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采访乔治·马丁（George R.R. Martin）之前，我被告知要严格遵守以下规定：第一，不能问与《冰与火之歌》系列第六部《凛冬的寒风》相关的问题。马丁于2011年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至今有大量书迷向其催稿。第二，把重点放在他的新作，讲述坦格利安王朝历史的《血火同源》上，这么一来什么都好说。这些规定让我在准备采访内容时颇为焦虑。马丁大概是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他的每一句发言都会被媒体仔细解读，他的作品至今已大卖九千万本，而且当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经常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没有多少作家能做到这几点。在《冰与火之歌》被拍成电视剧之前，在肖恩·宾成为奈德·斯塔克、艾米莉亚·克拉克成为丹妮莉丝·坦格利安之前，我就已经是马丁的书迷了，甚至与作者有过简短的交谈，像我这样的书迷总会有点儿沾沾自喜。虽然我知道传闻都说他脾气不太好，但我真的真的很想问问他《凛冬的寒风》写得怎么样了。结果马丁在采访中自己提到了这本书，他本人热情而健谈，除了提及这本大家翘首以盼的作品的创作进度，他还谈论了名与利等话题。

我们首先聊到了《血火同源》，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从坦格利安家族的“征服者”伊耿到杰赫里斯间的300年王朝历史。马丁承认，自己之前从未有过书写这本书的打算。《血火同源》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一本他放在茶几上做摆设的书《冰与火之歌的世界》。这本书于2014年出版，由两位“涉猎广泛的书迷”艾里奥·M.小加西亚和琳达·安东松编写而成。马丁本打算只去“稍微润色和扩充一下列王和几场战争的历史，可能再去填上几个坑”。但他发现这个写作过程太有趣了，本想只增加一些小细节，最后却写出了35万字。“我们完全偏离了这本书的整体概念，”马丁说，“现在这本书，更准确地说它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坦格利安王朝的历史。”

此书以学城学士葛尔丹的口吻写作，葛尔丹是一个“古怪易怒、固执己见的老家伙”，书中，他一边把数百年前的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一边向人讲述着这些历史故事。这种叙事结构使得马丁可以在葛尔丹整理资料时，充分利用其他角色的不可靠性碰撞出火花。书里有一个名叫“蘑菇”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下流的矮人，只对历史上的淫秽内容感兴趣。

马丁一直很喜欢通俗历史；《权力的游戏》的部分灵感来自于玫瑰战争。“托马斯·B.科斯廷于20世纪50年代所著的四册讲述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作品是我的创作模板。这部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很老派：他对战争、幽会、谋杀、阴谋诡计和背叛行为等‘猛料’颇有兴趣，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浪潮和文化变迁则着墨甚少。科斯廷把金雀花王朝的历史叙述得相当精彩，所以我也来试着写写坦格利安王朝的故事。”

《权力的游戏》第七季片场照：康勒斯·希尔饰瓦里斯，彼得·丁拉基饰提利昂，娜塔莉·伊曼纽尔饰米珊迪，艾米莉亚·克拉克饰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利亚姆·坎宁安饰戴佛斯·席渥斯，基特·哈灵顿饰约翰·雪诺

图片来源：Sky Atlantic

前作中的兄妹乱伦、驯龙、暗杀行刺等情节俯拾皆是，作为以书写勇气与荣耀之故事著称的作家，马丁的新作必定不会让书迷失望——看看书中这段出自先知之口的预言吧：“当龙到来时，你们的皮肉将灼伤起泡，烧为灰烬。你们的妻子将在火中起舞，尖叫着任由火焰触碰她们的身体，使她们变得淫邪赤裸。你们将会看到你们的孩子痛哭流涕，直到他们的眼珠子融化成水，像果酱一样从他们的脸上滚落……”或者看看这几行文字背后的故事：“她看见儿子奋起反抗他的叔叔，结果却和他的龙一起丧生了。过了一会儿，她的二儿子跟着他到了火葬之地，却被塔城的提安娜折磨致死。”

“这里面还可以挖掘许多新故事，”马丁承认，“要是我年轻30岁，我可以分分钟把《群龙的狂舞》（讲述坦格利安家族内战）写成系列作品，或者写写伊耿是怎么当上国王的。杰赫里斯和亚莉珊有13个孩子，他们每一个其实都应该有一部人物小传，讲述他们的得意和失意，凯旋和死亡……创作这些真的很有趣，我很高兴能重新回到那个世界。”

马丁谈起《凛冬的寒风》这本读者期待已久的作品时的态度则跟他讲述《血火同源》时大不一样。“我已经跟它较劲好几年了，”他承认，“《凛冬的寒风》相当于是把正常十几本小说的内容放到了一本书里，每一部分围绕的都是不同的主角、不同的主角团成员、不同的反派和同盟，每个主角的恋人也不一样，这些内容通过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全部交织在一起。所以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相反，《血火同源》则容易得多。并不是说它的创作过程简单，我毕竟也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它完成，但比起《凛冬的寒风》来说它算是好写的。”

“人们阅读奇幻小说是为了给生活带来不同的色彩。我们在奇幻文学中可以见证美好的奇迹，这便满足了我们内心的渴望。”

马丁自制了表格帮助自己理清人物关系和人物特点，他表示“很多张纸都被我写满了”，而且“如果我忘了哪个角色的眼睛颜色，身在瑞典的艾里奥和琳达可以告诉我”。现如今他还可以在《冰与火之歌》的维基百科上进行查询。他创作过程真正顺利时的状态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早上端着咖啡坐在书桌前，会一头倒在面前的书页上，当我醒来，外面已经天黑了，咖啡还在我边上，但已凉透了。我这一天是在维斯特洛大陆上度过的。”

马丁出生于1948年，长在新泽西州的贝永，他还是孩子时便已开始写作，小时候的他曾把自己写的怪物故事卖给其他小朋友，从中赚得几便士。高中时期，他开始为粉丝杂志写超级英雄的故事；在接触漫画书后，他变得对科幻小说和奇幻文学颇感兴趣，并且意识到书里并不只能讲“迪克、简和萨莉住在城郊，他们养了一条名叫点点的狗”（出自美国儿童读物《迪克和简》）这样单一的日常生活的故事。

“我住在联邦政府提供的住房中，家在港口和仓库附近……迪克和简则住在一个可能是外星球的地方，”他说，“后来我发现了蝙蝠侠和超人的存在。那些故事真正震撼了我，他们的冒险新奇有趣。任何精彩的故事都可能发生。”

中学时期，他读了托尔金的作品，“没错，我被他彻底震撼了。”再后来，马丁被西北大学的新闻专业录取，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以“良心反战者”的身份继续进行写作，并投了几篇短篇故事赚取稿费（其间他也在美国志愿服务队做义工），同时，他还兼任某个国际象棋联赛的管理人员，以及兼职做老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1979年，他开始全职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太空歌剧《光逝》于1977年出版，1982年，他又出版了吸血鬼历史题材的《热夜之梦》。他同时也为一些电视剧做剧本编审和制作工作，他制作的剧集包括好莱坞的《迷离境界》和CBS的《侠胆雄狮》。

马丁在艾美奖颁奖礼上 图片来源：Jordan Strauss/Invision/AP

但“在他内心深处”，他一直想尝试写作一部奇幻史诗风格的作品。“托尔金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但在托尔金之后，奇幻史诗作品的创作一直处于低谷，出现过很多模仿托尔金风格的作品，其中很多都糟糕透顶，”他说，“我不想让自己跟这些作品扯上关系，对我来说，它们只模仿了托尔金作品的缺点，丝毫没有抓住精髓。”

1991年，《权力的游戏》起初的章节“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当我开始动笔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一个怎样的东西。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短篇故事而已。我当时只写了他们找到冰原狼幼崽的那一章。后来我开始深入探索这几个家族，然后整个世界便活了起来，”马丁说，“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展开了，我必须把它们写出来。所以创作这个作品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作家本身也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

《权力的游戏》开篇，布兰·史塔克攀登临冬城的高塔时发现了詹姆和瑟曦·兰尼斯特的乱伦行径，因而被詹姆推下高塔，险些丧命。这本书的结尾，布兰的父亲奈德·斯塔克被年轻的国王乔佛里·兰尼斯特斩首，同时，丢掉铁王座的“疯王”伊里斯·坦格利安的次子韦赛里斯·坦格利安在妹妹丹妮莉丝的旁观下被烧熔的金子浇到头上烫死。在这个系列已出版的五本书中，因维斯特洛大陆铁王座而死的角色不计其数，他们死亡的场景血腥残忍，且常常出人意料——一名主要角色被自己的儿子用十字弓射死（在他蹲马桶时）。在《冰雨的风暴》中，几乎一整支军队在臭名昭著的“血色婚礼”上惨遭屠戮。

更加杂烩、更加黑暗、更少英雄主义的《权力的游戏》第六季 图片来源：2017 Home Box Office, Inc. All

托尔金把马丁带上了奇幻文学的道路，但马丁的作品风格跟《指环王》大相径庭——更加杂烩、更加黑暗、英雄主义展现得更少。“我认为每一位当代奇幻文学作家的创作都带有托尔金的影子，但我永远无法精准捕捉他的表达方式，因为实在是太独特了。他跟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虽然我们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中世纪式的社会，但我的写作角度与他并无相似之处，包括对战争和性爱的基本态度等等，所以我只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马丁说。

威廉·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感言一直被马丁当作自己的写作准则——只有“人内心的矛盾斗争……才值得写出来”。“我觉得所有值得一读的小说也都具备这个特点，因为这样才算真正描写了人性。你的故事场景可以设置在外太空，或者巨龙盘桓的城堡，也可以设置在迪克和简居住的城郊，或者市里的某个小角落。但无论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什么地方，它的内核讲述的都是人的故事，探讨他们如何做出正确和错误的决定，如何生存，以及探讨善与恶的含义。”

“我们都有心情不好只想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名气是好坏参半的东西。”

马丁有很多名人粉丝，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声称自己15岁就开始阅读马丁作品的尼尔·盖曼。“他的作品包括一部宏大而黑暗的太空歌剧，一个发生在水道上的吸血鬼故事，以及一本讲述神秘谋杀案、颇有摇滚范儿的奇幻小说。每一本书，每个故事都各不相同，而且描写得都十分深入。他凭借《权力的游戏》走入大众视野，我为此高兴，但我希望大家也去读读他的其他作品。”盖曼说。他把自己形容为“因为一篇捍卫乔治·马丁的博文而出名的作家”，2009年，他曾公开在博客上对催促下一部《冰与火之歌》的书迷喊话：“别把乔治·马丁当你的小弟使唤。”

在2013年HBO制作《权力的游戏》剧集之前，《冰与火之歌》系列就已经是畅销书了，但电视剧把这部奇幻巨作带到了主流大众面前。马丁在出版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时从未想过会有今天的成绩。“我也曾跟所有年轻作家一样，梦想拥有名声和财富。现在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我可以告诉你，有钱真好。”他说。马丁用自己的稿费在美国圣菲买了一家电影院，就在他和妻子帕里丝的家附近（他们1981年相爱，2011年走入婚姻殿堂，马丁当时在博客里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能说什么？我就是动作慢，无论是在写作进度还是……呃……其他事情上”）。他们为初出茅庐的奇幻文学作家设置了奖学金，还为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狼群保护区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喜欢这些作品带来的财富，但它们带给我的名气则是一把双刃剑……只要我去机场和大城市，或者参加公开活动，我就得做好随时被人认出来的准备，大家都想跟我拍照。我的粉丝人都很好，但你管不了他们，你无法阻止他们过来搭话。我们都有心情不好只想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但我如今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可以说是好坏掺半吧，名气这东西。”

《权力的游戏》粉丝在2015年伦敦的一个展览会上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for the Guardian

此外，现在的创作也有了更多的压力。他承认，《权力的游戏》的超级风靡为继续创作带来了更大难度。而且电视剧的剧情赶超小说也是一大问题。

“这部电视剧在全球大受欢迎，书也十分畅销，好评如潮，正因为如此，每次我坐下来准备动笔时总是有意识地告诉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十分精彩，这让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说，“另一方面，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会进入那个世界，我最近写《血火同源》就是如此。我会一边沉睡一边想着伊耿和杰赫里斯的故事，醒来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内容都打出来。奇幻世界以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不在乎晚饭吃的是什么，不在乎最近有什么电影上映，不在乎有谁给我发邮件，也不在乎谁因为《凛冬的寒风》没出版而生我的气。这一切都消失不见了，只有我笔下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是进入这种沉浸的状态有时候很难。”

马丁产出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实在太忙了。除了写书，他还在与包括简·古德曼在内的编剧共同创作HBO正在开发的五部《权力的游戏》前传的剧本，前传中的其中一部《长夜》讲述的是5000年前的故事。他同时还担任尼迪·奥科拉弗的科幻小说《谁惧怕死亡》改编电视剧的监制。马丁自己的超级英雄系列小说《百变王牌》也将被搬上电视银屏（“我希望这部剧不只一季，最好拍个两到三季吧”），他还透露，“还有几部HBO的剧集正在开发中，但我目前不能说。”

“它们都很有意思，但有时候我会感到有点儿晕头转向。不过这没什么不好。”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大脑都不会停止对新书的创作。那么，奇幻文学究竟为什么让读者如此欲罢不能呢？

“人们阅读奇幻小说是为了给生活带来不同的色彩，”他说，“我们循规蹈矩地生活，但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去寻求更加刺激的经历。一些男男女女把这种渴望付诸实践，他们潜入海底，攀上高峰，或者飞向太空。但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毕竟是少数。我认为每个人都想去做这些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不愿意过梭罗所说的‘平静绝望的生活’，奇幻文学就是我们勇敢去闯的通行证。我们在奇幻小说中可以去往神奇的地方，见证美好的奇迹，这便满足了我们内心的渴望。”

那么马丁对龙怎么看呢？“噢当然，龙也很迷人，”他咯咯笑着，“只要它们不跑到你家门口就行。”

随着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双年展渐次开幕，11月的上海洋溢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11月11日，在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最后一天，Artnet大中华区总监兼Artnet中文网出版人张然、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嘉名、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王辉以“艺术市场的流动及发展趋势”为题展开对谈，探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及上海成为新兴全球艺术中心面临的挑战。

在对谈中，张然首先援引了Artnet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全球拍卖统计年报2017》的数据解读了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现状。2017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全球范围内拍卖总成交额为71.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对比十年前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增长速度（20%），并未达到先前较为乐观的市场预期。

2017年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成交额过亿的作品数量增长幅度较大，全年共有38件此类作品，相比2016年增长了一倍有余，较2013年更是增长了近10倍。2017年，中国艺术家作品首次以过亿美元的价格成交（齐白石的《山水十二屏》自4.5亿元起拍，经过多伦竞逐，以9.315亿元成交，约合1.41亿美元），与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培根、蒙克等西方知名艺术家达到了同一个价格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地区中国文物艺术品成交总额较上年增长了62%，其中纽约佳士得的“藤田美术馆之稀世藏珍”专场对地区整体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场拍卖在一夜之间创造了2.6亿美元的成交额，一举超过2016年整个北美地区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成交总额。与此同时，中国油画与现当代作品的海外市场前景良好，成交平均价格提升至20.74万美元，达到了市场巅峰。

然而中国大陆依旧存在拍卖结算的问题。截至2018年5月15日，所有2017年成交的拍品中完成结算的作品总额仅为总成交额的4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成交的拍品中，完成结算的比例进一步降至28%，显著低于2016年的48%。

今年恰逢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25周年。王辉表示，嘉德与中国艺术品市场同步发展，至今总成交额达到670亿元人民币，过亿的拍品达27件，也为部分艺术家创造了拍卖纪录。王辉指出，艺术品拍卖市场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较强的联系，2011年恰逢中国经济形势较好的阶段，同年也是嘉德的业务高峰期；从2012年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拍品均价回调的过程，2014年平稳上升，2017年至2018年又到了相对稳定的阶段。除了拍卖业务之外，嘉德也与文物管理部门密切合作，为中国政府推出文物保护相关政策条例提供了诸多市场依据。“中国艺术品市场虽然有起伏，但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市场。佳士得有200多年的历史，我们算是中国历史较长的（拍卖行），但跟国外相比还很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发展空间。”他说。

关于将上海打造为新兴全球艺术中心的问题，张然指出，一个健全的艺术中心需要包括艺术家、策展人、藏家、一级市场（画廊）、二级市场（拍卖行）、美术机构在内的完整生态系统。她认为，近年来上海各大美术馆举办的高质量展览打造了良好的艺术氛围，不仅推广了有潜力的中国艺术家，也将国际艺术家介绍给国内，“高质量的学术展览能起到艺术普及和教育的重要作用”，为上海打造全球艺术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她同时指出，在艺术品交易领域，中国存在过于投机的问题，收藏家大多源于投资因素购买艺术品，市场相对浮躁。

汪嘉名告诉在场听众，上海自贸区的文化艺术投资产业至今只有五年的时间，但已经在和各家艺术机构、拍卖行的合作中看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逐渐走向规范化的趋势，也为文物艺术品出入境提供了更加便利安全的条件。根据汪嘉名的介绍，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自贸区的很多政策与香港对标，在文化艺术投资领域非常重视呵护、培育市场。2018年年底，上海自贸区将建成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全球最大艺术品专业保税仓库，其运营标准也对标全球顶尖水平。“在整个艺术品发展过程中，我们学习香港的先进理念，转化为我们的政策措施，既能够合规合法保障利益，又能够为艺术品交易和市场发展添砖加瓦。”

王辉认为，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够加快艺术品进出境的审批时间、允许更灵活的艺术品进出境方式，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贸区功能，为相关艺术机构提供帮助。他指出，虽然国家一再下调艺术品关税（目前为1%）以支持艺术品交易市场发展，然而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仍然保持在16%的高位，不利于中国海外文物的回流。他呼吁国家在增值税环节进行改革，进一步鼓励文物回流。

张然发现，中国领先其他国家率先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这也给中国的艺术生态带来了变革。“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线上交易是非常领先的，包括大家都在用微信，组建微信拍卖群。很多年轻的艺术收藏家和爱好者会从Instagram上发掘艺术家。”她认为，中国在艺术品线上交易方面走在了前列，她看好科技创新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诸多海外知名画廊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西方艺术家与艺术品给中国艺术家/艺术品造成的竞争压力也是一个热议话题。张然指出，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仍然占据70%-80%的（国内）市场份额，西方艺术品对中国本土市场的冲击力仍然有限。张然认为，一级市场目前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海外画廊的进驻让中国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在同一个市场里进行良性竞争，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其实对比同时代的西方艺术家作品，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价值并不低，特别是70后、80后年龄段（的艺术家）。”

王辉同意张然的观点：“西方一级市场进入国内，能让国内的画廊更好学习西方画廊的管理经营经验，把一级市场做好。”他指出目前国内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发展有一点畸形，相较于二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一级市场的发展远远不够。因此，开放也并不是坏事。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会影响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吗？张然认为，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下行时期反而是藏家愿意接受性价比高的作品的时期，因此当下形势为鉴别优秀艺术家和艺术品提供了契机，艺术机构也应该做更多工作，扶持中国艺术家在全球的发展。王辉认为，市场普遍认可的经典作品永远都是有价值的，因此对于拍卖行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专业度和市场判断能力，获得最优质的拍品。

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说过，教育是“我们能用以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武器”，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亦云“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2018年11月2日至3日，以“艺术机构的教育本质”为题的国际美术教育大会艺术管理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馆西厅如期而至，本次论坛力邀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34个机构的重要学者、专家、机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共45位正式参会嘉宾，不仅是百年校庆之际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高等美术教育国际顶级学术盛会——国际美术教育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创办以来成功举办的又一项重量级国际学术研讨活动。

中外与会嘉宾合影

论坛开幕伊始，本次国际美术教育大会秘书长、艺术管理论坛中方主席、学术召集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余丁教授首先发表致辞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并向大家介绍论坛基本情况。“今天，教育是所有艺术机构的终极目标，这就意味着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艺术机构都具有教育的本质。艺术机构的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要为教育做出努力，艺术机构正在、也必将在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我们将围绕‘艺术机构的教育本质’这一主题，通过两个板块的15位嘉宾发言、三场圆桌讨论，以及一场实时连线的全球艺术管理教育大会筹备会的举办，从多个维度展开深入研讨和对话交流。”

新时代下 艺术教育及艺术管理者的新思考

教育是文化机构内部秉承的核心信条。然而数字化一代的年轻人更习惯于从互联网、虚拟社交平台等途径获取信息，面对新时代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机构该如何提升其社会职能，如何与时俱进的配合更广大受众的终身学习成为艺术教育机构及艺术管理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前艺术管理系主任、美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AAAE）前任主席简·杰弗里（Joan Jeffri）女士在以《教育在艺术和文化机构中的多维角色》为题的发言中强调，教育是文化机构的本质，它可以促进批判的思维、创新、合作。“认识其自身在教育方面的使命，并在社会和世界发展中扮演多维角色，是机构应当秉承的最重要的信条。”同时，杰弗里指出，尽管艺术机构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在传统机构和体系当中，艺术机构仍是被边缘化和处于劣势的。“所以，艺术机构必须为自己发声，持续运用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形成跨界对话，激励创造和创新，并且特别关注教育项目的管理和营销，这对于艺术机构扮演好在社会教育领域的角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建设上，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胡安·克鲁斯（Juan Cruz）着重强调建立更具现代性的跨学科联盟。他以《探索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关系网》为主题，通过对艺术与人文学科发展方向、艺术与人文学科背后的价值观与责任，以及其现阶段发展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在电视、电影、出版、游戏以及一些创新产业飞速发展的当下，艺术与人文学科必须与之相应发展，从而履行其对社会和整个人类发展的责任。”但克鲁斯教授同时指出，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在研究现代性的同时，应有能力将自己从所处的时代中抽离出来，用更具历史观的视角去看待当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艺术与人文学科的现代性，从而对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关系网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探索。”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文化艺术的创新和组织”研究生项目主任的卢卡·赞（Luca Zan）教授同样引导学生从全球化视角看待历史。他通过《艺术教育中的文化遗产与文化管理》为题介绍了博洛尼亚大学艺术管理课程，探讨如何正确开展历史和文化教育。“现在的学生对自己的传统不够了解，对外界就更知之甚少。我们的教学希望呈现一种全球语境，以及教会他们对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文化遗产、历史、组织之间的关系。”此外，卢卡·赞还在发言中强调了其对“艺术管理”的理解，“我更习惯用Art Management，而非Art Administration。前者更多强调‘组织、管理’本身，即如何在工作中设计、策划及分配。而后者更倾向于行政构架，也往往让人直接产生关于‘赚钱’的联想。艺术机构及其管理需要丰富其人文内涵，从而实现其社会教育职能。”

谈及艺术管理，就离不开“领导力”的话题，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荣誉教授克劳斯·西本哈尔（Klaus Siebenhaar）先生以《艺术教育与领导力》阐释了艺术机构如何通过形成有效的领导力，发挥其在社会中更多元和重要的作用。西本哈尔教授认为，领导力主要是为了促进创造力，而不仅是关于管理。对于艺术机构管理者而言，领导力更是使命、视野和价值观的反映。这些要素直接作用于机构的定位、运营和艺术教育的成果。“在全球化视野下与跨文化思维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附属的艺术机构形式，我们真正需要有领导力的管理者来创造人类亟需的精神栖所。”

“大美育”——艺术教育向社会美育的外延

如果说艺术教育是对人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那么美育则应该是直接关乎“人”的培养。随着不同文化艺术机构对于艺术教育的不断关注，艺术教育也不断突破其狭义的概念，丰富其多元化内涵，在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社区建设等维度呈现出更多崭新面貌。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余丁教授以《聚焦美育：中美博物馆的对话与合作》分享了关于艺术教育到社会美育范畴的思考。余丁教授指出，不同于西方美育，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其出发点是改变国民素质，强调国民性，因而中国美育的兴起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首个博物馆机构的成立——南通博物苑也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建立在于“开化明智”，使之成为美育渗透的一个载体。

在谈及中美博物馆机构的美育工作与交流方式时，余丁院长认为，现阶段中美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藏品交流、展览交流，到现在人员与管理方式的交流；由实物与操作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交流对话，转化为对于人才培养的对话；由中国博物馆同仁们出国被动学习、被动接受，变成了一种经验的分享。由此，余丁院长指出，当代博物馆教育应该关注两大焦点：对思维方式的训练与塑造，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就将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教育活动，上升到了更多‘关怀活动’的层面，更强调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余丁教授强调，“美育不等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一个途径，而美育是育人的一种途径。”

同样关注美育课题的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教授以《机构创新与社会美育》为题，从社会需求和机构创新的角度阐释了二者在促进美育发展中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 以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博物馆机构及文化艺术活动为例，赵力教授指出，当下中国人民对于文化的需求大幅增长，无形中促进了文博机构在接待能力、内容呈现、经营策略、观展体验等方面工作的创新与提升。同时，一批民营和新形式的文化艺术机构也积极拓展其教育职能，通过更好的美育服务争取将人流转化成消费人群。他特别列举了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毕业生创建的“涂思美育”、“青年艺术100”等机构以公益为宗旨设置的创新教育项目，这些项目对常设机构进行社会美术教育的补充，在将学术资源进行整合、转化成社会美育的公共资源方面，有着长足的优势和突出的贡献。赵力教授最后强调，“针对社会需求的变化事实，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我们艺术教育的对象是小众精英的，还是服务公众需求并带动社会审美提升和社会美育发展的。机构的教育本质应该指引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新方向和社会美育的新态度。”

奥地利新丝路协会的副主席昆特·皮特尔（Guenter Pytel）将艺术、社区、管理放入城市语境中，他强调，一个城市不仅要解决其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还要解决精神层面的人文环境营造问题，艺术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以《艺术融入智慧城市：规划与管理》为题，昆特·皮特尔诠释了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它由智慧商业（Smart Business）、智慧生活（Smart Living）、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智慧社区（Smart Citizen/Smart Community）、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智慧基础设施（Smart Infrastructure）、智慧社会流动性（Smart Mobility）、智慧环境（Smart Environment）等部分组成。他指出，丝绸之路秉持的和平、开放、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也可以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在中国，存在大量土地被浪费的问题，如何更好的规划社区及艺术机构，为土地赋予新的生机，让艺术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艺术是一门通用语言，不仅能够为当地的居民找到与城市沟通的语汇，更能为不同国界和文明间的人们提供新的对话平台和方式。美中文化协会——百人会附属文化机构主席杨雪兰女士以《通过儿童美术教育搭建中美文化交流桥梁》为题，通过介绍在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中开展的中美青年教育项目，为听众提供了用艺术与教育活动搭建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的成功参照。以与中央美术学院共同在纽约举办的“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项目为例，杨雪兰强调，“跨文化的美术教育及交流活动不仅能够提高两国青少年儿童的艺术和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美国各个阶层年轻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青少年是国家和地区间了解和交往的新希望，当他们通过艺术教育获得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渠道，艺术教育就不仅具有当下的意义，还能够作用于未来。”

在艺术教育不断完善其社会职能的同时，也得到了旨在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培养艺术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公益性基金国家艺术基金的持续关注和助力。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文以《支持美育工作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为题，与听众分享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成功案例。秦文女士介绍，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包括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对传播交流推广项目的资助，以及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的资助。“作为推动我国艺术繁荣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国家艺术基金也将继续支持美育工作，努力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生活、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而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非盈利机构的改革与创新 以三大博物馆为例

一直以来，教育都是博物馆机构重要职能之一。而对于受众的研究与分析，如何组织和设计更好的活动环节以有效实现这一功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持续思考的话题。来自大英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台湾美术馆的专家分别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一议题的思考。

用心的策划与宝贵藏品的精妙组合是吸引参观者走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也影响着参观者对于艺术感知力的培养。英国大英博物馆中东部助理部长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围绕着《策展人之维：培养儿童对博物馆古代艺术的兴趣》主题，通过对大英博物馆儿童古代艺术教育案例分析，以博物馆管理者的角度阐释了关于儿童以及成人艺术兴趣培养的独到见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讲述故事的命题，”芬克尔先生认为，艺术教育的趣味要胜于一般意义的说教。以其馆藏刘易斯象棋与《哈利波特》中下棋镜头的结合为例，芬克尔强调为观者营造“情景代入式”的感受。此外，博物馆艺术熏陶的力量不止于博物馆内，书籍影音也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从而潜移默化培养人们对于艺术的兴趣。总言之，博物馆管理者要做到多方位的考虑，从观者的角度、兴趣点出发，让观者更好的参与其中，寓教于乐。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从创始之初就是全球现代艺术博物馆发展的风向标，并在当下不断调整方向，适应时代发展。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诠释、研究和数字学习部的主任莎娜·伯丁逊（Sara Bodinson）女士以《现代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80年：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为题，探讨了在数字化时代到来时，博物馆美育的职能变化和发展方向。伯丁逊指出，对于观众行为的学习和研究是制定美术教育内容的重要依据。同时，活动的设置要具有“可及性”，即秉承非营利机构实现社会教育价值的宗旨，为不同受众提供平等的教育。例如，对老龄群体、残疾人士、阿兹海默症患者等群体的关注和项目策划。除此之外，伯丁逊教授还格外强调数字化技术和多种传播方式在博物馆美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用线上传播的方式辐射更多人群，消除没有来过的人对我们的一些误解。并提供更多的免费资源，可以让更广泛受众了解我们的机构和藏品。”“博物馆只有不断地将研究与评估工作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才能够更好地挖掘公众的美育需求，达到良好的美育服务体验，最终将博物馆自身的价值观传递给每一个关注博物馆事业的公众。”

台湾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台湾美术馆前任馆长薛保瑕女士在其发言《跨越单向的年代——美术馆与艺术教育的交融》中分享了其在任职期间在美术馆转型以及国际化领域的相关案例及经验。薛保瑕强调，“国际化不是指艺术家的来源，而是指美术馆机构以国际视野和国际化的运营方式策划和呈现活动。”针对台湾美术馆欠缺对于亚洲艺术的深层讨论的问题，薛保瑕女士举办了第一届亚洲艺术双年展以讨论亚洲艺术的现代性，通过对外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更好的认知本土文化状态。薛保瑕女士还强调，艺术机构是文化艺术的推动者，通过美术馆这样的文化艺术场域创造一种活动方式，可以让艺术受众在这里留下片刻记忆并在最后转化成为跨越单向的历史素材，从而达到一种延续的目的，这也是美术馆在转型年代中的又一重要角色。

艺术市场与艺术教育：商业机构的美育职能

随着社会美育的普及以及公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需求不断提高，包括画廊、拍卖行等在内的相关商业机构也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在探讨拓展艺术机构社会教育的多重维度的同时，也必将离不开上述机构的介入。如何均衡艺术市场与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良性互利发展，也是在探讨艺术机构和艺术教育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荷兰国际艺术市场研究学院主席、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奥拉夫·维苏斯（Olav Velthuis）发表主旨演讲《艺术教育与艺术市场》

在题为《艺术教育与艺术市场》的主旨演讲中，荷兰国际艺术市场研究学院主席、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奥拉夫·维苏斯（Olav Velthuis）先生着重探讨了全球艺术市场语境中的艺术教育问题，并特别关注商业画廊承担的对多样化的观众开展当代艺术教育的角色。维苏斯教授认为，“尽管画廊常常被视作商业机构，但应该认识到，它们同样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角色，这一点是由艺术市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回答‘为什么艺术市场需要艺术教育’这个问题，则是讨论盈利性机构教育功能的一个关键步骤。”他还特别指出，因为艺术——尤其是现当代艺术——的价值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盈利性机构对于艺术作品的阐释能力和必要性不亚于博物馆，因此，前者对在全球艺术世界中共建一个健康的环境至关重要。

苏富比艺术学院（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自1969年成立以来，现已成为艺术商业教育领域的领头羊。本次论坛邀请到英国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艺术商业研究主管伊恩·罗伯森（Iain Robertson）先生，他发表了题为《新艺术与新市场》的主旨演讲，对全球当下形成的新经济和文化秩序进行概述和考察。在提到中国的艺术机构时，他指出中国有能力也需要为形成新的世界文化中心做出贡献。“300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现代艺术与西方的进步联系起来。比如，油画、现代主义……而如何因地制宜将原生态的当地文化自发地向现代艺术演变，就如同从张大千到中国现当代艺术，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艺术面临的问题。”此外，罗伯森先生还特别提出，希望来自中国的收藏家能为今天的全球艺术市场带来新的变化，并在21世纪的新市场中发挥更大力量。

作为中国艺术品行业领先企业的负责人，嘉德文化集团、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先生以《嘉德文化与教育发展战略》为题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盈利性机构最大的成功在于将艺术品交易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寇勤先生表示，“目前人们对于拍卖的认识还过分狭窄，仅仅注意到艺术品市场天文数字一般的拍卖价格，却未曾认识到这些市场价值从根本上源于‘教育’。”他介绍道，在嘉德拍卖启动之初，嘉德集团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宣传、出版等教育活动，意在解答“文化遗产是财富还是糟粕”、“艺术品究竟有没有价值”、“艺术品的价格规律”等问题，完成一种知识的普及；嘉德集团还并特别推出了“艺术品投资”的概念，旨在吸引更多人群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兴趣和关注。他特别指出，“对艺术的热爱，是支持艺术市场发展的根本。”他重点介绍了新近落成开放的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及其举办的学术展览、儿童教育活动，以及嘉德集团的文库出版项目、线上线下的国际艺术课程等，分析盈利性机构如何整合资源，建立特殊的教育渠道，以形成全方位的?化艺术产业的链条，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良性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外专家圆桌会议 思想碰撞共商未来

本次艺术管理论坛除了15位嘉宾精彩纷呈的主旨发言之外，还邀请包括美术博物馆、拍卖行、艺术园区创始人、艺术基金会等相关机构的专家以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单位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共同参与圆桌讨论。

以“观念转换：艺术机构的多重角色”为主题的圆桌会议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讲师陈旷地博士主持。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管理》主编、董峰教授，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常务副主席张蓓荔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林一教授，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旭先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菁汝女士，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名誉主席、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专家、星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谢大京先生，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院长（西班牙）易玛·孔萨雷斯·布依（Inmaculada González Puy）女士等嘉宾纷纷从自身的专业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出发分享了各自建树。

由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林一教授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讲师冯雪博士共同主持的圆桌讨论围绕“创新实践：从中国经验到全球视野”展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党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和云峰教授，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管理系党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孙亮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陈淑霞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张朝霞教授，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周晓音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郑勤砚副教授，以及参与连线的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林宏鸣教授纷纷参与讨论并发言。

以“重构与再造：艺术管理教育的未来使命”为主题的圆桌讨论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张正霖教授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康俐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单增教授，观唐艺术区的创始人李保刚先生，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院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王凤苓教授，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院长张旭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助理、艺术管理学系副教授吴杨波，沈阳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党支部书记兼负责人高丽娟教授，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主任于建刚教授和尚8文化集团董事长余博女士相继发言并参与讨论。

美、中、欧三地连线 筹备全球艺术管理教育大会

为推动全球艺术管理教育合作发展，本次论坛现场参会代表同时与美国艺术管理教育协会（AAAE）和欧洲文化管理与政策联盟（ENCATC）领导人进行实时全球连线，共同探讨未来全球艺术管理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并商议举办“全球艺术管理教育大会”的筹备事宜。

本次筹备会发起人兼主持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高度的国际化，搭建全球平台，拉动中国艺术机构和艺术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是我们计划举办“全球艺术管理教育大会”的初衷。另一方面，正如同习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所启示，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从更高的视野层面考虑构建全球艺术机构与艺术管理的共同体，从而促进平等对话和交流，有助于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共同保护和相互尊重与理解。

提到中国的传统工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匠人、传统、历史与传承。但随着工业化的变革，机器逐渐代替手工生产，数字化逐渐成为新的设计驱动，所谓的传统工艺正在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境遇——消失或者重塑。

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一批中国乃至世界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试图用现代科技中的算法、3D打印等技术将中国传统工艺的核心保留下来并进行创新。

基于这一点，不久前刚刚举办了强调当下数字化现象的“数字之维”展览的深圳设计互联，近期又邀请了陈幼坚、朱哲琴、石大宇、杨明洁、章俊杰、邵帆、刘建华等50余位设计师，举办了一场名为“造物新世代”的设计展，并就传统工艺如何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如何定义当代工艺以及如何在教育中提高新一代对“新”工艺的认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深圳为数不多的以艺术设计为主的展馆项目，深圳设计互联｜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去年10月刚刚开幕，其主展厅致力于探索数字化设计的未来，将深圳从“制造中心”向“智造中心”转型；V&A展馆则将持续V&A馆藏中选出涉及时尚、摄影、家具、产品与平面设计、戏剧和表演等多个领域的藏品进行展出；除此之外，它的内部还开放了一间330座的剧场，用于举办音乐会、演出和放映活动。

本次的“造物新世代”就位于设计互联的主展馆之中。根据设计师作品主题的不同，该展览主要分为了手工复兴、方法与技艺、迭代与创新以及理想社会四个部分。

“深山”里的传统艺术

家具品牌“素生”就是建立在传统手艺之上创新的品牌之一。其创始人章俊杰在本次展览中，通过数字建模设计并展出了一系列根植于竹编工艺的艺术作品。

“我在2011年底的时候参加了浙江绍兴嵊州一个竹编的展览，它是曾经的一个国营工厂的厂长举办的，展出的作品都是这个工厂在1960年代时期制作的。我当时也是偶然过去看了一下，但是大开眼界，他们所有的竹编都做的非常精致，惟妙惟肖。”章俊杰对界面记者回忆道。

而这次经历也为当时已经身为产品设计师的章俊杰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开始更多的关注起了中国的竹编工艺，并在2012年找到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手工艺匠人开始进行长期的合作。

同样擅于挖掘“深山”传统工艺的还有位于上海的环保品牌店klee klee，该店一直致力于推广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并于2015年与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以及云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合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独龙族项目’”。在设计互联对该项目的介绍中，独龙族人世代居住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山区，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却拥有独特的传统纺织技术以及运用这种织布技术编织成的彩色条纹毯。在2016年，klee klee邀请了两位独龙族的织布艺人与设计团队共同接受培训，从而使这种传统工艺得以重见天日。

类似的在偏远地区发掘出的传统工艺还有很多，而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只是体现在美学价值上，更多的则是在向当代社会展示着过去以及不同地区人们各自的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传统工艺并不传统，它在当时也是现代的工艺。这是人们造物的方式。”在现场展出了竹制家具的设计师石大宇在此前接受策展人潘爱心的采访时说道。

工艺新革命的“难”

不过，无论是对于设计师本人还是传统工艺原始的传承者们来说，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及接受原始手工艺的新面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章俊杰对此深有体会，“在我刚开始找到合作的手艺人的时候，他没办法理解我所说的这种创新设计。因为他所掌握的技巧在他做学徒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在几十年里，他最多也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的到来对他是一种冲击。”

这其实也代表了掌握中国传统工艺的一批手艺人的想法。在接触不到社交媒体以及种种数字化手段的时期，这些手艺人日复一日以最纯粹的手工工艺进行创作，而由于很多传统手工工艺对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些已经成熟的工人师傅至少都有着20几年的经验，他们很难再去接受新的东西。

跟据章俊杰对界面记者的描述，他们在后来也接触了一些其他的工厂，也了解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竹子加工，在后来跟老师傅的不断沟通中，也使他最后接受了更为艺术化、现代化的竹编成品，而本次展出的竹柔系列，虽然设计过程与数字建模息息相关的，而它的编织方式仍是比较传统的。

但即使能够被传统手工艺者所接受，再将其进行合适的创新依旧不容易。“你在创新的时候，首先要去理解这种材料，了解人们在之前用这种材料做了什么，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在当代把这种材料利用起来，并且做到能够与过去相连接。”同样以竹为核心材料的设计师石大宇解释道。作为出生于台湾但生长在美国的他来说，如何与做到与传统结合的创新则更加有难度。他指出，当代设计师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材料，应对不同的行业及客户，他们更习惯于用电脑去处理这些事，反而没有时间去真正了解他们使用的工艺或者材料。

“我之所以做家具，是因为他非常贴近生活。中国最好的家具在明代，由文人们对工匠进行美学和功能上的指导，然后有工匠亲手制作，而我现在也是将我的设计，概念与工匠们相连接，去研究他们所缺乏的生产技术，从而实现我的创意。”石大宇在展览的介绍中讲道

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值得传承

在策展人以及设计师们眼中，这种融合了创意、新技术与传统工艺的新设计，远远比单纯的为传承而传承的传统工艺有价值的多。

“在很多中国设计师眼里，传统工艺更像是一种苦闷的修行，它被理解为日复一日对技术的沉醉。但实际上，我们现如今再去面对那些沾染着农耕社会生活痕迹的技术与艺术，真的就能找到文化自信么？只有那些经过了‘革命’的手工艺，才能更新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杭间在该展览举办前夕就曾给出了这样的言论。

章俊杰在接受界面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值得去传承。在他看来，即使是传统的手工艺，其实也在一直向前发展，但是作为传承者更多的是要去理解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是否可以被当今的生活以及市场所接受。而工艺从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一种加工手段，不管是手工还是机器，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要去保留它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比如说细致以及在环境上的可持续性。

“传统工艺不能只做表面上的继承，”章俊杰补充道，“我看到很多品牌为了所谓的传承工艺，会把传统手工艺直接应用在自己的品牌中。其实这更像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在驱动，你在某个山沟沟里发现了一种手工艺，然后你把它带到巴黎去做一个展览，这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概念性的短期行为，更像是一种发现。而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的去做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发现工程。”

这也代表了“造物新世代”的参展设计师们的心声。

无论是建筑设计师黄明建以油纸伞为创意制作的空间建筑，还是Michael Young利用3D打印技术在陶瓷作品上呈现出的珐琅工艺图案，他们都以传统工艺为设计灵感的一种启迪，从而使其更加的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从而做到更自然的传承。

而这种传承亦没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以钻研中国传统手工艺材料为主的设计团体“品物流行工作室”将其在杭州的“融设计图书馆”也搬到了展览的现场。他们在工作室成立十年的时候创立了该公益组织，通过对全国31个省份手工艺品的解构，呈现出了更多传统手工艺的材料并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全世界的设计师都可以来这里寻找想用的手工艺或者材料，并通过每个材料与工艺背后的作坊去创作一些新的设计。”品物流行的创始人之一张雷在展览中介绍道。

在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想传承、要传承这些手工艺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依旧无法衡量是否可以用现代科技去与传统工艺做一个融合。

“设计互联提出的工艺并非是对老套工艺传统的乡愁，而是对新商业模式、新生活方式、新科学技术与新文化感知力的灵活运用。这批造物新世代参展者，展现出来的就是工艺是可以塑造未来的。”设计互联馆长Ole Bouman在开幕现场说道。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月19日。

当地时间11月7日，2018年度龚古尔奖在巴黎德鲁昂饭店揭晓，法国作家尼古拉·马蒂厄（Nicolas Mathieu）凭借小说《追随他们的孩子们》（Leurs enfants après eux）捧得了这一法语文坛最重要的奖项。这部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四个青少年在虚构的法国东部城镇的生活。1992年，14岁的安东尼和他的表兄弟偷偷驾驶一艘独木舟，驶向另一个海滩，并在那里偶遇了第一次恋爱，度过了青春期的夏日时光。马蒂厄用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全球化时代全世界青少年面临的不公与困境，据他自己介绍，这是一部关于“教育”和“幻灭”的小说。法国媒体评论称，《追随他们的孩子们》一书洋溢着90年代法国文学的韵味。

尼古拉·马蒂厄《追随他们的孩子们》

马蒂厄出生于1978年，大学主修历史和电影，做过记者，2014年出版了小说处女作《动物战争》，后被改编为电视剧。他听闻自己获得龚古尔奖时非常惊喜，因为这部获奖的小说仅仅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龚古尔奖本身只能为这位作家带去10欧元的奖金，但这一奖项将大大提升其作品的销量（超过45万册）以及作家的声誉。历史上获得这一奖项的小说包括普鲁斯特的《在花枝招展的少女身旁》、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大人先生们》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

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最高文学奖项，设立于1903年，每年颁发一次，面向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但作家并不局限于法国公民，由图书编辑向评委会投递作品。 2016年荣获此奖项的作品是青年女作家斯利马尼的小说《温柔之歌》，小说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保姆杀婴的故事，中文版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去年出版，译者为法语翻译家袁筱一。2017年获此殊荣的是法国作家艾瑞克·维亚尔（Eric Vuillard）的《日程》，作品讲述了在1938年德国入侵奥德利的背景下，德国工业资本家与希特勒媾和、为其崛起发挥关键作用的故事。

第五届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在今日上午举办的“文明互鉴：网上文化交流共享论坛”上，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陈睿详细解读了中国Z世代的文化与自信。他认为从今年开始，Z世代作为年轻人主流的一个年代也开始了。

Z世代主要是指出生于1990至2009年这个阶段的人，现在的平均年龄是18岁。陈睿总结了这一代的Z世代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是物质富足的一代，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是中国真正受过高质量教育的一代人，不仅是他们的学校教育的质量高，而且家庭教育的质量也高。第三个特点是他们是生于互联网的一代人，从有记忆开始，他们就在互联网上消费就在互联网上娱乐、消费。

“而哔哩哔哩主要用户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就是Z世代。”陈睿透露，在过去四五年的时间，哔哩哔哩用户的增长是60倍，在今年7月份，哔哩哔哩的月均活跃用户达到了9800万。“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82.1%的用户是90后和00后，而中国所有的90后和00后加起来是3.28亿。”

以下为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陈睿演讲实录：

陈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是哔哩哔哩的陈睿，我今天的主题是讲中国Z世代的文化与自信。Z世代其实讲的是出生于1990至2009年这个阶段的人，当然这个阶段的人我们目前来看肯定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现在是18岁，今年也是出生于2000年就是00后成年的一年，当然我也可以认为从今年开始，我们也可以认为Z世代作为年轻人主流的一个年代也开始了。

Z世代它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它的特点应该是我们中国空前的一代人，其实讲到哔哩哔哩，大家首先想到是年轻人喜欢，为什么年轻人他对于文化和娱乐的需求他就跟好像和我这样年龄岁数大一点的70后不一样？因为我认为这一代的Z世代他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物质富足的一代，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中国这一代的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是没有物质短缺的经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是用过粮票的，可能很多在座的90后、00后都不记得粮票是什么，我小时候跟我小学同学讨论比较的是吃好的，吃糖，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不太在意物质上的激励了，因为他们从小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会有更多的需求转到精神和娱乐的一个要求上，因为这一块他们是真的有兴趣的，这一块是除了物质之外能够真的激励他们。

第二个，我觉得是教育，他们是中国真正受过高质量教育的一代人，不仅是他们的学校教育的质量高，而且他们家庭教育的质量也高。

第三个，他们是生于互联网的一代人，现在的这一批90后、00后，他们从有记忆开始，他们就在互联网上消费就在互联网上娱乐，中国宽带的普及是2004年，而这一带90后、00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宽带普及后度过的，比如对于我小时候来说，小时候如果停电了我会特别不适应因为我从小就习惯了要有电视看，要有电灯。比如对于我来说如果把我丢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过一个星期，我还是很容易适应的，但是你如果把一个00后的人丢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过一个星期，我估计他们会很难熬，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习惯网络了。

哔哩哔哩主要用户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就是Z世代，我们在今年7月份，我们的月均活跃用户达到了9800万，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82.1%的用户是90后和00后，而中国所有的90后和00后加起来是3.28亿，每四个中国年轻人就有一个人是中国哔哩哔哩的活跃用户。在过去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用户的增长是60倍，用户的快速成长其实本身就说明了90后和00后，他们对于内容和娱乐的需求是有差异化的，而哔哩哔哩是可以满足他们对内容和娱乐的需求。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哔哩哔哩？因为这里有属于他们的内容和文化，比如充满想象力的动漫内容，动漫的爱好者从腾讯的一个统计现在是3.3个亿，65%是Z世代，而从艾瑞的统计来看，85%的动漫的爱好者是上B站的，而且哔哩哔哩不仅仅是动漫用户多，我们本身也是国产原创动画。Z世代的文化是充满创造力的，他们除了欣赏优质的文化内容，他们还喜欢创造自己的内容，从B站的内容组成来看，89%的播放量是来自于我们叫做PUGV，就是由专业的创作者他们去创作视频，而这些视频它跟普通的相比具备更高的创作性和艺术性，从我们的统计来看，这些视频的创作者绝大部分也是90后和00后。这些创作者创作的视频我们叫做UP主，它不仅覆盖了音乐、演奏，还覆盖了生活、时尚等11个圈层。这些创作者不断的创作，其实构成了哔哩哔哩流量增长的发动机。

其实不仅是视频作品，甚至他们喜欢的偶像，都是他们创作出来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哔哩哔哩是互联网上最主要的原创音乐的产生地之一，我们每个月都有超过一千首原创音乐的诞生，而有很多原创音乐的歌手也是用户创作出来的，我们可以放一段非常简单的场景，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洛天依。

第三个特点用户是充满求知欲的，我相信这一部纪录片大家应该听说过，它应该是2018年豆瓣评分最高的纪录片之一，而且我们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涉及到纪录片的出品和制作，上面这些纪录片都是由我们参与出品和制作的。

目前，B站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纪录片出品方之一，其中的原因就是90后和00后非常喜欢看纪录片，为什么？其实刚才王晓晖总说娱乐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浅薄，我想说的年轻人更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浅薄，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们对于内容品质和内容深度的要求也比我们当年强，真正的肥皂剧不是年轻人在看，是年轻人的妈妈在看。比如传统文化在B站的兴起这一代人不再崇洋媚外，他反而会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亮点，B站有很多舞蹈文化演奏都是跟传统文化相关的，我们政府在号召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传统文化的复兴靠的其实是年轻人，因为如果年轻人不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传统文化就断掉了，如果年轻人能够自发的去弘扬和自发的去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用担心没有人喜欢因为它会一直传承下去。

当我们看这些年轻人喜欢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轻视也一定不要否定，所有的主流文化都来自于年轻人喜欢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消费国，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消费，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这一代年轻人他将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真正的文化强国，因为我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所具备的这种创作力，他们所具备的人文素养，他们不仅能够消费最好的文化，他们也能够创造更好文化，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去。

谢谢大家！

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集生态城市馆与生活图书馆于一体的云中图书馆，头顶悬浮的云状物来自园区的雨水回收系统，光伏拉索筑成的室外会客厅，遮阳之时还可发电；地上五层、地下一层，总面积3万平方米的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图书馆，不仅专设了无障碍阅读区，而且配备了完善的自助借还机、图书除菌机、电子阅报机、自助办证机和图书检索机；还有专设在科技园区的外研书店（东升店）、将科研机构资源与社会共享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第二家24小时书店三联韬奋海淀分店，以及让大学教师当志愿者的清华园街道荷清苑社区图书室……这就是海淀区的阅读生态，如果用三个概念来描述，那就是“高科技”“高水准”“强互动”，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城区的突出特色。

外研书店（东升店）

精准服务园区高科技读者

临近中午，东升科技园内正是午休时间。在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的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北领地，坐落着包括文思海辉、去哪儿网、豌豆荚、纳恩博、中国知网等在内的多家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北京外研书店（东升店）所在的6号楼LaVie生活美学馆，集园区内饮食、购物、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书店内上下两层的设计也将门店零售与会员阅读服务进行了区分。

一楼门店开放式的陈设中，提供饮品的吧台正对面开辟了一小块舞台，台前用简易座椅排成了五六排坐席。一到中午，这里的小舞台会上演各种文艺范儿十足的主题活动，像“午间有戏”、Wednesday Art等艺术普及讲座和演出，以及不定期举行的新书分享、主题讲座，还有面向园区及周边居民开放的共享图书角、绘本故事会服务。一方小小的书店，成了园区的文艺角。

“园区希望我们把活动引进去，把园区文化阅读氛围和周边居民的文化生活都丰富起来。”北京外研书店（东升店）负责人付帅介绍，东升店自今年4月在园区开业以来已累计举办50多场活动，每周五店里还有改革开放系列专题讲座。“不少在园区上班的年轻人说，因为有了这个书店，连辞职的冲动都变小了。”书店针对园区的年轻人做了专门调研，发现大家不是买不起书，而是“买不起放书的地方”。为了解决这种阅读需求，书店开放资源面对读者办理年卡，“一天一元钱，一张卡既可以借阅全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还附赠咖啡兑换券和讲座座位预留权限，书店就兼具了图书馆和书店的双重功能。”据介绍，目前已有数百位办卡读者，对年轻读者来说，365元的年卡并不算特别大的消费，但却能够满足实际需要。

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图书馆

辐射社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总面积3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一层，于2016年7月开馆的海淀区北部文化中心图书馆（北馆），是不少海淀人心中的网红图书馆。馆内基础设施完善，设有图书阅览区、电子阅览区、报刊阅览区、无障碍阅读区、少儿图书馆、主题阅览区，以及多功能厅、休闲交流区和创客空间等不同类型的学习区域。相对于总馆相对逼仄的空间，这里大开大合的建筑风格给阅读提供了全新的升级体验。

走进北馆一楼，宽敞的大厅旁是刚刚开放不久的少儿图书馆。为了符合少儿的阅读习惯，除了传统的书架摆设外，阅读区还有亲子阅读帐篷区、儿童手工玩具区等特定区域，方便带着孩子的家长实现馆内亲子共读。图书馆设计馆藏80万册，阅览坐席1200个，全年无休，大门向周边居民敞开。即使在工作日，每层的图书阅览区也常常座无虚席，在馆内备考或查阅资料的学生和职员是这里的主力军。

“在馆内二层，我们有两个阅读空间，从开馆到现在举行的主题阅读活动已经超过70次，惠及人次达到38万，推广图书大约是1.5万册。”海淀图书馆北馆办公室负责人金春爽介绍，馆内针对阅读展开了六大品牌活动，其中一个板块叫“艾上读书会”，主要是针对老年、青年、儿童以及弱势群体，通过组织读书会的形式，发起共同阅读，目前已覆盖近2000人次。在馆外，北馆走出去为社区、学校、养老院、残联、部队等送阅读，流动服务260场，涉及21万人次，累计拓展服务点30个。“今年6月，北馆还和稻香湖合作，将文创产品和书籍向外推广，希望能把馆外流动、集体外借服务融合起来。”金春爽说。

专家建议

利用区内资源探索阅读创新

作为全市高科技与高教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海淀区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具备先天优势。

据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副调研员尹国祥介绍，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海淀区阅读推广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海淀区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要求，搭建文化@海淀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实现了与国家文化云资源对接，极大拓展了区域群众阅读的空间。我们还在高科技园区安装了40套数字阅读终端和听书数字资源，截至目前，各类资源点击总量490万次，在线阅读量189万次，总下载量达到65万次，惠及园区内2000家企业、30多万青年员工。”

与此同时，海淀区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书店、书屋市场主体作用之外，注重各类资源的整合。从2014年到2018年，国家图书馆、中文在线、清华大学、圆明园清史书店、皮卡书屋、三联韬奋书店积极参与海淀区全民阅读活动。

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系教授张新华认为，海淀区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加以利用，区内大量高校图书馆，不仅内容资源丰富，而且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方面的资源也很多，“北京市教委、教育部也会有一些项目是支持高校将学科性和专业性的资源面向大众进行传播。”张新华建议，海淀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源与全民阅读对接，形成共享和资源互补，就能进一步扩充现有的阅读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李海峰则建议，海淀在精细化满足读者需求方面要做更多细致的调研工作，比如科研人员和高端人才十分需要单独的、文化氛围浓厚的阅读空间，海淀区可根据实际需求，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将餐饮、阅读与公共空间进行职能综合，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阅读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