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又创新高”、“比特币又受重挫”、“比特币交易被叫停”……2017年以来，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消息轰炸着人们的眼球，即使是非技术派的投资者也对其日益关注。

伴随着暴涨暴跌和无序发展，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国陆续对ICO(首次代币发行)和比特币交易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令其开始“戴着镣铐跳舞”。

全球金融领袖也纷纷加入对数字货币的辩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RobertShiller)认为比特币并无价值，持有比特币介于投资和赌博之间。全球金融监管者频频提示其风险。近日，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Dimon)公开表示仍对比特币毫无兴趣，只不过对自己此前就比特币发表评论之举表示遗憾。从2017年9月将比特币称作“骗局”以来，比特币已经上涨了近300%。比特币、以太币和瑞波币等三大虚拟货币的加总市值达4600亿美元，已经高于摩根大通的市值(3764亿美元)。

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的数字货币被不少人认为是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新工具，但也在监管、市场秩序、投资者保护、反洗钱等领域给全球货币当局和监管者带来巨大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全球监管标准，引入法定数字货币等，显得越来越刻不容缓。

事实上，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基于数字货币也已进行了大量实验，它们逐渐意识到，唯有发行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CBDC/DFC，才能从根本上有效保障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

“不出2~3年法定数字货币即可落地发行。”国际电信联盟(ITU)标准局电信标准化部门主管BilelJamoussi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指出。

作为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ITU目前已将数字金融服务和普惠金融作为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并成立了专门的数字金融服务和法定数字货币焦点工作组，将全球80多个国家的央行、工信、电信监管部门、移动支付公司等利益攸关方汇集在一起，探寻法定数字货币解决方案。

央行发挥主导引领作用

第一财经：近日国际电联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ITU-TFG-DFC)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顺利召开。对于央行而言，当务之急是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ITU在其中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

BilelJamoussi:这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是数字金融焦点组的自然产物，数字金融服务焦点组始于2014年，主要聚焦于普惠金融。焦点组的首要目标是希望各国监管层、央行以及电信管理者注意到，在移动通信普及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使用移动现金(mobilemoney)缩小金融差距，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两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相关话题受到热烈追捧，许多央行监管者来到ITU焦点组，与电信监管者进行交流沟通。任何成员国所属的机构、公司、组织以及个人都可以加入焦点组，在这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多方融合讨论的方式对于ITU而言并不陌生，此前在ITU其他焦点组中也多有尝试。而当前全球需要更多科技、信息通讯技术(ICT)与其他领域的共同对话。此前数字金融焦点组也邀请多国央行官员参与讨论，最终，数字金融焦点组(DFS)在官网上发布了20多份报告，给出85条建议来消除金融差距提供普惠金融。

此前数字金融焦点组讨论产生了两件事，第一是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的诞生，第二是普惠金融倡议。该倡议得到世界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机构认可，并由盖茨基金会资助。

2017年5月，ITU提议一个主管机构组织电信标准部创设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经过3天长时讨论，对法定数字货币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判后，ITU成员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与ITU当前工作高度相关，特别是将法币转换成数字形态时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性等问题。焦点组研究的范围包含了全部数字货币，不仅包含法定数字货币，也会研究其他数字货币。

第一财经：央行和来自央行的管理者在DFC焦点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BilelJamoussi:从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暨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自40个国家的约130人中，包含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央行人士。

此外，还有来自多国的电信监管者参与，形成了很好的生态系统。

新的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有3个工作组。第一个聚焦监管和经济问题；第二个工作组主要专注法定数字货币生态系统；第三组专注于数字货币安全。

第一财经：ITUDFC焦点组的主席来自私人部门，私人部门除了推动整个行业进步外，还会谋取自己的利益。对于DFC标准的讨论、货币政策以及微观政策，ITU与例如BIS(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其他标准制定者有何不同？

BilelJamoussi:这恰恰是ITU的独特之处。就ITU的构成而言，ITU包括193个会员国，但我们还有700个私人公司和150所大学及学术机构。

这使得ITU十分独特，可以让私人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带领焦点组进行研究。这对于ITU而言并不是特例，我们许多焦点组的工作都由私人部门公司主导，例如某些焦点组的部分研究由诺基亚、华为等公司主导。

但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是推广自家公司的观点，而是作为知识渊博的专家，由于私有部门的一些公司对所处行业的技术标准了如指掌，知道什么标准需要被纳入行业领域。

此外，由于ITU是贡献导向型的，在会议中，不同会员的观点、意见都会被汇总，最终形成一致认识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公司、政府、学界的观点，能够让ITU有一个更国际化的标准，最终广为业界使用。例如，95%的互联网光纤标准是由ITU制定，H-64、H-65标准因为其兼容性让视频传播变得更加高效便利。

以此类推，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ITU也可以安全高效地为其制定标准。

第一财经：回顾ITU历史，如何看待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扮演的角色？谁发挥更大作用？

BilelJamoussi:ITU已经成立了152年，当时由40多个国家创立ITU，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此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国家加入ITU，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成为ITU非常活跃的贡献者。

ITU的第二大目标就是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所以ITU成立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训练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为ITU研究组贡献学术成果，教这些发展中国家专家如何呈现自己观点并为自己观点辩护，最终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形成共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也能在国际标准中得到体现。

在我看来，过去4~5年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与踊跃。至少40个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了ITU的学术研究组，并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需关注私人货币风险

第一财经：数字货币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都是个新概念，但却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与传统的纸币相比，数字货币可以轻松逃过监管，对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你认为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对数字货币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严重预估不足？

BilelJamoussi:我认为，科技发展总是领先于监管环境的变化。我认为央行的监管者更加保守，他们的监管对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他们对新科技可能对传统金融秩序产生的影响十分谨小慎微。

科学技术对传统领域的革新在ITU内部已经司空见惯。例如科技对于电信监管的革新以及互联网对传统即时通讯领域监管规定的改变等。

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很多货币支付场景实际上已经不再通过现金、银行卡等传统的交易工具实现，更多是通过移动端的交易如电子货币(e-money)以及其他移动现金实现。

以移动现金为例，目前全球率先使用移动现金的国家并非发达国家，例如在中国移动支付非常盛行，此外非洲的出租车司机无法携带非常多的现金，所以探索出了其他方式，将钱存在手机移动端，更加安全。

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央行、CPMI等监管者们需要一个平台来加深对数字货币的理解。

例如有人认为DFC是完全新鲜的事物，不仅仅是数字形态与移动支付，还可以24小时不间断。有人表示法定数字货币未来可以成为智慧货币，加入机器学习能力。这些创新都会推动央行与电信监管者更深层次理解数字货币，明白这些技术对市场以及监管的影响，从而调整监管来适应技术的发展。

第一财经：目前对于私人数字货币例如比特币，西方的监管形态不如中国严厉。你对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的看法是什么？

BilelJamoussi:我相信所有的央行监管者都为此感到焦虑。CPMI发起的金融科技与创新专项团队明确表示团队需要关注科技领域的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私人货币的风险，这些私人数字货币没有政府信用背书，且不受监管，可能对本国以及国际经济产生巨大风险，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已有一些国家将比特币的交易场所关停。我认为新的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有适当指导，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被推广的技术。

第一财经：目前比特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却有限。对于比特币投资者而言，他们只要相信比特币代表了未来货币发展方向，是科技进步的代表，即便很少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其资金量都足以将比特币的价格拉高，你对比特币价格如何评价？此外，有观点认为比特币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商品，也有观点认为比特币有作为未来货币的潜力，你如何看比特币的本质？

BilelJamoussi:我认为目前对于什么是虚拟数字货币还缺乏相关定义标准。一些投资者认为比特币是货币，所以加入投资大军，DFC焦点组可以最终形成一些标准。未来当标准出台后，会有具体的标准帮助投资者搞清比特币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财经：ITU为什么没有设立私人数字货币焦点组？

BilelJamoussi:我们有分布式区块链的研究焦点组，此外还有数字法定货币的焦点组。没有设立私人数字货币组的原因是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申请。

ITU成立焦点组的申请均来自ITU会员。任何新焦点组的创立都是由现有ITU会员提议，获得成员一致认可后焦点组方可成立。“共识”由ITU小组主席询问小组成员达成，如果没有反对，那么便认为是共识。如果有一两位成员始终反对，那么则由主席进行记录。

但是ITU也有投票机制，如果成员中有人不同意主席的决定，或者辩论持续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做出决定时，ITU成员可以组织投票来决定。一个会员也可以申请投票。

我们有两套决策系统，由于我们是联合国下属组织，不希望成员有赢家、输家，所以采取“共识”的方式决策，但如果共识无法达成，我们会采用投票的方式。投票一般针对治理结构而不是科技研究。

2~3年内法定数字货币或可落地

第一财经：就法定数字货币领域而言，目前有ITU、ISO等标准陆续出台。你认为当前就安全标准而言，现存的一系列标准足够应付数字货币的复杂性吗？未来我们还需要哪些新的标准来应对数字法定货币风险？

BilelJamoussi:目前谈DFC具体标准还为时尚早，这些标准是本次DFC焦点组工作的重点议题之一。目前ISO已经有个团队针对DFC安全开启标准制定工作，但目前尚未完成。ITU同样有一个研讨小组致力于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的小组，目前来谈论DFC所有的标准成分还为时尚早，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工作。

第一财经：根据你在标准制定领域的经验，你认为DFC所有的标准制定完成、基础设施搭建完毕、正式发行数字法定货币需要几年？

BilelJamoussi:以我们目前发展速度，我认为不出2~3年，数字货币将成为现实。以ITU一般经验看，以往我们的焦点组第一次会议只有大约50人参会，但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却有130人参加，来自40个国家，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

随着科技领域飞速发展，人们对传统银行纸币以外的法定数字货币需求量巨大，ITU将推动科技发展以提供更多数字货币科技解决方案并完成相关标准的制定。

第一财经：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与原有金融基础设施的对接。就目前主流金融基础设施架构而言，RTGS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2~3年内法定数字货币DFC可以落地，那么从RTGS到新的以适应DFC运作的新系统，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转变？这个转变未来2~3年能够实现吗？

BilelJamoussi:我认为未来需要一套迁移策略来嵌入新的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在今日焦点组的监管课题组，以及法定数字货币生态构建课题组，都提到需要一套迁移策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工作组中得到一些建议和明晰答案，如何将原有系统迁移到未来适应DFC的系统。不过我认为目前我们已有的科学技术可能不足以支撑这个迁移，未来需要更多科技创新。需求会被明晰分类，期待更多的科技解决方案。

第一财经：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很多技术已经准备充足，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就技术层面而言还为时尚早。你怎么看？

BilelJamoussi:我认为所有的科技发展在引入实践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过度兴奋的阶段，这是好现象，因为这会给人们动力让新的科技革命发生。但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挫折和打击，然后在反复试验中得到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

就现阶段而言，很难断定我们的技术准备是否已经充分，但数字货币一些核心组成部分的科技成绩有目共睹。目前焦点组会将这个专题作为讨论重点，期望能够引导一些基础部分标准的制定。此外因为除了DFC焦点组，还有其他成员在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中，希望他们也能够提供一些足以克服困难的技术。

统计显示，2016年度，全国共有1665.90万户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开业率为95.22%，较2015年提高1.9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第三产业企业开业率最高，为95.61%；第二产业开业率次之，为94.15%；第一产业开业率较低，只有92.23%。三次产业开业率较2015年均有所提高。

分行业来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主要领域的企业开业率较高，均超过本行业企业总量的96%；采矿业开业率较低，仅为81.48%。

分析纳入《报告》统计的企业年报可以看到，2016年，全国实现盈利的企业数量由2015年的441.43万户增至498.56万户，同比增长12.94%。盈利企业比例为28.5%，比上年下降3.57%；盈亏持平企业占比为32.34%，比上年大幅提升7.23%；亏损企业占比38.70%，比上年下降4.12%。

“新设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实现盈利的企业数量也在稳步增长，说明我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封凯栋表示，盈亏平衡企业比重增加反映出两大趋势。

其一，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的深入推进，我国营商环境整体趋好，新设企业持续增加。但新设企业发展壮大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用高效的制度供给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不断拓展新设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提高新设企业的盈利能力。

其二，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少企业也调整了自身的经营重点和经营方式。“根据统计，2014年、2015年两年间亏损企业比重上升，2016年比重出现下降，很可能反映出部分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了调整。当然，这一判断还需要更多其他数据佐证，还需要不同来源的数据相互验证。”封凯栋说。

分行业来看，部分行业整体竞争能力大幅提升，转型效果集中显现。比如，制造业盈利企业占比为41.28%，继续在各行业中领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的盈利企业占比分列二三位，占比分别为35.68%、32.76%。采矿业、教育、卫生等行业盈利企业占比相对较低。

双喜临门——“去产能”效果显现，新兴产业势头好

分析发现，7类“去产能”行业企业数量共计13.19万户，较2015年同期略有上升；开业企业11.88万户，开业率仅为90.11%，略高于上年，但低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从业总人数1042.78万人，同比有所下降。

产能过剩行业的盈利情况也出现了分化。总体来看，盈利企业占比从上年的41.20%下降至39.83%，但电解铝行业盈利企业占比从41.44%升至46.28%，船舶、化工、平板玻璃3大行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明显下跌。其中，船舶行业降幅最大，盈利企业占比从2015年的42.12%下降至36.78%。

“这几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清算企业数量上升，说明‘去产能’政策得到了较好执行，‘去产能’行业集约化经营特点愈发明显。”封凯栋表示。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盘和林则表示，电解铝从业人数出现大幅下降，同时利润率大幅提升，说明电解铝行业“去产能”工作推进得比较彻底。同时，根据工信部此前透露的消息，平板玻璃等行业“去产能”工作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并没有根本扭转过剩的局面，因此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是下降的。船舶行业主要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的影响，所以降幅最大。

与以上这组数据相对应的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企业数量达168.54万户，开业率为96.65%，从业人数达2295.91万人，同比均有所增加。同时，盈利企业数量从上年的39.74万户上升至45.02万户。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开业率最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吸纳就业人数最多，高端装备制造业整体盈利状况最好，显示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企业正在成为提高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新生力量。2016年，参与统计的“互联网+”企业达55.39万户，较上年同期增长11.10%；开业率为98.78%，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业人员6105.25万人。

封凯栋认为，这些数据揭示了两大趋势。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非“互联网+”企业转变为“互联网+”企业；二是“互联网+”成为我国新一代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基本平台，并成为吸纳就业、提振经济的“生力军”。

任务艰巨——东北地区仅有四分之一企业盈利

在参加统计的企业中，东部地区开业率最高，达96.38%，其次分别为东北95.31%、中部93.50%、西部92.90%，占比较上年均有所提高。

不过，开业不代表“活得好”。在衡量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指标上，东北企业明显落了下风。比如，2016年东北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最低，为1.53万户；东部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最多，为18.53万户；中部、西部地区对外投资企业数量分别为4.54万户、3.56万户。又比如，东部和中部地区盈利企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29.16%和29.88%，其中河北、甘肃、浙江等省份的盈利企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盈利企业占比仅为25.42%，在所有区域中排名垫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振兴东北依旧任重道远。（推荐阅读>>>党报谈东北营商：反复炒作投资不过山海关 丢了理性）

分城市群来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已呈现出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纳入《报告》统计的京津冀企业共计204.72万户，开业率为97.56%，其中盈利企业72.33万户，占比为35.33%，从业人员2986.41万人；长三角地区企业310.60万户，开业率为96.21%，盈利企业102.17万户，占比为32.89%，从业人员达4360.83万人。这些数据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区域内部，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合理的产业分工已经逐渐成形，并形成互补。

封凯栋认为，京津冀和长三角是全国重要的经济聚集区，尤其是在金融投资、高新技术人才、总部经济等方面堪称全国龙头。从市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来看，这两个区域都显现出较明显的向中心城市、中心地区集聚的趋势，且京津冀地区的集聚性比长三角地区更明显。

“经济活动集聚一方面会给区域发展带来比较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加剧人居环境紧张、交通堵塞等社会问题。两大区域都需要在集聚的前提下促进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推动区域内行业协同发展，促进投资与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疏解核心地区的社会负担，从而形成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封凯栋说。

“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确出现了‘强者恒强’的现象，‘马太效应’也体现在企业及产业中，这是好事。”盘和林建议，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得更充分、更平衡，要通过公共政策设计进一步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示范作用、辐射效应，同时还要矫正其对欠发达地区人才、资金等的“虹吸效应”。

对于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和瑞银中国内地/香港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李智颖持相对谨慎的立场。

在周二举行的大中华研讨会上，瑞银汪涛表示，今年经济增速会略微放缓，2017年经济增速或为6.8%，2018年将放缓至6.4%水平，2019年进一步放缓至6.3%。

这个可能跟国内很多券商的预测不太一样，很多人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跟去年差不多，甚至有的人说可能会加速。

谈及备受国民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汪涛称，中国经济未来数年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

瑞银李智颖表示，201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亮点应该是在一二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虽然在2017年出现了高增长，但今年的增长空间将有限。

未来数年最大的“灰犀牛”：房地产

瑞银汪涛称，房地产可能是未来三五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灰犀牛。

她表示，配置资产就要求资产有回报。除了不断的价格上涨以外，最后的回报是现金流。房子这个资产的回报是什么？从租房来说，租金收益率是回报。如果没有足够回报率的支持，这样的价格上涨若是信贷或者货币推动或者预期推动的，就很难长久持续，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汪涛称，他们调查发现，现在人们买房最大的原因是害怕错过房价上涨的机会，并非真正的刚需，而且大家对房价未来继续往上涨的预期空前强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这表明房地产越来越体现出资产属性、投资属性，这就会面临压力，比如说房产税一旦出台会不会有压力，信贷收缩会不会有压力，“这也是让我担心的”。

她还表示，整个经济中20-25%的附加价值都是与房地产有关，大致估算整个金融系统对房地产的风险敞口有50%都与房地产有关，所以这是担心房地产的理由之一。

今年经济增长会减速

在瑞银汪涛看来，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趋向下行。她作出的具体预测如下图：

中国去年的经济数据很多都超出了市场之前的预期，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这使得一些机构和分析师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在去年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2018年加快至6.5%。

那么，为何汪涛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呢？

尽管汪涛认为今年的中国出口预计保持不错势头，消费也会相对稳健，工业投资也可能反弹，总体硬着陆风险较小，但她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点，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这也是过去多年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汪涛称，预计房地产活动会继续放缓，现在已经看到销售在减速，棚改的货币安置化对房地产销售的贡献将减弱，同时，信贷出现边际紧缩，因此房地产会出现下行。

她还称，基建投资将会放缓，因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财政部已经出台一系列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控制的措施，今年这些可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这就使得基建资金来源受到影响。

不过，汪涛还表示，虽然房地产市场下行会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我们对房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全国来说库存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房地产投资和建设活动下行可能不会像2014年、2015年那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其实今年房地产的走势相当程度上面还是取决于政策。”

李智颖认为，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成本逐渐升高，土地平均成本涨了65%，高于一二线，房价涨幅也在历史上都称得上罕见，很难想象去年的高增长将在今年维持下去，预计三四线城市楼市将由高增长变为稳定。

她表示，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松动，去年政府的管控非常严格，主要体现在对于开发商的预售证管控上。整体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库存存量已经不是问题，需求也不是主要问题，预计今年政府在对于开发商的预售证管控方面会有比较明显的松动。

李智颖认为，现在的房地产股票价格处于“合理偏高水平”，预计龙头股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增加。内房股去年涨幅惊人，销售是支持股价的最大动力，今年如果从销售高增幅到比较稳定的增幅，应该会反应到股价上。

中国金融体系在重新洗牌

汪涛表示，虽然大资管方案现在还没落地，但这个过程的方向非常明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金融体系是重新洗牌的过程”，大体来说，过去几年影子信贷、银行间所谓的同业业务发展过快，未来的几年会有一些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有自己的存款机制、覆盖范围比较广、存款比较多的银行受的冲击会比较小，而那些依靠同业、依靠通道拼命在过去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那些银行就会面临比较痛苦的调整，而小银行当中也有分化，要看银行过去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整个大资管行业中如果靠通道来做资管可能就会被打回原形。如果是公募基金或者你是做传统的保险产品，可能反而有一个新的环境下竞争力会更强。所以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她认为，总体来说，去杠杆、降低影子信贷对整个金融系统是利好的，因为是降低风险的。市场其实也有这个反映，过去一年多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对整个大盘银行股可以说是有支撑的，大家对银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去杠杆是未来数年的主题

汪涛称，“去杠杆”这个词是未来数年的主题。

她表示，“我们认为，去杠杆最大的目的实际上是化解风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各个部门可能会加强协调，避免出现执行过程中引发的信用事件或者引发踩踏事件。”

但好事有时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就是大家都向一个方向使劲，使得过大了一点，会不会引发信用市场的动荡。对此，汪涛表示，其基准预测是不会，因为中央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央行会时不时在必要的时候释放一点流动性，积极地管理流动性。

这样的结果就会造成利率维持高位。汪涛表示，国内现在在去杠杆、加强监管、排查影子信贷风险，海外方面美国还在继续加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肯定会保持紧张，利率会保持在高位。他们对今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预测是4.1%，比现在的水平要稍微高一点。利率既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降，也不太可能大幅上行的情况。

中国不会出现“明斯基时刻”

在回答如何看待周小川行长关于谨防“明斯基时刻”的观点时，汪涛表示，在中国，明斯基时刻不会到来。因为中国债务是靠高储蓄率支撑的，而不是外债。而且不会出现金融系统抽出资金的情况。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政府的主导能力和大量高储蓄，都使得明斯基时刻不会到来。债务问题更可能是长期慢慢化解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资产价格崩盘的过程。

就在摩拜、美团入局共享汽车之际，滴滴已经先一步开始布局共享电单车了。

滴滴已在杭州成立代号为“黑马”的事业部，主攻共享电单车和电动汽车，并已经在杭州小范围内测。

滴滴内部人士声称，滴滴这个共享电单车业务，至少做了半年，内部代号为“黑马”，已于1月8日在南方某城市小范围内测。今年上半年，滴滴还计划在至少三城上线共享电单车，并且已经得到了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的支持。

针对此消息，滴滴方面表示：“不予置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消息）基本属实。（这是）他们单独孵化的一个项目，已经很久了，只是有点慢。”

从滴滴方面来看，共享电单车的出行范围在2-8公里，此举将为其填补中短途出行版图的空缺。

共享电单车、电踏车的机会

不仅是滴滴，摩拜和永久出行也加入到了共享电单车的布局。

1月5日，有媒体获悉，摩拜推出了共享电单车，车轮选用橙色，整车车架为银色，配有电芯的车架显得更大更重。与其他共享电单车相比，摩拜的车辆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另一家共享出行平台——永久出行也以“永久电踏车”为切入口，致力于向全球提供两轮+四轮中短途智慧出行的整体解决方案，分别在2017年5月份与11月份，在上海、扬州两地共计投放了10000辆共享电踏车做项目模式论证。

无论是共享电单车还是共享电踏车，相较于共享单车1-3公里的出行范围，它们的出行范围都扩展到了2-10公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中短途出行需求。

在观察共享单车一年的发展后，永久出行CEO周文明表示，

“在共享单车进入免押金的恶性竞争中，企业需要一种差异化产品带来良性的收入，而电踏车可以让用户更轻松、更快速地到达目的地，代替部分私家车或地铁出行，将更有利于促进用户付费习惯的养成。另外，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只有2%-3%的人是把骑自行车作为一项运动，而97%-98%的人还是更希望能快速、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共享电踏车作为一种中短途的出行工具，将会是一个大的需求，它能满足用户1-10公里内的出行需求，而自行车只能解决不超过三公里的出行需求。”

不过，由于电动车安全系数较低，多地政府都有颁布了相关限制的指导意见。

2017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出台政策明确提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同年9月15日，北京交通委明确，北京不发展电动自行车作为共享自行车。小鹿单车成为北京市出台明确不发展共享电单车政策后首家宣布暂停运营的企业。

与此同时，杭州也叫停共享电动自行车；上海、天津等地交通部门也表示不发展共享电单车。

在指导意见出台后，以7号电单车、芒果单车、小蜜单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电动车已经被多次约谈。

对此，永久出行副总裁黄铭峰向全天候科技介绍到，

“电踏车与电动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区别在于，电踏车没有转把，不能做到零启动和纯电力骑行。电踏车主要是借助于脚踏传感器，根据辅助电机和电池电力，在骑行过程中给骑行者一定助力，当脚不踩时，电机不输出，车子是无法移动的。因此安全性更高，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因此，永久出行方面认为，共享电踏车将更可能替代家庭电动车。

税改通过之后，花旗集团表示，将增加美国、英国、和德国女性和少数族裔员工的薪水，以弥补不同族裔和性别间的薪酬差距。

花旗表示，已经在三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发现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员工的收入比男性和非少数民族稍低。

花旗公司发言人Jennifer Lowney表示，薪酬将根据调查中确定的薪酬差距为标准进行提高。

花旗公司在备忘录中表示：“在美国、英国和德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99％，少数族裔的平均工资是非少数族裔的99％”。他指的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调查。

而花旗并不是唯一一家给员工加薪的美国大银行。

富国银行此前宣布，将向20万名雇员分别支付1000美元的奖金，并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较之前的13.5美元提升11%，明年还将向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捐款4亿美元，并于2019年开始，将其税后净利润的2%用于慈善事业。

此外，美国Fifth Third Bancorp在税改法案签署后表示，将在年底对13500位雇员每人发放1000美元的一次性额外奖金，并提升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该银行CEO Greg Carmichael表示，税改让银行收获了“意外之财”，希望顺势分发出去，这对雇员和银行都有好处。

此前，随着美国税改落地，美国的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21%，众多美国大公司开始给员工发奖金、涨工资，喜迎税改。银行成为美国税改的受益行业，一些美国大银行旋即宣布提升雇员最低工资，并发放额外奖金。

据高盛预计，在美国中小银行中富国银行将成为此次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在2018的每股净收益（EPS）将增加18%。

创业板上演逆转好戏

具体来说，主板指数平开，创业板低开，随后深市直线杀跌，沪指则震荡上行，盘面上看，市场二八分化明显，区块链受到监管大幅下挫，拖累其他概念题材走弱，而银行、券商则逆势护盘。

此后，深成指、创业板指下探后回升，沪指则开始走弱，房地产板块跳水，题材概念回暖，临近午间收盘，指数显著分化。

午后，市场成交量开始萎缩，创业板高位盘整，沪指则收回涨幅，题材略有回暖，环保、高送转稍显活跃，个股整体涨跌互半，临近尾盘，指数窄幅震荡。

板块概念方面，雄安地产、啤酒板块涨幅居前，民航、指纹识别板块领跌。

今日市场分化严重，早盘券商带动沪指快速走强，午后则高位震荡。其中，国信证券强势封板，浙商证券大涨9%，中原证券涨6%，国元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西部证券纷纷跟涨。

消息面上，2018年1月市场日均两融交易额5078亿元，环比提升34%，市场交投情绪回暖。两融自17年12月以来持续抬升，18年年初两融交易额占期间买入额比重超过10%，风险偏好持续改善。上市券商12月实现净利润91亿元，营收261亿元，环比分别提升41%和38%。

机构认为，前期受监管及市场环境影响板块一直处于低配状态，当前仓位处于增持区间，多重因素催化下机构对券商板块关注度持续提升。2018年大券商PB水平1.5-1.6倍，PE水平15-18倍。考虑到18年业绩有望持续改善，市场预期+政策方向+业绩提升催化券商估值提升。

春季行情仍有扰动

光大证券表示，上证综指连续走强的小概率事件发生显示本轮春季行情开端稍显“急躁”，存在预期提前透支。近期“三会”金融监管政策出台再趋频繁，难免对市场情绪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2月新增人民币信贷和社融规模大幅低于预期，M2增速也再创8.2%的历史新低。作为经济的领先指标，金融条件收紧或将加大未来经济下行压力。短期来看，本轮春季行情仍有扰动，短期不宜过度“急躁”。

另有机构认为，沪指冲高回落形成带上影线的K线，而创业板股指的探底回升，形成带长下影线的K线，所以后市的判断上，主板连续上涨之后面临一定的压力，而创业板股指连续回踩之后已经存在阶段性机会。所以在短期的投资者，应该把握市场机构性行情的特点，重心稍微从蓝筹白马股转向中小题材的个股上面，特别是具备中长期行业政策扶持的环保、通信、芯片半导体等有望重新受到资金的布局。

乐视网复牌的脚步越来越近。

乐视网19日发布公告称，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时终止本次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事项。并将于1月23日10:00-11:00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现任乐视网董事长、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和乐视网总经理刘淑青都将参加这次会议。

去年10月10日，停牌时间即将超过6个月最高规定限期的乐视网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重大无先例事项”为由继续停牌，如今没有了资产重组这张“牌”，乐视网已经没有理由不复牌了。

目前多家媒体联系乐视询问复牌具体时间时，得到了“很快”、“等”之类的模糊答复。

乐视网漫长的停牌之路开始于2017年4月16日，当晚公司公告称，拟调整收购乐视影业的方案，股票自4月17日起停牌，到今天已经超过9个月了。

在停牌的9个多月里，乐视影业的大股东变更为融创中国（1918.HK）控股子公司天津嘉睿，持股40.75%；乐视控股变为乐视影业的第二大股东，持股16.36%。此外，乐视的高层也完成了“大换血”，孙宏斌成为乐视网新任董事长，刘淑青任乐视网总经理。

13个跌停够不够？

对于乐视网复牌之后的股价走势，市场并不乐观。根据多家持有乐视网的基金公司给出的3.90-3.94元左右的估值，以转增后乐视网停牌时的15.33元计算，其股价将下跌近75%，差不多相当于13个跌停。

从2017年4月17日起停牌至今，在过去9个多月里，乐视网估值遭基金三轮下调。以多家基金对乐视网股价的最新估值调整来看，2017年11月15日，第三轮估值下调由中邮基金率先发起，中邮基金宣布从2017年11月14日起，将乐视网估值调整为3.92元/股。随后，嘉实基金公告称，将对乐视网以3.91元/股进行估值。广发基金旗下基金按照3.92元/股对其进行估值，诺安基金旗下基金按照3.9元/股进行估值，上投摩根基金旗下基金按照3.94元/股进行估值。

估值大幅缩水的背后，是乐视网投资者损失惨重的身影。公募基金2017年半年报披露的基金全部持仓数据显示，共有157只基金持有乐视网，其中重仓持有的有32只，基金持股总量为9450.01万股。相关重仓乐视网的基金定期报告显示，多只基金持续遭遇大量赎回，有的甚至一个季度份额就缩水两成以上。

据乐视网内部人士表示，乐视网复牌大跌是必然事件，公司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

市场人士分析称，“乐视网这么久才复牌，一般会有补跌。”同时，由于乐视网的盘子大，对创业板的冲击不容忽视。预计乐视网复牌的同时会公布资产重组方案，对冲股价补跌风险，但仍然不乐观，“无论如何重组，负债累累、资金紧张的乐视网都支撑不起停牌前30多元的股价”。这位资深人士还认为，乐视网对乐视影业的重组，对复牌后乐视网股价的影响也有限，改变不了乐视网“补跌”的趋势。要稳住乐视网的股价，除非乐视网的现金流状况得到彻底改善。所以，乐视网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资金，以降低负债率。

为了防止乐视网复牌给创业板带来冲击，监管层也做出了“预防”调整。2017年12月18日，深交所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宣布，决定对深证成指、深证100、中小板指、创业板指、中小创新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其中，乐视网，同时被深证成指、深证100指数、创业板指三大指数“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