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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大裁员,AI芯片业务成重灾区

在吴忌寒回归比特大陆两个多月后,比特大陆开启了一轮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裁员是从上周四开始的,这次以裁新员工为主,很多职业经理人都走光了。”一位比特大陆被裁员工向界面新闻透露。据这名员工说,这轮裁员的比例或可高达50%。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比特大陆证实,另一名熟悉比特大陆情况的人士则说,这轮裁员规模可能是30%。


目前比特大陆的员工人数在1500名左右。


其中,AI芯片业务是这轮裁员的重灾区,比例或会高于50%。AI芯片业务是比特大陆联合创始人、大股东,前董事长詹克团曾经一手主导的业务。在两个月前,吴忌寒以更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宣布解除詹克团在比特大陆的一切职务。


吴忌寒认为詹克团在AI芯片业务随意扩张,“自杀式经营造成天量亏损”。在吴忌寒回归后,市场普遍认为比特大陆会收缩AI线的团队和业务。


不过,比特大陆并没有全部砍掉AI业务线。1月3日,比特大陆对内宣布升任原软件研发总监王俊为AI业务线“算丰”CEO,以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詹克团在AI业务线留下的空缺。


王俊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AI业务线在未来不可避免会收缩,战略方向上将从此前较为零散的项目层面,转为聚焦可规模化、易量产的产品。王俊还表示,其上任CEO后的首要任务是”想办法赶紧梳理下业务,制定好未来的战略规划,把团队聚拢起来。“


王俊今年33岁,毕业于清华姚班(计算机科学实验班),2016年加入比特大陆,是比特大陆AI业务最早的核心员工之一。王俊此前同AI部门其他业务线中层一起,向詹克团汇报。


据前述员工透露,在吴忌寒执掌比特大陆后,公司多位高管都被开掉或者离职,这被员工解读为吴忌寒要清理所有与詹克团有关联的人。因此,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有种紧张的氛围。


“寒总回来时确实有种众望所归的感觉,但现在两个月过去,我不觉得公司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也不知道能否顺利上市。剧情到现在肯定还没有到剧终。”上述员工说。


2019年全年,数字货币进入熊市,矿机企业普遍生存艰难。去年底上市的嘉楠耘智上半年净亏损3.3亿元,上市后一个月股价接近腰斩。到2020年,比特币产量将减半,挖矿收益下降,对矿机企业来说可能又是寒冬。

碧桂园创投“揭开面纱”:成立一年,我们这样做投资

“期待中国的中大型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飞冲天!”19年12月10日下午,碧桂园创投董事总经理杜浩发布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此刻,他的心情有点激动,由他主导并全程参与的碧桂园创投5亿元投资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的消息刚刚正式官宣。


有了充足资金支持,蓝箭航天预计其自主研发的中型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2020年可达到出厂状态,并确保未来一年半内将其推广至商用市场。这家国内头部民营火箭公司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作为背后的投资方,碧桂园创投也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9年1月,碧桂园集团宣布成立碧桂园创投。作为碧桂园集团从事股权投资的一级部门,碧桂园创投负责集团除地产投资外的对外股权投资业务。


过去两年中,一级市场进入寒冬期,市场上大量财务投资机构及以往活跃的互联网企业创投部门都收紧了投资步伐。以碧桂园创投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产业资本却开始走向前台,寻找在产业链上的并购机会以及新经济中的优质投资标的。


虽然仅成立一年,但碧桂园创投出手不凡,先后投出企鹅杏仁、大搜车、贝壳找房、塞飞亚农业科技等新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19年底,碧桂园创投又宣布领投蓝箭航天的C轮融资,在高科技领域落下一子。


“我们内心有自己的梦想。集团的地产主业已经是国内龙头,我们希望创投部门也能够在业内有相当的地位。”碧桂园创投管理合伙人代永波说。


场景驱动,不迷信DAU

代永波告诉界面新闻,碧桂园创投成立的背景之一是将集团非地产但又与主业有强战略协同的投资归于一处,便于统一管理。


截至11月底,碧桂园2019年权益合同销售金额累计约5398.4亿元,同比增长10.2%,已超过2018年全年的5018.8亿元。


作为一家主业房地产集团的直投部门,碧桂园创投的根基立于产业背景。成立28年,碧桂园已经成为一家覆盖全国超1200个城镇,超过400万业主,拥有庞大的社区、商业、学校、酒店等产业资源及线下流量,以地产、机器人、农业作为核心业务布局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这些资源既是碧桂园创投做投资的出发点,也是核心优势所在。


由此,碧桂园创投将关注两类投资,一类是并购类投资,旨在吸纳先进技术及资源以巩固集团主业,这类投资将主要围绕社区、机器人、现代农业等碧桂园现有业务板块的需求展开;一类是参股类投资,目标是寻找与集团主业有协同效应的优质投资标的,并以碧桂园的资源去赋能后者。


过去一年中,碧桂园创投也逐渐摸索出一套以场景驱动为核心的投资方法论。


场景驱动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是指从碧桂园主业衍生出的两个重要场景:地产开发和社区场景,以这两个场景的需求去寻找并选择投资项目;另一方面是指在判断项目价值时立足于场景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以市场关注度、项目数据好坏去作为评判标准。


代永波告诉界面新闻,去年3月份,贝壳找房在进行D轮融资时,投资团队对项目价值的判断存在一定认识偏差。但在对贝壳找房进行深度尽调,并与碧桂园集团业务部门充分沟通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最终,双方顺利达成投资协议。


另一个例子则是一个被否掉的热门项目。碧桂园创投团队曾看好一个市场热度非常高的公司,DAU(日活用户数)、MAU(月活用户数)等经营指标都非常优秀,但是在与业务部门交流及调研之后,意识到该项目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场景很难真正成立。


“当我们以场景视角重新看这个项目时,认为自己没法看透未来它能够成长为怎样的企业,是否有真正市场需求在,所以内部就放弃了。”代永波告诉界面新闻。


过去五年间,由于资金宽松和政策因素,国内一级市场进入一段空前的繁荣期。资金涌入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所谓热点、风口层出不穷。但自去年三季度开始,资管新规收紧了资金供给,市场开始进入寒冬期,一批追赶风口的投资机构在泡沫破灭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碧桂园创投的投资价值观是:不以热度去评判项目,不迷信互联网投资中奉为圭臬的DAU等运营数据,而是从商业需求和本质出发,关注企业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这种理性、独立的投资理念在今天正成为越来越多投资机构的共识。


寻找合作伙伴

与市场化财务投资机构不同,碧桂园创投在投资周期和投资标准上有许多不同的做法。


国内人民币基金多为“5+2”、“3+2”的存续期,即五年或者三年投资,两年实现退出。这会造成基金在三五年投资期结束后面临退出压力,无法对看好的产业或公司进行长线投资和布局。作为产业资本,碧桂园创投的优势在于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因此能够以更长远的眼光去评估项目价值,支持被投企业发展。


“我们寻找的是未来十年的优秀企业和商业领袖。”碧桂园创投董事总经理刘建说。


碧桂园创投的投资领域覆盖健康、教育、消费、物流、科技等新经济赛道。在每个赛道中寻找该领域内的合作伙伴,投后促成集团与被投企业的长期稳定深度合作。


这种寻求长期合作伙伴的思维意味着要在每个赛道中优中选优,只关注少数几家头部企业。相应地,这就要求投资团队必须建立一套严谨完整的投资流程,从投研、决策机制去把控项目风险。


“我们内部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容许出现项目失败的。”代永波说。据界面新闻了解,2019年碧桂园创投团队一共看了数百个项目,最终决定投资的仅有不到5%。


企业发展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人与事两项要素。在这两方面,碧桂园创投都有一套严格的评估标准。在事上,看产业发展空间、竞争格局以及未来终局;在人上,则要选择该赛道中最好的团队,评估企业创始人是否战略聚焦、核心团队是否有极强执行力和优秀的组织、人才体系。


蓝箭航天就是一个符合这两项标准的项目。从初次接触到最终敲定投资的五个月内,杜浩遍访了监管部门、产业上下游、潜在卫星客户、行业专家和公司管理团队、技术团队等十多人。与蓝箭航天创始人兼CEO张昌武进行了五次当面深聊,还不包括两人日常在微信、电话上的即时沟通。


最初接触这个行业时,杜浩是有些陌生的,火箭行业对普通人来说太过遥远。但随着调研逐步深入,他开始对这个项目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有点兴奋”。


民营火箭在国内属于新生行业,此前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有能力发射火箭。2015年左右,在军民融合政策影响下,技术和人才开始流动,以蓝箭、零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民营火箭公司创立。


作为投资人,杜浩认为自己的职责需要提出质疑。既要质疑蓝箭航天的管理和技术团队,也要质疑行业从业者、专家,更要向自己的团队提出质疑。在反复质疑及求解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判断项目的投资价值,判断风险收益预期。


经过细致的测算,杜浩认为国内商业航天前景广阔,五年内极有潜力诞生一家至少百亿量级的民营火箭公司,且中长期看“新航天”领域还有很大想象空间。另外,民营火箭领域存在非常高的政策和人才壁垒,头部公司的优势已经确立,后来者很难构成挑战。而在几家头部公司中,蓝箭航天无论是在技术路线还是产品定位上都契合市场需求。


此外,张昌武的管理和领导能力也令杜浩深感佩服。最初,杜浩对张昌武的金融行业背景有所疑虑,但在与张昌武多次深聊,与蓝箭航天的技术团队充分沟通后,他发现张昌武具备一种难得的领导魅力。


“他考虑问题的透彻度、全面性和长远性令我很惊讶,这在我所接触的企业家中是比较少见的。”杜浩对界面新闻说,“虽然不是技术出身,但他能够找到优秀的技术人才,并发挥人才的潜能,把事做成。在这种情况下,他管理企业的天花板就会非常高。”


在快速变化的一级市场,人们听惯了速度和狼性的故事,认为扎扎实实做市场调研,基于深入研究判断投资价值的方法不够性感。碧桂园创投坚持只有人与事两项标准同时成立,才会扣动扳机。实际上,正是这种严谨和克制的投资风格赢得了被投企业的信任。


张昌武告诉界面新闻,碧桂园创投团队从政策到市场需求,再到过程中的技术细节,经过事无巨细的调研,这种专业和敬业精神令他钦佩。此外,双方对于航天产业未来发展的认知有充分的一致性。这些都构成了彼此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拥抱新经济

在碧桂园创投,投资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联系非常紧密。从项目立项、预审、投决会到投后全流程都有业务部门参与。来自业务部门的视角会给创投团队很多参考性的意见,另外一方面碧桂园创投非常重视被投企业的投后服务,这些也需要来自业务部门的支持。


“我们做任何项目判断都会有一个基础,就是业务部门怎么看,未来会不会支持企业长期发展,是否能在投后把投前的承诺落地,这是我们相对于市场化财务投资机构的核心优势所在。”代永波说。


在大健康赛道,2019年4月份,碧桂园创投与腾讯、基汇资本一起联合领投了国内最大非公医疗服务平台企鹅杏仁。这轮融资金额为2.5亿美元融资,企鹅杏仁投后估值超过10亿美元。


企鹅杏仁高级副总裁卢静告诉界面新闻,在融资过程中接触过非常多投资机构,有国有背景、外资背景和纯财务投资机构。最终与碧桂园达成投资意向,其意义不仅在于财务投资,更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对于未来的产业协同有一致设想。


企鹅杏仁致力于解决现有医疗体系的诸多痛点,包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价格居高不下。互联网医疗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传统互联网医疗公司的劣势在于缺乏线下网点布局,难以将线上线下打通,将医疗服务真正落地。


企鹅杏仁的判断是未来医疗服务一定会是全流程打通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碧桂园创投对此非常认可,双方对于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有共识。


融资完成后,企鹅杏仁集团CEO王仕锐表示,未来2-3年内,企鹅杏仁将实现线下医疗机构的快速扩张,到2021年,布局的线下医疗机构将超过500家。


在市场上优质项目稀缺的背景下,好公司并不会缺乏投资机构的青睐,更在意双方对行业趋势判断是否一致,以及是否有资源对接。卢静告诉界面新闻,在这轮融资中,企鹅杏仁也希望能够有业务协同的投资机构进入,助力公司发展。


碧桂园在全国有庞大的物业资源和业主群体。通过投资,碧桂园创投期待企鹅杏仁在线下医疗服务的配套和线上互联网医疗服务上,为碧桂园业主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企鹅杏仁也期望通过服务碧桂园的庞大用户群体,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


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卢静告诉界面新闻,现在企鹅杏仁与碧桂园部分业务的协同已经开始推进。比如与物业管理部门对接碧桂园社区医疗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医疗服务的硬件设施提供和软件服务配套。此外,企鹅杏仁与碧桂园大健康、养老板块的合作也在探索中。


与碧桂园创投沟通的过程也令卢静感到有点意外,“最初会担心传统行业背景会对互联网医疗认知不足,但是沟通之后发现他们在消费、医疗和科技等领域都非常专业,对行业认知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与碧桂园创投合作。”


既有传统产业稳健、严谨、务实的作风,同时又不失对新经济的敏感与洞察力。行稳致远的碧桂园创投正在给国内一级市场带来一股新风。在寻找下一个十年细分赛道冠军的道路上,这家年轻的产业资本也将走得更远。

科技资本进入汉服领域,2020是汉服出圈年

艾媒咨询在2019年12月发布的《2019-2021中国汉服产业数据调查、用户画像及前景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汉服市场将在未来2-3年保持增长态势, 而2019年汉服销量预计将达14.1亿元。该报告指出,2018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达到204.2万人,同比增长72.9%。


而天猫此前发布的《2018年汉服消费人群报告》显示,2018年购买汉服人数的同比增长为92%,几乎翻了一倍。各家数据虽不统一,但汉服市场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艾媒咨询的调查,超过47%的消费者购买汉服是出于喜欢,而有40.3%的消费者认可汉服是一种流行时尚。古风服饰强势复苏,离不开抖音、微博等社交新媒体上网络红人的推波助澜。


2017年被誉为“第一网红”的李子柒2019年进一步在外网强势走红。她在视频中总是身穿汉服,以她全网接近2000万的粉丝数量和近30亿的累计播放量,汉服古风文化的宣传效果不言而喻。


李子柒

艾媒咨询预计,2019年汉服市场的消费规模或将突破十亿元。目前,针对汉服市场的投资主要仍集中在汉服品牌上,例如2019年获得C轮融资的盘子女人坊推出了“从一服饰”,而森马服饰旗下童装品牌巴拉巴拉推出了汉服系列产品。


在渠道方面,汉服销售仍以线下实体店和在线淘宝店为主。针对汉服领域的细分垂直电商渠道还未形成火候。该领域对新玩家有较大需求。


而2019年下半年相继上线的花夏APP和古桃APP就是该领域最新出现的两个新玩家。根据“Tech星球”率先报道,花夏APP在2019年11月上线,是一个针对汉服消费的社区型APP。


花夏APP的开机界面显示“记录汉服生活”。进入首页后,界面时尚看到,首页可以在“关注”和“推荐”两个菜单页之间切换,这部分主要承担社交功能和算法呈现。


比较特别的是“汉服图书馆”栏目,在该页面下,该应用的开发者声称,“收录了2009年至今所有原创正品汉服。”该图书馆对所有国风汉服做了分类,有唐宋明清等年代分类,也有价格区间和商品年代的分类。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功能筛选和查找到汉服店家和单品来完成购物。这里还设置了一个“关联动态”,如果用户关注的人关联了这款汉服,用户也能看到相关信息。


整个应用的界面设计和功能排版有点像汉服版“小红书”。


花夏APP首页。图片来源:黄姗

花夏APP“汉服图书馆”栏目页页。图片来源:黄姗

另一古桃APP则上线于2019年7月,同样瞄准汉服市场,古桃更像传统的汉服文化分享社区。虽然用户可以发帖宣传和推广自家汉服,但不像花夏那样为汉服品牌和定价入库。目前来看,二者定位还是有所区别。


古桃APP内页。图片来源:黄姗

目前这两款应用都处在非常早期阶段,但其背后都有强大的资本方在做支撑。


界面时尚在天眼查上查到,花夏APP的开发者是广州腰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实际控股人为广州虎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而广州虎牙就是游戏直播平台“虎牙直播”的实际运营主体。


而古桃APP的开发者是卓易畅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投资人则由阿里巴巴文化娱乐百分百控股。


除此之外,“Tech星球”报道称,市面上还有“汉服荟”等几款针对汉服人群而打造的社区平台APP。在安卓用户端,下载汉服荟用户累计达到479万。


汉服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吸引资本进驻,但汉服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不成熟、山寨丛生等问题可预计也将成为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花夏App这样通过建立正品汉服数据库来区别真假货,从而规范市场的玩家们也将越来越多。

艺术家组合!集体的创造如何影响艺术世界

特纳奖来了……图片来自电影《Otolith II》,2007年 图片来源:Otolith Group


2019年12月,入围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了一支四人团体,并以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人胜出)的形式获胜。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争议,社交媒体上人们感到惊愕,而《卫报》的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塞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沃尔德玛·詹努什扎克则在BBC广播四台上争执起来。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和泰·沙尼这四位艺术家说,他们“以共同性、多样性和团结性的名义”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这一举动呈现明显的政治色彩,艺术家平分了(而不是一位获胜者独自获得)4万英镑奖金,并公开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要求“保守党下台”。


《共同艺术:创意合作的艺术家们》一书的作者艾伦·玛拉·德·瓦赫特说,“从历史上看,集体总是与左翼观点联系在一起。这四位艺术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付出了行动,他们做出了牺牲。他们的举动有达达主义的姿态,暴露出艺术中的价值体系是多么荒诞。”


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泰·沙尼和劳伦斯·阿布·哈姆丹 图片来源:Sarah Lee/The Guardian

尽管特纳奖从未在这种情况下奖励任何团体,但此前确曾有过组合获得该奖项或获得提名的情况。在简·霍尔的Assemble工作室中,一群艺术家在2010年聚集在一起,并于2015年获奖。她说,合作通常是出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我们陷入了衰退。合作是试图重新认识权力关系,意识到在某个时刻,传统规则已不再适用,因此尝试不同的东西不会带来任何损失。”


在2010年被提名特纳奖的Otolith团体成员安贾利卡·萨加尔说,她与合作伙伴科德沃·伊顺合作的决定也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团体的营销策略的反击,也是对酷不列颠尼亚运动中名人崇拜的反击。它试图跨越国界,在电影团体之间建立联盟,并将跨国界的政治思想联结起来。”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个将合作变成政治宣言的艺术家团体。1960年代激浪派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日裔美籍艺术家小野洋子和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无政府主义活动来弱化其个人身份。Ray Gun Spex是1972年由观念艺术大师阿伦·卡普洛组织的一次“偶发”艺术,其主题是吉姆·戴恩和克莱斯·欧登伯格的建筑“环境”,并有卡普洛和美国艺术家艾尔·汉森一类人在这些环境中表演。当英雄式的孤独艺术家(几乎总是白人、男性且挥舞着画笔)以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洛克男子气概的作品为代表、并被艺术品市场所崇拜时,激浪派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德·瓦赫特说:“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体化的‘天才’艺术家成为了一种品牌,而人们对团体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即使只是协作运营,也是危险的,因为集体化被视为一种‘苏联化’的事物,艺术家会承担被冠以‘红色’的风险。”


“传统的规则不再适用……” 建筑团体Assemble于2015年的合影 图片来源:Sophia Evans/The Observer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就因被主流艺术界所忽略的身份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独立创作作品,但例如AfriCOBRA就是由一群非裔美国艺术家于1968年在芝加哥成立,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群族、非洲族谱”发展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被证明充满了合作模式,包括来自“地下室工作室”(Basement Workshop)和Epox的亚裔美国艺术家团体,以自己动手的方式运营作品展。在1971年,前者在“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的主题下,组织了首届唐人街街头市集,探讨了针灸和性病检测。


Epoxy的作品更为传统,但仍然颇具政治色彩,他们制作了壁画、施乐艺术(Xerox art),并于1987年制作了壁挂作品《三十六计》(36 Tactics),其中展出了一些世界领导人的照片(及当时的历史事件),旁边印有《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概述。由加拿大艺术家菲利克斯·帕兹、豪尔赫·宗塔尔和AA·布朗森创立的“一般观念”团体(General Idea)1987年创立于多伦多和纽约,,直到1994年帕兹和宗塔尔因艾滋相关疾病死亡,他们的作品集中于探讨艾滋流行病。1991年,他们创作了“一年的齐多夫定/一天的齐多夫定”(One Year of AZT/One Day of AZT),那是一个房间大小的装置,展出了一年可能吃掉的齐多夫定(AZT)药丸模型,其中包括五个棺材大小的药丸模型。


这种姿态在“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应。1984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国际绘画和雕塑展览之际,一些匿名的女性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这一团体。在该团体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女性参加了那场展览。该小组成员目前仍然在一起工作,但以大猩猩的面具遮盖自己的脸,并以诸如弗里达·卡罗、安娜·曼帝耶塔等已故女艺术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


抗议……“游击队女孩”中的维奥莱特·勒杜克和格特鲁德·斯坦 图片来源:Matt Carr/Getty Images

11月,在一场具有挑衅意味的活动中,该团体在最近重新开放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外的电话亭上,安装了一则广告,要求博物馆“立即将莱昂·布莱克和格伦·杜宾从董事会中除名,用黑色布帘遮盖布莱克和杜宾的展览馆,并在墙上贴上标签解释原因”。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布莱克和该机构的理事之一杜宾,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业务关系,后者于2008年因性犯罪而被定罪。


图为绷带乐队(Bandaged Orchestra)1965年在纽约卡内基大厅内举行的一场激浪派活动 图片来源:Truman Moore/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被选为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卡塞尔文献展是五年一度的德国艺术盛事。Ruangrupa不仅是第一个策划该展览的亚洲团体,也是2022年艺术展的首个团体策展人。“我相信,他们将以和以往策展人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舍说,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文化同理心——他们较少陷入目前仍然主导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自大陷阱。”


Ruangrupa于2000年成立,是在印度尼西亚独裁结束的两年之后,当时该国的艺术基础设施很匮乏。除艺术创作外,他们还组织讨论小组、举办工作坊和制作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区建立了一所非传统类美术学校。居住在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其艺术创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策展了上海双年展,目前正在为明年的横滨三年展做准备。该组织的莫妮卡·纳鲁拉说,尽管一些双年展和博物馆已逐渐接受团体作品,但艺术市场在这方面的速度却是滞后的。


“在金钱游戏中,关于‘艺术家’的想法仍然是很传统的一种——一个孤独的人在阁楼上咳血。我们刚开始展览我们的作品时,会被问到:‘你们如何能集体从事艺术创作?’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艺术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在英国五个最大的美术馆展出作品的385位艺术家中,只有六个是艺术家团体或组合。画廊主人、前艺术博览会负责人尼鲁·拉特南表示,尽管对于画廊而言,团体为参加和举办展览的全球飞行成本的增加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收藏家不感兴趣的并非团体的工作方式,而是作品的性质。“团体艺术家使部分商业艺术界感到紧张不安。它们通常是出于社会或政治原因、或是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姿态形成,这意味着它们的作品在销售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然而,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哈认为,团体作品仍有市场。萨斯特拉维贾哈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表了三个艺术团体:DIS、山寨双年展和GCC。他说,所有这些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萨加尔认为,团体创作应保留其乌托邦式的目标,而它仍可以对主流的权力结构形成制衡。“集体性是左翼的核心。集体包含共同的力量,并对右翼主义形成制衡,因为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并产生出可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复杂思维方法。”


纳鲁拉有着相似观点,认为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促使Raqs媒体小组在1992年形成,它至今仍在推动着他们。“合作是出于对政治和生活的某种(共同)态度。从本质上讲,我们相信集体行动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夏普陆祖荣:8K电视有望加速普及,更多夏普白电将进入中国

夏普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正在变得越来越积极。


在2019年夏普媒体沟通会上,夏普中国区黑电销售总经理陆祖荣表示,“8K+5G”会是夏普明年最重要的战略。


“打个比方,5G是信息高速公路,8K则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载体,二者缺一不可。”陆祖荣说,随着5G的普及,8K电视走进消费者家庭的时间也会更加临近。早在2017年,夏普就推出了两款尺寸的8K电视,且宣布量产。


市场研究公司IHS Markets在去年6月预测,今年8K电视显示器市场将从去年的38000台上升807%至34.5万台。但在更大的电视市场上,8K电视的份额还很微小,WitsView预估,2019年8K电视占整体整机出货比重仅约0.2%。


一方面,产业8K电视动辄上万元或者数万元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此外,消费者还有另一重考虑:买了8K电视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收看8K视频,因为观众能够收看到的绝大多数视频内容并非8K片源。


对此,陆祖荣表示,8K电视在今年降价与否,还要看具体的尺寸段,随着8K电视的制造成本往下降,55英寸的8K电视会在几年内逐步下探。而片源方面,他认为,作为显示设备的电视并不代表着8K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段,要想真正地普及,以及解决片源问题,还需要拍摄设备、信号传输技术的更新,而夏普正在为此布局。


陆祖荣认为,2020东京奥运会以及2022年在中国举办的冬奥会会让未来2-3年成为加速8K电视普及的关键时期,因为日本NHK电视台及央视都已经宣布要用8K技术直播这两场体育盛事。他预测,2020年,8K电视的销量在中国市场会有10倍的增长,而这正是夏普8K电视发力中国的好时机。


除此之外,2020年夏普在中国会继续实施“黑白共进”战略,除了黑色家电之外,白色家电也要加入中国市场竞争,明年夏普白电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会更有“存在感”。


中国消费者对于夏普更熟悉的还是以电视为主的黑电。根据奥维睿沃《全球TV品牌出货月度数据报告》,2019年上半年,夏普电视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为303万台,在海外品牌中排名第一。但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本就激烈,夏普的份额在中国有一定幅度的下滑,白电则可能成为夏普提振中国市场销量的兴奋剂。


目前,夏普的白色家电正在陆续上线各大销售渠道,包括京东以及几个线下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夏普中国区白电销售总经理杨乔山透露,在中国市场,夏普会更多推出比较轻的白电产品,同时根据渠道和用户的需求来推出产品,类似大规模定制化,可以搭载用户指定的某几项技术,而非将标准化产品直接输送给渠道销售。“夏普在中国几乎没有仓储,也不需要仓储,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直接从工厂做好发给他。”杨乔山称说。


他还表示,2020年,夏普白电会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来逐步导入,争取在2021年普及,未来会更开放AIoT,结交更多合作伙伴,以完整AIoT布局。


至于黑电,夏普在中国的销售策略是“以高带低、以大促小”,要求高端、大屏产品在销量中的占比上有更高提升。2018年,夏普64英寸以上的电视销量占比超过60%,陆祖荣预计,2019年这一数字将会提升至70%以上。


在沟通会上,夏普还介绍了一系列今年有可能推出的新品。其中,8K摄像机和照相机将于2020年中在中国市场上市。陆祖荣还透露,夏普已经掌握了可卷曲电视的技术,但其距离商业化和量产还需要一定时间。

离开乏味的加州:科技四巨头把纽约变成了14万从业者“新硅谷”

谈到科技和互联网,美国加州硅谷乃是全世界的产业中心和创新发源地,也是科技行业青年才俊向往的梦想公司聚集地,不过据外媒最新消息,随着美国科技巨头逐步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市投资布局、招募优秀人才,纽约正在变成硅谷的一个竞争对手,纽约市的科技业岗位已经增加到了14万左右。


据国外媒体报道,当Facebook在寻找纽约另外一个办公场地时,它有一个重要诉求:它迫切需要这个空间,这个写字楼必须足够大,容纳多达6000名员工,这个规模是Facebook目前在纽约雇佣人数的两倍多。


在该公司落户曼哈顿西部正在形成的巨大迷你城市哈德逊广场之后,现有租户被告知搬迁,一些建筑员工甚至在租约签署之前就开始快速改造建筑。


Facebook努力适应其蓬勃发展的业务,这是西海岸的美国科技巨头在纽约市扩张的一部分。快速扩张计划正把曼哈顿的大片地区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科技走廊之一。


四大科技巨头——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已经在哈德逊河沿岸,从市中心到曼哈顿下城设立了大型办公区,或者在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寻找新的写字楼,经常为了同一个办公场地相互竞争。


到2022年,这些科技巨头预计在纽约总共雇佣大约2万名员工。


补贴争议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长期以来都在努力将自己树立为硅谷的竞争对手。纽约市当然不会超越海湾地区成为美国的科技领导者,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争夺科技公司和人才。


纽约作为一个科技中心的崛起,正值长期主导该市经济的一些行业(比如金融业、媒体业、广告业)正在被新科技所改变,它们自身也越来越依赖软件工程师和其他高技能员工。


纽约的增长基本上是在没有市政府和州政府重大经济激励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去年,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在美国的第二总部落地纽约市,媒体报道称该公司获得了30亿美元的经济补贴和税收优惠,消息引发了外界强烈抗议。


这家零售巨头受到当地反对声浪的刺激,在去年2月突然取消了在纽约建设第二总部的计划。尽管速度较慢,但亚马逊时至今日仍在纽约市继续增加科技就业岗位。


尽管如此,亚马逊上个月宣布将在纽约市中心为1500名员工租赁写字楼,这再次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利用激励措施吸引大型科技公司来纽约的辩论。


亚马逊第二总部投资协议的反对者,包括皇后区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表示,亚马逊在曼哈顿扩张的决定表明,纽约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没有必要提供减税等待遇。


其他人回应说,该公司租赁的哈德逊广场写字楼空间与皇后区长岛市曾经规划的第二总部园区,以及亚马逊承诺在那里雇佣的25000人相比相形见绌。


吸引人才

科技公司正在选择纽约,挖掘其深厚的技术人才库,并吸引那些更喜欢纽约多元化经济而不是西海岸科技主导中心的员工。纽约也更靠近欧洲,硅谷公司的另外一个重要市场。


“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生活在更广阔的科技领域,惯性会把你带到硅谷,”非营利行业组织科技:纽约执行董事朱莉·塞缪尔斯(Julie Samuels)说。“这么多人想住在纽约,搬到这里,但是科技业工作机会不多,如今工作来了。”


谷歌公司发展如此之快,写字楼空间如此紧张,以至于它临时租赁了两栋建筑,直到2022年在曼哈顿荷兰隧道附近圣约翰终点站的一个更大的写字楼开发项目准备就绪。


在开始阶段,大型科技公司首先会在纽约市设立前哨站,雇佣少数员工。谷歌的第一个纽约雇员是销售人员,他于2000年来到曼哈顿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上班,这是该公司在加州以外的第一个“办公室”。


科技行业在纽约的写字楼曾经大部分都是销售和营销人员,他们需要更接近这里的客户,更接近推动城市经济的时尚、金融、媒体和房地产等行业。


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科技巨头在纽约的雇员组合已经变得类似于西海岸版本:主要是工程师和其他软件开发人员的组合。


在谷歌的纽约写字楼,高技术人才数量现在超过了他们在市场营销和销售部门的同事。亚马逊在这座城市有近800个职位空缺,其中一半以上是为开发者、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提供的。


“每一项业务和每一个平台都有相当健康的表现,”谷歌公司纽约对外事务主管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Floyd)说。纽约是谷歌除加州山景城总部以外最大的分支机构,“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加州上班。”


米歇尔的故事

2013年,科技顾问和投资人欧文·米歇尔将旧金山的Mashery公司卖给了英特尔,他说纽约市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新天堂,这些人不希望继续像加州硅谷那样、被同行业的人包围。


“年轻的工程师和许多人想在纽约工作生活,因为那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他说。"旧金山正在变成一个公司城,集中了大量科技公司,无论是职业还是个人生活,内容都是科技。”


米歇尔说,他的家人2014年在曼哈顿买了一套房子,计划一年中在旧金山和纽约分别生活一段时间。不过,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完全在纽约工作和生活。今天,米歇尔在纽约四家科技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根据纽约州审计办公室统计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市的科技岗位数量激增了80%,从2009年的79400个增加到142600个。(根据审计办公室的数据,包括会计师和律师在内的商业服务业是最大的私营部门,2018年雇佣了762000人。)


就业网站Glassdoor根据媒体委托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16年以来,纽约市科技行业的职位空缺数量已跃升38%。去年11月,纽约的科技职位空缺数量在美国城市中排名第三,为26843个,仅次于旧金山和西雅图(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


引发忧虑

在纽约成长的不仅仅是大型科技公司。普华永道报告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投资者向纽约地区的初创企业注入了逾270亿美元,在旧金山以外的地区排名第二。作为对比,在此期间,机构向硅谷地区的初创企业投资了近1000亿美元。


在纽约市,金融、零售和医疗保健等行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但平均工资高达15.3万美元的科技行业已成为纽约市的主要经济驱动力之一。


这引起了人们对该行业是否正在加剧收入不平等、让更多人负担不起纽约住房的担忧。


纽约“城市司法中心”的政策分析师齐亚娜·戴维斯说,四大科技公司“吸引了数千名拥有高等学位和工作经验的州外员工,并推动了前所未有的豪宅租赁、租金上涨以及写字楼和住宅交易量。”


她补充道:“毋庸置疑的是,纽约市的中等收入、低工资群体、贫困和失业居民承担不起豪宅住所,由于房租上涨,他们被赶出了自己居住的社区。”


房地产评估公司米勒塞缪尔的总裁乔纳森·米勒说,在纽约市内科技公司集中发展的地区,住宅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


米勒说,“我每周与经纪公司交谈两次,谈话中总是充满了关于科技行业的问题。如果有20000名高收入者加入进来,这可能会对本地房地产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预计未来几年,主要科技公司将发展成为纽约最大的私营租赁机构,与摩根大通银行等长期的主导者抗衡。


根据房地产公司库斯曼-韦克菲尔德进行的一项分析,在科技、广告、媒体和IT行业的公司中,谷歌和Facebook现在是最大的房地产租赁户,击败了康德纳斯特(杂志出版巨头)、新闻集团和华纳传媒(如今隶属于AT&T公司)等传统公司。


Facebook扩张计划

Facebook在纽约雇佣了2900名员工,最近在哈德逊广场签署了三栋建筑共计14万平方米办公场地的租约。除了为6000名员工提供空间,这笔交易还让该公司有机会接管另外几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开发项目。


据一位熟悉Facebook计划的人士透露,Facebook高管最初把目光投向了弗拉铁地区麦迪逊大道的一栋豪华写字楼,离公司现有的写字楼不远。


但随后Facebook的高管参观了哈德逊广场,对那里的便利设施印象深刻,包括商店和餐馆,以及到主要地铁线路的短途步行。


Facebook在11月份达成了一项协议,但Facebook方面要求在哈德逊广场30号和55号两栋建筑中的大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尽快准备好。


随后,Facebook员工们立即被带进来,开始准备办公场地,并搬出现有的租户。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向东两个街区之外,Facebook即将在宾夕法尼亚车站对面有107年历史的詹姆斯·法利大楼签署约大约7万平方米办公场地的租约。该房产也被称为法利邮局,目前正在由一些房地产公司进行翻新。


Facebook公司的2500多名员工最终可能会在那里工作。


“很难预测未来的增长,但我们相信纽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人才济济,”Facebook发言人贾米拉·里维斯说。她拒绝对公司在纽约的具体计划发表评论。


就在法利大厦以北,亚马逊公司最近签署了一份租约,租下哈德逊广场附近第10大道上一栋三万多平方米的建筑,足够1500名员工办公。社交媒体公司领英(LinkedIn)的纽约写字楼就在附近的帝国大厦,该公司最近表示,将在这座标志性建筑中再另外租赁四层的空间。


苹果计划

在纽约市扩张的硅谷大型科技公司中,苹果可能是最神秘的一家。


该公司在弗拉铁地区拥有写字楼,苹果高管们最近参观了该地区和哈德逊广场地区的写字楼建筑,但尚未签署租赁协议。苹果公司咨询租赁的空间比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少得多,大约为5000平方米。


对于在纽约的发展计划,苹果公司拒绝置评。


实际上,在纽约开拓业务的科技公司,不仅仅是科技巨头们。在每一个科技巨头背后都有大量的中小科技公司,他们已经在纽约落地,并且增在快速发展。


其中一家公司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大型“不知名”公司“数据狗”,数据狗为企业提供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应用软件,该公司去年9月上市,市值105亿美元。这家公司在纽约的写字楼拥有480名员工,而在三年前,人数仅为125人。

苹果CEO库克在2019年拿到近三年来最低年薪,较上年减少8%

除去股票价值不谈,2019年,苹果CEO蒂姆·库克拿到了近三年来最低的一笔年薪。


当地时间1月3日,苹果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一份2019年的监管文件,这份文件展示了苹果多位高管在当年所得薪酬。


最受瞩目的苹果CEO蒂姆·库克在本年拿到了1156万美元的年度总薪酬,该数字显示出了明显地下滑。这其中包括300万美元的基本工资,77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88万美元的津贴和其他补偿。


众所周知,苹果CEO的年收入由基本工资、现金奖励和长期股权奖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而对于库克来说,2019年的主要收入还是价值1.135亿美元的已归属苹果股票。加上工资和奖金,他在本年度拿到了1.25亿美元,但对比2018年的1.36亿美元还是下降了8%。


这一年,库克收入降低主要由于奖金变少。据界面新闻记者查阅,除去无太大变化的基本工资和津贴,库克在2016-2018年的奖金分别为537万美元、933万美元、1200万美元,同比增长一度达到了74%,但本年度的奖金额度却转为下降,降幅达36%。


这不是什么滑铁卢事件,仅仅是因为最近的两个年度有些特殊。


2019年,苹果的iPhone11系列并未激起市场的极大兴趣,导致该公司手机销量疲软而致营收和利润未达目标。据其财报显示,2019财年全年iPhone营收为1423.81亿美元,去年同期则为1648.88亿美元。而在XS系列出现的2018财年,iPhone的营收不仅超过了1600亿美元,而且同比增长18%,占苹果总营收比重接近63%。


苹果每年都将根据各种因素设定公司运营业绩目标,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条件和外汇市场变化。可以说,尽管苹果已然在2019年积极转型,但iPhone的表现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主要局面。


当然,受影响的高管不仅仅是CEO。苹果其他两位重要高管CFO(首席财务官)Luca Maestri和COO(首席运营官)Jeff Williams,均在2019年拿到了约为2520万美元总薪酬,对比2018年同为2650万美元的年薪双双下降了约2%。


不过,市场对苹果仍旧显示了相当强的信心。据悉,苹果近一年的股价一度攀升近80%。2019年1月3日,其股价首次突破300美元/股,当日收盘至300.35美元。中新网援引市场分析师观点称,2020年苹果股票将进一步飙升,有望升至350-400美元。


此外,据上文提及文件显示,苹果2019年雇员年度薪酬中位数的57596美元,苹果CEO的年薪与其比例为201:1。