师的香港媒体人,把原创的内容带给香港读者。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网络时代,什么都在网上看得很清楚,反而没有人挖掘时尚圈人士背后的故事。”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时装编辑只是出入高级场所、时尚派对、与公关打交道、做一些软文广告式访问、写写对衣服的感觉…….便可以支薪水,又可以接受名牌礼品,难怪人人向往当时装编辑。”王丽仪在所著《时尚风云25年1987-2012》一书中写道。


现在王丽仪做起了时尚顾问,不过还时常在个人博客和微博撰写文章。曾有人奇怪,她为什么一直拒绝重投时尚媒体行业,王丽仪说,这在她写的《香港的老年化》一文中也许可看到回答。十几年前的时尚媒体尚会努力集合西方时尚大腕和本土精英创造内容,如今网红只需拍好看的照片再PS发出便算成功。


恍然间,香港时尚的黄金时代已经走远了。内地成为I.T集团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香港时尚媒体也逐渐黯淡。前段时间《Vogue》宣布推出香港版,不知姗姗来迟的《Vogue》会为香港时尚带来什么改变。


香港走过了星光熠熠的几十年,梦幻之后,开始从这场金色绮梦中逐渐醒来。

全球每年消失24种语言,AI已成为濒危语言新的救星

去年,联合国曾宣布将2019年为“国际本土语言年”,现在离这个节日已经越来越近。实际上,这一举措旨在提高人们对濒危语言的认识,因为这些语言正面临灭绝的危险。“通过语言,人们保留了他们的社区的历史、习俗和传统、记忆、独特的思维方式、意义和表达方式。他们也用语言来构建自己的未来。在人权保护、良好治理、和平建设、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语言是关键所在”:这些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核心。


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但消亡的速度却非常快,平均每个月都有2种语言消失。由于人工智能在语言存档和学习方面具有优势,人工智能在拯救濒危语言的斗争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Jason Lovell正在学习新西兰的土著语言“毛利语”,但缺少帮助他练习的对象,因此他与IBM的“沃森人工智能”合作,创立了一个Facebook messenger聊天机器人,该聊天机器人能够理解并回复用户的信息,包括毛利语和英语。即使用户犯了拼写错误,比如“Reobot”,对Lovell的聊天机器人来说,也不会造成理解障碍。Lovell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引入发音帮助。通过提供毛利语交流机会,Reobot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快地培养自信和技能。


为了向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儿童教授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一组来自ARC语言动力学卓越中心(CoEDL)的研究人员开发了Opie,这是一种低成本、易于运输的机器人。在学习故事、游戏和课程时,Opie的眼睛能够和孩子们互动,此外,机器人能够记录孩子们的语言技能,协助老师追踪他们的学习进度。CoEDL已经与谷歌展开合作,为土著语言转录和构建人工智能模型,这要归功于谷歌的开源人工智能平台TensorFlow。这台机器学习技术为语言学家省去了数百万小时的时间,在CoEDL的存储库中记录了超过4万小时的录音。


对许多组织来说,维护语言数据数据并将其引入土著社区是一项挑战。第一人民文化委员会(FPCC)的使命是支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土著语言、艺术、文化和遗产的复兴,与当地社区合作,将语言数据存档,并通过其First Voices平台进行教学。First Voices的最新创新是一款键盘应用,用户可以在移动设备上的任何应用上输入超过100种本地语言,包括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文字处理。


First Voices存储的数据是一个开源的云原生内容服务引擎,其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整合在内。


未来学家托马斯·弗雷(Thomas Frey)设想出一种全球语言档案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一座“语言的卢浮宫”,在那里,已经灭绝的语言甚至都可以被学习:“将收集到的足够多的视频、音频和书面文件输入到人工智能语言重建引擎(AI Language Recreation Engine),其能够生成一个功能性的三维立体化身,将语言传授给想要学习它的人。”人工智能引擎将更进一步,填补任何语言空白,在需要时创建一种语言的书面形式,并提供语言之间的翻译。


弗雷将濒危语言项目(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作为创建全球语言档案的第一步,该项目由第一人民文化委员会在夏威夷大学夏威夷分校的濒危语言目录/濒危语言项目(ELCat/ELP)管理。濒危语言项目汇集了濒危语言的资源和信息,这要归功于全世界的合作者,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拥有3418种语言的数据,其中许多语言都位列濒危语种中。

同程艺龙上市:涨幅缩小为2.04% 市值205.48亿港元

11月26日上午9点30分,随着全场倒计时落到“1”处,同程艺龙联席董事长吴志祥、同程艺龙CEO马和平一同挥起大锤。钟声响起,同程艺龙正式挂牌港交所,成为“OTA第一港股”和“小程序第一股”,股票代码为“0780”。


从同程艺龙上市首日的股价表现来看,开盘报10.78港元,较发行价上涨10%,总市值为221.51亿港元。敲钟后,股价涨幅迅速缩小为2.04%,市值收窄至205.48亿港元。此前11月23日的暗盘交易中,同程艺龙收报11.34港元,涨幅为15.714%。


就在11月23日,同程艺龙发布公告称共发行1.43亿股,每股发行价9.8港元。按此发行价计算,公司完成全球发售后的总市值约为201亿港元(约合178亿元人民币)。同程艺龙公开发售超购2.72倍,发售股份最终数目为1438.4万股。扣除承销费用及佣金和公司应付全球发售相关的估计开支,同程艺龙所得款项净额为12.51亿港元(约合11.1亿元人民币)。


当前港股大市表现不佳,近半年来上市的科技公司遍地破发,小米、美团上市后迅速跌破发行价,至今仍在发行价之下。同程艺龙此番开盘价尚可,但未来港股市场是否会“善待”这只新股还是未知数。


同程艺龙募集资金在2.32亿美元左右,分析人士称,这应该是考虑到资本环境整体走低的因素,同程艺龙主动缩减了融资规模惜售。


另一方面,合并前的同程、艺龙已双双于2017年实现盈利,今年上半年财务合并后亦保持了盈利快速增长的态势。招股书显示,2018年上半年总计实现盈利8.45亿元,调整后盈利金额为6.3亿元,接近同程及艺龙两者去年全年盈利的6.86亿元。


同程艺龙此番上市没有基石投资者,腾讯为同程艺龙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4.9%;携程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22.88%。同程艺龙首席战略官吴嘉竹表示,同程艺龙引起了一些多头全球机构投资者的兴趣,非常有信心完成在香港的IPO。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整个OTA市场玩家已形成四派竞争格局:携程去哪儿、阿里飞猪、同程艺龙、美团旅行。作为OTA行业里最后一家上市的公司,同程艺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依靠微信生态,迅速成长为“小程序第一股”。


10月31日,阿拉丁小程序数据统计平台发布了2018年10月微信小程度报告,同程艺龙的酒店机票火车票小程序以阿拉丁指数10000的成绩,稳坐10月榜单的“头把交椅”。


在最新的日榜排名中,同程艺龙依然居于第一名。

钻石配激光 让无人机抛下大电池也能飞行

11月26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瑞士一家名为LakeDiamond的公司利用自家开发的人工钻石和激光发生器相结合,产生高质量的远距离光束,从而能够实现对无人机的远距离无线充电。


目前无人机的数量正在成倍增加。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称,到2022年将有70万架小型无人机在美国上空飞行,负责运送包裹、监控交通、检查桥梁,以及填补其他尚未发现的应用市场。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每一台机器都需要电力来驱动螺旋桨和传感器。大多数无人机会从随身携带的电池中获取电能。有些可能直接使用电缆从电网中获取电能。


而且,如果一家瑞士公司能如愿以偿,那么在钻石的帮助下,一些无人机或将能够持续停留在空中。可能会继续留在高空。


激光实际上是通过钻石激发的。这种概念和科学电影中联邦星舰进取号提供动力的那种二锂晶体装置相比并不遥远。长期以来,激光一直被认为是直接向无人机提供电力的潜在解决方案,方法是将激光聚焦在无人机上的光伏电池。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陆军、独立研究小组和私营公司都在研究这个想法。


所有人都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如何保证激光光束的质量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从而保证其为无人机提供持续且足够强的光线。瑞士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旗下机构LakeDiamond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二锂晶体。


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人造钻石,可以帮助激光束在更长的距离内保持其光照质量。他们说,这些钻石增强电源的地面供电网络可以让无人机飞得很远,而不需要浪费电力来拖着它们的大电池到处跑。


LakeDiamond首席执行官帕斯卡尔·加洛(Pascal Gallo)说,该公司实验室制造的钻石是一个光滑的小矩形,直接放在激光源的前面,其可以将一个低功率的激光二极管转换成光束。这种激光光束具有一致性和平行性,可以延伸数百米。钻石是极好的导热体,而且对光透明,可以通过产生大量热量的高密度激光束,然后将这些热量散去,让更多的能量通过。


“腔内含有钻石的激光器可以产生非常强、几乎完美的光束,发散度极低,”加洛说。


LakeDiamond研发的人造钻石比天然钻石更纯净。这种人造钻石由碳原子在晶体图案中分层制造,蚀刻在表面上的光栅产生镜像效果,从而决定了光束的宽度。该公司目前开发的测试系统使用1.55微米激光器产生4瓦的能量,相当于1万个激光指示器所需的电力。其可以为手掌大小、携带相机的小型无人机提供动力,在长达10米的距离内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加洛说,下一步他们将能够为专业无人机提供100瓦的电力,最长距离可达100米,他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实现这一目标。


钻石可能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光子科学教授罗伯特?拜尔(Robert Byer)表示,如今的激光技术已经足够强大,能够满足这些能量需求。“即使是5瓦的激光指示器也足以为附近的无人机提供动力。”他说,问题在于现有的光伏电池每平方米大约能产生200瓦的能量。安装在无人机上的光伏电池必须体积适中,以便在不影响无人机功能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不过,如果这种激光发生器真的能像宣传那样发挥作用,那它就完全可以在不使用重型电池的情况下飞行,前提是它们要沿着这些通过GPS跟踪系统设定的能量传输激光网络飞行。(无人机上还会配置备用电池,有足够的电力着陆。)考虑到地面发电站的密集程度,无人机可以在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下飞行数百英里。LakeDiamond表示,一架手掌大小、耗电量2到3瓦、运行时间30分钟的无人机,只需1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最终,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被用来向在地球上空700英里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发送能量和数据——LakeDiamond刚刚从瑞士航天中心和欧洲航天局获得了资助。为了获得额外的资金,他们正在开发钻石市场,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资金。一颗1克拉5毫米的“亮圆形”钻石由情侣们也是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售价高达14400美元。

第10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昨日公布,《温柔之歌》《布汶的星期天》等获奖

中国已经成为法语书籍的最大版权引进国,法国也是翻译出版中国文学最多的西方国家,文学作品的互译会加深中法两国的相互理解,也会让中法两个大国越走越近。”在昨日举办的第10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上,特邀嘉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表达了对傅雷奖成立十周年的祝贺。今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共收到46部参选作品,11位评委最终在10部入围作品中选出了文学类、社科类与“新人奖”的获奖者。


十年来,傅雷翻译出版奖鼓励法语书在中国出版,并且给译者的工作以支持,还催生出了其他的翻译奖项,如中国台湾设立了法语作品译为繁体中文的翻译出版奖、罗马出现了译自法语的意大利语译著奖等等。在颁奖典礼上,特邀评委、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指出,傅雷翻译出版奖及其背后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当今的教育应当尽量避免把学生培养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要培养成世界公民,“认识自己、认识中国需要有其他的参照系。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


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现场

"比起个人得奖,更重要的是傅雷翻译奖走过了十年,十年当中,傅雷奖对法国文学中国翻译者的支持和帮助,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译者袁筱一凭借译作《温柔之歌》获得文学奖之后,委托编辑曹元勇发表了获奖感言。


《温柔之歌》是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故事灵感来源于一起真实的杀人案。米里亚姆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无法忍受平庸琐碎的主妇生活,保姆露易丝因此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彼此间的依赖不断加深,隔阂和悲剧也慢慢发酵。作者蕾拉·斯利玛尼(Leila Slimani)揭示了优雅生活的表象之下那复杂的黑洞。


在颁奖辞中评委会称,本书能够让人在现代职业生活之外看到人的精神全貌。袁筱一女士的译本很好地转达了这一细腻的讲述,让中国读者认识到当代人心灵的某种温柔和残酷。


《温柔之歌》

[法]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社科类的获奖者是梁爽、田梦的译作《布汶的星期天》。这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乔治·杜比 (Georges Duby)的代表作,记录了法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天——1214年7月27日,在这个周日,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和布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强大联军在布汶平原交战。法兰西国王成为战场上最终的胜者,皇帝奥托落荒而逃,两位反叛的伯爵被俘。这是一场具有奠基意义的胜利,它大大巩固了法兰西君主制的根基。虽然只是一场战斗,却是权力史上具有驱动力的一环。


《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

[法] 乔治·杜比 著 梁爽、田梦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9-1

“新人奖”则颁给了周立红、焦静姝翻译的《小说鉴史》。这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莫娜·奥祖夫从文学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尝试。她选取了法国19世纪9位作家的13篇小说,透过一个个典型人物,呈现出了旧制度和大革命在19世纪的交锋,考察了新旧原则走向和解的艰难历程,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对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颁奖词称,两位青年译者的译文不仅体现了高超的语言水平,而且显示出扎实的背景研究工作,和文学历史领域广阔的知识面。译文理解准确,表达流畅,注释详实,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商务印书馆编辑工作严谨认真,装帧精美,可读性很强。


《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法] 莫娜·奥祖夫 著 周立红、焦静姝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7

文学类和社科类获奖图书的译者和出版社将共同分享4000欧元奖金(约合人民币30800元),而“新人奖”得主将获得1500欧元奖金(约合人民币11600元)。


为了庆祝傅雷翻译出版奖十周年,第一届“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的结果在武汉和北京两地同步揭晓,“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的评委均为中国各地高校的法语教授,他们在龚古尔学院提前甄选的法语小说中独立选出一部最佳作品。大卫·迪欧的《灵魂兄弟》获此殊荣。


傅雷翻译出版奖始于2009年,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傅雷先生(1908- 1966)曾翻译过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著作,该奖便是以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命名。每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其中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自2013年起设立“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


附录:2018 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作品名单:


文学类:


《造梦人》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 著 龙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变革》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著 张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


《温柔之歌》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阴郁的美男子》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静、李玲玉 译 作家出版社


《穿睡衣的作家》达尼·拉费里埃 著 要颖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


社科类:


《布汶的星期天》乔治·杜比 著 梁爽、田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莫娜·奥祖夫 著 周丽红、焦静姝 译 商务印书馆


《与哲学家谈快乐》弗雷德里克·勒努瓦 著 李学梅 译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古希腊悲剧研究》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高建红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蜜蜂与哲人》皮埃尔-亨利·达瓦佑、弗朗索瓦·达瓦佑 著 蒙田 译 海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