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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变成了腾讯阿里的混血儿

曾经被视为微信之师的Line越来越不像腾讯了,我觉得它今天倒是像阿里。


或者说,它成了腾讯和阿里的混血儿。


从刚刚发布的财报来看,上市三年之后的Line营收下滑,亏损无边。原因在于,Line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金融、支付、电商、生活服务这些业务之上。


原来大家以为Line卖表情包、做IP、开发游戏就发大财。没想到表情包、IP已经不再是Line的业务重点,财报里甚至几乎忽略了这块业务。


从去年年底开始,你明显能够发现,这家公司在拼命扩张边界——做支付、卖金融、玩电商、送外卖、造硬件、搞旅行。


这TM多像是阿里今天在干的事情啊。


Line一方面有着腾讯的社交基因,另一方面又像阿里一样自己亲自做电商和生活服务。它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了。


你以为我要认可Line的做法?并不是。


这更像是Line在当下财务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一、营收下滑战略亏损


4月底,Line发布了2019年一季度财报。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Q2上市以来,在经过11个季度的营收增长之后,这家世界级通信巨头首次出现了营收下滑的情况。


Line 2019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2019年一季度营收为553亿日元,同比增长13.5%。


不过,受台湾地区季节性因素影响,Line2019年一季度营收相比于2018年四季度的560亿营收,下滑7亿日元,环比下滑1.25%。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由于大规模推广支付业务Line Pay,Line在此季度亏损150亿日元。




一方面是核心业务增长有限,另一方面是战略业务开拓受阻。今年年初,投资机构和市场评级机构就用脚投票,表达了对Line的前景担忧的认知。


1月18日,杰弗里斯金融集团(Jefferies Financial Group)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就将Line其股票评级从“持有”下调为“表现不佳”。


在2月4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美国投资研究公司ValuEngine将其股票评级从买入下调到持有。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则是在2月8日星期五的一份报告中则是将该行股票评级从“中性”下调至“卖出”评级。


扎克投资研究公司(ZacksInvestmentResearch)在2月19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则是将其股票评级从“持有”下调为“卖出”。


Line股东贝利吉福德公司(Baillie Gifford&Co.)在第一季度则是将其在Line公司(NYSE:LN)的持股量减持了6.6%。


有美国媒体称,Line仅仅正处于转型其商业模式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盈利和竞争加剧,Line股票一直疲软,在线广告收入一直放缓。


Line正试图在金融科技等战略性业务中找到新的增长点。不过,Line Pay业务却不太可能在未来一年产生足够的收益。


当下可能是Line万里长征最困难的阶段。


二、核心业务已经见顶


为什么Line营收下滑这么厉害,亏损如此严重?我们不妨看看Line的业务结构。


在2018年年报之中,Line就确定了自己的“广告+金融”双引擎战略。

Line的业务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核心广告业务、核心通信内容业务以及战略业务。


核心广告业务,指的是信息流广告,这块业务占Line总营收的54%。


核心通信、内容业务,指的是Line的付费通信业务,以及漫画IP、音乐业务。这部分业务站Line总营收的33%。


战略业务,指的是金融、电商及O2O业务。金融包括Line Pay为主的支付业务。Line购物为代表的电商业务,Line Pockeo为代表的宅配外卖业务,Line旅行者为代表的在线旅行业务。这块业务占Line总营收的13%。


其他业务,指的是智能硬件等其他零零碎碎的边缘业务。


这个战略架构看起来很不错。


不过你会发现,Line问题在于,每一个新业务,都是在原业务高度有限、想象空间不足的环境下展开的。


如果你仔细去看Line的80亿美元市值就会发现,这家公司不仅仅远低于它的学生微信,甚至居比微博还低。

2015年8月,汇丰银行(HSBC)发布的报告显示,微信市场价值估计高达836亿美元。微博在5月6日大概是155亿美元。


1、我们先从Line的核心广告业务说起


这部分广告包括展示广告以及账号广告等。展示广告就是我们熟知的开屏广告、位置广告,账号广告则是Line@。企业和公众人物采用这个功能可以直接通知自己的所有关注者——郭台铭当时宣布参选2020,就采用了Line@的功能。


Line的广告业务相对还是比较稳健的,一季度营收约为299亿日元,同比增长18.6%。尤其是Line@的表现不错,账户数量达到了100W个。账户广告销售额也因此同比增长16%至156亿日元。


不过,Line广告业务规模有限。


你甚至会意外,这家和微信对标的公司,广告营收还不如快手。


以Line 2018年全年广告营收为例,大概是1082亿日元(约为65亿人民币)——这个数据还不如2年前的快手,2017年快手的营收就超80亿人民币。


对Line来说,只靠广告营收,是绝对不够的。广告营收存在天花板,而且广告增多必然会带来用户体验损害。事实上,早在2018年三季度,这个数据一度出现下滑的态势。

不过,值得期待的是,Line正在试图开拓一项名为“Line Sales Promotion”的业务,目标是为线下门店促销领域提供解决方案,借助LBS位置数据和消息传递功能与Line的商户账号体系兼容。


事实上,微信和支付宝都开拓了这一项业务,对Line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向。


2、我们再谈谈Line的通讯及内容(漫画IP+音乐)业务


Line的通讯业务虽然规模可观,算是第二大营收来源,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如果去看Line的漫画IP以及音乐业务,会发现它的规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前者2019年一季度营收大概是60亿日元,后者大概只有25亿日元。这些业务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生态圈。

当年那些鼓吹让微信学Line做表情包、漫画变现的媒体应该进来挨打。


三、战略业务进展有限


广告业务和内容业务天花板有限,Line于是把金融、电商当成了自己的战略业务,用于开疆拓土。


不过,你去看Line的几项战略业务,同样会发现并不乐观。


1、先说Line Pay这个最核心的支付业务


Line目前声称拥有1.65亿个月活跃用户和4000万注册支付用户。市场主要分布在日本本土、中国台湾地区、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


我们可以看一下市场调研机构The Statistics Portal的报告,里面有对日本、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几个国家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数据。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除了日本本土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还算可观,其他地区基本等于蚊子肉。即使如此,日本移动支付市场规模也依旧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Line在2019年开年之后,大幅度增加了Line Pay的推广预算。一季度财报中显示,战略业务的总收入为73.75亿日元,这一数据同比增长了90.8%,环比增长了26.1%。


不过,营业亏损却为149.87亿日元。这主要是由于积极营销的实施增加了Line Pay的支付用户数量,以及与金融业务服务扩展相关的人事费用增加。


这样的投放增长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结果。Line在一季度营收下滑,财报中就明确指出,原因是Line Pay一季度受台湾季节性影响,直接影响了总营收。

事实上,即使是在Line引以为豪的台湾地区,Line Pay同样面临竞争对手挑战。而且不靠补贴就没办法保持现有优势。


Line高管在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中提到,中国台湾地区1月份由于台湾的积分兑换率从2%降至1%,营业额因此下降。也就是说只要Line补贴减少,交易量就立马下滑。


2019年1月4日,台北市政府支持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MIC)发布了一份名为《移动支付大调查》的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台湾地区2018年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50.3%,相较于2017年39.7%有显著提升。台湾地区移动支付前五名依序为Line Pay(22.3%)、Apple Pay(19.9%)、街口支付(19.7%)、Google Pay(9.1%)与台湾Pay/台湾行动支付(4.7%)。


在一年前,这个数据份额分别为Line Pay(25.2%)、Apple Pay(17.9%)、街口支付(10.9%)、GooglePay(9.9%)与玉山Wallet(5.2%)。

从排名变化可观测到两个重点。


1、对照2017年的前五名,台湾本土支付(街口支付、台湾Pay)已逐渐缩小与国际厂商的差距。


2、2018年Line Pay虽维持渗透率第一名,但前五名中的街口支付成长幅度最大、增加近一成。


也就是说,Line在台湾的市场份额也在遭受竞争对手的挑战。

2、我们再看看Line的电商和生活服务业务


不管是电商导购业务、外卖宅配业务还是在线旅行业务都增速可观,不过Line并没有在财报中透露这几块业务的数据规模。

Line开拓这块业务的原因大概是两点。


1、希望通过电商和生活服务业务带动Line Pay业务的增长;


2、通过电商和生活服务获得一定的营收,形成收入多元化的格局;


从营收结构来看,Line战略业务只占了13%,目前三项业务目前都处于相对早期阶段。


不过Line的外卖宅配业务的的确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仅仅规模增长可观,而且带动了Line支付的增长。


2017年7月,Line推出了“Line de lima”食品配送服务。后来逐渐将业务扩展为平台,用户可以通过Line的外卖配送APP搜索订购日本14000家商店的菜单。


2018年10月,Line通过配送业务再切入了外卖服务。利用这两种服务,Line已经建立了Line Order概念,,目标2020年覆盖全日30000家商店。


例如,去年“Line de Lima”的Line Pay支付率为4%,但最近上升至18%。这种“淘宝+支付宝”的双轮驱动模式,为用户提供无缝体验,加速了两种服务的增长,使得Line平台生态得到了加强。


有意思的是,Line在阿里和星巴克的成功实践之后,宣布与星巴克日本建立全面的业务合作关系。


在此合作伙伴关系中,不仅将使用“Line Pay”而且还将使用Line Wallet和Line官方账户,以便在高用户便利性的情况下共同实现无缝体验。


四、战略面孔愈加模糊


我们过去总说微信是Line的学生,不过在2016年上市之后,Line和微信的师生关系形成了事实颠倒——Line的所有动作其实都在学微信。


在投资者眼中,Line的货币化最好学习对象就是微信。黑豹投资在2018年4月曾经发布过一则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到:


因为Line和腾讯有着非常接近的基因。从社交到支付的业务逻辑也基本一致。


不过,从什么业务都大包大揽自己干,拼命做零售电商、生活服务的角度来看,Line现在又变得越来越像阿里。


事实上,Line和星巴克的合作很大程度是因为阿里和星巴克的合作为星巴克带来了显著受益,星巴克希望在日本复制“星巴克+阿里”模式。


我在《星巴克一直送外卖一直爽》中就提到,星巴克CEO Kevin Johnson在一季度股东大会上就以《How we’re building an enduring company》(《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为题介绍了中国区的新零售经验。


Kevin Johnson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数字化转型。Line是星巴克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涉足外卖宅配、在线旅行以及电商导购业务之后,Line的成长路径变得越来越模糊,它的面孔正在越来越像阿里,而不是腾讯。


这种抉择恐怕也与日本缺少互联网公司,细分领域的业务缺乏互联网改造,而且尚未完全建立起互联网支付习惯有关。


Line虽然当下来看,财报并没有那么出色,不过这种扩张型选择或许是企业走向下个阶段的必由之路。


这也正如国内管理学研究者郝亚洲所论述过的一个观点:


这恐怕也是企业的魅力所在。

上海证监局协助侦破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大案:涉案4130万元

2018年底,上海证监局在依法调查的基础上向公安机关移送了上海元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在线投资者教育为名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案件线索。近日,该案件经上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成功破获,成功捣毁了犯罪团伙,依法逮捕或刑事拘留了犯罪嫌疑人9名,缴获作案用手机卡200余张、电脑20余台、话术本7箱。截止案发,该团伙共发展会员客户3200余人,非法经营额4130余万元。


经查,上海元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设立了“股轩堂”网站,并将该网站包装成大型“投资者教育在线平台”,宣传所谓教育课程上的证券荐股业绩,诱导投资者缴纳费用获得证券投资教育。该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采用由公司业务员随机拨打电话,QQ、微信随机添加好友,以及发展下级代理商等方式,以承诺推荐个股可获月收益6%至45%为饵,招揽客户加入公司会员,购买998元至69800元不等的月度、季度、半年或年度会员课程,并以导师直播投资课程的方式,向会员客户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个股买卖点指导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涉及经营金额巨大。


近段时期以来,上海证监局发现一些非持牌机构利用多数投资者证券投资知识较为欠缺的劣势,借助网络、直播平台、自媒体等多种渠道,以开展“投资者教育”为名引诱投资者参加相关培训课程接受“教育”。相较于传统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通常伴有的明显欺诈、诈骗色彩,“投资者教育平台”类非法活动迷惑性更强,参与人数也较多,部分机构平台已明显越过红线,以投教为名行非法金融或类金融活动之实。


上海证监局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微信等发出的投资获利信息,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前应该先核实对方身份,并选择合法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请自觉远离非法荐股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发现自身受到此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侵害,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BCBG创始人Max Azria去世,他曾让T台变得更加民主

 

时装设计师Max Azria周一在美国休斯敦的一家医院因肺癌去世。Max Azria是美国时装行业在过去三十年间最有影响力的时装行业巨头之一,也是服装品牌BCBG的创办人。


Max Azria出生于突尼斯,少年时期随家人移居法国。他进入时装行业的第一步是卖牛仔裤。Azria的父母在法国经营服装制造生意,他一开始帮助家族从美国进口牛仔裤,后来全面接手家族生意。1983年,Azria搬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创立了一个名为“Jess”的女士成衣连锁精品店品牌。


“当代时装”流派早期领军人


1989年,Azria创办了BCBG MaxAzria(以下简称“BCBG”)。BCBG是法语“bon chic,bon genre”的缩写,意思是”好风格,好态度“。Max Azria被认为是激进的时装产业变革者,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贡献是在早期推动了“当代时装”(the contemporary)这一门类在美国的发展。


他也因此在1998年入选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


BCBG在周二下午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为创始人Max Azria发布悼词:“得知Max Azria去世我们深感悲痛。麦克斯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人,他定义了当代时尚。‘BCBG’的内涵反应的是这个传奇的男人,我们会为了这个男人的荣誉而致力于保护这个品牌。我们向Azria家人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图片来源:BCBG MaxAzria社交媒体

数十年来,Azria为安吉丽娜·朱莉、碧昂丝、金·卡戴珊、德鲁·巴里摩尔、维奥娜·戴维斯等多名好莱坞明星定制礼服。


Azria还与美国流行音乐歌手麦莉·库拉斯(Miley Cyrus)联手为沃尔玛超市设计系列服装,并为该歌手2009年的世界巡回演出设计表演服装。Azria还曾经为洛杉矶的一出音乐短剧(The Ten Commandments)设计舞台服装,这出戏是由当时还未成名的美国流行音乐歌手Adam Lambert领唱的。


早在如今“快时尚”概念风靡全球的二十年前,Max Azria就认为设计师品牌的定价应该更为贴近大众的真实购买力。


在Max Azria 1989年创办BCBG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当代”或者“快时尚”的概念。MaxAzria用“价格点”(the price points)的方式为旗下不同款式和类型的服装进行区别定价,改变了当时美国服装行业的定价规则,并因此推动了全新服装类别——“当代”(the comtemprary)的出现。BCBG主要售卖裙子和运动服饰,定价在约5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


他让T台更加民主


1996年,Azria首次把BCBG MaxAzria系列带上了纽约时装周,也因此让纽约时装周的T台更加民主化,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定奢侈品牌。


Max Azria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改革有很多十分激进的想法。加州时尚协会主席Ilse Metchek告诉《女装日报》,“他期待所有美国劳工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头脑,而把制造业体力劳工留给需要发展经济的国家。”


Max & LubovAzria夫妇。图片来源:BCBG

BCBG Max Azria的成功当然也离不开Azria夫妇二人的合作无间。Max Azria是该品牌和集团的创始人、总裁和设计总监,其妻Lubov Azria则是该品牌的首席创意官。


Lubov是Max Azria的第二任妻子。Lubov与1991年从“设计和买手学院”毕业,加入BCBG。Lubov Azria常常被认为是BCBG的“灵感女神”(muse),Max Azria的设计灵感大多数时候是源自Lubov。


在BCBG十数年,Lubov带领该集团的设计团队,并负责该集团旗下超过20个品牌的市场营销工作。她定义了“优雅、自信和从容”的时装风格,并形容自己的风格为“独立、自由和雅致”。


对于与丈夫如此紧密的工作关系,Lubov认为,“我们是非常好的组合。Max负责勾勒蓝图,而我更加注重细节;(我们二人)因此平衡得很好。”


Azira夫妇携手把BCBG Max Azria打造成一个跨国时尚集团。在2006年的全盛时期,BCBG Max Azria集团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595门店,有1300名全职员工和1400名兼职员工,零售销量高达20亿美元。


BCBG Max Azria还陆续收购了法国时尚品牌Herve Leger,并创立了针对年轻人的潮牌BCB Generation等。Azria的设计系列在全世界的百货商店和精品买手店都有销售,包括美国的Nordstrom、Saks Fifth Avenue、Bloomingdale’s、梅西百货(Macy’s)、英国Harvey Nicland、香港连卡佛等零售商店。



图片来源:Flickr/Steven Damron

品牌易主


不过,全球布局和扩张策略让BCBG Max Azria深陷财务困境。数年来,BCBG通过大规模借贷以维持集团、甚至旗下一些亏损门店的经营。该集团的债务总额曾一度超过6.8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债务由“古根海姆合伙人”持有。


2017年初,BCBG Max Azria集团向法院递交美国“Chapter 11”破产保护申请。当时,“古根海姆合伙人”极其子公司持有BCBG贷款逾3.244亿美元,并持有80%的普通股。


三个月之后,该集团以总价1.65亿美元分别被Marquee Brands和Global Brands Group收购。至此,BCBG的知识产权和资产全部易主。


但68岁的Max Azria并没有因此退休。离开BCBG之后,Azria立即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Clean Concept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旗下科技子公司ZappLight的首席执行官一职。


ZappLight是一间生产LED灯泡和电子灭虫灯的科技公司。从时尚行业的变革者跨界到照明行业的领导人,足以证明Max Azria细胞里流淌着“创业者”的血。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Azria表示,“时尚和技术虽然本质上不同,但两者在致力于推动伟大设计的边界、并启发和取悦消费者方面越来越有共性。我很高兴能加入这场崭新而激动人心的冒险,将帮助ZappLight发展成一个全球品牌。”


Azria的创意到晚年都未有枯竭。据他妻子Lubov透露,Azria在去世前的几个月还在计划一个新的社会创新项目:为洛杉矶的流浪汉设计集装箱单元住房。


像Metchek评价的那样,Max Azria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思想家。

【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犹太人聚居区的“流亡图书馆”

 

作者位于威尼斯雅典耀的图书展厅

清晨的诺沃宁静祥和,我喝着咖啡,手里的杏仁面包还冒着热气。不远处,喷泉的水声依稀可辨,孩子们正三三两两走在上学的路上,运河对面的房屋也拉起了百叶窗,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朝阳。


这里的广场景致十分特别,没有宏伟的教堂和公共建筑,也没有漂亮的广场阶梯,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局促。小小的犹太会堂墙上装有五扇拱窗,简朴的圆顶天窗略显破败,墙面刻有希伯来语的忏悔诗,出自《诗篇》第32章:“恶人必多受苦楚,惟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一块石碑高挂在墙上,以纪念犹太难民惨遭驱逐的历史。这里,就是威尼斯著名的犹太人聚居区。


2019威尼斯双年展即将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家和艺术家将齐聚于此,威尼斯也将成为画廊和派对的海洋。然而,作为此次展览的受邀嘉宾之一,我却时常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


从空中俯瞰诺沃犹太人聚居区 图片来源:De Agostini/Getty Images

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人类历史记忆展开,试图将那些关于流亡与失去的故事和当下结合,为世人提供更为深刻的思考。我曾在柏林和维也纳进行过类似的创作,但威尼斯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不知不觉中便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尽管诺沃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十分复杂,但一些基本事实却无庸置疑:1516年当局要求所有犹太居民搬到位于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的圣吉罗拉莫(San Girolamo),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犹太人的行动自由,大门会在夜间被封锁,直到圣马可的钟声响起才能打开。不仅如此,政府还建起了高墙,派遣船只在附近的运河上进行巡逻。另外,这一区域安保人员(信仰基督教)的报酬也必须由犹太人支付。自那之后,所有移居威尼斯的犹太人都被要求住在这里,而原本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家庭则必须离开,种族和阶级歧视在这里成为了常态,新来的犹太家庭甚至需要支付的更高的租金才能度日。隔离区的存在,在犹太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似乎这样一来,威尼斯居民便不必担心会被外族“污染”,而犹太人也终于能够远离种族清洗带来的恐惧。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该地区的争论从未停止,“强制隔离、宵禁、封锁和禁令”等一系列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概念使得社会无法对其视而不见。随着犹太人口不断增长,房屋建造越来越密集,许多新建筑天花板高度不足,导致房屋结构不合理,并且质量十分堪忧,人们就这样被迫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这里位于城市边缘,从威尼斯鸟瞰图上看,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甚至它的名字也充满了争议——“getto”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本义是指铜币铸造厂丢弃矿渣的地方。一个冶炼金属的地方,渐渐成为了改造和交换的代名词。这地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隐喻,它处在世界边缘,代表着人类面对历史时深深的绝望和无力。


作者在威尼斯 图片来源:Fulvio Orsenigo

坐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席卷这片土地的那些语言和文化:行话俚语层出不穷,来自德国、波斯、奥斯曼、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犹太方言在这里交织,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服装、食物和音乐。这里是多元文化的代表,也是人类求同存异的试验场,学习和辩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通过诗歌、音乐、礼拜和训诂相互交流,只有希伯来语是大家身上唯一的共同点。17世纪伟大的拉比利昂·达·摩德纳(Rabbi Leon da Modena)曾在自传中写道,在他一生中,从教师到法官,从碑文撰写到印刷业,从翻译再到婚庆,一共从事过多达26种职业。


这里的一切都是复杂多元的,历史不断延伸,语言相互重叠,而这也是我此次创作的核心所在。身处其中的我思绪万千,《诗篇》作为一部流亡者之歌,对圣城耶路撒冷的颂美让人感动。它对孤独和群体的理解,对愤怒、绝望以及悲叹和喜悦等情绪的把控令人赞叹,这也是为什么《诗篇》称得上是亚伯拉罕三教经籍基石的原因。


此次展览名为“赞歌”,将于诺沃隔离区犹太博物馆举行,按照犹太法典(Talmudic)的传统,一切都是关于向上的旅程,而祈祷的地方应当位于高处,甚至“凌驾于城市之上”,因此该展览也被安排在了博物馆的顶层。这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展览,许多展品就放置在人们头顶的台阶上,或是会堂的门前,以供来访的游客驻足观赏。展厅名为“Tehillim”(希伯来语中“赞歌”的意思),由11个玻璃橱窗组成,其中放置着薄层镀金瓷器和一块半透明的白色大理石,旨在展现不同材料之间的呼应。整个展厅的设计风格简约大气,能够更好地捕捉教堂内部暗金色的反射光线。

“赞歌”展览柜上的瓷器和大理石 图片来源:Mike Bruce/Edmund de Waal

展厅高处是我精心为17世纪诗人萨拉·科皮亚·苏拉姆(Sarra Copia Sullam)制作的展台,这位犹太作家当年正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寻到了自己一生的热爱。不久前,米娜·亚历山大(Meena Alexander)、丽塔·达夫(Rita Dove)和埃丝特·斯格尔(Esther Schor)三位杰出的诗人才刚刚对苏拉姆的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赏析,成功使其回归大众视野。在苏拉姆专属的展台上,同样放置着精致的瓷器,在其边缘和金箔上写有《诗篇》第137篇——《巴比伦河畔》的内容。


在这房间之上,是犹太人在住棚节(Sukkot)期间使用的苏克棚,它是为纪念犹太祖先出走埃及在沙漠漂泊40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在节日期间,人们便住进临时搭建的小屋中,里面的金属支架则会用水果和树叶来进行装饰。这里地势高耸,承载着一整个城市的记忆。此外,我还特别为瓷制器皿预留了展台,并用倾斜的金箔为它们搭建出塔状的庇护所。里尔克(Rilke)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生活在威尼斯贫民窟的老人对高度的渴望,“最终,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如此之高,只要站在公寓屋顶,脑袋就能伸进另一个区县。老人不停和入境官员说着话,似乎陷入了诗篇般的狂喜。”


苏克棚 图片来源:Jewish Museum of Venice

不仅如此,我还搭建了一间图书馆。在双年展期间,它将被安置在美丽的雅典耀(Ateneo Veneto)科学艺术中心,这是一座始建于16世纪的建筑,与芬尼斯歌剧院相邻。此外,一楼的Aula Magna房间也将成为我的展厅之一。


在威尼斯工作期间,我渐渐意识到翻译对于整个项目创作的重要性。诺沃贫民区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语言和文化,这本身就是威尼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印刷业中心的表现。1520年至1523年,来自安特卫普的基督印刷学家丹尼尔·邦伯格(Daniel Bomberg)在这座城市创作了《巴比伦塔木德》(Bablyonian Talmud)的伟大版本,他与犹太学者和抄写人员合作,成功将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评论文本放在了同一页面中。从阿勒波到法兰克福,许多犹太社区都订购了这些制作精美的书籍。


作为一座以“流亡”为主题的图书馆,里面共有2000本书是由那些被迫离开故乡的人们所作。我所要打造的,是一册宏大的历史画卷,从奥维德(Ovid)到塔西佗(Tacitus),从但丁(Dante)到雨果(Hugo);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从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到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再到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从中国作家艾青到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再到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el Kadare),这些文坛巨匠曾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近几十年来,从黎巴嫩和叙利亚同样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家,与此同时,“流亡文学”在伊朗、巴勒斯坦、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发展也日渐走向了成熟。


图书馆的外墙放置着瓷器装饰,并以液体的形式涂着金箔,我在上面列出了许多早已不复存在的图书馆,从尼尼微到亚历山大港,从廷巴克图到阿勒波再到摩苏尔,它们也曾为人类发展贡献过力量。图书馆内部有四个新的玻璃橱窗,结构设计与邦伯格的犹太法典遥相呼应。


这座图书馆将于5月初向读者开放,届时共有多达32种语言的图书可供读者借阅。此外,我们计划举行多场主题多样的读书讨论会,包括文学、历史、翻译、儿童读物以及音乐和舞蹈作品,旨在颂扬语言的多样性和离散性。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接纳不同的思想、自我定义以及再定义。正如著名作家安德烈·艾西蒙(André Aciman,曾因犹太身份遭埃及政府驱逐出境)所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来自某个特定的地方:“我们都一样,终究只是个异乡人。”

盘活董家渡项目,绿地打算这么干

 

上海外滩最后一块超大体量待开发整块土地,在易主85天之后,也正式改名换姓。


5月8日,绿地宣布上海董家渡金融城项目案名定为“绿地外滩中心”,并发布了新的项目规划方案,引入绿地中心TOP系产品。可以看出,绿地意图迅速盘整这个三个月前耗费巨资接盘的巨无霸项目——今年2月,绿地控股(600606.SH)以121亿元的代价,收购流动性出现危机的中民投在上海的董家渡项目50%股权以及相应债权。


绿地控股集团房地产事业二部营销部负责人朱臻斌表示,绿地外滩中心的总货值超过千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自持;预销售金额约700亿元,包含商业和住宅,预计整个项目将率先推出商业和办公部分,住宅部分将稍晚于商办。


黄浦江流经上海黄浦区主城时,弯了两道弯,形成S形的太极图形,其中一个弯,是大名鼎鼎的金融中心陆家嘴,另一个弯,则是位于南外滩的董家渡,上海一直有意将董家渡打造成新的金融中心地标,5年前,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刚成立的中民投。


2014年,中民投在不到5分钟的短暂争夺中拿下了上海南外滩董家渡地王,地块总作价人民币248.5亿元,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这是中民投成立5年来最核心、最值钱的资产。


但由于不断出现流动性危机,中民投最终失去了董家渡项目。2017年的一场流动性危机,使得中民投变卖了项目公司45%股权予安信信托;2018年下半年,中民投再遇流动性危机,再度变卖50%股权给绿地。这个项目剩余的5%股权,则属于上海黄浦区国资委旗下的上海外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上海本土最大国企,绿地必须接下再造金融中心地标的任务。


按照曾经的规划,董家渡金融城项目用地性质为商住办综合用地,总建面近120万平方米,其中商业比例不大于17%,办公比例不小于65%,住宅比例不大于18%。项目涵盖4幢甲级写字楼、7幢总部办公楼、购物中心、开放式休闲商业街、超高层五星级酒店、8幢住宅楼、1.8万平方米中央绿地广场、历史保护建筑、滨江文化休闲空间等。


在绿地最新的规划中,商住办各项比例不变,整体项目形态上,将由一幢300米超高塔楼开始向外滩黄浦江边方向逐层叠落,营造阶梯型森林状建筑群落,至江畔建设成黄浦滨江最大文化艺术中心。


4月底绿地控股曾发布公告称,为支持董家渡地块项目公司发展需求,拟为其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300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董家渡项目公司“中民外滩”总资产458亿元,总负债354亿元,净资产104亿元。


这个规划中的新金融中心地标,在中民投经营了4年多时间后,依然远未成形。


界面新闻记者近日走访董家渡金融城现状时看到——在紧邻外滩滨水平台的中山南路和董家渡路交界处,外滩天际线在此缺了一个口,董家渡金融城项目的北地块规划建筑面积达58万平方米,目前尚未有建筑物冒出,处于基坑阶段,施工铭牌上也未写明竣工时间。




一路之隔的项目另一地块建筑面积是59万平方米,几栋商办大楼已经成形,处于玻璃幕墙施工阶段,施工铭牌显示竣工日期预计为2020年12月31日;而规划中的滨江亲水绿地和文化艺术中心地块,如今还是一块没有整备的荒地。




曾经施工围挡上的“中民投影响力巨制,外滩金融集聚带核心”海报已被撤下,改换成了“绿地控股集团巨制,傲居外滩金融集聚带”。


拿地近5年,中民投仅留下了几幢办公楼半成品,留给绿地的担子很重,但空间也还很大。



拜腾回应一汽注资事宜:已进入最后阶段

5月7日,拜腾汽车(BYTON)正在寻求约为5亿美元的融资,这轮融资后,拜腾汽车的估值将超过25亿美元。该媒体引援消息人士称,一汽集团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几周内签署一项协议,对拜腾汽车投资1亿美元。


5月8日,拜腾汽车CEO戴雷在其南京工厂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回应称,一汽集团的投资已经进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本轮融资还有南京政府方面的支持,六月底前将会公布C轮融资情况。据了解,一汽集团已经对拜腾启动了新一轮投资尽调。


在拜腾汽车B轮5亿美元的融资中,一汽集团作为领投,累计向拜腾汽车母公司FMC注入资金2.6亿美元。此外,一汽集团还与拜腾汽车在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等多个领域签署相关合作协议;还与拜腾汽车在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约定将在平台技术、投资入股、零部件采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此外,一汽集团还帮助拜腾解决了造车资质问题。2018年9月,一汽夏利宣布以1元价格将一汽华利100%股权转让给南京知行,而南京知行旗下的汽车品牌正是拜腾。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拜腾汽车已经完成了三轮融资,分别是2016年4月完成的3000万美元战略投资、2017年8月完成的2亿美元的A轮融资以及2018年6月完成的5亿美元的B轮融资。


据戴雷表示,首款量产车M-Byte将于2019年三季度全球首发并公布预售价等信息,年底实现量产,2020年初开始陆续交付,起售价在30万元左右。


在行业内看来,一汽与拜腾的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一汽集团可以为拜腾提供渠道建设方面的资源,这能帮助拜腾销售进行渠道下沉,在人员输送方面,一汽也能给拜腾提供支持。


借助拜腾,一汽集团同样也能更快速地实现对新能源产业的布局,走上转型捷径。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合作的深入,一汽集团能够从融资、生产、资质、平台、供应商、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等各方面更多介入拜腾,从而不断提升对这家新能源车企的控制和影响力。


横向来看,一汽集团对新能源造车公司的投资也是多点开花,分散风险,提升盈利概率。2018年1月,一汽集团旗下一汽轿车与新特汽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合作研发及生产电动汽车系列新产品;2019年2月,一汽轿车与云度新能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研发新能源乘用车。


业内认为,2019年是造车新势力的生死年——即便实现交付,也很难盈利。蔚来汽车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截至目前交付超过1万台车的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去年亏损高达90亿人民币。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绝大部分新能源造车新势力都很难生存过五年。”而汽车行业分析师张啸林认为,如果从眼下算起,这个预测似乎还是过于乐观。他认为“两年最多了”。

要与BATJ的金融科技公司相抗衡,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的优劣势在哪里?

 

“在银行的自身转型驱动以及市场需求拉动和外部竞争推动三重因素作用下,商业银行开启了成立金融科技公司的大幕。”


5月8日,在由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主办的“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新发展青年论坛”上,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针对我国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发展状况及商业银行作出解读和对策建议。


银行系科技子公司是指由银行全资持有或外部合资建立的以发展金融科技为核心,以促进母行、集团金融科技转型为目标,进而实现技术输出的科技公司。与之对应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则主要是指由BATJ等互联网科技公司建立的,以金融科技为依托,对B端进行技术输出,进而触达C端市场的科技公司。例如度小满金融、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科技、京东数科等公司。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加速金融科技的转型,设立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就成为了商业银行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至2018年末,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六家商业银行先后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各子公司纷纷依托母公司特点、优势,建立起各自的产品体系,在服务内部的同时,开展科技输出服务。


而就成立的背景来看,有自身转型驱动、市场需求拉动和外部竞争推动三重因素。


2013年以来,金融科技企业及互联网金融公司通过一系列简单易用、方便快捷、壁垒较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强势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客户、渠道、管理等领域带来竞争。商业银行受困于净利润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的不利局面,为了快速获取金融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与外部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展开了大量的合作。尤其是2017年以来,商业银行对外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纷纷与BATJ等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开启对外合作进程。




但是,由于体制和文化约束,以及在风险偏好、创新力度、合规要求方面存在众多合作痛点,并且商业银行需要快速突破传统的体制机制对于金融科技转型约束,所以开始积极组建团队完成金融科技的内部孵化,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成为大中型商业银行的重要手段。


其次,市场中庞大的中小型企业信息化建设能力、信息投资收益率比较低,并且对于大型的信息系统的运营能力也比较弱。因此亟需借助外力获得金融科技转型支持,商业银行的技术输出具备很大的吸引力。


以度小满金融、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已经成为技术输出市场上主要的引领者。在金融强监管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逐渐弱化金融服务功能,强调科技属性,重点发力B端服务功能。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金融科技领域融资总额高达2300亿元,占全球融资规模的83.3%。京东数科2018年上半年融资总额合计高达1820亿元;蚂蚁金服于2018年完成一笔高达140亿美金的融资,创下全球最大单笔私募融资金额。


他们的合作伙伴当中有大量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甚至是大型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市场竞争。


在此背景下,兴业、平安、招商、光大、建行和民生已经分别落地了自己的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


2015年12月,兴业银行成立“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数金”),开创了商业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先河。同月,平安集团旗下金融科技公司“上海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融壹账通”)成立;同时,平安集团旗下“平安科技”也从普通的信息服务向金融科技服务转型。2016年2月,招商银行组建全资子公司“招银云创(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招银云创”)。2016年12月,为推动光大集团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光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科技”)应运而生。2018年4月,建设银行组建“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建信金科”),打响了国有大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第一枪”。2018年5月,民生银行宣布正式成立“民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民生科技”)。




七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纷纷依托母公司特点、优势,建立起自身的产品体系,切入企业运营的前、中、后台,提供科技支撑。同时,为企业运营提供战略规划、流程优化、内部管理等整体咨询服务。


软件、金融云、开放平台和咨询服务是目前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最常见的四种技术输出模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认为,长期来看,金融云和开放平台是未来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技术输出的主要发展方向。


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对标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有很多独特的优劣势。


商业银行对于金融行业的业务、运营、监管理解更为透彻。集团化的运营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庞大的网点体系对展开线下服务也可以提供很多便利。


但是,受机制、传统经营模式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灵敏度以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则仍有差距,产品、业务模式和盈利结构高度同质,限制了线上客户流量的增长。另外,底层技术的研发能力和专利水平相较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仍处于劣势,人才方面业面临稀缺的严峻形势。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提出,商业银行应从五个方面促进子公司以及自身金融科技转型:


一是充分整合系统资源;


二是梳理市场化导向,鼓励子公司创新激励机制,增强敏捷开发能力;


三是构建开放型生态,与各类外部机构和企业展开合作,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四是强化内服务能力,从基础设施、核心系统、产品体系及风险管控等方面助推母行改革转型


五是加强技术研发,继续突破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