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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初创AI芯片公司Habana Labs发布AI训练芯片,冲击英伟达GPU市场地位

以色列AI芯片公司Habana Labs上周宣布,推出人工智能处理器Gaudi,专供机器学习训练(inference)任务。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Dahan 称Gaudi“带来了业界最高的性能”,基于Gaudi训练系统,可实现比拥有相同数量的GPU系统高近四倍的处理能力。


此前在2018年,Habana Labs推出Goya推理处理器。至此Habana Labs在AI处理芯片的训练、推理两端初步形成完整产品线。在训练端,Gaudi将对英伟达旗下GPU产品形成威胁。


Habana Labs创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全球拥有约150名员工。官方介绍称该公司专精于使用人工智能提升芯片处理效能,同时降低芯片成本与电力消耗。2018年11月,在英特尔旗下创投基金英特尔资本(Intel Capital)的领投下,该公司完成7500万美元的B轮募资,迄今募资约1.2亿美元。


AI计算大致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对模型进行训练(training),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天;之后是训练出的模型响应实际请求,做出推理(inference)。目前,英伟达旗下的GPU(图形处理器)占据训练市场,多数推理任务则仍由传统的英特尔CPU承担。


“人工智能处理器的性能包括两点,计算性能和延迟。” Habana Labs首席商务官艾坦·麦地那 (Eitan Medina)认为,,原用于通用计算的GPU和CPU,适用于人工智能计算处理时,在架构上存在“先天不足”。从性能端来看,针对AI计算的专用芯片存在优势。



艾坦·麦地那表示,AI模型训练所需的计算能力每年呈指数增长。因此,提高生产率和可扩展性,解决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对算力的迫切需求成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为什么客户要选择Gaudi?第一,Gaudi给客户提供了更强的处理能力,以及更好的性能功耗,第二,就是我们通过内置RDMA以太网处理单元,给客户提供了一种以前无法实现的可拓展能力。”


在AI训练中,可扩展能力主要与网络相关。在拓展性方面,Habana Labs称,由于Gaudi处理器集成RoCE v2(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网络规范,并可搭载最多20个以太网接口,架构上可几乎实现无限扩展。“与Habana的标准设计相比,基于GPU的系统依赖于专有的系统接口,对系统设计人员来说,这从本质上限制了可扩展性和选择性。” 艾坦·麦地那说。


Gaudi也将支持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包括谷歌开发的TensorFlow、Facebook开发的PyTorch和MXNet等。软件端,通过Habana Labs自有的SynapseAI软件栈对训练模型输入进行分析和优化,其工具链保持开放,供客户添加专有内核。同时,Habana Labs也添加了Linux驱动支持。


在过去,数据中心里的计算芯片几乎都由英特尔、英伟达等芯片大厂供应。11年前英伟达推出了CUDA,作为用GPU做并行计算的框架体系。2012年之后的人工智能浪潮,把英伟达推到了一个独特地位。鉴于GPU芯片在AI计算市场如此成功,全球不断有公司试图进入,打破英伟达市场地位。


随着谷歌在2016年专门为机器学习打造了TPU(张量处理器),并在自家云平台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后,AI定制芯片层出不穷。亚马逊AWS于2018年11月发布了公司定制设计的AI芯片AWS Inferentia,用于AI推理。华为、阿里、百度等中国科技巨头也公布了各自AI芯片计划。


对于市场竞争,艾坦·麦地那向媒体表示,AI的应用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巨大,目前主旋律不是竞争,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


艾坦·麦地那认为,面向对高性能AI芯片拥有刚需的数据中心领域,Habana Labs已经将其产品组合从AI推理处理器扩展到AI训练处理器,以高性能、低功耗、可扩展、可编程等特性,提供又一种新的云端AI芯片选择。他预计,在未来的人工智能计算应用上,Habana Labs旗下产品可从CPU和GPU中获得一定市场。

无人机产业变革前夜:政策加速洗牌 5G助力载人应用

天空正越来越忙碌,在不同气流层间对各类型飞机迎来送往。但在今年之后,一切可能都将有所不同。


按照中国民航局规划,2019年底将初步建成基于运行风险的无人机适航管理体系。这意味着去年初便发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条例》)也将尘埃落定。


在近日举行的2019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四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院长王英勋指出,当前市场上带有“无人机”字眼作为注册名的公司日益增长,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而随着年底前《条例》的正式发布,将对整个行业带来反转性的变化。“我认为当前无人机行业山头林立,不少小型企业的销售额和产品质量上不来。《条例》出现后,将变成良币驱逐劣币,出现有资质的大型企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他如此说道。



图/甘俊摄

对于无人机企业而言,除了当前普遍在研究的集群式多机协同技术之外,5G的到来将带来更大发展空间。前述大会上,电信运营商也正与无人机企业开展产业落地合作,以便更快完善5G基础设施部署。


“我们把5G定义为支撑技术。”西安联飞智能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甜向记者表示,这将为未来的多机间通信带来更大助力。


“劣币驱逐良币”将反转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巡视员石靖敏在前述大会的演讲中表示,未来,消费级无人机增速将继续放缓,商用类无人机将大幅增加;同时,无人驾驶将载入飞行,融入天空交通网络;但近段时间内依旧存在法规缺乏、监管不力、基础应用配套不足等问题。


而随着相关应用试点和法规条例的加速推进,“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即无人机)”字眼在民航局官方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近三年的《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在2018年首次出现了“无人机情况”的字眼。据披露,截至2018年底,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达27.1万个,其中企业、事业、机关法人单位用户3.1万个,其余均为个人用户。年内无人机经营性飞行活动达37万小时。


“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信息系统”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月24日,各类无人机型号3720个,制造厂家和代理商注册数1239家。


2019年将成为一个重要节点。按照民航局规划,围绕无人机适航管理办法、适航标准、审查程序和审查方法四个方面,分阶段,分步骤,至2019年底将初步建成基于运行风险的无人机适航管理体系。


王英勋根据企业注册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企业名称有“无人机”字眼的数量为471个,2017年达到1293个,到了2019年6月为1769个。公司注销方面,2018年有110家,今年到现在已经注销了187家企业。“应该说,新条例在年底的正式发布,将对一些企业带来机遇,对另一些则是挑战。”


融资方面,经历过2015年的爆发期,2016-2017年冷却期,2018年开始理性投资之后,目前无人机行业十分活跃,但仍存在“雷声大、雨点小、浅尝辄止”的现象。


“《条例》出现后,企业必须提升认证资质,导致相关投入会有所加大,此外适航难度大、周期长,会导致多数小企业倒闭或被兼并。市场将转移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情况,无人机企业总数可能会有所下降。”王英勋如此告诉记者。


深耕集群技术


消费级无人机在国内的普及度并不如海外高,而在更大的行业级应用领域,寻找集群技术的突破口并更好落地,是诸多企业都在探寻的技术方向。


西安联飞智能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消费级无人机的飞控等关键技术已经开源,技术门槛并不算高,当前竞争已呈红海趋势;相对来说行业级无人机对技术要求较高,核心体现在载重和续航时间方面,这还是竞争的蓝海,主要原因是技术门槛较高,行业应用较多。


“现在大家都在深耕行业,不只是做飞机而已。可以看到无人机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天在田间地头跑,研究如何实现无人机比人喷洒农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唐甜这样告诉记者,但目前成本降低不了,行业级无人机真正的收入仍主要来自于补助和资方烧钱,产生效益的不多。行业用途将是今后真正能实现效益的领域。而受益于近年来军民融合的大政策支持,他所在公司实际上花费了更多精力在军用级无人机上。


至于技术方面的探索,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俊桐在演讲中提到,当前行业还较少应用到集群技术,因为还面临很多难点,但这将带来指数型增长的效益。


具体来看,难点包括态势共同感知和共享,比如避障方面,单个无人机操作相对容易,但在10-20台飞机共同执行任务时,如何分配任务,有故障时如何重新分配任务和飞行轨迹,还没有明确的控制机制。


“我们希望通过攻关,比如协同任务规划,不再让一台飞机规划所有飞机的轨迹,变成分布式、群组织的,一台飞机控制周围几个飞机,把整个集群分成若干个小组,减少集中飞机的计算量,也能让整个群组分成若干块,实现块内自主规划和任务重新编排。”齐俊桐如此指出。


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刚印亦在演讲中表示,目前国外无人机的自主等级已经达到ACL-6(机群战术重规划),但我国与国外无人机自主控制能力差距明显。“未来无人机的发展趋势将是,从离线到实时,从遥控到自主,从单机到协同,从战术到战略。”


一飞智控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张思奇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道,目前公司应用成熟的领域包括编队表演、物流和巡检领域。但核心是飞控系统中关键技术的把握,也即无人机集群技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对更多飞机通过集群技术进行控制,这将有很广泛的应用场景,包括民用中的飞行表演、快递物流、精准农业、应急救灾领域,甚至军事中的协同侦查、协同打击、电子干扰等。”


筹谋5G落地


作为5G商用元年,今年在无人机大会上十分活跃的还有电信运营商。


比如中国移动与一飞智控签订了5G技术战略合作协议。张思奇向记者介绍道,二者会成立联合实验室,探索无人机在5G环境下的应用场景,而5G技术今后会成为一飞旗下无人机的标配。“比如在编队表演方面,当前使用4G还存在信号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5G更大的带宽可以让更清晰的图像实现回传。”


据张思奇介绍,无人机的数据链路传输包括图传、数传、公共网络的4/5G等方式,一飞旗下无人机都将有所配备,目的在于,如此可以让信息有多重保障备份,而对无人机的控制也不再过多受制于距离的限制。


唐甜则向记者指出,5G带来的应用主要在于,无人机执飞过程中需要与地面系统协同。当前是使用数据链完成,但带宽和速度都还不够。在实现5G通信以后,地面和高空的互操作可以更频繁,从而实现更多功能,比如组建无人机控制中心,监控每一驾无人机的状态并及时操控调整等。“虽然暂时并不能代替数据链技术,但能够对大量无人机进行状况监控,以此带来很好的维护作用。在多机间通信方面,可供传输的信息也将更丰富。”


尤其对于集群控制来说,更是如此。唐甜表示,未来希望执飞集群中的每一个无人机都成为一个智能节点,通过无人机之间,而非来自人对无人机层面的操控进行沟通,这是行业在布局的技术方向,从而更加离不开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支持。


从更大远景来看,唐甜指出,通航的无人驾驶必然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如果实现无人机的载人应用,则在不同城市间的上班通勤都将成为可能。这同样离不开通信技术的发展。


对于无人机监管也是如此。王英勋向记者表示,5G带来更高的传输速度,则同时将带来更高的监管效率。“比如对空域的监管,过往还会面临地球曲率、地面遮挡等的信号干扰,但5G就可以提供更稳定快速的信息传输,提升监管能力,对飞行安全也更加有所保证。”

书籍背后的苦恼者:文字太廉价吗?做书不体面吗?

豆瓣有一个话题叫做“文字编辑工作的日常”,话题的描述是“审稿、改稿、校对……你也在从事有关文字编辑的职业吗?”。在这个话题下面,有编辑写出了令人垂头丧气的回答,“两年编辑经验,最大的感受是文学性的丧失,文字很廉价。”“作者永远瞧不起动他们作品的编辑,而编辑永远会更钟爱一字不动的作品。”也有编辑汇总了那些常常被作者忽视的、他们只得一再修改、改到恼火的语法问题:“得的地”老是用不对,“了”字太多余等等。当然,该话题下也有一些颇具职业自豪感的回复,比如有人说编辑做久了形成文字洁癖,可以迅速分辨错别字,这可谓编辑工作所带来的积极结果。


豆瓣话题“文字编辑工作的日常”

除了文字编辑之外,也有一些文字周边工作者在这里输出了他们的苦闷——他们不编辑书,但需要做广告文案或新媒体运营,同时面对来自甲方和用户的双向的压力。截至目前,这个话题的浏览人数已有三十几万。另一个相关话题“我的对象是编辑”热度则更高,浏览人数过百万。豆瓣也由此被戏称为“含编量”很高的社交网站。


在百花齐放的话题之外,豆瓣还有一个叫作“重版出不来”的树洞号,接受出版社编辑的匿名吐槽投稿。这些投稿中有针对编辑具体工作环节的吐槽,比如编校问题、营销方法、版面和封面设计的问题,以及和作者和译者的对接;也有对于编辑乃至出版行业的自嘲和哀叹,比如吐槽编辑工作没有前途、工资堪忧,工作性质还是“为人做嫁衣”,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做编辑可能相当幻灭,“没想到这么体面的书,是用这么不体面的方式做出来的”——这些内容几乎可以看成对新编辑和准编辑的劝退宣言。


编辑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人人都能对“小编”呼来唤去的今天,在新媒体编辑成为不少大学生入门职业选择的当代,编辑还值得做吗?下面这几本书从不同角度道出了编辑的苦闷与彷徨。


大落差:文学的梦想与商业的现实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远子小说《业余》的开场相当灰暗。小说主角是一个文学网站的编辑,他每一天必须对付大量的文字垃圾,以至于产生了文字超载疲劳。一开始,他还能靠着夜里读世界名著来洗眼睛,后来只好转向综艺娱乐节目,在哈哈大笑之后又心生悔恨。他的抱怨主要来自工作没尊严、工作内容没兴趣,以及行业生态糟糕。编辑跟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有作者甚至直接唤他“小编”。对于这种将自谦用语当成正式职业称呼的缺乏礼貌的行为,他很不满,也曾直接跟某位作者争辩:“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叫贱内,管他的儿子叫犬子。”比起与作者周旋更折磨人、更让他痛苦的,是那些毫无质量的内容。他将那些生产“垃圾文字”的作者称为“从不随手扔垃圾的人”;更叫人气愤的是,不少读者对这些垃圾内容照单全收,他想,因为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这些文字可能很合口味。


《白日漫游》

远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4月

小说《业余》主角的抱怨,当然与其生存境况有关——他不得不依靠着这份他诅咒的文字工作活下去——另一方面,也或许是因为他起先对这份工作是心存期待的,他期望能够发现真正的好作者、编出真正的好书。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有编辑做出了“珀金斯已死”(指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呼喊。在《编辑人的世界》收录的一篇文章中,编辑杰拉德·霍华德(Gerald Howard)写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文科毕业生从高等学府中蜂拥而出,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份我这样的工作——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社担任大众图书出版人。”他很理解这份渴望,因为他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曾对自己的编辑工作抱有幻想——公司将付给他一份优厚的薪水,供他阅读手稿并提出出版方案;这些手稿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凝聚了当代思想和言论的精华,他的工作就是从中筛选出可以出版的作品,将之变成图书,进入市场,最终到达读者手中,身为文化浪潮的推动者;他将在各个领域海阔天空地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他的同事也一定是“快乐、能干而且敬业的文化人”。


《编辑人的世界》

[美]杰拉尔德·格罗斯 主编  齐若兰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19年6月

当然,在杰拉德进入到真正的编辑世界中,这些美好幻想即刻破灭了。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出版社是商业化运营的,编书的过程也并非“纯洁无瑕”。第一次参加编辑会议时,他提出美国作家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值得被出版成书,这本书甚至可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而他的同事面露鄙夷地说:“哇,这下可以多卖很多本了!”这仅仅是他刚入行时遭遇的一盆冷水。


编辑行业做久了,出版界内部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商业内幕也渐渐呈现在杰拉德眼前,资金、促销、策略和商业意识都是编辑的工作。有时他满心渴望出一本书,却因付不起版税而被拒之门外;有时他看见某位文学名家禁不起版税的诱惑,抛弃了合作已久的出版社;有时他觉得出版和文学毫无关系,整个行业讲究的不过是权力和金钱而已。


这些看似“极端”的见解,似乎与远子小说中的那位主角相当一致,但不同于后者——那个仍执着于文学标准的主角(他想要脱离糟糕的作者和工作,成为真正的作家),杰拉德说自己通常会迅速调整心情,因为对编辑而言,需要调整心态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美国出版业的大环境变动太大,“出版商更换合作伙伴几乎像方块舞中交换舞伴一样频繁……带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杰拉德写道,“编辑行业中几个宝贵的基本要素——时间、安全感、忠诚度,对文学、知识以及财物价值的共识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人有安全感。


小编辑:谋生的方式与写作的心愿


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和社长的老出版人孙颙最近推出了小说《风眼》,讲述了80年代上海某出版社里的故事。小说里的一个故事是,出版社即将出版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专题图书,这套图书可能会填补国内出版市场的空白、引发读者热议,但也可能引发难以估计的风险。究竟该怎么办?出版社诸位编辑陷入了两难境地。比起揭露出版内幕,这个故事更为有趣地展现出了出版编辑们的定位与互动关系。


主角之一是社里一位专精于学术的编辑,博士毕业,但因为他出版的书普遍偏向学术,“能卖上三千本算不错了,”所以他常常被人看作迂腐的、小家子气的、前途不佳的;而另一位主角编辑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善于自我兜售,对市场有敏锐的认知,长于疏通上下关系,还是某将军的乘龙快婿,被看成是出版界的明日之星。在小说中,这两位擅长不同方向的编辑经常作为对比竞争的对象出现,更有戏剧性的是,他们俩的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情感上——二人都对社里一位女编辑怀有爱意,而女编辑对后者的情有独钟也宣告了后者各方面的成功。虽然后来故事的进展也揭示出了这种成功的虚伪与局限性,但这种出版社内部“学术与市场”相互对立的设定仍然是有趣的。尤其是女编辑在二者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对这两人的前途掂量,仿佛也象征着这两股势力的此消彼长。


《风眼》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在远子的小说里,编辑部的内部对立也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一般体现为他笔下的主角与同事和老板的文学见解无法兼容。 在小说《关内》中,主角从看不到希望的北京离开、南下深圳寻找出路,他进入了一家主做诗歌应用的公司。其实,在面试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这种致命的文学与商业的分歧——公司老板相信诗歌的潜力,但其信念并非建立在对诗歌的热爱之上,而是相信诗歌仍有未尽的商业潜力可供开采,诗歌可以装点生活,诗歌日历、诗歌闹钟、诗歌窗帘都将大有市场。在公司的会议上,他又一次发现了自己与同事的不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像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者一样备好了答案,背诵出那些确定无疑的定义、标签和分类。”他忍耐着漫长的会议,到最后只能强行打断他们,又萌生出了辞职的念头。


在小说《朽坏》中,主人公又一次发出了对出版行业的哀鸣,公司既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更不愿意承受政策风险,他的同事以励志类畅销书为出版目标,而他的选题通过率越来越低。从这里辞职后,他又迅速进入了另一家图书公司,然而,在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市场,与前东家并无任何不同。


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的问题症结所在——“工作使他心烦,文学令他心累,要命的是,现在这两者还紧紧绑在了一起。”为了生存,他必须将文学当做生存的工具,然而一旦文学成了工具,这工具中就再无文学的成分,这其实也是远子在不少小说中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在《业余》这篇小说中,主角也经历了辞职——写作——回来工作——又想辞职的循环,正是文学的理想让他在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中充满挫败、躁动不安,但生存又是无法依靠写作几篇小说来维持的,他始终陷于此地。小说《下山》也有着相似的底色,主角和朋友都认识到了工作的毫无意义消磨生命,然而辞职后他们又陷入了更大的空虚,还是什么都写不出来,他们彼此交谈“像两个癌症患者在互诉病情”。


在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市场,与前东家并无任何不同

主角已经明白,他们虽然拥有言谈的自由,却无法摆脱实际的困境,“毕业之后,我一度十分厌恶这种毫无用武之地的讨论。在生存压力的映衬下,它更像是一场滑稽表演。”他们别无办法,朋友最后还是考虑进出版社当编辑,他的职业逻辑仍然是文学式的:即使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此生发现几位在自己水平之上的作家,专门为他们出书,也是值得的。


去出版社做编辑,似乎成为了曲线救国、达成文学梦想的方式,然而这个建立于梦幻之上的逻辑,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就像《风眼》以及《编辑人的世界》里所写的那样——决定一本书命运的,除却它本身的文学或学术价值,还有许多其他不可抗的因素。而在主角看来,他的朋友想要去出版社做编辑,是因为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生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所以,做一位出版编辑,究竟是要为了文学毫不让步,还是为了生存可以部分地牺牲文学,这恐怕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单项选择题。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仅是当代文学青年独有的困境,对于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访谈的那些大文豪与名作家来说,谋生路与致富经也各有各的曲折与心酸。

谢瑞麟珠宝全年业绩下滑,未来两年开百家新店计划不变

6月19日,香港珠宝品牌谢瑞麟公布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年度业绩。期内,谢瑞麟营业额下跌约1.75%至40.65亿港元。其香港同店销售增长率从去年的19%跌至2.8%,內地市场同店销售增长率则由去年10.4%下跌至-12.2%。


谢瑞麟主席及行政总裁谢邱安仪当日在香港记者会上表示,2018年上半年公司业绩表现稳定,全年业绩下滑主要是受下半年珠宝市场疲软及消费意愿减弱的影响。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了2019年。谢瑞麟副主席兼首席策略暨财务官伍綺琴表示,今年五月销售数据不差,但六月表现可能不会太好,预计港澳市场全年同店销售或实现个位数增长。


不过邱安仪称,短期内的市场状况对公司发展策略并无影响。


现在,谢瑞麟保持着每年开店50间左右的计划。截至2019年6月19日,谢瑞麟店舖数量为435间,较去年同期增加48间店舖。接下来两年,这一速率仍保持不变,但邱安仪认为还是会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开店速度。


在线下式微的环境下,谢瑞麟或将继续加码线上渠道的发展。谢瑞麟已经在内地铺展了广泛的线上渠道,入驻了天猫、京东,并通过微信提供在线购买方式。伍綺琴透露,目前谢瑞麟线上业绩占比为3.8%,短期内有望发展至5%至10%。



更加重视中国内地市场,几乎是所有珠宝品牌的策略趋势。但无论是品牌知名度、零售店铺设,还是爆款方面,谢瑞麟都还有待发力。


谢瑞麟其实是第一个进军内地市场的香港珠宝品牌。该公司成立于1971年,在1990年代便进入了内地市场,在哈尔滨开设了内地首店。产品类别较为全面,更强调设计感。


在中国一线城市珠宝市场趋于饱和后,谢瑞麟也和其他珠宝品牌一样,以二三线城市为主要扩张地点。不过这些年间,谢瑞麟的发展和周大福、六福珠宝和周生生等其他发力内地市场的品牌相比,一直不温不火,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量也较小。



以周大福为例,该品牌虽然在内地的同店销售增幅也有所下滑,但仍保持着正向趋势。根据其上周发布的财年业绩报告,这一数字为3.4%,主要得益于由黄金产品和钟表产品的客单价上涨。周大福计划,接下来一年中要继续在内地市场开设500个店铺。


期内,周大福推出的爆款黄金产品“传承”系列古法黄金,为品牌博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尤其在小红书上,有着很高的讨论度。


而谢瑞麟比较缺乏制造爆款的能力,在小红书上的推介也多以婚戒为主,但这种非入门级、非日常化产品,很难加深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印象。


不过谢瑞麟或许也能从行业趋势中找到发力点。例如,和周大福的黄金产品回暖趋势类似,谢瑞麟上一年度的财报中也表示,黄金产品推动了业绩增长,这意味着黄金消费热潮又有了复苏的趋势。



旭辉“暂停拿地”疑云

6月10日一早,一篇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884.HK,以下简称“旭辉”)总裁林峰写的推文在地产人的朋友圈中被转发。林峰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还有一些温柔乡、舒适区,则有可能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滋润于其中而不自知,有如温水煮青蛙。”


林峰的话似是一种共勉,又像是感慨。毕竟那时距离旭辉被监管部门点名将收紧在公开市场融资的消息传出才仅仅过去10天。


“至今,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通知,资本市场业务暂无异常。过去以及未来,旭辉将始终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推进各项业务。”6月11日,当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向旭辉集团求证网传其被监管部门“点名”的消息时,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同样,旭辉方面也否认了外界称其已“暂停在公开市场拿地”的说法称:“旭辉并未要求区域暂停公开市场拿地。”


5月31日,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因部分房企拿地激进,出现一些“地王”,监管部门将收紧部分房企公开市场融资,包括债券及ABS(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有传言称旭辉、中铁建等五家地产商将被列入暂停公开市场发债业务的名单;另一流传的完整版本则为:旭辉,禹洲,金地及中铁建。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从知情人士处确认,旭辉地产已被监管关注。


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从直观来看,这一波监管收紧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土地市场出现了过热现象,需要一些相关的措施让市场适度降温,回归平稳状态。”


事件发酵几天后,又有消息传出称旭辉已暂停在公开市场拿地。据澎湃新闻报道,旭辉集团已经要求区域公司暂停在公开市场拿地,何时重启,仍待集团通知。从“被点名”到“暂停拿地”,旭辉“被监管”事件正如滚雪球一般在放大。


先踩了“油门”


“当前部分土地市场已相对较热,旭辉因而减少了土地的参拍,谨慎观望。”旭辉方面回应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称,从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旭辉以较低溢价率,逆周期拿地,增加土地储备。目前,旭辉土地储备获取已相对充足,可满足近期公司发展所需。


减少参拍而非暂停拿地,是旭辉给出的答案。但在进入2019年以来,旭辉在土地市场上的活跃也是可见的。


从旭辉集团官方网站公示的拿地信息可见,截至今年5月末,旭辉共计新增已确权项目32个,总地块面积超过270万平方米,且项目多数位于一二线城市。按照这个数据,旭辉前5个月已确权的项目增量就已经超过30个,若加入未确权的部分其拿地总幅数及总面积还将进一步扩大。


据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计算,今年1至5月旭辉已确权项目的获取均价约4945元/平方米,这其中还包括其通过一二级联动以较低价格在武汉和太原获取的多幅土地。而其在2018年新增土地储备的平均成本为6190元/平方米。


此外,旭辉在招拍挂市场获取的土地也不乏高溢价。例如,3月21日旭辉在合肥以总价17.66亿元夺得肥西一地块,溢价率高达104%。3月28日旭辉以最高限价36.38亿元、楼板价约12736元/平方米在天津拿下两幅土地。4月10日,旭辉在四川省简阳市以5620元/平方米的楼面价刷新了简阳的历史楼面价纪录。同样是合肥,4月25日旭辉再次出手获取两幅地块,土地溢价率分别为90%、73%。


频繁在土地市场出手与较高的拿地溢价或许正是旭辉卷入此次“被监管”事件的主要原因。旭辉方面称,“旭辉从来不拿地王,今年也没拿过任何地王。”但林峰在发布2018年业绩报告时也曾说过:“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地块边际利润高。


据旭辉集团透露,在考虑整体的拿地投入时,旭辉始终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的投资策略,市场在波动时旭辉拿地会更加严格谨慎,全年将维持投资额占销售回款额45%左右的合理比例。


又踩了 “刹车”


“预计网传名单里提到的企业在短期内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企业也会很快的作出反应。”张宏伟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值得关注的是,有旭辉暂停在公开市场拿地的消息传出是在6月7日前后,恰好发生在“监管部门点名”消息被报道之后。旭辉方面虽然明确回应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且并未暂停在公开市场拿地。只是两个消息流出的时间如此接近,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此前林峰在发布2018年业绩报告答记者问时曾表示称:“旭辉不是每一年都匀速拿地的,我们会根据市场的周期来拿,房企拿地也分大年和小年。2018年我们认为土地市场的地价是偏高的,所以按照标准筛选土地数量会减少。2019年我们认为是一个好年、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旭辉加速拿地的动作其实也是为了改善公司销售金额中权益比较占比较低的问题。据悉,截至2018年末,旭辉的土地储备已确权4120万平方米,但权益土地储备只有2070万平方米,拿地金额权益比仅为54%。从权益土储上旭辉与同规模的阳光城、中南、金茂等房企比较相对逊色。


在今年5月召开的股东会上,旭辉的管理层也明确表示“提高项目权益比例势在必行”。而且在过去几个月的“追赶”中旭辉的土储和权益比的确有了明显提升。


可以看到,拿地仍应是旭辉当前完善发展的需要,旭辉也确实看好今年的拿地时机。在这样的时机与需求之下来看,旭辉此刻对在公开市场拿地“刹车”的动作就显得很是突兀。


按照旭辉的说法,当前部分土地市场已相对较热,旭辉因而减少参拍,谨慎观望。“旭辉认为土地市场过热,不符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平稳的市场应该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主基调。”


张宏伟称,接下来或将有一些企业有减少拿地的动作,但同时企业拿地的结构可能也会有所调整。比如拿地的关注点可能会从公开市场转向收并购、勾地或者选择与其他房企合作拿地,去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布局方式。


“预计在资金面紧张后,一些中小规模的房企在拿地方面会更加谨慎,例如据我所知已有部分中小房企做了这样的定调。”张宏伟表示,但对于大型的龙头企业来说,资金面还可以,对整个市场的把控能力和运筹帷幄的能力比较强,就可能在三季度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时候有补仓的动作,把握三季度的拿地窗口期。所以接下来不同企业在拿地的策略上应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与房企的资金情况、战略以及运营能力有关。

复制中国市场扩张模式,OYO斥资3亿美元进军美国

彭博社报道称,由软银愿景基金(Vision Fund)投资的印度酒店运营商OYO,打算将其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业务扩张方式,复制到美国的市场。


OYO首席执行官Ritesh Agarwal(李泰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计划在美国投资3亿美元进行扩张。该笔资金将用于搭建技术、设计和运营团队,并对酒店进行翻新。今年年初,OYO在美国开了第一家酒店,现在正以每天一家酒店的速度增加,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其在美国的酒店数量增加五倍。


“直到目前,我们一直非常专注于打造一款优秀的产品,并为消费者制定优惠的价格。” Agarwal说。 “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好,而不只是做得快。”


六年前,19岁的Agarwal创办了OYO酒店,因为印度缺少物美价廉的酒店。


彭博社报道称,该公司如今经营逾2.3万个酒店,超过 85万间客房,按照OYO的测算,其已成为了全球第六大住宿提供商。


OYO的增长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去年获得软银、红杉资本和光速创投等投资者的10亿美元融资。


尽管受到大牌资本的簇拥,OYO也面临不少质疑的声音。


酒店品牌要获得成功,必须同时吸引客人和房地产投资者,后者向类似OYO的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酒店收入。


彭博社报道称,Agarwal试图用时髦、亲民的设计和实惠的价格吸引客人,OYO通常每晚的客房价格在60美元到110美元之间。在这一价格区间,OYO在美国市场有很多竞争对手,包括温德姆(Wyndham)的戴斯酒店(Days Inn)和希尔顿(Hilton)的Tru酒店。


为了说服酒店业主加入OYO,该公司一般为酒店业主承担装修成本,并保证一定水平的盈利。对经济型酒店来说,这两点都很重要。OYO翻新一家酒店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并且和酒店业主的合同期为5年,这可能对酒店业主也具有吸引力。OYO如果帮助翻新酒店,会收取更高的收入分成。


OYO已经在美国的达拉斯、休斯顿、亚特兰大和迈阿密等城市经营了50多家酒店。Agarwal称,OYO酒店价格低廉、设计时尚,有助于提高入住率。他特别提到了休斯顿一所医学院附近的一家酒店,在OYO接手后的一个月内,该酒店的入住率从22%跃升至90%。每间客房的收入从17美元增加到43美元。


今年以来,美国市场的经济型酒店表现突出,部分原因是客房供应减少。根据住宿数据提供商STR的数据,2019年前五个月,美国经济型酒店的入住率同比增长2.1%,而全行业的入住率仅增长0.4%。

通用考虑复活悍马,不过这次是零排放的电动版

纯电动悍马?听上去就像无醇二锅头一样怪异,但最近确实有流言暗示通用正在考虑复活这个标志性的大油耗子品牌。


有消息称,目前这仅仅是通用公司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案之一。由于未来计划中将囊括包括电动SUV和皮卡在内的一系列车型,而该车系无论以何种能源形势呈现都必须拥有足够的越野能力及良好的可靠性,所以客户对新方案的品牌认可度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事实上,该说法起因源自于早前通用CEO Mary Barra对通用未来的描述。她表示通用将从一个传统燃油车制造商迈向“全电动未来”,而悍马也有可能成为该行动计划中众多品牌的其中一个。通用这样做也并不奇怪,毕竟大量的其他品牌也正急于上马商业上可行的电动车型。


通用主席Mark Reuss的态度显得有些不置可否:“我喜欢悍马。”在6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说道:“我不确定,但我们正在关注这些事。”


另一方面,一些内部人士却对这项提议表示并不乐观。据一位通用内部人员透露,电动悍马计划目前仅局限在“what if”级别的讨论阶段。通用在制造其电动SUV和皮卡车型时并非只有选择悍马这一条路。而如果选择非电气化的复活形式,在当下这个排放比以往紧缩得多的时代,悍马将寸步难行。


通用汽车目前开发两项电动车计划。首先是BEV3项目。该项目将开发乘用车,SUV以及其他各种中小型车型。这是通用承诺在2023年之前在全球推出20款电动汽车目标中的一部分。第二项则负责电动皮卡和其他全尺寸汽车的开发,其中一些具备越野能力。


在车型序列中,通用汽车拥有大型SUV——如雪佛兰Suburban和凯迪拉克凯雷德以及多款GMC旗下车型,包括Sierra皮卡和Yukon SUV。GMC还拥有Denali高端Denali版本。Reuss表示,这些车型都可能在未来提供电动版本。


“我们的产品线非常丰富,尽管通用确实以重型工作用车闻名,但我们希望向消费者展示更多。”他说道:“通用有很多东西其实非常有吸引力。”



据知情人士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通用汽车一直在关注Jeep,这个FCA汽车公司的明珠,同时也是FCA最赚钱品牌在市场上的成长。与此同时,通用对悍马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一直怀有浓厚兴趣。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的设计师已经完成了悍马概念车的工作,并在未来的GMC原型上试制了悍马造型版本。


事实上,即使通用汽车计划制造电动悍马,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尽管计划中的电动皮卡项目正在进行开发,但预计这些车型将在小型车的BEV3架构首次亮相之后推出。凯迪拉克或通用销量较大的品牌可能会在更大的电动车平台上推出该平台上的首批车型。


通用对电动车领域的浓厚兴趣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今年早先时候,通用汽车曾与初创电动车公司Rivian尝试组建合资企业,但交易并未成功。在这之后通用便加速了自主电动皮卡和SUV计划的开发。


与此同时,其他的汽车公司动作也不慢。福特汽车在通用与Rivian交易破裂之后马上对其进行了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开发电动皮卡。在大型豪华SUV占据重要地位的捷豹路虎公司也在今年夏天推出插电式混动版本揽胜车型,同时该公司还与宝马共同开发电动车。



纯电动车领域,特斯拉在本月11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CEO马斯克表示,特斯拉正在加紧开发一款具有高实用性,但开上去却像保时捷那样的皮卡车型。计划在今年夏天展示成品。


一个有趣的事实,在通用对电动化悍马项目举棋不定时,早在两年前,前加州州长就与一家名为Krisel Electric的公司合作,将自己的H1车型安装了电池和电机。这样的举措,恰如其分的形容了悍马品牌曾经的广告宣传口号:“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