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莱亚德：“总的来说，我很幸运。”
许多人认为幸福稍纵即逝，那么你认为幸福依然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现实状态吗?
理查·莱亚德：我认为幸福是人们最关心的的东西。许多人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快乐，自己的婚姻是否美满，自己的孩子是否幸福。这并不是幸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衡量的标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想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便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你在书中写到了你的父亲——英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约翰·莱亚德 （John Layard）——在遇到你母亲之前企图自杀的事情。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晓的？
莱亚德：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父亲头上有子弹留下的凹痕，但这并不是我关注人们为何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让我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病人，以及我父亲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这才是我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某种焦虑心理。
是什么让你把兴趣从心理学转向了经济学？
莱亚德：我确实考虑过做一名心理医生，但最后还是成了一名教师。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夜校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便成为了罗宾斯报告（英国政府在1960年代委任高等教育委员会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前景所进行的发展规划，大幅度扩展了英国的高等教育——译注）的研究员。研究期间，我震惊于说服政府为什么应该花更多钱在一个项目而不是别的项目上时的困难之巨大。为了更好地分析成本效益，我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以为政府开支的优先级选择建立一个合理的基础。
你认为幸福应该是一个关键指标，就像GDP一样，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既然幸福是一种主观品质，那么应该如何衡量幸福呢?
莱亚德：正因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所以才很重要。幸福是我们思考个人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是人们主观感受最深层次的现实。幸福不是我们通过想象可以估算的，而是人们最真实的生活体验。衡量幸福的标准一般来说是问卷调查：总的来说，如果给你的生活打分，0到10分，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你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
相信过去更美好似乎是人们的天性。但与过去相比，总的来说英国人们现在是更幸福了，还是更不幸福了？
莱亚德：许多调查研究显示，当今可能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之一。在美国，调查时间最长，可以发现近年来幸福指数基本持平。从全球范围来看，幸福指数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当然个别国家有例外，英国总体也是略有上升。有些人的生活艰难，但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我不认为如今是一个糟糕的时期。
我们倾向于把经济水平作为衡量幸福生活的关键指标，但富裕或贫穷对幸福的影响有多大呢?
莱亚德：在我们社会中，只有不到2%的巨大幸福差异可以用收入差异来解释的。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心理健康，当然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人际关系——比如在家庭中是否有伴侣，与伴侣的生活是否幸福。同样重要的还有工作质量，比如是否有工作，是否与同事和谐相处。最后还有社区，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友善和睦的社区也是影响幸福的关键。
《不幸福的经济学》
[英]理查·莱亚德 著 陈佳伶 译
你谈到了提升他人幸福的重要性。但意外后果定律（指有些出发点很好的做法却会带来一些意外的后果）告诉我们，善意也可能酿成恶果。
莱亚德：你说得很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那些重要的事情。例如，以教育为例，决定学生是否能够成为幸福大人的关键，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他们在学校是否接受到了快乐的教育。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减轻学生的负担，相信会有很大不同。
你认为幸福社会的目标必须明确，而不应该成为其他东西的陪衬。为什么这么说呢?
莱亚德：因为幸福的概念很容易被转移到更好衡量的东西上。比如收入是可以衡量的，所以收入已经成为国家和GDP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这是政治家们的头等大事——处理经济问题——但我们知道，人们在选举中的投票，并不像对生活的满意度那样容易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你提到移民是造成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能保持移民趋势的同时，变得更加幸福吗?
莱亚德：总的来说，移民最终都成为了当地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零移民是一个荒谬的想法。所以，如果有人想移民，我们理应欢迎他们。但如果移民的速度太快，就会造成冲突，因此我们又必须控制移民。想要社会和谐，必须平衡移民问题。
你还提到了不幸福水平与民粹主义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莱亚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对欧洲选举投票的研究，以及对美国特朗普选举投票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普遍观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投票给当前执政的政府或政党。这种观点比经济本身更能解释选举结果的变化。所以人们的投票更多地反映了他们享受生活的非经济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政府的福利政策也是基于自身利益。如果一个人想再次当选，他应该关注的就应该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人民的切身利益。
那么不幸福水平与民粹主义之间具体的关系是什么?
莱亚德：总的来说，不幸福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不过，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希腊，不幸福人数并没有增加。在美国，不幸福人数的比例有所上升。所以欧洲的民粹主义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有三个因素：第一，长期趋势是人们的顺从程度降低；第二，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处理措施的不当，让精英阶层名誉扫地；第三，我认为移民政策也有问题——很多人认为当前政策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但我认为这种民粹主义突然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社交媒体。当面对面交谈时，人们往往会控制自己的言行。但社交媒体的交流方式让许多人不再受到常规礼仪的约束，人们面对挫折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更加狂野。总而言之，不满情绪并没有大幅增加，但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许多人觉得自己有权不尊重精英，也觉得自己有权在社交媒体上和投票中这么做。
你认为英国是否应该效仿新西兰的做法，正式把福利政策作为国家目标?
莱亚德：当然应该。英国的新政府如果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目标的优先级，我们便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最近，新西兰、苏格兰和冰岛这三个女性领导人领导的国家都将提升人民幸福感作为国家目标。如今，鲍里斯·约翰逊有机会成为首位将福利政策作为国家目标的男性首相。如果英国能引领世界，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幸福时刻都在变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个潜在的趋势。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认为幸福变化很大，还是大致保持一致?
莱亚德：当然，幸福每天、每月都有波动。总的来说，我很幸运，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写关于幸福的文章，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一方面，我更能意识到别人的感受，另一方面，我也能更好地让自己远离每个人时不时都会产生的消极想法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