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早些时候，一则秘密的媒体通稿出现在了许多记者的邮箱中。通稿的黑白风格就像是电子游戏机的“游戏结束”页面，稿件中这样写道：“创意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属。”作者是名为“Obvious”的法国三人组，他们声称自己打造的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艺术。这是一系列公关活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拍卖一幅神秘肖像画。佳士得拍卖行对这幅画的估价低于1万美元，结果这幅画的最终成交价为43万美元。

“Obvious”的皮埃尔·福特雷（Pierre Fautrel）在肖像画前拍照，2018年10月，这幅作品在佳士得以43万美元成交 图片来源：Getty

这幅肖像画本身看上去充满颗粒感，而且像是仍未完成的状态。眯着眼睛看，这幅画几乎可以放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接受观众的检阅；睁大眼睛看，画作看上去模糊而奇怪：白色的圆脸浮现在阴暗的画布上，三块深色的区域代表两只眼睛和一张嘴。“笔触”看上去是像素化的，右下角的签名是算法的名字。这是机器“眼中”的我们吗？也许在去除人类感知的偏见之后，这就是我们的样子。

这是第一幅在拍卖会上售出的人工智能艺术作品，“Obvious”成为了媒体笔下新艺术的开道者。他们的营销旨在利用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情绪来激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却让人们失去了理性。媒体圈内涌现了各种惊慌的问题：这是艺术吗？艺术家是谁？这幅画属于谁？机器也有创造力了吗？

这些疑问虽然有根据，但却是不成熟的。这项科技的发展绝没有“Obvious”声称的那样完善，公众也不了解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能够做什么。“Obvious”的市场营销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Obvious”用创作画作的算法签了名 图片来源：Getty

人工智能的智能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50年，但“Obvious”的肖像画是新浪潮的一部分。过去，利用计算机创作艺术的人们通常得为特定的审美撰写特定的程序。相反，新浪潮使用的算法可以自学审美，然后用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等工具生成新的图像。

“Obvious”肖像画右下角的签名是生成对抗网络的算法。从本质上来说，生成对抗网络不是只用一个网络来工作，而是通过让两个神经网络相互博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模仿了画作伪造者和艺术鉴定者之间的互动。它们接受了同样的数据训练，从中习得了审美。之后，一个负责模仿它看到的作品，另一个负责鉴别画作的真假。如果伪造者的诡计被揭穿，它就得学着改进。随着这样的互动不断反复，鉴定者就再也无法辨别画作的真假。在佳士得拍卖的作品就是一幅顺利通过鉴定的作品。

马里奥·克林吉门是在艺术行业利用人工智能的先锋之一 图片来源：马里奥·克林吉门

但这不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唯一一幅作品。事实上，这几乎是无限类似作品中的一幅而已。“Obvious”背后的三人组出于未知的原因选择了这幅画，只因为他们觉得合适。他们先编好了人工智能程序，然后选择了1.5万幅肖像画供其学习。所谓生成对抗网络的算法也只是营销方法的一种，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讲，这幅肖像画都不是人工智能独立创作出来的。

事实上，这甚至不是“Obvious”自己编程的人工智能程序。佳士得拍卖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实际上出自另一位艺术家罗比·巴拉特（Robbie Barrat）之手。他编写了程序，用Wikiart网站中的作品训练了人工智能以生成类似的肖像画。然后他把代码开源分享在了网络上，任何人都能免费使用。“Obvious”肖像画既不出自人工智能之手，甚至和“Obvious”也没有关系。

在得知背景后，针对佳士得拍卖的热潮很快散去了。人工智能既没有独自创造艺术，也没有任何人类意义上的“创意”。这甚至不是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感觉敏锐、目标明确、只为自己着想的人工智能机器。但它依然是一个能做出有意思的、出人意料的事情的技术，数十位艺术家正和“Obvious”一样对其加以利用，只不过更具想象力。

愫君的艺术展示了艺术家和她的机器风格自然结合 图片来源：愫君

人工智能的艺术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艺术家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他们亲自制作了机器，并天天利用其进行工作。他们了解机器的局限性。人工智能艺术家更感兴趣的是二者之间的合作：人工智能可以让人类挑战原本的能力。将人工智能和艺术结合的先锋艺术家马里奥·克林吉门认为，这种合作可以扩展人类认知的界限。“最后，你只局限在自己所看、所听和所读的范围内，这是很难出问题的，”马里奥·克林吉门说，“有些人通过嗑药来达到这种状态，去获取和建立一些更荒唐的联系，但机器可以更有效地帮你达到这一点。和人类大脑相比，机器更容易出现小故障和偏差。这个过程中，通常会有意料之外的有趣事情发生。 ”

安娜·里德勒拍摄了上千幅郁金香的照片，然后剪辑成了一组郁金香盛开的视频，变量是由比特币价格控制的

图片来源：安娜·里德勒

人工智能艺术家不仅仅是把代码复制粘贴来点击运行就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克林吉门设计的系统把模型生成系统串联起来，用前一串的结果训练后一串，直到生成原图的模糊扭曲折射。安娜·里德勒用独特的数据库训练模型，例如，她拍摄了上千幅郁金香的照片，然后训练人工智能去生成郁金香绽放的视频，变量是由比特币价格控制的。愫君（Sougwen Chung）用自己的画作训练人工智能，把学习到自己风格的AI转移到一个机械臂上，与她一起工作。所以，她的作品就像是双人画作，将艺术家的风格和机器风格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人工智能艺术社群确实觉得受到了视觉艺术家的主导，因为当时的印象是人工智能更适合创作图像，而不是文字或声音。但现实是，当人工智能试图模仿它所学到的信息时，总会出现错误，视觉艺术只是更能容忍这样的错误而已。“眼睛比耳朵更宽容。”克林吉门说。

罗斯·古德温以车作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写了一本小说

图片来源：Automatic on the Road, dir Lewis Rapkin. Photo by David Smole

不过，也有艺术家在探索人工智能在文字和声音上的运用。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领域是文字和计算的融合，他最新的项目是开着一辆装有摄影机、麦克风和电脑的黑色凯迪拉克车上路，吐出的纸条像是没有尽头的超市收据。“我的想法就是以车作笔，写一部小说，”古德温说。人工智能会把周围的景象、车中的聊天声、时间和地点转化成文章。更改他训练人工智能所使用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他就可以控制最终成品的风格。“阅读的时候，你反而变成了作者，因为字句背后没有人类的隐藏目的，”古德温说，“是你为作品赋予了意义，读者由此变成了作者。”

目的的真空状态正是人工智能艺术概念转变的核心。“这是我们反思为人的意义、智能的意义的机会，”一位在舞蹈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艺术家凯尔·麦克唐纳（Kyle McDonald）说，“如果我们利用算法来模拟自己的智力，我们就有机会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创造力的意义何在？艺术为什么有好有坏，我们为什么会与之共情？作者的身份有多重要——如果我听到一首不错的歌，作曲者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还重要吗？’”

在舞蹈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艺术家凯尔·麦克唐纳问道，创造力的意义何在？图片来源：凯尔·麦克唐纳

人工智能有创造力的说法会引来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嘲笑，但这个说法的对错取决于我们对“创造力”的定义。人工智能确实能创造出东西，有时候方式也很新颖实际，但它们没有目的，也不知怎样引起共鸣，要靠人类解读和研究这些作品来发现。“机器没有任何创造的目的，”克林吉门说，“点一把火会产生有意思的形状，但这并不是火焰本身有创造力——是人类幻想出了形状，看到了规律——人工智能就是美化了的篝火。”

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机器是否能有创造力，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才能相信机器的创造力。该领域的老前辈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曾经写过，“我们朝人工智能的发展每迈出一步，都并没有产出人们都认可的真正的智能产品，而是反映了什么是不智能的产品。”创造力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解释：机器取得的成就越大，标准就越高，我们也就越来越理解人类的创造力。“最后，竞争反而激励人们寻求改进，”克林吉门说，“这让我们知道，人类依然是特殊的。”

朱迪斯·克尔（Judith Kerr）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论。她说，生活的前半部分到18岁就结束了，剩下的都是后半部分。“童年的生活只有这么短，”她说，“却又充满了很多东西。”克尔在她的自传小说《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中就记录了自己的童年生活。1933年，她和父母逃离德国，她的父亲是一名记者，对纳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作为难民被伦敦接受。她回忆起闪电战中，她在布卢姆茨伯里（Bloomsbury）的酒店外遭到炸弹袭击。“我当时睡在地窖的抽屉里，”她说，“所有人都知道侵略随时会发生，我知道我们活不下来。我记得自己躺在那里想：‘我才17岁，还不清楚未来如何，但我很想知道。’”

78年过去了，克尔充分利用了当年这份好奇心。她撰写了35部童书，并绘制了插画，共计售出了400万册。但她觉得自己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在伦敦萨沃伊酒店的卡斯帕餐厅见面，瓷器和钢琴叮叮作响，外面是缓慢流淌的老河。她解释说自己会确保早晨工作一两个小时，这样就有时间吃一顿正式的午餐：“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我一直担心97岁的克尔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一见面，这种疑虑就一扫而空。她光鲜亮丽，脑子里装满各种故事。她看了看菜单上的海鲜推荐菜，很快就选了螃蟹作为开胃菜，主菜是龙虾意面：“看上去都很好吃！”几乎不用劝说，她就和我一起喝上了红酒。

《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

[英]朱迪斯·克尔 著 方华文 译

接力出版社 2015-5

服务生叫她“克尔小姐”，她是这里的常客。在隔壁的餐厅包房，儿童菜单的名字是《来喝茶的老虎》（Tiger Who Came to Tea），以此纪念她最畅销的作品。她也是在这家餐厅，和出版社一起庆祝了95岁生日。“那天我很开心，”她说，“我看向窗外，有一只漂亮的狐狸正在河边散步。”

最近，如果她要到伦敦市中心，就会坐公交或者地铁，因为她喜欢观察乘客，也许还会记下一两个细节，为之后的绘画创作保留素材。“如果你画对了人物的手，其他部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自1962年，她就和丈夫奈杰尔·汤姆·尼尔（Nigel “Tom” Kneale，剧作家、先锋电视编剧，于2006年去世）住在西伦敦的巴恩斯（Barnes）。她试图每天早晨定时工作，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晚上，或者当她有灵感的时候，她就会走上半英里去河边散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会有灵感，但大部分都是在散步时得到的。”她为圣诞节出版了一本新书《妈咪的时间》（Mummy Time），是一则关于母亲时刻盯着手机的寓言，她还在为年纪更大的孩子写一本书，进度已经过半。

开胃菜上来了，我们开始讨论她写作的灵感。最开始是她的父亲激励她写作：“他的书早就被德国人烧了，但后来又重新再版。”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是戏剧评论家，给朱迪斯和哥哥迈克尔（他成为了英国800年来第一位在外国出生的高级法官）灌输了独立意识。“我父亲成长于一个普通的犹太教家庭，他很喜欢当时的生活环境，还记得家里摆放的蜡烛。但他不相信上帝，我们在学校也不上宗教课。其他同学会问我为什么，”她回忆道，“五岁的我的回答说：我是个自由的思考者！”

她并不喜欢德国儿童文学。“那些书总是讲述善良的女孩死在山中的故事。”但她很喜欢德语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我还记得书的开头是：‘汤姆！’没有回答。文学以这样的方式开头很有意思，能让读者马上进入到情境中去。”

她的父亲比母亲年长30岁，他只回过一次德国。1948年，英国政府用军队飞机送他回到德国汉堡，参加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他踏入剧场的时候，观众站起来向他致敬。回到酒店后，他崩溃了。一位朋友在第二天早晨找到他，他对朋友说，“我中风发作了，但不是因为这部戏。戏虽然很糟糕，但也没那么糟糕。”他无法从中恢复，克尔的母亲偷偷把药带进军事医院，帮他结束了生命。第二天早晨，他的尸体周围全都是笔记，最后一张纸上写着：“我能感觉到自己要死了。”“他一直写作到了最后一秒，”科尔说，“这是每一位作家的夙愿。”

她一边讲述父亲的故事，一边耐心地吃着龙虾意面。“虽然很好吃，但吃起来有一点麻烦！”她笑着说，旋转起叉子,“不过，我肯定会把龙虾吃干净的。”今年早些时候，她扭伤了手腕。“其实挺幸运的，”她说，“我是在去医院例行检查的路上摔倒了，所以治疗很及时。而且受伤的是左手，所以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问她，童年时经历过战争，是否会让她觉得自己在作品中描述的童真更加珍贵？

她说：“情况糟糕的时候，故事可以提供极大的安慰。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战壕里写出了第一部《杜立德医生》。我知道一个慈善团体，帮助战士们给他们家里的小孩录制睡前故事。”

她起初写的“来喝茶的老虎”和“小猫莫格”都只是给自己的孩子讲的睡前故事。是克尔的丈夫汤姆鼓励她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汤姆告诉我，写作的重点在于塑造，”她说，“画画的时候，我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写作的时候我就没那么确定了。”

有时候，创作的过程太过神秘，以至于她觉得自己不该揽下全部的功劳。“有时候，如果我脑海中一个可怕的想法最终成型了，我会对自己说，‘这是汤姆的功劳。’”她说，“我们结婚了52年，他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快要用完餐时，我们聊起了她的新书如何反应现在父母的状态。他们看似坐在公园里陪孩子们玩，实际上更关注手里的手机。克尔会完全避开科技吗？

“我买手机的时候，说要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她说，“他们说：这个还有手电筒功能，可以吗？我觉得手电筒功能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她用电脑来扫描自己的画作，收发电子邮件。他的儿子、小说家马修·尼尔（Matthew Kneale）和家人住在罗马。我问她，会不会希望和孙子孙女离得近一点？“当然不了，”她说，“我更愿意有一个去罗马探亲的借口。他们也把伦敦当成一个新奇的城市，会制定有意思的旅行计划，我很喜欢。”

她微笑着说，“我喜欢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似乎很善良，喜欢烹饪，又有理想……”

我回答说，可惜他们还不能投票。鉴于她的欧洲血统，我问她怎么看现在的政治局势？

“我仍然希望能有第二次公投的机会，”她说，“第一次公投背后有太多谎言了。”她回忆起，曾经有人问她的父亲为什么在战后不回到法国去，那里食物更好，他的法语也更流利。他的回答是，“除非我能带着全英国的人民和我一起回去。这里的人们对我们友善又和蔼。我不觉得这个传统已经丢掉了。”

她思考了一会这个问题，微笑着点了咖啡，说她要回家工作了：“天啊，已经下午3点了，我们还在这里吃着龙虾看河景！”

1950年代美国艺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如画廊老板、评论家和艺术家，或许可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拿到充裕的反共资金，但也总是通过强调艺术的自主权和中立性来设法使政治远离艺术。约翰·伯格（John Berger）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作为英国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艺术评论家，他拒绝把政治排除在艺术之外，也因此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一个接一个激烈争议的中心。

乔舒亚·斯珀林（Joshua Sperling）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约翰·伯格的生平与作品》（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是约翰·伯格去世后第一部关于他的生平传记。20多岁时，约翰·伯格就从一名切尔西艺术学院（Chelsea School of Art）的学生蜕变成为了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斯珀林的这本传记主要集中于伯格的成就和作品，只是在主体叙述的边缘点缀性地写了一些他的个人生活。

“他的事业的名称就是现实主义；与之相对的是现代主义。”斯珀林写道。在一些国家，共产主义的官方美学观念就是现实主义，尽管伯格同情和赞成共产主义，但他是出于自己的美学理由而拥护现实主义。斯珀林告诉我们，当伯格还是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时，他受到尤斯顿路画派（Euston Road School）的影响，“这是二次大战以前的一所存在时间不长的画派，主要推崇传统、自然主义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诗歌’。”伯格自己的艺术风格也遵循这一模式，他创作了一大批以普通劳动者为主题的画作。之后，作为一位艺术评论家，他推广了一批表现出类似思想倾向的年轻的英国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后来被称作“厨房水槽画家”（Kitchen Sink painters，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在英国出现的一批社会现实主义画家——译注）。

在伯格看来，艺术传递给观者的正是“观看”（seeing）这一行为向艺术家揭示的东西。“观看”就是艺术最为丰富的源泉，如果将艺术与这一源泉分割开来，那么艺术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伯格一生都遵循和坚持这一原理，而这一原理也将他引向了令人惊讶的多种发展方向。这种坚持也决定了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偏向于那些着重描绘在街上看到的景象的画家，而不是那些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艺术家。

这种审美的标准对战后的英国也很有吸引力。伯格不仅得到了左派的喜爱，他在英国广受欢迎。他甚至被邀请到伦敦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负责策划一场展览，这是一个论证他在艺术评论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的机会。斯珀林写道：“事实证明，这次展览是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展览之一。”而且“很多项目策划人员和画廊老板都为之折服。之后的好几年里，那些浓墨重彩渲染、大量使用灰褐色以及在画布上厚涂颜料的画法开始流行起来：这些画作主要描绘的是北方工业社会、工作中的男人、足球、街道以及家庭场景”。

但最终，伯格所支持的“厨房水槽画家”，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美学观念上都开始令他感到失望。这场现实主义运动没有产生出任何引人注目的人物，其成员也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投身于左派的事业。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

在1950年代后期，做一名亲共辩论家变得十分困难。赫鲁晓夫向全国发表的“秘密演讲”（Secret Speech）揭露了斯大林的各种罪行，随后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匈牙利，给全球的左派阵营带来了一个怀疑和暧昧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伯格辞去了他在《新政治家》的职位，开始创作小说，并借此探索那种怀疑和暧昧的意义。

伯格后来离开了英国，从1960年代开始，他的生活更加欧洲化，他的作品也变得非常丰富多样。他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小说描写了一位努力处理与左翼的政治关系的艺术家，最终他写出了获得了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的小说《G.》。这是一部实验性的小说，描写了一位唐璜（Don Juan）式的主人公，通过他在欧洲各地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最终获得了政治方面的觉悟。他还与摄影师吉恩·摩尔（Jean Mohr）合作，创作了三部纪实性的专题摄影报道，分别关于“农村医学、流动劳动人口和山区农民”的主题。他与电影制作人阿兰·坦纳（Alain Tanner）一起合作编写过电影剧本，也为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撰写简介。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艺术写作的领域。

然而，伯格的兴趣已经转向了艺术史。一个曾经宣称自己是反现代主义的艺术家，现在却宣布立体主义才是艺术领域最重要和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最新发展，伯格的这一举动震惊了他的读者群。在伯格看来，立体派艺术家他们本身在政治上十分激进，而且他们在美学领域的革命与政治革命有着最适当的关联。伯格写道：“立体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绘画方面的唯一例证。”他这一番修正主义的言论遭到了左派阵营的强烈反对，有些人甚至认为从他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可以确定他已经变成了反共分子。他的言论为何如此令人震惊，斯珀林对此做出了解释：

先锋派摒弃模仿，转向注重主观性、抽象性和纯感性的美学观念，从而在艺术领域崛起。以传统叙述为特点的19世纪的现代主义紧随其后。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这一观点，他们所争论的是，究竟它是好还是坏。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现在伯格告诉他们这是好的。他在观念上的这种彻底改变源于他对“观看”的深层的和不变的推崇。

伯格思想观念的转变源于画家璜·格里斯（Juan Gris）作品的影响，他说，“他和任何现代画家一样，非常近似于一位科学家。”这位西班牙艺术家是一位门徒，而非一位创新者，他所遵循的是从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中发现的艺术准则，用伯格的话来说，于是他成为了“所有立体派艺术家中最纯粹和最聪慧的”，从他的油画作品中能够总结出更多的艺术原则。“立体派绘画真正的主题对象并不是瓶子或小提琴，”伯格提出这样的假设，“绘画的真正主题其实是视觉本身的功能性。”发生在伯格身上的这种转变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味。固定表象的静态经验主义已经让位给了一种新的结合：笛卡尔哲学的精神（自我意识）和物质（空间的扩展）这两种范畴在画家的画作中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笛卡尔主义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精神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袤；物质不能思想，精神没有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译注）。在现象学中，感官体验既存在于这个世界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正如在后古典物理学中，度量和自然本质就纠结在一种量子的舞蹈（quantum dance）之中。对伯格来说，观看立体主义绘画就像抬头观看天上的星体。“天上的星体是客观存在的，绘画的主体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形状取决于我们观看的角度。”

伯格的艺术工作的主旨核心就是观看，而不是其他。这一点可以追溯至他最初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富有创造力的志向。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画素描，在他后来出版的书籍中经常附有他画的素描。观看同样也为他的文章写作提供了一种方法，他经常在文章中描述一种观看行为，以及由此行为产生的思考。

作为一个作家，伯格的写作领域在不断扩大；作为评论家，他的思想在不断地深化。与此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说到这里，我很希望斯珀林能够在这本传记中更详细地叙述伯格的个人生活，并且能够深入探讨伯格的个人生活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不过斯珀林确实已经给我们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1960年代初期，伯格的思想重心似乎发生了转移，以检验一个全新的、更地中海式关系的平衡。在做出最后的跨跃之前，他选择远离那些喋喋不休的阶级，转向脚踏实地和接近历史。当1960年代走向它的巅峰时，伯格完成了最后的跨跃：他也将全部的精力投注于此。他在法国吕贝隆山区的一个林荫遮蔽的石屋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就生活在无花果树林、果园、鸡群、狗群、蝉鸣和夜晚的猫头鹰之中。上午他在地里干活，下午则阅读哲学书籍，这是一种具有欧陆式的思想和感受的全新的生活­（是对思想产生的感受），也是他为自己寻找（并策划）的一种薰衣草、洋葱、赤土陶器和共享食物的生活。他把哲学的现代主义带到了户外，任由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活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经呼吁但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理念：哲学回归生活。这场革命必须一直进行下去。

奇怪的是，斯珀林在此引用的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而读者被唤起的生活愿景、以及与斯珀林互为呼应的描述话语却属于思想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这样描述对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的：“对我来说，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再做另一件事终于变得可行了。早上去狩猎，下午去钓鱼，傍晚去喂牛。如果头脑清醒，吃完晚餐我就写些批判和评论的文章。”伯格似乎已经寻找到了一种预示着这种乌托邦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在日内瓦郊外的昆西（Quincy）的乡村里定居了下来，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生活之中。

当渐渐上了年纪后，伯格笔下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短，他的文章也透出更加敏锐的观察力——同时也更加谦卑了。他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大自然和动物，文字间充满了对时间和爱的理解。他在晚年发表的关于反恐战争、贫困、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环境恶化和偏执行为等主题的评论文章，呈现出格外的严肃和庄重。

伯格离开英国以后的创作趋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他拍摄了著名的艺术史电视纪录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这部纪录片制作于1972年，被视作在《新政治家》杂志撰写艺术评论的好斗的约翰·伯格的一次回归。这部纪录片也是对西方艺术的一种直接否定，因为西方艺术被认为是对阶级论（classism）、种族主义（racism）和厌女症（misogyny）的文化表达，而且学院派不切实际的艺术批评也被视作一种制造混淆和困惑的阴谋。《观看之道》出现在英国的课堂上，成为了课堂的重要主题，而且也确实定义了人们观看的主要方式。它所塑造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已经成为艺术批评话语的主要形式之一。伯格的这几集电视纪录片在摧毁艺术具有自主权的文化假设方面，比他为《新政治家》杂志撰写了10年的文章效果更好。看了《观看之道》后，如果有人得出这样的假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伯格认为，过去的艺术需要做的只是脱下面具和暴露真相。

但事实上，正如斯珀林在书中所说，自从伯格开始重新评价立体主义以来，他就在探索“除了革命性以外，以前的艺术还失去了些什么”。电视纪录片《观看之道》在各种媒体上仍然很容易找到，但遗憾的是，成千上万观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可能不会看到伯格几十年来为寻找这种失去的力量而撰写的作品。（也许从最近出版的伯格关于画家的评论文集和《肖像》[Portraits]等书开始阅读会比较容易，这些作品都由汤姆·奥弗顿[Tom Overton]重新编辑，成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集。）伯格认为，艺术不仅是对苦闷压抑的表达和歉意（虽然它完全可以，而且也总是这样），而更应该是能够穿越由人类尊严和对解放的渴望组成的时空愿景的走私者（smuggler）。

在约翰·伯格90年的人生中，他拥有过各种身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纪录片制作人、戏剧家、农场工人、历史学家、诗人和辩论家。他在这些身份中轮流转换，有时更是同时兼有几种身份。他不惧怕引起争议，也将作家塑造成了隐士形象。他记录了世界各地为争取解放进行的斗争，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40年时光。1950年代，他将政治拖入美学，抨击现代主义，让他的同事感到震惊；1960年代，他又将美学拉入政治，为现代主义辩护，使他的同志们感到震惊。他写出了有史以来最前卫的小说，赢得了布克奖，然后他把职业生涯更好的部分用于撰写各种轶事、小品和民间故事。他制作了一部关于艺术史的纪录片，将艺术评论定义为对隐藏在视觉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的揭露，他还撰写了数十篇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如何超越其背景和语境的文章。这众多明显的矛盾现象能够说明什么吗？对于任何想要为约翰·伯格撰写传记的作家来说，诀窍就是在这些多样性中找到其中的一致性。

乔舒亚·斯珀林能够胜任这项撰写传记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的开篇处，他这样总结伯格职业生涯的一致性：“他是我认识的战后作家中唯一的一位，那么强势又那么固执地拒绝将对大众和对个别人的忠诚分割开来的人，而且他也拒绝将这个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道义事件与那些就在他的窗外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分离开来。”

戏曲艺术，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雅俗共赏。但由于社会发展，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增多等原因，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一度有些不乐观，常令人感到惋惜。

资料图：小学生们表演中华传统戏曲选段。

日前，第四届戏曲文化传播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及其他专家从戏曲教育、戏曲进校园等方面探讨了戏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路径。未来，这一项传统艺术应如何继续前行？

戏曲艺术发展遇难题？

在当天的论坛上，戏曲艺术发展遇到瓶颈、骨干人才匮乏等问题，是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之一。

这并不是业内首次讨论相关话题。早前，便有“武戏人才传承遇到难题”的说法，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不加强人才培养，一些优秀的传统武戏可能会逐渐消失。

新剧目的创排也存在瑕疵。著名京剧演员王平便曾说过，新创京剧的布景、道具确实华丽，但却丢掉了戏曲本质的东西，“一些新剧目被观众说是‘话剧加唱’，并非毫无道理”。

“当前戏曲艺术存在‘失衡’。” 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翟惠生也注意到上述问题。他表示，比如，戏曲演的是“故事”，实际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可是现在舞台上没有“人物”，念白也削弱得厉害，有些演员只停留在表演层面。

“新戏得得有深厚的基本功和传统积累，该留的必须留，不该留的可以往前再迈步。”翟惠生说，自己并不反对排演新戏，但是要按照戏曲规律办事，表演要符合戏曲逻辑。

资料图：传统戏曲大剧《锁麟囊》在甘肃大剧院上演。　钟欣 摄

他认为，要解决“失衡”的问题，就要提到“教育”，“让戏曲艺术有生命力，真正能够走出去”。

人才培养如何驶入“快车道”

其实，针对戏曲传承难题，以及戏曲人才培养、美育工作，各方面一直在做出努力。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2017年，“全国京剧文丑中青年高端人才研习班”举办，以求打造丑行中青年人才梯队。

今年11月底，“京剧叶派小生艺术人才高级研修班”项目正式完成，20名有潜力、在职的京剧小生演员，由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担任导师，汇集多名专家，以利于流派艺术的传承。

前不久，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与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人才联合培养协议亦正式签约，为戏曲专业人才的培养、实践提供较好的平台。

戏曲教育的另一个小侧面，就要提到近年来蓬勃开展的“戏曲进校园”活动。此前出台的《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覆盖。

资料图：戏曲名家为大学生授艺。　田进 摄

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京剧艺术社团，京剧兴趣小组也在建立起来。曾女士对记者说，自己有一个8岁的女儿，刚进入小学就读时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京剧社团。

她说，和女儿一样的小朋友还有不少，“传统戏曲对孩子的性情、气质都有潜移默化的陶冶，也能提高文化素养”。

戏曲教育发展要有“普及”思维

确实，如曾女士所言，不管是加强专业人才教育，还是做好美育工作，都对戏曲发展、普及产生积极影响，让这门传统艺术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内得到传播，自然会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效果。

“教育”，是古老戏曲艺术传承下去的关键词之一。

资料图：京剧走进小学校园传承国粹文化 张泉 摄

巴图亦表示，2018年，中国戏曲学院设立了行当齐全的昆曲大班；在2019年的招生结构中，依然会适当地拓展昆曲招生规模，“戏曲教育在戏曲行业，戏曲文化事业发展领域之中是一个核心领域”。

“戏曲教育、发展要有普及的思维，要懂得普及路径。”中国戏曲学院继续教育部主任姚志强觉得，对戏曲教育来说，在加强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的同时，那些和戏曲有关的专业，导演、戏文等，也需要关注。

姚志强认为，除了演员自身基本功要加强，要继承戏曲中的优良传统外，其相关专业的人才亦是身在其中，都要懂得戏曲这种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涵，“如此才能形成合力，把‘戏曲进校园’、戏曲教育和传承等工作落到实处”。

在德语单词中，有许多冗长繁琐的复合词，它们将多个音节和概念集成一体，表达的含义却往往令人意想不到。“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就是其中的典型，指的是与过去达成和解的过程。权威德语词典杜登将其定义为“大众对国家近代史中一段混乱动荡时期的讨论。在德国，该词往往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紧密”。实际上，这也是德国独有的特色。

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德国社会对纳粹暴政下个人及群体的罪行进行了全国性的反思。统一后的首都柏林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纪念场所，其中欧洲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地处核心地带，其设计以文字与雕刻为主，颇为抽象。就在不远处，是为纳粹时期被害的辛提人、罗姆人以及同性恋死难者而建造的纪念碑；当然还有在德国随处可见的黄铜“绊脚石”，上面刻有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此外，为纪念东德治下翻越柏林墙及霍恩施豪森监狱受害者的场馆也对公众开放。“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所传达的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德语中，同时有两个词语能够表达“纪念碑”的意思：“Ehrenmal”和“Mahnmal”。前者以致敬为主，后者则更具有警示意义。只有不断回顾过去，重述受害者与施暴者的故事，将历史铭记于心，才能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开始走上救赎与前进的道路。

无论是文学、电影、戏剧、美术或者其他艺术形式，都是我们重访过去、追溯历史的可靠途径。事实上，许多后二战时期的德国艺术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该国近代史上那些暴行、罪恶与苦难。无论是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执导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安塞尔姆·基弗史诗般的画作，还是约瑟夫·博伊斯高深莫测的艺术作品，无一例外。但是，对德国历史的全新解读视角还在不断涌现，这也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2006年的作品《窃听风暴》被视作重大突破的原因。

在当时，很少有电影选择以严肃的叙事语言来讲述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受害者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窃听风暴》讲述了一名国安局情报员在对一位作家及其女友进行监视之后，对该任务产生质疑进而改变立场的故事。该片主题鲜明，以小见大，从个人视角对广阔的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审视，被誉为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对东德刻画最为到位的影片。2007年，该片不仅荣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还在德国和欧洲获奖无数。在某种意义上，《窃听风暴》就是对“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的最佳诠释。

在新作《无主之作》中，多纳斯马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年轻艺术家库尔特·巴纳特的故事。故事从二战前期讲起，一直到战后东德的建立以及柏林墙的建设，对20世纪德国漫长且艰难的社会局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作为主人公库尔特的人物原型，当代德国最有声望的艺术家之一格哈德·里希特为主角的艺术生涯和生活经历提供了现实写照。同里希特一样，库尔特也出生于德累斯顿，并且在德累斯顿艺术学院进行深造。在职业生涯早期，里希特创作的社会现实主义壁画作品为他赢得了关注，在逃往西德后，他进入杜塞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继续进修。里希特的父亲和叔叔加入了国防军，他的阿姨则患有精神疾病，之后不幸成为纳粹“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孩提时代，他曾亲眼目睹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惨剧，成年以后，他又不得不在意识管控严格的东德苦寻艺术自由。但是，面对重重阻碍，里希特仍然创作出了上世纪最为令人垂涎和推崇的艺术作品。

导演在塑造库尔特这一人物时，选取了里希特的艺术成就与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灵感。在接受德国巴伐利亚广播采访时，多纳斯马讲述了新作背后的创作动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力，”他说，“去探索在时代洪流下的个体，是如何将生活经历和心灵创伤转化为艺术的。”多纳斯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无主之作》能够达到与《窃听风暴》同样的高度，毕竟，两者都旨在通过塑造扣人心弦且充满戏剧张力的个体人物经历，来揭示德国历史对精英人士的生活和艺术的影响。

当代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无主之作》开场设定在1937年，年轻的伊丽莎白牵着六岁的小库尔特来到德累斯顿美术馆观看展览，身着海蓝色连衣裙的她拥有一头耀眼的金发，美艳动人。一位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正在夸夸其谈，说现代艺术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竞争游戏，奥托·迪克斯、乔治·格罗兹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等艺术家更是对此乐此不疲，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现那些流行甚至丑陋的社会现实。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堕落、放纵且毫无技巧可言，不仅是对德国士兵的侮辱，也是对纳税人钱财的浪费。影片这一幕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1937年纳粹党举办的那次臭名昭著的“堕落艺术展”，展出作品被纳粹视为德国文化分崩瓦解的罪魁祸首。正如伊丽莎白和库尔特的导游在片中指出的那样，在1930年代的德国，艺术必须展现和赞美纯正的德意志传统及情感，而并非艺术家自我表达的窗口。随着剧情的推进，艺术的意义和目的也多次发生改变，且往往与当时的社会主导意识体系相一致，包括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还有资本主义。这些转变也属于电影核心主题的一部分。

在德累斯顿的观展结束后，伊丽莎白带着库尔特回到了他们宁静如常的家。但这短暂的宁静并没能持续多久，伊丽莎白不合时宜的美貌就招来了麻烦：她被选中在希特勒到访时献上鲜花。从那以后，她便释放了自己的疯狂。当库尔特发现她赤裸着身体在弹琴时，她对他说，在这古朴美妙的音符当中，蕴涵着宇宙的奥秘。有时她会用家里的水晶饰品重重击打自己的头部，声称可以在脑海中听到同样纯净的回响，直到血液顺着她的脸颊慢慢流下来。她告诫库尔特，不要移开你的目光，因为“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美丽的”。

伊丽莎白的崩溃，使影片开始真正进入主题。在她的疾病被上报到医疗机构之后，伊丽莎白被强行带到了精神病院，从此便成为了历史巨轮下的平民牺牲品。无数和她一样身患残疾或精神疾病的女性被强制绝育，以免将她们的“劣等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当伊丽莎白得知此事后，她向医院妇科主任卡尔·西班德教授求助，而作为遗传健康法院成员的西班德却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在伊丽莎白的名字旁做了红色的标注，以纳粹的方式宣称她的存在“毫无意义”，应当被“除掉”。

当得知西班德教授有一个女儿后，伊丽莎白便亲切地称他为“爸爸”，希望能够唤起他心中的仁慈，但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西班德的女儿竟有着与她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若干年后，库尔特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与艾莉（对伊丽莎白的爱称）邂逅，尽管发色棕黑，但是艾莉雪白光滑的肌肤，还有那闪闪发光的蓝色眼眸，却与伊丽莎白姨妈十分相像。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然而好景不长，库尔特发现自己的岳父是一个心狠手辣且控制欲极强的前纳粹官员（尽管他对此并不知情），对艺术更是毫无敬畏与喜爱之心。当然，库尔特也不知道原来他就是杀害伊丽莎白姨妈的凶手。

《无主之作》剧照，艾莉与伊丽莎白姨妈一样美丽

由于这不是一部传记电影，导演并没有严格遵循里希特的生活轨迹来塑造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但影片讲述的许多故事十分真实，令人不可思议。现实生活中，里希特的确有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姨妈，而她也是一位曾被强制绝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影片中不同，玛丽安最终饿死在集中营，伊丽莎白却被送进了毒气室。在他30多岁时，里希特创作了一幅玛丽安的画像，怀里抱着还是个婴儿的里希特。巧合的是，这位艺术家第一任妻子的名字，也是玛丽安，不过她管自己叫艾玛。而她的父亲海因里希·尤芬格，则是纳粹党卫军中的一名医生，曾经为上千名女士实施了强制性绝育手术。里希特知道他的姨妈死于纳粹优生运动的迫害，但直到一名调查记者在2004年发布自己的研究报告之前，里希特显然对岳父和姨妈之间的联系毫不知情。里希特的生活经历饱含惨痛的历史纠葛，使人不禁为其不幸的过去感到唏嘘。因为它们曾经真实发生过，恰恰证明了纳粹暴政所带来的影响之深远，并将长期挥之不去。（里希特告诉《明镜周刊》，他只看过电影的预告片，觉得它“太过震撼，太过催泪”。）

在电影的最后，库尔特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新闻摄影及家庭合影的作品，之后却用粗厚的笔刷模糊了画布。在这些画作当中，有伊丽莎白姨妈和小库尔特；身穿国防军服的古恩特叔叔；岳父的护照相片；还有一名曾任纳粹优生项目负责人的党卫军医生，画中的他戴着手铐将被带走。纳粹的罪行席卷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而他们也在库尔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一阵疾风吹过库尔特工作室的百叶窗，将岳父的护照相片投射在了画布上，而上面是未完成的伊丽莎白姨妈和小库尔特的画像。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不仅对主人公的生活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留下了深远的痕迹。经过几个月充满未知的探索，库尔特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显然，导演希望观众能够将这一幕视作主人公艺术细胞的觉醒。

在电影里，导演试图用百叶窗象征命运与创作的交织，却显得过于刻意。实际上，里希特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掩盖相片起源，试图将它们的原意与他正在渲染的图像分开，而多纳斯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2002年，在接受迈克尔·基默尔曼采访时，里希特表示，他利用相片进行绘画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将它们视为“没有作者的作品”（即《无主之作》，这也是电影的德语名称）。

“60年代，我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我清楚地表明我是通过相片来创作的，但这听起来似乎很幼稚。人们围绕着我的创作形式进行批判，却没人过问画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不关心玛丽安姨妈究竟是谁，因为这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库尔特在发布会上表示，那些温情满满的家庭照片不过是他随机选取的素材而已，就连那张护照相片也是他从照相亭里随手拿走的。当被问及他作品背后的意义时，库尔特再次进行了否认。“我的作品比我要聪明多了，”他引用了里希特的话，并且强调，“我没想表达什么，我只想画画。”

《无主之作》剧照，年少时的库尔特

里希特的作品，从未刻意表达过对个人经历或国家历史的态度。在绘画时，他总是热衷于使用模糊不清的照片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这些物品可以是窗帘、奶牛或者他的孩子。一些作品甚至略显滑稽，比如里希特对父亲和狗的描绘，还有对他妻子一家人在海边度假的刻画。它们一方面记录了那段糟糕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只是对任何寻常家庭生活的记录而已。里希特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在每一个家庭平静的表象背后，都存在着不幸与创伤，而所有的历史和个人记忆都是相互矛盾的。

相比之下，多纳斯马的意图就太过明显，他希望通过电影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而这对于一部艺术片来说，却成为了它最大的败笔。有时候，影片使人感觉就像是对“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笨拙的解释，令人生厌。如今，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在德国社会非常普遍，德国民众早已树立了一套极高的标准，来分辨此类举动究竟有无价值。这也是《无主之作》在德国并不被看好的原因，观众指责导演为了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历史的准确性和歧义性。在他们看来，多纳斯马为电影打上纳粹和东德的标签，只为营造噱头占取头条，而他的目的不过是再赢得一座奥斯卡奖杯而已。在一定程度上，《无主之作》显得过于史诗化，也过于雄心勃勃了，影片竭力渴望表达观点，却忽略了去寻找故事中的痛苦与真实。

里希特作品《S和孩子》（1995）

无论如何，多纳斯马仍然对个人生活、艺术灵感与历史事件的碰撞进行了探索，三者的交融最终能够产生某种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尽管里希特一再否认，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引起观者内心震颤的原因。电影中有这样一幕：以约瑟夫·博伊斯为原型的教授安东尼厄斯·冯·维尔滕在下课前，犹豫着向同学们征求见解，库尔特勇敢地举起了手。他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乐透号码的运行机制，一串随机的数字，在运气或者数学概率的作用下，竟然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同样地，那些过去的事件和巧合，或许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作用，但在某个时刻，它们也许就会变得有意义。

范国樑正经历中学教师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转型。他大学学的是物理，毕业后转型为信息技术老师，在山西晋中市榆次一中任教。2018年9月后，他开始教授学生人工智能。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我们并没有比孩子们超前多少。”

范国樑和PingWest品玩说起教授人工智能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有学生会问，为什么人脸识别要取100个点，而不是50个，或者150个。我作为一个高中老师，暂时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

像范国樑这样转型教人工智能的教师，在山西晋中不是个例。2018年8月，晋中市教育局主动找到在计算机视觉领域领先的科技公司——商汤科技合作，计划在全市35所中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还“投资了2000多万建设超算中心和实验平台”。范国樑所在的榆次一中，是首批9月开课的16所重点中学之一。

晋中市教育局对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积极的态度，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这个山西省会太原邻近的一个地级市，不是传统教育强市，经济实力在山西省中也只能算中游水平：2017年GDP总值1284.9亿元，在山西全省11个地级市中排名第六。但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国家战略层面的今天，晋中市教育局的举动又在意料之中。

2017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规定“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一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运动正在展开。

哪儿能找到老师

商汤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近乎轴心的角色。“《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后，商务印书馆找到我们，想出一本人工智能基础教育教材。”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兼教育事业部总经理尚海龙告诉PingWest品玩。拥有121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历来目光前沿，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其出版的《天演论》、《国富论》等书籍影响了一代人。

当时，已经有一些中学自行试水人工智能基础教育，但缺乏专业的教材、师资和实验工具。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找到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港中文-商汤联合实验室”主任林达华，让他负责教材编写。

“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纠结。”林达华在知乎专栏上写道，“一方面，教科书的编写对我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经验；另一方面，实验室的各项研究正在进入关键阶段，哪有余力开展这样一个大项目呢。”

但最终，因为汤晓鸥觉得“人工智能进中学教材，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是一个开创历史的机会”，林达华还是接下来这个大项目，并在港中文-商汤联合实验室组建了编写团队。此外，上海六所重点中学老师组成了团队，“负责从教学的角度提出反馈并对教学语言的运用提供指导意见”，最后双方合作统稿。

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4月底正式发布，教材编写历经7个月，修订了4个版本，针对零基础的高中生做了大量优化：用大量例子和图表来解释每一个概念，引入概念的节奏和密度都经过仔细考量，并且“补充了必要的数学介绍（比如向量的基本运算，简单概率，和初级的优化思想）”。

最终，教材用九章来构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第一章是人工智能历史和应用的介绍，第二章到第九章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围棋AI等多个细分领域展开。

“对于大部分中学同学来说，他们的最终职业道路可能不是成为AI的研究者或者工程师，而是进入其它行业。在AI应用日趋广泛的今天，相信很多不同行业都将受益于AI的赋能。因此，我们的高中教材主要是为了实现第二层次的目标。”林达华如此阐释这本教材的目的。林达华把对人工智能的掌握和理解分为四个层次，从一到四逐步加深，第二层是“了解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和常用算法，从而可以运用它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教材的销售工作主要由出版社负责，与商汤科技关系不大。”尚海龙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说。但正因为有编写教材这个契机，商汤开始把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当做一个业务去做，专门设立了教育事业部，建立起了给中学教师培训的讲师团、Sense Study实验平台、人工智能实验室等配套设施。

“商汤教育事业部总员工人数还没有超过100人，但有80多个是讲师团成员。”尚海龙对PingWest品玩表示。商汤会选择教育事业部里面，在研究、工程、产品以及商务一线工作、且毕业于 C9 大学（中国首个民间顶尖大学间联盟，有清华北大等名校）的硕士博士，让他们接受三天左右林达华教授的系统培训。培训完后有考试，并且根据成绩颁发不同等级的证书。此外，还会有试讲课，根据讲师的口才、台风和基本功来评分。

尚海龙说：“合格的讲师最终会进入讲师团。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从里面挑选几位形成组合，给教师培训。”

教师培训通常为期5天，培训内容被拆分成4个部分，分别是内容知识讲授、上机操作、实验环节和检验。前4天，上午进行内容知识讲授，下午进行上机操作，学习使用教具。每天讲解“耳聪目明，心灵手巧”四个方向其中一个。

“耳聪目明，心灵手巧”是最初编撰教材时的思路，“耳聪”为音乐风格分类，“目明”为经典图像分类和深度学习，“心灵”为自然语言理解，“手巧”为生成模型。

第5天，教师们需要共同做一个人工智能细分方向的成果。“比如一个算法，一个驱动或者无人车的某一个功能。”尚海龙告诉PingWest品玩。

5天的培训时间并不长，为了让培训效果最大化，商汤总结出了三个挑选受训老师的三个经验。“第一，要选理工科背景毕业的。第二，必须选20-30岁的年轻老师。第三，最好是教信息技术的教师，如果没有，物理和数学教师也可以”。

除了给教师培训，商汤还会帮助学校搭建实验平台和人工智能实验室。

“在（Sense Study）这个平台里，我们对多种常用的算法进行便于中学生进行实验的API设计和封装，配套的数据集也做了适当的剪裁，尽可能使得普通的中学生能在可以接受的时间里能够完成实验。”林达华在知乎一个回答上写道：“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选用了在AI领域最广泛使用的Python语言。”

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一个综合性场所，结合了展示和体验功能。实验室由刷脸门禁、基础能力检测、人脸识别互动机、姿态识别互动机、手机增强现实、手机智能相册、智能遥感应用、智能结构化视频应用、搬运机器人、无人车10大应用组成，所有应用都以加深学生理解为目的。

比如无人车应用，通过搭建无人小车实验平台，构建了无人驾驶完整的技术链，包括视觉等传感器感知、规划、控制等。学生可以自己编程训练无人车在某一条小路上驾驶。尚海龙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称：“无人驾驶小车最受学生欢迎。”

目前，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上海市西中学试点。这所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实验性示范性中学，是参与《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编写的上海六所重点中学之一。

谁更积极

学校和主管教育的地方政府部门，是推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运动的另外两个重要角色。

2018年4月底，商汤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发布会上，公布了40所合作学校。由于程序和流程原因，每所学校正式开设人工智能课程的时间不一。上海市西中学是走得比较快的学校，甚至赶在了教材出版前。2018年2月底，市西中学就面向高一学生开设了人工智能选修课。

据《上海杂志》报道，副校长林勤和科技老师钱晋因为参与了教材第三章“别具慧眼：识图认物”的编写，所以对于AI图像识别这一块内容较为熟悉。并且，钱晋是上海交通大学图像处理专业硕士毕业生。

晋中榆次一中没有出现在4月底公布的40所学校里，但得益于当地教育局领导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榆次一中得以在9月份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课。

“我印象很深刻，4月29日发布教材后，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过完五一假期，晋中市教育局的领导派人到上海考察交流。”尚海龙说，“我们也派人员到晋中对接，很快决定下来在晋中35所中学开设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课程。”

上海市西中学和山西晋中榆次一中，代表了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在我国东部和中部落地的两种不同路径。

尚海龙告诉PingWest品玩，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学教师的积极性和意识更好，甚至有教师自发写邮件表示想要参与。而中部地区往往是行政领导积极性更高，比如教育局局长或教育厅负责人。

在教师培训和Sense Study实验平台建设上，东部和中部同样有着不同模式。“在给教师培训中我们发现，东部和中部教师在培训效果上存在一点差异。”尚海龙告诉PingWest品玩，“东部沿海地区一些毕业于985或C9大学计算机系硕士以上的教师，他们原本对编程和人工智能就有系统认知或了解，掌握起来比较快。”

实验平台建设方面，商汤在东部学校通常采取单校私有云模式，比如市西中学独立拥有一套完整的计算中心和实验平台，同时还是商汤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试点学校。

而在中部，商汤会和教育局合作，建设多校教育云，覆盖一个地区的学校。比如晋中市目前开课的16所重点中学，共用教育局建设的超算中心和实验平台。“晋中市的超算中心最多只能同时容纳100人，因此每个学校招收学生只能有100名，并且使用实验平台需要错开时间。”范国樑告诉PingWest品玩。

考试考吗？

以选修课形式进行的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必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和升学考试的关系。“在我们学校，这堂课已经暂时取消了，因为快到期末考试，学生要专心复习。”范国樑说道。

开课之初，范国樑对学生和家长宣讲课程利益点时，也会落在“对升学考试有帮助”上。具体做法是，让学生参加“有助于大学自主招生”的国际中学生人工智能交流展示会（原名是商汤杯全国中学人工智能大赛）。

国际中学生人工智能交流展示会同样是由商汤主办。由于是选修课，各学校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程都没有考试环节，因此商汤举办了这项活动，作为对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知识程度的考核。

尚海龙对PingWest品玩透露，香港大学已经明确表示，要在交流展示会中对优秀学生进行自主招生，国内其他大学也表明了兴趣，但还在等相关政策。

这种考核方式使范国樑改变了一些教学观念。“商汤这个交流展示会主要考核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再利用或再创造，切入点是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解决问题。具体的算法还是要交给商汤的工程师。”范国樑告诉PingWest品玩，“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学学得不好的学生或者文科生，学习这门人工智能课程不一定学得不好。”

最初，由于选修课有名额限制，商汤推荐教师选择学生时，倾向于理科生。范国樑表示：“根据我自己这一个学期以来的实践，我觉得这种选择方法是走入了一个误区。目前我们挑选出来参加交流展示会的10个学生里，有一半是文科生。”

从理科生到文科生，从东部到中部甚至到西部，刚刚起步的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同时面临着均衡化的挑战。“我们今年培训了500多名教师，明年会培训更多。同时第一本教案已经截稿，将已经开课的教师的经验沉淀下来，供其他教师参考。”尚海龙表示，“此外，我们还尝试通过规模化来降低实验平台和教具的成本，让更多学校可以承担得起。”

PingWest品玩还了解到，初中版、小学版、甚至英文版的人工智能基础教材，都在计划中。这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运动，才刚刚开始。

“‘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变迁。”新华网总编辑郭奔胜介绍称。昨日（12月21日），在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阅读盛典上，亚马逊联合新华网及众多国内知名出版机构发起并揭晓了“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书单，《百年孤独》等书目入选。

同时，亚马逊中国还根据2018年线上纸质书及电子书的销售数据与受欢迎程度，发布了两大畅销榜——“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图书畅销榜”“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两大新书榜——“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新书榜”“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新书榜”，两大作家榜——“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图书作家榜”“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作家榜”，以及“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2018亚马逊中国新锐作家”等奖项。

“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很大一部分是文学作品

“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是在亚马逊中国纸质书和Kindle电子书数据的基础之上，通过16000多位网友票选选出的。入选名单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斯蒂芬·霍金的《未来简史》。

作家苏童表示，他很高兴看到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学作品，这说明“文学是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可以说是主粮”。而马尔克斯的作品能够排在首位，他也感到非常认可，苏童称：“马尔克斯是神一般的存在，对50后、60后、70后的作家起到了灯塔一样的引领作用。他不是在字词、故事或者人物方面引领着我们，而是一种模糊的、博大的引领，他给我们打开了想象，并打开了语言的所有可能。”

翻译作品不仅让苏童这样的专业作家学习到了新的写作方式，也为国人精神文化成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食粮，这离不开翻译工作者的默默耕耘。在现场，曾经翻译过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作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作为译者谈到了翻译的苦乐，“学术翻译是知识冒险，不是苦活，而是让人乐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在翻译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时，有的段落受到作者激发，漂亮得“不敢相信出自自己之笔”。刘北成因此认为，面对精彩的文本，译者会产生一种对话感，进而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他也指出，好的翻译应当对中文读者来说是易懂的，同时也能够体现原作的风格，一个作品的翻译水平如何，必须要经过读者的检验。

新华网总编辑郭奔胜称，亚马逊中国发布“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众多优秀的外译作品进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融入全球化的途径，“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书本是敲门砖。”

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

漫画、经管、经典类作品走俏，《原则》斩获三大榜单冠军

2018年的新书榜中，漫画类作品的畅销成为了一大亮点。在亚马逊中国纸质新书榜和Kindle付费电子新书榜前十中，漫画类书籍均占据了三席，包括同时冲入两个榜单前十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和《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以及纸书新书榜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和Kindle付费电子新书榜的《镖人》，这些书籍均在亚马逊中国实现纸书和电子书同步上线。简单易懂、内容幽默的漫画类图书成为了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重要内容。同时，经管类新书也很受欢迎。在纸质新书榜前十中就包括四本经管类书籍：《原则》《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见识》《看人的艺术：11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

2018年的畅销榜中，也少不了经管类图书的踪影，其中，《原则》获得了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和Kindle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大榜单的冠军。与此同时，经典读物依然是畅销榜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生门》《慢煮生活》《局外人》《月亮与六便士》《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中外经典读物均进入了纸质书畅销榜前二十，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二十则涵盖《月亮与六便士》《浮生六记》《活着》《穷爸爸与富爸爸》《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通史》《乌合之众》等经典作品。

2018年的作家榜中，东野圭吾继续蝉联年度纸质图书和Kindle付费电子书两个榜单榜首。早在2016年，东野圭吾的作品就占据了Kindle电子书阅读完成率榜前5名中的4位，2017年，东野圭吾也是年度作家榜双料冠军。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锐作家榜”中，《镖人》作者许先哲、《发现东亚》作者宋念申、《小家，越住越大2》作者逯薇、《投资中不简单的》作者邱国鹭均榜上有名。其中，许先哲、逯薇均以漫画和手绘呈现内容，宋念申、邱国鹭等则为读者带来近年大众感兴趣的历史、投资等相关书籍。该榜单是亚马逊中国根据作家出版作品数量、历年销量榜单排名及当年出版新书在亚马逊中国平台上的销售表现等多项数据综合评选而出的。

此外，亚马逊中国还发布了多种维度的阅读城市榜。其中，从包括纸书和电子书在内的图书销售总量看，北京、上海和广州是购书最多的三个城市；深圳、乌鲁木齐、东莞是人均购买Kindle付费电子书数量最高的三个城市，合肥、吉安、三明的人均借阅量最高。

亚马逊中国数字内容总监付孟若先生揭晓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阅读榜单.jpg

附：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阅读盛典榜单及奖项

一、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

1.《百年孤独》

2.《傲慢与偏见》

3.《时间简史》

4.《飘》

5.《小王子》

6.《月亮和六便士》

7.《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8.《了不起的盖茨比》

9.《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10.《麦田里的守望者》

11.《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2.《挪威的森林》

13.《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14.《菊与刀》

15.《巨人的陨落》

16.《无声告白》

17.《岛上书店》

18.《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19.《追风筝的人》

20.《解忧杂货店》

21.《偷影子的人》

22.《七堂极简物理课》

23.《苏菲的世界》

24.《富爸爸穷爸爸》

25.《谁动了我的奶酪》

二、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书畅销榜前十

1.《原则》

2.《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

3.《罗生门》

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5.《慢煮生活》

6.《三体》

7.《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8.《局外人》

9.《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10.《解忧杂货店》

三、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十

1.《月亮与六便士》

2.《三体全集》

3.《浮生六记》

4.《活着》

5.《明朝那些事儿》

6.《解忧杂货店》

7.《原则》

8.《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9.《富爸爸穷爸爸》

10.《沉默的大多数》

四、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书新书榜前十

1.《原则》

2.《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3.《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4.《见识》

5.《刺杀骑士团长》

6.《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

7.《高兴死了！！！》

8.《看人的艺术：11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

9.《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10.《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

五、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新书榜前十

1.《原则》

2.《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3.《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4.《高兴死了！！！》

5.《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6.《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

7.《镖人》

8.《思维导图笔记整理术》

9.《刺杀骑士团长》

10.《山茶文具店》

六、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 Unlimited电子书包月服务借阅榜前十

1.《月亮与六便士》

2.《三体1》

3.《虚无的十字架》

4.《富爸爸穷爸爸》

5.《梦幻花》

6.《微习惯》

7.《情人》

8.《无声告白》

9.《浮生六记》

10.《人间失格》

七、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前十

1.东野圭吾

2.李永新

3.汪曾祺

4.陈磊

5.瑞·达利欧

6.老舍

7.尤瓦尔·赫拉利

8.村上春树

9.芥川龙之介

10.吴军

八、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年度付费电子书作家榜前十

1.东野圭吾

2.刘慈欣

3.毛姆

4.王小波

5.当年明月

6.阿加莎·克里斯蒂

7.太宰治

8.陈磊

9.朱斌

10.沈石溪

九、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1.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中信出版集团

3.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4.上海译文出版社

5.译林出版社

6.中南博集天卷

7.磨铁图书

8.华章公司

9.湛庐文化

10.商务印书馆

十、2018亚马逊中国新锐作家及其代表作（排名不分先后）

1.许先哲，代表作《镖人》

2.宋念申，代表作《发现东亚》

3.逯薇，代表作《小家，越住越大2》

4.邱国鹭，代表作《投资中不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