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2019年1月号刊登了一份特别的文学“AI榜”。在这份AI最喜爱的作品榜单中，科幻作家陈楸帆去年发表于《小说界》杂志6月刊上的短篇小说《出神状态》以0.998941845的系数位列第一，以0.000001的优势险胜莫言发表于《十月》杂志2018年1月刊的《等待摩西》。

这是《思南文学选刊》与一个名叫“谷臻小简”的AI软件合作完成的榜单，也是目前中国文学领域发布的首份AI榜单。AI软件在“阅读”了2018年中20本文学杂志刊发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说后，挑选出了它最喜欢阅读的一批作品。据软件开发者、前《收获》杂志编辑走走介绍，AI算法看重的是小说的优美度，即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节奏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结构的流畅程度。同时，由于目前的AI程序引进了概率算法，因此它是根据杂志的最大风格来做出判断的，也就是说，AI会在最专业的杂志中选择出一批最专业的作品，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它也会在最通俗的杂志中选出最通俗的作品。

截至2019年1月20日，“谷臻小简”的最爱读物始终是莫言的《等待摩西》。然而，21日下午3点左右，参与此次评选的《小说界》和《鸭绿江》杂志的作品赶到，新增80部短篇小说。下午7点20分，情况发生了改变。AI最终选定的年度短篇是陈楸帆的《出神状态》，《等待摩西》被挤到了第二位，位列榜单第三的是作家雍措发表于《青年文学》杂志的小说《午后阳光》。

在这份收入了60位中国作家及其小说的榜单上，既有我们熟悉的身影，比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前段时间在“匿名作家计划”中进入终选的青年作家叶扬（独眼）、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正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的热门作家双雪涛、科幻作家宝树，以及在文学圈内时常被认为小说十分“符合《收获》调性”的张楚。当然，榜单也涵盖了一批并没有怎么进入大众读者视野的作家。看到这份榜单呈现的结果，走走也在考虑接下来应该如何完善算法——一方面，她希望AI能够挑选出质量上乘的作品；另一方面，她认为不能完全用《收获》的风格去要求AI。

《思南文学选刊》主编黄德海对于这份榜单呈现的中立结果很感兴趣。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当初决定收录这份特别的榜单，一方面是因为AI发展迅猛，想看看AI在文学方面能够创造出何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到年末岁尾，文学圈就涌现出一堆文学排行榜——不管评选结果如何，总有人质疑评委的专业度，又或者认为评选结果依赖的是人情——“那么，一个相对中立的选择标准，会是比较好玩的吧？”

《思南文学选刊》

有趣的是，作为AI最终选定的年度短篇作品，陈楸帆的《出神状态》里恰好也用到了由AI软件生成的内容。AI从众多作品中识别出了另一个AI，“这简直是生成整个榜单过程中最华彩的部分，”走走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到。出于好奇，她在榜单结果出来后马上打开了陈楸帆这篇小说，留意到结尾有这样一段注释：“带*号楷体字部分为AI程序通过深度学习作者风格创作而成，未经人工修改。”

她立即联系了陈楸帆，询问这个注释究竟是一种噱头，还是真的包含AI写作内容。他当即把自己使用的AI软件发给了走走，这个软件是他的朋友、创新工场CTO兼人工智能工程院副院长王咏刚制作的，训练数据包括陈楸帆既往的十几部小说作品，以及作为参考语料的赫胥黎、阿瑟·克拉克、威廉·吉布森、尼尔·斯蒂芬森等人的科幻小说作品。第一次看到AI程序写出来的句子时，他觉得既像又不像自己写的，有先锋派的味道。制作者王咏刚特别喜欢机器写出的“重重追逐着人类发现的触觉，以及即将看清左右的囚笼”这一句，因为看上去“像是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派的真传”。除了参与AI评选的《出神状态》一文，在日前出版的新书《人生算法》里，这个AI程序也与陈楸帆进行了互动。

“一个AI，何以从771部小说中，准确指认出另一个AI的身影？”走走在随榜单一同发布的《未知的未知——AI榜说明》一文中发问。陈楸帆则感慨说，“这简直比科幻还科幻。”AI程序已逐渐习得了陈楸帆的写作偏好——在使用祈使句时爱用什么句式、描写人物动作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或者副词等等。在掌握了关于语句的统计规律后，在写作环节，AI程序便会从大量的语料中随机找到一些词，并把这些词汇按照写作规律拼接在一起，形成句子。当陈楸帆被问到是否担心AI程序有一天会写出比自己更好的作品，他幽默道：“这倒不会，要是真写出来我就躺赚了。”王咏刚也在近期上海的一场讲座中提到，目前AI写作程序仍然只是一种“初级的机器辅助写作”，即通过给定关键词和关键元素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找到历史上所有涉及这个词语的文本。这也导致目前AI写作有篇幅限制，而且在涉及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时，AI便有点捉襟见肘了。“AI现在还是个baby，”走走对界面文化说。

《人生算法》

陈楸帆 著

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除了为影视改编服务之外，走走发现，这个小说软件也可以指导一部分学生进行写作。目前她的团队正在尝试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所开设网络文学创意写作本科教育的大学。学生创作的网络小说被输入软件后，AI会按照理想的故事模型和情节曲线对故事进行检测。“比方说一个W阵型，如果W的第一个弯度不够，那就是这个人的命运不够悲惨，那么它上升的曲线就不够大，故事就不够精彩。我们也有剧本算法，目前我们针对的是电影，不是电视剧。针对电影来讲，就是可以判断哪一幕写的比较平、哪一幕写的比较精彩，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走走2017年底从《收获》杂志辞职，开始涉足影视版权转化工作。她随后发现，即便是如余华、须一瓜这种在文学圈颇有名气的作家，在影视市场上的认知度可能还比不过网络文学。这激发了她对网络文学的兴趣。在浏览各大平台网络文学的过程中，她惊叹于网络文学动辄三百万字、五百万字的体量，于是想到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开发一个能够迅速读取小说并且提取简介、人物和情节的软件，并将这样的分析报告提供给影视开发方供其参考，以便进行迅速判断，这便是“谷臻小简”AI软件的由来。

另一方面，她也很清楚AI的局限。“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教人工智能识别语言的好坏，即便是人，我们也很难教会他们识别语言的好坏，我们无法评判是王朔的语言好，还是余华的语言好。AI能够识别的是节奏感、叙述的强弱、泪点笑点的分布以及整个结构是不是工整。事实上，意识流小说、多视角、平行空间等等各种文本的技巧并不适合影视改编。影视改编基本上还是线性结构为主，顶多就是一个倒叙。因此影视改编的路线是很清晰的，所以这个AI也比较笨，是围绕这个方向来选小说的。”

在去年的西湖IP大会上，由谷臻故事工厂联合浙数文化东方星空数娱发布的《卖座故事曲线报告》中，AI研究和分析了过去20年间724部改编成影视的文本，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以及有关小说风格和设置的各种变量，探讨了影视作品畅销的内在元素。除了根据文本中出现的人物和场景来识别主角、主角之间的强弱关联以及主要场景，另一个对AI来说非常重要的判定因素是情节曲线。据走走介绍，情节曲线的计算是根据文本中的动词进行统计的。“情节是冲突造成的，冲突是通过动词呈现的。在影视作品里，冲突是要通过演员的动作来呈现的，所以主要的东西一定是动词和动作的权重。因此情节曲线主要是根据动作权重来计算的。”

谷臻故事工厂分析得出的人物互动关系图

AI统计得出结论，能被改编的文学作品有强情节、几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一个中心主题。通过分析724部作品，AI得到了六种类型的故事曲线（W型、M型、N型、倒N型、V型和倒V型），其中W型比例最高。这种类型往往首先是一个正能量故事，故事初期主角略被动，但结局一定是乐观的，情节起伏均匀对称，节奏感强——《琅琊榜》和《香蜜沉沉烬如霜》都属于这一类型。

这种通过机器评定和操作的模式化指导，是否会损害文学本身？对此，做纯文学出身、并认为自己有一颗纯文学之心的走走说，目前AI写作程序主要面对的是靠故事情节取胜的网络文学，而非纯文学。她认为，在不久的将来，AI写作程序极有可能取代网络写手，自己生成符合观众胃口的网络文学作品。

除了应用于影视改编外，走走希望未来可以利用这个AI软件搭建一个荐读平台。目前软件的读取速度已经达到了平均四秒钟一本书，“我希望为中国所有的图书都做一个导读版，相当于建立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导读系统，从而进行通识教育。”读者在看过导读版之后，可以自行判断一本书是否有干货，是否要购买这本书进行深度阅读。

当被问及这项服务和如今盛行的《罗辑思维》这类抽取干货的读书产品有何不同时，她认为，人工拆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受个体视野和知识格局影响较大。并且，目前的人工拆书产业链条建立在对于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之上——通常是经过大学生之手进行拆解，然后流转到行业大V手中。“这种行为不尊重图书，也不尊重作者。如果是作者自己去讲解，我是认可的。但这种拆书行为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是为了挣钱。”走走在解释二者的区别时说，“我们不是要代替这本书，而是提供一个进阶的选择——可以通过导读版给读者一个浏览经验，然后他们决定要把哪本书带走、要不要继续去了解一本书。”

附：AI榜单前十名

序号              作者                         篇名                               杂志                   系数

1                  陈楸帆                   出神状态                      小说界2018.6      0.998941845

2                  莫言                      等待摩西                      十月2018.1          0.998931

3                  雍措                       午后阳光                     青年文学2018.2   0.998853945

4                  吴祖丽   总有一些事情在摧毁我们的生活  鸭绿江   2018.11 0.998611625

5                  巴陇锋                  乌兰察布之恋                延河2018.12       0.998564063

6                  凌岚                      枪与玫瑰                       青年作家2018.2  0.9982574

7                  刘亮鱼                    花飘香                         文学港2018.7      0.998156059

8                  叶扬                        预展                            小说界2018.2      0.998151156

9                  杨则纬                    爱人                             鸭绿江2018.5      0.998086753

10                卢德坤                    恶童                             西湖2018.2          0.9972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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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16世纪铜质牌匾的细节，来自西非地区的贝宁，目前为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品

一间博物馆如有殖民时期的藏品，通常是其历史污点。但透过诉诸历史久远性的洗白行为，它们主动选择了无视。眼下，面向全新的政治议程，博物馆馆长必须重新思考其作为馆藏保护人的身份：要将人民及其祖传物置于一种前殖民的、但也有过巨变的图景中来观照。

说到文化遗产，你首先就得从词源学上弄清“遗产”（heritage）和“祖传物”（patrimony）这两个词的源流。“遗产”令人想到继承（inheritance），而“祖传物”则将我们引向父权制（patriarchy）。在法语里面，patrie一词指代家园、祖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西非的大片地区都曾于殖民时期受到此一法语概念框架的影响。取自西非（边缘地带）并被运回中心/首都的文物，也就此被构想成殖民者之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在正式进入欧洲各大国家或私人馆藏之前，它们频频亮相于各种大型展览和博览会，用以谋求对殖民计划的支持。

一个悖论立即浮现出来：来自边缘地带的文物在中心地区固然颇受欢迎，但那里的人民就没有这种福分了。鉴于西非诸国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早期接连独立，再要扣留这些文物并同时排斥其人民，就更难说得通了。前法国殖民地的青年未登记（undocumented）移民徘徊于巴黎雅克·希拉克-盖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的门前，但却无法取回诸多馆藏的祖传物。移民所受的待遇难称体面，但来自其家园的各种文物却在博物馆里得到精心呵护并享受高规格礼遇。这些移民终将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但馆藏文物却并没有重归故土的机会。看来，家园不过是文物的家，而不是人民的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具有相当独特的人口学特征。到2050年，该地区的10个国家预计将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大部分西方领导人希望西非诸国能保持强力和稳定，能够确保其公民的就业和文化自信，给他们一个留在本国并建设新未来的理由。归还馆藏文物对国家构建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可以抚平殖民活动的部分伤痛并支持方兴未艾的创意经济。

这些殖民时期掠夺自西非的文物标志着许多东西，其中大部分是成问题且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文物成了西方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催化剂，且就此进入了艺术经典行列，为艺术家提供激励和鼓舞（可以参考诸如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工作室背景）。毕加索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接触到的文物，为其20世纪伊始的“非洲时期”（African period）这一艺术创作阶段提供了灵感，造就了他的名作之一《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

在非欧洲艺术对诸多西方艺术家的影响之外，诸如贝宁铜像（1897年被英国从贝宁王国夺走，其治所在现今的尼日利亚）这样的文物已经凭借其自身的优点而位列世界艺术史名品，论起它在技术与艺术上的成就，可以说鲜有能与之匹敌者。但它在取得这一承认之前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怀疑阶段，当时的艺术史家对非洲艺术家能否创造出精美至此的作品多有质疑。

贝宁铜像

以此观之，就殖民遗产以及西方与其前殖民地的暧昧关系而言，西方博物馆对非洲文物的持有以及展示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人目前依然无法从这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中获益。

暂且放下归还的政治（politics of return）不谈，未来几十年里，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将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有艺术、摄影、音乐和电影可供享用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然而，殖民主义对曾受过殖民统治的人民来说，仍是一段屈辱的经历，就此不难想见的是，取回对祖传物的控制权，乃是朝向疗愈之开端的重要一步。归还文物，将能令这些年轻的民族接触到意义深远的艺术和文化知识，进而振兴其创意经济。

归还行为本身就是深刻悔过（contrition）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就过往的错误重启对话，着眼未来谋求关系的妥善重建。在有关归还过程之复杂性质的一系列辞令背后，似乎就是这一令人略感难堪的真相。博物馆曾归还过遗骨并以富有尊严的方式将之重新安葬。我们也曾从可以信赖的收藏家手里取回纳粹掠夺来的艺术品，并将之归还给犹太家庭。鉴于祖传物象征着制造和取得它的人群之生平，其后继者也因之而卷入到当下的道德关系当中，如今正是对殖民祖传物加以清退的绝佳契机。眼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归还，而是何时归还这些文物，以及归还过程是体面的抑或是经历了一个充满焦虑和抵触情绪的阶段。

蒂凡尼·詹金斯（Tiffany Jenkins）曾在2016年出版的《保护他们的大理石制品》（Keeping Their Marbles）一书中为博物馆提出过一套比较典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辩护，其论点是：惟有陈列在全球的中心城市，我们才能真正地让全球的艺术以及人之为人的体验变得富有意义。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陈列行为本身是成问题的：例如位于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的非洲馆藏。此外，博物馆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无法展出的文物就只能“金屋藏娇”了。迄今为止，博物馆的逻辑依旧不是流通和展示（access & display），而是夺占和扣留（acquisition & retention）。我们在指派负责保护馆藏祖传物的受托人时，仍然不无狭隘意味地将其职责界定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为后代保管藏品。也许，在殖民者之外，如果博物馆的受托人能够将被殖民者的后裔也一并纳入考量，并对其角色加以反思，那么他们就能重构出一种遗产伦理（heritage ethic），以适应全球人口特征变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近日，微信官方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指出，除夕至初五期间，共有8.23亿人次收发微信红包，红包类小程序更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实现了翻倍增长。而这个数据，仅仅是小程序蓬勃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年初召开的2019微信公开课PRO版上，微信公布了小程序成绩单：覆盖超过200个细分行业，服务超过1000亿人次用户，年交易增长超过600%，创造超过5000亿元的商业价值。

伴着技术和产品升级的步伐，小程序生态业已形成，连接的开发者和用户越来越多，覆盖用户生活服务、教育娱乐等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有关小程序抄袭、侵权、利用小程序虚假营销等负面问题也被陆续曝出。

新平台面对的却是老问题

看到小程序“迷石冒险2”时，“迷石冒险”团队意识到自己被侵权了。这款他们自主研发的小游戏，具有独立著作权，却被侵权方恶意冒用，只在“迷石冒险”名称的后面增加了数字2，以假乱真。对方使用的头像图标和介绍内容甚至和自己完全一样，“迷石冒险”团队果断向腾讯平台投诉，经过平台审核后，仿冒小程序被暂停服务。

据腾讯公司披露，2018年全年小程序侵权投诉近4000件，从投诉类型看，主要分为小程序的昵称、头像、功能简介以及小程序内容两大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小程序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属于软件作品。

“小程序可能出现的各种侵权仿冒、搭便车问题，其实在搜索引擎等应用中都已经出现过。因此，对于微信等提供小程序服务的平台，应对和处置各类小程序侵权行为或事件，并非新问题。”李俊慧建议，对于小程序的保护，可以从商标层面对软件名称、头像等申请保护，也可以从著作权的角度对内容或服务进行保护。

李俊慧表示，相关平台对于依法取得了商标注册、软件登记的小程序给予相应的保护；对于暂未取得商标注册、软件登记的小程序，则可以提供有关的保护服务，构建公平有序的小程序生态环境，让各类创业者、团队或公司，都能在相应平台的小程序生态获得良性发展。

据微信团队介绍，微信提供了便捷的侵权投诉渠道供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微信公众平台首页下方可以找到“侵权投诉”入口，进行侵权投诉。对于小程序头像、昵称、功能简介等侵权投诉，平台会对确认为侵权的内容进行清理。对于小程序内容的侵权投诉，由于内容存储在开发者端，如果是非恶意、重复、严重的侵权行为，平台会先行通知开发者整改，整改合格后可免于对小程序做下架处理；对于未能有效整改的，会封禁页面或下架该小程序。

获取用户数据需合理必要

根据腾讯相关消息，小程序在收集、获取用户数据方面，需要坚持“必要+合理”原则。“必要”是指只有在小程序的具体业务中，确实有场景需要获取用户数据的情况下，开发者才能获取用户的同意授权；“合理”是指开发者获取数据的范围不应该超出具体场景所需要的数据范围。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互联网应用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合法、正当、必要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平台或相关应用，首先要遵守的是《网络安全法》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规定。尤其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1条明文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吴沈括说：“另一方面，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例如一个提供导航服务的小程序，需要获得用户位置数据，但没有必要获取性别、年龄、电话号码等数据，否则平台会认为小程序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违反了相应原则，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个人隐私信息授权要谨慎

在使用小程序时，不少人都有被询问是否授权头像、昵称甚至个人位置等隐私信息的经历，遇到此类情况时，用户需要看清条款，谨慎授权。对于完全陌生的第三方应用，则应尽量避免授权任何个人信息。

但由于用户并不清楚微信平台与小程序开发者之间的合作协议和细节，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更多地还是要依靠平台。“小程序主体通过用户授权获得的服务数据存储在其服务器上。微信平台一直通过相关服务协议和平台规则，要求开发者对用户隐私安全进行保护。”微信团队相关人士表示。据其介绍，比如在需要用户授权隐私数据信息的服务场景中，平台会要求开发者在小程序前端界面必须向用户提示“授权使用信息”，用户也可以自行在该小程序主页的“设置”选项撤销相关信息的授权。同时，他们也在不断优化线上运营环节的管理，并希望帮助开发者和用户提升对隐私保护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用户登录授权环节进行优化，在不影响小程序业务的正常运作下，让用户授权昵称头像的心理压力降到最低。”微信团队相关人士表示。

据微信团队相关人士介绍，近期，小程序介绍页还新增了“用户隐私及数据提示”这一信息，用户可查询和了解对微信小程序开发者的要求和约束，如开发者在收集、存储、处理或使用用户隐私及数据时，应当遵守的小程序服务条款“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用户隐私及数据规范”的运营规范等规定。若用户认为开发者未遵守上述规定或存在其他侵害用户隐私或数据的情况，可进行投诉。

技术加持知识产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小程序的抄袭仿冒情况也不时发生。由于商标注册历时较长，小程序开发运营者很少拥有注册商标，这给商标侵权投诉的解决带来了困难。目前，腾讯公司已经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加强平台治理。

腾讯安全管理部总监邱宇辉曾在“互联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论坛”上介绍其在版权刑事保护方面的经验：2016年至2018年前三季度，共计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侵权及外挂案件67起，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挑战，如P2P下载仅提供种子、不存储影片的分散式传播模式，导致在司法判定时侵权主体难以判断。

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技术运营部高级总监王鲁强介绍，腾讯视频通过技术对抗、民事维权、刑事打击等手段，构建了版权保护体系，2018年共处理视频盗版链接380万条。在对抗过程中发现，视频盗版的技术不断翻新，除了传统的浏览器插件和盗版网站，近两年又出现了聚合解析软件。

新技术的发展，使网络侵权变得容易，也大大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崔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在小程序成为重要流量入口的当下，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手段也需要不断更新。新的技术环境确实给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些新课题，我们需要一些版权制度方面的观念突破，如更加规范和简便的版权交易、分割、授权制度，全版权运营手段等。

由于英国汉普郡温彻斯特居民极力反对该市为简·奥斯汀再造新的纪念物，在温彻斯特大教堂内打造一座纪念雕像的计划被搁置。

大教堂原已委托雕塑家（Martin Jennings）马丁·詹宁斯在其所属的场地内制作奥斯汀雕像，为的是“在温彻斯特内涵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身份中明确其重要地位，打造一座永恒的纪念碑，纪念简·奥斯汀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并准备筹集25万英镑实施该计划。该项目受到了汉普郡和温彻斯特市政府支持。

然而，据《南方每日回声报》（ Southern Daily Echo）报道，当地居民和团体却对该计划发出了“猛烈批评”。有居民写道，“很多人反对在任何地方再建一座简·奥斯汀雕像，或在大教堂内部再打造任何雕像。”还有人写信称，“大教堂已为简·奥斯汀设立墓碑，温彻斯特还有她临终前的故居。这两处地方已经足以反映她和温彻斯特之间的纽带”。

大教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认真听取民众反馈，“项目得到了热心支持，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大家对于雕像类型、所在地和这项重大委托的时机表示深切担忧。”因此，大教堂决定：“很遗憾，不再推进该计划。目前，大教堂和本市需要将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其他优先事务中。我们很荣幸到目前为止能请到艺术家马丁·詹宁斯与我们共事，感谢他的支持和对于本决定的谅解。”

“它不但可能‘黑’掉某个小学生对汉字的学习能力，而且可能‘黑’掉一代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体悟。键盘正在取代纸笔，或许终有一天，我们只有在需要以审美方式表达情感和思想时，才会拿起纸笔。而当这一天真的来临，如果因为从小对‘写字机器人’的依赖而无法落笔就悔之晚矣了。”

对于“写字机器人”，大部分网友把矛头指向教育，认为学生作业负担过重是“黑科技”诞生的原因。应该说，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某项工作或劳动的具体形态可以被科技改变，但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和功能却不应因此而抹杀。

拿“写字机器人”来说，小学生抄写汉字这一动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最浅层的当然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仅从这个层面而言，可以通过“写字机器人”来完成；如果老师带有体罚性地让学生大量抄写，学生用“黑科技”来应对，更是无可厚非。

不过，往更深一层看，抄写本身并不是目的，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小学生学习生字和课文离不开记忆，抄写正是为了更好地记忆。事实也已经证明，眼口手配合的活动对于促进记忆确有帮助。因此，如果把抄写完全交给“黑科技”，显然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的禀赋不同，学习一个字或一篇课文需要抄多少遍也应该因人而异。

如果再深入到汉字的文化特性中，我们还会发现，方块结构的汉字除了表意交流的作用外，还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书法这门中国独有的艺术。汉字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本根的意义。我们学习汉字，除了明白它的读音和意思，还应该体会它的审美意味。而对于汉字审美意味的掌握，则必须通过实际的书写感受每一笔的起承转合以及笔画之间的关系，进而体会线条营造的时空之美。而这些是目前的“写字机器人”无法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字机器人”确实有“黑”的一面，它不但可能“黑”掉某个小学生对汉字的学习能力，而且可能“黑”掉一代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体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键盘正在取代纸笔。或许终有一天，我们只有在需要以审美方式表达情感和思想时，才会拿起纸笔书写汉字。而那时，如果因为从小对“写字机器人”的依赖而无法落笔就悔之晚矣了。

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彻底封杀这样的黑科技呢？恰恰相反，正确的方法是科学地回答“写字机器人”提出的问题。一方面认真反思教育存在的问题，减少乃至杜绝体罚式的作业，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应思考如何填平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鸿沟。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就是为“懒人”而生的。科技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帮助人从重复的工作、繁重的劳动中获得自我解放。但这种解放不应该导致文化的散失，而应该促进文化的延续和繁荣。

罗杰·麦纳密（Roger McNamee）是一名美国基金经理、风险投资人，曾投资过艺电（EA）、Sybace、棕榈（Palm Inc）和脸书等知名企业。2004年，他与波诺及其他一些人共同创立了Elevation Partners这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日前出版了《“扎”心了：警惕脸书灾难》（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书名zucked有双关语成分，由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名字而来，又与fucked谐音，意为“真是见鬼了”——译注）一书。

问题：你与脸书有怎样的过往？

罗杰·麦纳密：自1982年以来我就在做科技领域的投资，直至最近都对技术保持乐观。我初见马克·扎克伯格是在2006年，他那时22岁，而我已经50岁了。甚至于在当时我就已经认为，脸书将与那时的谷歌一样成功，乃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且这种成功还不是一般级别的。他打破了历史上两大曾对以网络为基础的公司构成制约的教条：首先他要求真实的身份，其次他提供了对隐私的真正控制。

我认为这代表着一项相当惊人的成功。所以我面见了他，在他开口前我就告诉他说，我怕有人抢先下手买了你的公司，他们会为此支付10亿美元，并且人人都会劝你接受这笔买卖。我向他表示，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的梦想，那我希望你能给他们一个否定的答复，总之你自己看着办。结果表明，他来见我的理由正好就是有一家公司打算以10亿美元收购脸书，且人人都劝他接受。

他打算物色一个首席运营官，我向他推荐了雪莉·桑德伯格，并说服了她与马克会面。他接着说服了她加入公司，并组建起一支团队。

问题：你第一次意识到事情正朝不利的方向变化是在什么时候？

罗杰·麦纳密：2016年1月，我注意到有大量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选战相关的虚假脸书社群。他们传播的东西基本是不准确的，且有厌女嫌疑，属于虚假信息。

一个月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脸书驱赶了一家公司，理由是其使用广告工具来收集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感兴趣者的信息，并将之售予公安部门。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最后，我找到了马克和雪莉，给他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在里面我提出：算法和商业模式都出了系统性的问题，纵容了不法分子伤害无辜民众。他们很有礼貌地回应了我，但表示在他们看来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个案，且他们已经着手进行了处理。

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下决心要亲自去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找到了谷歌的设计伦理学家崔斯坦·哈里斯，他有一个名为“大脑劫持”（brain hacking）的概念，发明此概念是为了刻画互联网平台所使用的规劝性（persuasive）技术，此技术令平台可以塑造其产品用户的心智习性。这些习性久而久之将令人上瘾，进而使用户较易受到操纵。

灵光一闪之下，我当即就看清了它对美国选举以及英国退欧所发挥的潜在影响力。

《“扎”心了》

问题：这本书是否是那些努力的集大成？

罗杰·麦纳密：不，这不过是第二步。这种状态维持了好一阵，随后来了个大爆发，《观察家报》和卡罗尔·卡德瓦拉德把剑桥分析的内幕抖了出来，这几乎改变了一切。

我们早已敲响警钟，但真正击中每个人痛处的还是隐私问题，它改变了一切。

此时我开始写这本书，理念很简单：你能做的无非就是召集一支小团队并且四处与其它小团体会面。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拓宽信息渠道的办法。我试图做的，就是用我个人的故事去帮助人们理解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当新闻接二连三地涌来的时候，他们也能有自己的解读。

我的基本思路是，这不是个科技故事。也不是个商业故事。这是每个人的故事。我们正面临一场灾难，并且我们未必能找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它，因为脸书和谷歌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是某种我们之前不曾见过的东西。

商家透过操纵注意力来诱使你在他们的服务上花费更多时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商业模式。它对使用者的精神健康相当不利。它对民主极为有害。它彻底摧毁了隐私感，且压制了美国的企业家才能，因为这些公司从本质上讲是这样的：它们在某一时刻看中了某个产业，随后就把它搅乱，但毁掉旧事物以后又未能提供价值相等的替代品。

问题：脸书内部人士对这本书作何反应？

罗杰·麦纳密：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是，2017年2月以来没有一个脸书的人跟我联系过。自2000年以来我就与雪莉熟识，她可能属于你能遇见的执行官里面最有政治头脑、才能特别超群的那一拨。我注意到他们对批评基本不加回应，这种做法有些令人震惊。面对批评时的封闭心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各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系统性的，牵涉到一套对投资者十分有利但却伤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商业模式。若看不见息事宁人对公司来说并非长久之策，他们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这样会令世界各国政府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高压管控。

问题：问题到底是出在脸书身上，还是出在马克·扎克伯格身上？

罗杰·麦纳密：问题远远超出了脸书本身。它牵涉到整个互联网平台产业，马克只是诸多参与者中的两大成功案例之一。

某种文化模式从2003年左右开始侵染硅谷——正好是脸书和领英开张的时间点——并且它有一条特定的来路。

1950年至2003年间，硅谷起先专注于空间项目，之后则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主。这些东西所营造的文化乃是高度理想化的：用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技术使用者赋权，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史蒂夫·乔布斯曾有一著名论断，即他的电脑是人类头脑的自行车（bicycles for the mind）。

谷歌和脸书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在许多生命的核心活动中取代人类。思考一下他们对人工智能所做的一切，不难发现有三个与之相关的、特别能赚钱的市场：摆脱白领工作；告诉人们如何透过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贬义词，指算法推荐之下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推送有混淆视听之嫌——译注）来思考——那就是脸书所做的；最后则是通过推荐引擎来告诉人们应该享受和消费些什么。

任何企图列举足以塑造我们之所是的东西的清单，都难免包含上述三大要素。我们的工作、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以及我们所享受的，乃是使我们成其为人的组成部分。取消它们并将之托付给一台电脑，在我看来不啻是滑向了“人类头脑的自行车”的反面。

脸书总部所在地

问题：你是否有构想过某种版本的历史，在其中我们不至于落到这一境地？

罗杰·麦纳密：脸书一路成长而来的那种文化具有高度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色彩，它的首个投资人皮特·泰尔就服膺这一哲学，其它一些人称“PayPal黑帮”（2002年PayPal被eBay收购后，一群理念相近的老员工依旧保持紧密联系并以该昵称自诩，皮特·泰尔是其魁首之一——译注）的成员也是如此。

这群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并且亲手把公司一步一步拉扯大的。他们的眼光很独到，经营公司的理念具有革命性，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挑战就在于，他们和前几代的硅谷人有着很不一样的哲学。他们认为乱局（disruption）是完全合理的，理由是你除了对自己负责以外并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负责，鉴于此，你也不需要为自身行为所引致的一系列后果负责。

这套哲学在他们的公司里几乎深入骨髓，其理念是你可以有一个目标——就脸书而言，是以一个网络连接整个世界——且这个目标极具重要性，足以为一切通达它的必要手段作辩护。

问题：你曾经说英国退欧是一声警钟。此话怎讲？

罗杰·麦纳密：我留意到了一种自己之前从未见到过的不对称性，广告竟然能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了控制注意力，你会想要诉诸崔斯坦·哈里斯所谓的“蜥蜴大脑”（the lizard brain），即那些煽动愤怒和恐惧的东西、一些本质上可以营造一种奖赏感的东西。一旦你把这些东西加入到广告里，那将对民主造成极大的实质性损害。转眼间，中立的中间派观点在脸书上没什么人注意了，极端的、充满情绪的观点则无处不在。

有证据表明，在美国，特朗普选举团队花费的每一美元所带来的信息传达有效性（effective reach per dollar）比希拉里团队要高出17倍，这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就英国退欧而言，鉴于其结果令人震惊，我不得不扪心自问：脸书在其中是否有扮演什么角色？显然，脸书向来都是选举宣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指特朗普团队的宣传），你获得的是高度情绪化的信息，在后一情况下（指希拉里团队的宣传）则是中立的信息。这是对该问题的最好测试。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因此也不知道答案。但我脑海中浮现的假设结合我在其它方面之所见的脉络，确实令我有警钟长鸣之感。

问题：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你是否看见脸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改变？

罗杰·麦纳密：崔斯坦和我都尽力以一种让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脸书里的人。在这个过程持续进行了两年之后，我对脸书里究竟有没有人具备在其内部掀起那些变革的能力表示怀疑。

我担心的是，如今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仅有外部压力才能促成变革的关头上，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使用这些产品的人们所需要扮演的角色，他们可以撤回部分或全部的注意力，并对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迫使其实施规制性的改革。

问题：扎克伯格曾主张，脸书的弊端就是互联网本身的弊端。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罗杰·麦纳密：不对。chutzpah（源自希伯来语，没有确切的汉译，形容一种介于厚颜无耻和不拘小节之间的尴尬状态，没有贬义——译注）这个词有一个古老的定义：一个杀了自家父母的孩子以自己是孤儿为由乞求法庭开恩。这就是我们眼下谈到的东西。互联网之所以是这般样貌，无非是因为谷歌和脸书把它打造成了这个样子。拜马克所赐，脸书依照其自身的那套标准来看乃是异常成功的，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套标准只不过是脸书自家的。

最近，某动漫作品的宣传短片中，哪吒以颠覆形象登场：他顶着黑眼圈与深色烟熏妆，不时露出两排阴森的牙齿，口中唱着“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对仓皇逃窜的路人暴力相向。一直以小英雄形象出现的哪吒，这一次为何成了“街头小霸王”？

尽管短片尚不足以成为评定一部作品的依据，但其引发的争议却具有普遍意义——文化产品策划创意过程中有个流行词叫“人物设定”，一些改编为吸引眼球、博取票房，会故意追求“人设”的颠覆，脱胎于故事、传说、神话的传统角色也包含在被颠覆之列。然而，许多传统角色承载的精神价值已经积淀成为其形象的一部分，面对它们，改编的禁忌在哪里？如果只是为了所谓娱乐搞笑，混淆了是非、真假或美丑，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背离的创意，还能让人接受吗？

“文化文学经典及其人物，是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可以根据生活发展变化，予以新的解读。”文化学者、作家孙颙表示，传统文化可以成为当代想象力的载体，“但是颠覆性的改造应该慎之又慎。尤其是动漫的主流受众是少年儿童，一些所谓又贱又坏的形象设定，对于儿童的心灵成长不利。”

传统文化为当今动画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近年，国产动漫纷纷聚焦家喻户晓的传统形象。对这些形象的开采手法十分多元，有的对人物故事做更符合当下审美逻辑的改编，有的索性让传统人物“穿越”到当下。这样一来，动画作品既能借力大众熟知的文本优势，又起到了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

最近播出的一部神话动画就用新故事、新叙事，展现传统经典。白蛇报恩的故事被嫁接到了柳宗元名篇《捕蛇者说》的历史背景下，用捕蛇少年与白蛇之间的情感，对应传统文本中那段跨越世俗偏见的崎岖爱恋。

有的“故事新编”脑洞开得更大，索性将经典人物挪到当下。以漫画形式连载多年，有部网络评分达到9分的动画片中，东海龙太子、玉兔、啸天犬、刑天、精卫等神话人物都成为了需要挤班车、赶工期的都市上班族，而哪吒、红孩儿则成了需要补习数学、英语的小学生。积极向上的日常生活中，角色偶尔展露的“神性”，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古典神话知识大科普。

经典人物并非不能跳出既有叙事。在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解读传统经典，优化角色设计，将符合当下审美需求的内容融入创作之中，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改编是有前提的——有学者提醒，作为文化产品，不可忽视其塑造观众性格和认知的功能，另类的角色人设会给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个性设定”带来什么，需要创作者思考甚至警惕。

改编活化过程中，“时代表情”需要与文化传承共振

“文创产品及其开发、销售，更多的是围绕意义的挖掘、生产、消费与传播，不能用片面颠覆甚至恶搞的方式吸引眼球。”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任健教授认为，文艺作品通过合理的时代性改写，从传统母本中采集烛照当下的精神价值，方能引发传统文化与当下人心的共振。经典人物不仅是视觉形象，还蕴含着时代记忆叠加而来的精神文化价值，在活化的过程中更要坚守、尊重其背后的意义。

“孙悟空”这一经典形象得以传承，就因为其鲜活“时代表情”下从不缺位的正向精神价值：产生于抗战时期的《铁扇公主》展现出了冲破束缚抵御外辱的精神气质；上世纪中叶拍摄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洋溢着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近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则用一段温情的原创故事，将齐天大圣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展现强者的内省与成长。孙悟空像一个跨越年代的童年精神偶像——强大、勇敢，喜创新、有担当，带给人们面对外在挫折与内心恐惧的勇气。

颠覆性的“反英雄”书写是此次相关短片不能让一些观众满意的关键。当年，《哪吒闹海》也尝试大胆创新。作品删去了《西游记》《封神演义》中复杂的神怪背景，在人物关系与动作设定上，也放弃了同时期动画中常用的戏曲程式化手法，以接近生活的风格展现神话。角色作为“人”的一面被放大，恰恰符合了当年的时代潮流。有评论认为，哪吒可以从稚嫩可爱的小英雄变成为样貌夸张、举止粗鲁的混世魔王，但是其疾恶如仇的性格特质却很难被观众忘记，受到儿童喜爱的动漫作品，在创新时可以加载流行的“萌”“可爱”元素，也需要小心避开“怪”“残忍”的泛娱乐套路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