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进入平静期，缺少落地场景、现金流不足的创业公司发展将愈发困难。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应尽快将技术落地，与传统产业融合，尽早商业化。

挖掘应用场景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好。我们企业发展很快，2018年营收比2017年增长了好几倍。”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必选”)首席财务官、高级副总裁兼董秘张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看好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因此加入优必选这家创业公司。

张钜选择踏入人工智能行业，是近几年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据清科资本的数据，2018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周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工智能行业在过去两年爆发，受到资本追捧，以致于一些缺乏技术实力的公司同样融到资金，依靠融资支撑发展。在人工智能行业，员工工资通常相对较高，一家公司如果人员多，开销就很大。如果收入不足，一旦投资人出现观望，这些缺乏现金流的创业公司将面临风险。

“今年是人工智能行业挤泡沫的一年。任何一个行业受到资本追捧，总会产生一些泡沫。有些公司依靠融资发展，缺乏应用场景和现金流，如果后期投资跟不上，可能垮掉。”周全说。

根据亿欧智库发布的报告，在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商业落地100强榜单中，预计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人工智能非上市公司仅8家，预计2018年营收不超过8000万元的公司44家。

亿欧公司副总裁张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8年实现盈利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较少。总体看，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没有落地能力及场景的公司将趋于被淘汰。”

“行业发展进入平静期，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位大型券商行业分析师李明(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强者愈强

李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前期没有收益，需要靠“输血”来维持。“初创企业研发成本高，而且产品落地引流都需要大量资金。底层芯片和算法主要靠研发投入，而应用初期需要加大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目前，国内人工智能人才比较短缺，研发费用高。”

周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工智能行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IT桔子数据显示，2018年，多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获得大笔投资。例如，旷视科技D轮获得融资6亿美元，商汤科技C轮战略融资6亿美元，优必选C轮融资8.2亿美元，依图科技C+轮融资2亿美元。

“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单笔融资额节节攀升，具备商业落地能力的公司更加吸引资本关注。强者愈强，弱者生存空间收窄。”张帆认为，对于资本而言，“人工智能投资进入重点培养阶段，广撒网阶段已经过去。”

《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5月8日，全国人工智能企业4040家，北京市人工智能企业1070家，占比26%；全国拿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能公司合计1237家，北京市拿过风险投资的人工智能企业431家，占比35%。

业内人士认为，科创板将为优质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提供新的融资渠道。李明指出，人工智能企业初期投入较多，若能在科创板上市，可以获得更多融资机会。尤其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有利于创业公司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并为其股权投资搭建了新的退出通道。但一些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一级市场估值过高。

对于公司是否考虑在科创板上市，云天励飞联合创始人王孝宇表示暂时没有信息透露。据一位接近云天励飞的人士透露，不少投资机构已到该公司调研。

而优必选已公布上市计划。“资本市场的支持很重要。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张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调研公司的人很多，中金公司已进入优必选进行上市辅导。“不管在哪儿上市，埋头苦干先把公司做好才是王道。上市之后，我们的竞争力、融资能力、研发投入都能得到提升。”

与传统产业融合

对于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存在的问题，李明指出，有的公司产品理念好，但落地难。人工智能要与传统产业融合，尽快探索出技术落地方案，尽早商业化。

“AI本质上是对之前的生产方式或工作方式的数字化推进。”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工智能企业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据中国信通院2018年9月发布的报告，在各类垂直行业中，人工智能渗透较高的包括医疗健康、金融、商业、教育和安防等领域。其中，医疗健康领域占比居前，达22%；金融和智能商业领域占比分别为14%和11%。

东方证券研报指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仍以政务以及企业场景需求为主，消费者相关应用爆发时点未到。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看好人工智能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看好人工智能。就像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充满发展空间。”张钜说。平安证券预计，到2020年，国内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

什么是新闻？它究竟是一件商品还是一件奢侈品？你能否量化它，抑或只有定性的手段才顶用？在互联网时代，什么可以让对于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报纸和新闻继续发挥作用？能否找到一种商业模式来维持它？其承包商（purveyor）究竟会是那些在价值上持不可知态度的、依赖于优化算法来控制我们的注意力的技术专家，还是依旧会留一些位置给传统的编辑判断？

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在《真相批发商》（Merchants of Truth）一书里试图系统性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书中故事的主角是两大最具潜力的传统媒体挑战者——BuzzFeed和Vice，以及传统媒体中久负盛名的两大宿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在先败一阵的情况下，传统媒体从新媒体那里吸取了教训：《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平台起初坚决捍卫新闻界的“政教分离”原则，认为新闻绝不能沾染商业，且在报道的安排和处理过程中绝不使用分析工具——这两条对他们的新对手而言都不成问题。渐渐地，他们开始认识到世界已经变了，自己也必须跟上脚步。

但新贵也同样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Vice没能看到的一点是，它的成长同时也意味着它将面临高标准的审视，一方面是媒介伦理，另一方面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办公室文化。BuzzFeed则被人发现在悄悄地、批量地删除旧时的尴尬推文，且因其四处剽窃素材而面临着“收割内容”（content farming）的指控。此外，这两家也慢慢开始面对残酷的经济现实，错失盈利目标也令投资人相当失望。二者承诺的野蛮生长，到头来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考虑到它们高度依赖于Facebook的不透明性及其捉摸不定的新闻推送算法，这种不可持续性更显得尤其突出。

这一过程没有停止。2019年1月，艾布拉姆森的新书于英国发布仅仅一星期之后，BuzzFeed便裁掉了一部分新闻编辑。仅在纽约一地即有43名记者丢掉了工作，其广受好评的全国新闻以及全国安全平台也彻底被关掉了；英国与澳洲分部将近一半的职员被解雇；西班牙分部的行政人员也难逃厄运；法国分部的办公室已经被拆除。颇为残酷的是，最近这波裁员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凡此种种，为新旧媒体的故事写下了相当黑暗的终章：这些公司一度自以为破解了怎样做好数字新闻的问题，如今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至少从理论上讲，艾布拉姆森在讲述故事时的最大优势，是其与相关行业的紧密联系。她曾在2011年至2014年间担任《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之前还担任过总编，这一经历使她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成为了业界重要人物。艾布拉姆森对业界新贵们有相当尖刻、透彻的观察，她曾轻蔑地把Vice的创始人沙恩·史密斯（Shane Smith）称作“信口雌黄的沙恩”（Bullshitter Shane）。然而，她对《纽约时报》观感已经近乎于崇拜，这在某些时候有损于她的客观性。艾布拉姆森正确地批评了纽时记者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的一系列难称严谨的报道中使用匿名信源的做法，但她自己在书中回忆职业生涯时，却也有诉诸来自朋友和同事的匿名引述，在谈到自己2014年愤而离职时尤其如此。

她肯定地表示“对任何叙事而言，哪怕它小心翼翼地尊重事实，并且尽最大努力采用上帝式的、第三人称的记者-历史学家口吻，本质上也仍是主观的”，但针对其审视《纽约时报》的眼光尚不够超然一事，却仅有轻描淡写的致歉。更令人担忧的是，她对某些话题的论述不禁令人怀疑她在书中其它部分的信源可靠性和准确性，尤其是涉及Vice的那些篇章。艾布拉姆森着墨颇多的一名职员阿莉尔·杜海姆-罗斯（Arielle Duhaime-Ross）就在Twitter上抱怨称，某一提及到她的段落当中“犯了六个错误，还有不少不当的暗示”，包括艾布拉姆森曾将自己错认为跨性别者。

另一名曾供职于Vice的记者丹尼·戈德（Danny Gold）则称书中某句一笔带过的话为“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句话没有提及他的本名，且暗示说他在报道非洲埃博拉疫情爆发时过于草率，且没有正确地穿着防护服装。Vice高级编辑、从事现场直播的记者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则写了一篇口吻不甚客气的长文，指责书中“几乎句句都有硬伤”并表示“时间序列混乱无比，堪称祖父悖论（grandfather paradox，即“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祖父之后的某人是否还存在”，主要与哲学和物理学有关——译注）的绝佳案例”。

艾布拉姆森在Twitter上回应称，这些错误来自未经改正的样稿，但杜海姆-罗斯后来说，尽管正式出版的书里没有再误判她的性别，但其它一系列谬误仍未消除。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乃是基于信赖的，我们不得不追问：艾布拉姆森在重述诸多事件及其参与者的思想时，究竟有没有做到真实可靠？

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这本书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批评的就是媒体不按章法行事，但出版商本身也没有对其做好事实查验工作。更糟糕的是，与她不动声色地谴责Vice的文化氛围时类似，艾布拉姆森在论及Vice的时候口吻也相当轻蔑，这一点看起来至少是局部成立的。她所指出的Vice身上的大部分问题，如性侵等等，其实也广泛地存在于别处，这本书的大方向或许还算不错——但对于一本谈论真相之运作机制的书而言，单单号称“求真”，乃是远远不够的。

在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出生地，波兰的热拉佐瓦沃拉，立着一座纪念铜像，出自雕刻家约瑟夫·戈斯罗斯基之手

一部理想的作曲家传记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特质：深谙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环境背景，并且重新审视所有现有的材料，巩固强化对人物的理解；对传主个性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可能的话还应该灌注情感；同时传记中对作曲这项创造性工作的讨论，还要同时启发读者，打动公众，并将我们重新代入音乐中。

艾伦·沃克（AlanWalker）的《弗雷德里克·肖邦：其人，其时代》（Fryderyk Chopin: ALife and Times）着实给我们上演了一出帽子戏法，以上三点接连命中，无懈可击。作者沃克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经伏案二十五年，写出了长达三卷的《李斯特传》，结果自然是大获成功。就是在我们这些并不特别钟情于李斯特大部分音乐的门外汉看来，沃克的故事也讲得引人入胜，所以当他的新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得欢欣鼓舞。而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肖邦（在整本书中沃克使用的都是他的波兰名字弗雷德里克）。

沃克用一段轻快的序言开启了肖邦的故事，谈起肖邦的不朽和享誉世界的名声，然后话锋一转，借用了一句据称是法国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的话：“肖邦这一生都在死亡。”这句话也为接下来将近700页的内容奠定了基调。其实这句话说得完全没毛病，因为肖邦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肺结核。“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病对他来说只是一点点小麻烦，他依然有精力进行日常工作，”沃克解释说，“但更有些日子里，因为病情加重，肖邦不得不停止所有活动。慢性疲劳、咳嗽不停、咽喉发炎、呼吸困难和神经疼痛，这些症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身体机能几乎无法正常运作。”一次次从鬼门关逃离后，肖邦终于英年早逝，39岁便走向了另一个永恒的世界。

人们也许会好奇，肖邦孱弱的身体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导致他将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确实有千篇一律之处——肖邦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十分钟内写就的，而且无一不是钢琴独奏曲。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没能谱出更华丽、更浮夸的曲子。此外，尽管他的音乐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特别是他的华尔兹和马祖卡舞曲，但在肖邦的音乐中，一以贯之的还是他优雅而富有诗意的沉思。

《弗雷德里克·肖邦：其人，其时代》

即便如此，在这些限制之下，拖着病体的肖邦还是创作出了不少完美的音乐。你能找出哪个作曲家比他更能如此透彻地理解忧郁吗？因为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与钢琴为伴，所以似乎出于一种必然，他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让人们看到钢琴拥有多大的力量。其他伟大作曲家，比如说巴赫，他们的作品无论用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都会产生不俗的影响。肖邦则与之不同，他的作品中成功改编成优秀管弦乐作品的屈指可数——这样看来，肖邦的音乐似乎是为这个创造出它的乐器量身定制的。

肖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演奏家，还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冒险精神的和声专家。沃克在这本传记中的音乐之旅让我们再次看到，肖邦的激进到了什么程度。对所有钢琴初学者来说，肖邦《前奏曲》都是必修课，但没有人会在上面花太多的心思。然而在这24部短小的作品中（长度从30秒到5分钟不等），往往蕴含着令人惊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压缩成最为密集、最为精悍的形式表现出来。

总有一些大师让人不愿与之为伴，肖邦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其他的作曲家朋友排挤，人们对他不屑一顾（甚至还包括他的重要支持者）；同时他还怀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而这一点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再普遍不过了。可以说肖邦真是把自己的天才全都花在了创作上。

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肖邦和乔治·桑德，该作至德拉克洛瓦去世仍未完成，随后它被切割为两幅单独的肖像，肖邦的肖像而今收藏于巴黎卢浮宫，桑德的肖像悬挂于哥本哈根奥德鲁加德博物馆。图为后人在想象中重建的绘画。

肖邦与女权主义作家乔治·桑德（George Sand）长时间的感情也酿成不朽。在这段非同寻常的组合中，沃克写道，“他矜持、冷漠，甚至举止有些娘。他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像是个无可挑剔的花花公子。而她呢，性格火爆、浮夸，在散播自己激进的政治思想时直言不讳。她外表中性，对她来说穿男装是男女平等的外在表征。”沃克花了许多功夫分析两人分手的原因，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两败俱伤。乔治·桑德甚至还以自己久病的爱人为原型写了一本刻薄的小说，但我们依然应该记住，在肖邦生命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这个女人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肖邦传记——它最细致、最博学，也最引人入胜。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不管肖邦有什么样的缺点，其音乐只会愈加动人。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年长于肖邦十几岁，在肖邦死后他依然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正如海涅所说的那样，“当他演奏的时候，我便忘记了所有的演奏大师，忘记了纯粹的技巧，唯独陷入这甜美之声的深渊中，被他细腻深远的创作中那忧郁的狂喜所俘获。”肖邦之伟大、亲切与甜美，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莫扎特、贝多芬或是罗西尼了。

2019“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日前在德国莱比锡揭晓，其中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最美的书”评委会选送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荣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周晨设计，龚为摄影，潘文龙撰文。此书的设计师同时也是本书的选题策划者，书稿由长期关注老行当的摄影家和作家合作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选题策划者及设计师周晨在2017年曾凭借《冷冰川墨刻》捧得“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周晨 设计 龚为 摄影 潘文龙 撰文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8年

此书依据行当特点及旧时传统，将江苏的老行当分为八类。 “老行当”是对社会上正在消失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它们虽渐行渐远，却承载着民间的独特智慧和一代人共同的回忆。2018“最美的书”评委会给予本书评语如下：

设计处处显示真情，用老店铺包点心的粗陋纸张并打毛边，表现逐渐消失的民间老行当百业，有朦胧之美。采取古老而民间的装订方式，页码设置奇特。内文的文字与大图片使用不同材质来表现，丰富了视觉语言。黑白图片印在粗陋纸张上，产生古老斑驳的意象，仿佛显示了新百业皆源自老行当。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周晨 设计 龚为 摄影 潘文龙 撰文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8年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周晨 设计 龚为 摄影 潘文龙 撰文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8年

据悉，“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今年共收到了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600余件。国际评委团经过三天的精挑细选，最终推选出14部作品荣膺2019“世界最美的书”称号。这些获奖作品分别来自10个国家或地区。

“最美的书”创立于2003年，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籍设计年度评选活动。十多年来，“最美的书”评委会受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主办机构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的委托，邀请海内外顶尖的书籍设计师担任评委，评选和推荐当年度来自中国的“最美的书”，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次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十多年来，先后共有16批、346种来自中国的“最美的书”亮相莱比锡，有20种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的奖项，其中两度获得金奖，分别是由蠹鱼阁（申少君）、高绍红、张志伟等设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2004），以及李瑾设计、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订单——方圆故事》（2016）。就在去年，由张悟静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园冶注释》和潘焰荣设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茶典》分别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银奖和荣誉奖，二书均为“古书新作”。

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已有近百年历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的最高荣誉，评委会由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荷兰、罗马尼亚等国的著名书籍艺术家、学者组成。每年一届的“世界最美的书”共评选包括“金字母”奖一名、金奖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五名、荣誉奖五名在内的共计14种获奖图书。这些获奖图书都会在当年的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与读者见面，并在世界各地巡展。

在2019年的农历元月初一，《流浪地球》的制作班底在电影市场中以一部并不常见的太空题材类型片重新燃起了观众对中国商业电影的信心。虽然放映版中的瑕疵时时透露着这部电影艰辛曲折的制作过程，但基于成熟的好莱坞叙事风格与稳定的视觉特效制作，《流浪地球》仍然获得了市场与舆论的双重肯定。一度无以为继的资金支持，以及主演放弃片酬亲自注资的举动，都被结构为了一场中国电影人忍辱负重，重启科幻电影风潮的集体主义神话。

与制作背景中的集体主义神话相对应，在电影情节的内部，无论是整个人类社会逃离地质灾难的主线索，还是主角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副线索，最终都汇聚在了超越个别个体与特殊家庭/国家的全人类的普遍集体团结之中。仿佛隐约之间，《流浪地球》唤起了一种潜藏在当代中国人心底，也未曾被时代变化所抹去的国际主义情怀。据说这种情怀甚至以“天下”的名义穿越了历史，成为潜伏在中华文明之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其在当下的复苏，正意味着日益强大的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走出国门去参与全新的国际秩序，继承贯穿东西方的普遍主义理想。然而对《流浪地球》的这种昂扬解读，不得不面对的是一条横在科幻虚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鸿沟。

“星际国际主义”究竟隐瞒了什么？

对于《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解读来说，关键性的症候恰恰位在于电影情节所处的虚构与观众身处的社会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脱节之中。在为《流浪地球》中所展示的国际主义团结所凝聚的伟大力量欢呼雀跃之前，我们绝对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在什么样的一种前提之下，这种国际主义团结才有可能被想象？

首先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阅读”一部科幻设定下的灾难题材电影呢？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在现代社会的历史现状中，真正的理智著作反而是那些“不敢再说出自己名称的副文学”。 也就是说，对现实生活的诚实反映已经不再出现于主流文学甚至是学术著作中。他们如今只能栖身于曾经被主流所不齿的科幻文学、奇幻文学、推理文学等等的亚文化作品内。但对包括科幻作品在内的副文学中的这种“理智”不可能从文本的字面表象中直接揭示。

为了理解这一点，绝对有必要动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文本的政治化，文本与现实（或者用詹明信的术语，亚文本）间的关联，并非隐藏在文本直接呈现的内容之中。相反，它们隐藏在文本的“政治无意识”之中，隐藏在那些文本想要隐瞒，却因为文本的前提而不得不暴露的内在矛盾之中。

因此，我们不是去发现文本在它自身的封闭自足中“说出了什么”，而是要寻找文本在它未被完成的位置上“隐瞒了什么”。这种精确地定位于阿尔都塞意义上搜寻断裂的“症候阅读”方法当然不仅仅适用于文学，其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一切文化产品。

《大白鲨》电影海报

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了《流浪地球》与经典好莱坞灾难片的同构性面前。较为早先的《大白鲨》与较晚近的《2012》（还有一部经常被遗忘但在此无法忽视的1988年的《天地大冲撞》）都是这一类影片的杰出代表。它们的情节基本都可以概括为角色克服分歧，团结一致战胜某种从我们的社会外部轰炸我们的自然灾害（残暴的野生动物、地质或是天文灾难，甚至连“异形”的形象都可以被定位在这个系列的模糊边界上，代表着从外在灾难向内在分裂过渡的模糊地带）。有趣之处在于，这种电影似乎总是在引诱观众对情节中出现的灾难进行隐喻解读，同时却又拒绝为其隐喻内涵的根本所指提供明确答案。

关于灾难片，最奇特的传闻无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盛赞《大白鲨》，他将之解读为象征着美国底层一般群众抵抗大资本家对他们的吞噬的优秀“共产主义作品”。抛开卡斯特罗的解读，大白鲨还可以象征许多其他不同的形象：经济危机、生态灾难、核武器、战乱、移民……全部这些解读都会为影片赋予完全不同的隐喻内涵。也正因如此，齐泽克将《大白鲨》称作标准的“意识形态电影”，可以说灾难片通过灾难形象捕获了某种模糊的却又现实的焦虑，并在一个虚构甚至是完全幻想的场景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将之解决。在这种意义上，虚构灾难的提出本身就在提供对现实焦虑的一种解决方案。

现在回到《流浪地球》上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恒星衰退所引发的一场巨大生态/地质灾难反过来在情节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因为灾难的降临，地球上的人类才终于抛弃成见与对立，向着共同的目标行动。这种带有施密特所谓“敌我划分”风格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与敌人相对抗的名义下将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就是我们在推动地球飞向群星的浪漫狂想中所见证的那一种国际主义团结（只是施密特的敌我划分从社会内部的对立移置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电影情节为了获得这种团结而付出了显而易见的代价，在这场彻底超越直观认知能力的灾难之中，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被化约为了单纯的生存斗争而不是现实的多元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网络。

《流浪地球》里的“地下城”

影片前半部分展示的地下城生活浮光掠影中，全部生产活动都围绕“流浪地球”计划展开，全部产品被投入以推进工程而不产生积累；原作小说中着重描写的政治斗争几乎被删减殆尽；更惊人的是电影对地下城社区文化生活的描写显示出了毫不掩饰的想象力匮乏：从节日装饰到电子游戏，大量“复古怀旧”视觉要素无机堆叠（这里显然是对《银翼杀手》视觉风格的模仿）。这种堆叠有如在一开始的课堂场景，“学生”机械复读的课文一般流于表面，仿佛地下城文化风貌完全停滞在现实的21世纪初。没有任何新内容得以生产，只剩下徒有其表的怀旧情绪。产生进步的只有技术，没有文化。更近一步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也切断了《流浪地球》通往现实的肯定性路径，如今“现实”只能作为一种被拒认、被压抑的症状，出现在对它的进一步解读之中。

直面危机，重新寻找解决方案

有人也许会说，“电影只是对现实的想象性反映，为了便于观众接受，适当的简化是必要的。”这样的辩护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一些对象被简化排除，往往并非由于其“过于复杂”，而更是因为他们提示着电影叙事合理性之下蕴藏的固有矛盾。电影叙事中化约这些矛盾的尝试，反而会轻易地将其暴露，而这恰恰就是电影的“政治无意识”。把握这些被化约，被掩盖的对象正是理解虚构电影作品的现实意义的钥匙。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如何把握在《流浪地球》中以虚构灾难替换现实焦虑的移置过程中所遗失的东西？或者说，被压抑而缺失的现实对象是什么？

《红灯记》海报

为此我们需要回到这部电影的家庭伦理线索，并可能有些出乎意料地指出其与红色年代的经典电影《自有后来人》（更广为人知的是其京剧版《红灯记》）在家庭伦理主题上的平行性。无论《流浪地球》还是《红灯记》，故事都涉及到了传统血缘家庭与现代集体之间身份认同乃至利益分配上的张力：对于《流浪地球》来说，通过对父子矛盾的释怀与三代人对集体责任的无条件履行甚至父亲角色的自我牺牲，血亲间的情感纽带超越了特殊家庭认同，被重新安置在了集体主义的“人类大家庭”中。

而对于《红灯记》而言，同样的从家庭到集体的身份认同变化也出现在了脍炙人口的“痛诉革命家史”情节之中（对应京剧版本中“血债定要血来偿”唱段）。李奶奶、李玉和与铁梅三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角色通过对无产阶级身份的认同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建立了坚不可摧的联系。两者的不同在于，推进身份认同向着非血缘新家庭与集体主义变化的根本动力，已经在从红色时代向后革命氛围的转变之中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流浪地球》中，被虚构的生态/地质灾难替换了陷入失语的《红灯记》中现实的阶级叙事。

《二十四城记》里的420厂（成发集团）

在文艺作品进行虚构的框架之内，危机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从外部袭击我们的一系列无可避免的天灾，而不是经济系统的固有矛盾在社会内部制造的结果。伴之而来的，也是对责任的逃避与在现实中进行社会参与应对危机的失能。在当代中国，贾樟柯的影片《二十四城记》最为深刻地表现了这种相互关联的失语与失能。在这部半是虚构半是纪实的作品中，“扮演工人的演员”情感充沛的演出与现实工人的呆滞木讷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而无论是现实的工人还是扮演的工人，在新市场秩序对国营420厂所代表的另一种现实可能性的全面胜利中，都彻底表现出了事不关己式的无动于衷。正是通过这种从现实目标向着虚构威胁的话语转型，一种在社会现实之中实现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可能性同样被排斥到了电影文本想象力的边界之外。

吊诡之处更在于，《流浪地球》中虚构的全球生态/地质灾难并非完全没有一种明确的现实对应物。现代社会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中不仅仅创造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庞大生产力，更制造了生命演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态灾难。根据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之上。资本盲目的自我循环运动与支撑着它的一切自然与社会根基之间，存在着最终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相比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或许更有可能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敲响丧钟，但那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也将是一场浩劫。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应当是现实存在的。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基于阶级叙事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应该是解除危机的起点，但却在冷战结束后的彻底的革命退潮中遭到压抑与驱逐。当代人类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全球困局，恰恰是在资本主义霸权的自我合理化运动中，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被问题本身给排除出去了。而《流浪地球》恰恰就是这一困局的直接产物，这部电影已经把握到了生态/地质灾难的临近并意识到只有全体人类跨越国家、民族、语言、宗教与地域的界线达成普遍的联合才有可能应对灾难。然而在力图在现实中实现这一联合的阶级叙事早已失语。于是，电影只能通过将其感知到的现实危机移置为虚构危机，再借由想象性的解答缝合阶级叙事空缺所留下的断裂。

《流浪地球》剧照

所以，《流浪地球》的悲哀在于，它自身就是它试图去解决的那个问题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它与太空歌剧类型的科幻作品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同构性。太空歌剧通过将资本积累的动力重新转译为太空探索的动力，在广阔的宇宙背景中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与市场，从而缝合了有限资源与资本无限增殖欲望之间的矛盾。它们都暴露了科幻文本创作中的一种想象力的缺失：我们能够想象与魔法无异的新奇技术与色彩各异的外星文明，乃至以上全部的彻底毁灭，但却总是无法想象一种前所未见全新社会制度。

好消息是，在当代，《流浪地球》与它所代表的科幻作品仍然没有放弃扬弃当下社会状况，也保留了现实中走出困境的希望。为了证明这样一种希望的诚挚性，《流浪地球》在虚构与现实断裂的症状中以否定性空缺的方式为我们指明了通向一种可替代世界的道路。或许借影片中的一个说法，这种希望，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世界与中国一起庆祝。无论是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首次为中国春节亮灯，还是日本东京塔首次为中国春节点亮“中国红”灯光装饰，以及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大门贴上春联，特雷莎·梅首相亲手剪“春”字窗花……人们普遍的感受是，中国春节给世界带来浓浓的“年味儿”。

中国年的魅力为何如此巨大？这背后的原因值得细细品读。“由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春节期间中国出境游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春节庆祝活动。”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颇具代表性。

今年春节前，一架满载生鲜海产的波音747包机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中国天津，为的是将50吨三文鱼投放中国市场。伴随着中国民众消费能力的升级，中国的年夜饭也成为世界的“新年售卖大餐”。越南黑虎虾、英国面包蟹、德国啤酒、白俄罗斯牛奶、智利车厘子……来自万千公里之外的美食为中国年带来了国际风。“因为中国正在引领世界出口产业发展，春节的影响力将波及全世界。”美国福布斯网站如是指出。

希望借中国春节讨彩头的，还有各国旅游业。全球住宿分享平台爱彼迎此前预测，今年春节假期中国游客前往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048座城市旅行。以春节为由头吸引中国游客，成为不少国家旅游业的主打牌。作为中国游客最喜爱的境外目的地之一，泰国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春节活动。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预计，春节期间中国游客会给泰国带来超过3.14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西班牙对外贸易发展局的数据预期，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该国消费额至少是其他地区游客的3倍；该国2月纺织品行业80%的销售额将来自中国游客。

春节承载的团结、和平、和谐、吉祥等文化底蕴，呼应各国人民心声，彰显独特影响力。《爱尔兰观察报》的报道指出，举办春节活动，不仅让爱尔兰人民感受“年味儿”，更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中国社会集体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并不是一个‘自我的’社会。”印度《经济时报》记者特别描述了中国很多地方老老少少欢聚一堂的景象，感叹“这一切代表着繁荣和幸福”。

关注中国春节，成为世界级现象。春节传递的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等精神，赋予这个节日更多世界意义，不仅有喜悦，还有激励和憧憬。

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实现了“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目标。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1.传统民俗和民间文化吸引力凸显。旅游过年已成新民俗，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安徽举办彩灯大会、舞龙舞狮、抖空竹等民俗体验活动，广东的广府庙会、迎春花市、醒狮贺岁、客家山歌、采茶戏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40.5%、44.2%、40.6%和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2.三四线城市、各地乡镇春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欢乐春节全球参与。基层和乡村的春节休闲方式已不再只有K歌、打牌、搓麻“老三样”，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人民的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村民当上了“村晚”导演，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逛庙会、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等迎新年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到农村去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的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等1500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日益丰富的春节文化生活彰显国民幸福，处处体现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的认同和文化自信。

3.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假日市场安全有序运行。全国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值守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监管，多部门联动，文化综合执法效果明显，市场秩序良好。春节期间，北京、四川、湖北、安徽等地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提醒大家安全出行、文明守礼、勤俭过节，强化文明旅游氛围，传播文明旅游理念，提高市民和游客文明旅游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