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Venturebeat网站报道，尽管非洲当地存在着诸多社会问题，科技生态系统在全球的关注度也不高，但诸多新兴的区块链初创公司和数字货币社区开始兴起，很多企业和公众也在利用区块链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今年3月初来自区块链行业、金融业，法律界以及全球技术行业的精英们齐聚一堂，讨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问题。但此次活动并未在伦敦金融科技中心，或者是美国旧金山硅谷举行。会议举办地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微软总部，是区块链非洲（Blockchain Africa）的第四次会议。

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诸如武装冲突，腐败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但是，许多地方的区块链生态系统已经开始积聚力量，并有可能对非洲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非洲的科技生态系统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该地区拥有众多新兴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社区，当地企业正在使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将其作为进入全球市场的发射平台。

新兴的区块链中心

与欧洲中东部和瑞士的数字货币中心相比，非洲的区块链行业尽管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和苏丹的相关社区正在稳步发展。

总部设在内罗毕的BitHub Africa成立于2015年12月，是一家为本地创业公司提供服务的区块链孵化器。该组织为有兴趣在非洲和中东部署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帮助当地区块链初创公司开展业务。

该组织高度关注如何孵化小额贷款创业公司。它还与当地监管机构合作，支持在肯尼亚技术政策中采用区块链，并为首次贷币发行（ICO）和数字货币出台有利法规。

在南非，开普敦的区块链学院（Blockchain Africa）向当地初创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方面的培训，并就当地企业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其商业模式中提供建议。该组织还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AlphaCode俱乐部开展培训服务。

区块链学院与当地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并将来自巴克莱非洲，标准银行和斯威士兰中央银行的代表吸纳为前校友。区块链在南非的金融领域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南非中央银行南非储备银行（SARB）与数字货币初创企业ConsenSys合作推出了一项新的金融科技计划，该项目基于企业区块链Quorum。

苏丹也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小的团体。2015年，当地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数字货币的会议和活动，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很多团体已经发展成规模更大、更为活跃的社区。许多与区块链有关的业务也开始在该国扎根，包括区块链开发公司Codexi和区块链金矿企业SG Mining，后者用黄金资产为其数字货币背书。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首届尼日利亚区块链联盟会议于2017年11月举行。根据Bitcoin Africa.io的报道，尼日利亚区块链社区在过去两年中增速相当之快，有不少新成立的区块链初创公司，此外名为CDIN的计划旨在向尼日利亚人宣传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潜在益处。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区块链创业公司SureRemit刚刚完成了迄今为止非洲最大的一次首次代币发行，其非现金汇款平台总金额达到800万美元。

解决实际问题

迄今为止非洲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都是零星的，但新兴的一些应用每天都在处理影响数亿人的真正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打击腐败行为。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于它是分布式的透明技术，从而能够在投票系统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可能的用例。

在塞拉利昂最近举行的一次选举投票中，瑞士公司Agora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选举投票数公平公正。在投票站，值得信赖的代表统计选票，然后将结果保存在Agora区块链上。尽管这项技术达到了目的，但重点在于该项目仅在该国西部地区进行了应用，并且Agora收集的非官方结果仍然与政府宣布的官方结果不尽相同。塞拉利昂政府随后淡化了Agora区块链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声称公司代表被允许作为“观察员”身份参与计票过程，但并未参与选举。

但是Agora首席执行官Leonardo Gannar表示，这个项目仅仅是一个测试，并不代表区块链技术的全部功能，最终区块链允许远程电子投票，并能够打击收买选票的问题。 Agora预计其技术将在整个非洲大陆广泛用于未来的选举活动。

在加纳，自2016年以来，名为Bitland的项目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土地纠纷。该项目使用自行开发的区块链Bitland网络来存储土地注册信息。迄今为止该项目已在库马西的28个社区进行了试用，组织者希望通过允许公民以不能被第三方删除或更改的方式记录他们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从而减少该地区的土地非法流转和腐败行为。

打击通货膨胀。数字货币在现金受到管制的非洲经济体中特别有用。在这些非洲经济体中，公众获得主流银行服务的渠道很少，或者当地经济充斥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近年来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当地人为了应对货币贬值造成的财产缩水，导致比特币的交易额飙升。

由于非洲智能手机拥有量的迅速增长——在短短两年内使用量翻了一番——精通技术的用户现在可以下载数字货币钱包来保证资金安全。基于智能手机的金融交易在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目前肯尼亚已经是移动P2P借贷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此外，许多非洲国家已经表现出了“跳跃式”技术的趋势，如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以及基于移动的P2P借贷服务，其客户往往是那些无法使用互联网或传统银行业务的人。专家认为，缺乏传统系统可以促进更快，更顺畅地推广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数字货币挖矿业务激增

由于其分布式特性，数字货币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交易，受到的干预较少。肯尼亚比特币矿商和交易商尤金·穆泰(Eugene Mutai)认为，这“这种公平竞争的全球市场，不会给像他这样的人造成损害。”

像穆泰这样的非洲比特币矿工正在使用自制的电脑挖掘比特币。虽然这种挖矿过程复杂——而且成本高昂——设备价格不菲，还会使用大量能源，但它们为那些有能力投资必要设备并付得起电费的人提供了重要收入来源。

在埃及比特币一直受到严密监管（埃及中央银行拒绝接受数字货币），但秘密的矿工社区应运而生。虽然采矿并非官方的非法行为，但社区成员因为担心会被指控诸如窝藏非法外币等其他罪行，在秘密进行交易。根据Bitcoin Africa.io的报道，像开罗这样的大型埃及城市拥有多个秘密的比特币矿场，以及一个由矿工组成的大型社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消息应用交换挖矿技巧、建议和信息。

在非洲国家，数字货币所需的计算机零部件和显卡更难获得，但非洲矿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电力成本相对便宜。Bitcoin Africa.io的报道表明，很多比特币矿工已经转移到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以利用廉价的能源供应。

随着太阳能时代的到来，摩洛哥、布基纳法索、南非、乌干达和肯尼亚已经开发出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场。这些发电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大量的能源，业主希望他们很快就能够将能源出口到欧洲。

专家认为，太阳能和比特币开采之间的交叉对非洲国家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利的。

随着其他地区对区块链创业公司的监管越来越多，非洲当地相关初创企业领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不仅仅限于数字货币，也包括其他可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应用程序。

要说机器人研究哪家强，哈佛的机器人研究绝对首屈一指，无论是仅有86克的微型机器人RoboBee，还是靠着体内化学反应自驱动的软体章鱼机器人，哈佛的机器人研究脑洞大的总能让你惊叹，原来机器人还可以这样！

就在上个月，哈佛又推出了今年的明星产品——Warrior Web（勇士机器软甲），这款机器人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早期支持的项目，它非常的轻便，通过为传递者提供下肢肌肉平行助力来增强其运动机能，降低在崎岖地形行军的疲劳损耗并提高行军速度。而这种可穿戴、为人类提供助力的机器人在学术上有个十分形象的称呼——外骨骼机器人。

作为机器人领域的一个分支，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从未间断，而这项技术不仅可使人类拥有大力水手、钢铁侠般的超能力，更是帮助残疾甚至瘫痪人士重新站立行走。如果说2018年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达1031亿美元之高，那么外骨骼机器人则是定这千亿市场不得不提的一个领域。

纵观全球的外骨骼机器人研究情况，由于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定义，外骨骼机器人产品的形态各异，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堪称奇葩的产品。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市场玩家虽形成增强型和康复型两大阵营，但市场表现却不温不火。是什么限制了外骨骼机器人市场的发展，入位的各位玩家未来又该如何拓展市场呢？

半个多世纪的难题：意图获取

外骨骼原指为生物提供保护和支持的坚硬外部结构，比如蟑螂、甲虫等硬壳昆虫或虾、蟹之类的甲壳类动物。人类、鸟类等具有皮毛的动物则都属于内骨骼结构。而在外骨骼基础上加上机器人的概念则意味着，它可自主移动。

外骨骼机器人也称可穿戴机器人，融合传感、控制、信息、融合、移动计算等技术于一身，涉及拟人化机械结构设计、驱动系统选择、能源问题及控制系统原理等关键技术。

与服务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不同的是，外骨骼机器人需要与人体接触，通过传感器收集人体意图，进行机械反馈，而如何准确获得人体的意图，也正是外骨骼机器人研发的难点，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有望解决这一开发难题。

与水下机器人类似，外骨骼机器人的最初研究也是在军用领域。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便率先开展了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目的是设计增强型军用装甲，同期康奈尔大学也开展了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早期的一批研究机构还包括，知名院校如MIT、加州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州大学等。

美国和日本在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上起步较早，研究成果和专利也更为丰富。尤其在动力系统方面，不仅出现了电力驱动、液压驱动甚至是气动等多种方案。这三种方案适用于不同的产品，也各有优势，电力驱动的机器人的动力更强劲，但人体负重较大，而液压驱动和气动的机器人则较为轻便。

而中国的外骨骼机器人目前仍以学术研究为主，中科院、电子科技大学、北航等都在开展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除了学术研究外，部分院校还开始探索“产学研”的模式，如依托于北航的大艾机器人、东南大学与科远股份的合作研究等。

市场“鱼龙混杂”

在市场方向上，外骨骼机器人的玩家主要战队两大阵营：增强型、康复型。增强型主要在于军事和工业用途上，康复型主要应用于医疗领域，帮助行动不便者重获行走能力。

我们整理了国内外的外骨骼机器人玩家，发现松下、Festo等大公司已经入局外骨骼机器人的研发，同时，美国、加拿大、中国也出现了不少创企，并推出了多款产品。

1、增强型外骨骼机器人公司

增强型外骨骼机器人公司主要在美国和日本。成立于2000年的日本Tmsuk公司在2004年推出了被称为“超级救援机器人”的T52Enryu液压驱动机器人，这款机器人重大达5吨，身高达3米，在长冈技术科学大学的测试中，T52Enryu举起了一辆汽车。这款机器人对于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对于地震频发的日本来说，在救援和现场清理有很大帮助。

在外骨骼机器人大推力的竞赛上，美国老牌工业企业Sarcos Robotic动作更加频繁，这家公司在2002年开始转战路线，开发商业机器人，并相继推出了Guardian XOS系列，S系列等多款外骨骼产品，涉足军工、航空、航海以及安全等多个领域。Sarcos的外骨骼机器人主要具备三大特点：通过操作者的反应和直觉来控制机器人、利用传感反馈使操作者可看见、听见或感觉到机器人的感官、随身携带电源可支持数小时紧急自主操作。

▲军用外骨骼机器人HULC

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Lockheed Martin与Berkeley Bionics合作并研发出军用外骨骼机器人HULC。这一设备的体积并不大，可轻松放入拉杆箱中，而穿戴起来也十分方面，只需将脚踩在托盘上，固定好大腿、腰部和肩部的系带，HULC就可通过传感器获得行动者的意图，并驱动液压组建做出相应动作，保证设备的动作与穿戴者一致。

2、国际三大主流康复型企业

目前市场上做康复型外骨骼机器人的公司较多，而我们的统计不包括大型医疗康复设备，仅仅指的是可穿戴并可进行自由活动的外骨骼机器人，在这些机器人中由以下肢辅助机器人为主，主要面向瘫痪、中风、衰老所导致的行动不便。

以色列的Rewalk、日本的Cyberdyne、以及美国的Ekso ，以及成为这一领域的三大主流公司。以色列的Rewalk成立于2001年，现已推出两款外骨骼机器人产品Rewalk Personal和Rewalk Rehabilitiation。前者适合在家庭、工作等社交环境使用，后者则主要针对临床修复，为患者提供物理治疗方式。

▲Cyberdyne创始人山海嘉之与外骨骼机器人HAL

2004年，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日本筑波大学教授山海嘉之成立了Cyberdyne公司，次年便在爱知世博会上推出其旗舰产品HAL（Hybrid Assistive Llimb，即混合辅助假肢），并凭借这一系列机器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机器人公司。HAL重达23公斤，由充电电池驱动，续航时间接近2小时40分钟，它可以通过运动神经元获取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最神奇之处在于可探测到皮肤表面非常微弱的信号，之后通过动力装置控制肌肉和骨骼的移动。在HAL的帮助下佩戴者不仅可以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完成站立、步行、攀爬、抓握、举重物等高难度动作。

20世纪末UC Berkeley也开始了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并研发出可通过控制杆进行操作的电力增力型外骨骼机械手。2005年作为UC Berkeley机器人和人体工程学实验室的研究分支的Berkeley Bionics成立了，2009年与Lockheed Martin共同利用HULC技术开发出智能仿生外骨骼“eLEGS”，帮助残障人士回复站立和走路功能。

▲Ekso公司的康复型外骨骼机器人Ekso GT

两年后，该公司更名为Ekso Bionics，也就是康复型外骨骼机器人三大主流公司之一。在公司更名的同时，其产品eLEGS也更名为Ekso GT，2016年这一产品获得了FDA的认证，成为首个获得FDA许可的用于中风及偏瘫患者的外骨骼设备。这一产品的手机高达10万美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也自有道理，它包含FirstStep（康复治疗师辅助进行）、ActiveStep（用户自主控制模式） 和ProStep（自动感应用户身体动作触发每一步）三种行走模式，目前在全球179多个康复中心使用。去年该公司还推出了Smart Assist 和 Ekso Pulse 两款辅助软件，前者可为医生和理疗师提供最新的治疗方案，Ekso后者则可在线衡量病人康复进展情况。

3、国内玩家近年初现

中国在外骨骼机器人上的研究始于2000年左右，而在市场方面，我国也有有一些上市公司和创企在做相关研究，并推出几款针对下肢恢复功能的外骨骼机器人，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公司获得CFDA的认证，商业进展也处于初步阶段。

▲傅立叶智能外骨骼机器人Fourier X1

近日，国内外骨骼机器人创企傅立叶智能宣布完成了3000万的A轮融资。这家已19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名字命名的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目前已推出了两款产品上肢力反馈运动控制系统Fourier M2以及下肢外骨骼机器Fourier X1。

▲左为Ailegs艾动，右为Aiwalker艾康

无独有偶，就在春节前，北京的一家外骨骼机器人公司大艾机器人也传出了融资消息，而这家公司则是外骨骼机器人领域产学研的代表。这家公司的研究团队全部来自于清华、北航等知名高校，其董事长帅梅还是北航机电系的副教授。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两款产品，其中Ailegs艾动主打下肢损伤中后期康复训练，而Aiwalker艾康则配有移动台架，供早期康复患者使用。

除了这两家最近活的融资的公司外，位于杭州的尖叫科技也推出了名为Scream One的实时人体交互步态移动外骨骼机器人。

多数的外骨骼机器人都是采用刚性驱动，而深圳的迈步机器人在去年年末推出的BEAR H1则采用了柔性驱动器作为输出，不仅提高了力控制时的稳定性和精度，还降低了设备与使用者间的摩擦，提升了使用的安全性也节省了设备的能量消耗。同时，BEAR H1的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创企，其联合创始人陈功、叶晶均为投身创业大潮的海归博士。

此外，国内还有尖叫科技、峰湃科技以及程天科技等初创公司。而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出现了Superflex、SuitX、Tréxō Robotic等外骨骼机器人初创企业。虽然目前各家的产品已初具形态，但在技术和用户体验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市场为啥不温不火？

外骨骼机器人最成熟的应用领域是在医疗康复，而在医疗康复领域则存在两大痛点问题，一是在康复领域主要采用人工进行一对一的训练，在治疗案例以及数据上也十分欠缺，这就导致康复领域尚未有标准化的流程，加之国内专业的康复师极其缺乏，医院的治疗效率有待提高。二是即便是在医院训练过的患者，有些在训练后还会有后遗症，这将使其在生活中遇到走路不便等障碍。

在使用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训练时，医生为外骨骼机器人设置参数，接下来就由外骨骼机器人带领患者进行一步一步的重复性训练。与一对一治疗相比，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帮助下，一个医生可实现一对十，甚至是一对二十的效果，效率也极大的提升了。

目前，国内的外骨骼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绊脚石依然是技术本身。首先，我们前面也提到对人体意图的收集是最难的点，其次，由于两足行走是非常复杂的，而把人放在机器里也有极大的安全风险的，因此国内的医疗器械是需要通过CFDA认证才可上市销售的。此外，除了受控制最严格的环境，而这些外骨骼机器人仅能因对一些特定情况，对于更多的情况则束手无措。

结语：外骨骼市场亟待挖掘

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康复医院中民营的比例已达到58.1%，相对于公立医疗机构壁垒高、建设费用高等问题，民营医疗机构的采购周期短、更注重性价比，这将为国产外骨骼机器人提供市场机会。

无论是增强型还是康复型外骨骼机器人，都将是实实在在解决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市场的存在就决定了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存在的必要。而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市场的技术、资金、人才等都不充足，还有待开发。

法国巴黎越来越像是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了，并越来越受科技公司的青睐。包括谷歌和 Facebook 均已承诺将会在当地招贤纳士，投资设立实验室。近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更是宣布到 2022 将投资 18.5 亿美元（15 亿欧元），以扶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对人工智能创业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4 月 2 日消息，马克龙还认为，互联网公司需要对其网络运行的技术更加透明，特别是在各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涌现以后。

马克龙认为算法透明化将是 AI 领域的下一波浪潮之一，但这也将会给私营公司施加更多的压力。为此，马克龙表示将施加更多的集体压力来使得这些算法变得透明化。

据了解，算法虽然只是一些代码，但其却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吃什么等。长久以来，包括 Facebook、Google 在内的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将算法视为公司的重要机密，不愿意将之透明化。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被改变，比如去年 2 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算法时代的利弊》就显示，算法透明度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焦点之一。去年 12 月，电子隐私信息中心主席 Marc Rotenberg 甚至提出：对算法的知情权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权利。另外，今日头条也在今年年初首次公布了算法原理，在让算法公开透明地路上，今日头条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众所周知，数据对人工智能而言非常重要，马克龙为了将法国建设成为人工智能强国，正在致力于说服欧洲人分享更多的数据。显然，算法透明有助于提高人们分享数据的积极性。

算法透明从短期来看或许不利于大企业，但对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而言，或许利大于弊。

不知从何时起，人类发觉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世界架构愈趋相似，这仅仅是直觉上的误区？还是真实的历史进程？

从《攻壳》说起

谈起人工智能，我们不由提及一部曾经闻名世界的Cyberpunk风格科幻作品《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被誉为电影《黑客帝国》之母的《攻壳》一作中，未来世界庞大的信息网络在超越空间与物理介质之后早已浑然一体、无处不在，人类的组织器官实现了义体（人造）化，大脑意识可经由义体接口进入虚拟网络甚至进行各种意义上的信息同步。当然，这些仅仅是作品世界观架构铺垫的需要，《攻壳》的真正内涵在于关乎“人类与智能”的问题。

Ghost in the Shell中的Shell一词有着丰富的解释，普通人可以认为其指外壳，程序员可以认为是人机界面，总之，它是没有灵魂的东西。在这样的躯壳中注入智能，是否就意味着其整体就拥有了灵魂（意识）？而人类本身假如从逻辑上拆分为身体与记忆两部分，是否也意味着如同Ghost in the Shell一般的存在？这是作品留给世人最大的思考。

十分凑巧的是，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真人版《攻壳机动队》电影将于4月7日登陆国内各大影院。如今正值第三轮人工智能全球热潮掀起之际，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方面的新突破在全球互联与移动互联大背景的助推下令人工智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势能，市场、消费者、业界各方几乎一致坚信该领域将涌现出再次改变世界的技术革新。

由作品反思现实，我们可知人工智能的起源，在于人类对机器智能改造的探索。现代意义上的AI始于古典哲学家用机械符号来处理观点以解释人类思考过程的尝试。20世纪40年代基于抽象数学推理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使一批科学家开始严肃探讨构造一个电子大脑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低潮

1956年夏季达特茅斯学院的一次科研会议开启了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展起点。此后经历数代人的努力，大量科学家前仆后继投入到人工智能的项目研究之中，然而在不断的高潮与低谷交替过后，具备人脑同等智力水平的AI仍未出世。

研究人员大大低估了这一工程的实现难度，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人工智能低潮。

70年代初，AI开始遭遇了来自学术派系、科研进展、伦理以及实用主义方面的批评，这导致英国与美国政府先后停止向没有明确研究方向的人工智能科研项目拨款。

当时的AI瓶颈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是70年代计算机有限的处理速度与内存不足以解决AI关键性的实质问题。在DEC小型机如沐春风的年代，搭载了System/360的IBM大型机几乎承担了所有大型科研项目，然而在计算复杂性和呈指数爆炸的AI推理与机器学习问题面前，大型机仍然力有未逮。其二是机器智能与人脑的差异陷入悖论。一些科学家发现尽管人脑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计算机上实现只需要少量运算资源，但机器却无法胜任诸如“右脑思维”的直觉、潜意识等功能。比方说让电脑像成年人一样下棋相对简单，但要具备儿童那种避开障碍的协调能力则相当困难。第三则是来自加大伯克利教授约翰•希尔勒的著名反驳——“中文房间”。该实验思想的提出是对当时人工智能科研进展的一次重大批评式打击，迫使AI研究者此后不得不作出思维与认识上的改变。

80年代以后，AI的研究重点转向“知识”与“认知”，目标是造出能够实现人机对话、语言翻译、图像识别并且能像人脑一样思考推理的机器智能。这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人工智能十分相似。从1997年IBM“深蓝”在国际象棋领域的卓越表现到2016年AlphaGo的横空出世，人工智能由早期的编程语言构建逻辑推算全面过渡至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和认知模拟阶段。尽管这一过程AI借助现代计算机硬件处理能力以及成熟的编程语言和算法优势有所突破，然而科学家们的初衷并未实现——具备人类同等智力的机器智能。每当人工智能向前迈了一小步，世人更多讨论的是诸如AI会不会让自己饭碗不保这类与现实依旧遥远的问题。但事实是如果根据Gartner的Hype Cycle曲线，在2016年机器学习正处于第一个高峰上，那么它很快就会走进一个下行通道。

一步之遥

人工智能进化路线的终点——与人脑同等智力的机器智能，研究者们总因一步之遥而望洋兴叹。科学家攻克了机器模拟人脑逻辑推算的全部功能，这方面AI做得甚至优于人类本身，但面对重构人类与生俱来的右脑思维，这项工程犹如不可能完工的巴别塔。

几个例子来一窥其艰巨，尽管这不是问题的全部。首先是博弈论与理想化模型。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参与者是“理性经济人”，是恪守严格优势策略的绝对理性人格，那么同样“绝对理性”的机器算法似乎是最合适的博弈参与者。但是问题在于博弈环境的构建并非循规蹈矩，用于实践的理想化模型永远与现实存在差异。如果说机器是完全恪守逻辑的，那么其只能在堆叠理性的基础上不断建模，试图接近人类特征。但这样的结论是AI所拥有的知识永远只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子集，让AI下棋容易，要想剖析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迁演则难于登天。事实上这也是博弈论的弱点，但并非错误。

另一个例子是信息熵。上世纪中叶香农将热力学的熵引入到信息论是件伟大的事，这至少让后来的AI研究者有了度量工程复杂的手段。简而言之，在信息论里，熵是对不确定性的测量度量；换句话说，熵值越高，能传输的信息量越多，反之则越少。比方说，英语文本数据流的熵比较低，这意味着即使不通读全句，也能够预测这句话的意思。英语文本每字母需要8bit编码，但是它的熵只有4.7bit，而中文熵则高达9.65bit，因为同等单位中文所包含的信息量要高得多。由此可以解释一些事情，一些文字使用者（比如学术研究、翻译小组）总是抱怨机翻的水平低得吓人。事实上，这些年机翻的表现已经有了很大提升，至少能让一个完全不懂第二语言的人彻底明白机翻的意思。但是要尽善尽美，恐怕还有相当距离。

另外，许多研究者早已察觉，人工智能最大的瓶颈在于人类对本身大脑认知的缺失。迄今为止，科学家仍无法解释诸如人脑意识是如何产生、潜意识是如何运作等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右脑思维、直觉、感知、协调性、想象力等等，这些毫无疑问与记忆有关，准确说是与经验有关。所以当经历了“中文房间”的嘲讽之后，研究者开始改变思路，人工智能的方向从“推理”转向以“知识”和“学习”为重点。今天我们看到人工神经网络已初显成效，决策树、蒙特卡罗模拟这些方法被广泛运用，人类对AI的热情被再度点燃。尽管我们仍无法得知沿着这条线路能否抵达人工智能的进化终点——与人脑同等智力的机器智能，但AI进化过程所衍生的新技术在大众消费以及专有领域已为世人享之不尽。或许，我们真正所追求的并非最初想要的结果。

最后

跟随阿姆斯特朗出舱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在接受记者关于火星登陆难题的采访时曾说：“如果我们只是去了就回、下一次再去，国会也许就会说：‘我们已经到过火星了，可以把钱用在其他地方了。’你懂的，这就是政治，美国政客们总是希望花钱搞些新的东西。“ 技术革新总是在人类的现实博弈面前且行且缓，用尚未到来的“历史进程”一词来解释，恐怕最恰当不过了。

从前，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叫做阿卡赫·阿卡诺维奇（Akakhi Akakhievitch）。有一个古怪的病人，希望阿卡诺维奇帮他彻底忘掉他那专横讨厌的母亲。阿卡诺维奇答应了他的请求，打开病人的头颅，一个一个地剔除了数千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都与病人对他母亲的记忆有关。术后，病人从麻醉中苏醒，奇迹出现了，病人失去了所有关于他母亲的记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阿卡诺维奇对手术的成功感到非常欣喜，高兴之余，他决定致力于下一项研究——找出那些与对祖母的记忆有关的神经元。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1969年，神经科学家杰里·莱特文（Jerry Lettvin，已故）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讲述了这个故事，用来阐述他那个后来被戏称为“祖母细胞”（grandmother cells）的理论。莱特文认为，我们日常的每一种意识体验、思维以及记忆，不管是对于某个亲戚朋友，还是其他任何人或者物，都只有大约18 000个神经元与之对应。不过，莱特文后来既没有进一步证明，也没有放弃他的大胆假设，而40多年来，科学家对“祖母细胞”理论也一直有不同看法。

认为神经元以一种非常具体而明确的方式存储记忆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的所谓“教皇细胞”（pontificial cells）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意识就是由“教皇细胞”产生的。但是，不管是“祖母细胞”还是“教皇细胞”假说，都与当时的主流理论相悖，即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在1940年提出的“亿万神经元大民主”（a millionfold democracy）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对任何人和事物的感知，都要依靠亿万神经元的大协作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个神经元的活动都毫无意义，只有大规模神经元群体的合作才能创造意义。

当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的大背景下，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相比以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与特点。近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峰火文创平台首席专家陈少峰接受新华网文化频道专访，就未来一段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陈少峰认为，未来，新时代文化产业将呈现十大特点，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才能抓住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实现稳步而快速的发展。他表示：

一、内容升级

随着文化产业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导向的变化，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实现平台升级、技术升级，更要实现内容升级，通过内容创新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体验文化和正能量文化的比重。过去很多人做文化产业都是依靠一些搞怪、低俗的内容来吸引眼球，但随着国家文化监管力度的加大，这样的做法会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换句话说，以前作品如果被勒令下架，通过整改或许还有重新上架的可能，但现在一经查处，则可能被永久封禁。因此，在文化产业的内容提升上，要多增加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避免过于肤浅和低俗的内容出现。

另外，从市场角度来说，要增加体验性和正能量的文化。体验性强调的不仅仅是现场的“轻松一刻”，更重要的是“值得回味”，要能激起参观者继续体验的欲望，因此就不能是纯娱乐，而是要能够真正地激发人、感动人，给人以力量，这样才能够使参与者不断地回味。目前我国很多主题公园都缺乏文化元素，除了做娱乐设施，基本没有自己的主题，与迪士尼主题公园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向其学习，在娱乐中加入文化，而不是做纯娱乐的内容。

二、生活美学化与创意常态化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从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角度讲，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的创意和营销提供新的思路。文化产品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看，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例如传统的陶瓷制品，如果把陶瓷变成日用生活品，再加一些艺术的设计，附加价值就会提高，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形成自己独家的品牌和独家的设计，速度要快，营销能力要强，因为互联网上的仿制速度很快，要时刻保持自己的领先，这就是属于生活美学化或者美学融入到大众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体现。

生活美学化的产业趋势要求文化产业向创意常态化方向发展，要将创意产业渗透到人们生活方式之中。事实上，创意更多应用于营销领域，而不是产品领域，普通的产品如果营销做得很有创意，同样会给人震撼的感觉，就像同一件衣服，用明星代言和普通人代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营销效果。

所以，文化产业一定要把创意与营销结合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之上着重打造三个方面：第一，要做成产业链或者生态产业链的创意，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组、一个系列；第二，要可复制，复制是对创意的一个价值变现的要求，不要仅仅针对一个地方去做创意，还要能复制到其它地方；第三，要会跨界，不要把眼光局限于一个领域，要在不同的元素和领域之间做创意，通过跨界增强创意的多样性。

三、IP可持续化

IP是指一种知识产权，它可以表达出来作为买卖的对象。文化企业的IP要由故事IP、形象IP、产品IP和企业IP四个部分构成。打造IP首先要有故事，因为在故事里才会有主体，才会出现形象，可以说故事是IP的一个载体。其实通过故事孵化出形象以后，形象才是IP更重要的载体，因为形象可以放在任何场所，可以把很多东西变成载体，而不再依赖于故事。形象一定要具有成为商品的机会，比如迪士尼里所有形象的设计将来都要转化成商品，商品有可能是玩具，也有可能是授权。迪士尼最了不起的就是产品IP，产品变成了它的通路，变成了它的营销和口碑，变成了它反馈和宣传渗透的最重要的方式。

最后，将故事IP、形象IP、产品IP与企业文化进行结合，就形成了一个企业的IP，也就是企业的品牌。但是，由于主流消费者的位移，IP会面临失灵的风险，所以要不断地进行IP的巡转孵化，不仅要有针对细分市场的横向孵化，还要有针对时间的纵向孵化。比如以前有一个很火的IP叫“杜拉拉”，当时是给80后看的，但面对现在90后的受众，剧本可能就要修改为杜拉拉当了老板以后，面对90后怎么样对付90后员工的故事，所以可以这样一直往下讲故事，一直进行IP的巡转孵化，以此来拓展消费群体，避免IP的失灵现象。

四、技术驱动跨界呈现

当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很多企业也由原来的IT企业变成了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与IT企业的区别就是IT企业的收入来自IT本身，而互联网企业收入来自IT之外，或者说它用IT赚其它领域的钱，叫“工夫在诗外”。如今技术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商业收入来源，但是却创造了很多技术之外的收入来源，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事实上，目前凡是拥有纯粹IT技术的公司都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持续性的收入。现在全国成立了很多VR公司、AR公司，但基本上都是一次性买卖，而且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互联网时代，所有IT企业必须赚IT之外的钱，这就是互联网公司时代的规律。比如，腾讯用IT赚游戏的钱；阿里用IT赚电商的钱；做VR、AR的公司不能直接用VR、AR来赚钱，必须用VR、AR赚游戏的钱、赚旅游的钱、赚体育的钱、赚主题公园的钱。总之，技术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五、人类的新娱乐伙伴时代来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渐成熟，娱乐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的时代即将来临。机器人在未来会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每个家庭或许都需要一台机器人，特别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高龄人口持续增长，可以预见，娱乐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会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此外，人工智能的技术日益先进和复杂，如今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的功能，可以更加轻松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实现与人类更为复杂的交流和互动，这会改变我们很多场景的体验，甚至很多人际关系。但是，人工智能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伦理问题。比如，今后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机器人结婚，这就改变了我们传统对家庭伦理的理解。总之，机器人正在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类的新娱乐伙伴时代已经来临。

六、新媒体垂直化、多元化商业模式

对于媒体来说，一般有三种变现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广告，第二种方式是会员，依靠卖内容变现，第三种方式是做垂直的开发。如今，新媒体已经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流的媒体形式，而新媒体的垂直化、多元化经营代表着未来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一个方向。新媒体是互联网平台的一种功能，不仅具有传统媒体传播的功能，更是一个卖场，具有交易的功能。简单地说，新媒体在未来就是一个有传播力的卖场。

另外，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基本上有三种：一是大平台，就是BAT，这种大平台自己能做产业链；二是专业化的中平台，比如京东专门做购物，今日头条专门做信息推送，中平台有专业水平很高的服务；三是小平台，它们是做小卖场和小传播。对于千千万万的小平台来说，要专注于做垂直化、多元化的业务，即不光推送内容，还要做广告加电商，要做内容营销。小平台之间可以通过频道组合的形式联合起来，以此来增强竞争力，获得与大平台与中平台的竞争优势。频道组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进行粉丝的转化。不同功能的公众号之间没有任何竞争关系，就可以通过互助营销来实现粉丝的导流，彼此相互增强粉丝。

总之，垂直化、多元化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成长概念，不同的小平台通过垂直化经营形成自身的粉丝群体，然后通过频道组合制实现相互联结，从而突破自身在互联网上的发展瓶颈。

七、产业文化化加速

与普通产品相比，文创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设计、品牌等方式去提升产品，赋予普通产品好的创意和内涵，使其成为文创产品。如今，各种艺术品、文化旅游纪念品、办公用品、家具日用品等都可能成为文创产品，产业文化化趋势不断加强，成为文化产业领域主要的经营思路。当然，仅仅做文创产品可能卖不动，所以还要以新媒体为载体做垂直的开发，要不断地给产品讲故事，做成文创电商，这是固定不变的模式。

换句话说，产品一定要有自己的传播力，而传播力就要靠文化包装。文创电商的出现，可以逐步改变目前阶段传统电商附加值低的现状，是解决商家恶性降价竞争和平台假货泛滥的有效途径。如今文创电商做得较为成功的公司就是迪士尼，它的服装作为动画电影的衍生品，仍然具有良好的市场，从唐老鸭、小熊维尼到冰雪奇缘，那些服装生产线到现在仍然一直在滚动。

八、文旅向室内扩展

由于天气、温度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文化旅游的发展也受到诸多局限。因此，今后文化旅游会由室外向室内扩展，通过体验馆或文化综合体的建设，将文旅搬移到室内进行，避免自然问题对文化旅游的影响，保证游客一年四季都可以得到到最好的体验。文化旅游向室内拓展，并不是像室外一样做大型游乐场，而是在室内做很多体验性较强的项目，形成一个个有特色的主题公园，功能上可以做科普、安全教育、国防教育等，这是未来文旅发展的主要方向。此外，随着旅游与科技的深入融合，在未来，拥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更利于科技设施的搭建，充分发挥科技元素对文化旅游的支撑作用。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室内的农业主题公园，把农业的要素、主题公园要素、高科技的要素和教育的要素等等都融合在一起，做一种新型的体验。农业主题公园里面可以做百菜园、百果园、百花园，还可以有健康的食品、食疗，可以有教育基地，可以建立夏令营，让中小学生都到里面学习农业知识。此外通过电影体验可以形成很多的衍生品，做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在未来会是很有前途的一个模式。

九、文体一家亲

体育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未来我们的教育、生活、工作、爱好等都会有非常多的体育产业的融入。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是紧密联系的两个产业，事实上，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体育看成娱乐业，把体育比赛看成表演业，体育产业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以足球为例，英超联赛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就是它的转播权，传媒收入排在所有收入的第一位，占半壁江山。另外，足球旅游也是当今最重要的带动经济的板块，巴西世界杯期间约有70万人去巴西看世界杯，这也是非常巨大的收入。

从国内来看，我们的体育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主要问题是缺乏高水平的比赛，无法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我们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我们发展体育产业的优势。此外，无论做体育还是做旅游，都要注意重资产的回收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将重资产与轻资产分开运营，重资产做重资产运营，轻资产要围绕上市为目标做轻资产的运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模式。

十、通过大力发展家庭文化与国际接轨

我国目前的电影市场发展空间很大，但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释放市场潜力，扩大电影的消费群体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根据美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经验，通吃型、家庭型、国际化的电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的电影票房很难超过美国，主要原因是观影群体相对固定，即18岁到28岁的年轻人，所以要实现超越，就要扩展家庭消费，把电影都做成通吃型，突出家庭文化，满足双重顾客，既能吸引孩子，也能吸引家长，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

此外，我国的电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风险也越来越大，并且即将进入中低速的票房增长阶段，所以我们的电影市场不能仅仅依靠院线拉动，还应当实现电影产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换句话说，未来没有纯粹的电影公司，或者电影公司只能是比较小的公司，真正的大公司必须做成文化产业的公司，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向家庭的消费渗透，而不是仅仅让一些谈恋爱的年轻人去看电影，扩大整个消费者基础和产业空间，从而提升国际化水平。

六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时间不停地洗刷着每个行业。

成立于二零一二年的云知声更像是一支向着目的地挺进的长征队伍，任务明确，投入兵力，按照既定作战方案稳步推进。

这是创始人黄伟自信的来源，资料显示，云知声的合作伙伴数量超过2万家，覆盖用户超过2亿，云平台日调用量3.3亿次，覆盖的城市超过647个。

黄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任职摩托罗拉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期间开发出了世界第一款手机声纹认证系统。后出任盛大创新院核心高管，并创建了语音分院；随后于2012年创立云知声。

他曾连续三年参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署（NIST）说话人识别评测（SRE）项目，获主任务第一名，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NIST评测中连续两年做Keynote Speaker的华人。

“金字塔”式的研发规划 修炼好内功才能厚积薄发

在他看来，云知声的“金字塔”式的研发规划，保证了他们在过去六年始终保持在行业一线，同时，未来六年依旧如此，因为他们的“基础建设”非常完善。

那么，何为“金字塔”式的研发？金字塔的底层是DeepFlow集群，这个异构化硬件服务器集群，可以向上提供密集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保证研发团队充足算力的支持，黄伟称，在2018年计划拓展到1000GPU以上的规模。

而中间层是Atlas超算平台，这是分布式机器学习并行计算平台，内部协同共享AI底层研发技术成果，可以迁移复用到各个领域的应用。

“我们在2012年就把深度学习做出来了，这个是我们确定的大数据方向，全面深度学习化，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时中国95%的高校教授，都没有听说过深度学习”黄伟说。

而“金字塔”的顶层，则是应用层技术，比如有ASR、TTS、NLU等应用层技术的输出，黄伟称，可以理解为云知声建立了一个核心能力，这个核心能力是AI，然后AI通过一种云端芯的产品架构体系，把它生产出来，然后应用到不同的应用场景。

谈到应用，2018年被称为人工智能落地元年，落地将变得至关重要，黄伟的关注重点是IoT和医疗等领域，“我们要把积累的势能释放出来，毫无疑问，今年我们在智能家居、机器人方面会大规模的出货”。

“由应用场景推导AI芯片研发是AI创业公司的最佳路径”

目前，人工智能芯片大行其道，无论是传统的芯片巨头英伟达、英特尔、高通，还是手机厂商发布的AI芯片苹果AI1、海思麒麟970、高通骁龙845、三星Exynos 9810、联发科曦力P60，以及创业公司地平线的征程芯片等等。

我们逐渐嗅到红海的味道，究其原因，芯片是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计算载体，以及感知载体，它承载着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环节，必不可少。

但黄伟认为，大家都做芯片，但芯片其实包括几大类，大家有重叠但都有各自的市场和发力点，比如英伟达的GPU是用来支撑特别高的计算量，这方面毫无疑问是巨头们的战场；还有一种是云端芯片，这类芯片主要用来做一些云端的认知决策，比如Google的TPU等等；还有一种则是云知声、地平线们做的事情，这类芯片是终端芯片。

而做终端AI芯片最重要的是由应用场景来定义整个芯片的产品形态和逻辑。

黄伟指出，在芯片产品形态方面，云知声已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从市场着手，云知声在智能家居、智能音箱、儿童教育机器人等市场方面已经基于IVM（通用芯片方案）的产品形态，验证了市场、产品、用户场景的合理性。而伴随合作客户在更多产品种类和形态上对成本、稳定性、集成度等方面的呼声愈高，进而推出自研AI芯片就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黄伟表示，早在2015年云知声就组建了芯片团队，2016年公司开始就市场、产品、技术路线以及芯片下游合作方的评估。2017年启动芯片产品定义、IP选型、算法优化、工具准备，以及详细产品定义和技术模块评估工作。目前，云知声AI芯片UniOne已经流片，即将对外发布。

“在芯片这件事儿上面，我们至少领先三年的时间节点。可能出来的时间点正好赶上了AI芯片大热的时间点，不过这也算是对我们前期投入的一个奖励吧,”黄伟说。

面向IoT人机交互场景的AI芯片

至于云知声芯片的定位，黄伟表示，在IoT的人机交互的大背景下，AI算法对设备端芯片的并行计算能力和存储器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芯片架构在这两个方面却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尽管基于GPU能够在终端实现推理算法，但其功耗大、性价比低的弊端却不容忽视，而IoT设备与手机不同，形态千变万化，需求碎片化比较严重，因此很难跨设备形态的问题。因此，只有从IoT的应用场景出发，设计定制化的芯片架构，才能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降低功耗和成本，同时满足AI算力以及跨设备形态的需求。

“同时，无论是大的产品还是小的产品，有屏幕还是无屏幕的，人机交互相关的共性东西，应该把它提取出来，并且固化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芯片是最恰当的方式。我们这款芯片可以说是第一款面向IoT人机交互场景的AI芯片”。黄伟说到，从商业的角度看，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芯片，并不是针对人工智能来设计的，它很难把算法的威力发挥出来。

此外，大家采用的模组组装的模式，好处是能够快速出货，但因为受限于成本，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市面上计算能力比较差的芯片，而东拼西凑之后会出现良品率低等问题。

所以，云知声的做法是，从算法公司的角度出发做终端芯片，它并不需要有特别高的计算能力，打造出一个够用的芯片，他们认为做得再多的话，成本、功耗等各方面都是浪费。而且他们的芯片选择对计算进行加速，对算法加速意味着你对它的能力做了限制的，而对计算加速就是“练内功“。

黄伟强调，最重要的是芯片的定位，而不是跟风。想清楚未来的生态是什么？客户在哪里？因为芯片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

AI的浮躁时代已经过去2018年将出现“分水岭”

黄伟在朋友圈谈到，“年纪大了，最近经常半夜醒来”，面对记者，他坦言也有创业维艰的原因，作为创业者需要面对来自投资人、客户、员工、市场等等方面的责任，时不我待，他不能止步不前。

智能硬件行业经历了过去两年的浮躁期，开始回归理性，黄伟认为，2018年将是行业的“分水岭”，大家开始关注落地，有能力的公司开始释放势能，而对于没有先发优势的公司来说，如果你没有颠覆性的东西，就很难再获得投资人和市场的关注了，因为时间窗口已经过去，而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几个主流赛道里面，都诞生了独角兽，所以的资源都将向头部公司倾斜。

“通俗的讲，过去几年你还可以靠吹牛拿投资，但今年开始就没那么简单了，”黄伟说到。

对于人工智能行业以及人机交互如何发展的问题，他谈到，人类的交互主要依靠耳朵和嘴巴，视觉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展示内容，语音可以让我们主动表达，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所以，语音和图像一定是未来的主要交互方式，键盘输入或者鼠标输入，本质上是违反人性的，未来手机不见得是我们的必需品。

根据调研机构GfK的数据，2015年中国智能音箱零售量只有1万台，2016年增至6万台，2017年1--8月共累计销售超10万台，而随着2017第三季度众多新品的推出，仅在2017年8月，智能音箱市场就达到了同比178%的增长率。

交互革命已然来临。

当然，公众对于人工智能还存在质疑的声音，最近优步自动驾驶致行人死亡事件闹的纷纷扬扬，引发大家的恐慌心理，AI威胁论再次被大家热议，对此，黄伟提醒，技术应该安全第一，在科技进步和人类生命安全之间，毫无疑问后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