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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和SpaceX等科技公司竞相发展太空互联网

据外媒报道,下个十亿人可能将连接到太空互联网。这是一场通过卫星来提供互联网的竞赛,由知名科技公司和几家财力雄厚的初创企业领导。


其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上网,为农村用户提供更快的在线接入,并满足那些希望从各种设备(如石油钻塔和海洋浮标)中获得实时数据的企业客户的需求。


参与竞争的最著名的公司包括社交网络Facebook、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和OneWeb,后者得到了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Masayoshi Son)的软银集团的支持。他们的对手是几十个新兴企业,如Swarm Technologies、Astrocast和Sky&Space Global,它们希望将廉价的烤面包机大小的卫星送入轨道。


出于对竞争的警惕,现有的卫星互联网供应商,如Viasat和EchoStar的休斯网络系统公司,正在采取行动捍卫它们的业务。它们计划发射新的更强大的卫星。


目前,卫星宽带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小。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称,该行业今年的营收将只有40亿美元。但随着网络规划的落实和消费者上网习惯的改变,该行业的营收预计将达到很高的水平。到2024年,该行业的营收预计将增至220亿美元,到2029年将增至410亿美元。


更小更便宜的卫星


目前的太空竞赛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有几家卫星公司怀着类似的愿望发射了卫星。比尔-盖茨(Bill Gates)支持的Teledesic公司以及Iridium公司和Globalstar公司,均宣布了它们的宏伟计划,但在成本飙升和投资者资金枯竭后,它们最终申请了破产。


但这一次真的应该有所不同。新的火箭发射公司,包括SpaceX和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正在降低发射卫星的成本。而计算机的小型化使得打造更小、更便宜的卫星成为可能。


根据卫星的大小和轨道位置,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公司可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且,它们的目标客户和互联网接入方式也有所不同。


例如,SpaceX公司的Starlink计划包括在未来几年内向高空发射1.2万颗卫星,比自人造卫星出现以来发射到太空的卫星总数多出50%。这些小型的类似冰箱大小的卫星将在340英里高的轨道上运行,远远低于在2.23万英里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


尽管Starlink互联网可能很难赶上AT&T和康卡斯特(Comcast)等公司的地面宽带速度,但它的目标是为从阿肯色州农村到非洲的全球广大地区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高速服务。这些地区现在缺乏稳定的网络连接。


去年,Starlink发射了它的头两颗测试卫星——分别以比利时漫画书中的人物Tintin A和Tintin B命名——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允许向太空发射1.2万颗卫星。


这使它远远领先于Facebook,后者刚刚向美国联邦政府提交了一项申请书,要求在低轨道发射一颗实验卫星。Facebook还没有承诺部署一个完整的网络,也没有透露太多有关太空互联网发展战略的信息。


谁将是赢家


由于卫星成本不断下降,一些初创公司试图打造一些小型卫星,这些卫星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通常的卫星来说,这节省了巨大的成本;一般卫星的造价可能要花费数亿美元。


曾在谷歌X实验室和美国宇航局工作过的航天工程师、Swarm公司CEO萨拉-斯潘格罗(Sara Spangelo)表示,她的规模更小、成本更低的卫星集群将比一些大公司提前几年投入运营。该公司已发射了7颗卫星,而它计划发射150颗卫星。


当然,该公司的太空网络不可能为数百万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它的许多最初的用户将是希望收集数据的或偶尔需要互联网连接的企业。例如,今年1月,Swarm公司与福特(Ford)合作,利用其卫星网络为福特汽车提供紧急通信服务——类似通用汽车更知名的依赖于常规无线网络OnStar网络。


Viasat公司计划耗资14亿美元,在未来两年内向太空发射两颗卫星。每颗卫星的大小比一辆校车还大。Viasat公司说,它们的容量将是目前太空中全部400颗通信卫星容量总和的两倍。


分析人士指出,小型企业或许能够凭借其廉价的网络在拥挤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因为站稳脚跟不再需要巨额的前期投资。


然而,卫星咨询公司TMF Associates的总裁提姆-法拉尔(Tim Farrar)怀疑所有的挑战者,尤其是那些新兴企业能否生存下来。即使有了今天更便宜的技术,它们仍然需要大笔的钱来架设和维护它们的网络。


法拉尔说:“太空互联网行业肯定会重新洗牌。”

华为运营商BG总裁丁耘:5G业务已经绝对领先,2019年会有明显增长

截至2018年底,华为在国内已经和三大运营商在全国的17个城市建设了30个试验网,它们借此和运营商探索5G的商用能力,以及新的应用场景;同时,华为也已经完成国内5G全部预商用的测试验证。


在日前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华为也对外公布了它们在5G方面的最新技术成果:基站方面,华为推出了业界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比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拥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更强的算力,在此基础上,华为的5G基站尺寸更小、能效更高、安装过程更为便捷。


消费级终端方面,华为也推出了5G单芯片多模终端芯片巴龙5000,以及搭载这款芯片的5G CPE设备。


对于华为来说,在5G业务方面的技术准备,是它们在老本行电信业务上继续发力的保证。作为华为运营商业务的负责人,丁耘对此也有自己的信心。


这种乐观情绪,在他之后和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话时也表现了出来。他表示,尽管目前很多厂商都在部署5G相关的业务,但华为依然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华为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性能上取得的突破,支撑起了目前华为5G产品规模商用,这是很多对手目前追赶不上的。


对于2019年的业绩目标,丁耘表示,目标和具体的规划不尽相同,落到5G业务上,其不确定性要更高一些,但他也认为,华为的5G业务收入之后将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增长。


以下为丁耘的采访内容:


问:在全球范围内,5G业务现在华为是比较好的,能否介绍下华为现在领先多久?


答:我们领先了多少年,这确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今天你可以明确看到,200M今天谁能够规模商用?C-Band 200M谁能够规模商用?中国移动160Mhz的AAU,今天谁能够规模供货?没有基础的芯片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些。


今天的5G不是说谁能做出来的问题,而是谁做的设备性能更高、能效更好,谁做的设备更易于安装。今天为什么专门让我的同事展示一下5G设备的安装,是为了说明我们的设备,是一个人可以安装的。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设备重量是40到60公斤,如果在欧洲安装的话,就必须要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吊装。吊一次机器,成本可能是8000美金到18000美金,因为你吊车要来,要封路,要警察配合,要申请。


而当设备只有20公斤,基本上可以让一个人,最多两个人独立进行安装,不需要大型吊装设备。一个设备总共才多少钱,但是出动一个吊车,就要花8000到18000美金。这个价格在每个国家会有一些不同,但这点是规模商用的关键因素。


之所有今天华为能规模商用,别的供应商不能规模商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在核心技术、关键性能、工程能力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我们才能够支撑规模商用。


问:之前华为董事长梁华提过,5G业务领先行业12-18个月,具体怎么体现?


答:华为去年9月份开始规模发货,我们就看一件事,对手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我今天的发货量,就看这一个时间差。


技术上每个人都有,但还是那句话,做样机很容易,5G样机三年前我们就在日本和成都进行了测试,但真正具备规模商用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今天把数字摆在这里,到去年12月31号,25000个5G基站,与华为无线每年百万数量级的发货,并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可以看看我们的对手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一个数字。


客观的说,5G发展这么快,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去年年初,我认为发10000个站就差不多了,结果到年底,达到了25000个。


问:关于2019年的营收目标,运营商业务具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答:5G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所以我们从来是分两个阶段,预算是预算,目标是目标,目标是牵引增长的,这两个我们是适度分开的。


5G在2019年会有快速的规模增长,但是客观的说,2019年不一定能达到4G的10%到20%,我觉得还有一个过程,但是2019年和自己相比肯定会出现数量级的增长。


问:华为去年发布了全栈全场景AI解决方案,刚才也介绍了装上AI大脑的交换机,AI在华为未来的网络业务及运营商业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在我的主题发言中提到了,我们主要围绕着能效、性能、运营运维效率和体验的提升。


我刚才讲数据交换机,核心是在性能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比如说TCP/IP是握手协议,只要有一个误码,整个性能会出现下降,虽然说是不大的数字,但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吞吐。


我们把AI技术引入以后,对流量管理进行智能化,最终结果是让整个数据中心交换机实现零误码,使得百分之百的吞吐能力发挥出来,这是第一个应用场景。


第二个应用场景,就是功耗,比如说高铁轨道上每10分钟会过一辆车,但是高铁经过每个基站的时间,大概只有10秒左右,我们为了服务这10秒钟时间,有10分钟基站是全速运转的。


有了AI技术以后,我们通过自主学习就知道什么时候激活基站的运转,使得能效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前进行调整,更多的是依靠人工,但在北京,可能一个运营商有4到5万个站,靠人工再来做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杭州,我们和浙江移动一起做了基于AI能效提升的网络,就是到晚上人少的时候,我们把载频自动减少,关闭一些载频。我们的口号是“零比特、零瓦特”,就是没有流量的时候,就应该把功耗降到最低,最后帮浙江移动节省了10%的电。


这个数字看上去不是很大,但三大运营商每年仅电费这一项就达到120-300亿人民币,这些电量其实65%到70%是在基站侧产生的,因此10%对哪个运营商来看,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问:AI的商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AI发展是怎么样的?


答:第一,我们认为AI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技术,从华为视角来看,我们认为运营商网络里面,AI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在未来两三年内,我们聚焦在四个方向,能效、性能、运营运维效率和体验,这是我们聚焦的四个方向。


而且我们是在端到端的,从接入、汇聚、骨干到数据中心,我们端到端地做开发、实施和部署这样的AI,刚才讲到的是无线网络,在数据中心里面,我们也部署了我们的iCooling,帮助数据中心降低10%左右的功耗,也是一样的联动,我们的服务器可联动空调,使得整个数据中心更加智能化。


我觉得AI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我们也在向互联网学习,叫动态试错。我们认为大的方向不会有变化,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在不断的寻找一些新的更好的机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刘士余履新供销总社迎来“考验”:千亿供销集团面临市场化转型

1月26日下午3时许,身着米色大衣的刘士余在寒风中挥别了中国证监会的所在地——北京市金融街33号富凯大厦,而这一挥手也意味着其两年又十一个月的证监会主席生涯正式结束。


在这一过程中,新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及证监会几位副主席将刘士余送至富凯大厦楼下。随后,刘士余乘车离开。


离开富凯大厦之后,下午3点41分,刘士余踏进了4公里外的中国供销集团大厦。在一场为时半小时的干部大会后,刘士余何去何从的谜底也正式揭晓。据中国供销合作网的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士余同志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下文简称供销总社)党组副书记。


提及供销总社,其身上的时代色彩尤为突出,这个源自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机构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刘士余的转任,可谓是从中国市场经济最前沿,走向了国内市场化改革有待进一步优化的地方。那么刘士余又会对供销总社带来怎样的改变?这家庞大的机构将给刘士余带来什么新的任务?


供销系统去年销售逼近6万亿


1949年,供销总社的前身——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各类合作社。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标志,供销社几乎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供销社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开始发生改变。


2018年,供销总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9万亿元。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全系统销售总额是2012年的2.3倍;实现利润468亿元,是2012年的1.8倍;资产总额1.6万亿元,是2012年的1.6倍。2019年全系统将围绕乡村振兴,发挥独特优势,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据官网介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全国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由国务院领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设立理事会、监事会,实行理事会主任负责制。目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内设机构14个,监事会内设机构1个,下辖15个直属事业单位、15家主管社团和中国供销集团,中国供销集团管理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16家。


截至2017年底,全系统有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2777个,有基层社30281个,组织农民兴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185934个,全系统共有各类法人企业21852个(不含基层社),各级供销合作社所属事业单位277个。


此外,供销社总社还涉足房地产开发,2017年房地产开发经营额173.2亿元。


“转型”中的千亿供销集团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曾经对供销社现状和其改革进展进行过一次全面调研,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制度的变革下,供销社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之后,供销社在中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此后,供销总社将一些大型的农业企业和集团留了下来,但其经营并不顺利。”李锦这样说道。


有关供销社的各类改革持续进行。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发生在2010年,彼时,由供销总社全资持股的中国供销集团(下文简称供销集团)正式注册成立。根据中国供销合作网,目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内设机构14个,监事会内设机构1个,下辖15个直属事业单位、15家主管社团和中国供销集团。可以看出,供销集团是供销总社最重要的市场化主体。


供销集团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显示,经历数轮增资,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供销集团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115.626亿元,旗下子公司21个,总资产高达1351.37亿元,包含农资、棉花、再生资源和日用消费品四大主营业务板块。2015~2017年度,供销集团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1409.01亿元、1281.90亿元及1229.64亿元。


但供销集团的盈利能力并不突出。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2015~2017年度及2018年1~9月净利润率仅为0.86%、0.84%、0.12%和-0.08%,且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还指向了补贴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募集说明书提示风险称,供销集团净利率基本不足1%,处于较低水平。尽管通过向上游高端价值链延伸和进一步扩张下游营销网络,供销集团在不断谋求盈利能力的提高,但目前其仍以利润率较低的流通业务为主,面临利润率较低的风险。此外,供销集团近三年来的资产负债率也始终保持在80%以上,预计未来公司融资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大;较低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可能影响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长期关注国企改革的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从本质上来看,供销总社属于一个政策性组织,是在承担政府要做的一些事情,例如定制一些农产品储备和流通的规则。而供销集团实际上也比较缺乏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很难用市场的眼光对其评价。


带来资本化新动能?


从证监会到供销总社,先后履职看似差别很大的两个机构,但刘士余的履历却解答了这样的工作跨度。记者梳理发现,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刘士余曾长期在央行工作,并于2014年转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农行在基层和农村的基础比较扎实,对农村经济的了解是刘士余转任供销总社领导的一大优势。”李锦这样说道。


而为供销总社注入更多市场化基因似乎成了刘士余未来肩膀上的重任。祝波善分析称,把供销总社这个有特殊历史含义的机构放在新的体系之下,为其找到一个新的定位十分必要。刘士余的主要任务或将是让农户和市场有效对接,让供销社成为农户和市场的纽带。


另一方面,刘士余在证监会的任职经验或也将对供销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改变。


根据上述募集说明书,记者梳理发现,供销集团当前共直接或间接持股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中再资环(600217,SH)、供销大集(000564,SZ)和ST东凌(000893,SZ)。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供销集团及其关联方对中再资环持股比例为50.82%,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供销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持有ST东凌股权比例为19.15%。截至2018年3月末,供销集团控股公司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供销大集股权比例为24.91%。


李锦告诉记者,供销集团旗下公司走向资本市场的空间很大。刘士余履新后,供销集团旗下企业的资本动作或将变得更加频繁,而这也是供销总社市场化的重要方向。


不过对于刘士余可能为供销总社带来的改变,业内人士表示也要理性对待。祝波善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供销总社职能的弱化是一个趋势,其长期以来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有明显的变化。

易会满任证监会主席 四大证券报头版:新角色新征程 市场各方充满期待

O2O创业消亡史与一个消费时代的诞生

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蹴而就。创业光环掩盖下的血雨腥风既现实又残酷,纵然成功者如沧海一粟,但仍旧无法阻挡那些满怀期望的“朝圣者”——当一个新兴行业暗暗透露出锋芒时,嗅觉敏锐的创业者便蜂拥而至。


然而,在行业尚未成熟之前,所有人都必须在微弱光亮中摸索前行。2009年王兴携美团再次跻身创业大潮中时,鲜有人能够做出预判,9年后的他会造就中国本地生活消费巨头,与学生时代起共事多年的创业伙伴共同站在港交所的聚光灯下。


一段互联网的造梦在2018年悄然收尾。而这段故事,与O2O有关。


回顾曾经风起云涌的千团大战和O2O创业潮,冯小海、杜一楠、徐茂栋、吴波、沈博阳、胡琛、王兴、张涛、张旭豪、巩振兵、陈小华等是那个创业时代里的“关键先生”,如今他们或功成名就,或隐退江湖,或转换赛道征战于新的天地。


他们中的一些名字已经鲜见报端,又或是被冠以新的称谓。互联网时代更迭速度实在太快,一波浪潮尚未平息,下一波浪潮便已来袭,O2O行业也进入了巨头整合的成熟期。但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对于线下服务改造的进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改写和重塑了中国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


O2O创业消亡,而一个新的生活消费时代已经诞生。



2003年,张涛从海外回国,托付中学同学龙伟帮他寻觅工作机会,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张涛想到建一个网站,让大家来添加餐厅点评。


大众点评五位联合创始人中,张涛、龙伟、李璟是中学同班同学,张涛和叶树蕻是大学同学,和张波是兄弟。在加入大众点评之前,龙伟就职于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SP公司掌上灵通,曾经负责过第一届超级女声的短信投票,而李璟则负责雅培奶粉中国市场。路子想通后,张涛将四个人聚起来,大众点评的创始团队就此搭建而成。


2005年,在上海陕西北路的玉城大厦,一间100多平米的商住两用房成为大众点评最早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大众点评完成了成立以来的首笔融资。


那时候,沈南鹏刚刚辞去携程CFO的职位创办了红杉资本,他跑来和张涛、龙伟他们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沈南鹏觉得大众点评就是餐饮领域的携程,当即就决定投资。


此后的故事波澜不惊。直到4年后的某一天,来北京出差的龙伟(大众点评联合创始人)和王兴匆匆见了一面,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之前凭借饭否和校内网名声大噪的王兴。


这次见面是王兴主动发出邀约的。二人把见面地点约在了京广桥中心的一家酒店,对面就是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


酒店大堂里,王兴问龙伟知不知道Groupon,他还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大众点评会不会做团购?”彼时的龙伟还不知道王兴已经悄然在筹划美团网,回答说“没有考虑”。


2010年1月,当冯小海从爱卡汽车联合创始人的身份退出后创办满座网时,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这家公司的出现真正拉开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团购历史的大幕。


彼时,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的出现无疑如同一针催化剂。这个起家于2008年的团购网站在当时成为美国最为流行的新模式之一,仅用一年时间就收获了180万用户,发展速度令人咋舌。


那时,人们口中谈论的还是“Copy to China”。在满座网成立的短短半年时间,就出现了美团网、24券、窝窝团、拉手网,且模式基本雷同。


到了2010年12月,正式进入团购领域的企业数量从年初的零星几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1880家。2010团购元年,国内累积销售额达到20亿。


这一年3月,在北京三元西桥一间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有过四次创业经历的吴波和与他共事十多年的二十多位老同事聚在了一起。他们把赌注压在了拉手网的身上,希望能够再成功一次。


故事的开始是美好的。处于第一梯队的拉手网很快从团购新秀成长为小巨头——在所有团购网站中第一个拿到天使投资、第一个实现全国100个城市同时上线、第一个超额花掉A轮融资。2011年3月,拉手网完成C轮融资时估值已经达到11亿美元,距离成立不过1年时间,一个中国版的“10亿美金奇迹”就此诞生。


在这之前,另一个来自江苏泰州的年轻人正摩拳擦掌准备投身其中,他的名字叫陆文勇,他后来广为人知的身份是e袋洗CEO。


大学在读期间,陆文勇就已经尝试把学校附近的餐馆打折信息、驾校报名信息集合起来印成传单,在校园里做宣传,让大家去网站上领优惠券,商家会返还给他一些返点。虽然未曾提及团购二字,但已经具备雏形。


毕业后,陆文勇认定团购将会是未来的趋势,于是将目标锁定在这个行业。本来是想毕业就创业,但他觉得资金实力、团队经验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沉淀学习。2010年毕业季,陆文勇向糯米网、美团网、24券投递了简历。


那时,24券刚成立不久,连负责人力资源的同事都没有。陆文勇等了许久,都不见这三家给回复。他直接给24券打电话,对方回复说市场部还在招人。“当时想的是抱着先进入这个行业的想法就过去了”,陆文勇对《深网》回忆。


工作一个月后,陆文勇当时的上级孔令博给CEO杜一楠发了一封邮件,建议杜一楠给他转正和升职。2011年3月,陆文勇开始接手24券的全国市场推广业务。


2011年,团购鼻祖Groupon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的成功挂牌上市如同一注兴奋剂,给国内的团购网站带来了无限光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波经常把上市挂在嘴边,上市成为公司每周高层例会的常规话题,甚至公司的经营和管理都是以上市为背景展开的。


然而,原本计划2011年11月14日赴美上市的拉手网却未能如愿。大额补贴、缺少巨头资本加持、裁员、拖欠工资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拖垮公司的稻草。直到2014年,拉手网被宏图三胞集团收购。


“拉手没有走到美团这步是我自己的责任,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灭了。很多团购网站出问题就是创始人这里出了一些问题。”


吴波这样对《深网》表示,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95%都死掉了,这是正常的。资本在很多时候能够催生很多事情迅速发展,但是核心还是在创始人这里。创始人如果离开放弃,失去对团队的控制,就会出问题。


2011年底,拉手网折戟IPO后,吴波悄然离开了公司,直到2012年才正式对外公布这一消息。“那个时候资本太多了,但是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有一些公司虽然迅速起来但是很快就死亡了,资本有的时候去催生一些行业,但是如果超过了市场需求的条件,他自己就死掉了。”吴波说。


24券也曾快速成长,成立以来获得六轮共计5000万美元的融资。2011年4月,拉手网、24券、美团分列交易规模前三,占总体市场比例近20%,其中24券销售额增速最快。


很快站在风口的团购网站因为受到资本青睐,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千团大战”的局面,各大团购网站凭借融资疯狂扩张烧钱,猛砸广告来获取流量。


在当时凭借补贴便能快速获取用户的背景下,拉手、24券、窝窝团等各大团购网站纷纷采取广告加补贴的方式来快速获客。其中24券在快速扩张同时遇到资本市场突变,后续融资资金链断裂。


“24券要做国内第一家盈利的团购网站”,杜一楠在2011年底说出愿景,华丽的开场并未收获完满结局,2013年初,24券宣布彻底关闭。


24券曾在半年时间里将业务从20个城市扩张到100多个城市,最多时进入城市达到160个。这种快速扩张带来的直接影响人员管理复杂,成本支出变大。“我们当初最多时后4000多人,如果只有50个城市,人员可能只需要一两千人,消耗的资金也会减少一半。”曾经在的24券工作的人士回忆说。


只有美团笑到了最后。相比较而言,美团无论在推广还是成本控制上都更加克制一些。2010到2011年团购激战正酣时,美团反其道而行之不打线下广告,避免了过度烧钱,使其在后期保证了资金流的良好状况;另外在运营成本方面,美团发展到2013年时也仅有2000余名员工,仅为24券风头正劲时的二分之一。


数据显示,从2008年团购模式在美国诞生到2013年底,短短五年时间内,全国共诞生团购网站6246家,而到了2014年1月,全国团购网站数量仅为213家,倒闭率超过九成。


拉手网的掉队与24券的倒闭只是一个缩影,随后中国本土团购市场的混乱和泡沫相继破灭,团购大洗牌宣告结束。


“团购已死”成为人们对于这段过往的总结陈词。无数创业者昙花一现淹没,淹没在那段历史尘埃。



在众多由移动互联网改造的传统生活服务创新品类中,外卖成为关键入口,并在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过去几年的较量中迅速成长为一个上千亿元规模的市场。


早在2008年,在丽华快餐担任高管的孙浩意识到,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家里做饭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


“年轻人不太愿意花时间自己做这些生活琐事,(这方面)会逐步社会化,可能会衍化出一个系统的服务。”


孙浩随即向丽华董事会提出了互联网外卖的模式,直到2009年底,孙浩牵头在望京的一个小区里做了一个月的测试,当时孙浩和团队用丽华呼叫中心号码做了单独的呼叫中心,并印了一份菜谱推广给小区内的家庭用户,餐厅对于这种模式也是认可的,即便当时向餐厅收取15%-20%的分成,一个月内孙浩和团队还是签下了30几个餐厅。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孙浩在2010年2月决定将这种模式单独拿出来做。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张旭豪和他的几位大学同学在上海交大的宿舍里面也在研究如何通过手机点到附近的外卖,并花了2300块钱买了第一辆送外卖骑的车子。他们用梵文“拉扎斯”给它命名,意味着“激情和信仰”。


2010年,饿了么在上海已经成立近一年时间。当时晨兴创投董事总经理石建明认为互联网外卖是个新思路,看起来也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值得试一试。同年年7月,到家美食会获得了晨兴创投、清科创投的200万美元A轮融资。


同年初,孙浩在晨兴创投做过一次内部分享,他当时的构想是让到家美食会成为一个生活服务电商,除了当时商品类的平台亚马逊,一定还会出现生活服务的平台。“这个想象空间至少和电商一样大,甚至更大。”孙浩后来说道。


与饿了么的模式不同,孙浩凭借在丽华快餐的工作经验明确感知到,低端业态不太能支持第三方物流,于是到家美食会从创立之初就决定要做中高端家庭市场。那时,饿了么正主攻上海校园市场。孙浩当时看到,虽然二者定位不同,但未来两个市场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我们当时的评估是,在中国纯轻模式不太容易走得通,因为中国不像国外,国外的餐饮外卖比较成熟,每个餐厅都有自己的配送能力。”孙浩对腾讯《深网》说。


凭借平台上高品质餐饮店和优质的配送服务,到家美食会一度在高端白领市场站稳了脚跟。2015年第二季度,到家美食会订单份额占比达17.29%,位居行业第一。


然而,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的出现像鲶鱼一样使外卖市场快速发生了巨大改变。


2014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在完成团购领域的洗牌后,市场上存留的玩家开始在团购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想象空间:大众点评进军酒旅,美团入局外卖,百度也开始通过内部孵化项目加入外卖战场。


如今回过头再看,孙浩认为外卖市场后来最大的变化主要在于被大的资本锁定,互联网巨头们希望通过这个市场作为流量驱动和移动支付的推广平台,并培养战略生态。


“这让整个生意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孙浩说。


2014年2月,腾讯以4亿美元战略投资大众点评,获得20%股份;同年5月,饿了么完成大众点评8000万美元融资;美团网获得泛大西洋资本,红杉资本和阿里巴巴的3亿美元C轮融资;2015年6月,李彦宏向百度外卖、糯米网等O2O领域豪砸200亿元。


巨头砸下的重金,让原本小而美的外卖市场如同火山喷发一般,顷刻之间释放出巨大热能。2015年春季而过后,这种变化愈加明显起来,补贴战正式打响。


“2014年以前,外卖玩家都在按照自己的独立商业规律运转,大家的目标也是在外卖业务上挣到钱,所以整个模式都比较良性,美团与饿了么的竞争相对克制。”孙浩总结。


最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补贴战中,到家美食会以掉队收场,被百盛中国收购;百度外卖被饿了么吞并,随后饿了么又被招入阿里麾下。


直到今天,孙浩的电脑中仍然储存着早些年时关于外卖行业的思考。关于这次创业,他对《深网》称,2014年到家美食会是有机会以更好的筹码出售或合并的,但当时他没有考虑。那之前,到家的融资很顺利,各方面发展的很好,有优质的物流体系和团队,也是受众公认的高端品牌。当时到家美食会在北京已经实现盈利,每张订单都有足够的利润。


“一旦过了那个时间点,进入到拼资源、拼资本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小企业就不再具备优势,逐步被边缘化。”孙浩说。“2014年下半年,到家D轮如果不进行融资,而是直接出售,那是个最合适的时间。”


在这些企业中,虽然先后接受了来自阿里、腾讯的投资,但美团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运营状态,这或许也和王兴本人的性格相关。投资人张自权评价美团从开始就是跟巨头竞争,“啃的永远是最难啃的骨头”。


巨头的优势在于资本和人才等各方面,如果在与巨头的竞争中还能保证自己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团队的执行力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力。



张涛哭了。


那是在2015年11月大众点评的一场名为“致敬老男孩,青春不散场”的活动上,张涛穿着蓝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象征点评的橙白相间、上面印有点评曾经的拳头产品“闪惠”字样的工服。


在那一个月之前,美团与大众点评刚刚宣布合并。随后新的人事任命中,张涛不再担任新公司联席CEO,而是担任董事长。


这家以慢著称的公司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也曾经看起来前景广阔,一度接近上市。张涛曾提到,公司在2008年实现盈利后,计划在三年内完成上市目标。


王兴与美团的故事是在2009年开始的,而当时大众点评已经成立五年,并凭借广告业务实现了盈利。


2010年,大众点评年度推广业务收入已经超过3000万美元,并在过去三年连续盈利,经过商量之后,高层本来已经决定启动上市流程。


彼时,广告是大众点评的主营业务。早在2005年,大众点评网通过UGC渠道获得了上海地区大量餐馆信息和点评资源,张涛等人把用户点评集结成《餐馆指南》一书,分为上海、杭州、南京、北京4个版本。其中,上海版《餐馆指南》当年销量就超过10万本,每本售价19.8元,盈利5元。慢慢的,他们发现,虽然买书可以赚钱,但它无法支撑一家公司。张涛、龙伟他们看到了新的机会——团购,他们制作了纸质优惠券、短信优惠券,后来又在大众点评App上加入优惠券,慢慢的,广告业务也逐渐做起来。


大众点评联合创始人李璟曾回忆,当时高层中的大部分人内心也是希望上市的,上市本身出了能带来财富,对公司知名度也可以有非常大的提升。


但只有张涛内心比较坚定,喜欢玩德州扑克的他野心不止于此,他希望有机会把大众点评从十几亿美金的估值带到上百亿美金。于是,上市一事暂时搁浅,张涛融资1亿美元投身千团大战。然而,由于在团购初期用户下沉不够及时,被美团弯道超车,从而痛失拿下中国团购市场份额第一的绝好机会。


2014年1月,在上海浦东东方艺术中心举办的十周年年会上,张涛以美猴王的装扮出现在台上,提出了团购业务要打“翻身仗”,并将当年的口号定为“点评重启,全面进攻”。在二三线城市,为了打进美团已经占据先机的市场,点评运用大额包销和零利润的战略,投入了巨额资金,很多大额包销达到500万元以上。


也是在这一年,大众点评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业务纬度的多元化上,关于外卖业务,点评通过投资饿了么的方式入局。


在基本满足用户吃喝玩乐等基本需求后,大众点评希望不仅满足决策,更能介入结婚和旅游等大额交易环节,强调深度和精耕细作。2014年,大众点评正式切入结婚和酒旅行业。张涛说,2014年点评有很多变化,点评要重启进攻。


第一次上市搁浅后,一个新的机会悄然到来。2015年6月中旬,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


“上海那边希望我们在战略新兴板上市,为此我们还开过董事会,因为大众点评是海外VIE架构,如果登陆上海战兴板要拆除架构,所以必须经由股东和董事会的通过,决定下好后,上市的事情开始向前推进”,龙伟告诉《深网》。


那时候除了大众点评,爱奇艺、蚂蚁金服也被划在首批在上交所新兴板挂牌的首批企业名单中。整个上半年,龙伟花费了很多心力在各方的联系上。不过随着后来上海战兴板的停摆,大众点评上市计划再次搁浅。


之所以选择在那时上市,龙伟向腾讯《深网》回忆,2014到2015年是大众点评发展比较好的阶段,随着团购企业的大批倒闭,市场上仅存的玩家现谷底理性,大众点评与美团之间的竞争比较克制。


在美大众点评和美团上线团购业务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四处开花,包括同年上半年成立的满座网、24券、窝窝团、拉手网,随后又出现了糯米网、高朋网。


但由于两次错过上市时机,加之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在各种外力作用下,美团与点评合并。在O2O创业浪潮中,2015年被称之为“整合年”。资本推动下,美团点评、携程去哪儿、滴滴快的先后合并。也是在这一年,O2O创业浪潮的拐点到来。


大众点评的一位投资人感慨,要是他们早一点引进阿里中供军的人,他们应该不会卖给美团。


有消息说,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后张涛就后悔了,美团当时数据是在涨,但账户上已经接近弹尽粮绝了,大众点评账上却趴着几个亿现金,合并后投资人的钱还没到时,新公司是靠大众点评的现金维持运转。


美团在当年的众多团购网站中是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企业。其在团购时期积累的强大地推能力,为后来在外卖、酒旅、出行等围绕生活服务业务的扩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没有受限于团购本身,也让其在乱象丛生、危险来临时有及时调转航向的机会。


2016年初时代资本投资了美团,时代资本合伙人张自权从团购诞生早期就一直关注该行业,他的判断是,团购无法作成单独的生意,但它可能会是一个切入点。


那时王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他比其他团购商家走的更靠前。从运营B端的角度来看,包括改造餐厅ERP系统、改造餐厅中后台和管理流程、管理效应,都比其他团购玩家走的靠前。“真正从商家去考虑事情该怎么做,从消费者端该怎么做,才是长期生意的赢家。”张自权对《深网》说。


如今看来,这也是美团在后来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2010年前后,4G带宽的提速让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服务开出花朵。随之而来的,是O2O将线上线下结合的新模式,对生活服务带来了巨大改变。


除了团购和外卖,任何一种线下服务,按摩、美容、洗车、叫餐、家政、打车,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随时随地被与用户连接。


吴波对《深网》表示,O2O行业的诞生,不是一个单独的进展,是遵循整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进程的。


2014年,张晶辞去了滴滴打车COO的职位创办了O2O洗车平台e洗车。那之前,他遇到了当时在平安集团负责车险业务的段东仁,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创业。


2014年11月,e洗车正式上线运营。新用户增长速度足够快,3个月就积累了上百万用户,3000个合作商家,日均订单突破1.5万,峰值时甚至达到3万。张晶觉得,e洗车具备平台属性,从运营结构来看它是具备车后服务市场入口的特征的。很快,e洗车在四个月后(2015年3月)拿到了平安创投领投的2000万美元A轮融资。


疯狂的补贴从2014年底持续上演,全北京有超过300家e洗车合作门店参与“1分钱洗车”活动。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15年9月情况急转直下,一些用户发现上门洗车和上门保养业务已无法使用,e洗车的App中显示“系统维护升级”,外地分公司也全部撤销。


那个时候,围绕生活服务整合线上线下的模式四处开花。上门洗衣、家政、美容美甲、按摩、洗车、车保养等模式吸引着资本的无限关注。然而好景不长,靠概念和烧钱的创业项目逐渐暴露出问题,一些企业被迫转型,一些企业以失败告终。


如同漫画《死亡笔记》中,凡是被写进该笔记的人物在死神面前都在劫难逃。此前热火朝天的O2O市场正流传着这样一本死亡笔记,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位列其中。


梳理这些淹没在死亡潮的创业项目,餐饮外卖、出行、汽车、美业、旅游、教育成为重灾区。深网曾做过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关闭的餐饮外卖项目多达20余个,如雷军旗下顺为资本投资的烧饭饭,叫个外卖、呆鹅早餐等;近十个社区O2O项目宣布倒闭,曾经备受关注的社区001、叮咚小区面临裁员、资金链断裂危机;汽车、出行领域死掉的创业项目近20个,如提供拼车服务的考拉班车、提供P2P租车服务的Cocar、提供上门洗车服务的e洗车和车8洗车等。


疯狂的跟进补贴是这一轮倒闭潮的助推原因。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产品差异化、服务质量都不及通过补贴换取流量来的简单粗暴。尤其在当时,滴滴快的在出行市场上的疯狂作派让人震惊,补贴带来的巨大窟窿,被随后一轮又一轮融资填补。


泰笛科技创始人姚宗场对《深网》回忆到,“打车的市场有其自身规律,服务标准化,是有机会在这个领域用补贴的方式把它(竞争对手)‘打死的’。”


但在上门服务行业,无论是美甲、按摩,无法按照打车的逻辑复制。


尽管对补贴保持着克制态度,姚宗场依然需要有个人给他一个肯定的建议。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王岑就是这颗定心丸,他认为中产以上的人不需要补贴。“这件事后来再看,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因为现在来看做补贴的(公司)都没了。”姚宗场对《深网》表示。


2015年的5月8日,58到家搞了一个懒人节促销活动,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大规模补贴。58到家CEO陈小华对《深网》称,补贴对于每个行业的意义不一样,以保洁为例,补贴没有任何意义。外卖打车,都有预算,给补贴叫培养习惯。但是钟点工,免单就用,不免单可能接下来十年都不会用。


当时市场不理性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公司寄希望于用户办卡和充值,甚至希望一年拿到三四次融资帮助他们完成补贴战略的跟进,陈小华感到庆幸,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补贴了。


O2O死亡的两大原因是补贴和办卡充值,陈小华总结。“充值的公司必然会死,充值就是公司对业务没信心,想靠用户的钱去发展。当公司开始大规模鼓励买年卡、充值,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融未来的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充返跟补贴唯一的区别是补贴当场付钱,充返当时看挣钱,但是那个钱是借的。”


而对于很多O2O创业公司而言,58到家的壮大也是它们死亡的加速器。


2014年年底,活得风生水起的垂直领域O2O企业忽然发现,他们正面临巨头流量的蚕食。


在58赶集合并半a年前,58推出新品牌58到家。和此前在58到家内部的O2O项目不同,58到家为58同城全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58同城正式改变了O2O行业扶持者的角色,撸起袖子亲自下场。


在合并后的一段时间里,58赶集all in O2O,在姚劲波看来,之前58同城和赶集网之前的恶战,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使得双方在垂直O2O领域难以真正施展拳脚,并给了很多垂直O2O公司崛起的机会。


腾出手来的58赶集将炮火瞄准了一些在瞄准镜里活跃了很久的猎物,以云家政和人人车为代表的一批垂直O2O已经被58和赶集终止合作,一部分非58赶集体系的垂直O2O则受到了限流。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有58同城和赶集网背景的垂直O2O企业已超过20家:包括宝驾租车、273二手车交易网、e代驾、垂直招聘网站“魅力91”,安居客、中华英才网、美到家、点到按摩、58月嫂、呱呱洗车、58陪练等。


在资本相对收缩的2015年,58赶集仍频频出手,在姚劲波看来市场不好的时候对58赶集反而是好的机会:“58集团是有流量也有资金资源的公司,我们不太受行业波动的影响,行业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位置,行业特别好我们也是在这个位置。”


这引发了业内的恐慌,几位家政O2O领域从业者表示了相似的担心:“58到家将上游阿姨资源和下游流量全部把握在手中,即便现在58到家还没有足够的资源抢占国内全部市场,而暂时借助第三方平台的实力,但当未来58到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其他第三方将如何处理和58到家之间的关系?”


一个来自上海的家政公司创业者就不得不将自己原来2C模式变成2B模式:“流量成本太高,让我们不得不加入58赶集联盟,作为第三方来支撑58到家的发展。”


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线上家政领域,58到家已经几无敌手,同时58到家自身也开始孵化新的公司,如最近因为改名引发风波的速运公司快狗打车。58到家的母公司58同城则已从O2O战场暂时抽身,更主要的精力已经先后放在汽车电商、二手电商(转转)、乡镇市场(58同镇)、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成功创业者的黄金时代之下,其实更多创业者沦为垫脚石。



当BAT巨头布局和行业渗透越来越深入时,创业者们试图寻找在坚持独立和与资本寻求合作上达到平衡。这场原本单点作战的O2O之战,在巨头与资本的裹挟下变得局势复杂起来。


2013年,陆文勇在中关村的车库咖啡参加了一场上门服务专场的创业者沙龙,并结识了在场的一位腾讯投资人。后来,也正是这位投资人,帮助e袋洗对接获得了腾讯的2000万元天使轮融资。


在参加这场沙龙的前一天,陆文勇刚刚向百度提交了离职申请。2012年10月,百度正式成立LBS事业部,这个包括产品、技术、运营等多个领域的新事业部,全面负责百度地图PC和移动互联网端的技术研发、产品升级、商业拓展等相关业务。在当时,这一举动标志着百度希望押宝百度地图抢占O2O领域先机。


从24券离开后,陆文勇在2011年加入百度。随着百度看重的LBS事业部的成立,陆文勇凭借过往团购行业的经验转岗去了该事业部。


可以说,百度是当时高举O2O大旗跳进战场中声势最浩大的一个。


2014年,百度将当时人人旗下的糯米网收入麾下,并将其更名为“百度糯米”。那一年,巨头们在转战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中使出浑身解数,腾讯凭借微信高歌猛进,阿里投资新浪微博后拿到了移动互联网船票,百度选择押宝LBS。


百度愿意收购糯米网,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其可以将糯米的团购业务与LBS的百度地图对接起来,建立护城河。糯米扛起了这个重任。也是在同一年,百度内部孵化项目百度外卖浮出水面,参与到了与饿了么、美团外卖的较量中。


2015年7月21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到61年来最强暴雨。也是这一天,李彦宏找百度出去的创业者回来聊聊,地点就约在百度大厦的私人餐厅。


饭后,饭后陆文勇和李彦宏聊了5分钟,双方确定合作关系,敲定了百度投资领投e袋洗的B轮1亿美金投资。


然而,曾放出豪言要“all in O2O”的李彦宏当时没有想到,在BAT围绕O2O的追逐赛中,百度投入巨大且踌躇满志,最终却不得不以放手告终。


2017年,陆文勇与李彦宏再次见面时,百度已经调转航线,重心已经转到AI。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局面是,百度糯米的角色从O2O转向服务内容营销;百度外卖在多次陷入卖身传闻后被饿了么收购,随着饿了么归入阿里麾下,百度外卖更名“饿了么星选”,成为饿了么在中高端餐饮外卖市场的补充。


虽然从战略层面俩看,百度舍弃了O2O,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百度等巨头资本的介入,一种区别于过往的全新生活方式被催生出来。


随之成长的,还有远远撇下了当年的竞争对手,与阿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小巨头美团。


在O2O战场上,阿里显然是个老牌玩家:2015年6月重启口碑网,以餐饮服务平台淘点点和蚂蚁金服线下资源为提升支付宝线下开通率,重新加入O2O主战场;先后投资聚划算、高德、阿里旅行(飞猪)、58到家等布局业务线实现流量多重变现;直到今年10月,阿里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此前收购的饿了么和口碑胜利合并组成。


而在团购大战中的披荆斩棘,到后来在多个业务上与阿里形成正面抗衡,美团用了将近十年时间。正如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所说,“我们跟阿里冲突的时间表,根本不是美团决定的,是阿里决定的。阿里买饿了么那一刻,就已经和美团正式冲突了。”


像是海水退潮一般,O2O裹挟着万千创业者走过曾经辉煌的几年,最终留下的却是极为少数的幸存者。尽管创业者和投资人对O2O的概念不再趋之若鹜,新零售、供给侧改革成为新的风口,但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创业行业使得传统线下服务得以被重塑,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新生活消费时代已经到来。

GE中国区总裁段小缨升任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1月24日,通用电气(GE)宣布任命段小缨为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直接向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Larry Culp)汇报。该任命将于2月1日起正式生效。升任后,段小缨仍将保留其GE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职务。


GE公告称,段小缨未来将全面负责GE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成长型市场的发展战略制定及运营,包括开创新业务、财务和风险管理,品牌建设、维护以及人才培养等工作。


自1996年加入GE,段小缨在该公司已有23年的工作经历,期间职责范围不断扩展。她曾先后出任包括北美和亚太区不同市场及业务集团的多个职务,涉及塑料、高新材料以及医疗等行业。


2014年7月,段小缨出任GE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是中国区首位来自本土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GE首位担任这一角色的女性。


目前,中国正是GE在全球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在医疗部门,GE有15%的订单来自中国,相较于过去四年翻了一倍。据其2018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健康医疗部门利润为8.6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2%,利润率达18.3%。


GE还在推进工业互联网生态在医疗等关键领域的落地,来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去年6月,GE曾计划将其内部第四大的医疗业务单独成立为医疗公司。同年7月,GE医疗加码中国市场,在上海成立全新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亚洲技术中心。


段小缨曾公开撰文表示,GE未来会在中国双倍加注。GE中国的三大战略——全面本土化、全球合作伙伴、全速数字化,就是为了抓住中国新一轮的市场机遇。


自从1892年爱迪生创建GE以来,该公司在发电、医疗、航空、照明、家电等领域影响巨大,被称为全球多元化经营的典范。但近年来,这家已有127年历史的“百年老店”深受财务困扰。


2018年6月,GE被移除出道琼斯指数。截至当年三季度,该公司总收入295.7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该季度因220亿美元商誉减值,导致单季度亏损高达228亿美元。


为转变局面,GE在一年间曾两度换帅,现接替约翰·弗兰纳里(John Flannery)担任CEO的拉里·卡尔普,上任至今还未满3个月。


出售资产、大力缩减资产负债表,GE正在全力向数字化企业转型。去年12月GE计划剥离公司的数字业务,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一家全新的工业物联网公司,该消息虽稍振股价,但仍未能转变GE的疲软态势。


2018年,GE股价重挫60%,债券价格下滑10%。截至发稿,GE股价为8.78美元,上涨0.57%。

恒大获30亿美元大笔融资,“老铁朋友圈”力挺

新年的第一个月还没过完,以恒大为代表的龙头房企在融资市场的运作已颇为积极。


1月25日,中国恒大(03333.HK)发布公告称,增发三笔一至三年期合计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5亿元)的优先票据,票面利率在6.25%—8.25%之间。


这次票据发行中,香港富豪刘銮雄家族也继续加码对恒大的投资。华人置业执行董事陈凯韵连同刘銮雄家族成员,共大手笔买入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约75亿元)的高级无抵押债券。


这已经不是刘銮雄第一次力挺恒大了。连同在2018年底买入的中国恒大的美元债券,刘氏家族已经投资中国恒大17亿美元的债券。有意思的是,虽然已经是11亿美元的超级大买家,不过大刘家族原本计划的购入量是20亿美元,因此次恒大发行的美元债市场反应较好,总订单量超过40亿美元,刘氏未及购买而作罢。


刘銮雄家族此次新购入的恒大优先票据,每年将仅利息就会超过5亿港元。而去年底,刘銮雄家族也认购了47亿港元恒大债券,预计年收益也在5亿港元左右。这意味着,刘銮雄家族合共购入恒大的这17亿美元(折合超133亿港元)债券,未来一年近利息收入就会超过十亿港元。


不仅债券,刘銮雄家族近年还频频增持恒大股权,目前持有中国恒大约9%股权。早在2009年恒大上市前夕,刘銮雄就作为基础投资者认购恒大5000万美元(时值约合3.46亿元人民币)股,从2017年开始,成为华人置业实际控制人的大刘太太甘比(陈凯韵),也数次持续重仓恒大。


根据华人置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底,确认来自恒大股份的股息收入净额约为11亿港元。


多次投资恒大的股权和债券,大刘对许家印的力挺可见一斑。这两位富豪的交情也由来已久,从2008年起,许家印还和英皇杨受成、新世界郑裕彤、中渝置地张松桥有过多次合作。这份真金白银的“老铁”友谊已经持续了10多年时间。就在不久前,大刘、甘比还同许家印、马云、张松桥等人一起过了2019年的跨年聚会。


恒大表示,此次增发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剩余部分将做一般企业用途。


无独有偶,另一家头部企业也在1月24日通过“朋友圈”完成巨额融资,不过他们的“老铁”不是富豪,而是银团。


中海地产1月24日晚间通过官方微信发布称,与20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订3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60亿元)五年期定期贷款,创公司在香港最大一笔银行融资,也是参与银行数量最多的一次。


早前一天,中海地产通过公告宣布,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已公开发行完毕,总规模35亿元,其中6年期规模20亿元,票面利率3.47%;7年期规模15亿元,票面利率3.75%。


这意味着在短短2天时间里,中海就完成人民币总计近300亿元巨额规模发债融资。


之所以需要如此巨额的融资量,也和中海去年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4000亿规模有关。不久前公布的2018年销售业绩显示,中海系列公司完成合约物业销售3012.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600亿元),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为了要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再增长1400亿元的销售规模,也就不难理解过去颜建国在融资端的持续加紧,以及2019年开年,就为公司资金囤下巨额粮草。


而作为一家在香港起家,成立已近40年的地产央企,中海和香港各银行间也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上述银行和中海在过去数年间就保持较为良好的融资往来关系。


颜建国在2017年回归中海不久后,就启动了180亿港币规模的银团融资,彼时参与银行15家,有不少家和此次提供融资的银行重叠。这笔融资在当时创下了中海最大规模的银团融资,时隔13个月,颜建国再度把这一纪录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月以来,房企间发债融资频繁,储备资金的速度提升。除了上述两家头部房企的巨额融资外,龙光、金科、富力、招商蛇口、荣盛发展、保利等房企也在1月启动期限、规模不等的公司债、贷款等融资工具。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到1月24日,上市房企已公布超过60笔融资及融资计划,总融资规模已经超过1500亿元,刷新最近1年多来单月融资新高。而去年直到6月份,房企公司债发行数量也只有63支,总规模723.7亿元,不少房企还遭遇了发债中止的情况。今年1月房企启动的融资,半数已经发行完毕。


除了融资渠道变宽,融资成本也出现明显下降。中原地产数据显示,包括中海此次融资在内,出现多家企业融资成本低于4%的情况。恒大此次发行的美元债券成本,最高也只有8.25%,相比此前的一笔下降了5.5个百分点。


过去的2018年,虽然房地产企业销售依然刷新历史记录,但业绩涨幅放缓带来资金压力加大,融资需求再度上升,而在当下规模化竞争持续的情况下,房企对资金的需求还将持续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