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CCI的App在6月26日进行了一项更新，增加了应用内AR试鞋的功能。这是GUCCI和白俄罗斯科技初创公司Wannaby合作开发的一项技术，目前只支持试穿GUCCI Ace鞋履系列。

打开GUCCI App后，在首页就能看到“Ace try on（试穿Ace）”的模块，打开相机权限后按照指引把双脚放入框内，就能随意更换屏幕下方的不同鞋履款式。遇到感兴趣的款式可以拍照，生成照片后便会出现该款式的官网购买链接，同时还能把照片分享到其他平台。

GUCCI表示，这项功能中还会出现一些未上市的设计，App中还有专门为这项功能准备的贴纸图案和手机壁纸。

界面时尚试用这一功能后，整体感觉已经比较完善，使用也很流畅。

GUCCI的App一直这么会玩。自2017年底上线以来，GUCCI App已经是该品牌数字化策略的成功范例。

最初，GUCCI App以强调品牌历史文化和设计理念为主，例如设置了探索GUCCI地图、带有GUCCI设计元素的照片相框、壁纸和贴纸等模块。这些功能也突出了社交感导向的App风格，鼓励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和GUCCI“合作”完成的内容。

随着GUCCI线上零售渠道的完善，GUCCI App的购物功能几乎已经完全和官网打通，无论是眼镜、鞋履、彩妆、包袋、家居装饰还是香水产品，都能通过App的内容引导，与官网相连。

于这些产品的互动方式也很有趣。除了AR试穿鞋履、试色口红外，还能试用家居装饰。

例如用相机判断好家中一个平面后选择产品，该产品的AR模型便会出现在屏幕上。用户可以和这个AR模型互动，如果是有盖的物品，可以选择打开或者关闭它，更真实地判断这一产品是否适合摆在家里。

此外，GUCCI App还会推介品牌的最新活动，近期App中就有GUCCIGIG艺术家合作项目的模块。

另一个做得不错的奢侈品App是Louis Vuitton。

早在2015年底，Louis Vuitton就已经在自己出版将近20年的《路易威登城市指南》纸质书籍基础上，制作了名为LOUIS VUITTON CITY GUIDE的旅游应用，只要进行付费购买，就可以获得由Louis Vuitton提供的旅行指南，涵盖全球29个大城市中的酒店餐厅、茶点沙龙、文化艺术以及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旅游资讯。

假如用户连旅行攻略都懒得翻，APP里还有一个名为“24小时”的傻瓜功能，可以通过用户当下所处或者预先选择的时刻，告诉你在当地去哪里参加什么活动最精彩。

无论是做酒店还是当导游，奢侈品牌都想在自身产品和格调的基础上给消费者提供相符合的产品或服务，借此传递品牌延伸的信息。让粉丝们知道，在鞋服箱包配饰之外，品牌还提供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而GUCCI现在不断在App的内容和技术上加码，也是符合了当前奢侈品消费者年轻化、数字化的趋势。

就在前几日，FENDI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一款名为“FENDI 罗马奇遇记”的小游戏。以卡通化的中国区Peekaboo代言人许魏洲为游戏主角，带领玩家游览罗马。并在过程中增加了关于品牌历史文化的内容。

今日上午9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戏剧评论家及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童道明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2岁。

童道明是江苏省江阴县杨舍镇（今张家港）人。1959年他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书时，被要求写作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论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很难写的论文，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因为在当时，能够在外国人怀疑的目光下出色完成学业往往被认为是为祖国争光。论文讲评会开过以后，指导教师拉克申留住他说：“童，我给你论文打‘优秀’，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这是一句“金子般的赠言”。童道明听了老师的话，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方向——研究契诃夫和戏剧。因病辍学归国以后，他凭借一篇发表于在《文汇报》上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文章，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剧本、小说、信札，包括《梅耶荷德谈话录》《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把契诃夫给予我的感动，通过我的写作与译作传递给别人，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诃夫的兴趣，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童道明说。每当有陌生的年轻人对他说“童老师，我喜欢契诃夫”，他的心里就特别高兴。

1972年，从干校回京之后，童道明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读了五年书，涉猎各种俄文戏剧书籍，他把北图称作是“我的大学”。1979年在《外国戏剧》上发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一文，就是他五年苦读的成果之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年代，童道明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等俄罗斯戏剧家和戏剧文学的论文，也创作了很多关于国内话剧的剧评和散文。59岁那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惜别樱桃园》问世，后来又有《潘家园随笔》和《一只大雁飞过去了》两本散文集出版。

《潘家园随笔》《一只大雁飞过去了》

童道明的戏剧创作是在晚年开始的，他借用契诃夫的话形容自己那时的精神状态，“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了。”当时，他看到了国内戏剧生态不平衡的状况：过多的笑剧出现在民营剧场里，居然没有一出现代悲剧，而在他看来，悲剧才是最有力量的。为了纪念契诃夫《海鸥》问世百年，59岁的童道明创作了现代悲剧《我是海鸥》。这是他的第一个剧本，收起来不敢给人看，“实在不好意思”；2005年，他写了第二个剧本《塞纳河少女的面模》，致敬前辈冯至；到76岁，他拿下中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编剧奖。“写了这些剧本后，我知道了我的使命。”在第八部戏《神圣战争》排演完毕后，童道明对身边的人说，“我以前怕死，现在不怕了。”

童道明的很多戏都是以低价甚至免费让一些剧院和团体进行排练。他说自己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看到他们排我的戏，我就很开心。”他还成立了“海鸥剧社”，寓意是要像契诃夫的《海鸥》一样，为了戏剧理想而飞翔。“我想要打破一种成见，认为民营剧场里只有搞笑才能生存。我想证明剧场也可以演出严肃的、人文的、有饱满文学趣味的戏剧。”

《阅读契诃夫》《阅读俄罗斯》

童道明剧本《蓦然回首》的导演任明炀说：“童先生是个苍老的年轻人。”而关于“老”，童道明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如果脱离现代生活，无法与青年人交流，他就真的老了。

去年，童道明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童道明札记”，至今发布了234篇文章。为了学习契诃夫的简洁，他要求自己每篇文章“一定要简短，不超过400字，一个一个点，不能超”。在今年4月13日他生前发布的最后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童道明回忆了自己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因《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受到导师赏识而发生转折的人生。2015年3月，在契诃夫书信集《可爱的契诃夫》首发式上，他自问：“如果没有1959年与契诃夫的相遇，我童道明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我的生命之光会暗淡许多。”

“我们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的工作不是为苹果赚钱，而是尽我们所能做出最好的产品。因为如果能把产品做的足够好，这些产品就会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并且会畅销，这样我们就能赚钱了。”

这是 2016 年苹果的首席设计师 Jony Ive 接受美国著名访谈与脱口秀主持人 Charlie Rose 访谈时说过的一句话。

在那段采访里，Jony Ive 阐述了是什么造就了苹果，设计在苹果公司中的职责与地位，还提到了自己与乔布斯的关系。

今天，苹果官方发布公告，首席设计官 Jony Ive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离开苹果，成立一家独立设计公司，苹果将成为该设计公司的客户。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另外一名目前同样在苹果的英国著名设计师 Marc Newson。

Jony Ive 和乔布斯一起打造了苹果一系列产品，被看作是乔布斯离去后苹果的灵魂所在。为苹果设计了 Apple Park（同时也帮助 Ive 设计了他家）的建筑师 Norman Foster 曾将 Ive 比喻为设计师中的诗人。

Jony Ive 今年 52岁，1992 年就已经加入苹果，其实在上大学时代，Jony Ive 就在设计方面初露头角，儿童时家庭以及后续教育的影响，使得 Jony 对比大多数设计师，更关注超过视觉设计更多的层面，比如自己想要的设计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设计会对使用体验有什么改善，这些都为 Jony Ive 在苹果成就的传奇打下了基础。

Jony Ive 初次遇到乔布斯时是在苹果比较艰难的时候，在那时苹果设计室的效率还比较低，做了很多原型设备，但很多设备最后没能发布。对产品设计的敏锐嗅觉让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

Ive 有一次与乔布斯一起在意大利购物，两人同时走进一家小店，乔布斯拿起来一把小刀看了一会儿。Ive 马上注意到刀柄弧度上的细微变化，让这把小刀能反射出更漂亮的金属色，而这样的处理让刀柄有了石头一般的温润质感。往常 Ive 注意到这种变化是不会跟任何人说的，但他注意到乔布斯同样能够发现他所关注的设计细节，这让他感觉格外亲切。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只是零星记得 Jony Ive 作为苹果的设计灵魂，主导设计了苹果所有的硬件产品线： iPod、iPhone、Mac、iPad。但对于苹果来说，Ive 的贡献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样，只是想出了 iPhone 应该长什么样子，iPhone 中的部件都是由 Ive 来决定，他和生产商们接触密切，以让 iPhone 的打造完全由他的思路进行。

至于 Jony 在苹果权利究竟有多大，在《Jony Ive，The Genius Behind Apple's Greatest Products》中略有展现：

几年前，Ive 曾告诉苹果的一个供应商的运营：“想象一下我有一大桶的钱，让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前提是你必须把这个做出来”。

也就是说，只要是 Jony Ive 想要的，苹果倾尽全力也一定会去实现。当然，市场反馈也证明了，Jony Ive 在苹果的这么多年，似乎从未失手。乔布斯也曾经对外说过：在苹果，除了我以外，他比其它任何人都有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命令他该做什么，或者赶他走，这是我设立的规定。

Jony Ive 的成功和苹果风靡全球的极简设计风格，其实源于 Jony Ive 的性格特性，在打造 Mac 的时候，Ive 一直强调让计算机的操作变得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是他一直都认不为自己是一个精通技术的人，因为他一直对计算机的复杂操作感到困惑。在大学的最后时光，他接触到了Mac电脑，并且被整个用户体验所吸引。在苹果的早期，他的很多设计都不被采纳，因为公司认为只会增加成本，直到乔布斯出现以后。

当然，近几年 Ive 在苹果内部的职位也经历过几次变动，2015 年 Ive 升任苹果的首席设计官，但在一个月后的 2015 年 7 月 1 日，他就从日常的管理岗位上退了下来，以苹果高级副总裁的身份主要负责 Apple Park 和全球 Apple Store 的设计工作。当然，Apple Park 是“乔布斯牵头的最后一个产品”，Jony Ive 在那时的“退居二线”，更像是为了完成乔布斯的愿望，为苹果自己打造一个值得骄傲的总部。

在 Apple Park 投入使用后，Ive 回归，苹果的设计团队重新直接向 Jony Ive 汇报，且 Ive 继续专注在设计。但不得不说的是，这几年 Ive 在苹果发布会上的存在感确实低得惊人，基本上只会出现在新品的宣传片中，作为产品首发亮相时的“第一讲解”。

当然，如今的苹果，也从当年还要与微软这样的巨头搏斗，颇具行反叛精神的的“Think Different”逐渐成长为当今的行业绝对领导者，向着“Be Better” 的方向转变，Jony Ive 也无需事无巨细，去修正每一个苹果硬件的细节，此时的离开创业，绝对不能说是苹果设计时代的终结。无论对于 Jony Ive 还是苹果，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苹果来说，接下来的几年内，每一款新品都要开始接受市面上“苹果彻底丧失灵魂”的市面质疑，并用更好的产品去作为回应，即使可能在过去的两三年，Jony Ive 对苹果的意义其实已经没有当年那么重要。

而对于 Jony Ive 来说，完成 Apple Park 后，其实他自己对于苹果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从设计苹果硬件到设计整个苹果，新的设计工作室会给他提供更多的设计方向，找到更多职业生涯后段的兴奋感。

至于同时和 Jony Ive 一同离开苹果建立工作室的 Marc Newson，同样是英国乃至世界上最知名的设计师，他 2014 年入职苹果，被 Jony Ive 称为最好的朋友。而 Marc Newson 留给苹果最好的礼物，应该是 Apple Watch 这款产品。Jony Ive 曾经说过乔布斯通常不戴手表，也没有真正谈论钟表，而 Marc Newson 则是设计师中的钟表专家。

而 Marc Newson 向来不是一个“安分”的设计大师，他早年间的作品绝不拘泥于一个产品品类，他的作品小至手表、器皿，大至家具、机舱规划， 都是兼具时尚和实用的跨界新突破。Nike 和 LV 都是他曾经的客户。2015 年 4 月以 240 万英镑被拍卖Lockheed躺椅，也让 Marc Newson 成为了目前作品最贵的在世设计师。

两位新的设计大师在年底重新出发，开始运营设计工作室，但还会继续为苹果做设计，只不过角色从苹果的员工变成了苹果的乙方。至于苹果，也会开始一个新的设计时代。

创投圈的热闹从未停止过。在被视为理性回归、拐点之年的2019年，投资人正在摩拳擦掌寻找新机会。

“不确定性依然是创投圈的大主题，价值投资是长久生存之道；清醒和坚定的价值观，是走下去的原点和支点。”在近日举办的华映资本十周年年会上，华映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季薇在公开演讲中说道。

华映资本的投资逻辑一直是技术升级和人群迭代。成立十年以来，这家投资机构长期关注TMT领域，累计管理规模超过60亿人民币，投资企业超过160家，包括Boss直聘、微盟等，覆盖文化、消费、金融、科技四大领域。

季薇在演讲中透露，在过去一年间，华映资本投资了20余个项目，节奏依然保持稳定，但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在消费和技术领域的投资比重变大了。

这与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线上线下渠道和人才的升级，随着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和80/90后消费新贵入场，消费多元化成为投资者关注的一大趋势，也是季薇眼中未来必须抓住的机会之一。

华映对消费多元化趋势的研究是从人群为起点的。季薇认为，在存量人群上，仍应持续关注主流消费人群，针对垂直场景提供深度服务，同时关注垂直品类的新消费品牌、生活方式，包括健身、旅游、租赁、二手交易、教育、亲子等。

而增量人群方面，华映关注的是三个增长重点：

1、Z世代（1990-2010年出生）：重点关注新人群在内容、潮流文化和国货新兴品牌的引领和垂直的兴趣社交品牌；

2、银发人群：重点关注旅游出行服务、娱乐、养生、科普类内容/服务平台和社交类电商平台；

3、下沉人群：重点关注社交电商、渠道品牌、十元店和知识付费。

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华映资本高级投资总监姜志峰同样分享了他对消费人群的看法。他认为，随着主流趋势的流量红利枯竭，一些此前未被关注的细分赛道开始被创业者挖掘。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消费升级下投资人将会更关注更垂直的人群，或者说大众更垂直的需求。

在华映资本年会上，几位分享嘉宾正好是可参考的例子： Chic原醉是一家专注女性成长的平台，为二三线城市、16-32岁的女性提供婚恋教学付费课程。平台创始人施旸认为，婚恋教学对这部分女性来说是一大刚需。另一家公司是专注于银发人群的东犁文化，这家公司打造了70万人规模的退休俱乐部，业务包括商品销售、旅游和中老年培训，未来还将开展婚介业务，致力于打造为中老年人服务的平台。

姜志峰认为，以前中国的中老年人有非常固执的存钱习惯，但现在的新银发人群已经培养起了越来越强的消费动力。随着银发人群互联网渗透率和活跃度的快速提升，这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姜志峰同样建议投资人从供给端的角度寻找机会，比如，有哪些产品和服务的形态和生产方式是比较原始的，但创业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其它的技术手段来优化供应链、实现降本增效。

他举的例子是熊猫精酿，一家华映资本在2018年投资的啤酒品牌。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曾经消费者对啤酒的需求就是传统的工业啤酒，但如今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开始追求更重更丰富的口味，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啤酒背后的品牌与文化，所传达的价值观。而熊猫精酿正是这样一家企业。

“流量和人群的迁徙，可以说是我近几年的核心投资逻辑”，姜曾供职于聚美优品，负责对外投资和并购。2015年，他发现年轻女性购买护肤品和化妆品的注意力已经从传统的欧美大牌往日韩的品牌迁移，最终把目光落在韩国美妆品牌it’s skin上。

来到华映后，姜志峰主导了深兰科技、关茶以及熊猫精酿三个项目的投资，这是在消费升级后，他观察到的消费人群需求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从PC到移动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时期短视频与直播的兴起，变化是一直在发生的，只要有变化，也就有投资的机会。

变化也意味着新品牌有了更多突围的可能。

华映资本在去年发布的《“新兴消费品牌”升级趋势报告》中提到，多数现有的国产品牌都属于工业型企业，并不是真正的消费服务产业。除了白酒外，没有真正意义的自主国际品牌。随着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驱动消费升级，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品牌的黄金十年。

华映资本顾问合伙人孙玮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食品饮料、生活方式、运动时尚和美妆这四个赛道极有可能在未来3-5年内诞生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新品牌。以美妆为例，过去几年间像完美日记、玛丽黛佳这样的国产美妆护肤品牌迅速崛起，在过去，培养一个这样的品牌几乎要花上十年的时间。

回顾华映的投资轨迹会发现，华映主要围绕初创企业的A轮前后进行投资，孙玮认为这是投消费品的最合适时机。他认为消费品企业与互联网公司不同，对资金的需求没有那么饥渴，当它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对资本的依赖也会变小，所以在中晚期介入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即便有机会介入，那时候估值已经很高了，所以投消费品宜早不宜迟。

但对于这类企业来说，资本进入的时间也不宜太早。孙玮的标准是至少有两三千万的销售额，能够看到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买单,只是规模尚小，这时资本适时进入可以起到放大的效应，帮助公司将产品迅速地推向消费者。

在判断项目是否可投时，孙玮最关注的是毛利和现金流。他认为，消费品企业毛利在50%以上为佳，只有足够高的毛利才能支撑品牌和内容方面的投入。在毛利高的同时，孙玮还同样看重健康的现金流，关注产品的复购率。一些复购率低的企业为了获客需要不停地投入，即便毛利达到六七十，但净利润仍然是零或负。

“中国消费品的每一条赛道都存在很高的天花板，即便是再小众的品牌都能做到至少五倍以上的销售，许多项目的瓶颈不在于赛道，而在于团队。”在孙玮看来，消费品投资从未有过风口，相比起关注哪条赛道更为火热，他始终会把创始人及其团队能力当作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韩媒BusinessKorea报道，现代汽车正在打造全新电动汽车平台，名为Electric-Global Modular Platform（E-GMP）。同时，现代汽车将基于该E-GMP平台打造一款紧凑级SUV。

正在开发的原型车已被命名为NE。根据计划，原型车将于今年10月开始制造，并于今年年底前完成该车型。

根据报道，现代汽车计划在明年6月左右推出这款SUV，预计2021年初实现大规模量产。

目前关于这款紧凑型SUV并没有太多的细节，我们仅获悉它充一次电可以行驶450公里（280英里），除此以外，并无更多细节。

根据现代汽车集团此前设定的目标，到2025年其将推出44款电动汽车。此次E-GMP电动车平台应该在这方面帮助公司实现目标。

尽管现代汽车已经推出了一款纯电动SUV KONA（国内为Encino电动版），但这款SUV基于现有的ICE平台开发，兄弟品牌起亚的电动汽车同样基于该平台，例如Niro电动汽车。

除了电动汽车领域的加速布局之外，现代汽车同时也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首批尝鲜者之一。

1998 年现代便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车， 2013 年推出途胜燃料电池车，这是全球第一款将氢燃料电池商业化的车型。

2017 年现代确定了 Clean Mobility 的理念后，2018 年末现代集团发布了《燃料电池电动车 2030 展望》计划，表示将在燃料电池领域投资 7.6 万亿韩元（约 445 亿元人民币）用于技术研发和设施扩建。目标在 2030 年推出 70 万套氢燃料电池系统，其中 50 万套应用在现代车型上，另外 20 万套提供给其他生产商，可以装配在客车、商用车、船舶、轨道车辆、叉车等多种设备上。

此外，韩国有多家优秀的动力电池企业，例如三星 SDI、LG 化学，相比其他国家现代在电动化的道路上有更多先天优势。

而随着日前中国自6月21日起废止《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海外电池供应商将不再被“强制”拒之门外，这将使得国际车企在中国的电动汽车推广步伐进一步加快，并对看似已经领先数年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据日本多个媒体报道，复星集团旗下法国奢侈品牌LANVIN即将关闭在东京银座旗舰店。此外，该品牌还将结束旗下在日本的包括公关团队在内的多项业务。这意味着LANVIN将逐步退出在日本的直营零售业务。据悉，位于银座的旗舰店将于7月底关闭。

报道称，这项决定是由LANVIN在法国巴黎总部决定的。不过，LANVIN将继续在日本的经销商批发业务。

LANVIN在日本的批发业务一直由Coronet Corporation负责。该公司为多个国际时尚品牌在日经销商，包括Milly、Nina Ricci、Karen Walker、Scotch & Soda和Sabella。该公司于2003年成立，帮助旗下多个品牌运营和维护在日本的商店；其中40%是品牌门店，而60%为品牌专门店。

LANVIN去年被复星时尚集团收购多数股权，成为复星旗下品牌。该收购交易旨在调动复星时尚的全球资源帮助LANVIN重新回归一线奢侈品牌的行列，而复星时尚也能够借由LANVIN强化其在全球奢侈品领域的布局。

Jean-Philippe Hecquet是LANVIN目前的品牌全球CEO，他于去年中旬任职。在此之前，Hecquet是法国轻奢品牌Sandro的全球CEO，该品牌目前隶属于中国另一个纺织服饰集团——山东如意控股。

而该品牌的创意掌舵人则是年仅31岁的法国设计师Bruno Sialelli，他负责LANVIN的男装和女装产品线。在加入LANVIN前，Sialelli是LOEWE男装的设计师，更早以前他曾在巴黎世家和Paco Rabanne任职。

Lanvin 2020年春季男装系列

Lanvin 2019年秋季女装系列

虽然被中国公司收购，但为了确保全球形象统一，Jean-Philippe Hecquet此前告诉界面时尚，Lanvin的产品设计、创意、形象等方面仍以巴黎总部为主。但复星时尚则会通过复星时尚品牌管理公司（FFBM），为品牌提供中国区的渠道、资源，负责本地招聘。

复星在收购LANVIN之后成立了FFBM，旨在为集团旗下以及复星体系之外、想在大中华区市场拓展业务的时尚品牌提供零售、批发、电商等运营服务。

今年五月底，FFBM还宣布与纽约品牌管理公司Marquee Brands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帮助后者旗下英国男装品牌Ben Sherman、意大利鞋履品牌Bruno Magli、美国包袋品牌Dakine、BCBG Max Azria和BCBGeneration进入中国市场。这是复星时尚品牌管理公司成立一年以来，首次宣布与复星体系之外的公司合作。

6月22日，大型群展“百物曲”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与上海外滩美术馆合作策展，呈现了53位跨界艺术家的作品，其身份包括手艺人、治疗师、教师、研究者、电影制作人、舞蹈编导、活动家及诗人。“百物曲”以“歌剧”作为展览主线，探讨表演和想象在不同时期及语境中的意义。

歌剧起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并迅速传遍欧洲，19世纪中期至晚期是歌剧的全盛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样也是西方通过殖民主义统摄全球，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渐至无远弗届的时代。当歌剧成为全球“高雅文化”的代表、这个词汇（opera）也被用来形容所有其他非西方传统的戏曲形式时，它逐渐成为了一个关于全球化复杂性的隐喻，唤起身处后殖民时代的我们对本土经验、意义建构和跨文化交流的重新思考。

在开展前日的媒体见面会上，Para Site艺术空间执行总监兼策展人康喆明（Cosmin Costinas）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他一直对欧洲古典音乐和其他大洲的音乐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其实歌剧本身也反映了殖民扩张背景下西方本我与异域他者之间的权利不对等——从以元朝（中国）为背景的《图兰朵》、以19世纪日本为背景的《蝴蝶夫人》，到为苏伊士运河落成而特别创作的《阿依达》，以异域想象为核心的叙事在歌剧中时常可见，而在这些歌剧实践中，真正属于“异域”的声音被曲解、被消弭。

从这个角度来看，“百物曲”可以说是一曲“后殖民时代本土特性的进击”，它引导我们再度审视文化霸权的机制，指出根植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二分法：本我与他者、发达与发展中/不发达、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西方与东方。“高雅文明”往往将不为其所熟知的地域文化视为令人恐惧的对立面，然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现代文明与各原始文化和价值系统始终互相渗透，彼此汲取灵感。

《Arete Guasú节庆中公牛及美洲豹的角力》（1990年代早期），蒂西奥·埃斯科巴尔

即使在当下，本土文化中的原始元素和意义符号依然在由此间的人们默默继承，并形塑他们的生活体验。本次展览中，巴拉圭艺术家蒂西奥·艾斯克巴尔（Ticio Escobar）用相机记录下了1990年代初Arete Guasú节日期间的一场仪式，两位瓜拉尼族人分别装扮成公牛和美洲豹进行决斗，在当地最重要的庆典上，通过这场象征意味浓厚的仪式感念本土瓜拉尼原住民（美洲豹）与西班牙殖民者（公牛是外来物种，也让人立刻联想起西班牙的“斗牛”民俗）之间的斗争。

中国艺术家郭凤仪则在立轴上用一种与传统水墨不同的方式作画。在展出的四件作品中，细细的墨线纠缠着、旋转着，勾勒出目光炯炯、又似龙又似狗的怪物轮廓。经策展人介绍，这一系列作品是艺术家在2003年SARS肆虐期间所作，她将这一可怖的流行病具象化为本身仿佛也有生命的怪物，一如传统中国人将患病视作“病魔缠身”，疾病是人与魔鬼之间的纠缠与搏斗——这种“泛灵论”通常被视作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是野蛮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我们可以看到，幽灵、怪兽与神圣动物依然在现代文明时时闪现、影影倬倬。

在“百物曲”中，与“歌剧”主题形成最直接关联的作品是法国艺术家克莱蒙·科吉多赫（Clément Cogitore）的《优雅的印第安人》。1723年，伊利诺伊州印第安部落米奇加梅亚族首领受邀前往巴黎，当时，法国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从他们表演的部落舞蹈中获得灵感，于1735年创作了芭蕾舞剧《优雅的印第安人》。而今，克莱蒙·科吉多赫选取《优雅的印第安人》中的《野蛮人》片段，用作狂舞派舞者的舞蹈配乐。诞生于21世纪初美国洛杉矶的非裔社区的街舞出现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与历史上美国原住民与法国的首次相遇遥相呼应，并迸发出某种超越历史和空间的冲突。

《优雅的印第安人》（2018），克莱蒙·科吉多赫

作为两家机构的合作项目，“百物曲”首先于3月22日在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展出至6月9日，然后来到上海。在媒体见面会上，有记者问康喆明当展览巡展至上海时是否有什么本土化的尝试。康喆明的回答意味深长：“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深入参与艺术对话的大都市，是全新的全球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对展览进行本土化。我实际上可以说是在挑战这种概念（本土化），因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殖民主义的心态。我的意思是，如果展览是在伦敦或纽约，没有人会问这场展览如何和这座城市相关，因为那些城市就是全球其他地方都争相涌入的地方。我们也要保持同样开放的心态，这很重要。很显然，我们需要和来自各个地方的艺术家合作——我希望我们做到了——但无需明确指出哪些艺术和我们直接相关、无需去问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来自柬埔寨的艺术家。”

这个问答充分体现了在当下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讨论殖民主义及其影响——当殖民主义心态被内化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亦被原封不动地复制进了我们对自身与周遭世界的理解上，如何克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在新情境下审视既有的霸权机制，依旧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关注“来自柬埔寨的艺术家”，因为联系隐藏在表象之下。此次参展的柬埔寨艺术家克韦·桑南（Khvay Samnang）在创作《精神之道》的过程中与柬埔寨西南部戈公省阿林河谷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深厚联系，后者强烈抗议柴阿润水电站的开发建设，因为这会迫使这些依靠自然资源生活的少数民族离开，让生活在森林和湄公河里的野生动物也失去生存空间。柴阿润水电站原定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负责，是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事实上，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影响力渐长，我们也是在以更直接激烈的方式与其他文化/知识体系斗争与对抗，参与强者与弱者身份的重新分配。

苏格兰艺术家尤恩·麦克唐纳（Euan Macdonald）则用影像作品《9000件》提醒人们，中心与边缘、压制与反超的界限在全球化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麦克唐纳记录了9000件上海乐器厂生产的钢琴零件接受测试的场景。被测试机器不断按下的琴键发出刺耳单调的杂音，与真正演奏形成的高雅音乐给听者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些钢琴零件正准备出口欧美，并在那里完成最后10%的生产工序，最后按照这些欧美国家的所在地贴上产地标签。从“文革”时期对这一西方乐器的大规模破坏，到今天承担全球80%产能的钢琴生产地，一组颇有讽刺意味的对比随着这些无序的噪音一同流淌出来。正如《棉花帝国》作者、哈佛大学历史教授斯文·贝克特所说：“中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史中，事情有时会以惊人的速度、相当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它戏剧性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久革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