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叫做阿卡赫·阿卡诺维奇（Akakhi Akakhievitch）。有一个古怪的病人，希望阿卡诺维奇帮他彻底忘掉他那专横讨厌的母亲。阿卡诺维奇答应了他的请求，打开病人的头颅，一个一个地剔除了数千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都与病人对他母亲的记忆有关。术后，病人从麻醉中苏醒，奇迹出现了，病人失去了所有关于他母亲的记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阿卡诺维奇对手术的成功感到非常欣喜，高兴之余，他决定致力于下一项研究——找出那些与对祖母的记忆有关的神经元。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1969年，神经科学家杰里·莱特文（Jerry Lettvin，已故）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讲述了这个故事，用来阐述他那个后来被戏称为“祖母细胞”（grandmother cells）的理论。莱特文认为，我们日常的每一种意识体验、思维以及记忆，不管是对于某个亲戚朋友，还是其他任何人或者物，都只有大约18 000个神经元与之对应。不过，莱特文后来既没有进一步证明，也没有放弃他的大胆假设，而40多年来，科学家对“祖母细胞”理论也一直有不同看法。

认为神经元以一种非常具体而明确的方式存储记忆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的所谓“教皇细胞”（pontificial cells）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意识就是由“教皇细胞”产生的。但是，不管是“祖母细胞”还是“教皇细胞”假说，都与当时的主流理论相悖，即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在1940年提出的“亿万神经元大民主”（a millionfold democracy）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对任何人和事物的感知，都要依靠亿万神经元的大协作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个神经元的活动都毫无意义，只有大规模神经元群体的合作才能创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