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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海子的时候,人们在怀念什么?

每年的3月26日网络空间都会上演一个大同小异的仪式,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纪念海子。纪念仪式不只局限于线上,一些诗人、诗歌爱好者、大学生和媒体也会赶赴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的一个墓地,朗诵拜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文艺界和大众文化对于海子的拥抱和赞美,使这位早逝的诗人已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诗意偶像、一个因被捧上神坛而无法逃脱被滥用的命运的消费品——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旅游区或房地产商在滥用海子的诗句,无人知晓。


促使海子诗歌迅速经典化的因素,大概是他的非正常死亡。这背后似乎有着一个自杀逻辑,自杀者被塑造成为时代的反叛者、逆流的真英雄或一个神秘而纯洁的传奇人物——这一逻辑在顾城、张国荣等人的身上也可看出。沈河西曾在2016年4月1日张国荣忌日当天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指出,张国荣、海子、顾城已经成为大陆小资情怀的三大俗,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惊世骇俗的死亡,自杀成为了他们走向偶像神坛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全了膜拜者们的审美高潮。“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沈河西在文中写到,“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位于秦皇岛的海子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中国诗歌历史的角度来看,“海子热”的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在《今年春天,十个海子复活了吗》一文中,作者曹钺认为,中国拥有辉煌的古诗岁月,但“五四”运动新诗革命后,长期存在“诗神”的缺位,作为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因后期的政治投机主义而失去了获得这一身份的可能。曹钺进而提到,“海子热”的背后是中国新诗难掩的寂寥与争议。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备受推崇,因为它能直接并且深刻地介入现实中。而进入新世纪后消费主义盛行,市场逐渐成为配置一切资源的主驱动力,作为“纯文学”王冠上的诗歌变得更加边缘化了。他观察认为,今天的诗歌虽然屡屡登上媒体头条、获得大众关注,但赵丽华的《傻瓜灯》和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作品却让读者增加了对中国现代诗的误读和曲解。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虽然极少数诗人和批评家曾委婉批评海子长诗的不足之处,但诗界更多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海子的抒情短诗是永远无法重复的收获。


海子的抒情短诗里不只有“以梦为马”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理想,也有孤独的东方人跟随月亮的爬行,有很愿意帮忙的东方女人“菩萨”的心思,有跑尽无人的街道并重新做人的“宇宙的孩子”,以及活在珍贵人间的幸福——“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海子如此赞美着人间,却选择了早早离开。今天是海子逝世30周年纪念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前出版的《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海子诗选》中选取了四首抒情短诗,以期与你们在这些诗歌里看到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外的表达与情感。

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日本“文库本”是怎么诞生的

通过文库本而进行人生的学习


我想,不论是谁,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有充斥着烦恼的一段时期。到底自己应怎样生活下去才好呢?就好像置身于漆黑的看不见前方的隧道中盲目地挖掘那样,心境仿佛在无处可找寻答案的黑暗中四处摸索,只是一味地挣扎、痛苦着。那段时间,自己到底在为什么而烦恼着呢,自己也并不明白,但这又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含糊不清的东西,正因为问题的含糊不清,所以可选的答案才不明晰。如这般仅仅是为了烦恼而烦恼的时光,或多或少,应是谁都会经历过的吧。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时光便是十五岁到十八岁时的高中时代了。闷闷不乐,一副厌烦的表情,但要说从早到晚一直愁容满面却也不对,不时和学校的朋友一起胡言乱语一番,也会像傻瓜一样开怀大笑。当然也有恋爱的烦恼,无法向喜欢的女孩子表明自己的心意,但其中的感受与其说是苦恼,却不如说是天真的情窦正在生长。不管怎么说,烦恼是没有答案的,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和恋爱的烦恼很是相似。


在那样一个烦闷苦恼的时代,治愈我心灵中饥渴的便是文库本。


长野县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心地区,在这个没有大海、尽是山峦的县的南部,是伊那市,我的高中时代便生活在那里。当时伊那市的人口有五万左右,现在市区和村落合并,面积扩大可很多,但人口却没有大的变化,仅约六万人。伊那市市中心的通町银座里有一个名叫小林书店的小书店,每次放学以后我都会飞奔到那里去。书店的地下便是专门放置文库本的书架。文库本书架的旁边是教辅书专区,学校的朋友大多去了那里,或是寻找心仪大学的以往试题集,或是寻找各科的参考书。而我把大多时间都用在了站在文库本的书架前阅读这件事上。当时文库本的主流是新潮文库、角川文库、岩波文库和讲谈社文库,各类均有其特色。新潮文库注重文学,特别是日本近代文学,角川文库精于日本古典文学各大众小说,讲谈社重视现代文学,而岩波文库在东西方的古典文学方面十分出色。我记得我当时尤其对日本的近代文学抱有亲近感,所以用在新潮文库书架前的时间最为长久。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旺文社文库(现在已不再发行)对作品的解读以及文中用语的注释非常详细,同时旺文社也是考试参考书的主要出版社。一部作品被同时收录时,往往更多地选择阅读旺文社文库的版本。


文库本(日语:文庫本)是日本一种图书出版形式,多以A6(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大64开)纸张出版,价格也低于市面上同样大小的书籍

文库本尺寸小,因此便于携带,而且还很便宜。拿当时七十年代的情况来说,一杯咖啡的价格也要300日元,这些钱足可以买到整合了三百页左右的文库本。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所以把通过送报纸打工挣来的零花钱攒起来,大约两天就去买一册文库本。岩波文库并没有表示定价,而是根据书的封面所印刷的星星的数量来确定价格。星星的数量应是和书籍的页数相关联的。一颗星星的单价也有着变动,当时一颗星星是70日元,所以很薄的书不到100日元就可以买到。但即使这样,零花钱也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必须要站在书架前,将书籍严选再严选,绝不做仅凭标题就冲动地买书的行为。幸运的是,除了一部分作者的作品外,各出版社的文库本都采用了统一的装订,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仅仅被书的外观吸引却对内容完全不了解便购买了书的情况。夏目漱石、岛崎藤村、石川啄木、志贺直哉、椎名麟三、五木宽之……这许许多多的文豪,对于我来说,便如同老师一般。


通过各科的学习而考上理想大学,学校始终是为了这一点才向学生灌输知识,学校正是这样一种场所。但家庭绝不能使这样的,一直以来我所被教导的家庭是修身养性的场所,而不能像学校那样。通过阅读文库本,我那些对于人生还有社会的那些莫名而来的烦恼得到了解答,通过这些课外的学习,从而得到的人生的体悟。那么,为什么我会将日本的近代作家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呢。现在想想来看,应是因为我也体会到日本的近代文学中所共通的烦恼,也就是“家”的问题。


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仍残存着传统与封建的旧习,在这种旧习之中,适应集体的规则,与如何实现个人的创意、愿望之间,往往背道而驰,甚至针锋相对。如何后处理这种问题,便是贯穿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家庭”和个人的羁绊,近代作家们为此而烦恼不看,而从这些烦恼中,孕育出了形形色色的作品。


我便仿佛生活在被中阿尔卑斯山脉和南阿尔卑斯山脉所包围的盆地中一样,被挤压在一个仅仅由家庭和学校所构成的狭窄、憋闷的生活圈内。了解世界的渠道只有诸如报纸和电视的媒体,但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这里逃出去,飞向那我还没亲眼看过的世界。但是,在那样的世界中我应如何自处,怎样才能让我变得更有吸引力,还有,这些真的可以实现么?可能性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家庭”,以及其所带来的出身、习惯等各种各样的限制,把我阻拦在了世界以外。


在那时,就像一条连通着秘密的小径,稍稍将进入世界的大门为我打开的,正是小林书店。书店里陈列着的文库本,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将我人生的地图扩大开来。文库本的作家们,和父母、老师不同,他们我和都抱有着一样的烦恼,和家庭、和社会搏斗着,他们通过小说这种表现自己的形式而贯彻了自我,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前辈。但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是擅长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自叙体小说的自然主义派小说家。大多数的作品也是基于个人与家庭、社会等不能相适的观念,大量描写了反社会,或者反道德的行为。


文库本的诞生


所谓文库本,便是能够装进衣服口袋或者小挎包中的长148毫米、宽105毫米的A6尺寸的书籍。提到文库本时,虽有例外,但其中的大多数是作为已出版发行的单行本的附属收录版本。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已经作为名作而广受好评。单行本一般不仅会收录原著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还会附带有他人的对作品的评说。文库本的尺寸虽然小,但作品的精华全都收录于其中。中国有句俗话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放在日本则被称为“一寸之虫也有五分之魂”。文库本便于携带,不论在如何拥挤的电车中也可以方便地阅读,况且,还很便宜。


这种被称作文库的形式,实际上是日本所独有的,其他国家的出版文化中并没有类似之物。


那么,文库本究竟是如何在日本诞生,又进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呢?


在日本近代的出版历史中,1927年出版发行的岩波文库被普遍的视为最初的文库本,这已是距今90年以上的事情了。而投身于文库本创刊的,便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



其实在岩波文库以前,便已经有了像新潮社和冨山房所出版的和文库本同样尺寸的书籍,另外,也有像赤木丛书和立川文库这样的文库尺寸的丛书。但岩波茂雄在创造岩波文库时,为何使用了这种尺寸的原因,并不应被认为是模仿了过往已发行的文库。和第一高等学校的时代相近,德国的雷克拉姆出版社于1867年创刊出版了收录了德国国内外古典文学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岩波茂雄便是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为典范和参考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至今仍在发行,其尺寸甚至比岩波文库还要小巧。


文库本的特点就是其可以轻松地放入口袋,便于携带的这种小巧尺寸,同时,采用普通装订和简单地封面设计,因此价格才会变得如此低廉。岩波文库创刊之初,一颗星的价格是20钱,在当时的日本标价如此便宜的书籍是没有的。而当时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也是一颗星20钱。岩波茂雄从出版社的职员那里听说雷克拉姆世界文库的价格是一颗星25钱,于是决定给岩波文库定更便宜的价格,但实际上是那位职员的记忆出现了差错,正确的价格是20钱。


岩波文库的创刊,其动机是和円本的出场以及其成功。在岩波文库创刊前一年的1926年,改造社(社长是山本实彦)出版了名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大尺寸(菊判)书籍,定价为一円一册,因此被称作“円本”,当时的出租车的价格均为一円。只不过,这一系列的书籍基于草率的编辑方针,用非常小的字体将已经出版的日本文学的作品集合了起来,而且因其是预约出版,必须将60余卷书籍一齐购买才可以。紧随着这种爆炸式的销售行为,新潮社也开始出版了《世界文学全集》。


因为岩波书店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专注于高价值的学术书籍,所以并不习惯于这种薄利多销的出版方式。但与此同时,岩波茂雄又对円本的成功表现出了羡慕,眺望着这种成功,他一定咬牙切齿地后悔着。不过茂雄有着非常顽固的地方,那就是厌恶携朋结党,执着于自己的路自己走的长野县人的气质。虽然这一点大多时候被嘲笑为小地方人的耿直特性,但实质上却是不屑于单纯的模仿和追随,始终要贯彻独创性。


因此茂雄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库为典范,建立起了创造自由贩卖的小尺寸丛书而非预约出版的想法。价格为定为每一百页一颗星20钱,为円本价格的五分之一。这近乎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于倾销的粗暴做法。在创刊之初的7月10日,一下出版了22部作品。发行前日的9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版的内容,刊登了岩波文库的广告,广告的照片中,岩波文库创刊发行的31册(7、8两月发行的部数)被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广告的标语是“古今东西的典籍,自由选择的普及版”。这是在活字印刷的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文库尺寸的书籍。即使是当今CTS、DTP制版印刷的时代,像那样一次性出版种类如此大量的书籍,也是闻所未闻的,甚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快速行动,在短时间内做出计划,并将原文收集起来,要归功于当时的编辑部长长田干男和小林勇的不懈努力。只不过,出版的31册书籍中,有12册已经被岩波书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了。


雷克拉姆世界文库

根据岩波书店的社史——《岩波书店百年》的记载,出版社内部也有担心这一举动是否会成功的声音。作者是否会担心版税收入的减少,零售书店是否会因为利润率低而排斥文库本呢。因此,通过计算成本,1万册的销售额将成为亏损与盈利的分水岭。


最终文库本的出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事纪》售出4万部,《心》售出5万部,并且再版加印持续不断。但根据社史中第二年28年的记录,之后的退货增加了,库存积压达到了50万册。


在岩波文库出版发行之际,在文库本的卷末,附上了一篇由当时法政大学教授、哲学家三木清执笔,茂雄修改的文章——《致读书的学子们》。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会刊登在岩波文库的卷末。文章中的一节如是说道,“近来处处可见预约出版大行其道,其广告宣传近乎痴狂,然于其编纂中却罕见其所自夸所谓为后世所留存之全集。翻译千古流传之典籍,怎能缺少虔诚恭敬之心?更有甚者,分册购买之事不可,强要读者一举购书几十册,此便是其所宣扬之学术、艺术之解放么?”通过这样的言论,茂雄对于円本的流行,敲了一记重锤。


虽然岩波文库并不是文库这种形式的创始者,但和当时已有的文库本相比,岩波文库其出版之精神是与众不同且崇高的。在经历了30年的创业之后,茂雄和员工们围坐在一起,回顾了过往:


“回忆起高等学校时代的雷克拉姆,始终选取具有古典价值的内容,且以低廉的价格贩卖。同时,其翻译的精细准确,也堪称第一。我现在这样做,无论如何也没有错,但这一工作如果是由我来发表的话,一定会立刻出现模仿我的家伙。在此之后不论什么样的人出现和我竞争,我都一定要赢,一定不能被那些人超越,所以必须做万全的准备。首先,如果我们做到翻译最为精准,这样之后出现的东西便只能排在第二,另外校订也要做到最好,这样之后的东西就只能居于我们之下。如此,我们便能长久地在竞争中取胜。”

总而言之,这种强硬的战略是保持自己的作品最为优秀,便毫不惧怕跟风模仿者。果不其然,改造社发行了改造文库,并以岩波文库价格的一半——每100页仅为10钱进行大甩卖。但岩波并没有为了竞争而下调价格,继续坚持将内容的品质保持在高水准,反而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优异的评价。最让茂雄欣喜的是,在读者寄来了大量表达谢意的信件中所写着的如“我一生教养都托付给岩波文库了”这样的文字,茂雄因此觉得,选择从事书店行业真是太好了。


那么,茂雄在岩波文库中,都收录了什么样的作品呢。


在岩波文库创刊之初,岩波书店也发行了名为《思想》的杂志,这份月刊杂志至今仍然在出版。根据《思想》中文章的记载,列举了“以前未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一直以来稀有、绝版的作品”、“价格高昂以至于普通民众难以得见的作品”等等,要而言之便是要与古今东西的古典有关,将其中可以作为底本的作品的普及版收录在文库之中。


这样的编辑方针,被记载于前文提及的《致读书的学子们》一文中,其中已然脍炙人口的一节,如是说:


“真理,其自身想要被亿万人追求,艺术,其自身想要被亿万人爱慕。以往之民众常受愚民教育,因此学术、艺术被封于最为狭小的堂宇之中。时至今日,将知识与美从特权阶级手中夺还,已是发奋进取的民众的切实要求。岩波文库正是顺应如此要求,为之激励并诞生。将那具有生命的不朽之书,从少数人的书斋、研究室中解放开来,应可使之平等地为立于街头的无畏的民众所用。”

日本独特的文库本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岩波文库,作为古典文库,对古今东西的古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校对,并加以恰到好处的注释和解说,对海外的古典作品进行最高水准的翻译,并将其作为对优秀的底本出版发行,始终肩负着将这些作品作为教养之资本普及到社会的使命。直至今日,这一使命也未曾改变。截止到2018年,已经出版发行了6500部左右的作品。


关于岩波文库到底要收录怎样的作品,有着严格的指标,即作为古典著作,其必须足以去被评判、被推广。但至于可称为古典著作的作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且没有明确的定义。过去的文库很少会去收录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的作品群,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当然会有新的时代划分,古典这一时代的截止点便逐渐向后推移。今后,西方的诸如福柯、利维纳斯、本雅明、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应会加入到古典行列来。至于小说作品,至今为止相对较多的是纯文学主义的作品,但也开始积极收录如江户川乱步、久生十兰的大众小说作品,以及大江健三郎和谷川俊太郎等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方面,迄今为止注目的主要是古典著作的评价相对固定的地区的文学,也就是英、美、法、德、中国,现在,选材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拥有加西亚・马克思及巴尔加斯・略萨的拉丁美洲文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关于中国、朝鲜、印度、东南亚这些亚洲地区上,常说的《论语》《三国志》《唐诗选》等中国古典著作,及《佛陀之言》《般若心经》《法华经》等作品被收录到文库之中并长久以来被读者阅读,可近代以后的作品几乎没有被采录。与中国相关的,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2011年时,发行了《孙文革命文集》,除此以外,也曾收录了毛泽东、章炳麟等的作品,但现在已经售罄。文学作品方面,除了鲁迅、老舍、巴金之外的新著作没有被收录。在日本,对于近代以后的亚洲、东亚地区的可称为古典作品的文献,其认知是非常不充分的。


在岩波文库之后,许多其他的文库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但这些文库并不一定仅仅收录古典著作。但大多坚持去收录那些已经出版发行过并收获了确实的评价的作品。也就是说,文库的定义是,将已经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价格较高的作品,以文库本的形式进行二次收录,并对作品加入解说的文库尺寸的作品。


文库本,这一日本所独有的出版形式,作为既有的作品群的次级出版物,在其诞生之后便迅速地成为了一种出版文化,深深扎下了根基。根据最新的2018年出版年鉴,现在大约有100家出版社在出版发行文库本,而且一家出版社同时发行多种文库也并不罕见。全国范围内正在发行的文库约有170种,2017年的文库新刊的部数有7800余部,同年所出版的所有的书籍有75412部,文库本占据了其中10%以上。根据出版社的不同,各色文库的内容也各具特色。比如收集了海外悬疑小说的早川文库,收集了儿童文学的讲谈社青鸟文库、角川书店翼文库,集中了面向成人的情色小说的法国书院文库,此外还有面向商人的文库、面向女性的文库、汇集了漫画的文库等等,不胜枚举。


伴随着文库的普及,文库本也开始具有了多重的定义。比如佐伯泰英的剑豪小说,经常是在写好原稿之后不经过单行本出版这一步骤,直接文库化。另外,一般的文库本均是价格低廉的,但也有如讲谈社的文艺文库、学术文库的定价比较高昂的文库。因此,所谓具有能够装进口袋的尺寸的轻便的系列书籍这一定义,仅仅是文库本定义的最大公约数。


已经发行过的作品,和将其收录的文库本,未必是同一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都会关注单行本的发行状况,一旦出现售罄或绝版的情况,在取得了作者同意和原出版社对转载的认可之后,就可以出版文库本,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要想原版出版社支付转载费。对于出版社来说,当相较之下高价的单行本在出版市场中售罄之后,便可以文库这种不同的形式,对同一作品进行贩卖。如此,若读者当初因为价格过高,或者错过了发行时期而没能够买到单行本的话,就可以以低价购入该作品的文库本。对于作者来说,对同一作品几乎不需再费时费力进行修改,也可以确保新的版税收入。


这种情况在欧美的出版物中也可得见,在同一标题的作品之下,会有精装版和平装版同时销售的出版形态,发挥着代替技能。但是在欧美,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和尺寸完全一样,仅仅是因包装的硬与软而价格完全不同,前者是只有初版才会发行的购买对象为图书馆之类的单位的高价书,后者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平价书。与之相对的是,在日本,即使题目相同,单行本和文库本的包装会有不同,在内容方面,单行本常会在初版发行以后加入能够反映岁月变迁的改订,而文库本之中则加入了解说之类的内容。


不论是全国哪里的书店,其中都会设置有文库本专用的书架。大多情况下,书店会将各出版社的文库分别置于不同书架,或依据作者、专业进行分类。在多数的书店中,文库本的书架都被摆放在距离入口近、显眼的位置。同样受此优厚待遇的还有新书的书架。这里提到的新书,是和文库本相提并论的日本独有的出版形式。新书也和文库一样,其在日本的诞生有着必然性,普及推广至今仍深受读者的欢迎。


因为书架是为文库本量身定做的,所以高度不高,并分有很多层。因为文库本的要求是不能太惹人注目,所以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寻找起来会有困难。但各社的文库都是分别统一装订的,且多数时候为了方便寻找,将书按作者排序,同时附有图书编号,所以比起大型的单行本,文库本反而更易于查找。


在二手书店,当然,在各位读者家中的书房也是同样,放置着专门装文库本的书架。确实,文库本的尺寸和中国的连环画一样小巧,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简陋的印象。但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各社的文库分门别类地放置在文库书架上,那古典作品犹如繁星般闪烁,书房便仿佛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宇宙,汇集了古今中西的知性之美。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文库本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通勤和路途时,我始终会随身携带一两本文库本,即使放到包里也不会使行囊臃肿,站立着也可以方便地阅读。


那么,让我试着从琳琅满目的书房中,选出最喜爱的三册文库本吧。


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中公文库1975年。读高中时,国文课的老师推荐我读了这本书。虽然我本人和谷崎的那种高贵的生活全无关系,但这篇短小的散文让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奥和美丽。曾经那种对阴暗狭窄的日本风土、风俗的排斥感,也似乎因此淡化了一些。

岛木健作:《生活的探求》,新潮文库1950年。在刚刚进入大学时,被标题所吸引而读了此书。高中时代的我倾心于自然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一直苦恼于诸如不知如何突破家庭问题、如何和现实社会建立联系这些问题。书中的主人公从大学退学,来到农村进行烟叶的生产,参与到了地方的问题。我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共鸣,决定一遍脚踏实地地生活一遍参加社会活动。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岩波文库1993年。在进入公司后,百忙之中阅读了这部作品。从宫崎那破天荒般的一边作为浪曲师一边和孙中山结交并参与到中国革命的人生中,感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可能性。从此决定将日本和亚洲的关系,作为我编辑活动的题目之一。

现代人都熙熙攘攘地忙碌着,便渐渐不能保证为读书留出时间。我希望那种即使在满员的电车中也要读书的习惯能够存续下去。另外对于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来说,市中心高昂的房价让人只能住在狭窄的房间里,但即使这样我也想继续以往的那种被读过的书围绕的生活。作为能够保证现代人文化生活的一个内涵,文库本的价值须被重新审视。



文章开头所写到的我高中时代每天都去的小林书店的店长小林武夫,其实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的女婿,也是曾任岩波书店会长的小林勇的侄子。书店于二战后不久的1949年开业,现年已94岁的小林武夫至今仍每天坐在书店的柜台前。40年以前,我不曾想到过我会来到岩波书店工作。2019年的正月,返回老家的我来到了小林书店,同店长与店长夫人时子(87岁)开怀畅谈。

“卷福”谈书信的力量:你会彻底被它打动

那是一个狂风肆虐的周六夜晚,位于伦敦伊斯灵顿的联合教堂外却排着长长的队伍,近千名观众慕名前来,只为亲临《见信如唔》(Letters Live)书信朗诵活动的现场,希望能够在此感受文学与灵魂的碰撞。当晚的嘉宾阵容可谓星光熠熠,包括“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诺尔·费丁(Noel Fielding)、茱丽叶特·斯蒂文森(Juliet Stevenson)和汤姆·约克(Thom Yorke)在内的多位演艺界名流陆续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表演。《见信如晤》创办于2013年,旨在通过邀请各界名人以现场朗诵的方式,向书信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致敬。然而,该活动在筹划初期并不被人们所看好,毕竟,有谁愿意花一整晚的时间,只为听一群演员和歌手站在舞台上读信呢?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想法时,也觉得有些可笑。可一旦参与进来,你就会彻底被它打动。”康伯巴奇说。从受邀嘉宾到成为该节目的制作人,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问过许多人,他们全都表示愿意再次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观众都能有同样的感受。”


同时,出版人杰米·宾(Jamie Byng)也兴高采烈地说,“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托比·琼斯(Toby Jones,英国著名演员)时,他不解地问,‘不就是读信吗,有什么好激动的?’不过现在他已经彻底沦陷其中,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作为Canongate出版社的负责人,宾的人脉关系极广,除了琼斯之外,他甚至还在首场演出中邀请到了澳大利亚歌手尼克·凯夫(Nick Cave)。《见信如晤》的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肖恩·亚瑟(Shaun Usher)的同名作品,该节目而今广受好评,最近三场演出的门票更是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能够接纳更多的观众,节目组于近日宣布,接下来的演出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


演员谢幕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名人效应也是《见信如晤》深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节目组会安排吉莉安·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和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分别朗读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信件;在法国加来难民营的演出请来了演员裘德·洛(Jude Law);此外,詹姆斯·厄尔·琼斯(James Earl Jones)、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和切维·切斯(Chevy Chase)等著名演员也在纽约举行的活动中悉数登场。除此之外,《见信如晤》的高光时刻数不胜数——在伦敦,凯夫为观众朗读了自己写给MTV的信件;而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书信则由曾经饰演过这位印度领袖的演员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进行朗诵;不久前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大奖的奥莉薇娅·柯尔曼(Olivia Colman)更是凭借其完美的表现赢得了满堂喝彩,在朗读维多利亚女王为其长女所写的信件时,柯尔曼还调皮地打趣道:“好大的压力啊。”


“即便这些信件和你毫无关系,你也会不自觉地被它们吸引,”宾说,“这些文字写尽了人世间所有的纷扰悲欢,观众们能够从中更为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经历,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尝过失去爱子的痛苦,也没有杀过人。通过台上嘉宾声情并茂的朗诵,每一位观众似乎都能对这些信件迸发出的能量感同身受,这与我们坐在家里默默阅读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除了名人因素之外,《见信如晤》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一种更为细腻智慧的沟通方式的渴望。这些信件跨度极大,涵盖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名人逸闻,包括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的登月经历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杀遗言。当然,这里边也描述了许多普通人不平凡的生活经历——由于受不了邻居总是在凌晨播放吵闹的电子音乐,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决定以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见信如晤》的现场,诺尔·费丁的表演将这名女子的愤怒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天早晨,我都会被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美妙的歌声、尼尔·罗杰斯(Nile Rodgers)标志性的吉他还有托马斯·邦加尔塔(Thomas Bangalter)和克里斯托(Guy-Manuel de Homem-Christo)的音乐吵醒,我几乎就要崩溃了……大家都在睡觉,这些混蛋就不能有点公德心吗?拜托把你们那该死的窗户关上,别再嗑药了。”


诺尔·费丁与杰米·宾在《见信如晤》的后台进行交流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费丁似乎对信中所用的“pinger(澳大利亚俚语,意为“迷幻药”)”一词十分喜爱,甚至在表演结束后对着康伯巴奇调皮地喊道:“嘿本尼,你那儿有药吗?”面对费丁善意的调戏,康伯巴奇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见信如晤》的舞台很像一出校园短剧——工作人员在后台忙碌地传递着信件,嘉宾则躲在幕布后边聚精会神地聆听台上人的演讲。“毕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康伯巴奇说,“这些书信可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在结束了自己的朗诵表演之后,汤姆·约克对费丁的表现赞誉有加:“诺尔读信的时候,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封信件的作者)表达愤怒的方式是那么粗俗,同时却又如此优雅。”说着说着,约克便开始回忆起信件的内容来,将其主人傲慢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当康伯巴奇第一次向约克发出邀请时,后者其实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档怎样的节目,然而不久之后,他便成为了《见信如晤》最忠实的观众。“聆听别人的信件似乎有一种慰藉心灵的效果,”他说,“在当今时代,要想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特别容易,但这些书信却让我开始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我觉得,写信是人类所有自我表达方式中最为私密和细腻的一种,我们在写信时总会认真衡量自己的情绪表达,但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就不会这么做。”


“我的台风属于搞怪型,可有些内容严肃的信件是不能开玩笑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给我关于饥荒或者环境问题的材料。”费丁说,他十分欣赏其他嘉宾莎士比亚式的朗诵风格,“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美了,换我永远都做不到。事实上,我一直很惊讶节目组会再次邀请我,如今这已经成为了我最爱的工作之一。相信我,它和你们看过的所有节目都不一样。”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后台为演出做准备 图片来源:Craig Sugden

作为《见信如晤》制作人的康伯巴奇则认为,演出在保证一定娱乐性的同时,应当更多关注那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信件,比如库尔特·冯内古特在1988年发表的公开信《致公元2088年的人们》中,就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测。在嘉宾朗读信件的过程中,观众的情绪也在不断经历着起伏变化,一位女士告诉我(指本文作者),她曾连续两个晚上来到现场观看演出;另一位女士则表示,每每想到科林·费斯(Colin Firth)几年前的朗诵表演(该信件出自法国记者安托万·莱里斯之手,他的妻子在法国巴塔克兰剧院人质劫持事件中不幸遇难),她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康伯巴奇担心,皇家音乐厅的宏伟会使书信朗诵的私密感大打折扣。当被问及此事时,他不由自主地敲了敲身旁的柜子(表示祈祷),紧接着便皱起了眉头,似乎对自己的举动十分不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没事儿,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他说。


《见信如晤》在伦敦联合教堂的演出十分成功,压轴出场的两位青年——安·泰勒(Anna Taylor)和艾芙·霍曼(Ivi Hohmann)满怀激情的朗诵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齐声喝彩。她们在两周前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各国政界人士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是人类身上最大的物种缺陷,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活动来不断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这些书信对观众的影响,毕竟,像这样观点明确且论证严谨的交流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康伯巴奇笑着说,“当然,除了愤怒的澳大利亚邻居之外。”

流量型“网红展”能成为展览的未来吗

“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独角兽与幻乐园”潮拍体验展、“爱丽丝奇境缤纷之旅”潮流大展、“爱有引力”沉浸式艺术展、减压展2.0……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出现了这样一类备受大众追捧的展览,业界称之为“网红展”。


事实上,很难界定“网红展”到底是怎样一类展览。它们大致体现出了这样一些共性:大多没有深刻的内涵,又或者,其内涵不是观众最关心的;通过搭建缤纷多彩的布景,营造出一个个超现实的迷人场域;每一个到场的观众都能成为展览的主角;热衷于将展出地点选在人流密集的商业空间……显然,这样一类展览跨越了传统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边界。它们的出现,可谓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然而,也有人提醒,如果只盯着拍照和“到此一游”,当心反将这类展览提供的浸入式体验窄化成平面式照片。


专为社交媒体而生,流量即收益


适合拍照的“网红展”,多为沉浸式展览,为观众提供超现实、全方位的感官体验。从粉色电话亭、巨型棒棒糖到秋千屋、柠檬池,从充满热带雨林味道的霓虹花园到沉浸式动力交互装置“色彩流体”……前段时间从北京火到上海的“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就是“网红展”的一个代表。这个展览以15个展览单元提供了35种风格各异的拍照场景,号称重新唤起人们对童真、感性、灵敏、幻想的审视。记者曾留意到,排队“签到”的人群中,有着精致妆容、靓丽衣着的“小仙女”们特别多。也有摄影师坦言,那段时间和客人约拍往往就约在这里,“每个场景都很上相,每个角落都有小心思”。


这类 “网红展”在欧美被称为“快闪展”(pop-up exhibit),最近一两年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红遍全球的“冰激凌博物馆”就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2016年夏天,它作为一个不定期开放的项目,开在了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旁的一块闲置空间里,提供冰激凌品尝,并让参观者从冰激凌乐园、彩色糖粒泳池、巧克力屋、雪糕筒灯、薄荷房间、冰激凌三明治秋千等一系列与冰激凌相关的艺术装置中获得独特体验。“冰激凌博物馆”曾创下五天内门票售罄、20万人进入等待名单的纪录,如今它开到了洛杉矶、旧金山、迈阿密等地,甚至创立了自己的冰激凌品牌和童装品牌。


在艺评人林紫鸣看来,这类“网红展”可以说是一种应网络社交方式而生的新兴展览形式。“它的诞生和走红,都与当下社会的数字化特性密切相关。利用社交软件分享体验与心境,已成为当下人们最为普遍的社交方式之一。最重要的是,它提倡分享,制造分享,最终将分享的流量转化成收益。”2017年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在美国赫希洪博物馆和雕塑园举办的“草间弥生:无限镜屋”展,堪称一个超梦幻沉浸式展览,就是她眼中的典型一例。当时,在展览的三个月展期内,博物馆会员人数的增加堪称震撼——总共增加了6566%,只因花费50美元注册成为会员享有免排队直接看展的福利;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的观众总共上传了约3.6万张照片到社交媒体上;这个展览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这家博物馆的运营方式,其收益让博物馆自称能修建一些基础设施。


“网红展”往哪走,是否过季就不再流行


“网红展”在今天的走红是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网红展”能够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每个参观者都可以从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意义,比如拍下照片在社交媒体发布后的满足,或是在体验过程中的娱乐与减压。


传播学博士后、上海理工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青年教师杨柳认为,这类展览更容易与参观者建立共同的传播语境,参观者体验的过程,也是与展示者共同建构传播意义的过程。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则指出,从商业消费的角度来说,“网红展”很好地迎合了90后、00后这代年轻人内在的文化心理需求。“对于展览,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其文化价值和意义,现在的年轻人却更多地关注展览的娱乐性、消费性。这一代年轻人非常注重自我感受,热衷于以展览作为背景,以此烘托出自己的炫酷感觉。自己才是主角,展览只是陪衬,他们要的是这种感觉。因而自拍、自嗨成了他们在参观这些展览时的‘常规动作’。”


然而正因如此,很多“网红展”带给观众的,未必是审美的体验和知识的积累,对很多人来说,与其好好看展,不如发照片让人们知道。以致于——走出展厅,他们或许已想不起身处展览的体验感,而只记得展品在照片中的样子。难怪有人感叹:“本来或许还原了‘沉浸式’真正含义的这些展览,最后却成了二维图像对三维现实的反噬。”


有业内人士担心,“网红展”的流行会催生出一种简单粗暴的办展心态,即不在乎创作者能否在作品中充分实现自己的艺术想法,只追求场景浅层次的好看。特别是如果博物馆、美术馆里的艺术展览也追求这种“网红”效应,就会使得专业展览滑向娱乐化。


傅军认为,文化消费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消费,对于这股流行热潮,除了迎合之外,更应该加强引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艺术展览只有在思想上、认知上、审美上等领先于观众,才能长久地吸引观众。观众如果通过观展感受到自己得到了某种提升,才会一次又一次来观展。”事实上,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展览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和具体,流量型“网红展”基本上只存在于商业空间。“商业的归商业,学术的归学术——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日渐成熟,这种分化和细化将会是一个必然趋势。”

古籍如何“热”下去

近年来,不论实体书店还是网络书店,古籍类图书品种增多、销售加速正在成为趋势。受高考改革、教材改编影响,热销的多为面向青少年特别是学生读者的普及类古籍。在众多版本的激烈竞争中,把书做成精品,为青少年读者提供最适合的产品,古籍出版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2018年,国学普及读物的销量同比增长131%,古籍善本影印本的销量同比增长近200%,经、史、子、集四部中,除了经部,其他三类销量同比增速都超过110%……京东图书的这组数据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一些知名古籍出版社的权威版本也卖得十分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套装上下册)》、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套装全10册)》2018年销量同比增长近150%,商务印书馆的《西游记》2018年销量同比增长近500%……不论是实体书店还是网络书店,古籍类图书的品种增多、销售加速,正在成为趋势。


社会环境、读者需求带火古籍销售


“读者对古籍的需求是迫切的,中华书局普及性古籍的销量每年都在增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两套面向大众读者的丛书,“中华经典藏书”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年发货码洋达1.5亿元,《论语译注》等常销书的年销量高达数十万册。


学者冯保善指出,“古籍热”是与“国学热”相伴相生的,“国学热”反映出读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渴求人生智慧、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理需求,古籍因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而热度上升。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艳萍也认为,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需要心理抚慰和价值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内涵,承载其内涵的古籍受到读者欢迎是顺理成章的事。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顾青认为,《意见》提出“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要求“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客观上为“古籍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热度从成人向青少年读者群体延伸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次“古籍热”相比,这次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面向青少年特别是学生读者的普及类古籍热销,“古籍热”正在从成人读者向青少年读者群体延伸。


记者从开卷公司的统计数据发现,《红楼梦》销量前100名的图书中,针对学生读者的品种多达60余种;《史记》销量前100名的图书里,面向从小学至高中学生群体的版本接近七成;而《三国演义》的销量前100名几乎都是针对少儿和学生读者的版本。这些古籍大都冠以“无障碍阅读版”“新课标版”“名师导读版”等名号,年销量少则数万册,多则30多万册。


2014年,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指出中、高考语文试卷中增大古诗文、现代文阅读量,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考查。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高考改革的大纲中,也要求语文学科注重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全方位考查学生的古代文化常识。受此影响,面向学生读者的古籍迅速热销。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会要求学生阅读古籍原著,凡是高考必读书目上的图书都要阅读,而且不仅要读古籍原著,还要看解读原著的图书。应该说,中高考这个指挥棒对学生阅读古籍有很大影响。”北京十一学校语文老师刘丽云说。


2016年9月,岳麓书社仓库里常年积压、准备当废纸卖掉的《镜花缘》《西游记》《湘行散记》等书突然遭到全国书商抢购,后来发现,原来是那一年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改编了。改编的教材里提到6本课外读物,《镜花缘》《西游记》《湘行散记》就在其中。岳麓书社顺势策划了一套“名著导读名家讲解版”丛书,邀请来自清华、北师大等高校文学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进行解读,读者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听名师讲课。去年,这套书卖了150多万册。“以前古籍社的日子普遍不太好过,古籍图书一年三五千册的销量很普遍,但近年来在各项利好政策下,古籍开始热销。”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说。


一些出版社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使古籍阅读与语文教学、考试紧密结合,并且取得不俗的销量。山东美术出版社的《名师点评·人生必读书·三国演义》在开卷公司统计的《三国演义》众多版本中拿到了年销量冠军,2018年销售约33万册。该社首席编辑、丛书编辑之一陈蔚觉得,定位准确是这套书畅销的主要原因,“这套面向学生读者的丛书请了北京、南京等地重点学校的知名老师做解读,对书中的名言、名句和精彩的细节一一标注,和语文教学结合紧密。”


把书做成精品才能持续扩大市场


但是,随着“古籍热”的持续,品种激增,版本重复、编校质量下降等问题也随之出现。根据开卷公司的统计数据,2018年,《论语》在售版本有3338个,《史记》在售版本有2315个,《红楼梦》在售版本3658个,《三国演义》在售版本2847个……


由于古籍绝大多数是公版书,即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公共版权图书,因此被视为门槛低、成本低、风险低的一块大市场。如今,除了专业古籍出版社,一些非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在涉足这一领域。实际上,根据开卷公司统计的数据,在面向青少年学生读者的古籍市场上,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的书无论是品种还是销量都占绝大多数。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书有不少是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合作出版的,其中固然有质量不错的产品,但也存在利用高定价、低折扣等促销手段推进销售的现象。“这就是典型的跟风出版、重复出版。有多少读者需要那么多版本的四大名著呢?”他认为,激增的版本数量不但浪费了出版资源,也给读者选择古籍造成了困难。


顾青认为,重复出版确实不是好事,但就市场而言,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他觉得,中国读者基数庞大,就拿四大名著来说,每年的总销量都在1000万册左右,如此巨大的数量是任何单一出版社、单一版本都难以满足供应的,“印都印不过来”。具体到面向青少年学生读者的古籍,因为各地教育图书市场存在地方化倾向,各地方出版社的产品就在当地销售,所以版本数量因为市场的地域分割必然会增加。“重复出版当然不好,但我们最要反对的是版本抄袭和低水平重复。”顾青说。


包括古籍在内的公版书过多过滥的情况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从去年开始,书号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易言者说,以往岳麓书社年出书300余种,但今年只批了150多个书号,“书号严格管理,对于我们专业古籍社来说是好事,书号数量少了,就要想办法把书做好,提高单本书的销量,打造常销书。同时,书号少了,滥竽充数的公版书也就少了。”


随着古籍成为教育图书市场上的“准刚需”,未来,“古籍热”很大可能会持续下去,相关市场会稳步扩大。但在众多版本的激烈竞争中,“把书做成精品,为青少年读者提供最适合他们的产品,才是古籍出版的正路。”易言者说。

“书店+”呼唤资本融合

书店的经营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开书店是基于情怀,但书店的人气和流量尚未转化成相应的销售额和利润,大多数书店仍处于保本或略有盈余阶段。事实上,除了在经营内容和空间利用方面的融合探索,投资模式创新更加刻不容缓。


作为西安知名的实体书店品牌,曲江书城围绕“以书为媒、主题突出、混业经营、持续创新”的理念,整合教育、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书店+教育+文化+旅游+IP+体验+研学+服务”的多元发展布局。同时,探索“书店+民宿+连锁经营”的跨界投资融合发展策略,并向外埠输出模式,在周边城市和省份建立连锁分店。目前,书城拥有4万名会员,年接待读者300万人次,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


“书香”带来的人气流量提升了城市品位,自然也带动了城市地产价值的提升。“2016年,书城周围的商铺租金每平方米50元都租不出去,现在200元都很抢手。”有专家分析认为,“书香”效应会吸引更多商业地产资本。


陕西言几又图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市场部经理郝昀坦言,书店与商业体的“联姻”是一种双赢模式,书店可以提升商业体的文化品质和人气凝聚力,最终反哺商业。商业体可以为品牌书店提供优惠租金和潜在的读者。


张赶认为,实体书店发展的大趋势是包括资本在内的跨界融合,未来的实体书店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形式涵盖MALL店、超市书店、县城书店等多个类型。因此,一是书店要与出版、发行深度融合,建立全产业、跨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二是书店MALL要融合新业态,推进线下实体店空间改造,布局网上书城、智慧书城等新模式、新业态,形成线上线下聚合发展态势。


有专家表示,政府要把实体书店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和重点扶持项目,探索政府向实体书店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更重要的是实体书店要加大与各类社会资本、互联网资本跨界合作,将书店作为一个文化平台,逐步向展览、研究、教育、创意产业开发和文化旅游等大文化领域延伸,形成“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良性循环。

“11岁之前的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纽约客》漫画家莉亚娜·芬克的焦虑


想想看所有充斥在你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烦恼吧,它们默不作声就把你惹恼、令你不快。它们如此平常,以至于你竟察觉不到被冒犯:也许是上班路上那些横穿马路的人,埋头盯着手机朝你撞过来的人,咖啡馆里插队的人。


《纽约客》漫画家莉亚娜·芬克(Liana Finck)把这些称为“微恶意——人们互相施加的微暴力”。从远处瞧瞧(浏览一下她的Instagram),就能轻易看出芬克的主要烦恼:她附近的纽约市咖啡馆奇特的座位布局,粗鲁地闯进她的私人空间的人,走得慢的人。然而,正是这双辨别小烦恼的慧眼让她火了起来。尽管她觉得这种“小题大做”会让她异于常人,但是似乎世上有足够多相同感受的灵魂让她成为其中的普罗大众(Instagram上,她的两百万粉丝相当热诚,以至于她的自我简介写着“你或许也如此”)。


“我那些对人们的所有怪异感受都是关于自己的。我总是自闭而羞怯,但我想知道这些是否也是你整个的生活状态。我也许会慢慢习惯世上这些怪异的事,不再对它们感到焦虑。”她说道,听上去并不肯定。


芬克的风格反映了她的焦虑:她的人物都是纺锤形的涂鸦,长着孩子气的脸庞,有时候简单得只有一个下巴或者两只鼓起来的眼睛。它可以表现任何事物,却又非常简单。芬克能够在一幅涂鸦中再现复杂的感情状态——她把这种天分归功于她的通感。人们或许以为,像她这样作画,必定需要超凡的自信,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美丽都无处遁形。“谢谢,”她特别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假装的。我的梦想是在工作时加入思索。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曾经有过。”


芬克酷爱观察人类行为,无论是通过问答专栏(在《纽约客》“亲爱的佩珀”专栏,她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陌生人的浪漫困境、焦虑问题和生活苦恼)、广播对谈还是单纯地瞧瞧行人。但是她的新书《供人传阅》(Passing for Human)全是关于最熟悉的人:她自己和她的家人。


围绕着一个家族故事——女性伴着一个影子共同出生,影子是她们真实自我的化身,《供人传阅》属于成长小说的类型,它将所有决定性的瞬间一一呈现,正是这些瞬间造就了今日的芬克。她的影子,那个早年间观察着她的模糊形象,既激发她前进,又把她拽回来,是芬克对一个小女孩曾有过的所有奇怪记忆的解释:因为“看到了事物的灵魂”而对着石头和植物说话,这样的她交了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努力去练习与人交流(在跟她的狗佩珀“学习”之后,她曾朝着大人们吠叫)。然后,在11岁时,她开始故意去实施她所认为的正常举止,改变着装,也患上了饮食失调症——以及最后,交上了朋友。但是,她失去了影子。


芬克煞有介事地谈论着她的影子,仿佛它是一个远离了她的生活的真实朋友:“它不是自我,而是帮助你认识自己的裁判。它跟随着你,比你更懂你自己,指导你什么对你是正确的。我的影子是个负担,它让我怪异、羞怯、笨拙。但是它也教给了我绘画,所以也不全是坏事。”


选自莉亚娜·芬克的《供人传阅》 图片来源:Jonathan Cape

《供人传阅》也是一部关于创世的神话:整个世界、婴孩、居所、童年故事——甚至书本身也是如此,叙述不断地重新开始,因为芬克一再尝试解释自己。芬克是犹太人,她把建筑师母亲建造的童年居所与上帝设计伊甸园的努力相提并论(芬克信仰的上帝也是女性,她默默地用黏土建造了天堂)。家人的信仰让她很不安:她常读《妥拉》并热爱希伯来人,但在父母的正统社区,她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此外犹太人的假期有很多,真的太多了。在所有这些聚会里,你会感到自己仿佛身在伊迪丝·华顿的小说中。”她叫苦不迭。


对于词汇,芬克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天分,既古怪又精确:对她来说,学校像是“过紧的运动裤”,她的父亲“很聪明,不过是那种‘总统自传’式的聪明”。然而,她仍在与交流作斗争。她把日常交流的感受比作观光者在国外感受到的渐渐增加的恐慌——陷进自己的想法里,搜罗完美的词汇去“满足”交谈的对象。


绘画是完美的交流方式,然后——直到它不再是了。无数艺术家和作家都谈过靠着临摹来学习。对芬克来说,她的最爱变成了一种负担:“大学毕业我开始当一名漫画家时,我相当艰苦地努力着。我想着,除非我是丹尼尔·克罗斯、村上春树,或者索尔·斯坦伯格,否则我成不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只是他们的无趣版本。”比起童年时下的功夫,在纽约库伯联盟学院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都要“下苦工”,太过刻意:“我想在11岁前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我曾是完美主义者,但我并不想成为专业人员。”


这些天里,芬克只用一只黑色钢笔工作,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她放松了下来。因为她通过《纽约客》找到了她的人群,勇敢地出版了一本暴露自己的自传,以及如她所指出的,学会了“让自己变得外向,对我来说从来不曾如此自然”。


她或许是世上唯一的让自己的焦虑——有关感到孤独,感到被误解——被社交媒体缓解、而不是加强的人了。“我开始感到,通过Instagram,仿佛我的邪祟被驱除了。我感到再也不想描绘它们了,”她说道,“这就有点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