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文博“门外汉”，许多人也发现，博物馆越来越“好玩”了。博物馆展厅放置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的互动游戏设备，高清数字技术制作的古代书画动了起来，更不用说凭借电视和互联网风靡一时的《国宝档案》和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博物馆和文物藏品不再是静态的、冷冰冰的，而是逐渐借助互联网技术，真正“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11月16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利用高峰论坛暨创意大师工作坊”在天津拉开帷幕，200余位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美术馆负责人，文创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知名设计师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博物馆IP开发的可实施路径，分享博物馆文创开发的范例，探究博物馆文创对现代生活美学的推动与创新。数字化与博物馆文创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且看文博专家怎么说。

文物数字化建设：挖掘文物保护利用的潜力

据了解，此次论坛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的重要板块。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金鹏介绍，论坛之所以以“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利用”为主题，是因为“大家对博物馆数字化的认识仍不一致”。他认为，数字化是当下博物馆文物保护及开发利用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数字化才能做到在不损害文物本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解读、传播、创意设计，进而使其真正进入百姓生活。”金鹏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专家都认为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内容详尽、科学完善的文物数据库，是文物保护和文创开发的基础。据悉，我国许多博物馆都开展了文物数字化扫描、存档工作。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强跃举例，随着对古代墓葬的抢救性发掘，该馆现收藏有640幅唐墓壁画，为实现壁画的永久保存和更好展示，该馆对壁画进行了数字化记录和研究展示。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也告诉记者，该院迄今完成了敦煌石窟200余个洞窟的数字化工作，下一步将对数据库资源进行深入挖掘。

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设藏品数据库，该院原院长冯明珠表示：“文物数字库建设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台北故宫的作业模式。”她介绍，在进行策展和文创开发时，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挑选文物，而不必惊动文物本身，这不仅对文物保护有重要意义，还能够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以前策展人要去库房‘翻箱倒柜’，花费几个月才能挑选出合适的展品，现在通过查阅文物数据库，可能只需要三五天时间。”此外，她认为，不断完善、增添新内容的数据库可以对文创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将陆续开发的文创产品信息纳入该文物的数据库中，后期的开发者就可以从中“取经”，发现受欢迎产品的共性和规律。

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共享的“大文创”产品

“现在大家都在谈文创，但文创究竟是什么，博物馆应该在文创产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许多博物馆人都不甚清晰。”王旭东指出，很多人认为文创就是放在博物馆里售卖的产品，这是一种误区，“每年来敦煌的游客不到200万人，但对敦煌文化有需求的人远远不止这些。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敦煌文化的传播局限，让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并产生兴趣，主动参与敦煌文化研究和传播，进而让敦煌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理解的‘大文创’概念。”王旭东说。

王旭东向记者介绍了敦煌研究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开放共享的“大文创”产品的理念和途径：将敦煌壁画彩塑进行数字化，在互联网上开放共享，让全球观众能够有机会了解敦煌，吸引他们走进敦煌，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背景来研究敦煌文化，进而鼓励更多的人以多种形式开展基于敦煌文化价值的文化创意活动。尤其是借助年轻人喜欢的网络平台，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例如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以及《敦煌古乐重声》音乐创作等活动，用活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年轻人，让他们获得更多积极向上的力量。“文化遗产蕴藏的多元价值只有传播得越广、参与的人越多，文博机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才会越大。”王旭东告诉记者。

事实上，“文创＋互联网”的效果已经慢慢显现。强跃告诉记者，打造博物馆精品IP并与主流电商平台合作的销售成果非常明显，今年“双十一”网络购物节当天，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在某平台旗舰店的销售额达33万元；王旭东也表示，《敦煌古乐重声》音乐会举办当晚，网络实时关注人数超过1000万。

“数字化＋文创”：须秉持审慎的工作态度

强跃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厅内有一个颇受观众欢迎的数字创意展品——利用彩色光源为氧化褪色的兵马俑“还原上色”，并在后方大屏幕配以详细的中英文讲解。他告诉记者，在项目前期，研究人员进行了严格的科学论证，保证所用光源对文物是无损害的。此外，该馆还运用3D打印技术进行文物复制，并应用于研究和展示。但在复制过程中，他们刻意从材质、重量等方面予以差别化，防止制造出“高级赝品”。“作为博物馆人，我们不排斥新技术，但新技术应用于文物时一定要抱着审慎的态度。首先要保护、传承好文物，其次才是挖掘、利用文物。”强跃表示，有些文创公司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需求，对文物进行丑化、扭曲，博物馆人应该坚决抵制这种行为，“我们一定要以先进文化引领市场，而不是盲目迎合市场的不良需求”。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及大皇宫文创产业总监Marianne Lesimple则向中国博物馆人分享了法国合作开发文创产品的理念：该机构搭建网络电商平台让博物馆统一售卖文创产品，并组建专业团队负责物流运营等，“合作让各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更专业，也能更好降低成本。”她告诉记者。

“对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数据库平台的开发就是基于合作理念。我们希望大运河沿线的博物馆能够提供各自有价值的藏品，提取设计元素后存入共同的数据库，并通过梳理发现运河文化的独特共性，从而进行策展和文创产品的共同开发。”金鹏说。

独具特色的胡同博物馆印象瓦舍展区。

市民在胡同博物馆一边观看展品，一边热烈讨论。

胡同博物馆重现了老北京“四九城”浓郁的历史风貌与人文特色。

金柱门、如意门、倒挂楣子、门当、雀替、影壁、滴水……老北京胡同民居的特色，在这里一一呈现。经过3年修缮改造，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日前建成并开馆迎客。该博物馆是“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们听说博物馆征集展品的消息后，纷纷捐出自家珍藏，有民国时期的鱼缸、鲁班凳等。

博物馆是典型的三进四合院，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共分为东四印象展区、印象瓦舍展区、文化探访展区、文化交流客厅、历史文化实物展区五个展区，以“文化会客厅”的形式呈现给社会大众。

在历史文化展区，几十幅东四老照片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社区居民武先生说：“我在东四住了快60年了，照片中的不少场景我都见过，看到这些充满美好回忆的照片真是一种享受。” 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勇介绍，该馆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老北京胡同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是传承文化的窗口，还可以找到老北京胡同的记忆与乡愁。

今年夏天，敦煌莫高窟客流量创40年同期新高。“如果你爱她，就要保护她！如果你爱她，就在春季、冬季、秋季再来欣赏她的美……”记者的微信朋友圈随即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原来是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呼吁更多游客“错峰出行”。可以想见，作为我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受到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其珍贵的彩塑、壁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迫在眉睫。

面对这一难题，上世纪90年代，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即利用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永久且高保真地保存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珍贵资料。30年来，这一项目不断向前推进。借助高科技手段，“数字敦煌”让一批敦煌艺术精品通过数字平台、数字展览、手机App等途径走出敦煌。

在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樊锦诗提交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建设数字影院和球幕影院等现代化多媒体演示场所，向观众全面展示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石窟艺术经典。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投入使用，实行单日6000人次承载量控制、网络预约、分时段参观、数字化虚拟洞窟实景展示与莫高窟实地参观体验相结合的参观新模式，使旅游旺季进入窟区的游客量瞬间峰值由过去的2000人次至3000人次，降至1200人次。“数字展示中心的成立，切实降低了游客参观游览活动对石窟文物以及遗址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提高了莫高窟的游客承载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游客的参观方式和内容。”敦煌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2016年4月29日，“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第一期正式上线，首次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节目。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采集精度为300DPI的洞窟近200个以及110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工作。“数字敦煌资源库建设，是传统文化资源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典范。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融合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信息，构建跨区域的文化资源库，尤其是石窟图像资源和文献资源，能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敦煌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说。

近年来，位于甘肃兰州的敦煌艺术馆举办了很多场数字展览，以新媒体艺术形式展示莫高窟文物。2014年8月，敦煌研究院在兰州分院敦煌艺术馆推出“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数字化成果展”。2016年12月，又对原有展览进行升级扩充，丰富了展览形式和内容，并更名为“艺海存真·敦煌”展览。“在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展区里，我们运用数字化手段，将二维图像与三维模型相结合，使敦煌石窟不可移动文物突破物理限制，让观众可以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近距离欣赏体验丰富多彩的敦煌艺术。”吴健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于敦煌数字化保护莫高窟的影响显而易见。目前，数字敦煌展览已经走出敦煌，走向世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方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和提升了全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吴健说。

30年来，敦煌研究院培养建设了一支优秀的数字化团队，拥有了海量的数字资源。在科技引领下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工作，通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管理等环节以及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手段，为敦煌艺术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原创话剧《船歌》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点项目，并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于11月17、18两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坚持中国原创而精心策划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船歌》聚焦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特区的百姓身上，以小见大，由平凡细微的事情反映重大的主题，以此纪念一个时代。

《船歌》从2017年7月开始筹划，包括导演、编剧、舞美在内的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厦门、汕头、珠海等经济特区，不仅接触到了从小与水为伴，以船为家的渔民，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区建设者交流。正是这些以辛勤的劳动建设家园的人们，奏响了城市新发展的乐章。

《船歌》剧照。

这部原创话剧描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从小渔村变身贸易强区的转变，以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打工妹林秀英为代表，刻画了本地人建设家园以及异乡人闯深打拼的形象。通过书写他们的青春、爱情和奋斗，表达了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改革开放不仅提升了物质生活，更让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与更新，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和历史性变革。

原华在剧中饰演一个从井冈山来深圳的打工妹林秀英，她带着老区姐妹们一同赴深追梦，听着海浪声与渔船回港的马达声，看着渔村盖起的小洋楼，一脸憧憬地说：“这里是特区，是梦开始的地方，只要肯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梦想。”这句话表达了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脚踏实地的精神。一艘全长8米的木质渔船上镶着“渔鑫一号”四个字，这是渔民梁海涛的船，也正是林秀英与姐妹们来到渔鑫村所乘的船。林秀英与梁海涛的相遇相识颇有戏剧性，林秀英只顾着把姐妹们分配到各个工厂，把自己的工作忘了，焦急与劳累之下，她中暑晕倒在一颗大榕树下，梁海涛好心救了她，并在工作、生活上处处照应，两个青年男女，也由此生发情愫。那个年代的人们感情表达含蓄，但又真挚动人，配合着丰富的舞台布景与现场配乐，有打动人心的效果。

除了渔民梁海涛、打工妹林秀英，《船歌》也为观众展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比如为一己私利偷走渔船最终浪子回头的曾祥发、基建工程兵转业参与特区建设的马三强，以及有知识、懂管理的特区“二代”梁嘉瑞、何晓彤等。通过书写这些人物各自的人生经历，话剧表达了以脚踏实地为荣，以自私牟利为耻的主题。剧目的最后，特区“一代”依然坚守在特区建设的第一线上，特区“二代”毅然回到家乡挑起重担，背井离乡的人也不忘回到老区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我们在写实的元素里加上诗意、浪漫的创作观念。”导演姜涛表示，《船歌》既有历史又有生活，突出展现了特区人顽强拼搏的精神。

《船歌》剧照。

舞台布景上，主创通过对渔船的分解组合，演绎出剧中人物多个生活场景，如小卖部、小吃店等，阐释了“以船为家”的概念和扎根沃土、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寓意。此外，激情澎湃的配乐、海浪拍击的音响效果，也将特区人民破浪前行的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八十年代的红头绳、大彩电，到九十年代的夹克衫、大哥大，再到21世纪的小洋装、高跟鞋，《船歌》的人物造型、舞台道具还原了特区四十年的变化。“三转一响一咔嚓”、“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等具有年代感的名词也唤起了观众的回忆，令人忍俊不禁。随着剧情的推进，“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自贸区”等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名词更也突出了该剧的现实意义。

《船歌》剧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需要我们推出一部不愧于时代的精品，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我们正在经历的传奇，歌颂不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戏剧必须引领时代精神，为时代精神立言，为民族文化立言。这是国家话剧院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

中央芭蕾舞团历时七年创作的芭蕾舞剧《敦煌》将于11月16日和17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该芭蕾舞剧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之一，也是东艺2018-2019演出季“一带一路”版块的重要剧目。

7年磨一剧：3个月亲身体验28次改稿

提起“丝绸之路”上起始段的敦煌，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大漠戈壁以及莫高窟绚丽的壁画，其背后一代代为敦煌、为敦煌艺术而坚守与奉献的“敦煌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每当清晨的钟声敲响，敦煌人素衣起身，拎起工具箱，进入洞窟，对残破的壁画修修补补，一代又一代，对于这份进入洞窟就与世隔绝的工作他们从无怨言，心中的信念常常支撑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奉献一生。

团长冯英带领的中芭团队第一次去敦煌采风，就被“敦煌人”留守敦煌的精神深深打动，“太多太多的人，越挖掘，越感动，感到敦煌在召唤我们，我们能为敦煌做些什么？”

整整七年，用芭蕾的语言，向这批无私奉献的人致敬成为整个团队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诠释作品，编导费波带领年轻队伍体验了三个月的敦煌人生活。费波还透露，芭蕾舞剧《敦煌》的剧本文字稿经过了28次修改后才进行首次排练。为了向“敦煌人”致以崇高敬意，中央芭蕾舞团凝聚了实力强大的《敦煌》创作团队：中芭团长、艺术总监冯英担任总策划和制作人；中芭青年编导费波任导演和编剧；曾与中芭合作过芭蕾舞剧《牡丹亭》的作曲家郭文景和迈克尔·西蒙再次分别担任作曲和舞美设计；香港影视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师张叔平担任服装造型设计；中芭青年设计师刘钊和徐彬分别担任灯光设计和化妆造型设计。

冯英称该剧相较于其他敦煌题材剧目的新颖之处在于切入点与众不同。芭蕾舞剧《敦煌》从中国第一代致力于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的传承者为切入点，整个剧情围绕敦煌人与莫高窟艺术在心境上的共鸣为主线，通过一对同样热爱并痴迷敦煌艺术的恋人间波折动人的情感纠葛展开，展现了千年文明与戈壁大漠中孕育的那份坚守和奉献精神。

冯英希望用古典和现代芭蕾共融的表现手法，在舞台上绘出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艺术创作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让世界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千年的文化，以及背后的人文。”

因此，芭蕾舞剧《敦煌》不仅使用了西方艺术语汇，同时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京剧、戏曲、武术等。11月16日、17日，《敦煌》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中央芭蕾舞团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11月15日，原创芭蕾舞剧《敦煌》媒体见面会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中央芭蕾舞团正式签署了未来三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中芭每年将在东艺至少上演一部大型经典芭蕾舞剧，并列入双方的演出季，包括2019年的《红色娘子军》 、2020年的《过年》等。同时，双方将把合作延伸到芭蕾讲座、教育、展览等艺术教育和芭蕾体验活动。今后，东艺的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一流的交响乐，还将在这座艺术殿堂观赏到顶级的芭蕾舞表演。

成立于1959年的中央芭蕾舞团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芭蕾舞团，长期活跃在世界芭蕾舞坛的前沿，代表着中国芭蕾艺术的最高水准。经年累月，中央芭蕾舞团始终致力于推出高品质的原创芭蕾舞剧。例如其与张艺谋导演合作了原创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还有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芭蕾舞剧 《过年》，聚焦现实题材、抒发“天人合一”中华人文情怀的《鹤魂》等。

而东艺一直致力于引进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院团和剧目，并与国际许多著名的剧院和演出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两者的联手，将更有助于中国文化通过芭蕾这一西方语汇推向国际舞台。

幽幽郊外，一间小院，一抹乡愁，一种情怀。

“逃离都市、田园牧歌”的大潮带火了京郊乡村旅游，也加速了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步伐。在京郊，管理无序、服务单一的传统农家乐正在逐步升级成标准统一、服务多样的精品民宿。

然而，北京市旅游委在盘活京郊旅游资源，推动京郊旅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发展缺资金，经营风险大”两大难题也在制约着京郊民俗户和小微旅游企业的发展。“为此，旅游委专门设计了两项服务方案。针对民俗旅游户贷款难问题，设立了一亿元的京郊旅游融资担保资金，针对经营中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建立了京郊旅游政策性保险机制（以下简称“京郊旅游保”）。”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 “京郊旅游保”撑起乡村游保护伞

“一场意外，二十年白干，不如去打工。”虽是戏谑之语，却反映了大部分京郊乡村民俗旅游户心中之忧。京郊旅游场所大多地处山区及河流等地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极易对游客或经营者本身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日趋繁荣，经营者所要面对的意外事故、法律风险、违约责任等风险也与日俱增。

怎么让农民安心地吃上“生态饭”？近年来，北京市旅游委一直在摸索中，2017年3月，“京郊旅游保”诞生了。

“京郊旅游保”是北京市旅游委推出的第四个旅游金融服务体系，也是全国首个涉及乡村旅游工作的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乡村旅游经营户保险保障覆盖面低、抵御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推动京郊旅游可持续稳定发展。

在本质上，“京郊旅游保”属于一种商业保险，乡村旅游经营户通过缴纳保费，在遭遇意外、经营困难等状态下，经核定在保险范围内，就可获得相应理赔。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共保，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为主承保人，负责承保和理赔的具体工作。

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京郊旅游保”以通过市区两级评定的星级民俗旅游户、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和京郊十区3A级（含）以下等级旅游景区为保险对象，并由政府提供80%的保费补贴。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经营户自交保费最低几十元、最高不超过200元的一份保险，可提供最高30万元的保险保障，截至目前，“京郊旅游保”已累计为京郊游客提供保险保障逾30亿元。

“京郊旅游保”成立之初，在各区旅游委的大力支持下，承保机构走镇、串乡、入户，推动“京郊旅游保”业务工作落地，累计走访10个郊区、120余个乡镇，组织推广宣传活动130余起。到今年10月，“京郊旅游保”承保规模达4455户，覆盖率达到72%。

为保证保险理赔服务质量，承保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为京郊旅游经营户提供便捷的理赔服务流程，应赔尽赔。“政府补贴80%，自己掏不了多少钱，有了这个保险，我们日常经营活动就更放心了，对得起游客，也对得起自己。” 作为首批受益投保人，密云地区一小型民俗户主如是说。前不久，该民俗户在经营过程中，一游客不慎摔伤致骨折。“本少利薄，面对游客的高额索赔，财务压力陡增。”这时他想起了“京郊旅游保”。安华农业保险在接报后，快速查勘处理，主动案件追踪，简化理赔单证等，第一时间完成了案件理赔，将保险赔款打入该民俗户账户，解了燃眉之急。“如果没有‘京郊旅游保’，经营业务肯定受影响，好不容易累积的品牌和信誉也大打折扣了。”

截至目前，“京郊旅游保”赔付覆盖了游客人身伤害、车辆损失、财物损失等多种情景，累计完成理赔案件77件，赔偿金额共计16.07万元；待赔付案件36件，拟赔付金额17.44万元。“京郊旅游保”将政府补贴资金聚焦京郊旅游经营户，直接支持京郊旅游经营户购买责任保险，确保“花钱到位”，直击“经营户买不起，保险公司不愿低价承保”的行业痛点。“京郊旅游保”不仅提升了参保率和覆盖面，更成为以较小保费支出获得大额保险保障的有效实践者，破解了农业保险和旅游业双向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走出了一条 “农业+旅游+保险”发展的新路子。

一年多来，“京郊旅游保”屡获殊荣。原中国保监会“保险业服务农业供给侧改革”重点项目、北京保险行业2017年“十大”保险品牌……经营主体、旅游消费者、相关政府部门多方共赢局面已然形成。

■ 融资担保盘活闲置乡村资产

2014年10月，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北京市旅游委、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共同建立了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该体系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由市级财政出资1亿元，设立专项担保资金，委托北京市农担公司负责资金托管及担保业务的日常运营，托管周期为5年。

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重点支持的领域为在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旅游项目开发、民俗旅游、观光旅游、旅游商品开发销售和旅游新业态等旅游产业全链条（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的项目经营主体，包含中小微企业、农村合作组织、民俗旅游户，3A级及以下等级旅游景区。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立后，采取了多项创新性的做法和方式，来支撑京郊旅游业发展。

创新项目评审方式，以旅游企业经营规模、消费价格、消费季节、消费人数等综合指标推算经营收入的方式，逐步建立起符合郊区旅游项目经营特点的评审方法和手段，并改变以往担保机构只接受抵押物的常规做法，实行有针对性的反担保措施，如对民俗旅游户的贷款，只需家庭连带担保，或村委会组织提供担保，或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第三方提供个人保证即可；对旅游新业态企业和景区等项目，则采用资产抵押、信用连带保证、股权质押及经营权质押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担保。

与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近30家金融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面向民俗户、旅游新业态、旅游景区项目推出普惠制融资担保产品，其中民俗户可给与最高40万元信用担保额度，新业态企业可给予最高200万元信用担保额度和500万元抵押担保额度，景区按级别最高可给予300万元信用担保额度。贷款期限1-3年，最多可放宽至5年。

研究推出“农宅保”旅游担保产品，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联动融资模式，支持乡村农宅的旅游开发、改造与运营鼓励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民住房发展精品民宿等高端休闲旅游业态。延庆区低收入村刘斌堡乡下虎叫村是首个受益于“农宅保”产品的远郊村，由该模式打造的精品民宿——山楂小院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民宿。

山楂小院由精品民宿品牌隐居乡里负责运营。创始人陈长春介绍，本身农宅并不能作为融资抵押物，但是通过“农宅保”却盘活了整条产业链。村集体成立旅游合作社，作为融资主体，对闲置农宅进行集中管理；隐居乡里则作为轻资产管理方，提供民宿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等服务，并给予合作社的收入分成作为还款来源；农民收取租金并参与分红，还可获得打工收入。“‘农宅保’以农民为发展主体，调动了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政策性补贴又降低了融资成本，京郊有很多闲置农宅，是一种可快速复制的发展模式。”陈长春说，现在平均一个院子的年收入在40万左右，刨除运营等成本，每年就可以分给农民利润12万，村子三年即可回收建设成本，实现纯收入。

在“农宅保”的扶持推动下，目前“山楂小院”、“先生的院子”、“左邻右舍”、“原乡里”、“瓦蓝”、“鱼塘”等一批精品民宿项目得到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京郊旅游的新亮点。

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的建立，是政府创新投资方式，从直接投资转向引导投资，通过市场机制引入金融资本发展京郊旅游的创新尝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实践。据北京市农担公司统计，截至2018年7月底，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累计批准项目1116个，批准金额242714万元，其中银行放款项目907个，放款金额177029万元，在保责任余额118963万元。

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也促进了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推动京郊农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带动京郊农民通过发展旅游实现创业增收。门头沟区低收入村的“潭柘厚院”，在担保资金的支持下逐步建成了极具山村特色且设施齐备的服务设施，不仅吸引了众多的都市游客，也让21名低收入户实现本村就业。据统计，京郊旅游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已累计为低收入村的企业和经营户提供约4000万担保融资支持，涉及5个区13个低收入村。

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持续扩大京郊旅游融资担保体系的影响力，更好地发挥该平台对乡村民俗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未来北京市旅游委将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构建完善金融拉动京郊旅游发展的大产业格局。

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是什么关系？未来教育是否会更加个性定制化? 大脑疾病治疗会有新突破吗？日前界面新闻带着这些问题参加了MIT首届中国峰会。

11月13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以“展望未来世界”和“中美共迎全球重大挑战”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峰会，邀请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莱夫（Rafael Reif）、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内的众多世界顶级科学家共同探讨脑科学、宇宙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最新发现与挑战。

莱夫校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人类疾病和为计算机技术制定伦理标准等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也是任何国家或机构都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而白春礼院长则进一步表示，中美两国科学界应深入沟通，增强互信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合作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在此次峰会上，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大脑研究中心主任、大脑和认知科学教授德西蒙（Robert Desimone）发表演讲并接受了采访。

德西蒙教授

德西蒙在演讲中表示，神经科学对社会诸多方面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神经科学为人工智能建模提供所需信息，而人工智能模型反过来又能告诉我们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是如何工作的。

对于人工智能研究与神经科学相互推动的现象，德西蒙对界面新闻表示：“神经科学家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大脑运作机制非常复杂，不能只是用简单的物理模型来理解。科学家们需要一个数学模型来理解大脑的不同部分如何互动。”

MIT中国峰会现场

“目前神经科学家们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创建了数百万个和人脑一样有认知能力的模型，并对这些模型进行测试，以确定哪个模型和现在已知的大脑运作方式最为相似。在拥有了一个和人类行为相似，并有特定功能的模型之后，神经科学家们会对模型进行预测和检验，进而去探索更多的大脑功能。”

德西蒙认为，第二个会被神经科学发展改变的社会领域是教育行业。通过对大脑的研究，科学家们可以发现与阅读障碍症等相关的神经网络，从而解决每个个体的认知和学习需求。德西蒙将这种现象称为“精准教育”。通过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的科学家们发现钢琴训练和语言技能有着特殊的联系：对于部分儿童来说，钢琴训练比阅读更能提升语言技能。

随后，界面新闻对非传统个性化教育的前景向德西蒙进行了提问。他对记者表示：“在未来，个性化教育的应用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因为每个孩子都各不相同，他们对同一种教育体验有着不同回应。这不是说每个孩子都会有私教，但是未来一定有更多教学上的选择能适应不同孩子，从而让更多人走向成功。在现有的教育体系里我们还无法让太多孩子成功。”

德西蒙在演讲中提到的第三个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方面是精神障碍的治疗，又叫“精准健康”。目前科学家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标签下的精神障碍其基因构成可能完全不同。例如自闭症儿童的变异基因可能有多个，因此相对应的治疗方案也应当不同。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可能会为人类理解精神疾病和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带来一线曙光，对此中美科学家正在积极合作。

德西蒙在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大脑研究中心的介绍短片中提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最早的实习经历之一就是到精神疾病治疗中心近距离感受病人和家属的无助和痛苦。

针对目前药物治疗对一些患者没有帮助的情况，界面新闻就基因疗法的前景询问了德西蒙。他说：“我们在灵长类动物的首个基因疗法实验很快就开始了。但是（精神障碍）基因紊乱有很多方面，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很幸运的是基因疗法所依赖的技术本身已有重大突破和进展。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鉴于实验尚未开始，我们不能肯定疗法一定成功。我认为精神障碍的某些方面可以通过基因疗法得到改善，但有些不会。因为一旦基因变异影响了大脑发展，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和修复的。”

德西蒙补充说，“对我个人而言，即使基因疗法能在某些方面改善精神障碍就已经非常可喜了。例如对自闭症患者来说，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将他们的智力水平提高20%，也许他们就不需要在治疗机构而可以独立生活了。在未来，精神障碍的治疗方法将更加接近于癌症的治疗方法。在癌症治疗方面我们正在尝试利用生物手段，而不是药物。对于精神障碍也一样，我认为未来会进入后药物时代，用生物靶向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