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艺术侦探亚瑟·布兰德与被盗的毕加索画作《女人半身像（朵拉·玛尔）》

“3月14日的夜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的门铃响了起来。门口台阶上站着两个人，他们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大包裹，”亚瑟·布兰德回忆说，“这两个人是与黑帮有联系的人。”

布兰德急切地拆开包装，查看里面的东西。包裹里装着的是毕加索的画作《女人半身像（朵拉·玛尔）》。这幅画是毕加索为他的艺术家情人朵拉·玛尔绘制的，由于毕加索从未出售过这幅画，因此画上并没有他的署名。画作的左下角写着画家完成这幅画的日期：1938年4月26日。这幅画大约价值2500万欧元。

“在这类事情上我其实赚不了什么钱，”布兰德说，他被国际媒体称为艺术界的夺宝奇兵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不过，有时我感觉精神上非常富有，这幅画如此美丽，是毕加索本人最喜爱的画作之一。1973年他去世时，这幅画就挂在他的家中。现在这幅画来到了我家。”

他向两位访客道了谢，回到家中，把墙上一幅不那么特别的油画取了下来，将这幅毕加索挂到了空位上。他坐在那里抽着烟端详着这幅画，直到深夜。他说：“那一个晚上，我的公寓可能是全阿姆斯特丹最值钱的公寓，当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幅画是被盗的作品。”

第二天早上，由一家保险公司派来的几位代表来到布兰德家，把这幅画带走了。经过检验，纽约佩斯画廊（Pace Gallery）的一位专家以及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艺术与古董小组（art and antiquities squad）的创始人、已退休的狄克·埃利斯（Dick Ellis）都证实这幅画确实是毕加索的真迹。那位纽约佩斯画廊的专家曾经代理过毕加索的遗产，1980年他将这幅画卖给了一位沙特的王子。

1999年，这幅画被人从停泊在法国里维埃拉港（Riviera port）昂蒂布海湾（Antibes）属于谢赫·阿卜杜勒·穆赫森·阿卜杜勒马利克·谢赫（SheikhAbdul Mohsen Abdulmalik al-Sheikh）的超级游艇“珊瑚岛”号上盗走，自此失去了踪迹。长期以来，外界一致认为这幅画已经丢失或是已遭毁坏。尽管开出了40万欧元的悬赏，法国警方对此事展开的调查仍然毫无结果，此案最终被搁置了起来。

三年前，有消息传到布兰德的耳中：一幅被盗的毕加索画作在荷兰黑社会中流传，而且据说自2002年起黑社会组织就拥有了这幅画。于是，布兰德开始四处打探，询问这幅画的下落。这位49岁的荷兰人可以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侦探，他多次因为成功寻回丢失的艺术品而备受瞩目，并登上头条新闻。

2015年，布兰德找到了由希特勒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的约瑟夫·索勒克（Josef Thorak）在纳粹时期创作的一对巨大的青铜马，这对青铜马以前被安放在柏林德国国会大厦的大门两侧，过去人们曾经以为这对青铜马已于1945年毁于苏联军队的炮火中。2016年，通过布兰德的努力，一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曾与毕加索和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译注）创作于1941年的作品和一件塔玛拉·德莱姆皮卡（Tamara de Lempicka，1898-1980，波兰装饰主义风格女画家，作品风格融合了晚期精致的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译注）创作于1929年的作品得到归还，这两件作品于2009年被一群蒙面男子从荷兰的一家博物馆偷走。

2016年，布兰德通过与乌克兰的犯罪分子进行谈判，成功地追回了10年前从荷兰另一个艺术品收藏地被盗走的5幅荷兰17世纪的绘画杰作。去年，他追踪到了一幅壮观的拜占庭时期马赛克作品的踪迹，这幅距今已有1600年历史的作品是1970年代在塞浦路斯（Cyprus）被盗的。

布兰德寻回了1970年代被盗的拜占庭时期马赛克作品

至于这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他说，开始并没有引起他特别大的兴趣。原因是毕加索的作品本来就很多，而且赝品也非常多。不过这幅画后面的故事，却让他感到挺有趣：有一次他参加在阿姆斯特丹咖啡馆里的一场聚会，当时在场的“某房地产开发商“承认，这幅画曾经在一宗交易中被作为抵押品由他短期持有过。布兰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为之兴奋起来。

“那幅画后来已经不在那个家伙手上了，”他说，“但是我把我对那幅画感兴趣的消息放了出去，于是有人就来联系我了。他们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当一件被盗的艺术品流传于几个犯罪团伙之中，它就成为了一种负担——今天它可能作为一桩毒品交易的定金，明天又可能成为买卖武器的一笔预付款，总之它是一件需要处理掉的东西。但是你又能如何处理它呢？“

关于在寻找艺术品的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布兰德说：“显然他们找不到出售这些艺术品的渠道。他们肯定不希望被闹到警察局去，因为一旦到了那里，警察就会问他们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们也不想拿这些艺术品去欺骗另一些黑社会组织的家伙，因为那些人下一次肯定会带着枪找回来的。而且不管你怎么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也并不希望看到这些艺术品被毁掉。我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据布兰德估计，毕加索的这幅《女人半身像（朵拉·玛尔）》自被盗以来，很有可能已经被易手“10次或20次”了，他说：“有的买家很可能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幅画作是被盗的，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其中又经过了那么多次转手，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抓到最初的盗窃者了。毫无疑问，目前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幅画弄回来。”

幸运的是，一直以来都与之密切合作的荷兰警方对布兰德的观点表示赞同。布兰德说：“警方同意确保这幅画的持有人日后不会遭到起诉，所以我告诉中间人要抓紧时间，因为在黑社会组织中流传了20年之久，这幅画的状况一定已经很不好，他们应该赶紧行动。他们确实照我说的做了。”

在寻回艺术品行动上的多次成功为布兰德在国际上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但却没为他带来多少收入。他经常在同一时间同时处理10件至15件被盗艺术品的寻回工作，但其实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大都花在帮助犹太家庭寻回在二次大战时期丢失的艺术品上，以及为那些富有的买家提供咨询，帮助他们了解他们正在考虑购买的艺术品的出处和真伪。这些事情并未被报道出来。

但他表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从事的这项事业中较为阴暗的部分，也不会放弃那些因此与之接触的人。“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受到过真正的威胁，”他说，“也许我这个人太过天真，他们也说我很天真。但是如果你正直坦率，而且信守诺言，他们就会尊重你，而且也遵守他们的诺言。我与他们进行的每项交易通常都能含笑成交，宾主尽欢。”

公寓墙上挂着一幅价值2500万欧元的毕加索画作的那天夜里，布兰德只给一个人打了电话。“我偶尔会和他喝一杯，”他说，“那是一个懂得欣赏一幅被盗的杰作是一种什么感受的人，因为他曾经干过那样的事——他是奥克塔夫·达勒姆（Octave Durham，艺术品盗窃犯，曾从凡·高博物馆偷走两幅凡·高名画并卖给了意大利黑手党——译注）。”

达勒姆见到画后马上就问布兰德那天晚上会不会考虑外出。“我告诉他：‘我不会外出，我整晚都会呆在家里。你的手不可能有机会碰到这幅画作。’”

日本数学大家，日本文化勋章、学士院奖得主冈洁（1901-1978）

按：此前国内的“禁奥令”（即教育部取消奥赛和升学挂钩的规定）一度引发了教育者和家长们的热议，不少支持者认为，打压奥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学生“减负”，将他们从“应试教育”导向“素质教育”。然而，数学的学习只能通过强压式的计算和逻辑训练进行吗？作为一门强调实用性的学科，数学一定与道德情操的培养无关吗？在日本数学家冈洁先生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数学不仅是许多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石，也对一个人的心智和认知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研究数学靠的不是头脑，而是“情绪”。

冈洁生于二十世纪初，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以攻克多复变函数论中的“三大难题”知名，为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由于多年来对数学的狂热追求和不计代价的刻苦钻研，冈洁也被人们称为“日本的阿基米德”。在他的代表性论著《春夜十话》中，除了有关数学的独到见解，也包含了他对日本义务教育的细微考察，以及更多涉及人性深层问题的探讨。冈洁在书中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其他科学，教育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情绪认知”启发学生内在的探索意识。若不能习得“健全的情绪”，任何学科都有可能成为破坏人类和谐的利器。这本书中的警世之语，或许可以为解决现今的教育困境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春夜十话》

[日] 冈洁 著 林明月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02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春夜十话》中节选了冈洁对于日本教育、学生素质和数学发展的部分意见，以期对冈洁逝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国教育者亦有所启迪。

《春夜十话》（节选）

文 | [日]冈洁  译 | 林明月

人的情绪与教育

在日本，无论研究还是教育，似乎都将“人”剔除在外。西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实际上，研究、教育的主体都是人。所以先从生理学角度去认识人究竟是什么，这是否才应该是各门学科的中心呢？可现在还没有从生理学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即便医学也未真正试图从生理学角度研究人。也许医学正以此为目标，但发展的速度已落后太多。

幼儿培养方法和义务教育等方面，最能明显反映出对人了解不足的问题。人是动物，却不只是动物。人是在动物性的砧木上嫁接人性之芽，如同在涩柿的砧木上嫁接甜柿的芽苗。可日本当代教育一心追求芽苗的快速生长与成熟，并不关注嫁接的是什么。倘若任其生长，甜柿芽的生长发育将会受限，茁壮成长的仍是涩柿芽。因为涩柿芽比甜柿芽的生长发育要早得多，所以我们必须防备其成熟期的提前。过早成熟不如推迟成熟，这也是教育的根本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但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却较战前提早了三年。这一现象实在令人担心。我认为这正是人性受到压制，动物性被激发的表现。比方说，牛马的幼仔出生后很快就能行走，但人类出生一年后才能行走。这一年是人类重要的准备期。这样的话，成熟期提早三年，不正意味着人区别于动物的那部分生长得过于仓促吗？（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性早熟的女童会表现出高智力、低自我意识的差异，并存在抑郁、社交退缩、攻击性等行为问题。——编者注）人和动物有何不同？我认为人有体贴体察之心，动物没有。人能从动物进化成人，不外乎因为能体察他人情感。而体察他人情感可不是一件易事。观察婴儿的内心成长，最棘手的也是这个部分，他人的情感实在难以洞察。人想要体察他人情感，何止需要几千年，花上无穷的岁月也不嫌多。人在2岁左右才能稍稍理解情感，且仅限于自身。到4岁左右才开始微识他人情感。中间仅有两年的学习时间。要知道，在未能体察他人的微妙情感前，是无法学习道义之根本的。

最近，我的长孙出生了。我期盼他能有一颗慈悲怜悯之心，并能早日感知情感，但他仍处于混沌之中。说起来，所谓素养其实是一种条件反射，约束人的思想行为，令人感觉不自由。可倘若放纵其如杂草般肆意生长，也会令人头疼该不该施以约束管制。

心智有自己的成长期，如同植物的茎、枝、叶的生长也非均衡划一。战争时期大家都种过南瓜，应该清楚茎叶的生长旺盛期不同。但有人却将所有时期混同，在每个时段都密集地去评判孩子是好是坏、有没有能力，根本没认识到孩子自身的成长规律。

日本当代的教育忽略了同情心的培养。由此联想到，最近的青少年犯罪的确具有“无情”这一共性特征。我认为这是动物性萌芽被提早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头脑也不适合做学问。夏目漱石的弟子小宫丰隆和寺田寅彦曾咏一组连歌。小宫丰隆吟上句“予水墓上苔，鲸吸水无影”（水やればひたと吸い入る墓の苔），寺田先生接下句“檐下聚蚊蚋，凭空添一柱”（かなめのかげに動く蚊柱）。寺田先生对连歌信手拈来的本领，令小宫先生叹为观止。但勿论其他，一个好的头脑，首先当能如干渴青苔遇水般，对知识鲸吸牛饮。若动物性萌芽发育导致头脑对知识不甚渴望，那么如此庸钝不堪的头脑，根本无法做学问。中学老师近来也称学生具有此类问题，常常冥顽不灵，难以教授知识。

冈洁

现在的年轻人，即便能理解他人的坚强，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人内心的悲戚呢？倘若无视他人的感受，做事多会粗枝大叶，不够细致周到。所谓粗枝大叶，是指全然不在意对方而一味地自以为是。如果毫不在意对方的感受，缺乏细致周到的思虑，必然导致一事无成。长冈半太郎曾提及寺田寅彦先生的细致周到，认为放眼日本文学界，几乎没有文章可与寺田先生的《薮柑子集》媲美，尤其是其中的《团栗》一文。

情绪塑造心智

一般观点认为做学问靠的是头脑，但我认为实际上情绪才是关键。人体的自主神经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两者处于相互平衡制约状态。以我的数学研究为例，倘若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起主要作用时，则会思绪不畅，蜗步难移。感觉腹腔内脏仿佛被置于板上，肠胃蠕动受到抑制。而当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起主要作用时，我反倒文思泉涌，下笔有如神助。只是，此时的肠胃蠕动增强，容易出现腹泻症状。

最近，美国有位医生用狗做实验，切断了狗的交感神经。结果如实验预期，狗出现了腹泻及大肠溃疡等症状。在基本生理方面，人与狗其实相差无几。情感问题可引发腹泻，或许正是因为“情绪中心”同时也是身体的中心吧。情绪中心位于太阳穴深层，大脑皮质下的中脑区域。两侧的神经系统也受该区域控制。这样看来，此处不仅是情绪中心，亦可谓人的中心。

如上所述，人的发育自然也受情绪中心影响，因而培养健全情绪的教育不可不谓头等大事。我并非一味强调情操教育的重要性，更希望大家理解情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天的情绪将塑造出明天的心智。当你了解情绪中心切实存在的事实，就应明白所谓的差生不过是情绪中心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教师教育培养学生的方法十分重要。另外，由此也可知做学问靠的并不只是能力或者聪明。

日本当代教育令我深感担忧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缺少控制冲动的能力。控制能力主要受大脑前额叶的影响。摘除大脑前额叶，并不影响生命体的存续，但会使人在生活中变得极易冲动。何为冲动？比方说在考试中，未充分理解题目意思便提笔作答就是冲动。所以，现在日本年轻人易冲动的现状，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大脑前额叶发育不良。大脑发育是西式教育的中心，家长也非常重视大脑的发育。但近来日本教育的重心开始向求职方向倾斜，该现象出现时间不长，原因也暂未明确。总而言之，教育的结果以大脑前额叶发育不良的形式呈现出来。也许再过不久，整个日本民族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我希望能彻底改变教育，但教育改革如同大型轮船用网拖着日式老木船，欲速则不达，须平流缓进。因此，必须首先改变年青的一代。为了减少他们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的麻烦，认真培养下一代无疑是不二选择。想要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混乱，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养成不过分拘泥于年龄的习惯。倘若事事都以年长者为先，必将引起诸多麻烦。

回到前面提到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一般情况下，我们沉醉于游戏或热衷于某件事情时，都是副交感神经系统在发挥作用。这种主动沉浸的状态非常重要，因此即便学校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接下来如何发展唯有靠自己。战争时期，日本的孩子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战争结束后，他们失去了玩耍的天性。这或许是因为大脑缺少了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配合运作。为何副交感神经如此重要的功能会被人遗忘？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的中心在情绪之中。

不仅教育，日语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今年二月，我第二个孙子出生。他们让我给取个名字，可我思来想去实在不想只在当用汉字（日本的国语措施之一。由汉字中使用率高的字构成，作为公文和媒体等文字的表示范围之用）中挑选。尽管其中也有人名用汉字选项，但皆为“虎”“熊”“鹿”之类。当用汉字基本都是含义十分具象的汉字，表达情绪气氛类的汉字早已被剔除在外。

我十分属意“悠久”一词。可当用汉字中只有“久”，并无表达跨越时间之感的“悠”。我第二个孙子出生于二月，本想用“萌”字表达发芽萌出之意，可惜当用汉字中亦无此字。

如果你想详尽描述某件东西，其实日语多有不便，不是最佳选择。若追求简洁明了，只怕世上无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胜任。所谓简洁明了，应呈水流之势。所以我不赞同削减具有气势的动词或改变它们的灵活用法。总之，将表达感官的汉字悉数剔除在外，也是对“情绪与人性”的一种忽视。

冈洁

情操与智力之光

我认为无论是理想还是理想所指的真善美，都不属于理性世界，它们只是与我们的世界存在联系，并能让我们获得一种实在感。借用芥川龙之介的“永恒之影”（悠久なものの影）一词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我也想找寻词语描绘理想的形态，可惜并无发现。自古以来，为捕捉理想形态奉献一生的人不胜枚举。其实这一事实恰好证明了理想的本质，即真善美的本质是实在感。对此，我深有同感。

理想拥有惊人的吸引力，虽然无法被清晰看到，但却总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这种吸引力，仿佛能使一个与母亲从未谋面的孩子，在寻母途中很快判断出所遇之人是不是母亲。所以，理想的基调是“怀念”的情操。用理想之眼观察，才能快速察觉自己判断、行为上的偏差。可以说，理想、理念的高度决定了品格的高度。

真善美中最容易理解的是美，美也确实存在。我常去美术馆看展览，乐于在其中寻找美的实感。有时，我也会在数学研讨会上带领学生去美术馆感受美，因为我想让他们明白艺术是数学最好的同伴。参观的时候，我总能碰上一些画作令我感受到美的存在。美近在咫尺，却无法道明，甚至无以言表。越是追求真善美，越难看透其本质。如果能让普罗大众明白这种感觉，那已是文化上的巨大飞跃。

在数学领域，为了朝理想更进一步，数学家细致打探了通往理想的入口，即加强了对自然的观察。这也是20世纪数学世界的一大特征。虽然无法断言数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由于20世纪战争频发，数学各个领域皆未展现出十分明确的形态，但整体上确实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如果能在心中搭建出数学化的自然，并用知性的眼睛去观察自然，那么就可以去研究数学。能否在心中搭建数学化的自然完全依仗情操，所以不管怎么强调培养良好情操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像小学三四年级就是培养情操的最好时机。若能拥有“回归人性”（心的故乡）情操，自然能够形成鲜活的理念与理想。

作为一名数学教学工作者，我想对负责高中之前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一点建议。无论何时，数学的第一属性都是“确定性”。所以若有人询问结论的确定性时，请确凿地回答是或不是。若非如此，后面的学习将无法继续，因为只有依仗结论的确定性，才能进一步探索前进。就像走路，当你迈出左脚后，身体的重量会全部落在左脚上，再迈出右脚时，重量又将完全转移到右脚上。科学的学习方法就是如此，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不过能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与小智小慧无关，关键是道义。不成“人”，何谈学问？

在室内读书，如果光线不足，那么书上的内容也难看清楚。这里的光线，其实就是“智力”。近来，日本学生的智力之光变得十分暗淡，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弄懂了。忘记了小学学习的道义，忘记了高中老师教授的理性，智力之光怎能不暗淡？我试着用比较法去衡量近来学生智力之光的衰退程度，发现明明只要具有一般智力就能立刻完成的事情，当今学生的完成速度竟大大落后于我这个年代的人。

为了明确上文的“立刻”具体是多久，我用掐秒表的方式记录了我和朋友中谷宇吉郎的对连句用时。宇吉郎先吟“近秋灼日下，桶内存物华”（初秋や桶に生けたる残り花），我用了十秒对出“已近夕阳斜，但闻饮水花”（西日こぼるとりむずの音）。宇吉郎继续吟上句“秋日静海深，碧霄云已远”（秋の海雲なき空に続きけり），我对出“无迹沙滩白，仰见旖旎光”（足跡もなく白砂の朝）。同样花了十秒。通过这个测试，我搞清楚了“立刻”大约为十秒。可当我们把本应立刻就可作答的问题交给学生们，没想到他们竟然需要三日之久。我反复做了几次实验，但结果始终如一。莫要觉得惊讶，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样算起来，他们只有过去人两万七千分之一的智力。

还有一些本应一望便知的自相矛盾，现在的孩子们不经提醒竟然毫无发觉，他们的智力之光何其暗淡。可以说，知性已完全丧失。我十分担忧，长此以往，即便有人提醒，他们会不会仍然不明就里、麻木不仁？出现这个问题全拜日本教育所赐。明明尚未弄清自己是否懂了，但凡别人问起，就立马颔首表达自己已明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能改变教育的根本。

“我的钥匙扣是马蹄金造型，充电宝是玉神兽造型……”以前总觉得博物馆庄严肃穆，但看到这些琳琅满目、新奇可爱的文创产品，刘诗蓓一改之前的想法，“原来博物馆这么接地气、这么生活化。”4月3日，在江西南昌读历史系的大三学生刘诗蓓像往常一样来到江西省博物馆商店，挑选橱窗里的“小玩意”。如今，博物馆商店每天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看着橱柜上琳琅满目、新奇可爱的文创产品，游客总能挑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博物馆的文创店，曾因产品单一、质量不佳，让很多游客过而不入，看完展览就返程。而就博物馆整个陈展体系来说，最合理、最完整的路线应该是观众看了展览，参加了互动体验，最后来到博物馆商店，带走一两件文创产品，实现“把博物馆带回家”。近年来，赣鄱大地正激荡着创新创造的热潮，一件件蕴涵丰富的文物正化身千百种文创产品走进寻常百姓人家，点亮了博物馆文化，使之成为“最后一个展厅”。

“小玩意”蕴含大精彩

创意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一个点，让文化因子能与人们的生活产生共鸣。钥匙圈上挂着“马蹄金”，书柜里放着汉代“皇家车马”，马克杯上的图案是“神鸟”，地铁交通卡上的图案是“玉神兽”……让观众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在带走一两件文创产品的同时，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已成为越来越多博物馆的工作重点。

“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无疑是传播文化、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使者。”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主管魏群告诉记者。在该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区，历史与艺术结合的海昏侯主题系列文创产品令来自杭州的游客万南欣爱不释手，她挑选了十余件产品，想把这些作为礼物带回杭州送给亲友收藏。

江西省博物馆与江西中文传媒艺术品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海昏侯主题文创产品有30个类别100多个品种，其中“海昏神兽艺术充电宝U盘套装” 获得了“2016江西旅游产业博览会”金奖，“车马出行·艺术书立”荣获第12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创新设计奖。作为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推出了6大类242种红色文创产品，去年前10个月文创产品销售收入达142万元，越来越多的游客将“星火璀璨”置物筒、“正能量”水杯等红色文创产品带回家。南昌金九福钱币博物馆紧扣“一带一路”倡议，开发了以货币、纪念章、玉石、手串、丝绸围巾等为代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创产品。

“小展厅”传播大文化

博物馆内最珍贵的是文物，而文物最珍贵的则在于凝固其中的历史记忆。走进博物馆，站在展柜前，似乎可以穿越时空，听到、看到文物在“述说”。当离开博物馆，一件好的文创产品能帮助游客留存记忆，把博物馆的展览、文物和其反映的社会思想带回家。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的话来说，“一件优秀的文创产品，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能引起更多人对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好奇心。在这个意义上，文创产品就是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是可以被游客带回家的展厅。”

日前，在南昌八一馆的文创产品销售区，记者看到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引得观众不禁驻足。游客周力维正陪着两位非洲留学生挑选纪念品。周力维说：“领着他们参观完纪念馆之后，再挑些纪念品。能把这种既代表南昌城市文化特色，又有创意的精美礼物送给外国朋友，我感到非常自豪。” 这些文创产品实用性和创新性兼具，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年轻人的心。王小玲说，目前博物馆文创产品最具购买力的消费人群为80后和90后。他们有个性、充满活力，深谙网络文化，追求购物的趣味性。只有摸清了主要购物人群的消费心理，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博物馆文创产品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也认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意义在于唤醒文化记忆，文创产品是连接博物馆文化与观众的载体，研发者需要深刻挖掘藏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将传统元素与新潮思维融于文创产品之中，“地方博物馆虽然馆藏不如国家博物馆丰富，但也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值得发掘。越是地方的博物馆，其文化内容越贴近本地百姓。”

“小商店”带动大产业

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强省的江西，历来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创新，让文物“富矿”释放出时代发展“动能”。

省文化厅搭建了两个平台：文创产品研发平台、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一举扭转了文化企业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小散弱”局面。省级公共文化专项资金中每年还安排1000万元，采取项目补助的方式支持数字文化创意设计项目，引导国家级和省级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和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的企业合作。 “文创理念发生了质的转变”，南昌八一馆营销科科长郝仕强坦言，“一开始做文创产品的时候没有经验，只是简单地将文物影像贴图式印在产品上，谈不上创意，现在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随着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日渐成为趋势。博物馆内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内涵丰富的藏品也为创意产业提供了素材，成为启发创意想法的宝库。“我们开发了包括‘海昏侯系列’在内的8个系列500余种文创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200余万元。”江西中文传媒艺术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余皓告诉记者。

与一些海外知名博物馆动辄千万美元的“商店收入”相比，目前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江西省博物馆也计划扩大合作平台，努力挖掘馆藏资源内涵，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为广泛吸纳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南昌八一馆还举办了“石破天惊”八一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博物馆藏品是每一个博物馆的核心有形资源，但这种有形资源背后是可开发与拓展的无形资产，其中包括与博物馆及其藏品相关的图像、声音、视频、品牌、社会认知度以及建筑外观等很多内容。‘打开大门’谋合作，多元化和多角度才是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创新应有的思路。”郝仕强说，“我们需要打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主动营销，让商品插上文化创意设计的翅膀，‘飞’入产业的新蓝海。”

20世纪美国文学自有其奥妙，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反抗的文学，反抗赚钱和出版的激烈竞争。亨利·米勒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吟唱着自我之歌，摒弃了所有社会规范。他不再认同美国，这是对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自由的庆贺。

像灵魂出窍痴迷于另一个世界

1920年，亨利·米勒徒步走到纽约第22街。他想要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找一份信差的工作，但是被拒绝。翌日，米勒从22街径直走到帕克街33号，他想见老板，说明自己适合这份工作。据说，他发表了一通慷慨陈词，因此意外获得一个职位，月薪240美元。给他的工作是通信部人事经理，职责包括：巡查各个办公室，监督信差工作，确保职员恪尽职守。办公室在富勒大厦，也就是后来的熨斗大厦。米勒在办公室一天工作八到十个小时，凌晨两三点到家。他在西联待了四年半，1924年9月离开。

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2017年深秋，我有过美国之旅，站到曼哈顿第23街，在百老汇和第五大道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仰望着这幢高约87米由钢筋材料建造的灰黄色大楼，1902年由建筑师丹尼尔·伯恩设计的这座造型奇崛的大楼从我的视角看它更像是刀锋。然而当时我对它的建筑历史还是懵懂的。我的注意力在我要寻找的格林威治村。从我入住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出来，绕行时报广场，沿着曼哈顿中区的长街步行前往格林威治村，从格林威治村到布鲁克林大桥。步行的好处是可以漫游纽约街区，可以观察城市风貌。纽约的长街每一处都有着丰富而独异的历史。然而当我结束旅行回家，打开《亨利·米勒传》，我惊奇地发现，米勒青年时期的生活之地很多是我双脚走过，眼睛看过的。再次阅读的时候，它会让我产生体温。

1921年1月，米勒住在布鲁克林坎伯兰街179号的一间公寓。他喜欢从百老汇到曼哈顿下东区德兰西街的路线，之后向东走大约六个街区到达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工作的富勒大楼。米勒所在的西联公司被他后来写到小说《南回归线》，取名为“都市恶魔电报局”。在他的笔下，如同一个狂躁的地狱，公司雇佣了2000多位信差，电话不停地响。每天大清早，米勒刚到公司，就已经有一帮人等在门口，上演各种荒谬的事情。米勒将之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疯魔之地。

“下班后，我将《创造性进化》夹在胳膊下，去乘坐布鲁克林大桥的高架公交，便开始了去往墓地的归途。在去那儿的人群中，我是最特别的一个，我的语言，我的世界，都在我的胳膊下。我像是一个护卫，守护着一个伟大的秘密；如果我开口讲话，我能让整个交通都瘫痪掉。”

这是亨利·米勒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南回归线》里的独白。也是在此时，米勒开始他的文学梦想。他经常会“像灵魂出窍似的，痴迷于另一个世界”。他每天可以写作8个小时，每次写5000字。他最初的小说仿西奥多·德莱塞的《十二怒汉》，打算写《十二信差》，写他在西联工作时碰到的奇人怪事。后来取名为《折翼之殇》（Clipped Wings）。这期间米勒写作，先后完成75000字的文稿，然而这是失败的文稿。

其时米勒经常光顾的场所是时代广场附近一家“有舞女伴舞”的舞厅。在这里，男性顾客只消费10美分就能找个女孩儿伴舞。此外，米勒还喜欢光顾“哈莱姆的玫瑰园”，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混乱、癫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情感生活，陷于多角的男女关系中。他后来在小说《性爱之旅》中写道：“我快33岁。全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有勇气去冒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去冒险的：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失败者。”

跟写作生涯同时开启的是米勒的情色之旅。1924年6月1日上午，米勒与带给他幸福也带给他创痛的电影演员琼·伊迪丝·史密斯正式登记结婚。办结婚证的钱是他借来的。米勒和琼将家搬到布鲁克林高地雷姆森街91号的一栋豪华住宅，月租90美元。就在婚后三个月，米勒被解雇。西联公司通知他两周后离开。米勒在愤激之下辞职，他拎着他的小手提箱走在百老汇大街上。自此他决心不为任何人工作。其时，米勒的经济状况陷于困境，然而他相信自己的天赋，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他开始孤绝、艰苦又强韧的奋斗期。

原始返祖的写作方式

我最初看到米勒，是一本从书摊上买来的《北回归线》。在矿区一个幽暗的私人小书店的角落，我看到粉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这是印制粗陋的书，内页用的纸脆薄。有的页码还是空白没印上字。我就把一本这样的书买下来带回家。用我在矿井里工作得到的薪水买下来。十八岁，也就是我在矿区读高二年级的时候中途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矿上做矿工。这是国营煤矿对退休职工的待遇，即每个退休者的家庭可以有子女享有国家照顾的名额当工人。我已在矿井工作三年，每天穿着落满煤屑的工装下到矿井里。我的工种是看变电所，地层深处的石头硐室就是我值班的工作间。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我就在硐室里读书。硐室里有日光灯但不够亮，我会拧亮矿灯照着书读。当然避免弄脏书我会用旧报纸给书包上封皮，揣在怀里带到矿井下的硐室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是我在那个时期带到矿井读物里的一本。然而那是我无法读进去的一本书。除了印制粗糙，还有就是它的行文狂野。里边充斥情色描写。我疑心这是一本盗版的伪作。我更喜欢那本薄薄的《卡夫卡的寓言与格言》，更喜欢《梵高传：渴望生活》，以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些书我是读完的，《北回归线》被我搁置。

《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

（美）大卫·斯蒂芬·卡洛纳 / 著  王玉 /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4月

“米勒原始、返祖的写作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就像是在御花园里听打鼓。”这是米勒的友人在最初读到他作品时的体会。1927年5月21日，米勒在皇后县公园管理部门坐下，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写满了大约30页稿纸，讲述他与琼混乱不堪的生活。《北回归线》的爆炸性色情语言使米勒饱受争议。然而这其实是一部讲述精神变革历程的书，米勒自辩说：“作家真正关心的不是性，不是信仰，而是自我解放。”现在我知道米勒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旷代奇才，他被封为欧美现代文学的高峰。出生于1891年逝于1986年的米勒，在42岁时出版《北回归线》。

我是在2013年重新看到《北回归线》的。这次的版本是我喜欢的，印制精致。当然这是在我读过《巴黎评论》里刊登的“亨利·米勒”访谈之后寻见的。通过《巴黎评论》的访谈，我真正接受亨利·米勒，将他视为特立独行的一个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情色作家”。我还买回米勒的《南回归线》，买回《黑色的春天》。这次是我辞去做了10年的新闻职业之后，有了从容的时间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一个作家，更认真地阅读他的创造物。当然，我知道中文世界对米勒作品经授权的引进才刚刚开始。他的更重要也更多的作品还没有译介过来。然而我经由《巴黎评论》更深入地认识了米勒。“他的作品风格大胆，极具争议性。在英语国家遭禁近30年。1961年他的书在祖国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围绕着米勒生发的是关于表达自由与审查制度，关于色情和淫秽的争论。很长时间以来，米勒被视为传奇。评论家和艺术家追捧他，朝圣者崇拜他，‘垮掉一代’仿效他。他是文化英雄，或者是某些认为他威胁了法律和秩序的人眼中的文化恶棍。”1962年的《巴黎评论》对米勒访问时这样评价。

然而让我更深入更翔实也更广阔认识亨利·米勒的，是2018年4月版由美国作家大卫·斯蒂芬·卡洛纳所著的《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这是对米勒生命史、情感史、写作生涯的全景展现和精彩叙事。同时它也是对美国现代文学，对20世纪美国杰出作家的别样解读。

米勒比海明威更重要的时代

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曾经拜访过亨利·米勒。其时迪伦23岁，由他当时的女友、美国著名民谣歌者琼·贝兹带着见米勒。迪伦还跟米勒打过乒乓球。但那次会面并不怎么愉快。米勒觉得这位歌手兼诗人桀骜不驯又目中无人，而迪伦却觉得这位作家对他不屑一顾。他读了两页米勒的《狼蛛》（Tarantula）后，迪伦这种反感情绪不见了。每当被问及最喜爱的文学作品时，迪伦都回答说：“里尔克、契诃夫。契诃夫是我最喜爱的作家。我喜欢亨利·米勒，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当被问及他的“目的和使命”时，迪伦回答道：“亨利·米勒曾经说过，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整个世界醒悟。”

在晚年，米勒身边聚集着众多的拥护者。诺曼·梅勒和大江健三郎是他的忠实读者。菲利普·罗斯承认：“我想是亨利·米勒教我接受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把它写入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约翰·厄普代克在创作《夫妇们》时，沿袭了米勒对性的大胆描写。1978年，米勒开始为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游说。他给朋友们寄明信片，希望对方能向瑞典学院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写几句简短的推荐词”。1978年的诺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为米勒写了一封语气强烈的推荐信。然而米勒当年并未获奖。评委会中有人说过：“我们希望米勒可以变得体面些。”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推崇米勒：“一流作家里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就是博尔赫斯和亨利·米勒了。”卡尔维诺声称：“这是一个亨利·米勒比海明威还重要的时代，人们已经懒得管海明威了。”

然而米勒的情爱经历跟他的写作生涯一样久长，也一样充满奇迹。

他似乎更喜欢演员并为此着迷。最开始是在40岁左右时情迷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米勒曾经给她写过多封情书。然后是海蒂嘉德·纳福、姬娃·罗丹、艾娃·加德纳、金·诺瓦克、吉亚·斯卡拉、戴安娜·贝克、英格·斯蒂温丝、艾尔克·萨默、索菲亚·斯塔伯佐斯卡，直到后来的卢燕。后来他又疯狂的追求加拿大女演员盖尔·吉尔摩。米勒坦然承认：“不知怎的，女演员总能让我为之着迷”。在这一时期，他似乎是把歌德当作了自己的偶像典范。1821年，歌德在马利亚温泉市疯狂恋上仅有17岁的乌尔里克·凡·莱韦佐夫，其时歌德72岁。

作为儿子的托尼，更为了解米勒。他对父亲持续不断的爱情纠葛产生的怀疑态度：“父亲的麻烦是……他爱上了爱情。”

1976年6月9日，米勒给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女演员布伦达·维纳斯寄出了1500封信中的第一封。其时他做动脉旁路手术导致右眼失明，米勒的阅读、绘画和写作受到严重的影响，他每天给布伦达写信，有时候一天写两三封。他甚至热切地想和布伦达建立血的盟誓，他们用小刀划开几道口子，米勒老化的手腕上伤口流出的鲜血迅速凝固了。然而米勒承认，他虽然不停地爱上女人，但还是更爱写作：“我把自己完全地、彻底地奉献给了工作。”

内心生活散发着光芒

《亨利·米勒传》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下呈现米勒的生命历史以及写作生涯，呈现他的广泛影响力。米勒活得比其它20世纪的大作家都要久。比如海明威逝世于65岁，斯坦贝克逝世于66岁，福克纳逝世于65岁。他比诗人T.S.艾略特（逝于76岁）和埃兹拉·庞德（逝于87岁），还要长寿。89岁的亨利·米勒成为活得最年长的大作家，也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偶像。

“我一直都是一匹孤独的狼，总是远离团体、圈子、门派、同人社、主义或者之类的东西。”米勒接受《巴黎评论》访问时说。1942年11月，米勒在好莱坞找了份编剧的工作，但电影行业的乱象却令米勒感到恶心。他摆脱各种繁杂事务住到“大瑟儿”，距离旧金山150英里、属于太平洋区域的一个原始然而风景秀丽的乡间小镇，此后大瑟儿成为米勒的心灵避风港。

不管身处多么大的变动之中，米勒总能成功驾驭自己的工作。他很像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曾从弗莱堡大学退居到黑森林山脉托瑙堡的小村庄，以便于思考和写作。米勒脱离了世俗生活，抵达精神世界的巅峰。1962年，亨利·米勒接受《巴黎评论》访问，他在回忆“大瑟儿”时期的生活状态时说：“那儿什么都没有，除了大自然。孤身一人，恰如我所愿。我待在那里，就因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早就学会随遇而安地写作。大瑟儿是极好的换换脑子的地方。我完全把城市抛在了身后。”

“我觉得，我的内心生活散发着光芒，可以点燃整个世界，同时我又觉得自己被封锁在某种矿石之中。”这是米勒的自况。1951年11月，友人贝扎雷·夏兹送给米勒一个来自也门的长方形护身符。他认为这个护身符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它上面刻着一段希伯来文字：“上帝会保佑你、守护你。愿他的温热目光照亮你的面庞。愿他以自己的方式指引你前行。”这个吊坠，米勒戴了很多年，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几乎没有取下来过。米勒坚信它可以守护自己，带来好运。

此时，米勒越来越像一个反主流的文化大师。他的地位逐步稳定，其标志之一就是他像占星家一样的个人风格：除了那个也门护身符，他有时还戴一顶中国清朝时期的瓜皮帽，白天散步的时候，他还会拄上一根爱尔兰黑刺李拐杖。1950年代中期，美国反主流文化人士和垮掉运动都把米勒当成自己在文学界的支持力量。艾伦·金斯伯格告诉父亲说：“《北回归线》是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他写信给凯鲁亚克：“给我来些致幻剂吧。你知道的还有谁，要不挖掘一下亨利·米勒。”米勒将自己的痛苦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并由此成为“忏悔派”作家的先导：在《嚎叫》诞生之前，米勒就已经嚎叫已久了。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曾打算去“朝圣”，但从未能如愿见到他们“敬爱的大师”，反倒是米勒为凯鲁亚克的《地下室居民》作了序。

然而米勒还是会经历他的心灵暗夜。1959年8月，米勒跟妻子伊芙的婚姻关系紧张。他怀疑妻子与邻居有外遇，他自己则同一家餐馆的女侍者纠缠不清。他感到危机重重。他向占星师咨询，寻求帮助。早晨起床的时候，会将留声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听蒙泰·威尔第的《牧歌》，拉威尔的《夜之幽灵》和斯克里亚宾的《第五交响曲》。约瑟夫·戴尔特伊的《亚西西的方济各》令米勒很是着迷，这部音乐作品带领米勒度过了心灵的暗夜。

无与伦比的觉醒

在美国公众眼里，米勒是文学界的坏男人及国民道德品行的破坏者。

然而实际上米勒的精神生活过得严肃而认真，他对很多事物都怀有敬畏之心。1964年4月，米勒的妻子利普斯卡在欧洲旅行途中邂逅一位男士，普斯卡出走且带走自己所有的东西——椅子、桌子、衣柜，还有地毯——以至于米勒只能把从食品杂货店那儿拿来的纸箱当作家具。他买来旱冰鞋，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孤独地滑行。此刻的米勒，对人生际遇总是表现出一种佛家的超然。在他晚年时，总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他抽烟但不酗酒，热衷水彩画，热衷神秘的知识，迷恋占星术。晚年的米勒很像一位禅僧，不论是行为的克制，还是他时常进行的冥想。“我从彻底且无与伦比的觉醒中获得过非常重要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它之所以彻底又无与伦比的原因所在。”米勒喜欢引用这句来自乔达摩·悉达多的话。米勒有着伟大的榜样，他们都是觉醒者，如亚历山大帝、米勒日巴，还有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米勒一生因“情色”与“淫秽”之争议，与司法体系之间发生过无数次冲突。

在1960年代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亨利·米勒，或者《北回归线》；但到了1964年，人们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出一个没有听说过亨利·米勒的美国人。这个人和他的书点燃了审查制度大浩劫的导火线，燃烧了整个美国。最终，米勒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同时也受审查最多的作家。1961年10月9日，洛杉矶一家书店的老板布拉德利·史密斯，因卖了“禁书”给便衣警察，翌年2月便被判了30天监禁；书店、杂货店柜台、报摊，就连公共图书馆都曾遭遇警察突击检查。格罗夫出版社首席顾问查尔斯·雷姆巴尔（charles Rembar）建议罗塞请埃尔默·格茨去伊利诺州处理对《北回归线》的淫秽指控。这对米勒来说是幸运至极，因为格茨对文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后来还成了米勒的好友。

1962年1月10日开庭审理《北回归线》的“淫秽案”，首席法官是塞缪尔·B.爱普斯坦（Samuel B.Epstin），之后于2月21日结束。艾普斯特最后声明：“即便有争议，文学的社会价值也应该留给民众个人去评判，而非由政府法令妄断。不管是政府、还是法庭，都没有权力限制一个人的阅读事务。”美国文学界的很多人物也都站出来支持米勒，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洛威尔（Robtert Lowell）。洛威尔在1962年4月1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似乎成了一个审查年。英语文学的人们和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人，比如哈利·莱文（Harry Levin）和迪克·威尔伯（Dock Wibur）到处奔波，为米勒正名。”人们都在为米勒签联名书，其间也在为反对使用核炸弹签联名抗议书。

同年《北回归线》在马萨诸塞州遭遇审查。最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于7月17日宣布取消对《北回归线》的禁令。1962年3月，米勒返回欧洲，应邀去马略卡岛当福明托文学奖的评委。米勒去巴黎、伦敦和柏林逗留了一圈；在柏林的施普林格画廊，米勒见到了马里尼为自己雕得铜制头像。7月，米勒应邀前往爱丁堡艺术节参加国际作家会议。据说米勒在会议上一直少言寡语，直到第四天“审查”这一主题出现，他便发表了关于文学自由的讲话，他的演讲“收到爱丁堡麦克尤恩大厅全场将近3000人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我热爱的美籍波兰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的《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里，有“亨利·米勒”的词条。这是我更为信任的解读。

“20世纪美国文学自有其奥妙，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反抗的文学，反抗赚钱和出版的激烈竞争。米勒是纽约一个德国移民的儿子，他靠勤奋工作挣钱，读尼采，梦想自由。那种自由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可能实现，那就是努力使自己远离那条广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准则。他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吟唱着自我之歌，摒弃了所有社会规范。他不再认同美国，这是对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自由的庆贺。”米沃什写道。

抵达剑桥已是黄昏时分，夏季的夕阳还眷顾着美丽的校园。薄薄的金光笼罩着尖塔，学生们络绎不绝地穿梭其间，热闹的气氛一直到夜幕降临才有所消退。面对喧嚣，我很是恍惚，担心参加各色项目的国际生和参观者们掩盖了校园真正的精神内核。剑桥大学拥有三十一所学院、一百四十所图书馆，除了中央图书馆之外，还分成系所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两个类别。在来之前就和朋友相约，请她一定要带我探访校园内的中世纪图书馆。恰逢暑期，国王学院以十英镑的价格开放部分区域供参观，学院内装饰有鲁本斯祭坛画的大教堂，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纪念石刚刚修整一新。然而，闭门谢客的学院也不在少数，幸好有朋友通关，才抵达了不一样的风景。

朋友安排我住在离校区中心大约二十分钟路程的露西学院，这是剑桥大学三所女子学院之一，也是成立年代较近的学院，宿舍内的设施比较完备和现代化。各个学院的气质不尽相同，但都会有一块草坪，有一个满足社交、餐饮、会议功能的用餐大厅。也有一些简朴的纪念标识，比如白马宾馆旧址、第一本印刷出版物付梓处、艾伦·图灵纪念牌等等，游客们往往会忽略，却是本地学生考试许愿之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发现DNA结构的老鹰酒吧前集合，参观完对面剑桥最古老的教堂之后便直奔主题。

一

我们要寻访的中世纪图书馆就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即圣体学院）内。科珀斯学院创建于一三五二年，是剑桥大学建于中世纪的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学院创立人是中世纪的圣体和贞女玛丽宗教协会的两位成员，院徽是一只无私的鹈鹕把肚子咬破，用自己的血滴进小鹈鹕的口中。这也是牛津剑桥大学系统中唯一由剑桥市民建立的学院。从一开始学院就有图书馆，位于旧庭院的东南角。现存最早的藏书目录（1376）显示当时有藏书五十五册，皆为教会法规和圣书文本。其中一些书借出后再也没有归还，一些则在一三八一年六月十五日学院被盗时遗失了。

如今学院图书馆的全称为“马修·帕克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其他学院经年累月从各个方面收集、获赠大量图书的模式不同，这里所有重要的书籍全部来自一个人的遗赠，因此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全部藏书皆为珍本，这也使帕克图书馆在剑桥大学尤为独特。在图书馆二楼建筑中轴线的上方，悬挂着帕克先生的肖像。在英国，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惭愧的是，在来此处之前，我对这位在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语言文字方面有巨大影响的人物知之甚少。

马修·帕克图书馆

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一五〇四年八月出生于英格兰的城市诺维奇（Norwich），大约在一五二〇年进入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学习，并在一五四四年至一五五三年期间担任学院的院长，期间还出任剑桥大学校监。他的最高职务是坎特伯雷大主教（1559-1575）。帕克一生得到英国几代君主的垂青。一五三五年因为家族背景的关系，他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牧师。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妮，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与西班牙的凯瑟琳皇后离婚，开启了英国建立自己的国教圣公会的进程。根据相关历史记录，安妮本人也参与了宗教改革的诸多事件。作为她的牧师，帕克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图书馆就藏有一卷他自己编目的书信往来集，涉及不少当时宗教、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安妮·博林、伊拉斯姆斯、路德、加尔文以及梅兰希通等。安妮·博林安排他担任斯特科-拜-克莱尔（Stoke-by-Clare）学院的院长，这为他收集早期印本图书提供了便利。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亨利八世从威斯敏斯特写信给科珀斯学院，建议任命帕克为学院的院长。十二月四日，全体董事推选他就任。在任期间，帕克收集了成百上千的手稿和印本，内容主要涉及神学、历史和政治。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皇后所生的女儿玛丽一世（俗称“血腥玛丽”）主政后，宣布恢复天主教为国教，帕克的职务被剥夺，他本人也从历史记录中销声匿迹。十分有趣的是，帕克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关于烹饪的书，根据出版时间可以推测是他作为“玛丽流亡者”时期的藏书，这也应该是唯一一段他没有仆人而必须自己做饭的时期。玛丽一世去世后，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成为女王。亨利八世的两个孩子（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都是听着帕克讲道长大的，对于这位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并信任的牧师，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承担起了英国圣公会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任务：第一，他翻译并编辑了大主教圣经（1568），即用英语而非拉丁文来编译圣经，有关修订整理的相关档案就保存在帕克图书馆，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用英语来印刷圣经的指令；第二，帕克编写并确立了《三十九条》信纲，作为英国建立国教的法律基础和对教徒义务的官方定义。图书馆所藏的档案完整地揭示了他是如何在一五六二年的初稿上做出各项修改，其中涉及的条款比如，废除教皇、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废除追思（为死者祈祷）等等，对当时还有大量民众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英国来说是一次冲击性的革命。

帕克肖像

图书馆是帕克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有形资产。可以说，他是一个“贪婪”的藏书家。亨利三世的曾孙兰开斯特公爵托马斯·马考特（Thomas Markaunt，1382-1439）曾捐赠给剑桥大学一些书稿。有关帕克的记录最早便出现在马考特藏书的登记表上，他从图书馆借阅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一本由银钩装帧的圣经，两书的价值分别被评估为四十先令和三点六八英镑，但他从未归还这两本书。帕克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收藏家和历史学家。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将大量中世纪手稿归入囊中。一五六八年，在枢密院的许可下，帕克将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古书，包括现存最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书等四百五十份手稿增添到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中。它们被帕克用来作为在英国重建一个独立教会的实物依据。其中用古老的英语方言西撒克逊语抄写的四福音是现存最完整的英语的福音抄本，帕克在一五七一年联系伦敦的书商出版此书，并使用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字体印刷。这等于告诉民众，英格兰很早就有了使用英语来传播福音的先例，因此使用英语版而非拉丁文版的圣经书籍是有可追溯之合理性的。帕克图书馆有关古英语文献的收藏大约占了全世界盎格鲁-撒克逊手稿的四分之一，包括西撒克逊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用古英语翻译的《牧民职务》（Gregory the Great’s Pastoral Care，格里高利教皇在公元597年派传教士奥古斯丁拿着《牧民职务》带领师团前往英国，使肯特[Kent]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从此基督教逐渐传遍英伦半岛）、《盎格鲁-撒克逊编年》（Anglo-Saxon Chronicle，890）最早的抄本等等。十八世纪出版的帕克传记（The Life and Acts of Matthew Parker, by John Strype, London，1711）里提到，对研究古英语和文学历史的学生来说，帕克的名字是如雷贯耳的，他们甚至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简称为“帕克编年”。帕克还发展了现代辞书学，他收藏的好几本手稿，同时由拉丁文和古英文两种语言写成，通过对照便可以直接知道古英文的意思，从而就能简单地学习这门语言。

二

帕克毕业于剑桥大学科珀斯学院，后又担任院长，对学院的感情很深，死后便将自己的整个私人图书馆捐给了学院。他的藏书除了前文提到的圣经和古英语写本，还包括中世纪游记、地图、动物寓言故事集、皇家礼仪、历史编年等。尤其是泥金写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s）的藏本，成为学者们研究戒律、音乐、文学、政治和宗教的宝贵资源。为了保证藏书的完整性，他与学院约法三章：第一，每年都要对所有藏书、手稿进行清点；第二，一旦遗缺的数量超过十二本，所有藏书将被移交给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第三，如果在下一家学院重蹈覆辙，藏书则再移交给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为了保有对这批藏书的所有权，科珀斯学院相当小心翼翼，在书籍借而不还、偷窃等情况时有发生的那个时代，最安全的做法莫过于将藏书都牢牢地锁起来，只有相关领域的学者在申请被批准后才可进入图书馆看书。四百年来帕克的藏书一本都没少，然而，这样的做法其实有悖于他捐书的初衷。帕克所提出的苛刻的保护条件并不是要让人们没有机会使用和接触这些书，他本人就是利用图书来做研究的典范。帕克甚至在遗嘱中详细建议了图书馆如何开放、几点开门、几点午饭、几点下午茶等等。这座让爱书者难以接近的图书馆终于在二十一世纪迎来了一位馆长——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他改变了这座中世纪图书馆在使用、功能上的诸多限制，是学术研究喜闻乐见的一件好事。

哈梅尔是研究中世纪手稿的专家，他的书曾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出版。他一九五〇年出生于伦敦，四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并在奥塔哥大学（Otago University）完成大学教育，后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十二世纪的圣经评论。一九七五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间，他在苏富比拍卖行的西方手稿部门工作。工作的福利之一便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各种珍贵版本的抄本，但是他的心中却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部分，那就是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藏的各种泥金写本。为了能亲手触摸这些珍本，实现与它们对话的梦想，哈梅尔应聘了帕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并成功凭借实力入驻。

与处在中世纪权力顶端和宗教改革浪尖上的帕克不同，二十一世纪这位世界知名拍卖行出身的图书馆长为馆藏写本的研究注入了崭新的颜色。他和帕克眼所及、手所触的是同一批书，但他们的切入点很不同。哈梅尔特别关注彩色写本中的泥金装饰手稿，这部分手稿专指用金、银或明艳颜色装饰的手抄书卷。装饰可能包括一些小插画（微型图）、首字母、边框或其他装饰元素。这些元素用于表明一段文本的结构划分、讲述故事、美化以及为文本增添醒目的视觉成分。哈梅尔认为十二世纪是彩色写本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僧侣花最多的时间来进行装饰。他将帕克图书馆馆藏手稿和那些年自己在苏富比拍卖行和各个机构探访旅途中“邂逅”的宝物们放在一起研究，著成了图书《偶遇珍贵手稿》 （Meeting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该书不仅获得二〇一七年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还造就了向全世界宣传帕克图书馆的良机。全书一共选取了六世纪至十六世纪的十二份手稿，逐章展开记述，把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的那些珍贵手稿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它们是如何被复制和被人们不懈追求的，如何纠缠于政治与学术争论的漩涡，又是如何被看成是极端奢侈的对象与民族身份的象征等。这本书既像旅行书籍，又像侦探故事，向读者介绍了国王、女王、圣徒、抄写员、艺术家、图书馆长、小偷、商人、收藏家以及手稿研究专家的国际性共同体部分，生动地呈现了手稿作为传递知识、文化、艺术的作品所携带的魔力与激情。

泥金抄本局部

从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六年，在哈梅尔任内，他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英国语言和历史的最原始的手稿，继续丰富帕克图书馆的馆藏。同时，他本人作为英国古文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和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会员，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学术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启动并推进了帕克图书馆的全盘数字化。这一破天荒的决定使得那些原本“远在天边”的珍贵手稿，通过一块屏幕便可以“近在眼前”。

三

二〇〇四年，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启动了对所藏手稿全部进行数字化的浩大工程。在两大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与Gladys Kieble Delmas Foundation）的财力支持下，两校花费了五年时间完成了数字图书馆的网站建设和初级版本浏览器的配置，实现了在网上阅读检索手稿的多项功能。二〇〇九年十月，数字图书馆以认证许可的方式有限开放，购买证书和使用权的读者轻点鼠标，便可阅读时间跨度从六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五百五十九份手稿。所有数字化的文档皆可进行全方位的旋转和放大，操作方式简单易上手。此后网站的各项技术功能不断更新，目前所用的数字文档视窗版本已进化至5.0版。在帕克图书馆设有一块三十二英寸的屏幕，供读者查阅和检索数字档案。我体验了一下，对旋转的功能绝对是好评，特别是在浏览古地图时，细部放大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使得看平面的地图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即使地图当初的绘制者会将自己所在的城市或地域作为中心地带呈现，有了旋转之后，也绝不会影响我以现在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古世界，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代入感。演示屏幕另一边的柜子里展示的是中世纪时期的宗谱长卷本实体，形成时间在一四七〇年的英格兰。家族的谱系从亚当夏娃开始记录，一直延续到爱德华六世时期。这份卷本长十一点九米，宽四十二厘米，长度是目前世界上所存宗谱长卷中名列前五的，翻看不易，可以想象数字化之后再查看会带来很多方便。

可旋转的数字地图

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开始，数字图书馆取消了许可开放的模式，把一个具有历史的图书馆完全向全世界的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免费开放。带领我们参观的安妮博士告诉我们，这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创举。她认为数字化图书馆的成型是对帕克遗产的持续利用，原本捐助的目的是只给本学院的师生使用，数字化消除了知识传播和共享之间的很多障碍。有了数字图书馆就有了开放的手稿，世界各地的同事可以实时连接电脑，而不用聚在一起捧着实体的手稿来做讨论，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团队合作研究。数字化的开放手稿使得原来从物质特性上来看脆弱和珍贵的书本可以被更广泛地深入研究、分析，也能更好地激励学术的代际传承。我非常认同她的上述观点，帕克图书馆是一座人文的桥梁，里面所藏的手稿是关于语言、艺术、历史、生存等人类之间互动的一切；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科技的力量，这两者的结合让我们能更便利地从手稿中体会到那些生活在久远时代的人们的喜悦，和他们连接上。从旧的手稿中发现新的知识，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全体的文化记录。

从亚当夏娃开始记录的中世纪家谱（局部）

走出图书馆，阳光温柔地洒在庭院南面墙上的垂直式日晷上，下方的花儿正开得灿烂。科珀斯学院出过不少名人，学院旧庭院西边的指示牌上列出了三处重要的地点，除了帕克图书馆，还有两处分别是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诗人兼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使用过的房间。图书馆是聚合和呈现人类知识的物理空间，另外两处也和“知识”有着奇妙的缘分：培根是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并对如何获得“真正的知识”进行归纳论述的学者。马洛作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最近被英国学界认定为莎翁几部作品的真正作者，他所著《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里的主人公为了追求无限的知识，堕落至出卖灵魂。不得不说，对知识的渴望也是人类贪欲的一种。在这一场追逐知识的人生旅途中，有的人成为政界与宗教界的双面赢家，比如马修·帕克；有的人成为亦商亦学的成功典型，比如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追求和探索知识的过程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由衷的快乐，因为从过去发现新的知识并真正地投入到发掘过程中的状态和陷入爱河没有差别。

学院庭院里的垂直日晷

学校旧庭院西边的指示牌

我们都希望在喜欢的领域发挥优势，但很多时候，喜欢的并不一定是擅长的。在专业领域内，后来者居上的情形并不多见，而少数成功的人往往在事后被归结为“有天赋”，这一点，在文学、艺术等需要独创性的领域尤其明显。然而，这种判断忽视了一个事实：每位被后人奉为“天才”的大师曾经也都是青涩的新手，只是进步的方式不同，速度也有快有慢罢了。

学得慢、走的弯路多，就一定不能更早地接近成功吗？美国著名作家、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托马斯·品钦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品钦用十年时间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V.》《拍卖第四十九批》以及受多方争议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并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然而，获奖后的十年，品钦都没有新的作品出版，直到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将20多岁时写下的5个风格迥异的短篇小说积攒成集，包括《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并特意加入了一篇自序为早期作品的不完美“揭短”。这本小说集被他取名为《慢慢学》，既是自嘲，也是在成熟后对年轻时的自己的一种宽解。

“来呀！拍一张文坛隐士的照片吧”

此后，人们的确发现品钦有了新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脱离公众的“文坛隐士”了，他开始接受采访，对外界作出回应，也不拒绝成为动画《辛普森一家》中的一角。

如今回顾《慢慢学》，读者终于能惊喜地从作品中找到品钦成长轨迹的线索。在自序中，品钦真诚又直率的指出了每篇作品中的瑕疵，甚至多次不客气地称自己创作的方式“很傻很天真”。但无疑，这些在创作初期犯的“蠢事”，最终成为了品钦形成个人风格的基础。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在此呈现《慢慢学》自序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希望借由品钦的经验，更多新手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内继续摸索，大胆尝试。

《慢慢学》自序（节选）

文 | 托马斯·品钦

在我记忆中，这些故事写于1958到1964年之间。其中四篇是我在大学里写的—第五篇《秘密融合》（1964）才算像出自一个出师的学徒之手，而不是练笔之作。你可能已经知道，重读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会对自尊心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包括那些付讫的支票。重读这些故事时，我第一反应是“噢，天哪”，同时还感受到了身体不适。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彻底重写。这两种冲动还是被中年人的沉静压制了下来，我现在假装已经达到了一种清醒的境界，明白自己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完全把这家伙从我生命里抹掉。另一方面，假如通过某种尚未发明的技术，我能和他在今日邂逅，我会乐意借钱给他吗？或者为了这次相逢，甚至愿意去街上喝杯啤酒，聊聊过去的事情？

我应该警告那些哪怕最善意的读者，这里有一些非常令人腻烦的段落，也充满了年少无知犯的错。同时，我最希望的是，尽管它们不时有点装腔作势，傻里傻气，设计不周，但让故事留着这些破绽是有用的，它们能说明那些刚入门的小说家会犯哪些典型的错误，提醒年轻作家最好避免某些做法。

《小雨》是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陆军服役两年，其间我正好在海军服役，是他提供了故事细节。飓风确实发生过，我朋友所在的陆军通信小分队承担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任务。我对自己写作最不满意的东西，大部分都以萌芽和更为高级的形式体现在这里了。我当时没能认识到，首先，主人公的问题真实而有趣，本身就足以发展成一个故事。显然，那时我觉得必须额外加一层雨的意象，必须要用《荒原》和《永别了，武器》的典故。我那时写作的座右铭是“要有文学范儿”，这点子很糟糕，完全是我自己捣腾出来的，而且就照这么做了。

16岁时的品钦，该照片来自1953年品钦的高中毕业留念册，也是品钦少数几张流传在外的照片之一

我们当时处于一个转折关口，那是一个向“后垮掉派”过渡的奇特文化时代，我们在信仰上四分五裂。就像波普和摇滚完全不同于摇摆乐和战后流行乐那样，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和我们当时在大学读到的那些更为正统的现代主义传统相去甚远。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我们是旁观者：游行队伍已经走了过去，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二手的，消费的是那个时代的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这并未妨碍我们采取“垮掉派”的姿态，运用他们的道具，并最终作为“后垮掉派”更好地去理解怎样以一种正常而合适的方式，确认我们所希望相信的美国价值观。当十年后嬉皮士开始复兴时，我们一度感到了某种怀旧和肯定。“垮掉派”的预言家被重新抬了出来，人们开始在电吉他上弹奏中音萨克斯的爵士重复段，东方的智慧又开始成为时尚。一切都没变，只是今非昔比。

然而，就消极的一面而言，这两种运动都过分强调了青春，这包括过度追求新花样。当然，那时的我虚度了青春，但重拾这个关于懵懂青春的视角，是因为除了那些对性和死亡的不成熟态度，我们还可以发现，某些幼稚的价值观会轻而易举地潜入故事里并毁掉一个原本值得同情的故事人物。《低地》中的丹尼斯· 弗兰吉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例子。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人物速写，而不是故事。

尽管我现在觉得《低地》写得不对胃口，但这和我看《熵》时的悲凉心情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这个故事犯了一个程序上的典型错误，初学写作的人常被警告不要做这种傻事。主题先行，或用象征及其他抽象的全局之物先行，然后试图让人物和事件都与之保持一致，这套做法根本不对。相比之下，《低地》里的人物虽然在其他方面有问题，但至少是我的出发点所在，至于理论，那是后来才有的，为的是让这部作品显得有书卷气。否则，它可能就不过是关于一帮讨厌的家伙如何在解决人生麻烦时遇到挫折，可谁又需要看这种玩意呢？所以，我硬加了一些关于神话和几何学的大词。

1981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首版《慢慢学》（Slow Learner）问世

所有人都被告知，写稿子要写他们熟知的东西。而很多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年轻时认为自己了解一切—或者说得更明白点，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有多大、多深。无知并不是人类脑图中的空白，它有轮廓线和连贯性，而且据我所知，还有自己的行动法则。所以，从“写自己熟知的领域”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要了解自己的无知，了解其中有哪些因素可能糟蹋一个好故事。歌剧剧本、电影和电视剧可以犯各种细节错误。在电视机面前待久了，作家就以为写小说时同样也能如此。可这么想是错的。编造一些我不知道或懒得去了解的细节，这并非绝对的错误，我自己现在也还会这么干，但是虚假的信息通常要被用在一些关键之处，这样它们才会失去故事语境之外所具有的细微诱惑。以《熵》为例，我试图在卡里斯托这个人物身上塑造出一种厌世的中欧人的感觉，并用到了“grippe espagnole”这个短语。我在一张斯特拉文斯基《士兵的故事》的唱片封套说明上看见了这个词。我当时一定以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某种精神疾患。后来我发现，它就是字面意义所指的“西班牙流感”，我顺手牵羊的典故其实指的是战争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性感冒。

这里的教训很明显，但时常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要核实信息，尤其是那些随意获取的信息，譬如道听途说来的，或从唱片封底看到的。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至少原则上说，每个人只需要在电脑上敲几下键盘，就能分享无限庞大的信息。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去犯那些愚蠢的小错误。我希望这也会让人们更谨慎，不要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盗用数据。

文学上的偷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如刑法条例规定的，存在不同等级，其程度从剽窃到单纯效仿，各有不同，但所有这类行为都是违规的。另一方面，假如你并不相信原创性，认为所有作家都有向别人“借用”，那么还存在是否标明出处的问题。直到写《玫瑰之下》（1959）时，我才承认（哪怕间接地）故事的主要“信息源”是以卡尔·贝德克尔命名的导游手册，里面介绍了1899年的埃及。

《慢慢学》

[美] 托马斯·品钦 著  但汉松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01

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为什么当时要这样移花接木。将个人经历转放到别的环境中，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小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对那些“太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很不欣赏。不知从何时起，我就有了一个认识，那就是个人生活与虚构作品毫无干系，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我周围有很多反面的证据，不过我却故意视而不见。彼时和现在能打动我、令我愉悦的小说，无论是否出版过，都恰恰是那种从现实生活的共有层面、从深处去发掘和撷取（这并不容易）的东西，是小说家使之熠熠生辉、真实无比。我当时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哪怕只是简单的理解，对此我觉得很羞愧。也许，这让我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无论如何，我这个傻小子当时只是更喜欢那些花哨的脚法。

也许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幽闭恐惧症。当时不止我一个作家觉得需要伸展手脚，需要走出来。这也许归因于我们当时在学院里感受到的闭塞感，它使得美国式传奇历险变得分外诱人，而在我们看来，“垮掉派”作家过的正是这种生活。各种领域和时代的学徒们都急不可耐地想出去闯荡一番。

写《秘密融合》时，我就开始进入了这一阶段。我已经发表了一部小说，觉得自己有了一技之长，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应该闭上嘴，去倾听周围的美国声音，甚至应将目光从那些纸质的素材中挪开，去注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国现实。我最终出发上路了，去拜访凯鲁亚克写到的地方。那些小镇、灰狗大巴车的声音和廉价旅店就进入到这个故事中，我对此还是挺满意的。

我并不是说它很完美，明白吗，根本不是这样。比如说，孩子在有些地方显得不够聪明，和1980年代的孩子完全没法比。我也能轻易看出这个故事中对超现实主义的运用很笨拙。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想象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我写出来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肯定有某些精灵溜了进来，然后对它动了手脚。但是，从我起伏的学习曲线上可以清楚看到，我很难指望自己在这个积极或专业的方向上持续太久。我接下来写了《拍卖第49批》，它在上市时被标成了“小说”，我在这本书中似乎忘记了大部分我认为自己当时已学到的经验。

更可能的解释是，我对最后这个故事的感情，大部分源于我对这一生活阶段的简单怀旧，怀念这个似乎正在崭露头角的作家，他有自己的坏习惯和傻理论，有时会在沉默中酝酿，并从中发现一些关于写作的启迪。毕竟，年轻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改变，不是定型人物的静态照，而是电影，是流动中的灵魂。也许，对于过去的这一点点眷恋，不过就像是弗兰克·扎帕说的那样，只是一帮老家伙闲坐在那儿玩摇滚。但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摇滚永远不死，而教育也如亨利·亚当斯常说的那样，永远都在继续。

早春时节，对于影视文化投资来说，走过春节期间轰轰烈烈的登台竞技后，应该是一个培育新项目、投资新项目的时间。但是对于很多影视文化投资方而言，行业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资金雄厚、专业管理的机构常青不倒，而跟随者们，则面临着行业的红海效应越来越明显的局面。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对部分资金和投资方来说，缩减与退出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热闹是他们的”

3月中旬的上海，天气还是忽冷忽热。对于影视文化投资人秦峰（化名）来说，这样的时节，对寒意的感触多于暖意。2015年初跟随朋友进入影视文化投资圈，征战四年多，却可能要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进还是退？

进有进的理由。2019年春节档的火爆并不遥远，行业的赚钱效应“振聋发聩”，参演变投资、赚得盆满钵满的“英雄事迹”召唤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同时，政策上的春风吹动，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引导政策还是地方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影视文化创业园区等，都让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振奋。

退有退的心思。“热闹是他们的。”秦峰显得无奈、落寞，“行业的‘马太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会玩的、玩得起的或者是胆子大的能成功，留给其他人的空间不多”。

观察近年来真正在影视文化领域斩获丰厚的，基本多是资金雄厚、专业管理的机构，哪怕是明星转型投资，也是要懂行且能拉来资金。像几年前的行业“黑马”越来越难以出头。

回顾2018年的影视文化投资领域，大事不少：阿里巴巴和文投控股以78亿元战略投资万达电影；腾讯以33亿元成为新丽传媒第二大股东，然后将资产转让给旗下的阅文集团；港股欢喜传媒拿到来自猫眼9.5亿港元的融资；华人文化完成近100亿元融资，该轮融资由万科与阿里、腾讯领投等。

但是秦峰回顾自己的投资经历，则无奈发现，多是些小制作电影电视剧，题材老套、演员阵容较弱，即便是这样，投资规模却不一定小，需要四处沟通“打点”的关系也不少。“几个项目下来，认识了一批人，学会了一些套路，认清行业的状态，也更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大概率我会退。”秦峰为自己做了一句“结束语”。

行业加速洗牌

客观来说，秦峰的决定不能说是错误的。当前，即便是看行业相对头部的力量——上市公司系的影视投资机构，也是参差不齐，部分机构遭遇市场困境后，不得不“鸣金收兵”。日前，在*ST圣莱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关于今后对影视行业的布局，公司董事长符永利表示，由于影视投资业务周期长，投资风险巨大，公司自2018年起已经不再对影视文化进行新的投资，原有的投资项目也在整合与缩减投资规模。

另外，华谊兄弟、开心麻花等行业标杆的处境，也在发生不小的变化。观察这些公司的处境，有作品失利引发资本困局的，陈旧的套路遭遇变化中的观众，票房的失利，继而引发紧绷的资本链条承压；还有的是资本的运作遭遇资本的“烦恼”，进而影响作品的产出等。行业整体更趋复杂的环境下，众人都需要寻求破解之道。

与此同时，互联网巨头的锋芒凌厉。今年1月24日，华谊兄弟宣布与阿里影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在华谊兄弟主控影视项目、艺人发展、衍生品开发、营销服务等领域建立全方位的业务合作关系。同时，阿里影业拟向华谊兄弟提供7亿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五年。而在此之前，阿里已经战略投资华谊兄弟和光线影业，成为万达电影第二大股东以及在博纳影业申请IPO前夕入股等。

“行业洗牌的程度和最终形成的局面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最终谁会赢了全局不得而知，不过目前看雄厚的资本依然在跑步前进。”秦峰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