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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简单公式不简单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描述文创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但文化如何融入产品之中?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去融入?如何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契合产品的核心功能……


这一系列看似微观的问题,在大力发展大文化产业的当下,应该被好好审视。文创产品的公式,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不只是一个杯子


而是一种潮流文化的载体


为了它凌晨排队,为了它高价购买,甚至为了它大打出手,这个“它”就是星巴克推出的一款猫爪造型玻璃杯。


这款猫爪杯在倒入液体之后,会现出一只肉萌饱满的悬空猫爪,再加上玻璃自带的粉色,整个肉爪显得粉嫩有光泽。猫爪杯被哄抢的背后,折射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萌物的消费心理,星巴克这类快消品的客户群与喜爱萌宠,尤其是猫咪的人群有很高的重合度,因此,当“星巴克”与“猫”这两个元素合到一起时,这部分重合的消费群体就无法抑制购买欲望,从而出现哄抢局面。


猫爪杯是一款企业文创产品。文创产品,顾名思义是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简单说,就是“文创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创意使得一件产品附加上了超出用户期待的价值,让其心甘情愿地接受溢价。猫爪杯的官方售价是199元,二手炒卖到近千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杯子的实用价值。


市场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产品是指能够提供给市场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供人取得使用或消费,并能够满足某种欲望或需要的任何东西。”科特勒认为,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存在不同的层次,按照从内向外的顺序,这些层次包括:核心产品,即产品提供给顾客的基本效用和利益;形式产品,即核心产品借以存在的形式,具体包括品质、式样、特征、商标及包装等;期望产品,即购买者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延伸产品,即顾客购买形式产品和期望产品时,附带获得的各种利益的总和。


显然,文创产品在期望产品、延伸产品等精神层面上给予了人们心理上的满足。猫爪杯以萌宠搭上了“猫咪经济”的顺风车。“猫咪经济学”是2015年日本经济学家发明的新词,指不管经济多么困难,大众对猫及其相关产品的热情永远高涨,只要商家用对猫咪,就能吸引关注,从中获益,猫咪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撸猫”文化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养猫人群已经达到5000万,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被称为“空巢青年”的单身者或者还没有孩子的小情侣、小夫妻。他们很多人远离故乡,独自在外打拼,养一只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和精力的猫咪作为精神寄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于是,不少跟猫沾上边的产品很容易一夜爆红,之前故宫出品的文创产品中有关猫玩偶及其形象的,都收获了很高的关注度。


猫爪杯不只是一个杯子,而成为了一种潮流文化的载体,这是猫爪杯热销的内在逻辑。当下的社会文化极为多元,一件文创产品要“走红”,在文化上有所归属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文创产品要在具备实用价值的同时,满足人们的某种精神需求,或是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要,或是对审美的需要、对体验的需要,或是以上多方面综合的需要。没有文化的注入,文创产品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做不出他们的产品


他们也做不出我们的产品


当下文创产品界最具“网红”特质的当数故宫博物院,制造了各种高端卖萌的刷屏事件和用心有趣的产品再造。对此,“故宫看门人”单霁翔总结了三点心法:一是不简单复制藏品,而要研究今天人们需要的信息和生活需求;二是挖掘藏品内涵,寻找与今天社会生活的对接点,用文化影响人们生活;三是不断追踪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追寻无限远的传播能力。


三点心法,关键在于寻找历史文物与今天大众之间的连接点,也就是在“文创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公式中,解决如何做好加法的问题。


对此,上海博物馆的文创团队深有体会。上博文创中心现有20多人,领衔的胡绪雯主任是专业画家,有着长期临摹古画的功底。中心有三位设计师,一位有着珠宝设计功底,另两位曾多年从事文物复仿制工作。


相比故宫文创团队,上博这支队伍的规模很有限,但近年所做的两件大事给了他们足够的自信。一件事是去年,正值迪士尼公司的经典形象——米奇90岁生日,迪士尼(中国)公司联合上博,推出了100多件文创产品,以“博物奇趣”为主题,把上博青铜元素和迪士尼经典形象巧妙结合。例如,冲浪的米奇图案,提取上博镇馆之宝西周青铜大克鼎上的主纹饰——波曲纹(即龙纹的变形),变成米奇脚下的海浪;米奇的大脑袋由青铜火纹组成;青铜壶上的渔猎纹饰、宴飨纹饰都有米奇的身影。以此为契机,上博同步开出天猫旗舰店,仅青铜纹大、小米奇玩偶产品,就销售了4000多件。


另一件事是2017年上博引进大英博物馆“浓缩的世界史——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时,上博开发了共计180种文创产品,有吃的、有用的、有穿的,颇受市场欢迎,三个月展览期的销售收入高达1700万元。


总结两次“战役”的成功,上博文创中心的吴喆姝告诉记者,找准文化定位很重要。


首先定位于传统文化。产品的形式是现代的,但背后的精神内涵一定来自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会产生一种力的博弈与转化,既年轻了传统文化的“体态”,又可以让时尚潮流不那么轻飘飘。传统文化丰富的艺术手法和形式,有着深沉、恢宏、灵秀、简约、质朴和精致等多种特点,在深入挖掘传统元素丰富的文化内涵基础上,借用现代设计手法,找到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就能设计出富有民族特色且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但是,传统文化如此浩瀚,没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和清晰定位,很容易迷失方向。吴喆姝说:“故宫的特色是古建筑、皇家文化,其他博物馆都很难在这两点上超越故宫,但上博的家底也很好,青铜器、绘画收藏是全世界知名的。”因此,上博就在自己的特色馆藏文物上下功夫,让上博文创团队引以为豪的是,截至目前上博6000多种文创产品全部是由他们自己设计的。“做文创产品很不容易,不仅要求我们非常熟悉馆藏文物,还要考虑到不同质地等因素对产品效果的影响。”以前上博从不对外开放IP授权,如今的上博正尝试逐步开放对外授权,和优质合作方对接,让社会力量助力博物馆文创,以吸引更多观众。


在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融入文创产品中时,在地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我们把多年前各地纷纷打造的“特色小镇”视为一个大型文创产品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凡是贴合当地风土人情的小镇,可以持续地保持活力,具有自我生长的能力,而那种如飞地般的所谓“欧陆小镇”“英伦小镇”,则多半热闹一阵后便成了一座空城。文创和文化一样,需在地的水土滋养,没有办法凭空移植。


以上博在董其昌书画展期间推出的文创产品“玄赏”米糕为例,当时确定要办董其昌展时,因为董其昌是松江人,文创团队冒着酷暑,一次次去松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了解到用松江大米做成的米糕是松江一大特色时,便决定做一批米糕,上印“玄赏”两字,因为董其昌的字为玄宰。


米糕的故事展现的是文创产品和在地文化直接的勾连,但更多时候,在地文化消融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城市气质中。自开埠以来,东西方文化交融,形成了上海人低调内敛而又追求精致的城市风尚。上博开发的文创产品,很少大红大绿而多清雅清新。但哪怕是开发一个白瓷小茶杯,都会有匠心独运之处:从古画中择取一朵花的图案,绘于杯子内壁上,当杯中注入茶汤时,这朵花就因折射而浮于水面,荡漾开一片静谧而又活泼的情愫。“立足于我们自有的101万件藏品,我们要做出海派文化的味道来。”吴喆姝说。


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与上博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文创团队。说起来,这个团队的规模就更小了,仅3人,且每人手头还有其他一堆事。但从2016年开始试水文创以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已推出50件(套)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是上海红色文化最重要的地标之一,但在2016年之前,不仅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做,全国革命类的纪念馆都不太热衷于做文创产品。因为与古代文物相比,革命文物开发成文创产品不能太“任性”。“比如,一大旧址是一幢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我们曾经考虑做一些以旧址所在的石库门为原型的衍生品,但落实到产品形式上,就要考虑自身的政治意义和产品的相容性,最终还是放弃了。”分管文创工作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总支副书记、副馆长宋依璇这样告诉记者。除了设计文创产品时比一般博物馆多一层顾虑外,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性质属公益一类单位,文创产品不得对外售卖的规定也局限了文创产品的对外传播。


尽管如此,宋依璇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红色文创的开发,并意识到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与红色文创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红色文创是红色文化的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文创产品本身有实用功能,我们再以美的方式融入革命教育,可以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党史、亲近党。”去年“七一”前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网络上,向全国党员征集对党的祝福语,凡留下祝福的党员均可获赠一本纪念馆自主研发设计的文创笔记本。一时间,这本精美的笔记本受到热捧。“去年9月份,我们受邀参加了文旅部在敦煌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展,红色文创仅我们和瑞金革命纪念馆两家。我们发现,我们的产品和故宫等博物馆的产品摆放在一起,丝毫不逊色。我们做不出他们那样的产品,他们同样也做不出我们这样的产品。”宋依璇说。


做成有故事的文化产品


才能真正受到大众喜爱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记者看到了这本去年晋级为“网红”的笔记本,它走的是清新手绘风路线,内页以手绘图形式,展现了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远景、近景和内景,甚至还详细描绘了参观者无法到达的地方的景象。除了全景的描绘,还有不少上海老物件的特写,一个竹壳热水瓶,一个带着锈迹的水龙头,让大家恍惚间穿越回100年前的上海里弄生活。本子里做书签之用的红丝绳的一头,系着一个金色的福字蝙蝠。这是一大会址纪念馆独有的标志,上海很多石库门房子都有过街楼,但唯有一大会址的过街楼上有福字蝙蝠图案。笔记本的封面是石库门造型压花。整个本子并未在明显处标注一大会址纪念馆,但每个细节都展示了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特征。


“这个手绘笔记本是2018年做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封面上烫着党徽,遮掉党徽的话,可以是任何一家单位的笔记本,毫无个性可言。”可见,在“文创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的公式中,创意正是关键一环。


人们对文创产品的理解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最初,博物馆搞文创,往往是直接复仿制某件馆藏品,吴喆姝将之称为文创产品的1.0版本,2.0版本是将文物的图片直接印到现有的日用品上。上博搞文创,起步于1996年。“当时的礼品商店三分天下:一分是博物馆专业类图书,一分是文物的复仿制品,一分就是这种贴图的文创产品。”吴喆姝说。


上博的青铜器收藏全球知名,可是文创产品就一定是复制青铜器吗?上博这样拷问自己,逼着自己去改变。“文创的3.0版是打破原来的器型,打破原来的质地,比如青铜器可以做成珠宝盒。”吴喆姝介绍,在去年下半年的上海特色产品(伴手礼)测评活动中,“上博款”珠宝盒与其余三件伴手礼直接“晋级”。这件青铜父乙觥珠宝盒,其原器件集多种动物图像于一身,产品以合金为材料,制作出了类似原器件的仿古质地,表面点缀了水钻,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和谐结合。


3.0版的文创设计思路还包括抽取文物的纹饰、色彩,融入日用品的设计中。比如同时入选上海特色产品的“上博款”粉彩蝠桃纹复合丝巾,从馆藏的清朝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中抽取出粉蓝、桃红两种主色彩,在丝巾上搭配使用,十分雅致。


如今上博文创团队正在努力把产品升级至4.0版。例如,售价两三元一张的明信片,历来是文创产品中的长销品种,上博保留了这一品种,也保持了这一亲民价格,但对产品进行了升级:请科技公司制作了10件青铜器的3D模型,不仅全面展示了该件器物的全貌,而且用动态图展示古人是如何使用它的;这些3D模型被编写成小程序,二维码印在明信片上,消费者用手机扫码,打开小程序,就能看到这些模拟动态图。上博还曾出版过一套儿童文物考古丛书,比如丛书中的《陶瓷国》,小读者需要先给鸡缸杯填色,填完后用手机扫一扫,鸡缸杯就成三维立体的了。


从1.0版到4.0版的上博文创开发之路,是一条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探索消费者需求、增强消费者体验的路。谈及消费者体验,上博做的不止是增强,而且是拓展。网红的董其昌“山水”咖啡和董其昌“玄赏”米糕,都是把文创产品的范围延展到了之前少有人关注的饮食领域。“文创产品是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去了解文物、了解历史,那为什么不能是在吃的、喝的过程中呢?”吴喆姝介绍,上博文创的发展方向将是全方位地调动消费者的视觉、触觉和嗅觉、味觉,没有什么是不可为的。她说,文创产品不是纯粹的产品,也不是纯粹的文化产品,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要做成有故事的文创产品,才能真正受到大众喜爱。文创产品区别于大多数一般产品的关键在于其文化创意内容,文创产品无论是在生产、流通、分配还是在消费方面,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规律,需要设计师拥有独特的设计思维,同时融入各种有益的文化元素,实现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重效果。


以设计驱动的消费升级时代


需开创属于中国的设计风格


上博每天能接待的观众数在5000人左右,最多也就8000人,鼎鼎大名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展厅,建筑面积也不过800平方米,很多人排了四小时的队,实在排不动放弃了,但走之前要买件文创产品留作纪念。与实地参观形式互为补充,文创产品承担了一种传播功能。


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吸引多少人来旅游、旅游者留下多少消费额、带走什么样的城市印象,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创产品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带着点文化意味的日用品,它更关乎城市形象及城市旅游业、商业的发展。


尽管有故宫、上博这样在文创方面获得成功的案例,但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文创产品发展还很有限。这是个令人尴尬和焦虑的时代,一方面遇到了设计驱动的消费升级时代,另一方面我们却还不知道如何行动应对。一提设计,大家都在谈北欧、日本、德国,甚至是美国,本土的设计却没什么辨识度,消费升级和设计驱动的风口前,我们能不能开创属于中国的设计风格从而成功起飞?这种矛盾与求之不得,无疑是当下焦虑的核心。


为什么中国设计尚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以下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共识:


一是传统文化和工艺精神的缺失。我们古代就有很好的设计和产品,精美的器物,雅致的生活,说明我们是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但传统文化的割裂,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造成了今天包括文创产品在内的各类创新普遍缺乏活力根源的困境。


二是未能真正深入时代、深入生活,设计引不起人们的共鸣。如猫爪杯击中人心柔软处,如故宫守门人单霁翔所说,只有在深度挖掘文化内涵的同时,积极寻找与今天社会生活的对接点,才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文创产品。


三是美学及设计观念尚未得到普及。不仅是消费者缺乏审美的观念,很多设计师也缺乏对设计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的坚持。


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向古典文明寻求创新灵感,同时紧跟时代,着眼于生活方式,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文创产品才能感动消费者。而没有感动,文创产品很容易沦为普通的工艺品。

从角楼咖啡到上元之夜 故宫带火中国博物馆文创产业

故宫口红、角楼咖啡、故宫上元之夜……一项又一项新颖的文创产品令北京故宫爆红网络,这背后不仅是中国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发展,也记录着中国文化消费的崛起。


去年12月1日,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外的故宫角楼咖啡正式营业。游客无须“进宫”,就能享用“宫廷咖啡”、“康熙最爱巧克力”等颇有创意的饮品。现在,角楼咖啡馆已经成为网友热衷“打卡”的“网红咖啡馆”。


在即将迎来建成600年之际,故宫IP(知识产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17年,故宫文创收入高达15亿元人民币,超越1500家A股上市公司。故宫文创不仅是胶带、丝巾、扇子、家居陈设等有形产品,传统文化也得到传播。刚刚过去的2019年元宵节,故宫的上元之夜一度引发订票网站宕机。


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王亚民在6日北京举行的“平台经济下的新文创新消费”论坛上说,故宫文创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发阶段,大部分文创产品是复制的,在故宫小卖部销售;第二个阶段是自觉阶段,故宫开发了1万多种文创产品,但多以复制为主,比如复制清明上河图等;2018年,故宫宣布进入第三阶段,即立体化文创开发阶段。


何为立体开发?王亚民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关心的主要是四件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因此故宫就围绕这四件事做文创开发。


例如“他乡遇故知”,是一种把文化根脉留住的问题,故宫文创基本上围绕着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几个中国节做开发,如今年春节期间的“故宫过大年”系列活动。


除故宫外,中国其他博物馆也纷纷跨界,西安的城墙与法国化妆品公司合作开发香水,现象级综艺《国家宝藏》在天猫平台开店,汇聚了国内多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在博物馆相继成为”网红“的过程中,互联网功不可没。2016年12月,国家文物局等五部门发布《“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了博物馆文创开发的大繁荣。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认为,博物馆基于自己的馆藏资源、学术资源、专家资源,完全可以挖掘出有巨大市场潜力的IP,然后通过和互联网平台等其他社会机构合作,产生经济效益。


阿里巴巴文创行业负责人王飞介绍,目前,已有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陕西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英国V&A博物馆、你好历史、敦煌研究院等11家博物馆入驻天猫。


文创产品的走红,恰逢中国消费升级,文化消费潜力无穷。阿里大数据显示,49.5%的用户会选择线上购买博物馆文创产品,50.9%的用户会为博物馆文创产品支付溢价。


不过,经过最初的繁荣,文创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应引起注意。王亚民认为,博物馆一定要研究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文物产品,同时也要研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样研发出的产品才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


此前故宫主动下架“故宫口红”引发文创产品质量问题。安来顺说,博物馆文创产业同样也有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博物馆的优势在上游,不可能指望一个博物馆同时拥有研发团队、设计团队、生产团队、销售团队,但在整个过程中,博物馆不能对文创产品的品质放任自流。

美国福克纳文学奖公布短名单

福克纳奖(又称为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PEN/Faulkner Award)于美国时间昨日公布了今年的终选短名单,有五部作品入围。福克纳奖是美国最大的同行评审小说奖项,每年会为获奖者提供1.5万美金的奖金。


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充满野心的环境小说《上层林冠》 (The Overstory)入围短名单,讲述了几个热爱树木的人彼此交织的人生故事。《上层林冠》被《华盛顿邮报》评为2018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同时也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鲍尔斯曾经获得过麦克阿瑟奖,他已经出版了十几本小说,作品常常致力于探索现代科技的影响。2006年,他的小说《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曾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其他四部入选作品是:


《匿名种族歧视者的墓穴》(Tomb of the Unknown Racist)的作者是布朗什·麦克拉里·博伊德(Blanche McCrary Boyd)。故事讲述了女主角在白人至上的美国亚文化中寻找她失踪多年的哥哥的故事。这是博伊德的“黑锁”(Blacklock)三部曲的终章,其他两部分别是《小女孩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Little Girls)和《终极速率》(Terminal Velocity)。


《爱情战争故事》(Love War Stories)是伊维利斯·罗德里格斯(Ivelisse Rodriguez)的处女作。这本短篇小说集从20年前写起,主要讲述了波多黎各女性面对的文化背景和代际冲突。


阿扎林·范德维利特·奥洛米(Azareen Van der Vliet Oloomi)的《叫我斑马》(Call Me Zebra)讲述了一位居住在纽约的伊朗女性的故事,她喜欢读书,后来回到欧洲纪念她去世的父亲,并试图解决宇宙中的问题。


《不要离开我》(Don't Skip Out on Me)的作者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The Delines乐队的成员。这是他的第五部小说,讲述了一位牧场工人想要成为职业拳击手的故事。


“今年的入选作品证明,我们正处与一个能够听到多种声音讲述着各自独特故事的时代。”今年一月刚刚成为福克纳奖执行总监的格威迪恩·苏莱曼(Gwydion Suilebhan)说。他曾是华盛顿毛猛犸象剧院(Woolly Mammoth Theatre)的品牌和营销总监。


今年福克纳奖的评委包括珀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厄尔奈斯托·奇诺奈兹(Ernesto Quiñonez )和乔伊·威廉斯(Joy Williams),他们评选了2018年美国作家出版的超过400部长篇小说和小说集。


评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总统告诉我们,生活是微不足道的,语言的存在只是为了传达错误但信息。在这样的时代,入选的作者仍然能够写出响亮的、有影响力的、永恒的作品,重申生活的意义。最终入围的五部作品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情感充沛的美国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鸣,不被任何界线所限。”


福克纳奖将于4月29日宣布最终结果。

中国电影能带动至少2000亿元供应链市场

2019年2月份,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突破111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1亿元,再创全球影史单市场、单月的票房新高。内地市场也成为首个两次单月票房破百亿元的电影市场。


春节档是2月份票房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从2月5日大年初一开始,多部优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观影热潮。其中,由刘慈欣作品改编、郭帆导演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成为今年春节档最大赢家,目前以突破45亿元的累计票房成为了中国影史上仅次于《战狼2》的国民级爆款电影。该片由阿里影业联合出品、淘票票联合发行。


同时,由科幻电影大师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及监制,鬼才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执导的《阿丽塔:战斗天使》,采用划时代的动作捕捉技术,再造继《阿凡达》之后影史上又一大里程碑式作品。淘票票是中国区首席营销合作平台。


3月1日,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优酷电影负责人李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国产科幻电影一直以来面临较大挑战,但《流浪地球》的成功,意味着年轻导演以及科幻题材的电影正在形成“新势力”。早在2018年《流浪地球》的制作阶段,阿里影业就决定在早期与该影片开展合作,最终助推其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2月下旬,卡梅隆来到中国和刘慈欣对话,并带来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品——《阿丽塔》。这部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影片,其国内宣传推广工作,主要由致力于打造“最佳外片观影决策平台”的淘票票承担,是中国区首席营销合作平台。李捷披露,通过精准营销,淘票票为《阿丽塔》带来了超过6亿的曝光量,平台专门推出“钢铁城”电影社区运营,影片映前7天淘票票想看数即破100万,创淘票票映前想看最高纪录。


截至目前,《阿丽塔》影片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超过了北美票房。同时淘票票站内“想看”数累计数量突破了180万,达到中国自有外片以来的最高纪录。“淘票票为《阿丽塔》搭建了一个新的社区,用了4个月时间为其创建了一个新的宣发模式,可以看做是去年《西虹市首富》社区的升级版,我们称之为社区2.0。大量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用户被吸引到这个社区来,通过做大量的活动、用户的交互,用户得到了购票优惠,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曝光量。”李捷介绍。


互联网平台的突出表现,正在成为2月份中国电影市场一大特征。互联网影视公司以其用户规模和平台优势,正在成为优质内容方的最佳合作伙伴。李捷介绍,春节档8部电影,所属的内容出品方各有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和阿里影业旗下的一站式宣发平台灯塔开展了合作,对其服务进行采买。灯塔正在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第三方数字化营销服务平台。


在阿里大文娱体系的大协同下,“淘票票+优酷”正在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影预告片播放平台。此外,淘票票在春节档推出手淘新用户在手淘入口买票半价。“这也是阿里经济体的奥妙所在。对于其他单体公司而言,是在和淘票票及其背后的一整个生态系统去竞争。”李捷强调。


李捷认为,中国内地电影体量600亿元,但是大约能带动2000亿元至2500亿元的供应链的市场。美国电影历史上优秀的商业创新者让美国电影实现了跨越和变迁,中国电影也应当发展出一批具备优秀商业模式设计能力的组织和人,推动中国电影实现转型升级。

阎连科谈代际关系:家庭需要一种“伪透明”才能和谐

“看完《四个春天》,我对陆导非常尊敬,他在镜头和节奏上都掌握得非常好,姐姐去世这件非常伤悲的事,都丝毫没有改变电影明快的基调。”前日,作家阎连科与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在上海西西弗书店的对谈中说。此次,将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作家与导演联系起来的是主题“家庭”——《四个春天》主要讲述的是家庭和亲人的故事,阎连科也曾在2009年出版过描写父辈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我与父辈》。今年《我与父辈》再版,并新增了作者自序,在新版面世之际,阎连科与陆庆屹展开了一场关于家庭关系、代际问题的对谈。


在对谈中,阎连科提到,他曾告诉母亲自己能挣很多钱,不要为了两斤肉一斤白菜斤斤计较。母亲问他到底能挣多少钱,他说,“比村头的建筑队一年挣得还要多,”这使得母亲心满意足地相信他有花不完的钱。不知是出于幽默还是糊涂,母亲跟他说,村头建庙,你去给捐个三五万,村里生活艰难的,你也给他寄两千。阎连科也会为了维持这个谎言,酌情给村里的庙和困难户捐钱。


陆庆屹在活动中谈到父母时说,自己年少时曾非常叛逆,有时会故意考试不及格,惹父母和老师生气,后来也曾离家出走。“我爸妈在县里是受尊敬的人,结果我长成了一个败类,十四岁又进了派出所。他们就跟我说,你做什么我都同意,但是有四点: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做任何选择都要自我负责。”陆庆屹回忆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几句话越来越有分量。在他后来选择流浪和当矿工的时候,他的父母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对我的期待没有那么高,不要犯罪就好,不要死不要打架就可以了。”


活动现场阎连科与陆庆屹 图片来源:出版方

谈代际关系:“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


在对谈中,阎连科说,见过世面的子女最好不要想要改变父母的想法。“你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比那里的人多读了几本书,见过一点世面;你走遍多个国家,你家人就去过郑州洛阳;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他们重男轻女,你能改变吗?他们希望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没有错啊?因为他们就是那块土地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一千年。”在自己家里,他经常跟兄弟姐妹说,“如果母亲哪里做得让大家不高兴,我们就多说点谎话,多说假话,哪怕她在谎言中幸福地过去了,我们也尽到我们的责任了。”


至于和子女之间的相处之道,阎连科说自己常和妻子讲,坚决不要干预他们的任何生活,有钱要和孩子们一起挥霍掉。“孩子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没有蹲监狱,父母已经教育得非常好了,结婚后没有花你的钱,就是非常有能力了。”他承认,自己这种对家人的态度“确实不太真诚、甚至有点虚伪”,但却不失为解决家庭矛盾的好办法,家庭是需要谎言存在的,“我们家庭需要一种伪透明,这才有利于家庭和谐。”


陆庆屹提到,有一次回家,退休的父亲走在他前面,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的白发,“那天有点小风,白发微微颤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陆庆屹在今年尤其意识到父母正在衰颓,父亲的身体状况令他忧心,“其实今年春节我过得非常不快乐。两年前,他还是一个可以挑七八十斤水的人;但现在,你看到他要站起来的时候,都忍不住去搀扶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陆庆屹的眼眶湿润,声音也哽咽了。“我的父母是高尚的、温暖的,我想把他们留下来,即便他们会离开我们,我希望影像可以保留下来。”


《四个春天》中的陆庆屹父亲

谈《我与父辈》:只有这本人见人爱,其他作品人见人烦


《四个春天》里所记录的陆庆屹父母的生活,让阎连科觉得非常惊讶,在他看来,虽然他们住在偏远的地方,生活得如此艰难,但对生活丝毫没有怨言,而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与他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同。“我的父亲母亲会抱怨生活、社会和周围的人,当然,电影呈现的是这个结果,可能他父母也有抱怨,但被剪掉了。”阎连科评价说《四个春天》里的生活是充满诗意、透明和美好的,几乎人人都是天使,没有呈现黑暗和折磨人的东西,而这种美好在他的小说中很难找到,“我的作品中充满黑暗与折磨人的力量,很多时候是魔鬼多于天使。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就是,上天命定你到社会上感受黑暗。”而《我与父辈》则是这些“黑暗”作品的例外,他甚至说,“我一生的写作中,只有这本书是人见人爱的,其他作品都是人见人烦的。”


在写于2018年的《我与父辈》的自序中,阎连科也写道,写完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之后,春节时他接到了家乡县里领导的电话,领导说,“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这个电话让他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并且重新思索他与那块土地的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路。”因为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他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地重新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当作一种“赎罪”和“忏悔”。


《我与父辈》

阎连科 著

中原出版集团·果麦文化 2019年

凭借《我与父辈》,阎连科试图修复自己与故土的关系,而在活动上,他也讲道,写这本书时他正面临着漫长的写作困境。小说《风雅颂》周转了六家出版社,经历了反复的修改;有次出版社社长把他叫到了一个饭局上,给他准备了礼物,跟他交流修改意见。“我拿个笔,他提意见,我大概记了十六条,前面十五条都是可以修改的,最后他说你这个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是正面的、充满光明的……我一听这就不能改了。”阎连科说,自己非常感谢这位社长,但是当天饭也没吃,就提着礼物回家去了。这件事使他的内心陷于矛盾之中,他想到自己的写作出了问题,世界可能也出了问题。他说,自己是太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了,“要跳舞就在这个舞场跳,不能去跳野舞;你要打篮球,你就不能打野球;踢足球就要在足球场,而不是大街上……我这个人人也非常老实,长得也非常老实,其实内心特别渴望冲破条条框框,希望写作是没有边界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好像冬天变得漫长了,每天都处在寒冷之中,“人在冷的时候,就渴望一种温暖,我就这样写下了这本充满温暖真情的散文。”


如同阎连科自我认知的那般,《我与父辈》中写到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四叔的一生,显得尤为深情。“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成为一个乡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

天下文人皆是贼?文学抄袭的混乱世界

人类的话语,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其实都是抄袭来的,”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吐温这样说,“更进一步说,所有人类话语的核心、灵魂、实质、主体或者其中任何实际、有价值的内容,都是抄袭。”


这是马克·吐温在给海伦·凯勒(聋哑人作家)的信中所写的话,两人私交甚好,后者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陷入抄袭指控的场景。凯勒在12岁时创作了一篇名为《霜王》(The Frost King)的短篇小说,正如凯勒所述,“那是我人生喜悦的顶点。”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后,很快便被发现与多年前玛格丽特·坎比(Margaret T Canby)所著的短篇故事《霜仙子》(The Frost Fairies)极为相似,凯勒的境遇顿时跌至谷底。“这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遣词造句上都非常相像,很明显,我一定读过坎比小姐的文章,因此我的小说就成了众矢之的。”事已至此,年幼的小凯勒不得不接受帕金斯盲人学校的调查,已确定她是否故意抄袭。尽管调查结果并未认定她有抄袭行为,但凯勒随后承认,自己一定曾经读过这个故事,只不过不记得罢了。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恐惧折磨着,担心自己写的东西其实来源于他人的设想,”凯勒写道,“很明显,我们读过的书会在潜移默化中对自我产生影响,因此我很难分辨究竟哪些属于原创,哪些属于抄袭。很多时候,我拥有的不过是一些粗糙的设想,而当我读到优秀的作品时,便会不自觉地将其观点吸收到脑海中去。”


或许,正如作家协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所罗门(Nicola Solomon)所言,“小说作家就像喜鹊(喜鹊喜欢偷东西)一样。”仅这个月,《纽约时报》就曾曝出多起涉嫌抄袭的事件,作家AJ·芬恩(AJ Finn)的畅销作品《窗里的女人》被指出与两年前英国作家莎拉·登齐尔(Sarah A Denzil)的作品《留住四月》(Saving April)的行文“惊人的”相似;一位言情小说家指责自己的代笔枪手抄袭其他作者的作品;另外,澳洲作家尼克·米利根(Nick Milligan)也于近日指出,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即将上映的电影与自己的小说《恶行》(Enormity)似乎有众多相似之处。


作家协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所罗门

多年来,涉嫌抄袭的指控层出不穷。2006年,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被指控抄袭英国知名小说家露茜勒·安德鲁斯(Lucilla Andrews)的自传《没有时间去浪漫》(No Time for Romance),前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为自己进行辩护。2007年,迈克尔·伯根特(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指控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抄袭了他们早期的纪实小说作品《圣血与圣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去年夏天,一名法官驳回了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前男友的诉讼,后者指控克莱恩在自己的处女作《女孩们》中侵犯了他的版权。


所罗门表示,经常有作家联系该协会,声称自己的想法被他人非法剽窃。“有些时候事情看起来很明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抄袭者非常谨慎,抄袭内容往往涉及故事主题、情节或结构之类较为抽象的东西,很少有人会直接使用原文语句,因此法律诉讼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容易。不仅如此,诉讼成本也十分高昂,并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各方文本进行逐行检查,不幸的是,许多作家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来与大型出版社或电影公司相对抗,就算有,结果也不一定如他们所愿。”


长期以来,人们发现在文学创作中,各类形式的基本故事情节大概只有3至36个。三年前,有学者将近2000个故事输入计算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的故事其实大多包含6条“核心轨迹线”。不过,在米利根的小说和博伊尔的电影里,主人公杰克在另一个星球把披头士的音乐当作自己作品的故事线并未出现其中。另外,芬恩的畅销书和登齐尔作品中的情节同样不在其列,小说讲述了一名患有恐旷症(agoraphobia)并长期酗酒的女性,意外目睹了一场犯罪事件的故事。


上周,米利根对《卫报》澳洲表示,他觉得这些作品中的相似之处“也许只是一个可怕的巧合,一种无心的举动”。就在本月,《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关于芬恩的爆料文章,才让这一事件逐渐清晰起来。事实上,芬恩的真名为丹·马洛里(Dan Mallory),是一位文学出版商,曾多次在职业履历和健康状况方面造假,并且隐瞒了自己的脑癌病史。


芬恩的惊悚小说于2018年1月出版,而早在2016年3月,登齐尔就已经自行出版了她的作品。几个月来,有许多读者在亚马逊和好读网的评论中指出了这两本书的相似之处。“它们讲的几乎就是同一件事。”一位读者在好读网评论道。另一位读者则在亚马逊上留下了相似的言论,“它和《窗里的女人》简直一模一样,就好像我刚刚读了同一本书的另一个版本。”


《纽约时报》近日指出,两者之间的共性“非常多,也很具体”。(剧透预警)首先,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了孩子和伴侣的女人,尽管小说开篇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其次,主人公的寓所对面都搬进了新的家庭,而邻居的生活则被她尽收眼底。在经过长期观察后,主人公相信对门的丈夫正在虐待妻子,为了弄清真相,她便故意与对方的养女成为了朋友。然而在得到对方的信任后,主人公却惊恐地意识到,其实养女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作家丹·马洛里,笔名AJ·芬恩  图片来源:Alejandro García/EPA-EFE

登齐尔的真名为萨拉·道尔顿(Sarah Dalton),她告诉《卫报》的记者,第一次读到《窗里的女人》时,她便注意到了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道尔顿表示,早在2015年10月,她便开始了《留住四月》的创作,并将其提交给了亚马逊的Kindle Scout项目。随后亚马逊于2015年12月在其网站上展示了该书的内容样本、简介和封面,并且进入了该网站的图书预购程序。2016年3月29日,小说正式出版。


此外,《纽约客》还发现了另一部与《窗里的女人》极为相似的作品:1995年由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和霍利·亨特(Holly Hunter)主演的电影《叠影谋杀案》。影片主角是一名患有恐旷症而足不出户的犯罪心理学家,长年酗酒的她,不仅不被警察信任,还不慎加入了一个危险的论坛。导演乔恩·阿米尔(Jon Amiel)告诉《纽约客》,目前“已经无法继续追究下去了,但这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只希望那些所谓的作家们不要对此视而不见”。


马洛里本人则表示,自己不过是乐于从其他作品中寻找启发而已,包括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的作品,以及希区柯克(Hitchcock)的影片《后窗》。马洛里声称,自己刚刚看完希区柯克的电影,脑海中就勾画出了故事的轮廓。不仅如此,他的经纪人和出版社均表示,《窗里的女人》的脉络、人物和主要情节点早在2015年9月20日之前就已完全成形,而在那时,《留住四月》的出版日期还尚未确定。据说马洛里在那一天提交了一份长达7500字的提纲,而在一个月后,登齐尔才开始了《留住四月》的创作。


就在《纽约时报》有关该事件的文章发布后不久,马洛里的律师便向《泰晤士报》提供了前者分别于9月20日和10月4日提交的小说提纲。“一些重叠的情节点,包括主角与丈夫因出轨而发生的争吵、车祸以及喜欢虐待小动物的少女,虽然在最初的提纲中没有提到,但在10月份的二稿中却写的明明白白……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也表示,马洛里从来没有读过《留住四月》。”


《窗里的女人》

[美]A.J.费恩 著 于是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3

所罗门表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必然,只不过有时它们的发展超出了应有的界限。”所罗门拒绝就某个具体的案列发表评论,但她仍然建议每一位作者尽可能记录并保存好自己作品的创作来源和交稿时间,并且越早越好。


“如果你是被抄袭的一方,想要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它们将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同时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诬陷了,也可以利用这些证据来进行维权。此外,它还能防止你不小心抄袭别人的点子,因为有时候人们会误将别人的想法当成是自己的原创,”她补充说道,“事实上,许多抄袭行为都是无意的,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抄袭的借口。”


托马斯·艾略特曾经说过,“不成熟的诗人会模仿,成熟的诗人会偷窃。”而马洛里也曾在2018年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说道:“人们常说,优秀的作家会借鉴,而伟大的作家会偷窃。如果我没读过弗林或阿特金森的作品,是绝对写不出这本小说的。”


也许,正如马克·吐温在写给凯勒的信中所言:“本质上,人类所有的想法都并非原创。”

从珍妮特·温特森到约翰·欧文:关于LGBT生活的7本佳作

对于每一个青春期男同志来说,阅读爱德蒙·怀特(Edmund White)的《男孩故事》(A Boy’s Own Story)可以算是成长必经之路了。这本经典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是如何学会面对自己的性取向的。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15岁,偷偷摸摸地把书藏在书架背后,生怕有人找到,然后顺藤摸瓜发现我的惊天秘密。这么做很危险,也很诱人。但它仿佛在对我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专门给我写的独家故事,我想许多别的读者也有着和我一样的信念。多年以来,怀特依然是位英雄,是一个坚定的人。


另一边,年轻女性读者会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找到类似的自我认同经历。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这本1985年出版的半自传式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格兰慢慢摸索、实现悦纳自我的故事。和怀特一样,温特森在书中分享了许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读者也会感觉自己与作者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于是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3

几十年前,我们拥有一代勇敢非凡的作家,他们记录着同性恋者的生活,尽管当时的报纸和书商都不愿登载他们的故事,也不愿为他们撰写书评。虽然如此,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戈尔·维达尔(Gole Vidal),今天的文坛会是什么光景。他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在说服读者,别人的故事也许有所不同,但也和我们所认可的那种生活一样精彩。


正是因为这些先行者们,许多作家的小说今天或许还会被归类为“同性恋小说”,被孤立开来,而现在他们得以凭借自己作品的质量成功将这一反主流文化带进了主流社会。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菲利普·亨舍(Philip Hensher) 、艾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和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都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的读者中什么性取向的都有。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像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偷偷藏起莫里斯(Maurice)手稿的日子早已被我们抛在后头了。


约翰・欧文(John Irving)是一位异性恋作家,但多年来一直奋战在LGBTQ群体平权的前线。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认识了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运动员罗伯特·马尔登(Robert Muldoon),也就是今天成功经历了变性手术的罗伯塔·马尔登。在七十年代,一个作家要想研究这个话题需要许多勇气,而这本书在当年也大获成功。2012年,欧文再次回到了性别转换的主题,《一个人》(In One Person)这本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双性恋,但书中还有好几个人物是跨性别者,在当代美国挣扎着生活。


《盖普眼中的世界》

[美]约翰·欧文 著 黄贞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在非虚构领域,大卫·法兰斯(David France)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可以说是一部权威著作了。这本书介绍了艾滋病的肆虐,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扫青年小伙的。法兰斯记录了人们的恐惧——艾滋病毒侵染了一个又一个社区,夺走的生命不计其数;同时他也讲述了社会活动家的故事,正是他们把这种疾病带到公众视线里;另一边,政客们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医生和科学家们则殚精竭虑,努力寻求治疗方案。


无独有偶,莉莉安·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的长篇著作《同性恋革命:斗争的故事》(The Gay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the Struggle)也一样引人入胜,讲述了LGBTQ群体争取民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斗争,对个中细节进行了详尽描述。可喜的是,到了今天,西方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偏见比他们的前人要少得多,但我依然十分推荐这本书,人们应该认识那些勇敢的人,他们毕生奋斗,甚至为之牺牲,只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