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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胸针螺丝钉戒指 男星的那些趣味配饰有点拉风!

从香港到内地,一场跨越30年的时尚教学

距离中环码头两公里外的天桥上,穿着精致修身西装的上班族脚下生风。香港每天都在发生太多事情,太古广场附近的香港I.T集团就正在举办自己的30周年快闪展览。


这个原本开在香港铜锣湾的小店,如今已经成为了门店遍布中国各地的I.T集团,旗下既有售卖Alexander McQueen、Loewe、Off-white等国际大牌的多品牌店,也有izzue、:CHOCOOLATE等自主品牌专门店,还收购了A BATHING APE等潮流品牌。


这其间经过了30年时间。作为I.T集团前身的Green Peace,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香港快速发展,也正是香港时尚对内地辐射最为巅峰的时期。之后Green Peace在1998年更名为I.T,又于2002年正式进入内地市场。眼下,I.T在香港的销售面积逐渐减少,内地已然是I.T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一路走来,I.T集团的发展也恰好伴随着香港时尚对内地影响的变迁。


香港在30周年前,正诞生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时尚领袖。


出现在这个生日派对上的除了Alexander McQueen、Acne Studios和Thom Browne等国际大牌,还有许多在内地亦红翻天的名流们。就像人群中,一位留着胡子、穿白色西装的人就被不少潮人和设计师抓着拍照,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


他就是黄伟文,香港著名的填词人和专栏作家,曾凭会穿衣服、总能走得比大众潮流快,被许多港人看作香港时尚icon(偶像)。而在如今黄伟文的instagram贴图下面,留言最多的其实是内地粉丝。


黄伟文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黎坚惠、陈慧琳、郑秀文等人和他一样,是两岸三地年轻人的潮流风向标。1980年代,由于香港电影、歌曲和企业北上拓展生意版图的影响,模仿他们的年轻人也从香港蔓延到北京和上海,甚至甘肃或西藏。


见证香港时尚潮起潮落的人群中,少不了香港本土的时装编辑。如今王丽仪再回忆起自己刚开始在香港做时装编辑的那几年,想到了四个字——黄金年代。


那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1987年大学一毕业,王丽仪就把几篇在校写的文稿和自荐信寄到了香港《清秀杂志》,很快便被录用为编辑。后来她跳槽到《ELLE》杂志,没过几月又转战《Cosmopolitan》。只是一年多的功夫,她就坐到了杂志执行编辑的位置。


王丽仪把自己的快速升迁归结于香港经济的飞跃发展。当时的香港年轻人手中都握着大把的就业和升迁机会,“男的尽快穿着Giorgio Armani、女的穿着Chanel“,意气风发。


后来王丽仪去了《明报周刊》,成为香港第一位走进国际时装周报道的时装编辑。1995年的米兰时装周秀场没有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王丽仪是第一个。之后的几年,王丽仪手中的邀请卡从“on the waiting list”逐渐变成了秀场第一排的座位。

王丽仪

随之成长的还有香港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杂志和制衣业,一切都欣欣向荣。南边的风吹向北方,与香港有关的一切也都开始在内地风靡。人们抄着张国荣和谭咏麟歌曲的歌词,模仿小马哥周润发在电影中的扮相。


从那时候开始,四川人如果形容一个人时髦,会说你“很港”。


Green Peace就创立于这样人人被星光照耀的时期。1988年,银行职员沈嘉伟开了一家叫Green Peace的服装店,这家铜锣湾200平方尺的小店,一开始生意算不上太好。当时Dr. Martens马丁靴在欧洲正热销,时尚嗅觉敏锐的沈嘉伟便从国外带来Dr. Martens鞋,在Green Peace售卖,加上当时一样很火的Levi’s 501牛仔裤,很快风行香港,为Green Peace带来丰厚利润。


因为沈嘉伟兄弟在银行工作,对借贷业务十分熟悉,在银行的支持下,Green Peace开了更多分店,又谈妥了更多国际时装的销售授权,为香港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就连黄伟文也曾说,自己的时尚经历是伴随着I.T集团引入的时尚品牌累积起来的。


而在1980年代进入高光时刻的香港时尚产业,是在1970年左右就积蓄的能量。


197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涌现出一批百货公司、买手店和生活潮流刊物,逐渐发展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Giorgio Armani、Kenzo、Comme des Garcons、Missoni等国际品牌就在1970年代进入香港,让香港人首次近距离接触到国际时装。


“70年代的香港还是很落后的,外国的设计师品牌那时开始进入香港,让香港人开了眼界。”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国际品牌让香港人开了眼界,《号外》这样的生活潮流杂志则是当时不少香港年轻人了解潮流和时尚的启蒙刊物。


陈冠中等人1976年创办了《号外》,他和邱世文、邓小宇、岑建勳、胡君毅等几位核心分子当时都只20岁出头,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又大多在国外留学、生活过,对外国流行文化了解颇深。


年轻有趣的年轻人们聚到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本从小报(Tabloid)逐渐转型成杂志的《号外》,这本杂志也在1980、1990年代变成了香港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的潮流宝典。


《号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刘天兰,她少年移民加拿大,1970年代末回港,在TVB当艺员后走进《号外》工作,既是执行编辑又做造型设计,算得上是《号外》的管家婆。她也为电影、演唱会做造型设计,被称为“元祖时尚教母”。


到今天,《号外》那些经典的封面还是常被人提起,今年5月《号外》出版了第500期,500期的封面也被制作成了一本迷你的小书。


《号外》如此特别,也许就因为主创团队非常自由、没有压力。“每个月开编辑会议的时候,总是谈着谈着大家就‘啊,我们可以请谁的’,就跑出了几个名字,”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我就去安排,找张叔平做美术,找谁做摄影师,再去找衣服和场地,过程中完全没有压力,也很简单。”


刘天兰

《号外》


《号外》的封面成为了对美学和设计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实验平台,灵感随时随地都会来。“我们非常自由,不一定请明星,只要那个人气质、外貌或者个性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就邀请他做封面人物。”刘天兰对界面说。


《号外》几乎不受商业的影响,主编团队自然孕育出关于生活品味的追求。香港年轻人手上拿着一本《号外》,就是有品味的象征。


这为I.T集团在初期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消费意识环境。在香港年轻人崇尚潮流和生活品味的氛围下,引入许多国际时尚品牌的Green Peace 也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当时Green Peace引进了许多日本品牌,都有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皆因为彼时的香港,正是日本潮流当道。


香港人Patrick在19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从小看的电视、听的音乐、看的卡通片全都是日本的,连香港的偶像也是跟着日本,陈百强或者张国荣的造型都参照日本偶像,所以当时日本文化对香港年轻人影响最深。”Patrick说。


日本的时尚吹到了香港,叫香港人着迷和模仿,而那时内地人还难接触到国际上的时尚。


1990年代初,随着内地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投资环境逐渐改善,随着沿江、沿边和内陆各省会的对外开放,港商在内地的投资信心也愈发加强,开始了一波港商投资的热潮,不少港商北上内地投资建厂,以制造业为主,这其中就包括制衣业。在香港企业北上的大背景下,内地人也开始从离得最近的国际大都市香港那里讨教时尚经验。


张路路

然而那时候的内地服装市场和香港相比,还几乎是个婴儿,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设计师品牌。在香港发展的印尼华侨设计师张路路就说,自己的设计在当时还没有太多内地顾客可以理解。


张路路在1990年代把自己的设计师品牌带到了内地。她1992年创立品牌terra rosalis,1996年又以自己名字成立品牌LU LU CHEUNG。当时,致力为香港公司开拓商机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带领了一批包括张路路的香港设计师,进入北京、上海和大连,做时装展览。


“那个时候内地所有配套设施都不成熟,我想要买花,可是根本没有地方买,只能去殡仪馆买花。”张路路对界面记者说。terra rosalis的第一家店开在上海恒隆广场,张路路说当时的售货员还不会用信用卡收银,初期的生意很难展开。


1997年香港回归后加,两地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得到深化。2002年,I.T集团也开始北上,进入了内地市场,在上海开了香港以外的首家旗舰店。彼时内地对潮流文化仍不甚了解,I.T集团把欧美和日本的潮流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到了内地,成为许多内地年轻人了解潮流的一扇窗口。三年之后,I.T集团于2005年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上市。


内地时尚博主Eve老师就说自己是从香港了解到什么是“潮”。陈慧琳、郑秀文和Twins是她最早喜欢的偶像。香港时尚品牌也成为她关于潮流的启蒙老师。Eve老师对界面说,因为年轻时受香港潮流影响很深,以后无论她年龄多少,香港的时尚潮流都是她的参照。在她心中,香港这座城市也一直有个独特的位置。


但那时香港的时尚风向其实在发生变化。2000年左右,英伦潮流在香港刮起旋风,蓝白条纹和斗牛犬占据了香港大街小巷的时装门店。Patrick本来就喜欢足球,后来又开始喜欢英国音乐,了解了英国文化之后,也把英伦时尚元素穿到了身上。


不过在王丽仪看来,香港在时尚品牌方面虽然丰富,“但不像影视剧或饮食可以产生香港特色,比如鸳鸯奶茶虽然是咖啡加奶茶,却是独一无二的。”香港时尚虽吸纳各国品牌,风格却总是在模仿西方或者日韩。


香港人注意自己的穿着,大约也因为舆论导向。香港人Mavis记得年轻时看时尚杂志,总有栏目专门批评谁的穿着打扮差劲,让她心惊,“穿得不好看在外面走都不好意思”。2000年她到I.T旗下品牌izzue和:CHOCOOLATE负责营销,就更加注意自己的穿着。


与此同时,内地的时尚行业慢慢开始崛起。中国内地的经济从2000年初开始飞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也逐渐加大。曾经跟在香港背后学习的内地时尚行业,突然发现可以开始直接对接国外的时尚资源。而对国际品牌来说,内地显然是一个比香港大得多的市场,如今国际品牌不必借助香港这个中间人,就可以直接和广大的内地市场直接沟通,香港这个跳板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2005年,香港曾有买手店曾和王丽仪合作开店,让她负责一些国外独立设计师品牌。当时有国外品牌让王丽仪不要在香港开店,要去内地。她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在内地开店?


2005年《Vogue》中国版创刊,这是王丽仪心中“转变正式开始”的分水岭。之后意大利奢侈品牌Fendi于2007年10月在长城办了一场空前的时装秀,居庸关下88名模特踩着石阶展示时装,灯光蜿蜒点缀着夜幕中的长城。


Fendi 2017年的长城大秀

Fendi 2017年的长城大秀

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化大秀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提起,而这场2007年的大秀也是王丽仪心中的重要转折点。之后北京又迎来了2008年的奥运,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内地的时尚资源也开始爆发式增长。“这十年,马上就大变样了。”王丽仪说。


张路路旗下品牌terra rosalis和Lulu Cheung在内地的生意也断断续续,终究香港和内地的服装市场有太多的不同。香港是个不大的地方,服装市场相对内地也小了很多。


“在香港,设计师要兼顾很多,除了设计其他的也要自己经营,品牌架构并不完善。可是内地是一个太大的市场,一定要胸怀大志、有魄力才能把生意经营下去。” 张路路说。


在香港,设计师品牌能开5、6家店就算非常成功,但在内地开30家店也不能算非常成功。张路路最爱的还是设计,两个品牌在内地市场进进出出几次,法务和管理问题上都头疼过,最终她还是把品牌从内地撤出,如今在香港两个品牌各开一家门店。


内地市场的耕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野心,I.T的集团化运作便更有利于持久耕耘。I.T集团实行双品牌策略,大写I.T售卖包括Alexander McQueen、Comme des Garcons、Miu Miu等国际大牌,开在精选尖端的商业体。小i.t则开在人流量高的商业综合体,主打年轻潮牌,自有品牌成为销售重点。


除了将潮流文化带到内地,I.T也在和内地市场进行融合。集合450多个国际品牌的I.T变得越来越多元,香港味逐渐淡了,而内地年轻人追求的风格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这些年,望向南边,香港时尚却似乎被甩在了后面。


上个世纪末闪耀的《号外》虽然依旧保持出刊,但和几十年前的盛况已不能再比。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现在的《号外》依旧有香港的性格,少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者。


邓小宇就是当时《号外》有名的作者,《穿Kenzo的女人》等专栏辛辣又有趣,专栏中“钱玛莉”虽是虚拟人物,却精准浓缩了当时时尚圈港女的形象。后来邓小宇还在为《号外》撰文,但不少作者已经离开。


曾为《号外》策划过封面的黎坚惠在2007年出版了有名的《时装时刻1987-2007》,但于2014年因癌症去世,从此香港时尚圈又少了一位标杆人物。


如今,曾以开放和容纳中西为特色的香港,还开始大谈本土主义,“香港精神”、“香港文化”都时常见诸报端。“但毕竟香港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深刻的香港精神和香港文化。太强化香港的概念,在眼界上会变得很窄。”王丽仪说。


和1980年代意气风发的港人相比,经济压力加重、热衷强调本土主义的许多香港年轻人,心情似乎也变得很差。“搞设计的如果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怎么做出好的设计?”张路路说。


互联网的普及和快时尚的风行加速了香港时尚的“泯然众人”。人们在网络上便可获取全世界的时尚资讯,香港依旧是个好的购物天地,但不再是时尚的重点目的地。


香港时尚渐弱,如今依旧喜欢跟着其他地区的潮流走,最新的潮流是韩流。Patrick喜欢过日本文化、美国hip-hop文化和英伦文化,而他11岁的女儿现在最喜欢韩国的BTS少年防弹团,喜欢韩风。就连I.T集团也提高韩国服装在集团内的比例,曾经在香港大火的日本时装品牌则声势渐小。


除此之外,香港人年轻人虽重视自己的穿着,但在接受新事物时却有些慢热。


不少内地人都说香港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香港年轻人也的确爱潮流。21岁的香港男生子康在I.T做导购,工作第一个月发了薪水就花3000元港币买了街头潮牌Off-white的卫衣。在Off-white之前,子康喜欢日系街头潮牌BAPE和它的副线Aape,因为“香港爱潮牌的男生都会有一件”。


前几年,内地男生若模仿港男穿着,参考对象中必有陈冠希和余文乐。香港女生咏琳23岁,也说港男会穿搭,“比如衬衣一定要扎进去,不然就不是一样的感觉了”。咏琳说香港男女生从小就注重外表,同学间总会暗暗比较。


子康 

咏琳 

咏琳17岁从香港宝血女子高中毕业后,去了诊所工作,做护士攒的第一笔钱就买了Celine的笑脸包。“那个时候很多人背,那个包一看就知道是Celine的,我喜欢别人注意到,‘哇你背的是Celine’的包。”咏琳说。


但不少香港年轻人都说,许多港人虽然爱打扮,但是对时尚的态度总是慢热。也许正是慢热,让香港时尚在最近十年影响力减弱。


“香港人对时尚的接受都很慢,总要看到明星或者身边人穿着真的好看,才会去尝试,之后摸索出自己的搭配。”25岁的景明也在I.T做导购,说港人这几年在时尚方面已经越来越慢。


咏琳也说香港人接受能力其实并不高,总要慢慢适应,现在反而是内地年轻人穿衣服比港人更大胆。


景明 

“内地人接受能力比香港人强,香港人喜欢这个牌子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会穿,但内地人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尝试不同品牌的衣服。”Patrick说。


当全球一体化和发达的网络让世界变得平面,越来越慢的港人,如今不再只是内地人的模仿目标。Patrick就说现在街头潮流很火,内地人就可以直接看美国街头是怎么穿的,不用学香港人。


这些变化也反馈在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中。2007/08财年至2012/13财年间,I.T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营业额增长率每年都在30%以上,2016年时,I.T的业绩重点已经显然由香港转向内地。


这个成长于香港的时尚集团,对内地市场愈加倚重。2011年I.T就和Comme des Garcons合作在北京三里屯开了I.T Beijing Market,将伦敦Dover Street Market(DSM)零售店铺的概念带到内地。与此同时,I.T也加速了二线城市市场的开发,进入了沈阳、南宁、昆明等城市。


Dover Street Market Beijing

2018年I.T Beijing Market更名为Dover Street Market Beijing,这也让北京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Dover Street Market的城市,它带来了包括Celine、Simone Rocha、Vetements等奢侈品牌和潮牌,也有Xiao Li这样的设计师品牌。


此外I.T也开始注重在内地市场提升品牌力和维护形象,2016年旗下潮流半年刊杂志《I.T POST》创刊十周年之时,在上海中信泰富广场的旗舰店举办了一场互动性展览,在展示20期《I.T POST》之外,充满艺术性的展品也让参观者对集团文化加深了解。而这反映出内地消费者品味的提升,以及对商品之外精神需求的日益提高。


除此之外,随着不少内地的明星在香港火爆,这些明星也开始影响香港的年轻人,让香港和内地的时尚逐渐交融,子康就说吴亦凡、鹿晗和杨幂在香港也很受年轻人欢迎。2017年I.T也请吴亦凡担任集团首位代言人,虽然吴亦凡并不是香港人,但吴亦凡不仅能带动内地消费,对刺激香港本土市场也有益处。


吴亦凡

香港和内地在时尚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人觉得香港更时尚,也有人说内地已经更胜一筹。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时尚媒体已不再能和往日相比。王丽仪1995年去巴黎和米兰时装周时,就已经不满足于翻译国外杂志的内容,或者只写看图说话的秀评,做了香港第一位采访Tom Ford、John Galliano等国际设计师的香港媒体人,把原创的内容带给香港读者。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网络时代,什么都在网上看得很清楚,反而没有人挖掘时尚圈人士背后的故事。”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时装编辑只是出入高级场所、时尚派对、与公关打交道、做一些软文广告式访问、写写对衣服的感觉…….便可以支薪水,又可以接受名牌礼品,难怪人人向往当时装编辑。”王丽仪在所著《时尚风云25年1987-2012》一书中写道。


现在王丽仪做起了时尚顾问,不过还时常在个人博客和微博撰写文章。曾有人奇怪,她为什么一直拒绝重投时尚媒体行业,王丽仪说,这在她写的《香港的老年化》一文中也许可看到回答。十几年前的时尚媒体尚会努力集合西方时尚大腕和本土精英创造内容,如今网红只需拍好看的照片再PS发出便算成功。


恍然间,香港时尚的黄金时代已经走远了。内地成为I.T集团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香港时尚媒体也逐渐黯淡。前段时间《Vogue》宣布推出香港版,不知姗姗来迟的《Vogue》会为香港时尚带来什么改变。


香港走过了星光熠熠的几十年,梦幻之后,开始从这场金色绮梦中逐渐醒来。

听说真正的富人喜欢的不是Gucci、爱马仕,而是Goyard

近日,时尚搜索引擎Lyst发布了2018年最受关注的品牌和趋势的年度报告。


其中,超过50万人搜索的意大利奢侈品牌Gucci成功摘得“2018年消费者最想要的产品”奖,Balenciaga的Triple S系列则依靠着老爹鞋的“丑”,成为了2018年搜索量最高的鞋子。紧随其后的是Off-White的工业风格皮带以及Fendi带有双F标志的紧身衣。


在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Gucci或者Balenciaga是谁,这些传统的奢侈品牌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有着良好的声誉。但其实,在Gucci、Balenciaga以及Fendi等传统奢侈品大牌之外,还有一个具有神秘感,并被《南华早报》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喜爱的牌子”的奢侈品牌——Goyard。



鲜有人了解甚至听说过这个来自法国的奢侈品牌,即使是奢侈品牌的忠实用户。


这与Goyard的定位有很大关系。事实上,自1853年创立至现在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Goyard,一直以来的主要营销策略就是“沉默”。


这个有着两个世纪历史的巴黎品牌从创立到现在,没有推出任何广告、电子商务和名人代言。尽管偶尔也会向大众市场提供商品,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该公司甚至连媒体采访都很少接受。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沉默”的策略是制造轰动的最佳方式,并让这个品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可以代表富人地位的商品。


“奢侈品应该为大众营造美好的幻想,一旦你揭露了太多的幕后故事,对这个品牌就会产生一定的破坏性。”Goyard众议院的一名代表在去年接受潮流网站Hypebeast采访时表示说,“我们相信,在某人耳边轻声低语不仅更优雅,而且惊声尖叫更有效。”



在Goyard看来,人们购买奢侈品很多时候是受到“排外”心理的影响。“只有一部分人知道,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价值的人,如果高端品牌落入大众消费者的手中,他可能就会失去光彩,并危及自己的专有性。”《独立报》曾在报道Goyard的时候提到。


而真正让Goyard在富人阶级享有盛誉的还是其富有而著名的客户。


Goyard的一款印花帆布的皮制行李箱就被发现曾出现在多个名人身边——从新婚的Meghan Markle到女演员格Gwyneth Paltrow,甚至于法国米其林主厨师Alain Ducasse (他为自己的餐具定制了一个行李箱)。


Goyard在嘻哈歌手中也十分受欢迎。


说唱歌手A $ AP Rocky曾带着Goyard的信使包出席了2016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美国歌手Kanye West则携带着Goyard的公文包出现在了2009年巴黎时装周秀场上。


而Goyard似乎也有着与其它奢侈品牌不同的传承的影响力。在今年2月,Kanye West的女儿North就在洛杉矶被拍到背着一个性化的Goyard包,该款式定制后的售价约为1460美元。与此同时,她的阿姨Khloe Kardashian在一次飞往东京的行程中,也用两个定制的Goyard包代替了行李箱。


这些仅仅是这些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客户名单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包括Coco Chanel、Arthur Conan Doyle爵士、Jacques Cartier、Pablo Picasso、Karl Lagerfeld和温莎公爵夫人,从宠物饰品到一个可容纳150双鞋子的行李箱,他们都收集了非常多Goyard品牌的商品。


与这些高端客户相匹配的当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标价。据生活杂志Town & Country报道,Goyard品牌旗下的一个印有姓名的行李箱售价就可以达到1.5万~3.2万美元之间,而Goyard 的一款19世纪风格的行李箱更是卖出了5.93万美元的高价。


不过也并非所有价格都如此牵强,比如Goyard入门级的Saint Sulpice卡包其实只要300美元,其经典的Goyard手提袋售价也仅为1150美元,比Louis Vuitton的同类手提袋还便宜600多美元。


但与Louis Vuitton不同的是,即使是在当下机器生产当道的市场上,Goyard也仅专注于手工制作,这使得它无法大批量的生产商品,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它的稀有度。


极高程度的私人订制也是Goyard的秘诀之一。该品牌曾透露,该品牌的每一笔订单都是顾客和Goyard团队通过密切合作而创造出的,并且这种合作并没有任何的限制。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保留特殊订单。


“我们品牌是关于旅行的,所以当有人向我们提出希望我们制作定制的电视屏幕行李箱的时候,我们拒绝了,因为这与我们的宗旨相矛盾。”Goyard公司解释道。


难以捉摸。这成了促使Goyard成为了吸引顶级富人们的又一关键因素。


“Goyard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神秘,这本身就很有魅力。”美国百货公司Bergdorf Goodman的配饰手袋部门的前副总裁Deborah Soss评价道。

D&G辱华事件进一步发酵:中国在线销售渠道几乎全部切断

一夜之间,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缩写为D&G)因辱华事件引发全中国人民群情激奋、口诛笔伐,中国电商市场几乎将其全面封杀。


日前,有网友曝出据称是和杜嘉班纳设计师、品牌创始人之一Stefano Gabbana(图右)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的对话,此人称“中国是一个屎一样的国家”。



随后,这宗杜嘉班纳涉嫌辱华的事件迅速发酵。截屏流出短短6个小时后,先是一众中国演艺界明星纷纷公开表态与其划清界限,迪丽热巴、李冰冰、陈坤、王俊凯、章子怡、黄晓明等艺人称不会出席D&G活动。原定21日晚间在上海举办的时装秀也被取消。文旅部也发通知,取消D&G的相关活动。


华尔街见闻发现,从昨日晚间至今,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网易考拉、奢侈品电商寺库、唯品会、1号店、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等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均已下架了所有与D&G品牌相关的产品,搜索结果全部为零。


这意味着,意大利D&G在中国市场的主要在线销售渠道已全部被切断,目前仅剩其官方网站。



人民日报昨日晚间发评论文章称,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品牌,作为具有公共传播属性的广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设计师,对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侮辱言行,既非正常的商业行为,也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更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挑战。


在网友公布的社交账号辱华言论截屏中,这位名为Stefano Gabbana的D&G设计师还称“中国无知、肮脏”,“没有中国我们照样会过得很好”。


现在,中国线上销售渠道及线下走秀审批对D&G的全面封锁已经成为现实,不知这家意大利品牌过得还好吗?


目前,杜嘉班纳在全世界拥有有上千家店铺,其中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设有51家D&G专卖店。杜嘉班纳没有披露其销售额有多大比例来自中国,但Stefano Gabbana在去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将中国列为其最大市场之一。


欧睿国际近期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奢侈品市场销售额达76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并在未来5年内或将超越美国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中国市场是几乎所有国际时尚大牌争夺的焦点。

迪士尼将启动新一轮扩张计划

恰逢米奇诞生90周年,迪士尼下一阶段的扩张蓝图也徐徐展开。1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华特迪士尼公司将增加投资扩张迪士尼乐园和度假村版图。迪士尼不仅明确表示“第七个主题公园”有望落地中国,此前业绩一直不甚理想的香港迪士尼也增加了14亿美元的扩建投资。然而,2018财年年报却显示,上海迪士尼业绩并不如业界预期。业内人士认为,迪士尼不仅对于中国市场潜力相对乐观,而且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带动现有乐园及度假区项目重新释放引擎作用。


新增长引擎


“对于迪士尼来说,要支撑目前庞大的文旅体系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有专家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1955年开园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目前在全球已有6家。其中,有两家位于迪士尼诞生地美国,有两家位于日本东京,一家位于法国巴黎,还有两家就是距离中国消费者最近的香港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根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现阶段,迪士尼面临着园区承载量几近饱和的挑战:即使高峰期单日价格持续上涨(加州迪士尼乐园的单日高峰票价现已达到135美元),部分迪士尼园区的容纳能力仍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


迪士尼的扩建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举。据悉,目前迪士尼全球六大主题公园以及迪士尼邮轮公司都在进行大规模扩建。而且,迪士尼扩张计划的目标更在于转型,即增加东京迪士尼海洋乐园等最受欢迎园区的游客容量,帮助佛罗里达州Epcot未来世界公园、巴黎迪士尼乐园、华特迪士尼影城升级,从而实现迪士尼旗下各个园区游客承载量的均衡增长。


资深媒体分析师Michael Nathanson预计,迪士尼未来五年在新景点、酒店和邮轮上的投资将高达240亿美元,比皮克斯动画、漫威和卢卡斯影业投入的总和还高。在此背景下,一向慎重行事的迪士尼会将第七家主题乐园落子何处就倍加引人关注。今年,迪士尼首席执行官Robert A. Iger曾表示,迪士尼必然会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建造第七个主题公园,但目前并没有具体部署。可见,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拥有迪士尼乐园数量最多的国家并非是无稽之谈。


重整旗鼓


近期迪士尼发布的2018财年业绩也显示,主题公园业务确实急需寻找一些新的“血液”。2018财年全年,公司营收达到594.34亿美元,同比增长8%,实现净利润125.98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公园及度假区业务为迪士尼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明显,该业务板块为华特迪士尼带来了202.96亿美元的营收,同比增长10%,占总营收的34%。


然而,财报也显示,迪士尼在中国的公园及度假区业务并非业界预期的、成为迪士尼增长的新引擎。据统计,2018财年四季度,迪士尼营业利润的增长主要源于美国国内业务,而主题公园和度假村部分的收入中,香港迪士尼营收虽出现了罕见同比增长,但却因上海迪士尼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被“抵消”。


具体来说,迪士尼海外主题乐园和度假村的利润增长主要源于巴黎迪士尼门票价格上涨,以及香港迪士尼乐园游客量、乐园酒店订购双增加所带动的,相较之下,上海迪士尼乐园尽管游客量上升,但由于平均票价下调,导致上海迪士尼乐园在2018财年的表现不佳。


有资深业内人士分析称,在这种情况下,迪士尼仍然愿意将投资重心放在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难以被忽视,即使上海迪士尼利润下降,但整体每年超千万人次的游客量和开园首年盈利的局面,却仍然给迪士尼带来了巨大的“甜头”;另一方面,从香港迪士尼增加投资扩张后重返增长区间的情况来看,增加投资可能反而会创造新的增长点,更充分地释放上海迪士尼的游客吸引效应,让更多已经到访过该园区的游客愿意成为“回头客”。


从长计议


然而,米奇版权即将到期、星球大战等大型IP产品收入减少,以及中国本土大型主题公园接连落地,也让迪士尼乐园的中国扩张路显得不那么平坦和顺遂。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对于在中国开设第七家迪士尼乐园,业界有观点认为,应“从长计议”、分步推进。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直言,从现阶段来看,迪士尼在中国的不可替代性非常强,上海迪士尼在华东地区旅游市场的地位短期内很难被撼动,但是目前在中国再新建一家迪士尼乐园的时机还不成熟,至少还需要三年左右的市场培育和观察才能确定,“毕竟当年我国内地首家迪士尼乐园落地上海,前前后后经历了10多年后才敲定”。王兴斌表示。


王兴斌认为,中国国内休闲度假市场相当广阔,但这一市场仍在培育、成长的过程中,迪士尼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消费还是相对较高的,目前持有这一消费能力的游客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如果迪士尼要在中国投资建设第七家主题乐园,必须要寻找已经具备相对成熟客群的市场,而国内能达到这一条件的地区还相对有限。此外,王兴斌还认为,迪士尼再在中国落子,就还需要创造新的元素和风格,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因此投资计划还需谨慎行事。


此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经理Philippe Gas曾表示,80%的受访者都是计划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来上海迪士尼玩,而这与迪士尼在其他国家市场所遇到因度假制度而引发的客流特征完全不同。在欧美市场,当地的中产阶级每年都有长达近1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可以自行決定休假时间,因此,这意味着迪士尼乐园通常不会因节假日而引发超级客流波峰,而中国的乐园市场则要面临巨大的经营波动,“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全年12个月,引导游客转换出游时间”。Philippe Gas表示。对此,王兴斌也表示,目前上海迪士尼开园时间还不长,刚刚与周边的欢乐谷、上海野生动物园、海昌海洋公园形成互补的主题公园集群,与美国主题公园1/3都是国际游客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迪士尼还是应该先在上海站住脚跟,再考虑下一步是否要新建其他园区。

相爱相杀,奢侈品牌出手收购供应商愈加频繁

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品牌开始把目光转向供应链端了。


仅仅在9月,Chanel就收购了西班牙皮革制造商Colomer,又收购了法国腕表品牌F.P. Journe 20%的股权。前者让Chanel拥有了更成熟的皮革供应链和高质量涂饰技术,后者则让Chanel得以升级自家腕表的机芯。


再早一些,在2016年,Chanel也收购了四家法国的丝绸公司,为的就是加强集团的高端丝绸供应链。这四家公司都是Chanel此前合作过很久的供应商,参与了Chanel商品从丝绸制作、纱线制造、编织和印刷的每一步流程。


当时Chanel时装部门总裁Bruno Pavlovsky在公告中表示,投资这四家公司能让Chanel拥有足够的制衣资源,而走秀与服装上架之间的成败关键之一,就是公司是否有能力迅速生产出所需面料。


除了Chanel,Prada在2013年也买下了一家皮革制造公司,这家公司以小羊皮等皮革制造技术出名,所生产的大多是Prada的系列中常使用的皮革。另外,Gucci母公司开云集团也在2013年购入法国著名皮革公司France Coco少数股权,当时开云集团发言人在接受TFL电视台采访时说:“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开云品牌持续获得高质量的鳄鱼皮了。”


除了这些老牌奢侈品品牌,Victoria Beckham在创建同名品牌时,也专门在公司内部设置了样板师和裁缝的职位,而这两个职位一般是被品牌外包给外部工厂的。品牌有了内部的样板师和裁缝,就意味着公司内既有设计团队也有制造团队,设计师就能在创造新系列样品时更加灵活,及时地做出更改。


不难看出,品牌收购供应链厂商,主要就是为了持续获得高质量的皮革、丝绸等资源,或者通过收购,获得此前品牌不具有、或尚不够精湛的生产技术。同时品牌也可以更快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毕竟自己有了生产厂商,就可以在从设计到生产过程里更加灵活,掌握更多主动权。


当然了,收购供应链厂商的另一个明显益处便是能赚更多钱。法国时尚学院的教授Franck Delpal曾说:“如果你控制了品牌供应链的绝大部分,你在每一步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最终品牌能挣更多的钱、生意也做得更大。”


“Chanel已经是一个收入逼近100亿美元的品牌,它频繁收购,可能是因为它想成为一个200亿、甚至300亿美元体量的品牌,那么它就需要更多补充产品,帮助生意做得更好。所以这些收购,其实就是巨头为扩展更大的市场而做的交易。”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奢侈品分析师Rogerio Fujimori对界面记者说。


不过对制造商来说,他们挣的钱就少多了。并且随着越来越多品牌把生产环节搬到公司内部,不再外包给厂商,它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例如Gucci去年就创建了Gucci Art Lab(艺术实验室),为的就是把更多制造环节放进公司内,但曾经和Gucci合作的厂商可能就很忧虑了。因此,越来越多制造商们开始寻找新的挣钱方法。


据时尚媒体Glossy报道,最近出现了一个叫Italic的公司,专门售卖由奢侈品制造厂商制造的商品,从制造商直接对接消费者。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三分之一的钱买到Prada制造商生产的手袋,同样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就是没有Prada的Logo。


需要注意的是,Italic上售卖的商品和通常意义上的“尾单”不一样,商品并不是用奢侈品品牌用剩的材料生产尾货,而是制造商用和奢侈品一样的材料和工艺,生产出独有的商品,并且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目前Italic是一个仅限会员购买商品的市集,会员需要邀请才能进入。


Italic的创始人Jeremy Cai表示,假如一个制衣厂以20美元每件的价格把一件T恤卖给Calvin Klein,厂商可能只能挣4美元。Calvin Klein可以把这件T恤卖到100美元的价格,但厂商还是只能挣4美元。可以想见,没有太多油水的制造商早就想挣多点钱了,而Italic这样的市集就是厂商挣钱的新方法。


Italic官网写着“从Prada的工厂生产的手袋”

不过Italic的模式也存在风险。对厂商来说,如果接奢侈品品牌的订单,那么工厂就只用负责生产环节,奢侈品品牌订了多少就生产多少,其他不用担心,毕竟就算包包卖不出去,品牌还是要给厂商付钱。


而厂商面向消费者直接卖商品就不同了,这些商品生产之后不一定会有人买,一旦出现损失都将由工厂自己承受。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制造商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成功,这样真的能得到更多利润。


Cai对Italic的定位也很清楚,他明确表示公司并不是想取代奢侈品品牌。“如果你一定需要买的东西上有个名牌的Logo,你不会转向我们。对有些人来说,一条普通的皮带永远无法替代Gucci的皮带。”Cai说。

贝恩咨询发布最新预测,奢侈品市场将在2050年价值三千亿

近一个月里,奢侈品行业增长放缓、中国奢侈品市场进入冷淡期等传闻在整个时尚行业闹的沸沸扬扬,虽然其中不乏有如Kering等集团用财报数据来对此类传闻进行“打假”,但仍有部分行业分析师以及消费者对奢侈品市场接下来的发展走向感到困惑。


近日,贝恩咨询公司与Algamma公司就此类问题,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


据《女装日报》消息,该报告显示,预计到2050年,个人奢侈品销售额的年增长将达到3%~5%,这是也意味着该行业的总收入或将在2050年达到3200亿至3650亿欧元之间。


根据贝恩咨询的说法,预计2018全年的个人奢侈品市场将达到2600亿欧元的收入,同比去年增长了2%。除了并不稳定的中东市场以外,全球所有奢侈品市场都达到了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特别积极的趋势。



不可否认,中国消费者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他们在全球的奢侈品消费中贡献了近33%的市场份额。而新的趋势则更多的表现于中国本土奢侈品市场以及周边国家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大陆的购物贡献已两倍高于他们在海外进行的奢侈品消费。


而在亚洲其他地区,由于韩国强劲的本地消费的推动,其奢侈品零售额增长了7 %,达到390亿欧元。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都获得了不错的效益。


与此同时,贝恩咨询也表示,并不排除奢侈品行业在接下来会出现一些“动荡”,例如美国的软衰退和中国经济的轻微放缓,但这并不会削弱未来市场的巨大潜力。


根据其发布的趋势预测,2050年的奢侈品市场将呈现更多的新变化。


中国消费者或将占据至少45 %的市场份额,并将在中国国内购买一半的奢侈品。“如今世界各地的奢侈品价格差异正在减少,曾经奢侈品‘讨价还价’的现象在未来将更少的出现。”贝恩咨询的合伙人、奢侈品行業研究報告的作者Claudia D'Arpizio说道。


除此之外,线上销售将占到整个奢侈品市场的25%,远高于当下的10%。实体商店也会更多的与线上进行整合,并重塑店铺的目标和使命。



在产品上,包容性也将成为接下来几十年中的重点话题。在2018年,特殊导向的时尚约占奢侈女装的40 %,这其中包括穆斯林特有的服装以及面向不同身材曲线顾客的服装,这两类顾客就占到了女性成衣消费者的20 %。


另一个趋势则体现在了奢侈品主要消费者的迭代上。预计在2050年,Z世代及千禧一代消费者将占据约55%的市场份额。在2018年,Y代和Z代对奢侈品市场的总增长贡献率超过了95%,该数字在2017年则仅为85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奢侈品市场也将在产品供应、沟通和参与方面进行调整。


比如说,Z世代现在占据了2 %的市场份额,但预计在2025年,该占比将增长到10 %,而这部分消费者就可能会呈现出更加个人化,乐于在实体店购物,同时仍然期待着数字化增强的体验等消费习惯和需求。


“奢侈品牌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发专门的方法来服务新客户、应对新的市场趋势,并且时刻着眼于下一代的顾客,”D'Arpizio谈道,“而所有战略的基础都可以归结于新技术的出现,这些新技术也将在2050年之前,作为推动品牌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