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特尔前CEO柯再奇离职后，英特尔在今年2月正式任命临时CEO司睿博（Robert Swan）担任该公司50年来的第7任CEO。英特尔首席财务官罗伯特·斯旺在一封公开信中称，英特尔核心战略并未改变，即从一家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公司变为一家以数据为中心的公司。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在近日的媒体沟通会中也强调，英特尔要从晶体管为中心转为数据为中心，让数据的价值体现出来。到2020年，数据市场总体规模将达3000亿美元，英特尔还有2300亿美元的空间要发展，“传统的PC、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非易失性存储，再加上物联网、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工业互联网等等，还有FPGA加速技术。”

“我们看到三个发展趋势：AI和5G将成为技术基础设施，用户对计算多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客户正在积极布局云到端。”英特尔公司市场营销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王锐表示，她认为，英特尔能够支持客户从云到端更快地传输数据、存储更多的数据、处理一切数据，加速数字经济落地。

对于英特尔围绕数据的技术开发计划和远景，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指出，以六大技术支柱为支撑，即制程和封装、架构、内存和存储、互连、安全、软件，将是英特尔进入未来10年，乃至下一个50年的驱动力。

英特尔2018年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710亿美元，但在关键时刻面临众多新障碍。新工艺量产推迟削弱了其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这是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有证据表明，英特尔一些最大、最可靠的客户正在考虑与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合作，或者自己生产芯片。云计算巨头亚马逊服务器芯片使用量惊人，该公司于2018年11月推出了基于自主研发的Graviton芯片的云端计算服务，称该产品将使服务成本“大大降低”。华为基于ARM架构推出服务器芯片鲲鹏920，挑战英特尔服务器芯片市场。

王锐对于竞争对手的挑战仍保持充分信心，“英特尔从来不乏竞争对手，比如AMD和英特尔，我们对竞争对手永远是高度重视，但是我们也有足够信心。”她说，“英特尔不光是从单一产品和产品的对比，而是非常雄厚的解决方案的实力，我们的架子打的非常牢固。‘担心’大概不会是我们用的词。”

围绕英特尔在中国掀起的产业互联网浪潮，英特尔在其中作何定位？英特尔市场营销集团行业解决方案部中国区总经理梁雅莉指出，迄今为止，英特尔的角色从未改变，仍旧是行业转型的基石，“前十年我们支持了所有云、所有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这一波所有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得益于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在下半场，我们（主要考虑）如何用这些新技术帮助传统企业转型，在产业互联网发力。”

英特尔市场营销集团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张怡璠强调，英特尔的产业属性和技术根底不只是想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英特尔的东西出来以后想的永远是怎么和产业一起往前走，产业有新机会了，英特尔自然在里面。”

近年来，围绕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英特尔与多家企业合作推动AI落地。梁雅莉举例称，在家电公司美的的微波炉产线上，英特尔与之合作，提供家电产线质量检测方案。以前微波炉的质检工序都是人工检测，引入英特尔的Movidius AI能力后，通过建立算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对于传统行业，AI最终还是要解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问题。

对于未来，英特尔称正以全方位的计算实力，和客户一起行动深挖数据红利的巨大潜力，将领先的解决方案落到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需求当中，推进数字经济的落地，共同开拓数字经济的未来。

2018年，我国汽车工业总体运行平稳，受多方因素影响产销量同比下降，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与此同时，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幅回落，各大上市车企市场表现和业绩显著分化，而做为衡量企业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之一，各车企的资产负债额也大幅看涨。

据《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7日，已公布年报的13家上市车企负债合计高达8656.12亿元，同比增长11%；平均负债率为66.15%。其中，有8家车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60%，且金龙汽车、金杯汽车、一汽夏利的资产负债率更是攀升至80%以上，分别达到81%、85%和97%。

有汽车行业证券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国内各家车企业务规模翻升，导致负债绝对数增长比较快。“现代车企经营的本质是资本经营，适度负债是经营财务管理需要。”但负债经营必须与企业资本经营需要与资金周转速度相适应。既要注意负债总量与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适度，又要重视资金营运结构与负债结构之间的配比关系。

13家车企累计负债8656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数据统计，截至4月7日，已发布2018年年报的13家上市车企负债高达8656.12亿元，平均负债率为66.15%。

具体来看，上汽集团、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的资产负债总额最高，分别为4980亿元、1339亿元和591亿元，上述三家车企资产负债率为64%、69%和53%；资产负债率方面，排名最高的三家车企为一汽夏利、金杯客车和金龙汽车，分别为97%、85%和81%。

事实上，2018年一汽夏利负债总额达43.94亿元，尽管通过转卖一汽丰田15%股权获得大规模现金流，实现净利润3731万元。但97%的资产负债率不仅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也创下了公司负债率的次新高。

有会计师对记者表示，资产负债率的高与低，并没有硬性指标，尤其整车制造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以及是否合理，要看该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国际化程度等各种综合因素。但如果持续超过80%甚至更高，说明企业的经营面临较大风险，因为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资产，大部分资产是靠债务形成的。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车企不断的举债行为，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公司在去年车市中的盈利状况。如上汽集团2018年负债额同比增长10.33%，净利润仅微增4.65%；比亚迪、金龙汽车负债额同比增长13.32%和5.35%，净利润却分别下挫31.63%和66.82%。

相较之下，中国重汽去年通过建立预算管理和考核体系，大幅度降低三项费用：报告期内，通过26%的负债降幅换来了近1%的利润提升。而长城汽车同样花钱有道，在精细化管理方面颇具成效。2018年，公司负债额投入同比削减3.7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净利润52.48亿元，实现了同比增长4.05%。

对此，上述会计师表示，公司负债行为更多关乎现金流情况，如果是长期借款，有可能是项目贷款，由整个项目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所以，公司负债额与合并报表净利润并非绝对地正负相关关系。

另据数据显示，有6家车企2018年的负债规模高于2017年的负债规模，占比近五成。同时，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车企还有小康股份、中国重汽、比亚迪、上汽集团和东风汽车。

对于车企普遍存在的高负债，有汽车行业证券分析师指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良劣应两方面衡量，即横向看同行，纵向比自己。如负债比例过低，不利于企业开拓和发展资本经营，提高企业效益；反之则会制约企业效益，影响财务信誉，最终造成股东权益和资本增值率的降低。

上汽集团单家负债占行业58%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上汽集团负债总额同比增长10%至4980亿元，这意味着仅其一家公司的负债额就达到13家公司负债总和的58%。

《证券日报》记者翻阅上汽集团2018年年报发现，令公司负债额高企的5个项目分别是应付账款1252.65亿元；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718.89亿元；其他应付款659.41亿元；流动负债预收款项153.5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46.14亿元。

对此，有证券部门人士向记者解释称，结合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来看，上汽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9021.94亿元，同比增长3.62%；净利润增长4.65%，可初步判断上汽集团增加的资产利用效率较高，资产增加较为合理。公司负债不断推高应与近年大规模扩张有关，总体来看公司的偿债能力风险不高，但仍需谨防财务风险。

记者注意到，上汽集团于2010年资产负债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470.94亿元。此后呈加速增长态势，2015年负债总额增至3007.13亿元，2017年更是冲破4500亿元大关。

对于上汽集团资产负债的高增长，有业内人士表示，快速扩张是企业负债高的重要推手，上汽集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债务的助力。从股东的立场看，在全部资本利润率高于借款利息率时，负债比例越大越好；而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公司应该在充分利用借入资金给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财务风险。

在上述人士看来，现代车企经营的本质是资本经营，包括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即实收资本和通过举债形成债务资本。“适度负债是经营财务管理需要。而如何在负债经营的同时，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资成本、提高资金营运效能，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环节。”

“这些展台上跟电网有关的设备，两年后可能就看不到了。”2019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一位ABB集团（下称ABB）员工对记者说。

“一些电气设备以后将归日立集团了。”这位员工指着展示的设备说。

具有超过130年历史的瑞士老牌电气工业巨头ABB，刚刚经历过大拆大卸——去年年底，它在资本的屠刀下，被迫割舍了市场份额占全球第一的电网业务。

近年来，电力市场不景气，ABB的股价一直未能达到激进基金、同时也是其大股东的Cevian Capital的要求。

在Cevian Capital的重压下，ABB将占其营收1/4的核心电网业务，以估价110亿美元出售给了日立集团。

抛却资本重压之下的拆分悲情，这些工业巨头的技术本身依然迷人。

一片雪白中嵌着三个殷红字母的ABB展台，在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11号展馆中处于“C”位。在其展台的醒目位置，展示的是一个机器人手臂，正在为排着长队的客户和观展人员现场组装个性化手表。

这是ABB基于智能和数字协作技术的未来工厂手表生产线。未来工厂以数字化为特征，将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柔性批量生产的需求。

客户通过基于机器视觉的显示板，可以清楚地看到订制手表的组装进度。德国总理默克尔在ABB展台参观时，亦获得了一块手表。

ABB的数字化手表生产线。摄影：周小飏

ABB还展出了一块一人多高的长方体冰块。冰块中冰封了一台电机和变频器。它想展示的是，该款电机在酷寒的恶劣环境中也能如常工作的特性。这款电机颇受石油、天然气客户的青睐，能满足他们在海底设施的需求。

一些客户在ABB的直流快速电动汽车充电桩前品评。据ABB展台人员介绍，这款紧凑型24千瓦直流快速充电桩，能承受的直流电压最高等级为350千瓦，目前ABB已开发出符合全球各地充电电器的标准接头，在中国也达到了国标要求。

和ABB面临同一个“屠夫”股东Cevian Capital的，还有200多岁的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它也出现在了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

同样在Cevian Capital的压力下，今年10月，蒂森克虏伯将正式一分为二。这家昔日的钢铁和军火巨头，将分成蒂森克虏伯工业公司和蒂森克虏伯材料两家公司。公司架构巨变，但没能影响工程师们对工业和技术狂热的爱。

在6号展馆，蒂森克虏伯的工程师在向客户们讲述“如何连接工厂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他重点介绍了蒂森克虏伯的工业物联网平台“toii”。toii的拼写来自IIoT——“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即工业物联网，它的发音像玩具“toy”，比喻各种机器设备经过连接后，在软件架构上能够像孩子们玩玩具一样。

蒂森克虏伯工程师在介绍toii。图片来源：蒂森克虏伯

toii由蒂森克虏伯材料服务业务部门内部开发，可以应用到多个工业领域。它能够将带锯机、弯曲机以及移动的铲车、起重机或者更复杂的设备数字化。

在另一个展馆22号馆，蒂森克虏伯带来了一个叫“三排滚柱轴承回转环”的新发明。这个圆形滚轴可应用于多个领域，比如风机涡轮上。展位上的工程师们，忙于向客户和参观者们展示这个大轴承是如何运行的。

三排滚柱轴承回转环。图片来源：蒂森克虏伯

眼看着一个个工业巨头们被拆分，另一大巨头西门子于去年8月主动调整了运营架构和业务，将先前的九个业务集团（Division）层级变为天然气与发电、智能基础设施、数字化工业三个运营公司和西门子医疗、西门子歌美飒、西门子阿尔斯通三个战略公司。

在9号展馆，首次以新架构亮相的西门子，颇具主场优势：4000平方米的展台面积是本次展会参展企业中最大的，宣示着德国制造优等生的咖位。它几乎将其所有的代表性技术和诸多行业产业链搬到了现场——从人工智能到边缘计算，从电机设备到工业物联网Mindsphere，以及为未来准备的区块链和5G模块。

西门子展台。图片来源：西门子

同样因资本压力，导致架构和业务进行拆分的美国工业老兵GE，已经两年缺席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了。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但GE也没闲着。两周前，其在荷兰的维灵厄梅尔推出了史上最大的陆上风机样机，随后，又忙着宣传阿联酋航空正在使用的GE基于分析的维护软件ABM。

GE可再生能源集团史上最大陆上风机样机。图片来源：GE

上述四大工业巨头，年龄加起来已近千岁，都不同程度受到资本压力。但技术可以暂时忘记资本的钳制，仍可对外恣意展示各自的工业之美。

也有不受资本钳制的另类代表——这就是位于11号展馆的“打死也不上市”的德国仿真科技公司FESTO。

FESTO展位上的工程师们向界面新闻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布展和技术：“我们的展位分为四块：仿生、运营、学习和建立。‘建立’板块上，我们展出的是个性化定制USB的生产产线……”

这家以电锯起家的自动化生厂商，成立于1925年，由Albert Fezer和Gottlieb Stoll合伙创立，现在轮到Stoll家族第三代掌舵。

FESTO最著名的是其仿生机器人：仿生水母、蜻蜓、海扁虫等。此次汉诺威工业展上，FESTO比较务实，带来的仿生机器人手臂能够模仿人类的抓取动作。

Festo的个性化USB生产线。摄影：周小飏

经历近一个世纪的财富积累，FESTO有足够的资本让工程师和研发人员们试验梦想。没有股价和资本回报的股东压力，FESTO算是工程师们和技术的乐土。

近日，格力电器的股权变动备受市场关注，15%的股份究竟如何安排？

据媒体报道，一名珠海国资企业人士认为，近期富士康科技集团在珠海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接盘方。

4月9日，富士康方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予置评。其态度是不否认、不理会。

这两年，富士康和珠海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末，就有消息称富士康将和珠海政府组建合资公司投设一家约600亿元人民币的芯片厂。

直到今年4月初，珠海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富士康建厂的地址浮出水面，基本确定了半导体厂的事实。

对于珠海的标杆格力电器，富士康投资的可能性大吗？

业内人士猜测，同为制造业企业，同类间投资也很正常。如果投资，富士康所占比例应该不大，比如，15%的股份中，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部投资占比5%。

不过，也有产业人士认为富士康投资格力电器，并不能为格力带来最大价值，阿里会是更优的选择。

富士康会投资格力吗？

格力电器4月8日晚公告称，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函告公司，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格力电器15%股份。转让价格以公开征集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复的结果为准。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

格力电器15%股份潜在接盘方有哪些可选项？

本报《董明珠最担心什么？》一文中分析，接盘者最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董明珠与河北京海担保联手，二是外部投资者，三是董明珠与河北京海担接一部分、外部投资者接一部分。

目前看来，富士康是外部投资者的有力竞争者。两者同为珠三角的企业，大家一起做事，投资对方企业也顺其自然，双方业务上也有可以联动的部分。

作为代工厂带头大哥，富士康对终端品牌亦颇费心力。十多年来自有品牌一直在建设中，最知名的是收购夏普、投资诺基亚。富士康若希望在终端品牌上获得更多建树，格力电器当然是优质标的。

另一方面，有意思的是，富士康的掌舵者郭台铭和格力电器代言人董明珠，都对半导体、手机十分执着。

格力手机的风风火火不必多说，去年，格力电器还投资30亿元间接入股安世半导体，这也是格力目前最贵的一笔外部投资。

在空调业务之外，“董小姐”也在努力为格力电器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另一厢，消费电子产品增长乏力，郭老板同样在为富士康探索新业务。

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富士康在珠海的半导体工厂是做全产业链，具体还没定。”

既然是全产业链，未来富士康和格力电器也有联接的可能性。

郭台铭早就表示，富士康一定会进入半导体设计制造领域。2017年，富士康背后的鸿海集团就已经重组了S次集团，专攻半导体。根据DIGITIMES报告，鸿海S次集团业务规划，包括半导体制造、芯片设计、软件、存储设备。

在珠三角多一个同盟，对富士康来说，是锦上添花。

假设富士康从格力集团手里受让格力电器股份，会呈现怎样的情形？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分析的一种可能是：15%的股份，将是5%+5%+5%，即，以格力电器管理层为代表成立的员工激励基金接盘5%，格力电器经销商（河北京海）接盘5%，富士康接盘5%。

不过，产业界也有观点认为，富士康投资格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对于格力电器来说，富士康能带来的帮助有限。

家电产业观察家刘步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从逻辑上讲，我认为阿里投资格力电器的可能性大于富士康。格力并不缺少制造能力，格力电器想要的先进的治理结构和全球销售平台，富士康都给不了，但阿里能给它。”不过，此前有媒体报道，阿里否认了有关接盘传闻。

郭台铭：进军半导体！

不论投资与否，富士康进军半导体的决心和动作十分坚定。

去年《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就显示，富士康、夏普计划和珠海市政府合作，在珠海建设芯片工厂，总投资有可能达到1万亿日元规模，投资的大部分由市政府等承担。

不过，富士康在珠海设厂早有端倪。2018年8月16日，珠海市政府和富士康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半导体设计服务、半导体设备及芯片设计等方面开展合作。富士康将面向工业互联网、8K+5G、AI等新世代高性能芯片的应用需求，与珠海市在半导体领域战略合作，推动珠海成为半导体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当时富士康内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项目还在商谈中，没有最终确定。

如今，珠海的投资基本明朗化。4月初，珠海市政府发布了《珠海市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宗地表和计划表》。

其中，供地计划中披露了珠海唐家的北围、金鼎的两处地块，用地单位（或意向单位）是富士康S次集团。不出意外，这将成为富士康珠海建半导体厂的地址，其中，金鼎的地块区域就在引进项目，建设高新区产业创新高地。

对于富士康来说，一方面是夏普和群创原本就有面板业务，这也是属于半导体显示产业。

另一方面，富士康对存储芯片等半导体的追求孜孜不倦。2017年，富士康就曾追逐过东芝的存储芯片，可惜最终落选。2018年，富士康旗下夏普还将半导体业务拆分出来，围绕富士康8K和AIoT事业，新成立的半导体子公司有助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业务系统。

郭台铭大举进入芯片领域，对于整合富士康产业链也有好处，本身在代工业务中就已经有一些半导体领域的基础。但是，设计、制造、需求等方面还是存在不少困难。

富士康此前已经在南京计划建设半导体研究中心，现在珠海有可能成为富士康最新的半导体基地，为何中意珠海？

首先半导体对上下游产业链要求很高，上游的技术、加工珠三角是最发达的，设备、人才、技术等配套成熟。下游来说，如果要销售给下游厂商，比如卖给手机公司、卖给电脑，在珠三角也很发达，商业区位较好。

其次，比较关键的一点是，珠海市政府本身对这方面很重视，也是源于产业结构上的重视。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产业细分定位更专业。深圳做核心研发、东莞做精密制造 、广州做显示半导体、珠海做芯片。湾区的产业集群更加细分。

同时，2018年11月12日，珠海市印发了《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集成电路产业是政策重点。

此外，广州和深圳成本高企，投资珠海正是好时机。城市土地多，特别是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再加上横琴政策助力，区位来说属于价值洼地。半导体是大规模投入，成本很高，地方政府需要有土地支持。深圳土地稀缺，广州自己早已预订了各种制造公司，华为过去东莞后，东莞能提供的区域也减少了，珠海则有更多期待。

起源于浙江温州的房企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梁”）正处在冲刺IPO的关键时期。经济观察网获悉，中梁目前已经挖来了两位财务条线的副总裁，助力其IPO事宜。

其中一位就是旭辉控股前任CFO游思嘉，游思嘉于2011年加入旭辉。去年11月25日，旭辉宣布游思嘉于2019年3月30日卸任CFO，同时担任旭辉的高级顾问。但知情人士透露，游思嘉年初就进入中梁担任副总裁。

游思嘉加盟旭辉的第二年，旭辉在香港主板上市。曾经亲自见证一家房企成功上市的游思嘉，常年驻扎香港，熟知香港资本市场。知情人士透露，他加入中梁后除了负责上市工作组，今后还主要负责中梁上市后的境外发债工作。

经济观察网获悉，在游思嘉之前，中梁还挖来了一位财务条线的高管，来自碧桂园的吴渊。吴渊此前是碧桂园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经理，同样熟知财务运作和管理。吴渊跳槽到中梁后，职位也晋升为副总裁。知情人士透露，吴渊主要的工作是梳理中梁的财务体系，统筹资金运营、财务中心等。

对于处于冲刺IPO关键阶段的中梁来说，寻觅到合适的财务系统负责人至关重要。此前中梁接连两任CFO都在短短时间内离职，引发了不小的关注。2018年4月，从泰禾跳槽到中梁仅4个月的CFO罗俊离职，而在罗俊之前，原绿地香港CFO游德锋在加入中梁不到半年也迅速离职。

此外，目前中梁的财务总监一职由凌新宇担任，他同时也是中梁的执行董事。凌新宇是中梁的老员工，自2010年11月加入中梁，先后担任过区域财务总监、资本营运中心主管等。

对于两位新任副总裁来说，中梁在财务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化空间，同时这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根据招股书，2015－2017年，中梁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103.87亿元、351.35亿元和796.81亿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快速增加至1184.2亿元，非流动负债总额122.4亿元，流动比率1.1倍。截至今年9月30日，中梁流动负债总额又大幅增长至1377.55亿元。

2015年和2016年，中梁的净负债率分别达到1335%和1790.2%，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339.5%，2018年上半年再次降至44.6%。

中梁方面在招股书中解释称，过去净负债率较高是因为主要应对业务增长其融资需求不断加强以收购额外地块，同时相关物业项目尚未开始预售及产生现金流入。而对于短期内净负债率下降如此之快的原因，中梁给出的解释是总权益扩大了。

中梁递交招股书迄今已有5个月。对于上市进展，中梁方面回应经济观察网称，目前依然在审核中，具体何时正式上市以公告为准。

马化腾再一次成为“布道者”。

与这位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一起奔波的，还有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而他们要布的“道”，就是产业互联网。

3月31日，马化腾出席2019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演讲主题是关于产业互联网。汤道生3月21日在清华大学与多位院士、专家闭门研讨产业互联网后，4月2日现身长沙，再度讲起腾讯的产业互联网。

2018年9月30日，腾讯宣布进行新一轮的整体战略升级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则是组建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简称CSIG），拥抱产业互联网。

这被外界解读为腾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样一家在国内拥有超过10亿用户，以社交、游戏、音乐等To C业务闻名的巨头，在历史上首次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To B业务的事业群。

“没有产业互联网支撑的消费互联网，只会是一个空中楼阁。接下来，腾讯将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马化腾在一次公开信中说道。

“产业互联网”，这个曾经偶尔见诸媒体的词火了。曾经被称为企业服务、To B、工业互联网的项目，很多都悄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产业互联网。这像极了一场大风将来时的样子。

本来就以To B业务起家的阿里巴巴也在向产业互联网延伸自己的影响力，11月26日，阿里巴巴进行了新一轮组织结构升级，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变化是阿里云事业群升级成为阿里云智能事业群，以加强技术、智能互联网的投入和建设。

紧接着在12月18日，李彦宏也发布了内部邮件宣布进行组织结构调整，ABC智能云事业部升级为智能云事业群组（ACG），同时承载人工智能To B业务和云业务。这一架构的调整意味着，百度也将云服务和To B业务摆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

作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机构，BAT的调整与在产业互联网中的布局，直接掀起了产业互联网是否成为了新风口的讨论，在这样一个巨头发力、创业公司丛生的行业里，创业者们与投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为什么红了？

“我不太认为有一个新风口叫产业互联网，做企业服务的就说做企业服务好了。”在新经济100人2018年CEO峰会上，BOSS直聘创始人兼CEO赵鹏直言。

这是一个尚未厘清的概念，在2019年3月31日的演讲中马化腾也再次对同样源于Industrial Internet的“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进行了对比，强调产业互联网相比较工业互联网所覆盖的范围更大，可以囊括服务业、农业等等行业，但他也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

不过在许多投资人看来，所谓产业互联网虽然与企业服务、To B等说法上或许存在细小的差别，但实质上说的是一回事。它与To C的消费互联网相对，从此前的关注人与人、与物、与服务的连接，变为物与物、物与服务之间的连接，以提升供给侧的效率。

这同样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刚刚进入互联网时代不久时，我国B2B服务1.0版本就已经出现，代表企业就是最早期主打企业与客户信息对接的慧聪网、阿里巴巴等公司。

而在2012年左右，随着中国钢铁、塑料等产能出现过剩，尤其是电商发展带来的销售渠道、链条和交易改造的启示，使得建设线上信息与交易平台成为一波创业热潮，创业公司从中撮合交易获得佣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找钢网、找塑料网等为代表的“找”系列。

2016年9月，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提出B2B服务已进入3.0阶段，他认为这个阶段的To B服务，“不是关心怎么买得最快、最便宜，而是关心怎么买到最适合的，怎么才能最快地获得服务”。

有趣的是，在B2B3.0概念提出前一年半，就已经有业内人士喊出了产业互联网的概念，这个与3.0几乎同时孕育的概念，两者在本质上几乎拥有同样的内涵，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之后大热的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上下供应链，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为多个行业企业提供服务，进而提高供给侧的效率。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腾讯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微妙背景。

2018年3月初，马化腾公布微信在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10亿大关，在此前后，腾讯的股价也一路飙涨至470多港元，市值一度高达4.5万亿港元（约合3.85万亿人民币）。

但隐忧却在此时埋下伏笔。10亿月活跃用户背后，2017年底中国手机网民数量为7.53亿人，微信渗透率已经达到97%，这意味着在国内已经很难在找到增量用户。在腾讯收入中，游戏曾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而随着游戏版号一度停发，社会舆论环境变差，腾讯开始承受很大压力，股价出现大幅下跌。腾讯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

据“故事硬核”报道，腾讯股票已经下跌近半年的2018年9月，腾讯集团总办成员在香港一个餐厅召开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从To C到To B，继续巩固消费互联网，重兵投入产业互联网”。

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腾讯在寻找新的增量中选择了产业互联网，更多出于公司发展战略、阶段与资源的考量，对于腾讯而言这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对其他公司会是如此吗？

爆发前夜？

双湖资本拥有母基金、直投等多种业务，总裁张艳五年前在美国挑选GP时就发现有很多基金专门做To B领域的投资，而且这些基金收益不错，有的IRR（内部收益率）可以做到20%甚至30%，而当时她在国内甚至“连一家都没发现”。

在张艳看来，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大家都觉得To C互联网到了一定阶段，都在找新的机会”，但从投资收益来看还不够好，不过她也相信，“还需要时间，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昆仲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钧同样认为，消费互联网增速放缓给产业互联网带来新的机会，“现在消费互联网不管是用户红利，还是本身的发展，不像以前那样疯长，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和关注角度”。

“企业服务确实已经处于爆发前夕。”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判断，他观察到美国的VC过去十年从企业服务上赚的钱要超过消费互联网公司，而且企业服务公司的数量相比较消费互联网甚至更多，大多数公司“都叫不出名字”，也不是特别大，也不怎么烧钱。“我们觉得中国也会是一样的趋势。”朱啸虎说。

蓝驰创投管理合伙人陈维广透露自己的机构与许多投资人都在关注产业互联网的赛道，这位曾经投出瓜子二手车、赶集网、青云等To C与To B两类公司的投资人，对于关注To B有着自己的逻辑。

陈维广认为对于专业的投资机构而言，布局To C与To B投资都是有价值的，“消费互联网项目的头部效应明显，投到其中的第一名第二名可能会成为百亿级的企业，但如果没有投中，产业互联网项目也可以作为补充。这些项目规模可能不如消费互联网那么大，回报倍数没有那么高，但是每个赛道有可能五六家活的都还不错。”

“之所以外界开始高谈To B，是因为To C的爆发性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不能因为To C红利陆续消失就制造下一个风口，引发新一轮泡沫。不是风口，不代表就没有机会。”陈维广表示。

实际上，企业服务领域一直是热门的投资赛道之一。有报道引用投中的数据显示，2014年起，企业服务开始受资本追捧，并于2015年达到高峰，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企业服务元年”。但2016年该领域投融资数量和金额开始有所回落，2018年开始，企业服务的投资开始回暖。

“去年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是，To C领域很多赛道开始尘埃落定。去年的产业互联网，各种因素导致这个领域大范围出现暖流、甚至是过热的情况。”源码资本创始合伙人曹毅表示。

王钧对于产业互联网投资的升温也感受颇深，“我们投资的产业互联网这类企业得到的关注度很高，热度蛮大”。他投资的企业服务项目中，有的在去年一年完成了多轮融资，也有项目开始受到大公司的关注，寻求并购的可能。“资本市场对这个方向和这类企业认可度还是挺高的”。

“从估值来看，现在产业互联网估值也不算低，有一些项目是10倍PS。”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震透露。

也有创业者表示，产业互联网投资热的确开始影响到企业，公司得到的投资人们的关注也多了起来，这是此前很少遇到的。

慢风口

“产业互联网还没有到真正的爆发期。”在自己主持的论坛上，陈维广总结几位产业互联网创业者的观点时表示。

在从事二手工程机械交易的铁甲创始人CEO樊建设看来，“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服务链条比较长，重度线下，从业务模式假设到验证反馈的周期比较长。组织上怎么让产业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融合，也有一定挑战。因此产业互联网爆发的速度和消费互联网相比，周期会长一些。”

“慢”成为接受采访的投资人、创业者们对于产业互联网成长与投资的共同认识。“To B或者To G（政府），都面临决策相对较慢的问题。C端用户可能在很短时间就做出决策，但是B端决策流程更长，如果招标还有严格规则，回款周期也长，这都意味着产业互联网项目很难像消费互联网项目那样发展。”王钧说。

相比较慢，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付费难。创世伙伴管理合伙人周炜曾经发现，企业以前做To B业务很难赚钱，“因为大公司可能直接就用大品牌，小公司就不太愿意为此付费”。

张艳也对比过中美两国企业对于企业服务付费的情况，结果是美国的企业一年在IT方面的支出超过中国支出的10倍以上，这直接造成了过去To B企业发展的窘境，“我们过去也看一些直投企业，发现收入始终增长不起来，如果从大客户端切入，做着做着就变成定制化开发，速度特别慢，销售增长特别差。如果是从大规模以To C的打法打入，基本上收入不可持续。”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不适合To C的那一套东西，先烧钱搞补贴，抢占心智，把消费习惯培养好冲起来之后再挣钱，这不适用于To B市场。”王钧表示。

相比较To C企业多种多样的可能与爆发性，有投资人直言To B项目不够兴奋。

周炜认为，如果像过去互联网那样，把连接和效率的问题在产业互联网上重复一遍，是有一些价值，但自己真正关注和希望的是“想办法用AI等技术的介入，解决目前很多行业优质供给始终不足的问题”。

宣布拥抱产业互联网的腾讯同样面临着质疑，一个最为广泛流传的观点是“腾讯没有做To B的基因”。

当这个问题被“故事硬核”记者抛给马化腾时，马化腾强调“这跟基因没有关系”，他进一步解释说，“有些工作不难，就像施工队，谁都能施工，质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问题是：施工完有人用吗？做出来的东西跟消费者是不是连接？而我们能连接好用户。我有很多用户群跟你合作来连接，有巨大的优势。”

马化腾的回答意味着，即便是做To B，腾讯也会利用起自己无可比拟的流量优势，推动To B业务的发展，毕竟所有To B的链条，都要以To C变现来作为最终的出口。

尽管存在种种短板，但接受采访的投资人们都表示非常看好产业互联网的未来。“我对这个事很笃定，它一定是个大方向。”王钧说。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产业互联网天生存在的成长速度相对偏慢、难以一家独大、数量多、无需大规模烧钱等特质，未来几年这一领域的投资与创业可能将会持续受到关注，但它也很难成为共享单车、无人货架等等那样“猪”满天飞的风口。

2015年底，在一家媒体主办的“2015中国产业互联网峰会”上，有一场论坛被命名为“产业互联网的风口与浪尖”，几番讨论下来，雄心资本创始人王冠雄总结嘉宾观点称，“产业互联网现在是风口。”

两年后，2017年12月底，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曾任阿里巴巴执行副总裁与参谋长的曾鸣在一场演讲中也预言，“未来三年，产业互联网的突破将是可见的方向。”

现在，产业互联网的风真的要吹起来了吗？

2019年4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官网发布了第318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本批公告中还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9年第3批）》，共包括67户企业的178个车型，其中纯电动产品共64户企业164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共6户企业11个型号、燃料电池产品共3户企业3个型号。

根据2019年新能源车补贴新政策：从2019年起，符合公告要求但未达到2019年补贴技术条件的车型产品也纳入推荐车型目录。此次，已经开始出现不享受补贴的进入目录车型。

同时，新补贴政策中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的补贴档位调整为：400公里及以上补贴2.5万元、250-400公里补贴1.8万元。因此，此批新能源车目录中不少车型的续航里程参数精准地“卡”在了400公里档次。例如，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帝豪牌编号为JHC7002BEV25、JHC7002BEV26的两款纯电动轿车。

根据公告，奥迪一款纯电动轿车未获得国家补贴，原因是其电池能量密度未达标，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指标要求——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质量能量密度不低于125Wh/kg，而该车型为121Wh/kg。

2019年的第3批目录面对新补贴阶段的市场要求，续航500公里和电池密度超170Wh/kg的乘用车车型都有推出。

根据乘联会提供的综合数据来看，2019年第三批新能源车目录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超过160Wh/kg的纯电动车用车占比达41%，今年前两批目录占比分别为33%、40%。而2018年的新能源车目录中仅有10%的车型电池能量密度高于160Wh／kg。

例如，上汽大通牌 SH6481N1BEV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达到164.8Wh／kg；比亚迪牌 BYD7003BEV6纯电动轿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达到160Wh／kg；广汽传祺牌 GAM7000BEVA0E纯电动轿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更达到了170Wh／kg。

除此以外，2019年第3批乘用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高于120Wh／kg的占到100%，140Wh／kg以上占到90%。

本批目录中续航里程为250-299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为3款，占比7%；300-399公里的为17款，占比40%；400公里以上的为22款，占比52％。其中，续航最低的纯电动车型为宝骏牌 LZW7002EVBHW纯电动轿车，恰好卡在了“250公里”补贴最低要求档位，10.9%的电耗系数也为本批最低水平。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称，本次推出的车型的续航里程普遍在400公里，其中比亚迪达到500公里，续航能力相对较强，而且从电耗系数来看，相对来说都优于平均水平的20%以上，应该能拿到比较高的补贴。

从2019年第3批新能源车目录中可以看出，补贴新政中更高的技术门槛要求对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效果已经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